二十世纪初德国同性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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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法律和医学史料来看，同性恋在二十世纪前的德国（以及西欧）就存在。新教改革后，中世纪时代由罗马帝国颁布的有关鸡奸的禁令逐渐被德意志各国的法律所代替。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王国分别于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４０年使同性恋非刑事化。但自从俾斯麦于１８７１年统一德国后，德意志帝国的所有邦国（除奥地利以外）都开始遵循普鲁士有关禁止男同性恋性行为的第１７５条款。在这期间，乌尔利克斯试图阻止１７５条款扩散到其它邦国，但响应的声音廖寥（参看本刊第２１期《历史回顾》）。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左右，德国却成为世界同性恋运动的发源地，柏林也成了欧洲同性恋者向往的麦加。
在德国发生这场变革有来自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横观当时西欧各国发生的变化，德国在这方面的相对落后使资产阶级自由派萌发了强烈的改革思想，希望通过变革德国从尽早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即使保守的王室集团也希望德国在文化和经济上走到世界的前列。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经济的发展使德国出现了一批“中产阶级”，其主要成员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虽然这批人依附于现行体制，但他们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因此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其次，工业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业的发展促使现代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工会的发展和它在争取工人权益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社会运动注入了活力。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和密度增大，同性恋文化的土壤开始形成。这时期德国警察对同性恋也呈现了宽容的态度，并停止袭击同性恋者聚会的场所。另外，十九世纪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普遍得到提高，这为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供了样板（无独有偶，后来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先驱大多为犹太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德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使基督教的训导地位开始下降，自然科学研究所具备的价值中立观念也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的研究。一些学者不再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性”这个倍受争议的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性学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形成。
这时期德国同性恋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人物是马格努斯·赫士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１８６８－１９３５）。赫士费尔德出身于犹太医生家庭，念完大学医科后在柏林附近开了家诊所。他的病人中有一位军官，在新婚前夜饮弹自杀。他临死前致信赫士费尔德，说明他自杀的原因是不愿在婚后过沉重的两面人生活。他请求赫士费尔德将这封信公诸于众。这件事给本人就是同性恋者的赫士费尔德造成了很大震撼，促使他下定决心探讨同性恋之谜，并为同性恋者的权益而奋斗。１８９６年，赫士费尔德发表了《萨福与苏格拉底：怎样解释同性爱》的小册子。他沿袭乌尔利克斯有关第三性的提法，认为有可能从外表上识别出同性恋者。虽然这些识别标准在现在看起来相当可笑（例如他认为男同性恋者的胯部比男异性恋者要宽，而女同性恋者的胯部则比女异性恋者要窄），但他试图通过这些外表特徵来说明同性恋乃是天生的特性。这时期德国警察对同性恋也呈现了宽容的态度，并停止袭击同性恋者聚会的场所。
１８９７年，赫士费尔德发起成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确立了三个工作目标：１）废除惩罚同性恋行为的第１７５条；２）教育大众正确地看待同性恋与同性恋者；３）鼓励同性恋者争取自己的权益。委员会起草了要求废除第１７５条的请愿书，并且征集到爱因斯坦、托尔斯泰、左拉、托马斯·曼夫妇和赫蒙·海斯等著名人士的签名。
虽然国会拒绝了这项请愿，但当时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国会上为同性恋作了响亮的辩护，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构成员为同性恋者的权益而呼吁。
为了估计同性恋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赫士费尔德于１９０３年在一所技术学校和一所煤矿分别展开调查。他向３０００名学生和５０００名矿工发信，信中附上一张明信片，由收信人填写他们是否被同性、异性或者两性吸引，然后匿名寄回给科学人道委员会。调查结果表明，１．５％的学生和１．１５％的矿工只被同性吸引，而４．５％的学生和３．１９％的矿工则是双性恋。在煤矿进行的社会调查比较顺利，但在学校举行的调查却受到极大阻力。右翼报刊称赫士费尔德企图引诱德国青年，还有六位学生以猥亵罪对他提出了起诉。最后赫士费尔德被判以２００马克的罚款和支付一切诉讼费用，但他在法庭上为自己的工作作了强有力的辩护：
“就在本星期初，该学校的一位优秀学生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服毒自尽。在我的病人中，也有一位来自该校的学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饮弹自杀。两星期前就在这所法庭，我出席了对两位敲诈者的审判，因为他们把我所认识的一位最体面的同性恋绅士逼上了绝路……这样的例子我能举出上百个，更不用提其它相似的事例。我觉得有必要提请世人对这个问题作一番严肃的探讨，以免以后当我们回顾过去时，为自己对某一部份人类所犯下的污蔑而懊悔不已。”
在这同时，另一批同性恋热心人士认为以科学宣传并不足以破除偏见，于是以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贝内狄克·福里德兰德为首的特殊人委员会于１９０３年成立。该委员会旨在联谊同性恋者，提倡复兴古希腊文化，宣扬双性恋，并认为同性恋是男子气概的终极表现，而许多会员本人就是已婚者（包括福里德兰德在内）。针对当时社会把同性恋者看成是第三性或中间性的看法，他们认为乌尔利克斯有关男性爱来自女性灵魂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把同性恋和双性恋这种普遍的现象归于双性人无法反映问题的复杂性。福里德兰德还批评当时医学界把同性恋归为病态，他说：“很多同性爱的事例根本不是疾病，也不是什么不正常。”在众多的批评之下，赫士费尔德也摈弃了第三性的观点。
与特殊人委员会宣传男性爱至上不同，科学人道委员会也包括女性成员，还定期为女同性恋者举办舞会等社会聚会。然而，由于女同性恋在当时不算犯法，因此女同性恋者的参与并不积极。虽然当时兴起的妇女运动中有不少领导人是女同性恋者，但她们不愿触及有关女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的话题。１９０４年在科学人道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安娜·茹艾灵女士感叹“（妇女运动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大组织至今还没有为她们无数的女同性恋姐妹的民权和社会地位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对大众进行任何有关女同性恋的教育，使她们的领导人免受嘲弄与讥笑。”直到１９１０年，当国会试图将女同性恋行为也列入第１７５条时，妇女组织才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同时也有更多的女同性恋者加入了赫士费尔德的工作。１９１１年，赫士费尔德与妇女保护与性改革组织的负责人海伦·施托克发表联合声明，称把女同性恋刑事化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声明进一步称这项法律“无助于消除性别歧视，而只会使非正义加倍。告密者和敲诈者更将肆无忌惮，同居一室的工作妇女将要忍受无休止的骚扰而又无处投诉”。第１７５条最终没能将女同性恋行为列为犯罪，这是人类历史上同性恋组织和妇女组织的首次联合行动。
德国的同性恋运动对西欧其它国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１９１１年，荷兰的同性恋者以赫士费尔德的机构为样板，成立了荷兰科学人道委员会。虽然荷兰于一百年前废除了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但新执政的天主教和新教党派联合政府将同性恋的合法年龄从十六岁提高到二十一岁。荷兰科学人道委员会采取了低姿态的工作作风，从社会的关键阶层如政界和知识界着手，展开静悄悄的说服工作。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并不刻意在舆论界抛头露面，使荷兰后来成为西欧对同性恋最表示宽容的国家。
当时一些德国同性恋者由于不满进步的缓慢，于是试图通过暴露名人来吸引注意力，以促使更多的同性恋者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特殊人委员会出版的同性恋杂志《奇异族》特地出版了小册子，称当时最强烈反对废除第１７５条的天主教中心党领袖卡普兰·达斯巴赫本人就是个同性恋者，而且曾受男妓敲诈。赫士费尔德当即表示反对这种激进作法。但同性恋确实被一些人用来炒起媒体新闻，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例如社会民主党虽然同情同性恋者，但还是在党报上揭露说当时最大的军火制造商阿尔福莱德·克拉普在意大利凯普利岛度假时，曾与当地的年轻男子有染。克拉普在新闻界的穷追急问下，掩饰私生活不成，自杀身亡。１９０７年，当科学人道委员会的请愿又达高峰，在全国已有两千人准备为此展开辩论时，媒体报导说德皇威廉二世身边的亲信就有许多同性恋者。随后的一系列法庭官司闹得舆论沸沸扬扬，使公众对同性恋的歧见有加，这给科学人道委员的工作造成了巨大打击。
１９１３年，赫士费尔德和布洛赫、摩尔等支持同性恋的医学工作者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性学与优生学医学会”。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科学人道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停顿。德国战败后，德皇退位，国会改国名为魏玛共和国，推行了一系列宪法改革，开始呈想出相对宽松民主的政治气氛。此时德国同性恋运动也进入了“黄金时代”，柏林成为当时欧洲的同性恋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同性恋艺术家和文学家纷纷造访该城，使柏林与以性自由闻名的花都巴黎遥遥相望。一个名叫德意志友谊协会的同性恋组织在柏林开办了活动中心，举办各种大型聚会，并出版周刊。二十年代德国共有三十份同性恋报刊杂志，还成立了一个叫“情爱剧场”的同性恋剧团，上演的剧目包括英国同性恋剧作家克利斯托夫·马娄的《爱德华二世》（注１）。
借着这种有利形势，赫士费尔德制作了历史上第一部同性恋影片《与众不同》，由当红小生康拉德·维特主演（注２）。该片叙述了一位同性恋小提琴家虽被两位女子所爱慕，但他却钟情一位年轻男子。几年前曾与小提琴家在一次同性恋舞会上结识的另一个男人此时提出了敲诈，使小提琴家因触犯第１７５条而被逮捕判刑，最后在狱中自杀。他所恋慕的那位年轻男子因为失去了他而无法面对生活，也准备自杀，但被一位医生劝阻。赫士费尔德客串了医生这个角色，他在影片首映前对观众作了如下讲话： “你们今天将看到的是一桩极其重要而又困难的事。困难，是因为是需要被去除的无知和偏见太根深蒂固了。重要，是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为这些人洗刷耻辱，而且需要废除法律上的陋规，而这种陋规可以与历史上把女巫、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送上火刑柱一样残忍。除此之外，生来‘与众不同’的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很多父母所希望知道的……今天你们看到的影片将有助于填补因缺乏启蒙而造成的空白，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将战胜错误，正义将战胜非正义，爱将战胜仇恨与无知。”
同年更具实际意义的大事则是赫士费尔德在柏林组建了性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起初由四名医生和他们的助手组成，从事医疗和研究，后来来自生物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的热心人士也开始加入，规模迅速扩大。除研究同性恋和为同性恋者提供免费咨询外，该所还开办婚姻和工作咨询，从事性病防治，举办节育和性教育讲座，并开设精神病疗程。研究所还设有一个法律室，专门帮助那些因触犯第１７５条和其它方面性犯罪的人提供咨询。研究所还有一个大型图书馆与博物馆，存有各种性学资料，包括上万册书与几万个病例档案。
这时期也有一些同性恋者试图通过其它渠道争取自由。赫士费尔德的学生科特·西勒认为光靠科学研究并不足以促成变革，于是他选择了从法律改革着手，寻求另一种工作途径。还有一些同性恋者认为社会运动应该从基层搞起，把社会活动与法律改革结合起来。１９２２年实业家弗利德里希·拉德茨威组建了人权联盟，并出版了几种同性恋杂志。
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承受着巨额赔款。赔款使德国在二十年代发生了灾难性的马克贬值和财政崩溃，此时以强调德意志种族优秀论的纳粹党开始成立，影响迅速扩大。纳粹党领袖希特勒谴责魏玛共和国是“性自由的温床”。赫士费尔德具有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双重身份，加上思想上倾向于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使他成了纳粹分子的眼中钉。１９２０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受到右翼分子的攻击，警察却熟视无睹。次年，他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打成脑骨破裂，第二天报纸上还登出了他的讣告（显然有人希望他被打死），纳粹党评论员在报上洋洋得意地说：“令人欣慰的是，赫士费尔德被打得鼻青脸肿，他那张雄辩的嘴再也无法接受他的一位弟子的亲吻了。”（注３）１９２３年，赫士费尔德在维也纳的一次集会上演讲时，一名纳粹青年向他开枪，结果使几位听众受伤。
赫士费尔德的同性恋身份也使一些医学界同行对他敬而远之。原来与他志同道合的摩尔医生在筹办柏林第一届性研究大会时，引人注目地没有邀请赫士费尔德参加，受到其他同行的质问，但摩尔解释说赫士费尔德的同性恋性倾向可能会影响大会讨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这期间的一些性学家虽然也支持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但他们不想介入任何政治与社会争议。尽管如此，赫士费尔德坚信“通过科学来取得正义”，与英国性学家蔼理士等人一起，组建了世界性改革联盟，并分别于１９２８年在哥本哈根、１９２９年在伦敦、１９３０年在维也纳和１９３２年在捷克的布尔诺举行了代表大会。
当时苏联已废除了沙皇时期的刑律，包括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有关条款，这使德国的同性恋活动分子与德国共产党联系紧密，而共产党各党派中也最旗帜鲜明地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１９２９年，期待已久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一些进展。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支持下，国会负责该方面事务的委员会以１５票对１３票通过了废除第１７５条的提案，并准备送交国会表决，但该年全球经济大萧条开始，很快席卷了德国，有关废除第１７５条的表决被无限期地耽搁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当时势力急剧上升的纳粹党对国会委员会的表决作了如下评论：
“恭喜你啦，赫士费尔德先生，但有朝一日我们上台，德国人决不会对这种法律有任何容忍……犹太人所有的各种恶魔本能中，最有害的就是他们对性关系的看法。犹太人总是想推行通奸、兽奸和鸡奸。我们民族社会党将很快用法律揭露和谴责他们。他们的努力形同淫秽和堕落犯罪，我们将对他们施以驱逐与绞刑来进行惩罚。”
从１９３０年起，赫士费尔德由于不满国内的形势，开始周游各国讲学，足迹踏至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期间他于１９３１年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学讲授性学。１０００多名大学生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听取了他的讲演。
尽管纳粹的阴云已经开始笼罩，但德国同性恋者在三十年代初仍享有较大的自由。１９３１年，反映女同性恋的影片《穿制服的女孩》。该片描写了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生曼纽艾尔爱上了一位女教师。独断专横的女校长得知这份恋情后，将曼纽艾尔关了禁闭，结果受到女教师和其他学生的谴责，威信急剧下降。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此片是“德国女同性恋者争取解放的最著名呼声……直接而有力”，但当时很多德国观众认为其主题在于影射当时普鲁士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冷酷。《穿制服的女孩》被评为当年德国最佳影片，并在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放映。
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上台，首先向左派力量开刀，德国的政治气氛迅速严酷起来。２月底，纳粹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诬陷共产党，并在全国实行报禁。
５月６日，就在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几辆卡车开到了性学研究所门前，一百名纳粹青年从车中涌出。在一个铜管乐队的伴奏下，他们冲入研究所，在里面肆无忌惮地进行打砸抢，造成巨大的破坏，而警察已事先被政府通知不得进行干预。同一天下午，几卡车的纳粹士兵来到研究所，进行了另一番洗劫。几天后，从研究所没收来的书籍和档案被堆放在柏林歌剧院前，在众多行人的围观下，这些珍贵的科学资料被付于一炬。当时赫士费尔德正在法国，几天后他在电影院里看到了自己的图书馆被焚烧的时事纪录片镜头，并得知纳粹政府已剥夺了他的公民权（注４）。
纳粹正式拉开了迫害德国同性恋者的序幕。
注：
１．克利斯托夫·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为十六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亦是名同性恋者。十四世纪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因“不爱江山爱美男”而被废黜王位。
２．《与众不同》的残缺胶片于１９７９年在乌克兰被发现，其它拷贝都已被纳粹烧毁。
３．１９１９年，５０岁的赫士费尔德结识了比他小很多岁的卡尔·吉斯（Karl Giese）。两人一见钟情，吉斯的智慧和才干使他不仅成为赫士费尔德的秘书，在性学研究所的工作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他在生活起居上也为赫士费尔德提供了悉心照顾。
４．赫士费尔德曾试图在法国尼斯重建性学研究所，但终因积郁成疾，于１９３５年在该城辞世。 他们比犹太人更早被“处理”掉了~~~~ 这个历史都有。。。 德国好像同性恋很严重啊 恩，德国同性恋的动静算是最大了。连德国外长、柏林市长都是。
柏林堪称同性恋王国的首都之一 说句题外话，威廉二世不是保守的君主，相反倒是一位开明和进步的君主。和公爵大人还有他的爷爷不一样，可惜了自身优缺点特别突出的因素最终葬送了他。 好在不是生活在德国。 否则小天王这样的大帅哥就是众人所向的目标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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