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熊风之高丽棒的逆袭（转）
引言：在趁东突厥和高句丽内乱而先后将其击破后，唐帝国一时间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霸主，大唐君臣也志得意满，弹冠而庆，并于高句丽故地设立了安东都护府，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都督府，试图将除新罗本土之外的朝鲜半岛全部化为大唐领土。
然而大唐虽然在第三次攻打高句丽时战果辉煌，但其成绩却有水分，这种靠对手内乱分崩才勉强得来的胜利颇有投机取巧的意味，唐帝国的军事实力其实并不具备对这些边陲之国的太大优势，所以仅仅在东北亚一隅，大唐的霸主地位就并不稳固，之后遭遇的局面也远比唐朝君臣事先预期的更为艰难，一旦对手不再内乱，唐帝国便遭遇了难以应对的挑战。就在唐朝君臣们还在之前靠讨巧得来的胜利之上高卧，正做着将朝鲜半岛全数化为本土的美梦的时候，却突然遭遇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步步为营的新罗、舍死忘生反抗唐朝侵略军的高句丽复国义军、横空出世的渤海国、日益强大的契丹……大唐有心无力，节节败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上的局面日益败坏，终至不可收拾。
由于大唐帝国惨败于新罗之手，最终几乎被彻底逐出朝鲜半岛，而中国史书又向有讳言失败，夸大胜利，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优良传统，所以唐史中关于唐罗战争的史料十分匮乏，各家史书对这段丢人历史的记载都少得出奇，而且遮遮掩掩，语焉不详。相较而言，新罗方面的记载则相对丰富一些，虽然如今的韩国因为频频篡改历史而臭名昭著，和中国一样，都成为知名的假史国，但在一千多年前，朝鲜半岛上的史官在记述历史时，还是比较客观地，至少比中国的史官要客观许多。尤其是一些僧侣所记述的内容，更是平实质朴，且篡史的动机也很小，所以这些半岛上的史料还是颇有价值地，是分析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唯有聆听双方不同的声音，用扬弃的态度去分别判断甄别，选择性借鉴吸纳，才能对这段历史得出更为客观的认知。
唐罗战争的情势其实并不复杂，持续时间也不长，原本应该一目了然。然而估计是中原史官认为泱泱大唐，败于小小的新罗之手脸上无光，所以非但刻意记述得含混简略，而且偏颇失真，非但连无可辩驳的百济易手都不肯正面承认，还厚着脸皮将大败的买肖城之战吹嘘为三战三捷，所以唐史在这段历史中殊不可信。相较而言，《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有胜有负，凡唐史中记载新罗发生过的败仗均坦然承认（新罗人打赢的买肖城之战除外），显见其客观性和可信度要高出许多。当然，《三国史记》中的记载也不能尽信，比如其记载于买肖城击败二十万唐军，就很可能有所夸大，但唐帝国最终被基本赶出半岛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唐在主体上败于新罗之手也是无须置疑地。
下面，笔者就依据唐罗双方史料，对这场战事做一个尽量客观的解析。
1、贪婪贾祸
攻占高句丽首都平壤后，在一片焦土之上，唐帝国于668年九月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派大将薛仁贵统率近三万驻屯军戍守，还将投降的高句丽王高藏立为辽东都督，受安东都护府管辖，令其担任薛仁贵的下属，建立了一个军管下的傀儡政权，意欲将整个高句丽故地都纳入版图。然而这种企图遭到了新罗的强烈抗拒，在668年以前，唐与新罗曾是盟友，共同打击高句丽和百济，但在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后，唐与新罗的矛盾就日益激化，不久便反目成仇。大唐欲图将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化为“本土”，而新罗则希望得到百济和部分高句丽的领土以壮大自身。为了争夺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权，双发很快就爆发了长达七年的大战。
由于实力不及高句丽，兼且新罗是一个半岛意识浓重的国家，因此对外扩张的野心远不及高句丽强烈，对辽东半岛也从无染指之念，唯一的愿望就是统一朝鲜半岛，先前之所以与唐朝结盟，共同灭掉野心勃勃的高句丽，是打着统一半岛，之后与大唐和平共处的念头。然而这却不过是新罗一厢情愿的想法，笔者认为，唐廷趁半岛内乱，以军事援助为由介入半岛事宜，绝不仅仅是要把高句丽这个野心勃勃的对手易为一个无害的邻居新罗，很可能还有在站稳脚跟后，继图新罗，进而彻底囊括朝鲜半岛的野望，而这种野心在攻灭高句丽后便很快彰显出来。
之前唐与新罗联手灭掉百济，但在熊津山会盟时，唐朝于百济故地设立了五个都督府，七十二县，驻军五千，直接将朝鲜半岛西南部纳入自己的统治。新罗出兵出粮，付出巨大代价帮助唐帝国灭了百济，又扑灭了百济复兴军，立下大功，本指望能分到一块百济故地，可最后却没能得到丝毫好处，因此对大唐极度不满，只是因大敌高句丽未灭，所以才顾全联盟大局，隐忍不发。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怨气，所以当668年唐罗再次合作，南北夹击高句丽时，新罗人便做战消极，而这又令唐廷感到不满，于是唐罗间裂痕更深。不过由于高句丽内乱，贫弱不堪，所以貌合神离的唐罗联军最终还是成功地将其灭了国。李世民征辽时为得新罗相助，曾经许下承诺，在灭高句丽后，将大同江和元山一线以南全部划归新罗。虽然李世民最终铩羽辽东，此约一时无法兑现，但约定却始终存在，新罗也正是因为大唐许下此诺，才一直任劳任怨地襄助唐帝国攻打高句丽，自己也因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好不容易灭掉了高句丽，新罗人眼巴巴等着大唐兑现诺言，可大唐这个宗主国的表现却令新罗人嗔目结舌。
在灭掉高句丽后，唐廷贪欲大炽，遂背信弃义，不仅于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将与新罗共同夺取的高句丽故地尽收囊中，还逼迫新罗将之前独自从百济手中抢来，早已纳入版图的一大片土地交出，纳入安东都护府管辖，至于李世民当年的承诺，更是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平心而论，大唐非但不分给新罗半点许诺的土地，还强抢对方自行攻取，早已纳入版图的领土，实可谓欺人太甚，摆明了就是仗恃国大兵强，欺负新罗这个小国。此等不信不义的行为激起了新罗人的普遍怨恨，最终将这个多年的盟友逼成了敌人。
新罗不甘被大唐如此欺压，虽然没有明着翻脸，却在暗地里搞了一些小动作，不仅蚕食了一些百济故地，还收纳了一些百济遗民。唐廷得知此事，十分恼怒，马上严辞责问。此时新罗的态度还是比较恭顺地，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669年）夏五月，遣<祇珍山>级湌等，入<唐>献磁石二箱，又遣<钦纯>角干 、<良图>波珍湌 入<唐>谢罪。”新罗文武王大概是认为自己付出很多，小小捞点好处，也在情理之中，虽然会令大唐不快，但自己马上遣使谢罪，给足唐帝国面子，大家各让一步，也就相安无事了，然而大唐的骄横却出乎他的想象。
670年正月，唐廷将带着礼物前来谢罪的新罗使臣金钦纯和金良图扣留，一段时间后将正使金钦纯放回，而副使金良图则继续被软禁，最终莫名其妙死于狱中（“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从“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中的“再”字，可以看出此次已经不是大唐第一次囚禁新罗使者了。
新罗一再遣使赔罪，大唐却不依不饶，频频出现傲慢且轻辱新罗的举动。两国相争尚且要礼待对方使者，大唐自诩为礼仪之邦，可其为难前来赔罪的臣属国使者的行为，却委实显得狭隘浅薄。金良图是重臣，他以使者身份蹊跷地死于大唐狱中，这是性质恶劣的外交事故，也可以视为大唐对新罗丝毫不留情面的羞辱。此次事件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新罗终于忍无可忍，遂决意用更为强硬的姿态与大唐争夺半岛。
670年3月，新罗文武王遣大将薛乌儒配合高句丽旧将高延武，二人各率精兵一万渡过鸭绿江，攻取了唐军（含靺鞨部）把守的要冲乌骨城（今辽宁凤凰山）。据《三国史记》记载：“至<屋骨>，□□□<靺鞨>兵先至<皆敦壤>待之。夏四月四日，对战，我兵大克之，斩获不可胜计”，唐与新罗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据文理和常情判断，“靺鞨”前的三个空缺可能是“唐军与” 三字，因为当时边境上的许多地区都是由唐军与当地附唐的部族军共同驻守地。乌骨城北望辽东，东接鸭绿江水路，西南通白岩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新罗和高句丽联军攻占乌骨城后，既能轻易进攻留守半岛北部的唐军，也能阻止唐军从辽东增援平壤，更能将唐朝的注意力吸引到辽东一带，以利于之后新罗在百济的军事行动，可谓一举数得，一战而获先机。
2、高句丽人的复国梦
高句丽人自亡国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反唐的斗争，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大唐号称灭亡了高句丽，其实在攻破平壤前，只不过攻克了新城、扶余、平壤等寥寥几个城池而已。直到高句丽王投降后，才又有一些城池表面上归顺（实则闭门自守），可就算加上这些也总共不过只有十四个城池归附，还不到总数的一半，包括当年让李世民铩羽而归的安市城在内，仍有十八个城市连口头上的归附都不肯做，坚决抗击大唐侵略军。所以即便是在安东都护府势力最大时，所能直接掌控的，也只不过是朝鲜半岛西北部，从鸭绿江到平壤间的狭长平原地区而已。等到剑牟岑和安舜振臂一呼，众多城池马上便闻风景从，共同抗击入侵的唐帝国。
而在民间，高句丽遗民的反抗更是接踵而发，大唐应接不暇，不得不釜底抽薪，强迁高句丽“二十余万口回唐”。唐朝原本试图通过先占领，再归化，最后将高句丽故地变为本土的方式来一步步实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大唐化”，但大规模强迁的进行，则清楚说明大唐很快便对教化高句丽遗民感到了信心不足。而大唐这种逼迫百姓背井离乡的暴行更令大批原本想反抗，却又畏惧犹豫的高句丽百姓下定了决心，纷纷舍出性命反抗唐朝侵略军，最终激起了规模宏大的剑牟岑起义。
薛乌儒和高延武攻取乌骨城的行为清楚表明了新罗反唐的意图，而广大遗民也因强迁令而怨声载道，原高句丽将领剑牟岑见事有可为，便于670年六月挟民怨和高句丽遗民的拳拳复国之心，在大同江畔聚众反唐，试图复兴故国。起义爆发后，各地百姓群起而应，抛家舍业相从，复兴军迅速壮大，很快便攻克平壤，还扶持高句丽王室安舜在百济故地建立了高句丽复兴政权。
剑牟岑起义标志着高句丽遗民在新罗人的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兴运动，由于安东都护府在高句丽故土上的统治本就相当薄弱，立时便落入风雨飘摇的窘境之中。唐军被士气如虹的复兴军打得节节败退，安东都护府被迫回撤到辽东州。而早有积怨的新罗也趁机对百济故地发起进攻，令唐帝国在辽东地区本就吃力的局面更是变得雪上加霜。
3、百济易手
新罗一面出兵一万协助高句丽复兴军复国，一面趁大唐被复兴军打得焦头烂额之际，于670年七月出动主力，对已经被大唐纳入版图的百济故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举攻陷八十二座城池，斩杀五千唐军和七千百济仆从军，击伤击溃无数，还将唐廷委任的各县县令处死，唐罗战争自此大规模爆发。
在大败之后，残余的几万唐、百联军死守熊津都督府所在的百济旧都泗沘城和剩余的几座小城，苦苦支撑。唐廷得知百济局势危急，赶忙委任刚在青海惨败，丧师十余万，被免职在家的大唐战神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令其统军自海路救援辽东。671年六月，援军到达百济，会合百济残存的守军（有唐军也有百济仆从兵），与新罗战于石城，结果唐、百联军遭到了新罗军的迎头痛击，被“斩首五千三百级”，两名百济将军、六名唐军果毅被俘(《三国史记》:“六月……遂与<唐>兵战于<石城>，斩首五千三百级，获<百济>将军二人、<唐>果毅六人。”）当时每个折冲府有兵千人上下，而一个折冲府又分为左右两个果毅，所以此次仅这六名被俘的果毅麾下就有三千士兵，其中大量士兵估计都随他们的长官被俘了，并不在被斩首的行列，所以此役唐军的实际损失要远大于五千三百。
新罗知唐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于是随后便出兵打击唐军的补给线。671年十月，新罗水师攻破唐军护粮船队，击毁粮船七十余艘，斩首千余唐军，唐军溺水而死者更是不计其数，督运粮草的莱州司马王益和兵船郎将钳耳大侯等中级将领被俘。（《三国史记》：“冬十月六日，击<唐>漕船七十余艘 捉郞将<钳耳大侯> 士卒百余人 其沦没死者 不可胜数 級當千”。）
石城大败和粮船被劫沉重打击了大唐援兵和熊津都督府残余力量的士气，唐军也因补给困难而处境维艰，新罗军则士气高涨，先扫荡外围城池，再对熊津都督府形成合围之势，逐渐控制了百济故地上的大部分领土，唐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熊津府城等寥寥几座城池。薛仁贵非但无力收复百济失地，连自保都成问题，完全无法达成先前的战略目标，表现着实令人失望。宰相魏元忠便曾因此上书弹劾薛仁贵，指斥他作战不力，毫无建树（“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
虽然在百济战场上，唐军远非新罗人的对手，但仍然在薛仁贵的指挥下负隅顽抗，不肯放弃百济。672年初，在百济战场上占尽上风的新罗军对熊津府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新罗军兵分两路，分别进攻古省城和加林城，古省城很快就被攻克，加林城守军较众，新罗军猛攻数次均不能下。（王遣将攻<百济><古省城>，克之。二月，攻<百济><加林城>，不克。”）
此后的战事在罗、唐双方的史料中均未提及，但结合前后记载可以基本推知其概况。据《三国史记》记载，672年九月，新罗置百济旧都泗沘城为所夫里州，同时还肃清了内部的亲唐分子。由所夫里州的建立能够基本确定，此时唐军的大本营泗沘城已经易手，熊津都督府名存实亡。而据《全唐文补遗-录文第七册》记载，在河南洛阳，曾发现了咸亨四年（673年）五月的一篇薛仁贵造像记，这证明了薛仁贵于673年五月前便已经回到洛阳。从675和676年薛仁贵再次领军进攻新罗可知，他并不是因先前屡屡战败而被唐廷半道免职地，那么如果此时百济战事尚未结束，他这个主帅自然不可能安居洛阳，所以显然百济战事于673年五月之前便已结束。
就在新罗主力于百济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北线唐军也于672年八月在石门大破复兴军，在高句丽故地上取得了绝对的战略优势。在这种复杂情势下，新罗文武王于672年九月上表请罪，还将所俘的唐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等人送还，并释放了一百七十名唐军俘虏（估计就是记载中随钳耳大侯一起被俘的百余唐军）。这些被释放的官员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员，熟知百济情势，新罗人应该不会在百济战事尚未结束前就将他们释放，由此也可推知此时在百济战场上大局已定。
综合各种因素，基本可以确定，在672年九月前，新罗已经攻占了加林城和熊津府城，在百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残了薛仁贵部，薛仁贵无法继续在百济立足，被迫率余部自海路撤回国内。在大局已定后，新罗置百济旧都泗沘城为所夫里州，将百济故地彻底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新罗此次虽然态度谦卑地遣使请罪，但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新罗军主力刚刚在南线战场上大破唐军，攻占了百济全境；虽然复兴军在北线失利，但唐军击败的不过是新罗的偏师和一群高句丽遗民，还是侥幸趁其内部不和才勉强取胜地，所以唐军在面对新罗主力时，并不具备什么优势，所以新罗人根本就不畏惧唐朝，这仅从新罗只归还了一百多战俘，却不肯归还之前在石城大战中俘获的大量唐军便可见端倪。而且金法敏虽然在请罪表中以臣属自居，但对自己攻取百济故地的行为毫无愧意，反倒对熊津都督府大加指责，所谓的请罪表中的言辞，与那种势弱下卑躬屈漆的乞和书有着天壤之别。新罗此次与大唐开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百济故地，如今目的既然已经达到，而唐军又在北线战场上占据了优势，那占到实惠的新罗于九月向唐归还战俘以示好，并遣使谢罪，给大唐一个台阶下，从而试图促成和谈，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表面恭顺，实则说一套做一套，私底下蚕食扩张不断，谋取切实利益的策略半岛人用得非常娴熟，当初高句丽就是这样一次次耍了杨广，用诈降、请罪之类的低姿态反复争取时间，但在实际利益上却寸土不让，最终成功击败了百万隋军。新罗是一个比高句丽更加狡猾、务实的国家，而且始终把自己定位为小国，并不太在意虚名，从来不会公然与唐帝国翻脸，尤其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或不利时，选择低调服软，缓过一口气就继续攻城掠地，打起来毫不留情，有时甚至服软和扩张同时进行，这种诡异的行事风格贯穿了整个唐罗战争，所以不要把新罗的请罪看做是山穷水尽下的屈膝认输。
而此时唐廷也在做着表面文章，虽然被新罗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都搞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却仍然没有将新罗列为叛逆。可以说，双方都留下了余地，做足了表面功夫。可笑一些历史知识贫乏的人，或是别有用心之辈，抓住“请罪”二字不放，反复宣扬，洋洋得意，好像新罗人此时真地对大唐很恭顺似的，这种想法委实浅薄可笑得很。
4、复国梦的破碎
新罗军于670年七月大举进攻百济，八月一日，新罗王金法敏便正式册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招聚高句丽残众，掀起更为猛烈的复国运动，从而牢牢牵制住北线唐军，以策应新罗在百济故地的军事行动。就在新罗人于百济故地频频取胜，多次重创薛仁贵统帅的南线唐军的同时，在原高句丽的国土上，北线唐军正与高句丽复兴军和前来襄助的一万新罗偏师展开激战。在战争前期，由于高句丽人的复国行动得到了新罗的支持，又深得民心，所以一度曾大败唐军，还攻取了安东都护府所在的高句丽旧都平壤城，迫使安东都护府逃往辽东州，由此也能看出，唐帝国在辽东当地的驻军并不是复兴军的对手。 唐廷闻知占领区百姓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国救亡运动，不禁大为震怒，立即调遣重兵前往镇压。高侃统一万唐军，李谨行率三万靺鞨军自陆路兼程赴援，于670年九月抵达平壤附近，深沟高垒，暂时稳住了战局。671年七月，四万唐军破复兴军于安市，复夺平壤，安东都护府又随军迁回平壤城。但之后唐军的进展并不顺利，战局陷入胶着，直到672年八月仍滞留在平壤一带，无法突入半岛南部，策应百济战局。而由《新唐书-东夷传》中记载的“平壤痍残不能军”也能看出，当时在平壤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 到了672年八月，也就是百济战事基本结束之时，僵持的局面出现了变化，高侃和李谨行所率的四万唐军在平壤附近的白水城被击败，被“斬首數千級”，退至石门。复兴军大举追击，唐军在石门大破八万新罗与高句丽联军，反败为胜。（《资治通鉴》记载此战发生于十二月，因九月新罗请和，故《三国史记》所载的唐军于八月大捷更为可信。） 此次唐军能够反败为胜，并非是因为自身骁勇，或指挥高明，而主要是因为运气好，正赶上复兴军内部出现了问题。《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中对此战的经过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唐>军与<靺鞨>，营于<石门>之野，王遣将军<义福>、<春长>等御之，营于<带方>之野。时，长枪幢独别营，遇<唐>兵三千余人，捉送大将军之营。于是，诸幢共言：‘长枪营独处成功，必得厚赏，吾等不宜屯聚，徒自劳耳。’遂各别兵分散。<唐>兵与<靺鞨>，乘其未阵击之，吾人大败，将军<晓川>、<义文>等死之。……随上将军出<芜荑岭>，<唐>兵追及之。<居烈州>大监<阿珍含>一吉干，谓上将军曰：‘公等努力速去。吾年已七十，能得几时活也！此时是吾死日也。’便横戟突阵而死，其子亦随而死。” 在此役中，新罗人起初打了胜仗，斩杀数千唐军，原本占据上风，本已掌控了战场的主动权，但因为长枪幢生擒三千唐军，立下功劳，所以遭到众人艳羡，导致“各别兵分散”，不仅分散了力量，还放弃了先前牢不可破的阵势，才被唐军趁其变阵之时突击攻破。显而易见，唐军此次固然有准确把握战机之长，但终究是捡了个漏，以其之前一年多都无力进展，又新败受挫来看，在复兴军主力面前，唐军的战斗力并不具备优势，甚至还落于下风，如果复兴军团结一心，唐军很可能会被对方击败，只是复兴军内部不顾大局的争功心态造就了唐军的胜捷而已。 672年九月，唐、罗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在之前的数年大战中，唐帝国镇压了高句丽遗民轰轰烈烈的的复国运动，而新罗则成功从大唐手中夺取了百济故地。新罗人见好就收，遣使向唐廷请和，并送还了一些之前俘虏的将领和士兵。唐廷接受了俘虏，却又下令前线的唐军再次发动进攻。673年闰五月，李谨行再次催动北线唐军，大举进攻复兴军余部。由于复兴军主力已经在先前的石门大败中丧失大半，无力再与唐军抗衡，遂败于瓠泸河（今临津江）西，被俘获数千人，残余的复兴军大多退入新罗境内，唐军把锋头推进到今三八线一带。 673年九月，趁新罗威信最高的大将金庾信新丧，高官阿湌<大吐>又谋划叛乱投唐之机，李谨行挥军南下，试图攻入新罗北部本土，却在强攻瓠泸河和王逢河（汉江下游段）时连败九仗，狼狈退回。此战在《三国史记》中有明确记载：“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余级。唐兵溺瓠滤、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也有某个版本的《三国史记》记为斩首二百，但考虑到斩二百根本不足以击退数万唐军，所以“二千”的数字更为可信。 经此大败之后，唐军发觉自己并无南下新罗本土的能力，唯有退而求其次，着力于肃清势力范围内并未撤入新罗，还在坚持战斗的复兴军余部。据《三国史记》记载：“（673年）冬，<唐>兵攻<高句丽><牛岑城>，降之。<契丹>、<靺鞨>兵攻<大杨城>、<童子城>，灭之。”即唐军不仅迫降了孤立无援的牛岑城（今北朝鲜开城），还屠灭了大杨城和童子城（如果只是攻取，《三国史记》中一般会像记述石岘城丢失一样记为“拔之”、“降之”，而非“灭之”）。 此时唐军被迫止步于瓠泸河和王逢河前，难以寸进；复兴军在石门大败中元气大伤，也完全无力反攻；新罗主力虽然刚刚重创了薛仁贵率领的南线唐军，士气正盛，但立足未稳，正急于巩固自己在百济的统治，又担心薛仁贵残部再次反扑，所以也不敢大量调往北线做战；此时新罗对大唐用兵的战略目标（即攻取百济）已经实现，短期内无心再大举用兵；兼且唐、罗双方都被三年多残酷的拉锯战拖得疲惫不堪，一时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在674年中，两军都偃旗息鼓，休养兵卒，以待来年大战。
5、唐军败绩
为了打开僵持的局面，唐廷于674年向辽东增派了援军，委任名将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援军前往辽东战场。675年伊始，唐军率先打破平静，对新罗发动了大举进攻，唐罗战争再次开幕。笔者认为，此次援军的数目应该较众，唐军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先前的四万之数，所以才有能力打破僵局，发动攻势。
这次进攻在《三国史记》中记载得较为详细：“靺鞨入阿達城劫掠 城主素那逆戰死之 唐兵與契丹 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 靺鞨又圍赤木城 滅之 縣令脱起率百姓拒之 力竭倶死 唐兵又圍石岘城 拔之 縣令仙伯 悉毛等 力戰死之 又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 皆勝之 斬首六千四十七級 得戰馬二百匹。”
这段记载中没有明显的时间标注，几次做战的顺序也比较混乱，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据《三国史记素那传》记载：“上元二年（675年）乙亥春，<阿达城>大守级湌<汉宣>，教民以某日齐出种麻，不得违令。<靺鞨>谍者认之，归告其酋长。至其日，百姓皆出城在田，<靺鞨>潜师猝入城，剽掠一城，老幼狼狈，不知所为。”结合上面的史料可知，在675年春，唐军首先偷袭了边境小城阿达城，并将城内百姓劫掠一空。
675年二月，唐军在七重城外击败新罗军，《三国史记》中记载：“二月，<刘仁轨>破我兵于<七重城>。”《新唐书-高宗本纪》、《旧唐书-高宗本纪》、《新唐书东夷传》和《资治通鉴》中也都记载刘仁轨仅仅是在七重城旁击败了新罗军，而没有攻取城池。《三国史记》中还记载：“唐兵與契丹 靺鞨兵來 圍七重城 不克 小守儒冬死之”，其中“不克”二字更是清楚说明七重城未被攻下。不过唐军也确实花了力气攻城，守军中有名号的大将小守儒冬战死。但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宣称“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新唐书-刘仁轨传》中也沿用了这种攻取七重城的论调，几处史料并不一致。由于新罗人对之前和之后的城池丢失均如实做了记载，向无避讳，应该没有必要独独于此末节之处作假？而某些唐史撰写者却向有夸大战果的动机，所言不可尽信，所以七重城多半是没有被唐军攻取地。
据《资治通鉴》记载：“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 由此可知唐军在攻七重城未遂后，又派出偏师，自海路袭扰了新罗南境。之后刘仁轨被调回国内，北线唐军由李谨行接掌，并继续发起了进攻。由《三国史记》中的记载可知，赤木城和石岘城也先后被唐军攻破（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不能确定是在买肖城之战前还是后，但由于九月前没有其它做战的记载，所以发生于九月之前的可能性较大）。
675年九月，罗、唐战争发展到了白热化阶段。先前被新罗主力逐出朝鲜半岛，返回国内的薛仁贵再次领军，自海路从半岛南部登陆，向泉城（汉江一带）发起进攻，其目的应该是要策应北部李谨行的陆军，结果薛仁贵再次大败亏输。《三国史记》中对此战记载详细：“秋九月，（薛仁贵）来攻泉城，我将军（文训）等，逆战胜之，斩首一千四百级，取兵船四十。（仁贵）解围退走，得战马一千匹。”在击败薛仁贵部后，新罗随即乘胜直捣唐军的大本营，与重兵驻扎于买肖城附近的李谨行部唐军主力展开决战，结果新罗人取得了决定性的大捷，唐军伤亡惨重，全线崩溃。
此次薛仁贵和李谨行南北夹击，协同进攻，颇有一战功成之志，结果却一败涂地，战况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就是对面的敌人已经从先前的新罗偏师、新罗地方驻军、高句丽义军这些二流战力，变为了新罗的野战精锐部队。此时新罗主力已经在百济战场上对薛仁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残了薛仁贵所率的南线唐军，并稳固了百济战区，从而能够腾出手来，到北线与李谨行部的唐军主力做战。
当南线的薛仁贵和北线的李谨行部唐军主力相继溃败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唐军由进攻变为溃退，先前在北线取得几次小胜的偏师也不得不放弃三座城的战果，加入溃逃行列。唐军被迫在朝鲜半岛上全线收缩，不仅放弃了复夺百济故地，连原高句丽南部地区也拱手让予新罗。新罗人则乘胜大举追击，“又我兵與唐兵大小十八戰 皆勝之 斬首六千四十七級 得戰馬二百匹”，这段话应该是新罗人在追击溃退的李谨行部唐军时，对战果做出的描述，新罗军连胜十八仗，斩杀唐军六千多人。节节败退的唐军直至退到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北岸后才稳住阵脚，也或许这里就是唐军撤退前定好的底线，所以退至此处后便据江而守。而新罗人追击到此处后，也没有继续进攻，将唐军彻底逐出朝鲜半岛，两军遂在大同江一线形成僵持态势。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并非是唐军在退至大同江后稳住了阵脚，令新罗人无隙可乘，从而在朝鲜半岛北沿残留了一线之地。而是新罗人在夺取平壤，占领了大同江以南的全部领土后，主动停止了进攻，没有继续北进追击，否则溃败的唐军在当时是守不住大同江防线地。而新罗人的攻势之所以止步于大同江，正是因为这里恰是当年李世民征高句丽时，对新罗许诺的疆界分配线，所以在唐朝毁诺（灭百济和高句丽后不按事前约定分给新罗人战果）后，新罗人只是出兵取回自己应得的“酬劳”，却并不多抢多占。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新罗兵锋止步于大同江，以及在大捷后还主动遣使请和来看，这个国家还是相当知情识趣地，并非那种贪得无厌之辈。
笔者认为，新罗人此次之所以没有乘胜继续进攻，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来新罗是一个典型的半岛国家，意识上与高句丽先天不同，对半岛之外的辽东地区（大致为今辽宁省）没有太大的兴趣。二来新罗文武王深知唐朝国力和人口都远胜于自己，只是李治担心重蹈杨广覆辙，且要留军防御吐蕃，所以才没有倾国而来。中原帝王素来最重虚名，一旦激怒高宗，迫其不惜代价与自己玩命，必将是两败俱伤之局，所以虽然取胜，却也不敢太过嚣张。三是新罗刚从唐帝国手中夺取了大量土地，吸纳了大批被大唐灭国的百济人和高句丽遗民，由一个单民族国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成分复杂、矛盾交叠的多民族国家，急需时间和安定的外部环境来消化胜利果实，吸纳笼络各支势力。也正是因为前两个原因，唐帝国在之后的日子里，才能对辽东地区保有名义上的控制。
6、买肖城之战
买肖城之战是唐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但至今却仍然扯皮不休，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
《三国史记》中对买肖城之战记载明确：“<公元675年九月>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仗，称是。遣使入<唐>贡方物。”但《新唐书》中却将此战记载为：“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双方均宣称自己是胜利者。
纵观双方对唐、罗战争其它环节的记述，我们能够清楚看到，在新罗人所著的《三国史记》中，对历次战败或城池被破都毫无避讳，皆有提及，撰史的态度比较客观；反观诸家唐史，均存在对失败遮遮掩掩，只言片字，甚至干脆不提的现象，其客观性显然远不及《三国史记》。而既然新罗人坦承了之前的所有失败，又何必独独在买肖城之战中把大败说成大捷？因此笔者认为《三国史记》中的记述大方向上更为可信。
当然，《三国史记》中宣称在买肖城之战中，金元述击败了二十万唐军，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北线唐军原本只有李谨行所部四万陆军，就算再加上百济仆从军和刘仁轨带来的援军，也应该没有二十万之多，此处有可能是新罗人信息有误所致。而从二十万这个数字我们也能揣测出，李谨行麾下的唐军总数应该不少，很可能多达十几万，否则也不会让新罗人记下二十万这样的数字。
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在买肖城之战后，李谨行所部主力由进攻态势突然转为节节后退，连既有的领土都大块放弃，之前刚刚费力攻取的数座城池也全部拱手相让，这显然是遭遇大败后的表现。唐军之前取得了数次小胜，如果此次真地再在买肖城之战中三战三捷，大破新罗主力，那肯定会乘势大举进攻，又怎么可能突然转为后撤呢？此战之后，唐廷在辽东的整体战略也急遽转变，由咄咄逼人的进攻突兀地转为软弱忍让，在放弃了大量的领土和利益后，还答应了新罗人的请和。显而易见，唐军在买肖城之战中肯定遭遇了惨败，损失也绝不会小。
在《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中，对此战有着更详细的记载：“至乙亥年（675年），<唐>兵来，攻<买苏川城>，<元述>（金庾信之子）闻之，欲死之，以雪前耻，遂力战有功赏”。这里的买苏川城多半就是买肖城，而“有功赏”三字也清楚表明唐军并未攻取过买肖城，且新罗在买肖城之战中取胜。结合各则史料，笔者揣测，应该是李谨行率唐军主力屯驻在买肖城外，对买肖城发起进攻，而此时新罗主力在南线击破了薛仁贵部，随即急援买肖城，在城下大破唐军。
《资治通鉴》中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这句话常被一些人拿来当做唐军在买肖城取胜的证据。其实如果这三战是指唐军在买肖城下取胜三次，那就不会用“经略”这个词了，“经略”在当时是用来特指大本营对外线部队进行远程指挥地，所以这则记载只是记述了唐军大本营屯驻在买肖城下，并远程经略外线唐军取得了三次胜利，而并未提及买肖城下的战事，多半是有意避讳了那幕惨败。而《新唐书》中的“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与资治通鉴中一样，都是在玩文字游戏，有意把唐军主力“屯买肖城”和经略偏师三战皆胜连起来记述，从而误导人们认为“三战虏皆北”是发生在买肖城之下。
有人试图以此时吐蕃正在唐帝国西线大举进攻，唐朝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来解释为何大唐在买肖城大捷后，会反常地放弃继续进攻，反而转取守势，并在做出巨大让步后与新罗和解，这种巧言令色颇能惑众，但却属于赤裸裸地歪曲历史。在670年新败于吐蕃后，唐廷尚有余力和锐气派遣水陆大军大举进入辽东，那就算675年西线爆发大规模战事，如果买肖城之战当真大捷，再结合上之前的数次胜利，那必将取得极大的优势，那唐廷肯定会咬牙在西线支撑，令辽东的军队乘胜追击，力求一鼓而下，彻底解决辽东边患，从而结束自己两线作战的尴尬，又怎么可能因为西线不稳就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呢？就算唐廷考虑到无法利用买肖城大捷彻底消灭新罗，无法迅速从辽东抽身，所以急于与新罗和谈，但在刚刚大捷之后，唐廷也只会挟胜谋求利益，断然没有反倒做出巨大让步的道理。大唐素来善于虚与委蛇，示敌以弱，然后伺机突然大兵闪击，所以如果唐廷真觉得吐蕃对辽东战局有着重大影响，那又为何不暂时答应其修好的请求，待平定辽东后再毁盟开战呢？
更何况，在公元675年中，唐与吐蕃间根本没有爆发任何战事，是少有的平静之年，吐蕃反倒还于675年正月“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却反而遭到了高宗的断然拒绝。既然正月时还不拿吐蕃当盘菜，丝毫不惧两线作战，拒绝了吐蕃人的请和要求，二月就大举进攻新罗，那又怎么可能在九月频频胜捷后，又突然顾忌起吐蕃，并因之在辽东大幅让步呢？而即使是在675年之后，大唐西线的压力也根本不迫切，676和677两年中吐蕃均未大举进攻，反倒是唐廷于677年末主动派遣大军攻打吐蕃，显然辽东战事受吐蕃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少是并不急迫。而既然大唐是在几年之后主动发起进攻，那专心在辽东多打上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于西线晚几年出兵又有何不可呢？
综上所述，从种种细节和逻辑分析，再结合上唐史中在此处刻意的语焉不详，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买肖城之战唐朝确实遭遇了惨败，只不过中原史官深以大唐帝国败于小小新罗，被逐出朝鲜半岛为耻，所以在史书上大玩文字游戏，试图藉此颠倒黑白，扭曲真相。
675年是唐、罗战争的高潮时段，也是决定胜负的一年。在僧人了然所著的《三国遗事》中，对该年的战事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上元元年（674年）甲戌二月。刘仁轨为鸡林道总管。以伐新罗……发兵之明年。高宗使召仁问等让之曰。尔请我兵以灭丽。害之何耶。乃下圆扉。炼兵五十万。以薜邦为帅。欲伐新罗……时唐罗兵未交接。风涛怒起。唐舡皆没于水……高宗召文俊曰。汝国有何密法。再发大兵无生还者。”
按僧人了然的记述，唐军覆没是因为新罗用了妖术之类的手段，这显然是无稽地。而所谓的“炼兵五十万”，数字也明显失实，按前后文记载来看，比较像是僧侣为了夸大自己神通法术所记，不足取信。但外藩的这类记述通常只是有水分，搞夸大，却很少有歪曲事实到颠倒黑白程度地，从“再发大兵无生还者”可以推知，就算唐军没有全军覆没 ，也多半确实大败而回，死伤无算，所以说这则记载能够做为675年新罗击败了唐军的一则辅证。
7、遣使谢罪
在买肖城取得大捷后，新罗人非但没有恃胜而骄，洋洋不可一世，反倒于此时主动遣使入贡，甘做大唐的藩属。此举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通过这种军事胜利伴随高明外交的手段，新罗在攫取了唐帝国巨大的利益之后，还与大唐达成了和议，终于成功崛起于朝鲜半岛。
新罗遣使称臣的事件，在唐史与新罗史中的记述是一致地，均认为是发生于买肖城之战以后。《新唐书》中记载：“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仁问乃还，辞王，诏复法敏官爵”。《三国史记》中则记载：“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仗称是。遣使入唐贡方物”。而在这条之上还有一条顺序错乱的记载：“王乃遣使 入貢且謝罪 帝赦之 復王官爵 金仁問中路而還 改封臨海郡公”，其实说的也是此事。
新罗之所以在把唐军主力打得节节败退之时放低姿态，表面上十分恭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十分狡猾且作风务实的国家，一贯喜欢采用表面谦恭，同时暗中夺取实际利益的伎俩，而这种明一套暗一套的做法正是其素来的行事风格，在于百济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新罗也于672年九月态度谦恭地遣使赔罪示好，但同时却大肆蚕食百济故地。此次新罗一面在决定性胜利后遣使请罪，一面大举追击败退的唐军，乘胜抢占高句丽故地，其行为完全就是之前蚕食百济时的翻版。
新罗人之所以始终保持表面上的恭顺，就是因为深知中原王朝最重面子，如果让大唐帝国在周边各藩属面前下不了台，很可能会像当年下不了台的杨广一样，不惜代价，拼着两败俱伤再遣大军前来。此时的新罗既得百济全境，又得到了一大块高句丽故地，已经得到了切实的好处，之前受大唐的气也出了，自然对现状十分满意，不希望再起变化，于是见好就收，给足大唐面子，让吃了大亏的唐帝国心里舒服些，尽快承认现实，达成停战。
唐廷虽然对这种亏了血本的结果极不满意，但在新败之余，底气不足，唯有暗气暗憋，趁着此次新罗知情识趣，让自己能体面下台的机会顺坡下驴，于是便对文武王进行了册封，两国达成和解，唐朝放弃了先前占据的大同江以南的所有领土，并召李谨行引败兵回国。据《资治通鉴》记载：（676年）二月，“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这两个行动也是唐帝国被迫与新罗达成和平，放弃继续在朝鲜半岛与其相争的一个标志。新罗遣使求和是在675年九月，由于新罗与长安间距离遥远，往返需要数月时间，而在新罗前线的唐军得到唐廷的命令，撤军回国是在676年二月，这两个时间恰好能够契合。
新罗此次在买肖城大捷之后，并没有耀武扬威，而是在获取了足够的实际利益后，立即遣使请和，最终达成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局面，这原本是一幕非常高明的外交手腕，谁知却被撰写唐史的无耻史官们利用来歪曲事实。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先提出主帅李谨行在买肖城驻扎时“经略”的三次外线胜利，再紧随其后记载新罗请罪，刻意误导后世读者，给其造成两个错觉：一是三次胜利发生在买肖城，二是新罗因买肖城三败而请罪。这种蛊惑人心的伎俩运用得十分巧妙，司马光这断章取义，歪曲历史的功力着实令笔者叹服不已。
司马君实庇护李唐的态度非常鲜明，完全没有撰史者应有的客观持正之心。下面再举一个司马光删节史料，试图遮掩真相的例子。据《旧唐书》记载：“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而等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就将其删削成了“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轮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旧唐书》中的“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这句记载被司马光私自删节了，很明显是司马光在为唐的屈辱有意讳饰，而他这种偏颇的态度在细读《资治通鉴》中关于唐的内容时常常能够看到。
8、毁诺进攻
虽然唐帝国此次与新罗达成了和议，又是册封又是遣使，但这些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唐廷其实并不甘心就此承认失败，舍弃在朝鲜半岛上本已获得的巨大利益，所以在缓过一口气后，便于676年撕毁和议，再次自南、北两线又对新罗发起攻击。唐廷的用心其实很清楚，一是施展缓兵之计，借和谈稳住新罗，让其不对大同江以北发动进攻，从而在新败之余为自己争取时间，度过起初的危机时刻。二来可以从容调度兵力，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战场和更为有利的时间里发起进攻，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三是先表面达成和解，这样一旦进攻失败，还可以托词为前方将领擅自行动，重拾先前的和议。这样既可以避免出现在军事失利后，遭到新罗报复性打击却无力应付的尴尬，又能在周边诸藩属面前遮掩自己无力击败小小新罗的尴尬，可谓一举两得。而从唐廷已经开始考虑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便能看出，唐廷对取得胜利，已经不再如几年前那样信心满满了。
在唐史中，对这两次毁诺后还失败的进攻并没有记载，如今仅能在新罗的史料中看到。据《三国史记》记载：“（676年）秋七月……<唐>兵来攻<道临城>拔之，县令<居尸知>死之”，这说明唐军攻取了新罗的道临城，而这则史料之后再无相关的记载，说明唐军此次在北线的攻势也仅限于攻占了这一座县城，在之后新罗军有准备后便无力继续扩大战果。676年十一月，还不死心的唐廷又令薛仁贵统水军自锦江逆流而上，试图复夺百济。然而当唐军进至锦江下流的伎伐浦时，遭遇了新罗军的阻击，唐军先小胜，随即大败，被斩杀四千劲卒，狼狈退回。在陆军战败之后，唐朝引以为傲的海军也相继败北，唐帝国南下新罗、复夺百济的企图先后落空，自此便绝了反攻辽东之念。（《三国史记》：“（676年）冬十一月，沙湌（施得）领船兵，与（薛仁贵军）战于（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余级。”）
薛仁贵指挥的伎伐浦战役是唐、罗战争中的最后一战，此败之后，唐帝国趁朝鲜半岛上三国内战而武装干涉，试图从中渔利，并伺机彻底统治整个半岛的野心彻底破灭。在整个与新罗的作战中，薛仁贵在数年间败绩连连，几无一胜，最终导致百济彻底丢失。战后薛仁贵“坐事徙象州”（《资治通鉴》中记载为“仁贵流象州”），虽然《旧唐书》中说他是因被某事连坐而导致流放，但语焉不详，很可能是后世史官为了遮掩唐军惨败于新罗之手、丢失百济一事而做的讳饰之词，真正的原因还是薛仁贵在辽东战场上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进而失了圣眷。
当670年唐帝国在青海大非川惨败后，被俘的薛仁贵曾代表大唐与钦陵“约和”，舍弃了吐谷浑。由于在惨败之后，大唐一时无力在青海与吐蕃争锋，所以薛仁贵此举深得唐廷之心，两国暂时达成了休战的默契。唐廷起初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在西线的利益已经损失惨重，而且一时无力挽回，那索性让步媾和，并趁着西线罢兵的契机，集中精力先彻底解决掉辽东的麻烦，之后再回头全力应对吐蕃。然而新罗人和高句丽遗民的顽强却远超唐廷之前的想象，其坚决抗击唐朝侵略军的英勇和坚决也与我们当年抗击日寇时毫无二致，终于令大唐铩羽而归。在辽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屡次失败之后，唐廷发觉东线的这块石头更硬，自知已经无力击败新罗，便又对辽东之地萌生退意，遂以彻底放弃百济和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这一惨重代价，换取了自己与新罗的和解。
9、名存实亡的统治
在唐军被新罗人赶到大同江以北之后，双方以大同江为界划江而治，新罗将疆域从战前的汉江一带北扩到了大同江，占据了朝鲜半岛的大部。等到676年十一月，薛仁贵大败于伎伐浦后，唐罗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才真正结束。
676年二月，唐廷被迫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北迁至辽东城（今辽阳附近），熊津都督府迁至建安城（今营口附近）。被彻底逐出百济的熊津都督府早已名存实亡，回迁不难理解；而安东都护府第二次北迁，撤离平壤，则是唐朝势力在东线再次败退的外在表现，也清楚地表明，江北的高句丽故地虽然表面上仍然在大唐手中，但其在大同江以北的统治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
新罗人虽然表面上请罪称藩，但实际上对唐朝却并无丝毫畏惧，依旧奉行其一贯采用的“表面恭顺暗中蚕食”的战略，一面口头臣服，一面出兵渡过大同江，大肆夺取江北的土地和城池。唐军无力抵抗，江北最大的重镇，原高句丽首都平壤很快便被新罗攻取。
据《资治通鉴》记载：“（677年）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馀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馀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馀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高丽旧城没于新罗，馀众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馀氏遂亡。”
扶馀隆是百济的亡国太子，是大唐控制百济遗民的傀儡，但唐廷虽然令其去“安辑百济馀众”，却没有让其去百济，而是“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这明显是因为百济此时已经被新罗夺占，可司马光却将其解释为因为“百济荒残”，试图遮掩唐朝丢失百济之事，其治史态度的不公由此便可见一斑。上段中的“新城”就是辽东城，而“没于新罗”的“高丽旧城”则是指大同江以北的平壤，从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新罗的势力在677年中已经渡过了大同江，并攻占平壤。而新罗人的军事行动无疑还会得到江北各地的高句丽遗民群起呼应，所以可想而知，在大同江以北地区，至少平壤一带已经脱离了大唐的控制，唐帝国在江北的统治岌岌可危，这也正是唐廷在677年二月时，被迫又将安东都护府三迁至新城（今抚顺附近）的主要原因。
虽然唐朝很快就连大同江以北地区也无法保有，但从唐史中存在唐朝在辽东地区控制局面的记载可知，新罗也未能彻底夺取辽东地区，尽得高句丽故地。笔者揣测，可能新罗人的扩张最终止步于鸭绿江，只是将大唐的势力彻底赶出了朝鲜半岛，而并未继续染指辽东半岛。
自677年开始，唐帝国逐渐将战略重心从辽东移往西线，在辽东地区投入的军事资源越来越少，这导致其对辽东地区本就稀薄的掌控力再次大幅下降。677年二月，唐廷封前高句丽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试图借助其影响力，维持自己在高句丽故地风雨飘摇的统治。在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城后，高藏见大唐已经势穷，便暗中联合国内义军，试图摆脱傀儡地位，兵变自立，脱离安东都护府的控制。事败之后，高藏于681年被流放，囚于四川邛州，第二年突兀地死去。之后唐朝又扶植威信远逊于高藏的卖国贼泉男生为傀儡政权首脑，此后大唐便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开始了自己对鸭绿江以西的高句丽故地极不稳固的统治。
随着时间流逝，唐帝国日渐衰弱，对剩余的高句丽故地的统治也越来越难以维系，逐渐由设县驻军的模式改为松散的半羁縻状态，一切皆由当地人治理，只是在名义上戴着唐朝的国号，是高度的自治区。后来唐朝进一步衰落，对此地便更是鞭长莫及，一部分地区原本有些政治基础（如今吉林一带），便自立为国，而缺乏政治基础的较荒蛮的地区则回归到部落自治状态，周边谁强就依附谁。在唐史中，对这段时间的记载完全是一片空白，估计一是毫无作为，无力控制局势，乏善可陈；二是统治失败，面上无光，所以才刻意不提。
676年两国停战时，实际上以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为界，后来唐朝的势力进一步萎缩，连平壤以北都无法保有。可唐廷死鸭子嘴硬，虽然是家喻户晓的事儿，却始终不肯承认汉江至大同江之间的区域属于新罗，直到735年时，因新罗与唐联合打压渤海国，唐朝才将平壤以南的领土正式赐予自己名义上的藩属国新罗。其实这块领土早就名存实亡，此次赐予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此时唐朝已失鸭绿江右岸，连辽东半岛都已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了。
从676年底战火停息，一直到733年，唐与新罗都彼此仇视，长期处于冷战阶段，彼此遣使寥寥。但等到733年后，由于渤海国的崛起，唐罗两国的利益再次达成了一致，关系因而有所回暖，彼此遣使频繁，边贸和侨居也有了相当规模。除了合力压制渤海国的合作外，819年时，山东李师道叛乱，唐朝感觉应付困难，便向新罗求助，唐史中对此事避而不言，但在《三国史记》中却能见到明确的记载：“唐宪宗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发新罗兵以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新罗宪德王命顺天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此次之所以能够迅速平定叛乱，新罗人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96年，原本臣服大唐的许多契丹部落遭遇了大饥荒，循例向宗主国大唐求援，然而营州都督赵文翙非但不加赈济，反倒于此时拒绝边贸，落井下石，最终逼反了契丹诸部。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部落酋长孙万荣统帅数支契丹部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唐帝国的斗争，很快便攻陷营州（今辽宁朝阳），营州都督府被迫迁到河北渔阳。之后这几支契丹部落与唐朝大战数年，前后共歼灭三十余万唐军，前来做战的唐军最后竟然畏敌而不敢前。就在大唐焦头烂额之际，突厥人偷袭了这几个部落的大后方，毁其根基，前军人心动摇，重要盟友奚人离去，唐廷才得以趁机将其击败。
唐朝虽然平灭了这几个仇恨大唐，追随李尽忠反唐的部落，但大部分契丹和奚的部族早就已经盘踞了辽河以西的广袤土地，根本不受大唐控制。此次趁着李尽忠叛反，更是进一步据土自立，不将大唐放在眼中，这直接导致了大唐在辽东地区的统治彻底崩毁。首先是重镇营州丢失，营州都督府也被迫南迁至河北渔阳，直到717年复得营州后才得以搬回。更严重的是，安东都护府与中原的陆路交通被辽西的契丹诸部阻断，这导致在营州丢失至恢复的二十年间，唐朝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本就稀薄的统治更加朝不保夕。
由于此时的安东都护府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对辽东地区的控制有心无力，唐帝国从辽东得不到任何实在好处，反倒要承受不小的财政负担，所以在唐廷内部出现了很多放弃安东都护府的声音，认为与其打肿脸充胖子，不如坦承无力控制，撤回机构。名相狄仁杰便曾上书，请求“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让高句丽和百济的贵族在辽东实施自治。
唐廷原本不愿放弃这块战略要地，但最终还是迫于契丹和突厥的压力，于698年六月撤销了已经退至今辽阳的安东都护府，改立安东都督府于平州（今河北龙卢），唐朝的势力此后便退守关内，被迫把战略目标由纵控辽西降格成了保障幽州与河北的安全。当然，虽然唐廷在无奈之下裁撤了安东都护府，但并未彻底放弃自己在辽东地区虚弱的统治，还是在表面上保留了辽东都督的存在，改之前的直接统治为全面羁縻统治。在之后近二十年中，大唐对辽东的联系只能通过海路进行，控制力十分微弱。高建武在辽东都督任上数年，完全是任由辽东本地的高句丽遗民半自治。当大祚荣带着遗民逃归，在此地建立渤海国时，辽东都督竟毫无阻挠之能，显然只是一个空头机构，力量极其弱小。
大唐见无力灭掉“震”国，便于705年无奈地与大祚荣达成了和解，还试图趁着与震国取得和平，在辽东地区加强统治，把安东都督府又改回为安东都护府，但却毫无进展。直到717年，奚和契丹再次归附唐朝，大唐复得营州，之前被逐走的营州都督府才又搬回了去。743年，安东都护府又回迁至辽西郡（今辽宁义县），在安史之乱后又进一步回撤至山东半岛的青州，随即因完全失去战略价值而于758年被撤销。安东都护府原本是六都护府之一，是唐帝国管理东北地区的重要机构，它的屡次内迁，直至撤销，生动地反映了唐朝的势力被从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一步步逐出的全过程。
渤海国在699年后崛起，辽东之地大半为其所控（新罗应该也得到了少许），唐朝对辽东地区名义上的控制也渐渐荡然无存。翻阅《辽史》，能够看到大量耶律阿保机在位期间，契丹和渤海国互相攻伐，契丹逐步蚕食辽东土地的记载，这也正是渤海国夺取了大唐辽东地区的铁证。渤海国在初立时大肆对外扩张，绝不会对那块三不管的肥沃地区视而不见，所以辽东地区丢失大概就在那个时候。
10、为人作嫁
在刚灭亡高句丽时，大唐曾一度控制了朝鲜半岛上除新罗本土之外的所有地域；但在军事失败后，不仅已被纳入版图的百济易手，与新罗间的边界也被迫从汉江一线北移至大同江，失去了夺占的大量高句丽故地。新罗虽然表面上以藩属自居，实则得到了巨大的领土利益，迫使大唐承认了丢失朝鲜半岛这一既定事实，其军事与外交衔接得极为成功。可笑如今有些人轻信唐史中的自我意淫，竟然死抱住新罗纳贡称藩一事不放，据之判断买肖城之战唐军取胜，对这段惨败的历史反倒洋洋得意，好像唐朝取得了大胜一般，却对大唐被逐出百济，被迫向北收缩的现实选择性忽视，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委实惹人发笑。然而无论那些官史如何狡辩，也不能遮掩唐帝国被新罗从朝鲜半岛逐出，安东都护府被迫内迁，熊津府城落入新罗之手，熊津都督府名存实亡这些事实，更无法否认，本已将百济纳为领土的大唐，最终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控制。 另一些人的历史观则较为聪颖，他们深知唐朝败于新罗、被逐出朝鲜半岛之事不易歪曲，便采用了另一种高明的读史、谈史手法，即每提及征辽之事，则只说到668年攻占平壤，灭亡高句丽便戛然而止，对之后高句丽遗民轰轰烈烈的起义、大唐在辽东摇撼不宁的虚弱统治、之后与新罗间数年的大战及节节败退，则全都当做没有发生过一样，试图藉此手段来误导世人，遮掩羞辱，其伎俩之高明委实令人敬佩。 唐帝国在辽东铩羽而归，这令高宗李治十分不快，678年便欲再次征伐新罗，但被宰相侍中张文瓘劝阻：“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高宗采纳谏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大唐已于677年底大举进攻吐蕃，如果此时再与强敌新罗交锋，唐帝国便会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所以大唐此时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改变辽东的窘迫现状了。二是唐朝统治高层深知新罗实力甚强，攻取不易，而府兵制不能久战的缺陷更让大唐无力发动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如果勉强征伐，势必导致民不聊生，很可能会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况且即使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当地彪悍的民风，也很难安稳统治，迅速抽身，反倒会深陷于朝鲜半岛这个大泥淖中无法拔足。加之新罗外交手腕圆滑，不似高句丽般桀骜不驯，即使在买肖城大捷之后，唐军节节败退之时，仍然能够放低姿态，遣使请罪，承认大唐是宗主国，自己甘为藩属，给足了唐朝面子。否则万一高宗因下不来台阶，宁可冒亡国之险也要倾国进攻新罗，最终的胜负虽然难以预料，但两败俱伤却是无疑地。 在670至676近七年中，在新罗与唐帝国间爆发了数场大战，由于买肖城决战惨败，唐帝国的势力最终基本被赶出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由新罗一统，大同江以北则最终由契丹和渤海国瓜分，唐朝只在辽东一小块地方保有虚浮的统治。新罗挟大胜之威，又巧用外交手段，最终成为了实际上的胜利者，迫使唐帝国接受了既成事实。唐帝国对高句丽的侵略战争持续了二十三年，之后又与新罗激战八年，用兵共达三十一年之久，士兵死伤遍野，国力民力折耗无算，最终却大败而回，未能成功控制朝鲜半岛，获得预期的领土和利益，反倒为人作嫁，促成了新罗的崛起。泱泱大国，劳心劳力，却几无所获，终为天下所笑。 新罗先借唐军之力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随即击败唐朝，将其基本扫出了朝鲜半岛，将百济和大同江至汉江间的广大地域据为己有，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进而完成了朝鲜半岛的首次基本统一，结束了半岛上一千多年来的分裂局面，为日后朝鲜半岛的彻底统一打下了基础。文武王金法敏实现了半岛几十代君王一统三韩、称雄半岛的夙愿，居功至伟，成为了半岛人心中的英雄，被后人誉为“文武大王”。
11、惨重后果
部分史家出于不愿承认中原政权败于辽东小国的心态，竭力遮掩唐帝国兵败辽东的事实，所以历代的史书中都看不到唐朝战败于辽东的记载，把这幕不光彩的历史遮掩得十分严密。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客观的叙述揭破了真相：“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 而在《杜佑通典-州郡典》中，也透露出了一丝历史的真相：“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馀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
此次败于小小新罗之手后果严重，重挫了大唐在众邻国和各边疆羁縻府州心中的威信，对唐朝在周边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威慑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日后突厥、渤海、契丹、奚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反叛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虽然新罗表面上遣使谢罪，仍然甘做唐朝的藩属，但谁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也都清楚新罗自强独立，唐帝国对其根本无可奈何的事实。唐罗战争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在昭告天下，唐帝国经不起两线作战，只能集中力量对付一头。只要找准时机，趁别的势力闹事的时候动手，就能从唐朝身上捞到好处。既然唐帝国在藩属新罗叛反后无力做出有效惩罚，只能任由其通过军事叛乱加高明外交的手段取得实在的领土利益，那么其它的边疆都督府又怎会不加以效仿呢？
一些人为了遮掩唐朝此次在军事、政治、国家利益等各方面的惨痛失败，不惜胡言乱语，宣称朝鲜半岛和辽东之地对于大唐而言无足轻重，得之固好，失也无妨，竭力误导人们认为，大唐只是因为利益损失微小，所以才在西边与吐蕃争锋之际主动退于辽东退让，不与新罗较真。当时只要稍稍认真些，那攻灭新罗、尽据朝鲜半岛可谓易如反掌……可谓把阿Q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在当时，由于西边的丝绸之路受到西突厥和吐蕃的双重威胁，随时都有断绝的可能；而东南赋税和海上贸易带来的利润却正越做越大，所以当唐帝国被逐出朝鲜半岛之时，正是其经济重心南移，对外商贸和航运重心东移的关键时刻，渤海湾此时已经成为大唐在海上的丝绸之路，而江南的物资粮秣除了靠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转运外，还有大量需要靠海运自渤海湾输送到北方，所以在朝鲜半岛，尤其是半岛南部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对大唐的意义极为重大，这也是唐帝国极为重视百济，在停战后仍不死心，在胜算微弱的情况下，还又派薛仁贵反扑一次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大趋势下，唐朝放弃朝鲜半岛，显然是不自愿地，只是因为军事力量孱弱，无力击败新罗，只好前功尽弃，舍弃巨大的国家利益。
更严重的后果是，虽然唐帝国表面上在辽东还保有了一部分高句丽故地（今辽宁省大部），但在唐帝国初立，军队尚且没有彻底败坏时尚且败于新罗之手，随着开国时的兵锋日渐驽钝，便越来越难以弹压东北的各支势力，维系自己在辽东的威权。此后辽东局势日益糜烂，渐渐失去控制，辽西的契丹人和奚人不断袭扰边境，唐帝国不得不始终在边境地区屯驻大量军队，这不仅给帝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更造成边将坐大，河北地区逐渐藩镇化，最终爆发了以安禄山为首的河北藩镇大叛乱。
然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大唐此次败于辽东，最大的恶果在于，当唐帝国在灭亡了高句丽后，却没能在其故地上建立起有力的统治，或把分化削弱的政策成功地贯彻始终，最终导致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政治真空，从而为始终被高句丽压制，一直无法坐大的契丹族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当高句丽还在时，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们根本没有抬头的机会，而较为强大的高句丽、新罗、百济等都是比较文明的农耕或半农耕民族，与中原王朝一样，对外的侵略性不太强，野战能力也有限，对中原的危害较小。等到契丹崛起，辽国建立，与之后的金、后金相继成为称雄北亚的大帝国，稳稳压制中原几百年，长期成为之后各个中原王朝难以应对的边患，并间接导致了北宋和明两个中原政权的坍塌，这无疑是大唐无法尽推的历史罪责。
12、渤海国的建立
当初高句丽强大时，其北面的靺鞨部落一部分投靠隋朝，一部分则并入了高句丽，乞四比羽和大祚荣父子就是当年加入高句丽的靺鞨部落中的贵族。唐灭高句丽后，为了遏制高句丽遗民的复国运动，便将大量高句丽遗民强行迁往内地，大祚荣所在的靺鞨部落也被逼着迁到了营州。从这些靺鞨人深为唐廷所忌可以看出，这些靺鞨人此时已经基本融入了高句丽，被当做死忠于高句丽的势力。 这些被强迁的高句丽遗民们一直心怀故土，696年，李尽忠率部分契丹部落反唐，这些被迫离开家乡的百姓们便趁机逃归故土（今吉林一带），逃亡队伍中除了挑头的两支粟末靺鞨人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非靺鞨高句丽遗民。在李尽忠等人反唐失败后，唐廷遣大将军李楷固统军进击这些逃走的百姓，首先击破了乞四比羽部，斩杀乞四比羽（其属部也多半死伤惨重），随即又攻打另一只以乞乞仲象为首的靺鞨部。此时乞乞仲象刚刚病死，其子大祚荣继其位，遂统合刚刚逃归的高丽、靺鞨部众，以及吉林当地支持自己的高句丽遗民，与唐军战于天门岭，众志成城之下，唐军大败，被大祚荣全歼，主将李楷固只身逃脱。 击退追兵后，大祚荣以逃归的遗民为根基，又联盟周边的靺鞨各部，而遍及辽东的高句丽遗民也趁机起事，拥大祚荣为主，大祚荣很快便控制了当年高句丽遗留的大部分土地，以高句丽复国者自居，渤海国也因此被视为高句丽遗民在复国运动下建立的多民族国家。 在大祚荣坐大之初，唐王朝一度试图出兵将其剿灭于萌芽，但由于此时契丹诸部仇视大唐，拒绝再做大唐的藩属，转而依附了后突厥，并控制住辽西走廊，阻断了唐军东进道路，唐廷因而无法再次进讨，这个新生的政权因之幸免于兵祸，并得以渐渐坐大，最终“地方二千里，户十馀万，胜兵数万人”，并于699年建立了渤海国的前身“震”。 大唐迫于后突厥和契丹的压力，逐渐调整了对辽东诸蕃的政策，改追剿为招抚。唐朝一直视渤海国为叛逆，希望能彻底铲除，以儆效尤，但到了713年，迫于形势，唐朝被迫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正式认可了“震”政权的存在，“震”也在口头上做了唐朝的藩属，并改国号为“渤海”。然而渤海国尽管一度向大唐称臣，但两国间却充斥着敌对情绪，唐朝控制渤海国的力度也极弱，大祚荣自称皇帝，渤海国内采用自己的年号，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唐廷根本无力干涉。随着突厥再度兴起，渤海与黑水均抛弃了大唐，转而臣属于突厥。直到735年以后，突厥被回纥击溃瓦解，渤海国才又恢复了已经断绝多年的对唐朝贡。 渤海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鼎盛时北起松花江，南至今韩国北部各道，辖域包括今中国东北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东北的西侧为奚和契丹所控）、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和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鼎盛时占地“方五千里”，接管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国力兴旺，被誉为“海东盛国”，其首都上京龙泉府是当时亚洲的第二大都市，如今的渤海湾也是因渤海国而得名。926年，渤海国为辽所灭，传国共229年。 渤海国初立时，一度成为唐与新罗间的缓冲区，这也是唐廷后来肯认可它的原因。但渤海国发展迅速，很快便强势崛起，又一个高句丽那样的强国出现在了白山黑水之地，这不免引起了大唐的忧虑。唐朝为了遏制渤海国，接受了渤海国北面黑水靺鞨的称臣，并在其境内设立了黑水都督府，打算“以夷制夷”，利用黑水靺鞨来牵制打压渤海国。唐朝的行为激怒了渤海王大武艺，马上就出兵讨伐大唐的藩属黑水靺鞨，大破之，大唐黑水都督府的势力范围被迫一退再退，从早期的松花江流域逐渐东移，回缩到了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三江会合之处。为了报复唐朝，大武艺又于732年遣大将张文休率军渡海教训唐朝，张文休率军攻入大唐登州（今山东蓬莱），杀死登州刺史韦俊，大肆骚扰一番后被唐军击退。 面对咄咄逼人的渤海国，唐与新罗均感忧虑，遂再次达成合作，共同压制渤海国。而大武艺也不想与大唐拼得鱼死网破，之前的强势不过是为了向大唐立威，令其不敢再打压自己而已，所以在痛击大唐的藩属黑水靺鞨，并侵扰大唐本土示威后，很快就再次向唐朝称臣纳贡，承认唐的宗主国地位，给了唐帝国面子；而大唐也对这个胆敢入侵自己的强邻无可奈何，也只好承认渤海国对辽东地区的实际统治。两国彼此忌惮，遂最终达成和解，之后也未再爆发大的冲突，关系反倒融洽起来，渤海国按臣礼向唐朝逐年进贡，同时大力学习汉文化，双方遣使频繁。唐朝在十多年后便走上下坡路，境遇一日不如一日，而渤海国则发展迅猛，势头蒸蒸日上，逐渐取代唐朝，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然而天下间的盛衰从无恒久，与唐朝和新罗一样，渤海国最终也走上了衰亡之路。当东北亚地区三个先后最强盛的农耕帝国都没落后，契丹这个游牧民族却在突厥、唐朝、渤海、新罗几国的夹缝中壮大起来，于926年灭掉了渤海国，之后又建立了疆域广布万里的超级大帝国辽，稳坐北亚霸主之位达一百余年。 渤海的兴起促成了唐与新罗这两个敌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和解，两国还开展了跨海贸易，其中最赚钱的行当就是贩卖人口。由于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人丁大幅减少，急需劳动力的补充，所以统治阶层对贩卖它国人口入境的龌龊行为鼎力支持，新罗的人口贩子则从国内（尤其是被其欺压的百济遗民中）贩卖了大批奴隶进入中国（其中也有自愿到大唐打工者），这严重损害了新罗的国家利益，而双方的交易者则均在这种可耻的行为中，在那些被强贩到异国的可怜奴隶的血泪中谋取了巨大的利益。在这幕可耻的东方奴隶贸易持续了数十年后，新罗人中终于出了张保皋、郑年两个英雄，在新罗王的支持下大力打压了人口贩子，唐、罗间的奴隶贸易才自此终结，张保皋、郑年也因此成为新罗国的英雄，有一部叫“海贼王”的电影就是在讴歌张保皋其人。
13、高句丽的传承
高句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国土大略是今辽宁省大部、吉林省南侧、朝鲜半岛北部三处。每当中原王朝强盛时，高句丽就自称藩属，但其政权完全独立，中原王朝只是挂着一个宗主国的名号，并无力干涉其内政。在平壤城破后，高句丽虽然作为一个国家灭亡了，但高句丽这个民族却没有亡，其文化和习俗在当地及周边地区广泛传承。在亡国之后，高句丽上层的贵族士民们被唐军迫迁到了中原；而下层的普通百姓则大量自发地向半岛南部迁徙，宁可投奔新罗，也不肯向唐朝屈服，成为大唐子民；那些选择留在当地的百姓在唐朝的控制下也没呆多久，几十年后渤海国建立，便闻风景从，大多融入了渤海国。
由于渤海国建国时以复兴高句丽为旗号，且以高句丽遗民为主要复国力量，所以被普遍视为高句丽的继承者。一些中国史学家把渤海国歪曲为靺鞨人建立的国家，好像其与高句丽毫无关系似的，这点无疑是很不客观地。
建立渤海国的领头者确实是两个粟末靺鞨的大部族，而大祚荣本人正是其中一个的部族首领，但靺鞨族的高句丽遗民也是高句丽遗民，这些人都曾经是高句丽的百姓，据《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高惠眞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眞，收靺鞨兵三千馀，悉坑之。”由此可知高句丽的靺鞨部是高句丽当年抵抗唐帝国入侵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也因之遭到了唐太宗的嫉恨，数千战俘遭到了残忍的对待，被全部坑杀。而从唐朝将他们特意强迁至内地也能看出，大唐对这两个靺鞨部族十分忌惮，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些靺鞨人早已归心于高句丽，将自己当成了高句丽国家的一份子。而追随这两个靺鞨部落逃返故国的，还有大批先前被唐国强迫掳去辽西（今辽宁省朝阳地区）的非靺鞨部遗民，后来在辽东故地上又吸纳了大量留在当地的高句丽遗民，这些非靺鞨部的遗民是渤海国中的另一个人口主体。综上可知，从人口传承上看，渤海国基本可以视为是高句丽的复兴。
但由于大祚荣毕竟是靺鞨部族的领袖，高句丽亡国前这些靺鞨部族与高句丽的王室、贵族间关系并不紧密，所以虽然建国时的成员主体是高句丽遗民，但却没有太多地仰赖高句丽的遗留王室，大祚荣也没有把权力重新交还原高句丽贵族，渤海国新政权的独立性很强，所以从政权架构方面来看，把渤海国视为高句丽的复国又是十分勉强地。不过渤海人大量继承了高句丽的风俗和文化，领土范围也与高句丽有很大一部分重叠，所以精确来讲，渤海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高句丽的复兴。
14、大韩民族
渤海国为辽所灭后，部分遗民便依附了契丹人，部分则投入新罗。之后新罗渐渐衰朽，于918年被高丽所取代，而高丽在初建之时为了壮大自己，积极吸纳渤海国遗民，渤海人遂源源不断地涌入高丽境内（史书上对此也有零星记载，如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938年“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高丽待这些人甚厚，“免减租税，经予各种优遇，视其为同一血缘纽带”（《朝鲜通史》），遗民们日渐归心，并通过之后与高丽百姓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逐渐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体。高丽于十四世纪末改称朝鲜，半岛上曾经的百济人、新罗人、以及大量高句丽遗民也最终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大韩民族。
如今一些中国史学家认为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全都属于中华民族，连朝鲜半岛北部都是中国的故土，大韩民族的领域只有汉江以南，这种看法显然是十分无稽地。虽然汉时在辽东设有四郡，占据了不少土地，但很快就再次丢失，之后中原的势力便无法深入朝鲜半岛，更谈不到控制整个辽东地区；到了唐朝，虽然灭了高句丽，但对朝鲜半岛却无力染指；虽然在辽东半岛建立了虚弱的统治，但统治虚浮，而且并不持久。总体来看，中原政权对辽东半岛的统治始终是微弱地，对朝鲜半岛则几乎就没有控制过，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占据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
但如今一些韩国史家宣称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是属于朝鲜半岛的国家，试图将高句丽的荣耀和辉煌纳入大韩民族的历史，这种说法同样是非常牵强地。渤海国还可以勉强视为高句丽的复兴，但把王建高丽视作渤海国的复兴，却明显有“攀亲”之嫌。
王建自起兵伊始就打着复兴高句丽的旗号，建国后又定国号为与高句丽极为相近的高丽，鲜明地表征出高丽国是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和信仰而来；而其定都平壤、收留渤海国遗民等行为，更证明了高丽与高句丽、渤海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况且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的风俗语言十分接近，颇具半岛内部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说高丽和高句丽确实是有一定的传承性存在地。
然而高丽虽然吸纳了部分渤海国遗民，在领土和属民上与高句丽也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但两国无论是领土区域、所属百姓，还是国家法统，总体看来都大有不同。虽然由于地域的临近和人口的流动，两国在文化和习俗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这些末节终究不能视作是国家和民族的传承，所以把高丽视为高句丽的传承是偏颇地，视为新罗的延续反倒更贴切一些。
@pyongyangsaram 413年，晋安帝册封长寿王乐浪郡公，高句丽王；
420年，宋武帝封长寿王征东大将军；
422年，宋武帝加封长寿王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
435年，北魏世祖册封长寿王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63年，宋孝武帝册封长寿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督平营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79年，齐高帝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
491年，北魏孝文帝册封长寿王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2年，北魏孝文帝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494年，南齐郁林王册封文咨王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96年，齐明帝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将军；
502年，梁武帝萧衍册封文咨明王为车骑大将车；
508年，梁武帝加封文咨明王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518年，北魏孝明帝册封安藏王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20年，梁武帝册封安藏王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26年，梁武帝令安藏王之子安原王延袭其父爵，为宁东将军高丽王；
545年，阳原王嗣位，梁武帝其袭父爵位；
550年，北齐文宣帝册封阳原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宁东将军、高丽王；
559年，陈文帝诏授平原王为宁东将军；
559年，北周高祖封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560年，北齐废帝册封平原王使持节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
562年，陈文帝授平原王宁东将军。
上述诸多册封中，值得注意的是领护东夷校尉一官职，本是为加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管辖而设立，原由中原王朝派人担任，后改由少数民族首领兼任，仍为中原政权的官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北魏与东晋南朝诸政权有些区别，北魏视高句丽为属国，故封此官；而东晋南朝诸政权以高句丽为藩属国，故在高句丽王前加“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等称号。从公元520年起，中原各王朝不再称其为高句丽王，而称高丽王，这都是由册封诏令而起。但是在《三国史记》中，始终称高句丽，就连中原册封之号，均记做“高句丽王”。可见，“高句丽王”是中原王朝所加之号。
高句丽在三国时代被公孙家和魏国打的落花流水 "但在一千多年前，朝鲜半岛上的史官在记述历史时，还是比较客观地，至少比中国的史官要客观许多。"
呵呵，何以见得？又是作者的主观臆断了。 看来看去，基本上就是环球阿里郎的东西嘛。 棒子现在连祖宗都他嘛认错了，唉 几乎每处地方都是有史可查，有依可据，足成一家之言。
他对史料的搜集很广，可以怀疑他选择性利用和黑唐用心，可所谓的唐史专家包括写史书的人也不过如此。
现在，专业人士许多都是先提论点再拿资料去凑的，不止历史，包括其他方面也是的
兼听则明，咱也不妨从普遍鼓吹的乌托邦里走出，换个视角看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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