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如何收买手下：大信封里装钱 不交税
2016-04-29 10:12:26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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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
（原标题：斯大林控制人的两个绝招：恐惧与收买）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1922-1923年间，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这并不是说要坚持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以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经济。二战结束后，他也被消灭了。几乎无人是不可被消灭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独立见解的话。对斯大林绝对听话的庸才和坏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个绝招，就是提拔劣迹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优秀的人栽赃成特务、间谍、恐怖活动组织者，没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迹斑斑的人。用苏联最出色的军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话说，斯大林消灭优秀文武人才过程中最依赖的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不仅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高标准，事实上他们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恶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人事格局已经定型了。赫鲁晓夫时代给党政领导当顾问的学者私下问：我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成批的领导人素质却怎么都这么低？做过六任苏联最高层顾问的阿尔巴托夫总结道：“斯大林体制最沉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消灭了千百万优秀的人才，使社会肌体失血过多，切断了最有才华的人的出路，却给那些最善于钻营的人的飞黄腾达和官运亨通，铺垫了通道。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体制运作几十年后，常常找不到很优秀的人来代替庸人。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并非是因为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树立了一个坏样板。到了1960-1980年代，苏联已经难以提拔出列宁一代那样的优秀人才梯队，那样的人才不是提拔出来的。苏联既有的体制惯性之力量，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和手脚捆绑得太紧。俄罗斯历史上人才辈出，但斯大林的人事制度却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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