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挖一坑跳下】7月9日-7月12日(24楼填坑完毕）

团扇、夜景及其他
团扇
        我们是在10日下午到的札幌。时至今日我才知道札幌是属于北海道的，汗颜。只记得青涩宝贝里似乎有个摩羯座女生是札幌的。我心里纷纷乱乱地看了会街景。听说这里有条街号称不夜城，其余商铺都是晚上九点（北京时间八点）关门。
        树，落地窗，树，电线杆，树，金灿灿的灯，行人，街道，一尘不染的街道。行人们走过去，大喇叭里播放着多拉A梦里的音乐，还有一些熟悉但想不起名字的儿童歌曲，充斥了整个空间，满街满耳朵是奶声奶气的歌声。  
        车子急转弯时我看到路面上有一把塑料制的团扇，扇骨根根分明，被漆成森白的奶油色，可爱又粉嫩的样子，在满街霓虹招牌、两旁越接越近的高楼和连张纸片都不留的街面上显得寂寥，有只巨大充气长脚蟹在某间店面上迎风飘扬。我们的车行至狸小路长街顶棚边的时候，马路两边各有一辆雪白的中型面包车停着，顶上装着蓝色大喇叭在播放着各自党派的竞选宣言。叫嚷得最响的“幸福实现党”还真有其名，竞选海报都贴到了我们次日去的小樽市。我们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交通尚可，车开走了。
        我想着那把团扇，想染着蜡黄头发的年轻男人走过它，穿热裤踩着十厘米高跟的女孩走过，西装笔挺多半长着一副卧蚕眉的中年男人走过，留齐整的短发穿白色套装头发异常乌黑干净的职业女性或穿高腰花裙的少妇走过。  
        我似乎在相隔不远处的路面上看到了同样歪斜着躺着的扇子，以为是路面的装饰，就像全日本出名的窨井盖一样。

奶酪、隐形的脂肪、23
        在异乡的一大好处就是，你可以无拘无束，反正没人听得懂你说话；当然是在短期停留的前提下。我放开手脚在街上乱走。同行的女孩今年十五岁，一路跟着我叽叽喳喳。我们步行着找了一家料理店大吃完后过了马路，站在一家药妆店门口，看着对面的银白色飞行器和小摊子上的透明风铃，我和她说起了我的生活。她问，为什么？为什么不？……很多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终于从十五岁熬到将近23。在那时我几乎每天彻夜流泪。因为年轻每人都可以充满希望，因为年轻每人都无力而绝望。我此刻明白自己终将年华不再。我快23了。23。那时我哪会真知道现在的分离，哪会真预见到自己到了这步田地。  
        她拉着我买冰棍。她说上次来的时候吃了波子汽水味的棒冰，这次要尝尝……啊奶油味的，还是香草味的，还是什么……我挑了提子味的。她买了小块的奶酪，递给了我；我犹豫着嚼着；不爱吃甜食，不爱吃乳制品，当然不是我这般身材的理由，只是习惯。我脑海中开始盘旋着这样的词句：腹部日渐肥厚的脂肪，腹部日渐肥厚的脂肪；感觉自己像只巨大的软体动物，臃肿起来；或者一头在山洞里的母象；再也不是少年时的形销骨立。然后听我这么说，一群女孩会集体冲我“哼”一声。时光荏苒，我胖了——我没有老，也没有死，我胖了，可惜除了我自己，没人相信。
        后一天我们走回去。从同一条街上。我们经过的一家家店门外上悬着大块广告招牌，是店里头牌花魁的照片，一个个甜美可爱；经过一些性爱旅店，还有做制服萝莉打扮的按摩女郎的照片就从橱窗里显出来。那种奇怪的夜里的光。从我们背后走过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光头男人，后颈有只龙，用标准的普通话对我们说你好。女孩“咦”了一声，面露惊喜。我轻轻说一句，不是。光头男掠过我们，回头看着我们，在笑；我冲他笑笑，并不搭腔，很快敛起笑容走开。那应该是当地常流连烟花柳巷的类似混混一样的人。当地有从中国前去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孩；我们作游客打扮，叽叽喳喳地开国语，说笑间就成了轻浮人的潜在猎物。那群人走过去，那种轻浮的气氛让我觉得这世上的人们就像是芥川笔下追来逐去的河童们。旁边女孩的天真让我动容。
        我们拐过一块写有“MK”的立在地上的店招再往前直走就能回到我们住的酒店。酒店门前一段路零星开着几家小店铺。路灯的玻璃很厚，蓝紫色的，照得路面也成了蓝紫色；路很窄。街上的沉睡气息像路上经过的昏暗中的洋房。路往一侧沉下去。当我歪斜着走在路灯下竟涌起了一阵奇怪的、迷醉的幸福感，就像洋房外装了一圈蕾丝边，多余而美得不切实际。记忆寡淡而苦楚。年轻的女孩走我身边，年轻女孩走过。年轻的生命年轻而甜美，就像蚊子叮在哈密瓜上。黑夜很短，甜食很甜，妈妈坐在对面高兴得像个小女孩。
（未完 待续徒劳记）

继续期待

这段胜于前段，可见眼泪必有回报

接下来还有呢 生日前一定完成

    生日前没完成此文，懒。明天就2011了，拖到明年不太好，过来填坑，结束。

徒劳记
    最后一部分会取名徒劳记，得来于坐在酒店房间里的一瞬。从仅容一人的浴室里出来之后，我坐在床上看着逼仄的白色四壁，发狂似的想给借来的手机充电；喜或悲本来就是浮于人眼前的东西，我却要为它所动。我就像个踩着高跷、摇摇晃晃大哭的白痴。白色墙壁反弹回来声音对我说：这不是徒劳吗。这不是徒劳吗。一个女孩在笑。笑我。爱与被爱全都没有指望。又想到阿驹了，她可以抬头无所畏惧地回答：那就是啊！（那又怎样，她指的是那又怎样）我只有这样回答后捂脸大哭的份。
    太愚蠢了。
    自认弱者的人便是弱者。谁能告诉怎么变强呢。在这种全没指望的时刻。
    我跑去隔壁敲门，问同行的女孩借同型的充电器，她妈妈说充电器是港货，还要转换器（日本和我们用的是一样的插座），可是转换器接触不灵。于是我腆着脸皮接过“不太好用”的充电器，冲下楼问前台借转换器。前台两男一人都听不懂英语。其中一个个子不高，三十来岁修着端正纤细的眉毛（我汗），愣愣地看着我的嘴型，侧过耳朵用力听着，我比划了半天，旁边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突然明白过来，长“哦”一声，说，No。No？我确认一遍，点点头，也不打招呼径直又冲了回去。前行，开电梯，走过铺地毯的走廊，开门，坐下。高清电视机完全看不见颗粒，染着黄发的综艺节目女嘉宾瞪眼张嘴地做可爱状。色彩鲜亮。所有这类女人的腔调都是一样的。她们是商品。
    就是这里，干净得让人奇怪。很显然这里不是我的地方。异状。
    次日晚上，7月11日，我们住进了另一家酒店。我和妈妈一个房间，当晚正是德国在2010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Miro的最后一场。我看不着。后一天一早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台电视付费机，看转播的比赛要付费，这就是同时拥有公立、私立、国立媒体，媒介高速运转的-ed国家；看不着就是看不着。又一次疯狂地想给手机充电。再一次腆着脸皮问女孩借来手机，问妈妈要来充电器（她们用的是同一款）。妈妈把充电器给我的时候脸上带着责备。就是这种神情让我头一天没有开口向她要充电器，虽然她后来宽容地把它给了我。我们家的做人原则是：永远不要随便麻烦其他人。问别人借手机和充电器、下楼借转换器、最后问妈妈要充电器已经三次违反了这个原则，让我觉得自己很讨人厌。这样会带来挫败感，于是我的人生至今充满抑郁。
    就是这个晚上我在街角拐弯处看见“ＭＫ”的店招，我以为他会上场的，哪怕就一分钟。当然实情我在去富良野的路上已听说。
    当晚我只能靠凡凡的短信知晓比赛。半夜里妈妈醒来，大骂。她说你已经23了，24了（长辈们爱算虚岁），来年就25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说了很多。说我不会为她想。她像许多母亲那样以为自己的孩子不爱她，充满挫败感；她大哭。那是我最糟糕的一个晚上。被鼻涕呛住，我爬起来站到茶几边大哭。充电器在那儿。她问你哭什么？我还要哭呢！我没法回答。我的生活贫乏。不断地给无聊的生活赋予意义是我一直在干的事。本来生活是其所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必要。谁能说出站在茶几边大哭与永恒有什么联系呢？我只记得地毯是咖啡色的，茶几是黄的，上面摆满了糖果，包装是各色的。我大哭，觉得世事徒劳。
    第二天一早她像没事人一样起床，唤我吃早饭。我也像没事人一样和她开玩笑。心有忡忡，心照不宣。我知道我此生是离不了她的。我们出发去小樽。早上六七点天光尚未大亮，街边是精致的小房子外砌着矮墙，嫩橘色；盆花镶在墙上，花瓣柔丽，紫色的，粉色的，橙色的。街道清冷，妈妈停下来不断回身给花和房子拍照。我们等了一会儿。分明是个好的早晨。街角的便利店上有巨幅广告，是只斑点狗的照片；仰着脖子，背后是它的脚印，底下是鲜绿色的草地。我对凡凡说，我是愿意并且渴望嫁一个少年的；如果并没有这样的命运，我会选择独自安静地过完余生。11日晚我们已有一次长聊。
    辗转乘上火车，去路上右边是海，左边是民居。民居是一些寻常山野房子的模样，房前摆了薰衣草，紫色逐渐在视线里连成一片。一只海鸥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方展开翅膀，它像一只布偶停在半空中，翅膀开着。礁石是黑色的，鸟是白色的，我好像能看见它黑色的小眼珠。火车开过去了。旁边有当地人三三两两地闲聊。海和天是灰蓝色的。
    小樽有很多好东西。如果不懒惰的话我会贴图。（多半会犯懒……我试试上相册链接。NNDX）有八音盒、有写着“花神”的人力车、有运河、有长脚蟹……然后，甜品店、拉面店、拉面店里的盐罐和贴满墙头的祝福卡和明信片……
    回来后某天凡凡给我发短信，问我记不记得02年德国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札幌踢的。这句话击中了我。我当然希望Miro能踢2014年世界杯，但如果11日晚那场是他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场，也正印证了第一场。那时他在札幌。后来我在札幌。那时他23，现在我23。我多不想离开他，就像不想离开过去的时光和时间本身。我看见他在场边坐着的照片，在大巴上手支着脸，遥远迷蒙得像我做的千百个梦。没什么可怕，我已淡然接受一切，包括真理和狂喜。白天总是蓝色的，夜晚也是；在有限的维度里一切都是蓝色的，就像天、海和眼睛。这样我就再也不会离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