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曾是乞讨的高峰期。到了假期，小寨村在外“打工”的父母、爷爷奶奶，会赶紧把孩子接走，而这些声称在外“打工”的成年人，有一部分是在乞讨，而小孩则成了他们乞讨获得暴利的工具。
所以，每到假期，当地政府总要开大会，动员村民不要外出乞讨，而要靠劳动致富，让小寨人活出自己的尊严。
村民们说，听的宣传多了，他们也意识到，乞讨是耻辱的，打工只要肯出力，经济收入也比乞讨要高。
甘肃省岷县中寨镇小寨村，10年前，这个村庄因“乞丐村”闻名全国。尽管村民们尽力修复着因乞讨而丧失的尊严，但“全国第一乞丐村”的称呼，也成了这个村挥之不去的心病。
遏制小寨村的“乞丐”，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10年来，虽然小寨村鲜有村民外出乞讨，但外界对“甘肃岷县外出乞丐”的报道，几乎都要提及这个“乞丐村”，这也让小寨村的村民感到了沉重的包袱。
近日，在北京、南京等地出现的岷县乞讨人员，又让这个“乞丐村”走进人们的视野。
被人冒名
那些乞讨人员，“没一个是我们村的”
日前，北京、南京等地不断曝出“全国第一乞丐村”小寨村的村民在地铁上乞讨，随即，小寨村再次引起媒体关注。
小寨村的村主任方俊文，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去南京准备接回发现的7名乞讨人员。可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些乞讨人员都不是他们村的，而是邻近乡镇，“小寨村”只是被人冒了名。
而小寨村村支书李文忠则很肯定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南京和北京发现的自称是小寨村的乞讨人员，被证实没有一个是小寨村的。
村民们也有些哭笑不得，“自从小寨村因乞讨出名后，附近地区的乞讨人员被发现后怕丢人，都说是小寨村的，小寨村是替人背了黑锅”。
李文忠说，小寨村2060人，今年尚未发现有人在外地乞讨。在8月10日，中寨镇和小寨村的干部们，还对村里逐家逐户进行了排查，外出打工的人家都一一核实去向。每年，当地政府都会对村民进行这样的教育和排查，遏制乞讨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
如今的小寨，人们对乞讨讳莫如深，问及的村民只会说，“我没出去过”，但对其他一概不谈。一位村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大家都知道乞讨是丢人的事，以前即使出去乞讨，也都是说“打工”，几家关系好的一起出门，方便有个照应，但回来了也不说。
2005年，作为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李玉平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号召小寨人放弃乞讨，靠劳动挣钱。
此前，媒体关注这个甘肃南部的偏远村庄，以“全国第一乞丐村”这种村民们认为并不光彩的方式闻名全国。
小寨村，周围土地贫瘠，村民们在石头山上开垦土地，种上一季青稞、玉米，有没有收成全看天意。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农闲时分，乞讨，曾是这个小村庄的谋生途径，渐成风气。一部分早期出门乞讨的人，带回了钱，甚至盖起了楼，人们外出乞讨从要馒头到要钱，从填饱肚子到发家致富。
7岁时，李玉平就被父亲带着到外地乞讨。最后，他要求父亲送他上学，得以考上一所职业院校，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李玉平曾吐露心声：“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也正是他“自爆家丑”的举动，让全国媒体蜂拥而至。
小寨村的人说，媒体报道后，“像被活生生地扒光了衣服”。小寨村的人们开始自我修复丧失的自尊。
阴影难除
到外地上学，自我介绍时被嘲笑
去年，13岁的李福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对于这个大山中的人家，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李福满怀希望地跨进校门，可在第一天做了自我介绍后，李福说，他恨不得马上回老家，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当他说到自己来自“小寨村”时，下面哄堂大笑。有同学小声说：“乞丐村。”李福说，他的自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真想找个缝钻进去”。
李福的遭遇，让爷爷奶奶疼在心里，却不知如何安慰。这样的尴尬，并非李福一人感受到。10年前，被媒体关注后，“乞丐村”的称号伴随着从这里走出的村民们。老村支书杨敬忠认为，媒体大肆报道“全国第一乞丐村”，很多情况也被夸大了，村里人对记者比较敏感，多数人不愿多谈。
杨敬忠说，以前媒体报道说80%的小寨人都出去乞讨，根本不是事实。他认为，即使在最普遍的时期，也只有少部分人出去。现任村支书李文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2013年，他上任时，全村2000多人，只有10几人在外乞讨。现在，这些人是镇、村工作人员做工作的重点对象，也没有再出去乞讨了。
8月15日，在小寨村新村庄的村口，几位老人正陪着孙子们玩耍，这些孩子不到一岁，父母外出打工，照顾小孩的任务则留给了老年人。
这在以前是很难出现的画面。到了寒暑假，在外“打工”的父母、爷爷奶奶，会赶紧把孩子接走，而这些声称在外“打工”的成年人，有一部分是在乞讨，而小孩则成了他们乞讨获得暴利的工具。
寒暑假，曾是乞讨的高峰期。当地政府总要开大会，动员村民不要外出乞讨，而要靠劳动致富，让小寨人活出自己的尊严。
村民们说，听的宣传多了，他们也意识到，乞讨是耻辱的，打工只要肯出力，经济收入也比乞讨要高。
一位照顾小孩的老人说，现在农村人素质提高了，大人都是为了小孩过得好。她指着自己的孙子：“我孙子每个月奶粉都要吃好几百块钱的，谁还舍得让他出去要饭。”
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也让人们找到了新的致富途径。当地种植黄芪、当归等中草药，每家每年也能靠此收入一两万元。农闲时，村民们再去新疆、内蒙古等地帮人种菜，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而对于村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有80元~100元的养老保险，贫困户每月还可以有200元的补助。如果出门乞讨，则很有可能取消这样的待遇。
意识转变
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带孩子出去是对不住孩子”
遏制小寨村的乞讨，成了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在小寨村周边的镇、村，却又兴起乞讨之风，很多时候，小寨村也是替他们背了黑锅。
临近村庄的方红，刚被村干部从北京接回老家。1个月前，她带着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被送到救助站时，也只有两三千元的收入。除去路费等费用，乞讨一个月，她仅收入1000多元。
回到老家后，方红没有和邻居们谈起自己的“打工”经历，感觉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却又无人点破。
方红认为，她乞讨是生活所迫。2013年，为了建房，她家向信用社贷了五六万元，加上村里的补助，一共凑了10几万，盖起了两层小楼。
方红说，本来准备多贷一些钱，可又怕还不起。房子修好后，方红家每年要承担很高的利息。但到了一年的还款期，方红拿不出来钱，都是先在村里找人借钱，把银行的钱还上后，再赶紧从银行贷款，然后再拿去还。
方红家里的楼已经建好，但墙面没有粉刷，家里也只有几个老旧的家具，看起来与新房很不搭。方红说，她还算幸运的，凑钱把房子建好了，还有一些人家，建了一层后没钱了，只能出去挣钱，回来再盖。
住着两层小楼的方红，却不得不为了钱去乞讨。她没有透露，自己以前是否也乞讨，只是感觉乞讨是生活延续下去的方式。
方红说，她也知道乞讨很丢人，还常常受气，两个孩子跟着也经常吃不好住不好。为了两个孩子，她从不拣别人不吃的东西，都是买些东西吃，但晚上只能走到哪住到哪，“我也知道两个孩子是跟着受罪”。
而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当被问起是否想上学时，两个孩子先看看方红，然后默默地点了头。
村民们对待乞讨的态度如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大家心照不宣都去乞讨，对乞讨是麻木的。而现在，很多村民已经意识到乞讨丧失的尊严。
不少村民在内蒙古、新疆打工，帮人种地、当建筑工，虽然辛苦，但村民们说，“打工不受气”。在建筑工地搬砖，一天有100元的收入，虽然经常没活干，但除去吃住成本，省吃俭用每年也可以攒下两三万元。
因建房而欠下数万元，甚至十余万元债务的村民并不占少数。但村民们认为，出去打几年工，慢慢还，“打工、种地都能挣钱，要饭的人是又想赚钱，又不愿意出力”。
坐在村口的方艳丽，一边抱着孙子一边说，农村人也意识到了孩子的教育更重要，“带孩子出去是对不住孩子”。
（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