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沙家浜》里有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从清末到解放前，东北匪患严重，草头王比比皆是。不过，东北的土匪有个特殊的称号：红胡子。
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提及红胡子，即指关东响马，乃打家劫舍之匪（也称胡匪， 马贼和盗匪）。史上权威著书立说者，为清代吴樵，其作品是《宽城随笔》。清末民初之时，吴樵曾供职宽城吉长线路局，即吉林至长春铁路。他在东北关外，有暇游历，见多识广，遂在书中描绘红胡子，从长相打扮，武器装备，到马匹辎重，行为特点，面面俱到，给人印象颇深。
吴樵说，关外红胡子，盛行于清咸丰年间。那时太平天国起义，闹得如火如荼，关外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剿灭。其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恰助流寇泛滥，红胡子因此猖獗起来。后来甲午惨败，东北地区有不少清朝的溃兵散勇，他们落草为寇，加盟红胡子，致使盗匪队伍壮大，人数增至数十万之众。
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红胡子在东北活跃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他们在东北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起源：红胡子的两种说法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远东的人与风俗》，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民初社会中的土匪形象》。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的起因甚为复杂，应该与中国十七世纪时的政策有关。根据《辽东招民开垦条例》，1644至1667年间，山东百姓移民满洲者甚多，辽东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河北及河南百姓迁至鞍山、辽阳和营口，而山东百姓迁至了大连和丹东。前来关东的移民，大多自主觅地耕作，不受法律保护，朝廷对其生存状况也不闻不问，采取听之任之，自生自灭的态度。时光流逝，不少闯关东者，生活穷困潦倒，难以为继。
俄罗斯汉学家比丘林（1777 - 1853），在其著作《中华帝国之统计录》中写道，满洲移民中，有内地因罪获刑者，被遣送或驱逐满洲。此类人群，毫无疑问，将威胁满洲治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帕诺称黑龙江依兰是罪恶之城，堪称“索多玛第二”。英国作家格拉哈姆于1886年访问齐齐哈尔，称所到之处，匪患肆虐，他说，此城堪比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博特尼湾，好一个非法移民和苦役犯的天堂。
当时满洲地区警力匮乏，治安混乱，加上关内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大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列强干涉，步步紧逼……这些都催生了民间匪盗红胡子。1878年之后，清朝取消满洲移民禁令，移民激增，红胡子也猖獗起来。尤其是关外的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清剿太平军。此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红胡子的队伍更是趁机壮大。
构成：红胡子成为“跨国”土匪
红胡子主力，乃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关外者，即民间所说“闯关东”的人。其中，不仅有无依无靠，两手空空的无产者，亦有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之徒，他们对官府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
中朝边界是红胡子之天堂。据载，两国边界拓有宽为八九十公里的缓冲地，有红胡子进入缓冲地后，依傍崇山峻岭，在今日丹东附近建立了大本营，并不断发展壮大。至清末，这股红胡子势力竟然创立了一个准行政主体，对外称之为“夹皮沟红胡子共和国”。此后，一些朝鲜人闻之，竟也越境加盟。
据1917年1月31日，外阿穆尔地区边境侦察报告中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期，羁押在俄国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流域的德奥战俘营，屡次发生战俘逃亡事件。他们大多流入满洲境内，其中部分战俘加入红胡子。
在二十世纪初的满洲红胡子里，也有俄国哥萨克，他们是典型的带路党，专门指引华人红胡子抢劫满洲境内的俄国势力。那时，松花江右岸的新城是蒙古、北满直达海参崴的货运枢纽，也是松花江航运的重要码头之一，在商业及运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城内建有20余家榨油厂，两家毛皮加工厂，它们成为红胡子垂涎已久的猎物。1902年，中俄红胡子数百人策马持枪杀入新城，孰料情报欠准。当时恰有俄国中东路卫兵百余人在城内驻扎，双方激烈交火后，红胡子被击毙百余人，俘获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是俄国哥萨克。
东北的中长铁路是红胡子的主要洗劫对象，俄国往来列车虽有士兵押运，却也经常遇袭遭劫，人员财物均有损失。俄国人曾想对铁路沿线之莽原峻岭实施清剿，但红胡子自始至终未离开铁道两侧十公里。史书有载，红胡子客观上使东北之地免遭俄军之涂炭。故而，俄国人憎恶红胡子亦有其原因。红胡子首领唐殿荣，祖籍山东，起初在关外充当哨官，滋事犯法，后远遁深山峡谷，集结流亡兵勇三万余众，成为红胡子的重要一支。唐殿荣从不洗劫中国商队，专门抢夺俄国军商之财，甚至穿越国界，深入俄境打家劫舍，获取粮草和弹药。其麾下的红胡子，枪法精湛，武艺高强，号令严明，不仅国内官军奈其不得，连俄军也大为头疼。
袭扰：红胡子对中东铁路的威胁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流落在满洲境内的俄兵甚众，对他们来说，加盟红胡子成为生存的首选。当时政府管理虚弱，中东铁路沿线警力匮乏，这是红胡子抢劫火车的主要原因。
俄军联手红胡子打劫自家火车，一时间，中东路沿线成为犯罪天堂。1906年7月，中俄红胡子在哈尔滨绑架一位中国商人，逼迫其家眷交赎金20万卢布。9月，哥萨克红胡子抢劫了哈尔滨一家银行，之后几天，他们又袭击了中东路的列车。红胡子对中东路的侵扰与日俱增，以至于1907年，俄国后阿穆尔边防警卫局局长齐恰戈夫中将，与俄国驻北京大使波格季洛夫（1865至1908年）多次商讨加强防御，对抗红胡子的良策。但是，刚进入5月，中东路的边境车站即遭遇红胡子两次袭击，华人响马50余人联合俄国切尔克斯红胡子20多人呼啸而来，车站俄军守卫全力抵抗，还是不敌红胡子的攻击，红胡子得手后撤离，俄军守卫损失严重。车站守军指挥官、骑兵大尉伊万诺夫身负重伤，险些丧命。
此战之后，红胡子侵扰中东路日甚，俄驻哈尔滨领事柳巴致函大使波格季洛夫，强烈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在铁路沿线建隔离带，并把有犯罪前科的哥萨克统统驱逐出去。1907年，俄国警卫部队在哈尔滨围剿红胡子，他们在郊区与一队俄国红胡子遭遇并交火，俄国红胡子的首领竟是一位俄罗斯美女。
进入冬季之后，俄军叛变投靠红胡子之风愈烈，11月，后阿穆尔区警卫局下属铁道营第十五连列兵伊帕林等两人，携15支步枪前去投奔红胡子。他们刚走到半路，就被中国军队捕获。红胡子中除了俄国人外，还有日本人。自1905年之后，南满铁路隔离带交由日军把守。时隔不久，这个地区便成了日本人罪犯的乐园。更有甚者，日本人小日向白朗和野中进一朗还亲率红胡子主力东拼西打，干尽土匪勾当。不过，他们与日军正规部队、特别是情报机关合作，在朴茨茅斯条约规定的日控区为日本效力。由此看来，这些日本红胡子其实是日军的间谍。
装备：武器基本靠抢夺和走私
红胡子注重武器，他们尤其喜欢清军开小差的士兵，因为逃兵随身携带着进口好枪。这些开小差的士兵不一定留用，可好枪都归了红胡子。红胡子可以自造冷兵器和简陋火器（发射有烟火药），但是新款武器和弹药却搞不到。除了靠逃兵送，就是抢，要么偷。
商家从中看到发财机遇。1880年，海参崴商人就从美国旧金山贩运枪支，然后再卖给红胡子。1906年，哈尔滨的一位法国商人被捕，罪名是向红胡子兜售左轮手枪。一枝俄国莫辛纳甘步枪的价格，从50卢布至200卢布不等，一把左轮手枪的价格，约40卢布至70卢布。子弹的价格，从25戈比至1卢布不等。1917年，中朝边界的红胡子，主要装备的都是俄式莫辛纳甘步枪，这些枪有相当一部分购自日本人之手，大多是日本人在满洲战场缴获的俄国战利品，价格是100卢布。而乌苏里江流域的红胡子，还在日俄战争之后搞到了俄军火炮，但不是花钱买的，而是用不侵扰中东铁路沿线的日军利益地带为条件换来的。
红胡子抢夺武器之事，也时有发生。1902年9月，红胡子突袭中东铁路1071公里处小站。他们乔装铁路工人闯进警卫哨，用短刀和左轮手枪重伤一名俄军，杀死四名，抢走了他们的枪支。红胡子除了使用上述近战武器，还青睐远程步枪，因为他们经常在野外作战。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满洲爆发，也使红胡子的武器发生了革命性突破。他们一方面从战场上收集军队遗弃的武器弹药，一方面趁俄军退却之际抢劫了多家俄军军火库。据史料载，红胡子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得到了枪支弹药，还雇佣最好的教练，训练部队，使其战斗素质日臻完善。
红胡子的出行工具主要为马匹。他们惯用隐秘伏击和迂回机动战术，不仅出其不意，而且善于在复杂境遇中脱身。在二十世纪初，红胡子的战斗力已经不能小视。1917年，俄国南乌苏里边防军政委斯米尔诺夫承认，红胡子在与俄军和日军的作战中，已经学会了现代军事知识，像构筑工事和展开、撤离散兵线等。
越境：红胡子在海参崴多次作案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满洲红胡子的势力一度扩张至俄国境内。日俄战争前后，海参崴及其周边地区有满洲的红胡子出没。《彼得堡报》报道，当地的红胡子人数有700多。他们一旦被当地人捉到，即会送交到军事法庭处以绞刑。1906年10月3日，海参崴监狱的院子里绞死了两名红胡子，他们是第一批被俄国人处死的满洲红胡子，罪名是“武装抢劫”。之后，还有两名红胡子因为杀人越祸被处死。俄国人说，被处极刑的红胡子，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当时海参崴的红胡子确实猖獗，他们的营生主要是绑票和敲诈。不仅绑架华人，也敲诈俄国人。1909年9月，红胡子跟踪了私立尼古拉耶夫学校的两名俄国小学生并实施了绑票行为。两名俄国小学生的父母交了赎金，一周以后，他们获释。
此前的1906年，海参崴还发生过一起红胡子绑架中国孩子的案件。被绑架的男孩叫张小楼，红胡子作案后，向其父母索要巨额赎金。张小楼的父母选择了报警。最后，警察局长库兹涅佐夫率几十名俄警，以送钱为诱饵，诱使红胡子上钩，设伏全歼红胡子小队，活捉了海参崴著名的红胡子头目马五。不过，俄国警方亦非常胜之军，1907年，俄国商人别洛夫的小儿子被红胡子掳走，别洛夫报了警，警察局也无可奈何，只能与红胡子谈判，最终双方同意以4500卢布成交放人。
富豪是红胡子的主要猎取目标。俄商斯彼林斯基做木材生意，拥有南满铁路的一段支线，他在海参崴可谓腰缠万贯。被红胡子盯上后，斯彼林斯基一开始送些小钱。熟料，有一日，红胡子突然包围了其铁路支线上的小站苇沙河，数十名红胡子举着枪冲进机房，先是对空放枪，之后绑架了工程师。当地警察接警后，立即向后阿穆尔边防警卫局局长齐恰戈夫中将汇报。警方和红胡子谈判，红胡子索要50万卢布，斯彼林斯基说，最多给10万。而最终的结局不详，工程师也彻底消遁了。
《阿穆尔边疆报》记载，1908年9月，红胡子在大白天袭击了上阿穆尔公司押镖的黄金运输队。俄国《远东报》记载，1908年6月，50多个逃跑的苦役犯组成的红胡子小队（其中有6名格鲁吉亚人），袭击了一个俄罗斯村庄。《莫斯科之声》记载，1908年9月，150多人的红胡子包围了恰辛纳村，威逼村民交出五百普特的面粉和衣服鞋帽。
清剿：俄军对红胡子的持续打击
从1912年开始，俄军上尉阿尔先涅夫（1872年-1930年）多次率领俄武装探险队，前往双城子地区的深山老林开战军事探险，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即打击泰加森林的红胡子。阿尔先涅夫于1912年2月6日上书俄阿穆尔总督贡达季，详细陈述了多年来红胡子在俄境内的人员成分、武器装备、活动特点和部队分布，以及如何配置部队实施剿灭的计划。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贡达季的批复。
阿尔先涅夫提出，为了围剿红胡子，需要做好战前侦察和情报工作，比如挑选异族人作为探子，深入林间，收集情报。之后，阿尔先涅夫根据红胡子的特性，组成15人至20人的围剿小分队。人员选用方面，有当地警察、护林员和中文翻译等。他制定了“轻装前进、谨慎追踪、隐蔽行动和迅速出击”的作战方案，他甚至提出，在追击红胡子的过程中，不用骑兵，以免暴露。他的计划得到了阿穆尔总督的批准，俄官方还号召和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阿尔先涅夫进剿红胡子。
1912年4月22日，阿尔先涅夫的围剿分队兵分两路出发了。但是，直到五月中旬，也未发现红胡子的踪影，只抓到了八百多中国劳工。抓中国劳工的理由是身份不明，有非法越境务工之嫌。阿尔先涅夫在长达10个月的围剿中，并未与红胡子发生交火，但他却搜集到有关红胡子的很多重要情报，并从军事的角度，对双城子北部和中央地区的人口分布、气候、地理、动植物和水文资源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俄军动用骁勇之军，试图剿灭红胡子大患，但最终成效甚微。直到苏联时代，在红军的打击下，俄境内的红胡子，才逐渐销声匿迹。而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清剿，中国东北的红胡子，也终于灭绝。
原题《东北红胡子:从咸丰年到解放前一个世纪的匪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