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5.9996px][摘要]印度素有浓重的“大国情结”，在国际活动中对“面子”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而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上的糟糕表现却让印度难以释怀。
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印度在体育赛事的表现却不尽人意。
奥运赛程过半，奖牌榜上却找不到印度。这并不令人意外，印度在体育赛场上一贯疲软，取得奖牌的数量甚至排在泰国、朝鲜等国之后。印度往年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如下表所示，近三十年来取得的奖牌简直屈指可数：从洛杉矶到巴塞罗那连续被剃了3届光头以后，印度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了突破，不过仅取得1枚铜牌；2000年悉尼依旧是1枚铜牌；2004年悉尼稍有进展获得一枚银牌；2008年对于印度来说是奥运大年，除了得到几十年来的第一枚金牌外，还有两枚铜牌；2012年印度整体有所进步，获得2枚银牌，4枚铜牌，可谓历史最好成绩。
图为1984-2012印度在奥运会上获奖牌数量图。
和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动辄获得两位数金牌、三位数奖牌相比，号称大国的印度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表现让人惊奇。作为十亿人口级别的巨型国家，印度居然落得和摩洛哥、泰国这种千万人口级别的国家处于同一档次。根据2012伦敦奥运会的数据，印度差不多2亿人口才能产出一枚奖牌，而在中国1500万人就能对应一枚奥运奖牌。此前有前有研究指出，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国在体育赛事中取得的成绩有重大正相关关系，但是事实是很多人口是印度几十分之一的中低收入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在一届奥运会取得的奖牌数量都比印度多。可见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和夺取奖牌的能力显著相关，在印度这个特殊例子上却缺乏解释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印度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常年疲软？表面上看，印度的问题是全国体育工作不到位，导致在赛事中表现欠佳；实际上反映出的本质却是印度社会整体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硬件上，印度无法动员足够的人口参与体育锻炼；软件上，印度国民被落后的传统思想束缚，缺乏体育锻炼的热情。在软硬两方面条件的严重制约下，印度一方面无法利用庞大而孱弱的广大普通国民，另一方面也难以动员被意识形态束缚的精英国民，体育大国之梦自然无从谈起。
硬件缺失：前工业化社会缺乏体育发展基础
虽然印度是人口大国，但是在全国民众中有能力、有机会、有水平参与体育锻炼的“有效参与人口(effectively participating population)”却少得可怜。一个国家的体育“有效参与人口”越多，这个国家产生的体育人才的可能性就越高，继而在国际赛事中获奖的可能性就越高。一个国家的“有效参与率”越接近1，这个国家的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就越接近总人口；而越接近0，这个国家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口就越少。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印度人口有12亿之巨，但是由于“有效参率”非常非常低，使得印度产生优秀运动员的几率也变得极低。相反，有些人口小国可能因为“有效参与率”高，而补偿了总人口数量的不足，使其优秀运动员的绝对数量不输给印度这种人口大国。那印度的“有效参与率”为什么出奇的低呢？印度社会在硬件上的前工业化时代特征、国民营养摄入水平低、全国基础设施落后导致了印度整个国家无法动员足额的人口参与体育锻炼。
国民的营养摄入水平直接和一国的体育水平直接相关。根据联合国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印度儿童不足标准体重的人数比例达42.5%，营养不良问题凸显；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室的《全球饥饿指数报告2012》，印度粮食问题严重程度名列全球第十五位。一个国家连维持国民的基本能量的粮食供给都无法保证，那蛋白质供应就更无从谈起了，毕竟牲畜的肉也是粮食转换的。蛋白质供应对于增长肌肉、提升肌力极为重要，因此蛋白质的供应是保证较高体育“有效参与率”的关键条件。印度整体地势平坦，水热条件优良，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国民的营养摄入水平事实上反应出的是印度落后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水平。
图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印两国每公顷产生的粮食千克数对比图。
通过对比上图中的数据可以看到，2013年，中国每公顷约可以生产6000公斤的粮食，而印度仅仅为中国产量的一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印度薄弱的化肥和农机工业。以化肥举例，作物光合作用需要养料，而自然养料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规模生产需要，因此化肥成了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化肥的施用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最终产量。
图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印两国每公顷施用化肥千克数对比图。
上图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印两国每公顷施用化肥千克数对比。2013年，中国每公顷约施用650千克化肥，而印度的这一数据仅有160多千克，中国是印度的四倍之多。印度处于前工业时代的生产能力无法提供足量的化肥和农机，导致农业单位产量低。大量人口因此处于粮食危机和营养不良中，连维持体能的谷物都摄入不足，更不用说高强度活动所需的蛋白质。这些大量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的国民降低了印度的体育“有效参与人口”：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想必也绝不会参与浪费体能的奢侈体育活动。
与国民营养水平一样，基础设施也是提高体育“有效参与率”的关键。很难想象一群生活在没有通电，没有清洁厕所，没有道路沟通地区的人们会有机会参与体育运动。如果当地连供电、通路、修厕所这些最最基础的公共服务都不能提供，那么没有运动场、球场、游泳池这些奢侈的体育设施就在意料之中了。虽然曾有肯尼亚草原上的奔袭猎手直接跑进赛场，成为世界级的长跑运动员的事迹，但这毕竟是特例，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非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东非人的独特体质。印度至今有很多人口还生活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地区，这部分人显然难以被动员起来参加体育活动，遑论成为优秀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好成绩。
图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印两国获得卫生厕所的人口所占百分比情况图。
通过对上图分析发现，截止到2012年，中国有65%的国民拥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的厕所，而印度的与中国恰恰相反，约有65%的国民没有使用卫生厕所。不符合标准的厕所使排泄物直接暴露空气中，在与人畜及蚊蝇接触后非常容易滋生病菌，传染疾病，对使地处热带的印度国民危害甚大。也正是因为印度大部分国民都无法卫生如厕这一事实，印度总理穆迪当选前就提出“厕所高于神庙”的言论。卫生与体育息息相关，如果大部分国民连最基本的卫生条件都不能保障，强身健体简直无从谈起。
即使是偏远山区，仍然有体育运动的基础设施。
上图为笔者的位于华东山区的老家，一个距离县城100公里，人口不足100的山村。让人惊奇的是虽然村里的厕所非常简陋，不过基础的体育设施却随处可见，处处可见江主席关于全民健身的训导。印度农村恐怕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通电率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中国99.8%的人口都可以享受电力带来的便利，而这一数字在印度低至75%，也就是说印度全国还有总数3亿多的人口不能用电。这一部分人口没有电灯、广播、电视，更没有计算机网络。夜晚是中国全民健身运动的黄金时间，成群结队的大妈在广场上翩翩起舞，上班族在照明良好的广场上挥汗如雨……而因为夜间缺乏电力照明，3亿印度国民几乎不可能利用夜间闲暇参与体育，总不能让他们打着灯笼跑步。此外，那种受电视上体育明星鼓舞而投入运动生涯的故事也就绝无可能在这些缺电的印度少年身上。
图为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印两国陆地每100平方公里内公路的公里数对比图
上图显示，2011年时，中国每1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145公里的公路，而印度的数据只有45公里。考虑到中国国土有大量人烟稀少的荒漠、高山和森林，而印度地势整体较为平坦，人口分布较为平均，因此可以推断出印度受路网覆盖的国民比例远低于中国。印度中部、东部仍有大范围的连片地区不通公路，缺乏和外界的基础交流手段。生活在这些孤立的社区和村庄的广大国民无法克服地理距离的阻碍，难以纳入印度的体育有效参与人口中去。即使这些偏远的村庄中真出现了一名绝世体育天才，比起变为奥运冠军，他更可能在地理阻隔的作用下一辈子默默无闻。
软件缺失：传统观念成为桎梏
除了硬件方面的障碍外，印度在软件方面同样存在制约体育发展的巨大桎梏。印度人口基数巨大，全国至少有千万级别的中产及以上阶层，体量足以和许多体育强国的人口数量媲美。如果说营养不良、缺电、缺路、缺马桶是导致广大印度下层民众不能有效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原因，那么根植于印度传统中的鄙视体力活动的观念就是阻碍印度上层阶层参与体育的一道鸿沟。在印度传统文化中，高种姓注重精神修行，以食素、禁欲、苦行为荣，以食肉、休闲、体力劳动为耻。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和现代体育要求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阶层构成了印度上层社会的主体，成为其他社会成员效法的对象。
一个天天吃肉、在运动场挥汗如雨的婆罗门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婆罗门。印度教的教义强调精神世界，笃信生命轮回，认为只有当肉体死后，肉体包裹的灵魂才会投胎转世。肉体是只是灵魂的载体，也是灵魂最后解脱的障碍，所以高种姓的卫道者们不会用高能蛋白质来娇纵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刻意强身健体。吃素和鄙视体力活动使印度的富裕阶层难以把他们自身的营养优势、社会地位和金钱优势转化为体育运动的能力。
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所遵循的这种生活方式深刻影响了印度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很多新兴的中产阶级即使不是出生婆罗门也极度鄙视体力劳动。
在印度传统观念中，体力劳动是下贱的活动，总理这种身份高贵的人不应该从事这类活动。
这是一张在印度引起不小震动的照片，印度总理莫迪最近手持扫帚亲身参与“清洁印度运动”。很多印度人觉得贵为总理的莫迪干扫大街这种“贱活”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体力活动是极其下贱的，任何有身份（不管是因种姓形成的身份，还是因金钱而形成的身份）的人都不应该自己动手，而是应该把体力活动交给“下等人”。跑、跳、游泳等体育活动虽然不算“下贱”，但也被视为无聊的“嬉戏”，完全不值得浪费时间。
印度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缺乏现代工业，而农村人口爆炸又使整个社会充满了非正式就业的人口。鄙视体力活动的观念、低廉的拉动力价格和缺乏的就业机会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印度浩浩荡荡的佣人大军。知识、技能和就业机会的相对稀缺与劳动力的大量过剩造成不同阶层劳动者在待遇上的天壤之别，这进一步强化了印度社会鄙视体力劳动的风气。假设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吸收了大量闲散劳动力，佣人成本就会水涨船高，而这种对体力劳动的鄙夷也会大为消解。
大量的失业人口游荡在城市中，没有工业工厂规模化雇佣，他们最有可能的归宿就是游商和佣人。低廉的价格导致甚至普通的城市白领都能雇得起佣人，这反过来就巩固了“下人干贱活”这种观念，使印度中上阶层进一步远离体力活动和体育运动。在世界其他地方，有钱有闲的中上层阶层是当地体育“有效参与人口”主要组成部分；而印度的中上阶层因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并没有进行体育锻炼的意愿。
印度素有浓重的“大国情结”，在国际活动中对“面子”问题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而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上的糟糕表现却让印度难以释怀。滞后的工业化、薄弱的基础设施加上浓重传统意识形态使印度白白守着十几亿的人口基数，却难觅运动健将的身影。因此印度想要称雄国际体坛，就必须从佣人、厕所、化肥、公路这些看似和奖牌榜毫无关系的细节做起。只有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巨轮，印度才能摆脱体育鱼腩的悲剧。毕竟，冰冷真相就是体育赛事其实是工业化“高富帅”国家之间的一场轰趴，而那些前工业化“屌丝”国家只配做跑腿打杂的小弟。
（作者：毛克疾，中科大风云学会研究员，南亚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