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辽东第一局――明金萨尔浒大战解析

raulzt · 发表于 2007-12-11 13:54:38

关外辽东第一局――明金萨尔浒大战解析秦大路 　　1 　　 　　上策伐谋，中设险，垂关百二。 　　凭高望，烽连堠接，岂云难恃？ 　　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 　　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 　　 　　嗟红粉，随胡骑，盻金缯，归胡地。 　　剩征夫残血，沙场犹渍。 　　泪落源闺飞怨雨，魂迷远道空成祟。 　　想当年方召亦何如，无人似。 　　 　　――《满江红》(明)陆云支 　　 　　这首《满江红》，写于明末万历年间。这首词非大家手笔，算不得词类精品，流传也不广，但其中悲怆愤郁之情令人感慨。据说此词的背景是公元1619年明朝大军与后金八旗军在辽东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萨尔浒战役。“怪在帷中疏远略，军嚣帅债先披靡”两句，写的是萨尔浒战役中明军统帅的指挥失度。由于“疏远略”的明军主帅犯了轻敌、冒进等一系列主观错误，使明军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惨败。 　　 　　三百多年后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1] 事实上，当时明朝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是优于后金的，但由于指挥员缺乏出色的主观指导能力，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败局。相反，征战一生的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一战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 　　 　　这只是明军一系列失败的开端。一般地，历史上把萨尔浒战役看做为明与后金战争的揭幕战。对于明朝而言，萨尔浒战役虽不至一战而覆国，但帝国的噩梦真正开始了。此战后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部署由进攻转入防御，辽东地区陷入数十年的争战中。在这场长期战争中，明军负多胜少，最终彻底丢掉了辽东，“等闲间，送却旧江山，无坚垒”。长期的战争彻底拖跨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成为明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辽东乃京师左臂，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张居正时代的俺答封贡彻底消除了北部蒙古各部落的威胁，辽东就成为明朝边事战略体系的重中之重。做为京师最重要的战略缓冲地，辽东若落入后金手中，明朝就只剩下山海关一处险关，京师便会岌岌可危。 　　 　　辽东大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是元末明初以来汉人、女真人、鞑靼人等各族共同的栖生之地。这片土地在明朝的主长城之外，属于明朝的边外辖区。整个辽东在疆域上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只允许有一个军事强权存在，而不可能为明朝与后金所共享。因此，随着后金的迅速崛起，当时辽东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要么继续为明朝统治，要么为后金吞并。 　　 　　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努尔哈赤比他那些落后的族人们在思想上更具前瞻性，在行动上更具侵略性。建立后金国后，努尔哈赤已按捺不住自己的万丈雄心，他野心勃勃地要为女真人争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要带领女真人走出世居的蛮荒之地，与远远领先于女真的先进文明去碰撞、去交锋。这场交锋注定是你死我活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向大明宣战。 　　 　　努尔哈赤的决定在当时相当冒险。因为他所面对的明朝，是一个有着巨大疆域的帝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军事实力，明朝都远远超过刚刚摆脱部落生存模式的后金国。 　　 　　自古以来，两国相争，师出无名者必会在战略上失掉先机。努尔哈赤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祭天誓师的方式提出了七大恨。七大恨极力渲染爱新觉罗家族及女真部落所受的欺凌和压迫，将明朝斥之为不仁不义，试图在日益紧张的民族关系上占据主动。七大恨激发了满族对汉族的民族主义仇恨，这种仇恨对明末清初的满汉对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影响作用。直到皇太极时代，皇太极还曾与袁崇焕下书，痛切地陈词七大恨，后被袁崇焕回书委婉的一一驳斥。皇太极后来木刻揭榜“七大恨”，做为供满人世代观瞻的国宝级“神物”。 　　 　　自七大恨起满族人对明朝充满了仇视，随着满清军事上的不断胜利，这种仇视渐渐转化为歧视，到满清统一中国后，这种歧视达到了一个顶峰。从轻视火器技术的运用到武力强制推行满服和辫发，这种歧视和仇视的痕迹可以说无处不在。 　　 　　有主流史料把七大恨总结为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压迫的一次总爆发，有说“哪里有民族压迫，哪里就有民族反抗”[2] 的，也有说“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一面”[3] 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正义的符号显然是后人强加的。七大恨中的一部分为私怨家仇，一部分为边事争端，很难厘清孰是孰非。现代人解读七大恨，自然会知悉这只不过是努尔哈赤为了争夺辽东控制权而寻找的一个宣战借口而已。 　　 　　为了与明朝为敌，后金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明朝对此犹自茫然无知，帝国不堪重负的车轮，只是靠着“慵懒”的惯性缓慢地往前推动着。 　　 　　宣誓七大恨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八旗军拉开了进攻的序幕，迅速攻占了抚顺和东州等地，斩杀明总兵张承胤，收降明游击李永芳，掳掠人畜三十万之巨，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后金也厉兵秣马，严阵以待。辽东地区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即将爆发。 　　 　　萨尔浒战役是明中叶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动用的作战总兵力近二十万，因而此役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朝前后用兵十数万，各次战役的规模也很大，但就单次战役而言，没有一次超过萨尔浒战役。此战后金大获全胜，明军惨败。此战虽未宣告明朝的衰亡，但明末一系列军事失败肇始于此，同时此战一举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地位，其历史重要性勿庸置疑。 　　 　　 　　2 　　 　　辽东丧师失地，明朝建立了两百多年的辽东防御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明朝决定在辽东打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彻底消灭后金军事实力。此时明朝驻守辽东的各地守军，总计约有两万余人。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因而明朝主要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试图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这次明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 　　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 　　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 　　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 　　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 　　 　　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号称四十七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次明军的构成简直就是万历朝鲜之役中明军的翻版。 　　 　　明末时卫所制名存实亡，明军采用募兵制，军队调自四面八方，但作战主力中一般来自九边重镇、四川和浙江。来自九边重镇的军队，主要以骑兵为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跳荡铁骑”，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统。九边中除了辽东、延绥、宁夏等镇，其他边镇久无战事，军队战斗力不强。四川是第二重要的兵源。自播州之役起，西南大小战事不断，因而川军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川军步兵尤其善于山地和攻坚作战。浙军实际上是一支由名将戚继光缔造的军队，嘉靖年间和天启年间在抗倭战事中立下大功。戚继光非常重视军事训练，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因而浙军有良好的战术素养。万历朝鲜之役中浙军曾在攻克平壤的战斗中留下大名。 　　 　　后金的兵源不如明朝那么充足，兵力略低于明军。后金的兵制是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其作战主力是历史上著名的八旗军。此次针对明朝的大举进攻，努尔哈赤做了全民总动员，女真族所有青壮男丁统统编入八旗军。此次参战八旗军的具体构成如下： 　　 　　正黄、镶黄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统领； 　　正红、镶红二旗，约一万五千人，由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统领； 　　正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统领； 　　正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五子莽古尔泰统领； 　　镶蓝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侄儿阿敏统领； 　　镶白旗，约七千五百人，由努尔哈赤长孙杜度统领； 　　 　　萨尔浒战役中八旗军总计约为六万人。整个八旗军都由努尔哈赤与他的子侄们统领，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看起来更象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亲兵，因而有超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八旗军是一支由努尔哈赤一手创建的军队。后金建国后，一个旗完整建制为七千五百人左右，八旗共六万人。八旗军战术组织严密，每一旗可以在旗主的率领下独立完成较大的作战任务。八旗中全部参战时，可以完成会战规模的战役。八旗军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集团作战能力都很强，在努尔哈赤长达三十余年统一女真的征程中，八旗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类似八旗军这种规模的大骑兵兵团，我们常常可以在关于秦汉帝国军队、蒙古帝国军队的史料中看到。明末清初的八旗军可以称的上是世界冷兵器时代最后一支强大的军队。 　　 　　通过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明军共八万多人，再加上盟军两万多人，共十一万之众，但善战者不过两三万人而已。八旗军在人数上并没有太大劣势，而且六万八旗军基本上个个都作战勇猛。 　　 　　我们再来看看双方的武器装备的对比。武器装备方面，明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明军配有大量的火器。明军的车营由炮兵部队和骑兵部队构成。炮兵部队配有大将军炮、虎蹲炮、佛郎机炮等多种威力巨大的火炮，明军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以大将军炮为例，“射程十里，每发可毙敌千人”。隶属车营的骑兵部队备有火统。明军由于采取车骑合营的编制，并无独立的骑兵部队，因而其机动性远不如后金的骑兵部队。 　　 　　明军的步营则配备大量鸟统和多管火枪。明军的鸟统仿制自西番和日式火绳枪，射程可达百余米。笔者无法查到萨尔浒战役中的明军火器配备的准确资料，但根据明军后来损失两万余件火器的情况推算，明军火器配备比例有可能高达50％。明军火器的配备比例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毫无疑问，火器的杀伤力、摧毁力、破坏力是冷兵器无可比拟的。战场上士兵中弹后，由于当时没有外科手术，随军郎中只能用刀把铅弹挑出来，或者用灌水银的办法治疗。 　　 　　除了火器外，明军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冷兵器，如弓箭、刀枪等。由于过于依赖火器的中远距离打击，明军不够重视贴身近战及盔甲防护。万历朝鲜之役中朝鲜军曾很惊讶不少明军不着盔甲依然战斗力很强，叹为“天兵”。世人有种误解，以为明末时明朝无力配备士兵的防护盔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过于依赖火器的战术指导思想使然。 　　 　　八旗军以弓矢刀剑为主要武器，长于骑射，利于突袭决胜。后金八旗军绝大部分为骑兵，主要武器为典型的冷兵器，如长刀、矛、槊、弓箭等，防护器具以铁甲、皮甲为主。与明军相比，后金的武器装备明显落后。 　　 　　八旗军后来一直拒绝从屡屡败给自己的明军那里学习先进的武器技术。他们对冷兵器的执着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种“以骑射为本”、“强干弱枝”的冷兵器思维，后来长期统治了清朝的军事指导思想。两百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终于为这种守旧落后的军事指导思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清朝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隔绝于世界之外，从未遇到过真正强大的敌人。在这一阶段以内战为主的战事中，清军比较轻松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却被金庸等人称为“十七、十八世纪世界无敌”，其实不过是侥天之幸而已。 　　 　　然而在当时，由于明军并未采用良好的战术来强化自己的武器优势，这就为努尔哈赤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机会。明军装备了大量枪炮，利远攻，不便于近战、野战。而近战、野战，偏偏是机动性超强的八旗军的优势。 　　 　　《世界全史》中写道：“在冷热兵器并存的时代，人们只得面对现实，交替使用各有所长的冷热兵器。16 世纪，一支军队倘若没有火枪装备的士兵，那么它决不与装备火枪的军队交火。这说明，无论如何，火枪已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兵器了，火枪兵在不久的未来成为主角，已是历史发展之必然。”[4] 萨尔浒战役却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3 　　 　　后人谈起萨尔浒战役中明军失败的原因，往往会首先想到经略杨镐的指挥无能。对萨尔浒战役的失利，杨镐应该承担第一位的责任。从萨尔浒战役前的主帅选择问题上，可以看出出明朝最高军事指挥机制中的重大缺陷。 　　 　　明洪武初年，明军设有元帅，朱元璋自己就曾担任过大元帅一职。明朝建立后，元帅府改为大都督府。大都督成为军队最高指挥首脑。由于大都督府的军权过于集中，胡惟庸案之后，大都督府被取消，被改制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职责不同，相互制约，兵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务，五军府掌管统兵作战。兵部受皇帝之命，可以发令调兵，但统兵权在五军府，统兵将官如各路总兵由皇帝亲自指派。战事结束后，总兵交还兵印，总兵一职临时取消。因而有人称总兵一职为虚衔，总兵一职在明廷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到了明朝后期，五军府的统兵权已经名存实亡。如果发生大的战事，往往由兵部发出命令，指派各地的总兵率兵从数千到一两万不等，各军集结后组成征讨大军。也就是说，每路总兵率领的本辖区军队一般不会超过一万人。各军在战术配合和军纪方面各不相同，而且各地的总兵大都为平行级别，往往互不服膺，一方总兵无法调御所有兵力，于是大军统帅一职就由兵部官员担任。明末的经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经略的出现是明后期军队指挥系统的一个重大变化。 　　 　　有明一代，经略一职始自万历援朝之役，经略一职一般是由兵部侍郎出外担任。在万历援朝之役第一阶段里，担任经略的宋应昌只是起到了总理各种军中大小事务的作用，在军事指挥方面并没有多大决定权。军事方面的总指挥实际上由备倭总兵李如松担任。李如松有很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与李如松的出色表现是分不开的。万历朝鲜之役第二阶段中，从各地抽调的大部明军集结于朝鲜半岛，军中先后出现了三位备倭总兵――麻贵，李如梅和刘綎。这种多头指挥显然不利于展开统一的军事行动，因而明军指挥大权就完全落到了文人出身的经略杨镐身上。后来由于杨镐的指挥失误，导致明军在蔚山战役中惨败。但因为援朝之役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明朝并未及时改革这种军事领导机制，反而使得文官领导武将、外行指挥内行的现象成了循例。 　　 　　根据明朝当时的体制，此次征剿后金的主帅必须由兵部大员出任方能压得住各个山头的总兵。而明朝的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大都为文官出身，少有真正知悉兵事的。明朝的体制又不可能允许总兵这样的武将出任主帅。这样一来，明军主帅的选择范围就很有限了。当时可以担任主帅的人选大约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抗倭经略的杨镐，一个是曾任辽东巡抚的熊廷弼。杨镐经历的战事在当时要比熊廷弼多，朝廷又能“容忍”他在蔚山之役中的错误，因而权衡再三，将其任命为经略。诺大的一个帝国，在选帅时捉襟见肘，仅有两三人可用，令人可叹。这不能不说帝国的军事体制此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由文官来指挥大规模作战，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针对当时这种奇怪的军事体制，《剑桥中国明代史》曾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文官按照惯例被任命为最高指挥官，但职业军事指挥官却不能指望高升到超过野战最高将领的地位。一个指挥一个军团的将官通常已经达到他的履历的顶点。这也是1619 年战役四个指挥官的情况。他们的服役经历和他们的声望大致相等，谁也不能被指望从属于任何别的人；谁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以调动大于上述四个纵队的作战编制。”[5] 　　 　　明代文人极重声名，那些有机会率军打仗的文官，略有寸功，便以“边材自诩”。杨镐也一向很自负自己“知兵善战”。杨镐之自负不是没有原因。萨尔浒战役之前，杨镐大约有三次胜绩、一次大败。三次胜绩中的第一次是早年偕大帅董一元率领明军雪夜翻越墨山，夜袭蒙古酋长炒花大帐，大获全胜。第二次是朝鲜之役第二阶段的前期战役中，杨镐率领明军击退日军，获得若干次小胜，并把日军赶到蔚山等沿海要塞。第三次是万历三十八年，率明军偷袭蒙古酋长炒花于辽东镇安，大破敌军。杨镐的此前一次败仗是在朝鲜的蔚山战役中，退军中指挥失度，导致全军大败，此役明军损失高达两万人左右。杨镐的几次胜绩不是很突出，但那次惊人的败绩却没有引起朝廷足够的警觉。 　　 　　另外杨镐在辽东巡抚任上曾有过一些政绩，他曾主导兵民垦荒田一百三十余顷，仅此一项，治下每年粮食增收一万八千余石。就这样，由于杨镐获得过数次不大不小的战功，且一度经营辽事政绩不凡，于是他被认为是朝廷中最熟谙辽事的少数几个高级官员之一。萨尔浒战役前，杨镐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并被命为辽东经略，执尚方宝剑，全权负责进剿后金事宜。 　　 　　如果说，杨镐是一个不合格的主帅，是晚明文官统领兵事、外行领导内行中最失败的例子。那么他的对手努尔哈赤则是一个军事奇才。努尔哈赤25岁起兵，三十多年统一全部女真部落，历经大小百余战，少有败绩。特别是古勒山一役，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以少胜多，大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成为军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之一。遇到努尔哈赤这样的主帅，是杨镐此生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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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lzt · 发表于 2007-12-11 13:56:00

4 　　 　　从朝廷到辽东前线，明朝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种大战前的乐观情绪，当时没有几人会认为明军会败给后金。君臣皆以为明军“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6]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数路大军的夹击下，十天左右就能结束战事。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贝勒”、“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这么高的赏格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明朝不仅要打败后金，而且要灭掉努尔哈赤整个家族。如此一来，反而使努尔哈赤家族上上下下产生了同生同死的决心。 　　 　　各地的军队会师辽阳后，明军很快成立了“前敌领导小组”，由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四人组成。总兵杜松、刘綎、马林、李如柏等人有列席议事资格，却对军事方略无决策权，只有执行权。经过商议，明军决定四路进兵，最后围攻努尔哈赤盘踞的老巢――赫图阿拉城。这四路分别如下： 　　 　　西路军，即抚顺一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鳞、都司刘遇节、参将龚念遂等以下宣、大、山、陕官兵三万余人，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为监军，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克素浒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南路军，既清河一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辽阳副参将贺世贤，都司张应昌，义州副总兵李怀忠，游击尤世功等以下辽东和京营官兵二万余人，以分守兵备参议阎明泰为监军，推官郑之范为赞理，由靖河出鸦鹃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北路军，即开原一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开原游击麻岩、都司郑国良、游击丁碧、游击葛世凤等以下真定、保定、河北、山东等官兵二万余人，暨叶赫部盟军一万余人，以开原兵备道金事潘宗颜为监军，岫岩通判董尔利为赞理。开原一路由清安堡出，趋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东路军，即宽甸一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率宽甸游击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浙兵劳备御周翼明等川、湖、浙、福等南方官兵一万余人，暨朝鲜盟军一万三千人，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军，同知黄宗周为赞理。宽甸路由涼马佃出，会合朝鲜军，从东面进攻赫图阿拉城。 　　 　　明军企图以东路的刘綎部吸引努尔哈赤的主力，而以西路的杜松部担任主攻任务，再以南路军和北路军完成合围之势。明军这个方案，采用的是声东击西、分进合击的策略。这种分进合击的策略曾经在播州之役和万历援朝之役中使用过，其中在播州之役中取得了胜利，但在援朝之役中直接导致了蔚山战役的惨败。 　　 　　这个方案犯了分兵大忌。前面已经说过，就总体兵力来说，明军相对于六万八旗兵并不占多大优势。明军战术、战斗经验、士气等方面都弱于后金军，只是武器装备领先于对手。这么一分兵，明军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明军计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各路大军从辽阳演武场出发，三月初二在二道关会合，然而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已往战绩不显的马林说了句大实话，“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7]。经验丰富刘綎提出“地形未谙”，应推后进军的日期，同时也对这支由各地兵马组成的联合军的战力提出了疑问：“给俺两三万川军，俺可以独挡奴酋。”但川军当时只有不到五千兵力，刘綎只能象其他总兵一样，率领各地临时调集的军队匆匆上阵。杜松对于这次出兵也持有异议，他认为朝廷兵饷不足，士卒又久未经过训练，各营彼此又不熟悉，将领之间的关系也不协调，根本就不满足大规模兴兵的条件。众将的质疑，均被杨镐置之不理。 　　 　　却说明军各路官兵部署就绪，经略杨镐宣布军纪、军令如下：若有迟误军期或逗留不进的，大将以下者论斩；官军有临战不前的，立即斩首；各军兵卒以冲锋陷阵、破敌立功为主；不许临阵争割首级；当敌人败走以后，准许割取敌人首级报功；若是敌军未败，就先行争割首级的，无论官兵，立即处斩；等等。共申明军令、军纪一十四项，官兵有违令者，立即斩首。 　　 　　此次四方调兵十万，辽东军饷骤增三百万两，皇家虽有内帑积储数百万两，但神宗不肯拨发，于是循万历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8]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督促杨镐尽快出兵。 　　 　　明军指挥部在兵部的催促下，将发兵日期提前了半个月，即二月底。十分兴奋的杨镐，为表现“天兵讨逆”之军威，竟派遣使臣去后金下战书。战书中宣称明朝出动大军四十七万，将于三月十五日，分四路挺进后金都城，以迅雷之势剿灭后金政权。虽然日期是假的，但杨镐公然将进军方案通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智计多端，不似杨镐那般有“君子”之风，他并没有象演义小说里常见的那样，批复一个“来日决战”的答书。 　　 　　面对明朝大军的多点进攻，努尔哈赤采取了“重点御敌”的应对措施。关于如何对敌，后金内部曾经有过争论。不少人认为，明军四路进攻，兵力强大，后金应在各处据险而守，坚壁清野，时间一久，明军后勤补给必然会出问题，那时明军自然会退军。这时，前明朝游击、降将李永芳力排众议，提出了“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9]的建议，即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努尔哈赤最终采纳了李永芳的建议。 　　 　　努尔哈赤还进一步判断出明军的主力来自北线明军，即西路明军和北路明军。“明兵由南来者，诱我南也。其北必有重兵，宜先破之。”。[10] 由于准确地判断出明军的主攻方向，努尔哈赤只分兵五百人阻击东路明军刘綎部。然后命次子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八旗大军主力，开赴北线迎击西路明军杜松部。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近卫军）殿后。 　　 　　5 　　 　　东路军主将杜松，少时由舍人身份从军，后累积军功升为宁夏守备。这在当时一直采用世袭军爵体制的明朝，是很少见的升迁。杜松早年驻守宁夏、延绥等镇，多次率军进行捣巢作战，以勇猛著称，立下不少军功。有一次杜松与河套蒙古卜失兔部发生遭遇战，部下两千多人战死过半，自己也中箭不少，身负重伤，后麻贵军赶到，杜松草草包扎了伤口，再次杀入敌阵，斩敌将数员，一时威名远播。 　　 　　杜松后来接替李成梁镇守辽东。由于在一次捣巢作战中与同僚发生龃龉，曾贻误战机，受到当时朝议的指责。杜松一怒之下，率军独自出塞捣巢，欲一雪前耻，结果只斩得五个首级。这一次更是受到他人的嘲笑。杜松气的几乎要自杀，气忿难平之余，一把火把自己的铠胄器仗烧了个干净，然后日日大睡，对边事来个不闻不问。兵部得知后，勒令其解甲归田。后河套蒙古大举入侵，杜松再次得到启用。率轻骑奔袭敌捣火落赤大营，大获全胜，斩首数百。之后杜松不断立下军功，萨尔浒战役前被提升为山海关总兵。 　　 　　《明史》里说杜松“有胆智，勇健绝伦”。《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11] 杜松为将清廉，从不贪财惜命，但量狭尚气，好冲动，不能容物。由于一生征战无数，全身伤痕累累。这也成了杜松炫耀的资本，据说他经常脱掉铠甲外衣，向众人展示。从杜松的经历和特点可以看出，杜松虽是一员虎将，很有古猛将遗风，但好勇少谋，并不具备高级军事指挥员的素质。 　　 　　辽阳演武场誓师后，杜松率大军于二月十一日离开辽阳，几天后进驻沈阳。二月二十八日杜松率大军从沈阳出发，第二天便到了抚顺。稍事休息，大军继续向赫图阿拉城进发。三月一日明军大部轻装部队渡过浑河，而参将龚念遂率军在后运送辎重，其中有大量的火炮。 　　 　　这时，明军探报探得后金正在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上修筑防御工事，企图阻挡明军前进。界凡城 “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咽喉要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界凡城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这里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一百余里。过了界凡，地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因此界凡就成为两军必争之地。 　　 　　当时明朝的军情系统出了问题。明军只得到后金军在界凡城上防御的情报，却没有得到此时后金方面向界凡方向大规模调动八旗军的情报。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杜松根据现有的情报，迅速做出了如下规划：大军兵分两处，两万人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自己率轻装一万人渡过浑河，先进攻界凡城下的吉林崖，进而试图一举拿下界凡城。大型会战，最忌被敌军分割包围。杜松的这个决策，把三万明军分为两部，等于主动为后金军分割包围明军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一旦战斗打响，这两部明军之间尚有浑河相隔，会合极为不易。 　　 　　渡河后，明军攻取了后金两个小的堡寨，并未遇到后金主力，只是抓到十四个女真人。到达吉林崖山下，杜松一声令下，明军开始进攻。轻装渡河的明军并没有携带火炮，因而其攻坚能力大大下降。吉林崖易守难攻，虽然崖上只有几百名后金士兵，明军的进攻并不顺利。战场陷入胶着状态。 　　 　　三月一日午后，后金八旗军主力陆续到达界凡城南的扎喀关，代善下令继续进军至毗邻界凡的铁背山。此时吉林崖明军也看到大批的八旗军陆续到达，但杜松已无法改变作战计划。无论自己率领的一万明军渡河到萨尔浒大营会合，还是对岸的二万明军渡河到吉林崖山下，明军在渡河过程中势必会受到八旗军的猛烈阻击。于是杜松下令继续强攻界凡城外的吉林崖。当时吉林崖守军只有几百人，后金方面眼看要抵挡不住，后金前线总指挥、大贝勒代善命一千精兵火速增援吉林崖。再加上这一千生力军，明军虽有火器之利，却也一时攻取不下。 　　 　　代善原本打算分兵两路，以右翼四旗迅速打击正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部一万人。然后再以左翼四旗对峙浑河对岸萨尔浒山上的两万明军，伺机而动。努尔哈赤赶到后，对这个安排做出了调整。努尔哈赤认为，“现已申时，天色已晚，命左翼四旗兵先击萨尔浒山上之兵，此兵败走后，其界凡之兵自必动摇。”[12] 后努尔哈赤又觉得合四旗的兵力也可能解决不了萨尔浒山的两万明军，于是又追加了一旗。这样，后金五旗共三万七千骑兵，突然向萨尔浒山方向发动猛攻。[13] 　　 　　明军的萨尔浒大营由总兵王宣，赵梦璘等主持，他们用战车环营四周，做为防御工事，并在营外挖壕立栅，布列各类铳炮，用旗鼓壮威，准备严守，与后金展开一次大战。开始，努尔哈赤命令先锋军冲杀。明军立即施放火铳、燃放大炮。眨眼之间，炸弹爆发，血肉横飞，突前的八旗兵顿时倒下一片，战马也受到惊吓，开始乱奔。但八旗兵人数众多，后续部队依旧排山倒海一般向明军冲来。 　　 　　八旗军志在必得，他们不计伤亡代价，仍然往前冲杀，同时无数的箭矢不断射向明军。这时八旗军的第二冲击波终于冲到了明军营垒里。短刃相接，明军哪里是八旗军的对手。一者明军过于依赖火器，对于贴身近战准备不足；二者明军士兵的防护也不好。于是，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营垒被攻破后，明军兵败如山倒，一时血流成河，死伤无数。明军开始纷纷渡河逃命，有不少明军在河中被淹死。最后一部分明军最终在得力阿哈一带被八旗军追上，尽数被杀。这两万余明军，自总兵王宣，赵梦璘以下，全部阵亡。 　　 　　却说围攻吉林崖的一万多明军，眼睁睁的看着远处萨尔浒方向的明军满山遍野的大溃败，早已慌了手脚。这时吉林崖上后金守军开始反攻，自上而下向明军冲杀。山下后金右翼三旗共两万多人，开始向明军冲锋。受到的前后夹击的明军阵型大乱，这一万多明军迅速被包围。同萨尔浒方向的战斗类似，虽然明军的火统使八旗军付出了一定的伤亡代价，但无法阻止八旗军冲到近身距离。不着铠甲的老将杜松勇猛异常，竭力死战，最后身中十八箭力战而死。总兵王宣、赵梦麟尽皆战死。剩余明军后来被追击到硕钦山，全部阵亡。监军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杀。 　　 　　至此，西路明军除了龚念遂一部率领的辎重部队仍据守斡珲鄂模外，整个建制被歼灭。 　　 　　可以想见，当日的战况是何等惨烈。古往今来，最可怕的战争就是“盲战”。明军主将知己而不知彼，对敌人的部署一无所知，而自己的一切动向却尽在敌手的掌握之中。这种状况就好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地”一样凶险。杜松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原本西路明军兵力就只有三万余人，在兵力上大大少于六万八旗军，杜松却采取了分兵两路的策略。明军本应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全部扎营于萨尔浒山，待机出击。西路明军的失败对整个战局的影响至为关键。西路军是明军的主力，来自宣、大、山、陕等边镇，以骑兵为主，装备十分精良，配备有全军最好的火器。然而明军威力巨大的各类火炮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 　　 　　一些野史说杜松在此战中不着盔甲，赤膊上阵，进而嘲笑他“谁教汝赤膊？” 事实上当日战场形势的发展，与他个人赤膊与否没有太大关系。他若不赤膊，无非是个人能多挺一些时间，却无关整个战局。尽管杜松犯了指挥上的错误，但战死沙场的军人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就连清人编纂的《明史》也说杜松“以将门子捐躯报国”，给了他应有的尊敬。 　　 　　“一将功成万古枯”，望着满山遍野的敌军尸体的时候，不知胜利者努尔哈赤在想些什么？早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三月，努尔哈赤最后一次前往北京“朝贡”。途径山海关时，努尔哈赤曾在杜松处盘桓过几日。二人意气投契，言谈甚欢。不想今日战场搏杀，杜松兵败身亡，努尔哈赤开始奠定一代基业。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命运？ 　　 　　6 　　 　　是给自己喘息的时间，还是给明军以喘息时间？努尔哈赤丝毫没有犹豫。消灭西路军后，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北上迎击北路明军马林部。 　　 　　这时总兵马林率北路明军已到了富勒哈山的尚间崖，在此安营扎寨，同时命令监军潘宗颜等率一支人马驻守斐芬山，这样潘宗颜部与因运送辎重退守斡珲鄂模的西路龚念遂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龚念遂原本率西路明军的后军押送辎重，主要是明军的各类火炮，因而落后于杜松大部队。龚念遂统领步骑军在斡珲鄂模扎营，环营四周挖了壕沟，以炮车为工事，士兵持坚盾，列火器，以图据守。此时明军分作三处，分别为马林大营、斐芬山明军和斡珲鄂模明军。这是明军的又一次分兵。 　　 　　三月三日清晨，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各营分散，决定继续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率领本旗骑兵向龚念遂的兵营发动冲锋，明军大发火器，但仍被皇太极率骑兵突破防线，随后大部八旗军骑兵攻入，双方激战后。龚念遂营仅有几千人，寡不敌众自参将龚念遂、李希泌以下全军皆阵亡。马林互为犄角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当龚念遂受到攻击的时候，潘宗颜部也被八旗军包围，根本无法出营救援。 　　 　　这时后金方面的前锋部队为莽古泰的正蓝旗和阿敏的镶蓝旗，其余六旗刚返回主战场，军队尚未列阵。马林打算趁八旗军初临战场阵脚不稳而先发制人，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来瓦解后金的攻势。马林的中军大营大队人马迅速集结，由游击了碧、葛世凤打头阵，马林在后押阵，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后金的先头部队――莽古泰的正蓝旗和阿敏的镶蓝旗。 　　 　　转眼间明军骑兵部队在游击丁碧、葛世凤等将的率领下已杀至阵前，正如我们熟悉那种战术，在一通火枪响过之后，若干突前的八旗军被射杀。但随着两军的交汇，明军火器的后续打击能力跟不上，这样后金方面的优势完全显现出来。两军激战多时，明军大败。同时，尚未参战的六旗兵，不待布列行阵，就发动了大反攻。万骑飞驰如电，直冲马林明军大营。营前督阵的马林明军一看明军抵挡不住，也无心回营，径自率数千残兵，向开原方向逃去。 　　 　　尚间崖大营内的明军在副总兵麻岩的率领下誓死抵抗，后金军也一时死伤惨重。但明军寡不敌众，只守住了半日，最终被八旗军攻破大营。自副总兵麻岩以下，游击丁碧、葛世凤等将官悉数阵亡。萨尔浒大营的溃败，今日在尚间崖又一次重演。 　　 　　全歼龚念遂部，击溃马林大营后，努尔哈赤的下一个目标是驻扎在斐芬山的明军潘宗颜部。潘宗颜将各类战车列阵于前，统炮布列左右，居高临下，全军以死守之志迎击八旗军。 　　 　　由于这里山势险要，八旗军的大规模骑兵无法发挥作用，努尔哈赤命令大部着厚甲的骑兵下马组成重甲步兵队列，手执长矛、大刀在前，轻甲步兵在后跟进，轻骑兵则在远处以弓箭遥击山上的明军。此时尚间崖激战正酣，这里的八旗军也开始发动猛攻。文官出身的潘宗颜“奋呼冲击，胆气弥厉”，身先士卒，率军与八旗军展开对攻。一时统炮声大作，矢飞如雨，战斗十分激烈。由于八旗军的步兵相对于明军而言并没有多少优势，明军又拥有山险和火器的优势，使八旗军进攻不断受挫，山坡上抛了下八旗军士兵的尸体，一时“死者枕藉”。 　　 　　这时后金方面已经结束了尚间崖的战斗，大部八旗军向斐芬山开来，将斐芬山围得铁桶一般。明军四面受敌，在数倍于己的后金军的反复攻击下，最终弹尽粮绝，支持不住，被八旗军攻破。潘宗颜精疲力竭，后背被一箭射穿，壮烈战死。全军自潘宗颜以下，无一生还。 　　 　　斐芬山一战，明军虽全军覆没，但也给予后金八旗军以沉重打击。此战八旗军阵亡人数达数千之多，超过了守军。攻防战中明军充分发挥了火器的威力，另外，潘宗颜与所部明军，拼命死战、拒不投降的气概也在当时的数次战斗中较为少见。此战使萨尔浒战役中唯一一次破坏了八旗军速战速决策略的战斗，使战况发展为持久攻坚战，曾一度降低了八旗军的优势。只是由于兵力上的劣势，最终兵败。 　　 　　根据明军的最初计划，海西女真叶赫部贝勒金台石、布扬古等率军一万与北路明军马林麾下的潘宗颜部会合。叶赫军在行军途中得知尚间崖明军大败，主力尽失，大为惊恐，遂回军撤至叶赫本部。因而这一路盟军不战而退，根本就没有参加战事。 　　 　　北路明军主要来自河北、山东和辽东，其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仅次于西路明军。北路明军的覆亡，其实也是早在决战之前就注定了的。北线攻势中的北路明军和西路明军在距离上最为接近，两军行程也只差半天。如果两路大军步步为营，声讯互连，努尔哈赤无论把攻击重点放在哪一路，都得顾忌另一路的威胁。然而明军的计划中先分进，后会师，但在分进的过程中两军之间没有战略配合。努尔哈赤很好的利用了时间差，三月二日午后至入夜，先歼灭杜松部，接着，马不停蹄杀向北路军，进而第二天彻底瓦解了北路军的威胁。当日杜松率西路明军与八旗军大战时，北路明军根本就不了解战场形势的发展，直到第二天时才获知西路明军全军覆没，此时为时已晚。 　　 　　北路军总兵马林，安徽宣城人。马林虽是武将，但是文官出身，平日好吟诗做赋，喜结交名士，注重虚名，每每以“儒将”自居，其实并无将才。我们也不应一味指责马林的指挥无能，事实上到了这个份上，即使马林、潘宗颜、龚念遂三部合兵，总兵力约为两万，面对五万多八旗军组成的大骑兵兵团，胜机很小。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总是被宿命包围着。暂时逃生的马林，却在几个月后没有得到命运的再次眷顾。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 　　 　　八旗军在北线的大获全胜，彻底宣告了杨镐的分进合击战略的失败。令人悲哀的是，东路明军的主将刘綎对北线所发生的战事一无所知。所以，明军的悲剧将会一而再的重复下去。

raulzt · 发表于 2007-12-11 13:57:00

7 　　 　　明军的四路主将中，刘綎的声名和战绩最为显赫，“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14]《明史－刘綎传》 　　 　　刘綎是将门之后，从少年时期起，刘誔几乎在他参加的所有战事中立下了战功，因而在明朝军队中享有盛名。刘綎参加了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役和援朝之役，均立下大功。播州之役中军功在全军排第一，援朝之役中军功仅列于总兵陈璘之后，而排名在“东李西麻”中的西麻――总兵麻贵之前。刘誔由于战功卓著，进左都督，世廕指挥使。这个官衔在武职中当时仅次于名将李成梁。 　　 　　刘誔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明史－刘綎传》称，“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虽然弓马娴熟，武艺高强，但刘綎并非只知力战不知智取的有勇无谋之辈。朝鲜之役中刘誔曾于阵前与日军小行西长以谈判为诱饵，差点活捉日军主将。播州之役中，刘誔曾巧设伏兵，大破杨应龙叛军，对战局的扭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任青海临兆总兵官时，刘誔出奇兵，偷袭鞑靼火落赤部于敕川脑，斩首数百级，获牲畜两万多头。为此神宗到郊庙举行了祭祖仪式以贺大捷。 　　 　　刘誔在四川任职多年，手下有川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成绩辉煌。刘誔尽管屡立战功，但其职业生涯却数起数落。几次降职都是因刘誔性格骄纵，目中无人，违反了朝律所致。有一次，刘誔以重拳殴打马湖知府詹淑，后詹淑被改调，而刘綎则罚禄半年。 　　 　　此次由于辽东战事吃紧，神宗下旨命刘誔星夜赴京。即日启程赴辽东，与其他总兵会合。刘誔希望多调川军与他，他多次向兵部请求调川兵三万北上辽东，但兵部迟迟不肯批复，最终只批给他五千人。 　　 　　在四位总兵中，刘誔的军事履历最为丰富，职衔也最高。应该说他最有资格成为此次大军的主帅，然而由于明朝的军事体制，主帅只能由文官来担任，所以他只能担任东路军总兵。刘誔曾在朝鲜之役中与杨镐结怨，杨镐为人气量狭窄，因而此次出征，东路明军在人员和武器配备方面在四路明军中最弱，这是杨镐的“主动安排”。刘綎率领的东路明军，“器械龃龉，又无大炮火器”[15]。 　　 　　杨镐曾派亲信二人到刘誔军中“持红旗督阵”，并要求他们将刘誔的一举一动即使禀报经略。如果刘誔进军缓慢，他甚至策划由亲信临时夺取刘誔的兵权，“刘若逗留，则（杨镐亲信）当总领东路马军”[16]。所以，他对朝鲜元帅姜弘立说：“杨爷（即杨镐）与俺目前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自许。”[17] 　　 　　刘誔率领的明军为步兵，绝大多数为南兵，来自川、湖、浙、福等省，共计一万余人，外加朝鲜姜弘立率领的朝鲜盟军一万人三千余人。刘誔军由于承担佯攻的任务，因而比西路明军及北路明军要早两日出师。前面也曾说过，努尔哈赤判断东路不是主力，因而只派了五百精骑去足迹东路明军。刘誔军自宽甸出塞后，过晾马佃，连克牛寨毛、马家寨，深入到榛子头。大军行至董鄂路时，与阻击明军的五百八旗军骑兵发生遭遇战，八旗军死伤过半，两员裨将被阵斩，遂大败溃逃。刘誔军继续深入三百多里。此时西路军和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刘誔并没有得到这个情报，继续孤军深入。 　　 　　当时大雪初停，天气放晴，但仍然十分寒冷，大部分南兵不能适应辽东严酷的气候条件。再加上孤军深入，粮草也渐渐不能及时供给。因而东路军一直行军缓慢，直到三月二日才渡过深河。读过深河后，明军与努尔哈赤预先布防的托宝大营发生激战，南兵作战十分勇猛，击溃了托宝的防线。此战后金方面死伤两千余人。而此时努尔哈赤的八旗主力正与北路马林明军发生酣战。对此刘誔并不知悉。 　　 　　三月三日，八旗军已经歼灭了西路明军和北路明军，全军回师都城赫图阿拉。当得知东路军的行踪后，三月四日凌晨努尔哈赤派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大军四万余人迅速前往东路迎敌。努尔哈赤自己则率领八旗大军回到赫图阿拉留守，以防南路李如柏军的进攻。 　　 　　三月四日刘誔在阿布达里岗已经安下大营。刘誔构筑了很有效的防御工事，大营周围用鹿角枝绕成牢固的营城，八旗军骑兵不能突入。鹿角枝营外他又设立了火器，八旗军骑兵很难接近明军。明军则可以轮番出战，来去自如。八旗军倒也一时奈何刘誔不得。 　　 　　八旗军一时不能得手，代善和皇太极商议之后决定由皇太极率右翼八旗军攀登至阿布达里岗山顶，自上而下冲杀，代善则率左翼军在山坡上由西向东发动攻势，对明军进行侧翼打击。 　　 　　三月五日，皇太极率领八旗军占领制高点后，开始奋力向下冲杀，刘誔率军死战，苦苦守住。这时侧翼代善军杀到，明军腹背受敌，渐渐不支，开始败退。 　　 　　败军退至在瓦尔喀什山前时，又遭到达尔汉、阿敏所率八旗军的伏击。而代善领兵由前向后冲击。尽管受到多次伏击，南兵甚是顽强。剩余明军退至瓦尔喀什之旷野后，与八旗军展开激战，结果寡不敌众，总兵刘綎战死。刘誔养子刘招孙甚为骁勇，身中数箭，仍能徒步格杀十数人，最后体力不支被杀。 　　 　　刘誔军主力被歼灭后，尚有游击康应乾率领步兵数千与朝鲜元帅姜弘立率领的朝鲜盟军在富察扎营，把枪炮层叠布列。这时代善集中所有的八旗军，向富察发动进攻，首先攻打康应乾部，结果没有支持多久，明军“举皆覆没”。然后八旗军分开始向朝鲜军发动进攻，短时间内歼灭了两个前营，最后把姜弘立的大营彻底包围。姜弘立一看不支，于是率全军投降。 　　 　　功勋卓著的老将刘誔的死，后来给明朝君臣的打击很大。“綎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18] 　　 　　明朝南路军行程最晚。主帅李如柏率领两万明军，于三月一日出清河鸦鹘关。由于出师晚，行动慢，直到三月三日，会师的日期已过，仍然迟迟不进，逗留观望。这时李如柏已通过探报得知西路杜松军全军覆没，北路马林军亦大败。李如柏听到北线两路尽没，大惊失色，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三月四日，副参将贺世贤向李如柏建议，应火速进军，与刘誔部会合，然后可以把刘誔部救出八旗军的包围圈。李如柏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战后有人指责他说“偏师策应，杀入重围，刘綎当不至死，或夹击成功，未可知也”[19]。 　　 　　李如柏逗留到三月六日，接到杨镐火速撤军的命令，于是南路明军惊惶撤退，沿途听到山上有小股后金兵的鸣螺号角，以为大军杀到，明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伤达千余人。 　　 　　8 　　 　　至此，萨尔浒战役划上了一个句号。萨尔浒战役成就了一代军事奇才努尔哈赤。从三月一日到三月五日，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五天七捷，歼灭或击溃了明朝三路大军。努尔哈赤对明军动向了如指掌，而且相当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气候。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充分发挥了大骑兵兵团勇猛快速、善于野战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采取了正确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明军。 　　 　　萨尔浒战役不但制造了八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一举奠定了后金军事强国的基础。正如乾隆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一文中所说，萨尔浒“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辽阳，王基开，帝业定”。[21] 　　 　　 “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衄”。明军不但损失了当时最出色的几位总兵刘誔、杜松、赵梦麟、王宣等人，而大量的军队骨干，如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阵亡达三百一十余员之多。这些人有不少人都参加过万历三大征和其他战事，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才能，可以称得上是明朝军队的“国防精英”。萨尔浒战役中战死的士兵达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损失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余件。 　　 　　为了发动这次战争，明朝顷举国之力，结果却四路大军出师，三路败绩。到底是什么原因？笔者以为明军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制度层面，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和军情系统等几个方面。 　　 　　首先，明朝的军事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了。特别是文官指挥武将，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体制，堪称古今中外少有。明朝一直在限制武人的权力，就象戚继光这样天才的军事家只能不断通过贿赂来保住自己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般地，武人的最高职位就是总兵，总兵的权力却很有限。武将在晚明时期很少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遇到大规模的战事，晚明的现有制度只能由朝廷官员来充当统领多个总兵经略或督师。萨尔浒战役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明朝的制度却只允许文官出身的人来担当统帅一职。研究晚明军史，会发现这种制度性弊端无处不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诞生真正的军事家。 　　 　　其次，明军的战略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杨镐采用这个战略的原因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明军统帅部认为后金方面的实力并不强大。事实上，当时努尔哈赤已非“控弦三万骑”，而是有着六万人的一支大军。其次，这种总是由文官提出的战略方案有先例可循。例如播州之役中的八道进兵和援朝之役中三路围攻蔚山，都是这种分进合击，然后对敌军完成合围之势的策略。然而前一次成功，后一次失败。明军采用这个战略，为后金军各个击破提供了天赐良机。另外，这个战略方案，很可能不是草率做出的决定。因为明朝从战备到各地军队在辽阳会师，共用了七个月时间。在这么长的准备时间里，内阁和兵部非常有可能参与了这个战略的制定。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众文官“集体领导”的“结晶”。而这个“集体”里，是没有武人的位置的。 　　 　　第三，明军战术层面也有巨大缺陷。众所周知，明军具有火器优势，但明军缺乏良好的战术来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在萨尔浒战役中的数次激战中，面对八旗军铁骑的冲锋，明军一阵火枪过后，虽能杀伤突前的八旗军。但明军火器的后续打击能力跟不上，这样，只能是“火未及发，刃而加颈。” 　　 　　我们可以拿同期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的军队来做一个简单比较。1618年至1648年之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这个时期火器数量超过了冷兵器数量，火枪手成为战役的决胜因素。其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战术进行了改革。新的战术集中使用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继而用骑兵突击，最后由火枪步兵扩大战果击败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成为滑膛枪时代的标准战法。对于火枪的攻击，欧洲人特别重视排枪与排枪的衔接，以此来保证火枪的持续打击能力。而明军却总是一阵枪响之后却带来一定时间的停顿，这时对方早已杀至阵前。 　　 　　另外同期的日军早已采用了三段式射击法。三排轮射的时间差据说在几秒内。而且日军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在乱阵中依然可以从容装弹药、射击。而明军的阵营一旦被突破，往往举军大溃，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我们从萨尔浒战役中的每个片断几乎都能看到类似的场景。 　　 　　最后，明军非常不重视军情系统。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动向了如指掌，但明军对对手却了解甚少。甚至各路明军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军情联系。一路大军正在酣战时，另一路毫不知情。因而明军的战法曾被后人成为“盲战”。 　　 　　基于以上原因，尽管此役中绝大部分将士戮力死战，但败局可以说在出师前就注定了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称“1619 年战役中的所有指挥官可以用以下的说法来评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有资格叫做足智多谋的人，更不必说，战略家，但是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是被完全认定了的。”[20] 　　 　　此语甚为精当，也算是一个略微为明军挽回点面子的注脚。

TongXiao · 发表于 2007-12-11 14:44:00

明帝国的失败，败在自己的财政体系上，没钱啊<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4.gif\" />

Lothar · 发表于 2007-12-11 17:14:00

可惜了那些骁勇善战的兵将了.

非著名德甲球迷 · 发表于 2007-12-11 19:11:00

不尚武就要挨打！

非著名德甲球迷 · 发表于 2007-12-11 19:11:00

还是要尚武

jerry1016 · 发表于 2007-12-11 21:15:00

内部不顺是最大的问题，兵力财政都是浮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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