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物价的飞涨超乎了普通百姓的接受能力，带给他们犹如隔世的感觉。战前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到1948年4月增长到五千元，还严重低于物价的指数。按照当时的物价指数，“算起来应该是一万六千五百元”。一枚五万元的邮票，连寄一封到国外去的航信都不够（后者至少十万元以上），却“约等于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5]。一口上好的棺木，战前不过四百元，战后却增长到200万元。带给老百姓的反差，是“能在十年前买大楼房二十所”[6]。然而，通货膨胀带给百姓的影响不仅仅是难以接受的感觉，还包括了他们具体生活的日益艰难。随着物价的飞涨，人民的收入虽有增长，但始终不能与物价同步，因而导致了他们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以天津警察为例，当时报纸感叹，“警察一年来薪饷虽有增加，然而赶不上野马一般的物价。他们的生活委实太苦了”[7]。在这种情况下，物价的飞涨不但造成了人们手中原有货币的贬值，更造成了收支方面的入不敷出。时人声称，通货膨胀对“靠薪水和工资吃饭的人最不利”[2]。


　　对大多数平日节衣缩食方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民众来说，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实际购买能力的削弱，使他们贫困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报纸在叙述了物价上涨之后，每每以感伤的口吻作出总结：“商民莫不叫苦连天，薪水阶级更苦不堪言”[8]，“一般贫民大受威胁”[9]。语言虽然抽象，但却是现实生活真实的写照。食粮与煤是生活的必需品，正因如此，也最容易受到物价飞涨的侵袭。食粮一日几涨的事情在当时相当普遍，“已不成新闻”。1947年4月15日是河北静海县城的集市，由于粮食供不应求，“价格遂随风上涨。清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至午时涨至九万元。小麦每石由十六万元涨至二十二万元，指身为业之平民及薪水阶级之公务员，闻讯均感恐慌”[10]。在天津市区，“百元烧饼，逐渐缩小，已缩至不可再小之程度，前日起已改卖二百元”。“一般市民已痛感生活压迫之不堪再忍受”，一洋车夫竟愤然大呼，“干脆来个原子弹，大家玩完”。记者认为这虽为气话，却“道尽市民苦闷心情”[11]。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受战争影响，煤炭运输不畅，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严重脱节。以开滦煤矿为例，由于铁路运输的阻挠与破坏，“矿场存煤七十八万多吨”，而“青岛只能用粮食当煤烧”[12]。进入1946年后，受内战影响，各地煤荒已相当严重。开封粮价的增长，一定程度上竟导源于煤炭的缺乏。“官办的电灯公司，因无煤，停止供电；面粉公司无电停磨”，遂至土面价格飞跃增长[13]。天津郊县的唐官屯，“入冬以来，天气日寒，煤荒以愈趋严重。本镇之五家煤厂，存底为数过少，煤价乃一日数增，十日前尚卖百元一斤之煤球，今则售百五十元，烟煤末售百五十元，过筛煤块二百元，月前七十元一斤之山芋干，曾一度作燃料代用品，今山芋干亦超出百元以上”。记者感叹，“无衣无食的穷人们，又将怎样过这严寒的冬天呢？”[14]不但一般市民买不起过冬的煤炭，连高校的知名教授也对此犯难。1947年9月记者走访北大的教授宿舍时，特别提到了煤的问题。“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15]。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16]。教法文及诗歌的闻家驷先生的太太，不无感慨地向记者抱怨：“一个小火五百斤煤球是多少钱呢，这叫什么日子！”[17]，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18](126)。显然，大家都愿意以煤为例来说明生活贫困的程度，一方面与煤炭对生活的重要性有关，一方面也与当时煤价的高昂密不可分。


　　国共战事的进展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更关心物价。因为他们一家老小的性命，往往维系在物价的涨落上。连具有文化蕴涵的知识阶层，有时也不得不因生计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到物价上来。1946年12月山西战事正酣，“烽火燎原于全晋”。面对中共军队的“攻城掠地”，太原各界民众“均认此严重之局面，尚属次要问题”。他们心中的首要问题，是“太原物价有涨无落，人人感到生活的重压与前途之危殆，咸恨贪污无门，囤积无资，点金乏术”。连阎锡山都不得不从战事中分出一部分精力，专门处理物价问题[19]。其原因，由于物价竞涨，“普通公务员及平民已陷饥寒交迫之苦境”，“设若物价再继续上涨，治安亦将成问题”[20]。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


　　“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五千元涨到一万一千五百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河南大学教授从三日起罢教，省垣各中小学亦再四酝酿着。各级公务员们则自己饿着肚，妻儿挂起嘴，表面没有罢‘班’，实际早巳怠工。辅导处进修班因为受额外学生三百名的影响，九日起已实行停炊，弄得这八百多无家可归的青年，为了活，向各机关奔走呼号。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并且弄得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21]。


　　总之，物价飞涨是民国最后几年中的时代特征，“士农工商皆在涨的环境中谋生活”[22]。物价飞涨、货物短缺与收入减少的综合，已使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穷苦的小民发愁的连泪都流不出来了！坐在办公室的‘老实公务员’都呆得一声不响，即便有话，也是含着泪的”[23]。他们对生计的恐惧，超过了对战事的关心。“人民街谈巷议，咸以物价为话题”[24]。他们并不是对政治麻木不仁，而是出于现实生活的逼迫。在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如果强要他们对政治有所关心的话，那往往也是因生计艰难而对政府产生出不满与怨恨。面对生活必需品漫无限制的涨价，“万千家无宿粮的为人夫为人父的薪水阶级及穷苦群众陡然色变，心头像压着万斤重的铅块。神经脆弱的人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23]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路边的烟摊


形同废纸，被美军士兵用来点烟的法币


街边换钱的小贩，2张美金后面左上是1936年德纳罗版一元，应该是法币，左下是宝鼎一元


1945年12月，上海人们蜂拥至银号或路边小贩处兑换货币。


用人力车运送钱袋


中国女孩买东西所携带的成推的法币


买闹钟


华泰银号：排队兑换货币。


街边小贩


湖南街边一景：排队购物


美军士兵怀抱成捆的法币


给做工的苦力发放工资，都是成箱成扎的发放


街边数钱的妇女

   
比较两张法币

           
桌子上堆成小山的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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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太差了,哪个政党执政都要下台

当时通胀的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四大家族疯狂的印钞，变相地从民间榨取财富吧。
不知大姨发此贴是否有借古否今之意？

为什么不弄个大面值……

大姨这是诛心之论啊[s:20]

日本的侵略是最重要的原因。宏观经济上的因与果，往往要隔上好几年。

美国政府是否为当时的民国政府 提供过 财政改革计划或者资金援助？
如果有，是不是实施了？
如果没有，为了美国对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援助，而放弃对亚洲中国的援助？

算术都得好

四大家族，其实我很想知道，二陈中的一个，为啥当时在美国落魄养鸡子那么惨。

被敌手剥夺了大部分资源，压迫到最落后的地区负隅顽抗，好不容易打赢了（虽然不能算是靠自己的力量），却没收到战胜国的任何实利……紧接着又要在“全面内战”中应付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手，一个国家不破产是不可能的。

1战后，美国高人杨格曾经给国民党出过主义，但最后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最后失败了。
这种一般的规律是，国家经济不景气，债券融资成本较高，印钞票，然后经济崩溃。南宋在灭亡之前，也和这东西很像。
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除了陈云外，顾准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顾准最后被整的太惨了。

本身民国政府自己的腐败也是原因之一

看来美国政府还是出了主义了

不过美国为什么没有进行有效的金融援助呢

同期47年对欧洲进行的马歇尔计划，同样是面对一个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的欧洲，最后计划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很短的时间能使得欧洲获得复兴。

按理中国在当时的地位，也不比欧洲差多少，没道理不进行援助和有效干预啊

当时美国重点援助欧洲，在亚洲选择了日本进行了援助，认为日本基础比较好，投入产出比高。

美国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了朝鲜战争的沉重代价

引用楼主yinaha于2010-05-10 17:13发表的 民国的通货膨胀 :
　　通货膨胀是贯穿于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事件，也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关键要素。在国民政府人为制造却无力控制的通货膨胀下，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物价漫无限制的飞涨，使广大人民在对日常生活产生恐慌的同时，也对国民政府失去了最后的信任与希望。一个连其人民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政府，怎能不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且，通货膨胀下的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也预兆了国民政府的即将终结。以往学者们谈到过通货膨胀与国民政府覆亡的关系[1]，但多数是就宏观与理论而言，对二者的具体过程则语焉不详。本文试图通过通货膨胀下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这一切入点，细致地展现国民政府覆亡前的社会景象。

　　一、物价飞涨与生活困难
　　连续十多年的抗战与内战，使通货膨胀成为中华民国最后几年中的突出特征。抗战进入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战争损耗以及大片富庶国土的沦陷，已经使国民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为支持日益庞大的财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钞，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为了筹集发动内战的资本，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力度发行纸币，从而也将通货推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根据经济周报所发表的数据，上海的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346，1946年12月为9713。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8倍。当时有人预言，“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2]。确实如其所言，此后的物价更如脱缰的野马，越发不可收拾。以战前的1937年6月为标准，截至1948年8月，法币贬值400万倍，物价上涨近500万倍[3](208-209)。1948年8月的金圆券改革，虽然以1元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重新调整了物价，但仅仅70天后，物价又以更加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涨。顾颉刚在日记中对金圆券贬值的过程进行了记述。仅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来说，在最初的时候，“银圆二合金圆券一，未及二月，而金圆券七合银圆一”。1949年1月18日，“一切物价比刚发金圆券时加一百倍”。3月3日，“近日银圆二千七百元”。3月31日，“上午银圆价一万三千元，下午即达一万七千元”。银圆与金圆券的比价，4月5日为二万八九千，10日六万，15日13万，16日18万，22日46-49万，27日130万，30日400万。到了5月19日，“国行挂牌为九百六十万，然实际之价已为一千四百万”。翌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万，及傍晚则升至三千万矣”[4](231,237-2381)。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金圆券竟贬值6000万倍，国民政府的经济已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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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s and exaggerations... typical c****nists strategies.

引用第9楼条顿之鹰于2010-05-10 23:13发表的  :
四大家族，其实我很想知道，二陈中的一个，为啥当时在美国落魄养鸡子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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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your textbooks were written by people who worked for c****nists.

引用第14楼buleimo于2010-05-21 05:08发表的  :
当时美国重点援助欧洲，在亚洲选择了日本进行了援助，认为日本基础比较好，投入产出比高。

美国为自己的这个选择，付出了朝鲜战争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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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liberal gov't can never be productive. FDR and Truman those two traitors and s.o.b either got fooled by Mao and believed Mao was gonna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or had some secret deals with the soviets

2. chinese people were not as productive. Look at philipine... it was the richest at the end of WWII but it never developed because people are lazy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