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闪击英雄--古德里安》（32）

一只虎 · 发表于 2005-5-21 09: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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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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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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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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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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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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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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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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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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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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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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