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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闪 击 英 雄--古德里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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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虎 发表于 2005-5-21 09: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align=center><B>东线的作战<p></p></B></P>
< >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p></p></P>
<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p></p></P>
<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p></p></P>
<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p></p></P>
<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p></p></P>
< >(1944年7月23日至10月4日)在南乌克兰集团军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p></p></P>
<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p></p></P>
< >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p></p></P>
<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p></p></P>
<P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p></p></P>
<P >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孝仑以西的德军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p></p></P>
<P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p></p></P>
<P >(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p></p></P>
<P >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p></p></P>
<P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p></p></P>
<P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p></p></P>
<P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p></p></P>
<P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p></p></P>
<P >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p></p></P>
<P >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p></p></P>
<P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p></p></P>
<P >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p></p></P>
<P >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p></p></P>
<P >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p></p></P>
<P >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p></p></P>
<P >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p></p></P>
<P >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p></p></P>
<P >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p></p></P>
<P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p></p></P>
<P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p></p></P>
<P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OKH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p></p></P>
<P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p></p></P>
<P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p></p></P>
<P >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丘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p></p></P>
<P >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丘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丘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p></p></P>
<P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丘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丘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p></p></P>
<P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丘,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p></p></P>
<P >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丘的建议,在安东尼斯丘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p></p></P>
<P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p></p></P>
<P >1944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丘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9月1日,苏军开始向布加勒斯特进攻。保加利亚国王在1943年8月28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该国接着在9月8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到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辆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攻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起来。保军并且也参加了苏军向我们作战。<p></p></P>
<P >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慢了。<p></p></P>
<P >1944年9月19日,芬兰也和英苏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8月20日的时候,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过芬兰的曼纳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9月3日就开始求和了。<p></p></P>
<P >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上将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如此。他在1938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地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在1944年的8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佩斯(Budapest),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故宫里接待了我,礼仪十分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话题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时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没变。<p></p></P>
<P >到了8月底,苏军到达了布加勒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进行的。<p></p></P>
<P >当东欧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西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着流血牺牲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卢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卡昂的南面—科蒙—圣洛—莱赛以至海岸为止。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8月15日,西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共31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做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20个师,已经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陷入了盟军的包围圈里。盟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沙特尔(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都已经沦陷,另外还有5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鲁昂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能发挥拦截的作用。<p></p></P>
<P >其他的德军,所在位置的地点如下:<p></p></P>
<P >在荷兰2个半师。<p></p></P>
<P >在斯海尔德运河(Scheldt)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7个师。<p></p></P>
<P >在海峡区的岛屿上1个师。<p></p></P>
<P >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之间的海岸上2个师。<p></p></P>
<P >在地中海海岸上7个半师。<p></p></P>
<P >在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区1个师。<p></p></P>
<P >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阻止盟军向巴黎的进攻,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卫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3个步兵师取道科隆(Cologne)和科布伦茨,向法国移动。<p></p></P>
<P >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卢格的职务。为了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又重新起用龙德施泰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线战场的作战。<p></p></P>
<P >8月15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所收到的报告,把西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阿姆斯柏格少校(Maj.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p></p></P>
<P >希特勒听说克卢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总部,使他对克卢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卢格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卢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卢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p></p></P>
<P >1944年8月25日,巴黎沦陷。<p></p></P>
<P >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OKW)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p></p></P>
<P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预言的。<p></p></P>
<P >假使我们是以东线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苏军再继续前进。因为上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p></p></P>
<P >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线战场方面,企图在盟军尚未到达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把敌人击败。<p></p></P>
<P >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p></p></P>
<P >(一)先稳住东线战场,一直等到西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再把兵力调回东线。<p></p></P>
<P >(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苏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p></p></P>
<P >(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p></p></P>
<P >(四)目前西线方面要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p></p></P>
<P >希特勒和OKW相信到了11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12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苏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出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p></p></P>
<P >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做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做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诸实行。<p></p></P>
<P >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12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4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我们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科夫(Cra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p></p></P>
<P >苏军夏季中在维斯瓦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我军即使不能将之消灭,也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p></p></P>
<P >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已经毫无希望。<p></p></P>
<P >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的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结果使我们的原意应有12英里左右的宽度,现在却缩到3英里以内。<p></p></P>
<P >在维斯瓦河上,有一个苏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还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个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军团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巴拉罗夫(Baranov)的那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p></p></P>
<P >而对于我们最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北方集团军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苏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分去。因为苏军曾经向库尔兰地区一再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p></p></P>
<P >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OKW的诸公也反对马上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缩短他们的战线。<p></p></P>
<P >自从1940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现在就连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漏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是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底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地毁灭干净了,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实行机动作战不可,这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趁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11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12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马上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p></p></P>
<P >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获得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OKW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线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大反攻。他们这一次对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p></p></P>
<P >当西线的战事正由大西洋长城向西线长城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东线方面也一直战斗未停。在东线的南端,一切想阻止苏军前进的企图都失败了。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尼亚、整个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分。佛瑞斯纳上将所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都在匈牙利境内作战,到了9月25日,它那个已经过时的旧名称才改作了南方集团军。10月间,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都已为苏军占领,不过德军还是在德布勒森(Debrecen)地区发动了一次强烈的反攻,终于使敌人的前进暂时停顿了一下。在东南欧战区总司令威席斯元帅(Field?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所管辖的地区中,在这个月里面也把贝尔格莱德丧失掉了。虽然巴尔干地区现在绝对是属于东线战场的范围,可是这个地区还仍然归OKW指挥,而与OKH毫无关系。OKW和OKH之间的分界为在德拉瓦河(the Drava)和巴姚河(the Baja)河口附近,沿着多瑙河畔的一个乡村。这种分界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苏军就在这个分界线的紧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从而进入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地区之内,而该总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更南面的若干分散的战线上。10月29日,苏军到达布达佩斯的外围,到了11月24日,他们就在莫哈奇(Mohacs)获得了一个多瑙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个时候,虽然摩拉瓦河(Morava)流域早已控制在敌人的手里,可是在萨洛尼卡(Salonica)和都拉斯(Durazzo)却还留有一部分的德军。因为巴尔干地区已经遍处发生了激烈的游击战,所以使德军的撤退感到非常的困难。12月3日,苏军在佩奇(Pecs)突破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战线,该地恰在德拉瓦河的北岸,于是苏军推进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沿着多瑙河席卷了南方集团军的防线。到了12月5日,他们就到达了布达佩斯的外围。同一天,他们也渡过了多瑙河,到达了该城的北面,一直挺进到瓦茨(Vac),我们很勉强才算是在赫兰河(the Cran)以东将他们阻止住了。向东北面,他们又占领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并一直进到了科希策(Kosice)以南的某点为止。德军从巴尔干一直撤退到波德戈里察—乌日采(Podgorica-Uzice)之线,而且还再继续向北撤退。<p></p></P>
<P >苏军在12月21日又继续进攻,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已经把布达佩斯完全包围住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巴拉顿湖—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科马尔诺(Komarno)以西—多瑙河以北以达赫兰河之线为止。过此之后,则战线大约沿着匈牙利的国界延展。双方都用命死拼,我们的损失惨重。<p></p></P>
<P >在哈尔培上将所统率的北乌克兰集团军(在9月间已改名A集团军)战区之内,苏军在夏季攻势中就已经进到了维斯瓦河,一直到华沙为止。再向南面去,在桑河(San)与维斯罗卡河(Visloka)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个集团军所统辖的,有海因里希上将(Col.?Gen.Heinrici)所指挥的第一装甲军团,现在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舒尔兹将军(Gen.Schultz)所指挥的第十七军团,位在喀尔巴阡山脉与维斯瓦河之间;巴尔克将军所指挥的第四装甲军团,位在维斯瓦河的沿岸,该军团后来由格拉瑟将军(Gen.Graser)指挥。大约在8月1日左右,苏军即已在维斯瓦河上占领了四个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巴拉罗夫。苏军在山地中的进展虽然是比较迟缓而有限,但在8月5日到9日之间,巴拉罗夫的情况特别的紧张。苏军随时有从此处突破之可能,最后还是要感谢巴尔克将军的勇敢善战,才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个难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猛烈反攻,巴尔克终于把这个桥头阵地的面积缩小了,而且还夺回了一些的失地。于是苏军才把他们的主攻方向移转到了山地方面。在萨诺克(Sanok)和亚斯沃(Jaslo)两地区中,他们虽已突入我方的阵线,不过还是未能突破。一直等到匈牙利方面的情势逆转,才逼得第一装甲军团不能再据守贝斯基德(Beskidy)山脊,而撤退到科希策—亚斯沃之线。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集团军所防守的战线沿着斯洛伐克(Slovak)的国界,到达科希策以东的某点—登比察(Debica)之西—斯塔舒夫(Staszov)之西—奥帕托夫(Opatov)之南—维斯瓦河以北,与桑河交汇的地点,到华沙为止。不过在维斯瓦河上,苏军还是保有一些桥头阵地。<p></p></P>
<P >中央集团军下辖四个军团:(一)第九军团,司令为弗尔曼将军;(二)第二军团,司令为魏斯上将(Col.?Gen.Weiss);(三)第四军团,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Gen.Hossbach);(四)第二装甲军团,司令为赖因哈特上将。8月15日,该军团总司令穆德尔元帅调往西线战场,遗缺就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而第三装甲军团司令则改由劳斯上将(Col.?Gen.Rauss)担任。8月间,敌人就已经到达了华沙城下。9月间敌人在华沙东北面前进,一直抵达了纳雷夫河,10月间在奥斯特堡(Ostenburg)建立了桥头阵地。在10月5日到19日之间,苏军在孝仑以西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终于切断了中央集团军之间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把它在梅默尔的左翼撤出,10月22日又撤出了蒂尔西特(Tilsit)和拉格尼特(Ragnit)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苏军又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地区(Wolfsburg-Gumbinnen-Goldap)开始向东普鲁士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这个攻势终被阻止,偶然还收复了一些失地。<p></p></P>
<P >上文已经说过,在9月14日到26日之间,北方集团军即已撤退,集中在里加地区的桥头阵地中,从那里再用最快的速度撤出,以求与中央集团军会合在一起。可是由于该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上将恃着希特勒的宠信,故意违抗命令,所以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他的装甲兵力部署在里加和米陶的附近,而不把它移动到孝仑以西的地区来,结果才使苏军在孝仑有了突破的机会,而终于使北、中两集团军丧失了联络。北方集团军包括第十和第十八两个军团,其原有总实力为26个师,甚至于从海路撤出了一部分以后,他们现在也还有16个师的兵力,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之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自从10月7日到16日之间,撤出了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的战线在年底之前,就一直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这条战线从利包以南的海岸—普里库恩(Prekuln)—弗劳恩贝格(Frauenburg)以南—杜肯(Tuckum)到里加湾为止。<p></p></P>
<P >一般说来,从喀尔巴阡山脉到波罗的海之间的绵长战线都已经相当的平静无战事,所以构筑工事和抽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以作总预备队的工作,都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事实上却毫无补益,因为面对于长达725英里的巨型防线,而且苏军在数量上是已占了优势,所以这12个师的微薄兵力,用来当作预备队也就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p></p></P>
<P >此时在东线所构筑的工事,实在还是太长和太薄,不过在这个静止的期间,却显得它具有足够的强度。我们尽量设法利用我们从最近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可是这却又引起了希特勒的强烈反对。防线部署的要点,就是在平时所要防守的“主防线”(Hauptkampflinie),一定要和敌人在某地区大举进犯时的“最后防线”(Grosskampflinie)完全分开。前线上的军官们希望把这个最后防线,建立在距离主防线后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加以良好的伪装,并且把一部分的守军留在里面。他们更希望有这样的全权:当苏军的炮兵一开始准备射击,表示即将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可以把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最后防线里面。而只留下极少数的后卫兵力,以防守原有的主防线。这样苏军的炮兵火力就完全浪费掉了,等到他们很困难地攻到我军最后防线的前面时,已是再衰三竭,所以就很容易把他们击退了。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马上批准了它,并且把它转呈给希特勒检阅。他马上就大发脾气,说他不能坐看着12英里的距离,居然不经过一战就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他命令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最多只准相隔一两英里。他的根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可是牛性一发却再也拉他不回来了。这种错误使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当1945年1月间,苏军开始突破时,我们的预备队又是太接近了第一线。主防线、最后防线、预备队三者都绞合在一起,在苏军的第一次猛攻之下,就全部崩溃了。希特勒此时又大发脾气,要追究当时设计和建筑防线的人。他现在却说他是一向主张两线之间应该隔离12英里以上,并且追问道:“是哪个混蛋下了这样不合理的命令?”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来,是他本人干的好事。他还不肯认账,要把过去开会讨论的记录找出来看。当他大声地把记录读了几段之后,才一声不响了,他现在只好默认他自己的错误。不过已经太迟,苏军的突破已经完成了!<p></p></P>
<P >等到我叙述苏军大攻势的时候,我还要再谈到希特勒的战术。因为他一直相信在最高统帅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具有前线战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就他那些亲信的军事顾问而言,也的确大多数都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在里宾特洛甫、戈林这一群马屁精的瞎捧之下,更使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所以绝对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学习。有一次,我想使他稍为明了最近的情况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他却向我说道:“你不用再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达5年之久,而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要超出了参谋本部诸位先生的想象之外。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理论,并且把施里芬的著作都完全读通了。我自问所获得的要比你高明得多了!”这一类的钉子,我曾经碰过好多回。<p></p></P>
<P >除开我们自己的困难以外,我们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的同盟国匈牙利的作战能力和忠诚的程度。我早已说过该国摄政霍尔蒂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匈牙利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德国的不可靠,他希望与英美重温旧好,他已经企图利用无线电与英美方面发生接触。他这个企图是否成功,同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如何,我固然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都已经倒向苏军方面。其中有他们的参谋总长弗罗斯将军,最近他还到东普鲁士来过,曾经向我当面保证他对于同盟国的关系会忠诚到底的。我当时还曾经送了一辆汽车给他,哪知道不到几天工夫,他就驾了那一辆汽车逃往苏军方面去了。所以对于匈牙利政府已经无法加以信赖,于是到了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就正式推翻了霍尔蒂的政府,而另选沙拉斯基(Salaszy)做一个傀儡元首。这个人是一位匈牙利籍的法西斯党人,能力很差,智慧也不够。所以匈牙利的境况并未有所改善,而同盟国间的互信心理,却已经荡然无存了。<p></p></P>
<P >在斯洛伐克境内,原先是完全站在德国这一方面的,现在游击队的活动也日趋激烈了。坐火车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行动,游击队常常拦截火车,搜查全车的旅客,若是遇见德国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就一定会把他杀死。德军当然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到处都发生了暗杀的事情。盟军方面鼓励各地的民兵参加作战,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国际法的标准。以后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盟军方面指控德军这种严厉镇压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当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为遏止德国人民的反抗行动,所订立的惩治条例还要更残酷和严格。不过德国现在已经是战败国,当然没有什么可争的了。<p></p></P>
<P >为了要把整个战事的情形,都全部加以说明,我们还要稍为提到意大利境内的情况。1944年7月4日盟军已经进入了罗马。德军南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那个名城的北面,守着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上的一条防线,他的集团军正在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不断地做殊死的搏斗。在这条防线上,已经牵制住的德军的兵力在20个师以上。那些仍然向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在德军的防线后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这是由意大利人民首先发动的。情形非常残酷,所以德军也就只好采取强硬的报复办法,否则这个集团军的供应路线就会完全被截断。以后胜利国的军事法庭常以一己的偏见,来入人于罪,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却非那样的简单。<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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