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闪击英雄--古德里安》（35）

一只虎 · 发表于 2005-5-21 09: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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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苏军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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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12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开始发动了一个准备周密的大攻势。在11日那天，我们就已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攻势已经迫在眉睫。俘虏们的供词说在10日到11日的晚间，一切兵舍都应该移交给战车部队的人员使用。我们窃听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增援兵也已经到达。”自从12月17日以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大炮数量增加719门，迫击炮增加268门。从普瓦维桥头阵地所捕获的俘虏供称：“攻击即将开始。第一波是由戴罪立功的敢死队（Punishment units）担任。有40辆战车实施支援。另有三四十辆战车部署在主战线后方一两英里处的森林中。在1月8日的夜间所有的雷阵均已扫清。”空中侦察的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向维斯瓦河桥头阵地推进。在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又新增了60个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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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雷夫前线、从华沙以北地区、从奥斯特堡附近和从东普鲁士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完全一样。从这里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该是在埃本罗德（Ebenrobe）—威龙湖（Lake Willuhn）—施洛斯山（Schlossberg）以东地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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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只有匈牙利——由于我方新年攻势的原因——和库尔兰两地区，我们的情报没有指出敌人在最近有进攻的态势。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喘息的阶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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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月12日，第一次的攻击就落在巴拉罗夫。14个步兵师、2个独立战车军以及其他直属单位，构成了这次攻势的主力。在这个地区所集结的苏联战车，很明显在第一天还是按兵不动，因为他们要从最初攻击的结果上，来决定最有利的攻击路线。苏军在装备上具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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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的攻势很成功，一直透入德军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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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苏联攻击军的主力向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的北面移动，车辆的数字在几千辆以上。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攻势也就要开始了。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的情形也都差不多。苏军在雷阵中都有明确的进路，在敌线的后方皆发现有战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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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集团军已经动用了它的预备队来实行反攻。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这些部队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远非哈尔培上将原先所设计的构想。结果他们受到强大苏军炮兵的轰击，在他们尚未进入战区之前，就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苏军对于德军这些装甲兵力，已经完成了局部的包围。现在在内林将军指挥之下，德军就开始向西撤退，以图挣脱苏军的机动包围圈。这个行动本极困难，可是由于我们的官兵英勇作战，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步兵也都陷在这个包围圈内，更使我们装甲兵的行动被拖慢了。虽然有许多的障碍，但是由于军中袍泽在急难时都彼此互助，所以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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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苏军已经从巴拉罗夫的四面实行突破，趋向凯尔采，然后再从那里转向北面。现在苏军的第三和第四两个近卫战车军团也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地区的全部苏军兵力已经增到32个步兵师和8个战车军，从开战以来，在这样狭窄的一个地区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这似乎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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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斯瓦河以南，也有这种征候，表示在亚斯沃地区中，不久就会有大攻势发生。在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两个地区，苏军的准备也已经完成，所有的地雷都已经扫清。
在东普鲁士地区，主要的攻击果如我们所预料的，是来自埃本罗德—施洛斯山地区。敌军的兵力有12到15个步兵师，再加上相当比例的战车单位。在这一方面，敌人也突破了我军的防线。
1月14日，已可以很明白地看清楚，苏军的意图是要夺取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这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希奇。另外有其他的强大敌军部队，从巴拉罗夫桥头阵地起，向西北方向前进，其目的很显明，不过是想要和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方面推进的敌军相会合。德军对于苏军的第一次攻势的防御作战，是已经发挥了阻塞的功效，不过从一般的情况看来，这个地区似乎并无久守的希望。
苏军在罗民吞丛林（Rominten Heath）和戈乌达普附近的准备，指出东普鲁士方面的攻势可能向此方面延长。
1月15日，就可以判定在克拉科夫地区敌军主力是准备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Czestochowa-Kattowice）地区进攻。另外有一支强大兵力则直指凯尔采。可以假定他们将会继续向彼得库夫（Piotrkow）—托马舒夫前进，以求与由普瓦维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军相会合。后者似乎是包括两个步兵军团和一个战车军团。从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其目标很明显的就是华沙城。
在克拉科夫以南，苏军在亚斯沃地区中的攻击也已经开始。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敌人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形地区内，以及奥斯特堡的两侧，都已经做了深入的穿透。这些攻击的指向是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和西面的齐青劳—普拉希尼兹（Praschnitz）地区。面对着苏军纳雷夫桥头阵地的地区，以及在东普鲁士方面，情况都已经变得很紧张。
在东南集团军地区中，已经证实了在多瑙河的南面，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接替了苏军第三十七军团的防务。所以该地区的苏军，极有可能将会移转到德军南方集团军方面，来发动新的攻击。
不用说，自从苏军大攻势发动以来，我就已经用电话向希特勒做极坦白直率的报告，告诉他局势的发展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极力要求他赶紧回到柏林来坐镇，因为这至少可以在精神上表示我们的作战重心已经移到东方来了。在头几天，他的答复还是他在1月9日曾经说过的旧话：“东线应该尽量以目前所已有的力量实行苦撑。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兵力是已经太迟了。”这样在电话中反复的争论，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而当时的前线情况却已经是迫不及待。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这一方面的防御作战，他不顾我的反对，下了一个命令把大德意志军由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其目的是想防止苏军趋向波森的突破行动。很明显的，这个行动已经赶不上时间，并不足以阻止苏军，可是却使东普鲁士正在敌军猛攻且险象环生之下，突然又减少了一大部分防守兵力。假使这个军抽动之后，那么东普鲁士的情况也就会变得与维斯瓦河一样的严重了。于是这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由军长索肯将军（Gen.von Saucken）领导着，包括着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戈林装甲伞兵师在内，开始就要装上火车，运向一个很有疑问的目标了。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这使希特勒大光其火。在一怒之下，他就匆匆地由西线回到了柏林，这却很合我的心愿。现在至少我可以当面把一切他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都痛快地说给他听。很明显这次谈话绝不会愉快，希特勒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他尽量拖延不想和我见面。
索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的地区就已经受到了苏军的炮击。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才和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了联系。
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正式露面了。在同一天我就和他在那个已经被炸半毁的总理府中，开始第一次的会谈——他的大本营现在暂时就设在那里。
希特勒这时才最后决定了，西线战场暂取守势，而把凡是可以抽调的兵力都集中到东线方面来。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固然是已经太迟了，但是那还是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已经拟好了一个使用这些兵力的计划，其重点是使他们赶紧渡过奥得河（Oder），单刀直入地袭取苏军攻击矛头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减低苏军进攻的力量。现在我就问约德尔到底希特勒的命令是怎样下的，他就告诉我元首已经下令，把凡是可以调集的兵力——也就是第五装甲军团——立即送往匈牙利。听到这些之后，马上就使我丧失了自制力，不禁用极直率的口气向约德尔表示出我的不满。可是他除了耸耸肩头以外，再也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反应。我始终很怀疑是否是他曾经劝说希特勒做如此的决定。以后在会议中，我又和希特勒当面力争，表达我的意见。希特勒还是不肯接受忠告，而仍然表示他决心在匈牙利方面发动攻击，把苏军赶过多瑙河，并以解救布达佩斯为目标。这样激烈辩论了好几天。当我列举出军事上的利弊时，他就把经济上的利益拿来作为搪塞的口实：因为德国综合石油工业已经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工厂对于我们就更重要，这对于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假使你没有燃料，那么你的飞机怎么能飞，战车又怎么能跑呢？你应该能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性却完全不了解……”他已经中了他自己宣传的毒素，是怎样也劝说不醒了。
因此我们从西线战场方面接收过来的军队，就分成两个集团。当我在会议席上再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却制止我不用再说下去，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是主张我们要集中兵力，来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打击，而不要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你应该了解……”于是我们之间就一直是这样互不相让，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运兵往匈牙利的行动比较迟缓，因为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比较有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敌人空军的破坏。
我和希特勒之间天天无不在冲突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点是关于主防线的位置问题，因为有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为凭，所以他才勉强地承认这是他的错处。其次就是预备队的位置问题，他认为距离前线过远，而前方将领则认为太近，他们认为这也是希特勒的大错之一。于是我们就又讨论到哈尔培的领导力问题，照我的看法，哈尔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是因为一定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硬把哈尔培免职，改派他的心腹夏纳尔上将继任，他从库尔兰地区被召回，那里已经是一个死角，不会再有立功的机会了。夏纳尔一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能干、忠诚正直的第九军团司令卢特维兹将军（Gen.Freiherr Smilo von Luttwitz）免职。这个军团现在改由布塞将军（Gen.Busse）指挥。接着夏纳尔又和最出色的索肯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赶紧设法把索肯调往另一地区。结果索肯倒升任了军团司令。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设法使哈尔培上将在西线方面重新获得了一个军团司令的职务。同样的，我也设法再起用著名的勇将巴尔克将军，他是调往西线之后，因为受了希姆莱的暗害，才丢了纱帽的。
经过这许多天的争争吵吵，总算是产生了惟一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我对于西线方面的意见，终于还是被采用了，不过却已经太迟。现在所有那些无目的的攻击都已经停止，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兵力都已经决定运往东线。关于撤出库尔兰的问题又再讨论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明确的决定。不过希特勒最后也同意先将第四装甲师撤回。
军事的情况已经是空前的危急，所以真正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萨拉热窝（Sarajavo）的东南面，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于德国的E集团军，已经逐渐加重压力。在巴拉顿湖与多瑙河之间的敌军，已经获得了增援。在赫兰河上的苏军桥头阵地也已经逐渐增强，他们正在以非凡的速度，压迫着疲兵久战的A集团军一直向后退却。在西面，苏军已经越过了斯诺尼基—梅胡夫（Slomniki-Miechow）之线，其兵力的一部分转向克拉科夫方面。在更向北的方面，他们正向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Radomsko）—彼得库夫—托马舒夫之线前进。在进攻矛头的后面，苏军还具有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时德国各盟国都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对于苏军再也不能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和在东普鲁士，一切的情形也都差不多。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兵力还是不肯抽调太多，而尤其是不肯撤出库尔兰地区。
到了1月17日，面对着A集团军方面的苏军，已经被发现了有15个战车军的番号，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此外在南方集团军方面，苏军共有8个战车军，而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则为3个战车军。此时苏军是以克拉科夫—瓦尔特纳（Wartenau）—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之线为目标，齐头向西挺进。在凯尔采地区，只有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阻止了他们的进路。强大的敌军正在向华沙进发，其他的敌军则正经由沃维奇（Lowicz）和索哈切夫（Sochaczew），向维斯瓦河挺进，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由华沙地区撤出的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该河。这个军已经奉命撤退到维斯瓦河以南的位置，其目的是要阻止苏军经过霍恩沙查—格尼森（Gnesen），而向波森突破的行动；假使这个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就完全被切断了。但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军始终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于是敌军向西进展，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德国的国界前进。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苏军的攻势在速度和强度上，也都已经加强。很明显的，在这个一直比较平静的纳雷夫前线上，也马上就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
在黄昏的时候，作战处的人员告诉我华沙的局势已经是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应假定华沙已经失守，而另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当我问他们其理由安在，作战处的处长波宁上校就报告我，根据最近的情报，华沙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也许此时就已经失守了。与这个要塞的通信联络早已断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批准这个建议，又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迅速，所以我就立即下命令做必要的紧急处置。接着我就到柏林去参加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当我正在把当前的情势，以及我所下的紧急命令，讲给希特勒听的时候，突然有一件无线电报送了进来。电报是华沙守军司令打来的，内容是说华沙此时尚在德军手中，但已定在明天夜间撤出该城。我把这些事实报告完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大发脾气，并命令应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城。他坚持着马上下达这个命令，当我告诉他形势已经太坏，以致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忿然的表示不肯相信。华沙的守军，照我原定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要塞师，但是由于过去抽调兵力往西线的缘故，事实上只剩下了4个要塞步兵营，再加上少数的工兵和炮兵，而且战斗力都很有限。很明显的，他们的力量守不住这个城，若是他们遵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就只有全部被俘而已。所以守军司令虽然已经奉到了死守的命令，他还是决定撤出华沙，于是希特勒的脾气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变得不可以理喻，实际上在此时华沙一地的得失对于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在以后几天当中，他就专心研究华沙沦陷的原因，他一心认为这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大错，所以决定要惩办几个负责的人员。
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
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OKH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
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克塞诺丰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Xenophon）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
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
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军团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
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威席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威席斯集团军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Brigade?Leader 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
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
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军团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
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
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OKW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
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
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兰的守军，仍然还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守住该地区东北角一隅之地。这些师的素质很好，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还只同意撤回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
北方集团军此时已被逼得节节后退，留在沙门兰（Samland）、科尼兹堡和东普鲁士首府艾门兰（Ermland）以南等等狭窄的地区中。和库尔兰集团军一样，这个集团军也要靠海空运输来接济。它原有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不过它却还收容了一些其他各师的残部。
维斯瓦河集团军所防守的也是一条单薄的战线，从维斯瓦河边起，一直到奥得河为止。它一共有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
中央集团军的防区，在西里西亚的境内与维斯瓦河集团军连接，一直进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苏军在布里斯劳的南北两面，都已经占稳了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大约是步兵20个师、装甲兵8个半师。
最后是南方集团军，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与德拉瓦河之间，一共有兵力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要等西线战场的增援到齐之后，立即在巴拉顿湖的两侧同时发动攻势，而以重占多瑙河右岸为目的。此举的目的是重新稳定东线战场德军的南面侧翼，并且保住匈牙利境内的油田。
在西线战场方面，自从阿登攻势失败之后，德军的战线已经被迫后退，沿着马斯河（Maas），一直到上莱茵河为止，完全处于困守的地位。
准备在匈牙利境内实施攻击的党卫军师，现在已经规定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里，休息待命。不过部队的运输却非常困难而迟缓，敌人的空中优势不仅阻塞了交通，而且也使指挥官们丧失了勇气。
目前东线战场的整个兵力，步兵师一共是10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一共32个半，可是实力却都不很充足。沿着西线，大约还有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不过其中有4个装甲师是已经预定调往东线的。
看到整个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再度去劝说希特勒放弃匈牙利攻势的计划，而集中兵力等待苏军的矛头在法兰克福和科斯琴（Kustrin）之间某点到达奥得河边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分南北两面，向它的侧翼猛攻。这一个夹攻准可以把苏军的攻势击退。我希望这个行动可以保护德国的首都和它的内地，达到一个相当的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设法和西方国家进行休战的谈判。
要使这个作战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留在巴尔干、意大利、挪威，尤其是库尔兰等地的德军都完全迅速撤出，以便集中必要的兵力。在2月初，我首先去拜访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大岛，然后再去见希特勒，把我这个计划解释给他听。他马上就一口拒绝了我这个撤军的计划。我还是继续和他争辩，最后我向这位固执的人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之所以坚持撤出库尔兰的守兵，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我并不是那样的猪头三。实在是在我看来，除了撤兵就无法累积我们的预备兵力，而没有预备兵力就绝不可能保卫我们的首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希特勒一听之后，他的身体左边全部都在发抖，他双脚跳了起来，向我狂喊道：“你怎么敢向我讲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么，我这一生就是完全为德国而奋斗的。”于是他继续向我大发脾气地狂吼下去，最后是戈林把我拖了出来。
我转而去向邓尼兹海军大元帅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哀求，希望当我下次再提出这个撤退问题时，他能够从旁支持我。假使决定放弃重武器，则还可以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部队撤运回国，但是希特勒却偏偏不肯。
希特勒又把我召回会议室，继续讨论，于是我又提出这个主张撤出库尔兰的意见。这又再度使希特勒大发脾气，他站在我的面前，向我直摇拳头，骇得我那个好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直拖着我的袖子向后面退，以免我真的挨到了他的老拳。
这一幕怪剧演完之后，库尔兰的守兵还是没有撤退。我的计划只好放弃，除了决定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型攻击以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击败在瓦尔特河以北的苏军，并且保持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之间的联系。甚至为了要使这个有限的攻势能够适当的执行，我也还得要经过一番苦斗。根据盖仑将军的情报，我估计苏军在奥得河上的兵力，每一天就可以增加4个师。所以假使想让我们的攻势能有相当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用闪电的速度来进行，不等到苏军的援兵到齐，也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企图。决定这次作战的会议是2月13日在总理府中举行的。除了那些经常出席的人员以外，还有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出席的，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他是第六装甲军团的司令，和我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我已经决定了，在这次作战期中，要把温克将军配属在希姆莱的总部里去，以便让他实际指挥这次作战。我并且也决定了一定要在2月15日就发动攻击，绝对不可以再延迟，否则也就不能发动了。我非常清楚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会强烈反对我的主张，因为他们在下意识方面，都感觉到很害怕，当心这样真打起来之后，就会把希姆莱的原形显露了出来，更显得他的无用。希姆莱首先向希特勒表示，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军火和燃料没有下车和分发，所以主张还是暂缓进攻。我就凭着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坚决地反对。于是我和希特勒之间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我：“我不能因为这个不相干的理由，再等候下去。因为再等下去，苏军的兵力就会太强大了。”
希：“我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我并没有指控你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明，绝不能为了补给上的原因而再等候，否则就会坐失良机。”
希：“我刚不是已经说过，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温克将军一定要配属在党卫军总领袖的总部里去，否则这次攻击就绝无成功的希望。”
希：“党卫军总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指挥这次的作战。”
我：“党卫军总领袖的经验不够，而且他的幕僚组织也不充足，不可能独力指挥这次作战，所以温克将军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
希：“我不准你向我说党卫军总领袖没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我：“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温克派驻在这个集团军总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次作战完全能照计划实施。”
这样的争辩持续了两个钟点。希特勒举起他的拳头，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地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自狂吼一顿。他不仅是已经声嘶力竭，而且眼珠也好像要从眼眶里面跳了出来，头上的静脉都已经肿胀了起来。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丧失我的冷静态度，而只是坚持我的主张，绝不让步。我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他这一团怒火。
当希特勒背朝我向火炉边走去的时候，我就用眼睛朝着壁炉架上面望去，那里挂着伦巴赫（Lenbach）所画的俾斯麦肖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铁血宰相的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在他下面所表演的这一幕荒唐剧。从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好像他头上那顶头盔上所发出的钢铁闪光，正刺进了我的眼睛，那好像是向我问道：“你对于我的国家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在我的背后，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兴登堡的眼睛也正钉在我的身上，他那个半身的铜像正位于房间的另一端。他的眼光似乎是向我问道：“你对德国做了些什么？我们普鲁士人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幻觉，却使我的态度分外的坚定。所以我一直还是冷静的不为所动。我要希特勒明白我是威武不能屈的。希特勒现在也明了了。
他突然站在希姆莱的面前向希姆莱开口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要到你的总部里面去，并且负责指挥这一次的攻击。”于是他又走到温克的面前，告诉他立即向该集团军总部报到。最后他就坐回到他平常惯坐的位置，向我特别打了一个招呼，说：“现在请继续开会。参谋本部今天已经胜利了一次。”他一面说，一面不禁做了一个极富有媚态的微笑。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胜利，可惜却已太迟了。这种场面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在这一幕精彩的闹剧演完了之后，我就退到接待室里去休息，靠着一张小桌子静坐一会儿，凯特尔找到了我，向我告诫着说：“你怎么可以和元首发生这样的冲突？难到你没有看见他已经气成了什么样子？假使他要是中了风，那怎么得了？”但是我对于凯特尔也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准备接受反对他的意见，准备听信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其他希特勒的亲信们也都附和着凯特尔，纷纷数说我是大不敬，结果又辩论了一场，才不欢而散。可是我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立即用电话指示一切，准备这一次的作战。我好不容易争到了这次指挥的全权，希望这一战能够挽回当前的颓势。以后有知道大本营内幕的人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惟一破了记录的一次。
2月15日，第三装甲军团在劳斯上将指挥之下，准备发动攻击。16日的清早，在温克将军的监督之下，一切都照计划开始发动了——温克完全知道我的心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16和17日两天当中，攻击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非常的惊喜，希望这一次攻击也许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必要的时间，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可是在17日夜里参加了希特勒夜间汇报之后，温克因为看到他的司机实在太疲倦，所以就自己驾驶汽车。哪知道他自己也是疲倦不堪，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车子在柏林到什切青的公路上，撞上了一个桥柱翻了车。温克受了重伤，必须住进医院。他一走开之后，攻势马上就停顿了下来，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活力。温克至少要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出院，所以他的职务就改由克利布斯将军接替。他本是穆德尔的参谋长，最近奉令免职，准备调往前线去升任部队指挥官。
在过去轻步兵营的时代里，我就和克利布斯认识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惟一的缺点就是他一直担任幕僚的工作，缺乏前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在他过去的幕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不仅工作成绩很好，而且尤其善于适应环境。不过要想他对于希特勒采取坚定的态度，似乎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他又是布格多夫将军的密友，他们是军校中的同期生。布格多夫不久就把他拉进了大本营的内圈，他和那些新贵们也都处得很好。由于这些人事关系，就使得他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无法脱离这个圈子的控制。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太显明，因为我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来代表OKH。不过在我去职之后，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当克利布斯将军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到时，希特勒马上就把“橡树叶”勋章加赐在他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上面，这是布格多夫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作用。过了几天，我又和克利布斯一同去见希特勒。我们到达的时候早了一点，其他的人员还都没有到。希特勒请我们到他私人的小书房里坐下，他指着挂在书桌上面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向我们说道：“当有坏消息来到，足以使我在精神上有被压碎的威胁时，我就从这画上面，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勇气。我总是看着那坚毅而蓝亮的眼睛，那样宽的眉毛。多么优秀的头脑！”于是我们就继续谈论到这位古代名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希特勒心目中所最崇拜，和最想模仿的，就是这位大皇帝。可是不幸得很，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个时候，全国劳动服务的总指挥希尔（Hierl），正要度过他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位退役军官，他对于党很有贡献，而且为人正直忠厚。希特勒把德国大勋章赠与他。在2月24日的夜间，希尔在戈培尔博士的家里暖寿。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简单的欢宴。因为我一向敬佩希尔的为人，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吃过了晚饭之后，接着就是惯例的空袭警报。我们一同走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见了戈培尔夫人，和他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当我们等候解除警报的时候，我又不禁回想起我在1943年和戈培尔博士的一番谈话。现在，我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但是他们的前途凶吉却完全与希特勒的命运连在一起。戈培尔在两年前和我讲的话，以后在4月里的确变成了事实。可怜的女人！更可怜无辜的孩子！戈培尔是先把妻儿杀死，再自杀的。——译者注
在此同时，匈牙利的新元首沙拉斯基也来柏林访问。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他，我也在座。当时的气氛很黯淡，大厅里一切陈列品都已经撤掉了，显得十分凄凉，所谈的话也是索然无味。这个新人似乎完全不能和他的地位相称，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们已经再没有一个同盟国了。
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盟军的空中攻击使德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最主要的就是综合炼油工厂几乎全被炸毁了，而这是我们燃料的主要来源。1月13日起到1月15日止，就一连炸毁五六个工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告，盟军在1月14日一天损失了57架飞机，可是德国人自己却损失了236架之多。由于我们的综合石油工业已经被炸毁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就更要倚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天然石油。于是希特勒就更主张把西线调来的兵力都一齐送到匈牙利去，他是希望保持这最后一点油源，否则装甲兵和空军也就无法作战了。
1月20日，匈牙利已经和苏联人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匈牙利应该交出8师兵力，以协助苏联人同德国作战。于是匈牙利的形势，不仅是军事上严重，而政治上也不可收拾了。
到了1月底，内林将军和索肯将军的两个军已经且战且退地通过了卡利什。2月1日，苏军在科斯琴附近到达了奥得河；他们早已透入了库尔姆和埃尔宾以西的地区。2月2日托伦失守。2月3日，敌人绕过了施奈德米尔，因为那里的守军作战极为英勇，苏军因而进入了外波美拉尼亚。2月5日，一个夹在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之间的狭长舌形地带，名叫库里希尼能（Kurische Nehrung），也失守了。在波森周围，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科斯琴等地都有激战。在波美拉尼亚，苏军也继续挺进。
2月6日，波森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在科斯琴附近，苏军在奥得河上又占到了一处桥头阵地。2月8日，他们向皮利兹（Pyritz）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然被阻止住了，可是战斗却一直继续打了好几天。
从2月10日起，敌人开始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希维切和格鲁琼兹地区内，发动了新的攻势。2月12日，埃尔宾就接着失守了。
盟军还是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许多其他的城镇。其中被炸得最惨的是柏林。
2月13日，我们在维斯瓦河上丧失了希维切和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匈牙利的右翼上，又丧失了布达佩斯的堡垒。2月15日、16日，又接着丧失了一些地方，布里斯劳已经被围。2月18日，格鲁琼兹也被围了。2月20日，地尔斯巧（Dirschau）也失守了。
另一方面，在2月17日和22日之间，南方集团军把赫兰河上的一个苏军桥头阵地消灭掉了。这一次的成功是由于该集团军的总司令维勒将军，智勇过人的原因。希特勒在汇报席上也曾经称赞他道：“一点都不错，虽然维勒并不是一个纳粹党员，不过至少他却是一个人才！”
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都相继失守，28日外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也都已沦陷。3月1日新斯德丁（Neustettin）也失守了。
芬兰在3月3日向德国宣战。
这一天德军在劳邦（Lauban）地区发动了攻势，其目的是想要重夺在柏林与西里西亚之间的惟一铁路交点。在3月8日以前，这个攻击都很顺利，但是却只有局部性的意义。
3月4日，苏军在克斯林（Koslin）和科尔贝格（Kolberg）之间，攻抵波罗的海。整个外波美拉尼亚地区全部沦陷了。
3月6日，盟军已经深入了科隆的中心。在东线方面，苏军正在向什切青压迫。
3月7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科布伦茨进攻。在东线方面，格鲁琼兹失守了，苏军继续完成了进占波美拉尼亚的目标。
3月8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把雷马根（Remagen）的莱茵河上桥梁完整占领。因为缺乏炸药的原因，所以这个重要的桥梁没有来得及炸毁。希特勒大怒，要求惩罚负责的人员，结果枪决了5名军官。
3月9日，苏军在什切青的两侧，都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的东岸。我们勉强在那个河岸上，还保持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匈牙利方面，我们的攻势最后终于还是发动了，而且在最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那里已经是春季，地面解冻，遍地烂泥，使我们的战车很难再前进。所以这次攻势也再没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结果。在巴拉顿湖的北面，固然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土，但是在南面的攻势却不久就停顿了下来。
3月12日，布里斯劳的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
空战更是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进行之中。柏林已经一连被轰炸了二十夜。
3月13日，苏军已经到达了但泽湾和普特齐格（Putzig）。我们在匈牙利的攻势也有进展，不过就整个全局而论，这个有限的成功实在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最后，一切具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在这里也都化为泡影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党卫军各师的纪律还是很好，现在也开始溃裂了。装甲师还是继续英勇作战，但是整个党卫军其他单位，在装甲师掩护之下，不仅不肯遵照命令前进，反而擅自向后退却，所以对于这些师再也不能信赖了。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一气非同小可，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大怒之下，命令把这些师——包括他的近卫师在内——的党卫军臂章完全革除掉。他要我到匈牙利去视察一番，看看他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我指着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说这是党卫军的顶头上司，他应有权负责整饬党卫军的纪律，所以我提议要希姆莱到匈牙利去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做任何的干涉。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替他代劳。希姆莱后来终于不得已还是到匈牙利去了一次，可是他却没有能够赢得他部下党卫军的敬爱。
正当这个形势紧张万分的时候，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Ley），有一天夜里突然跑到了希特勒的总部里，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建议把那些在德西方面已经无事可做的纳粹党中的官员，组成一支义勇队。他说：“我的元首，我保证至少可以有4万名英勇的斗士，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河，以及黑森林中的通路，请你赶紧批准，我可以保证他们可靠。请参谋总长马上交8万枝冲锋枪过来。”我对于雷伊博士的话，实在不敢过分地表示热心，所以我就向他说，请你先把确实的人数查清了之后，我才好为他们准备武器，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见他再提起这个问题。希特勒这次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可能对他的组织部长已经丧失了信心。
布里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科尼兹堡等地还继续在坚守之中，在什切青的城外却爆发了激战。希特勒现在就召见第三军团的司令劳斯上将，其目的是想要问问他所处的形势，以及他部队的战斗力。劳斯开始从一般的情况说起，希特勒却打断了他的话说：“对于一般的情况我早已明了。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你部下各师的战斗力和部署的详细情形。”劳斯于是就把一切的详情都说了出来，这足以表示他对他的防地十分熟悉，对于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极明确的认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言词都很中肯。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没有加上任何的按语，就叫他出去。劳斯也许还只刚刚走出大门，希特勒就转过身来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三个人高声地喊道：“这个人简直是语无伦次！他所说的全是琐碎的事情。看他说话的样子，不是柏林人就一定是东普鲁士人。他应该立刻被予以免职！”我回答道：“劳斯上将是我们最能干的装甲将军之一。我的元首，你自己阻止他，叫他不要把一般的情况讲给你听，并且要他把各师的详细情形说出来。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正好是你的小同乡。”
希特勒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
约德尔说：“呵是的，我的元首，他可能是的。他谈话的姿态完全和演员莫斯尔（Moser）一样。”
我说：“在你尚未做任何决定之前，请让我再提醒你，记着劳斯上将对于他的战线具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所有各师的战斗力都完全一目了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一直都具有极优异的麦现。最后，我还要再重述一遍，他是我们最好的装甲将军之一。”
希特勒对他还是没有好感。我再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所有的好将领，已经不太多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劳斯最终被免了职。我也就一怒而离开了会议室，跑去告诉劳斯上将，说他已经受了他的同乡希特勒的亏待，并且对于我的爱莫能助，表示极大的歉意。劳斯的职务改由曼陶弗尔将军继任。
这个时候，外交部已经决定——虽然已经太迟——经由一个中立国的关系，企图与西方国家开始谈判。有一位赫塞博士（Dr.Hesse），据说是奉了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虽然如此，由于这个谣言的刺激，使我又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登博士，又会谈了一次。结果我们决定，由我再去和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恳谈一次，建议他利用他所保持的国际路线——尤其是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尝试着设法使这个毫无意义的屠杀提早结束。
自从温克将军负伤离去之后，对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攻势，可以说是给希姆莱搞得全盘失败。他的总司令部里面的情形已经糟得不堪言状。关于他这个地区，我既没有接着他们的报告，同时OKH所发出的命令，似乎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所以在3月中旬，我就亲自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去看看，以便明了实际的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墨丁在总司令部的门口欢迎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方法把我们这个总司令弄走？”我就告诉他这是他们党卫军内部的事情。当我问起这位总司令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现在正害着流行性感冒，在霍亨林青（Hohenlychen）疗养院里，接受他私人医师吉布哈特教授（Prof.Gebhardt）的治疗。我立即驱车到那里去找他，发现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切都很好。若是以我个人而言，当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儿小病，就轻易离开了前线。因此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位党卫军要人说，因为他身兼这许多重要的职务，不管他的能力是怎样的高强，事实上却无法兼顾。尤其是他现在应该已经明了在前线上指挥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就劝他辞去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兼差，而专心致力于其他的事情。
希姆莱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具有自信了。他感到犹豫地说：“我不便去向元首开口，他也不会批准我这个要求。”我马上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向他说道：“那么你能够授权我代为你请求么？”希姆莱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那天夜里，我就告诉希特勒说，希姆莱的职务实在太繁重，所以应该免除其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兼职，遗缺可以调现在在喀尔巴阡山脉担任第一装甲军团司令的海因里希上将继任。希特勒起初不赞成我这个意见，经过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海因里希上将于3月20日奉命到任。
像希姆莱这样一个纯粹的老百姓，为什么又一定坚持想要带兵呢？他完全不懂军事，他自己也知道，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很明显的，他具有无限的野心是其中原因之一。尤其是他更想获得一个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也正和希特勒一样，对于一个战场指挥官所应该具有的能力，未免估计得太低。希姆莱一向善于耍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所以一旦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表现一点其本领，马上就显出了原形，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自己想担任这种职务，可以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同样的，希特勒居然信任他，也正可以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这个时候，史贝尔也来见我，他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经感到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下命令，破坏一切工厂、水电设备和铁路桥梁，以防止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史贝尔指明着说，这种疯狂的破坏行为，将使德国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要我设法协助他使这种命令不至于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发布命令，不准部队滥行破坏。凡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设施应尽量设法保全。第二天，我把我的命令原稿带给约德尔看，因为这件事与所有三军部队都有关系，所以必须也要让他知道。约德尔把我这个原稿呈给希特勒看时我并不在场。当我第二天再见到约德尔的时候，我就问他希特勒的反应怎样，他就把希特勒所发布的一个命令交给我看，原来其中的内容正和我与史贝尔的希望完全相反。
为了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史贝尔这个人的真正态度，我可以把他在3月18日上达希特勒的签呈中，引证一段放在下面：
当战争逐渐发展到了德国本土以内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工矿、水电、交通等项设备。这种破坏无异于是断绝了德国人民的生机。
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我们没有权利下令破坏一切足以影响到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设备。假使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无比的民族，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暴行应该向历史负责。我们有义务给德国民族尽可能留下一线生机，以使它在遥远的将来，还可以有复兴再起的希望！”
希特勒对于这个签呈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假使战争打败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完了，那是这个民族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必考虑为这个民族保留最后生机的问题。反言之，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毁灭掉，因为未来的世界当然是强者所独霸，弱者横竖不能活命，那些在战后还幸存的人们，都是一些劣等的人民，因为好的都早已经死了。
他常常发表这种高见，我也曾经和他辩论过好几次，我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生的，这是根据自然规律所得来的结论。无论任何种类的人力，都不可能摧毁它。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破坏，只不过给后一辈多增加痛苦的负担而已。
尽管如此，破坏的命令还是在3月19日公布了，接着3月23日，鲍曼又下令执行。这个命令由各地的党委动手执行，因为军队已经表示拒绝执行这个任务。鲍曼又下命令，把战场上的居民运往内地，若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实行徒步行军。这个命令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悲剧，因为这些人被运到内地之后，吃住都发生了问题。
于是军事当局和史贝尔联合起来，共同设法阻止这个疯狂命令的执行。布勒将军拒绝发给炸药，使他们没法实行爆破。史贝尔亲自到每个地方去视察，把这种破坏可能引起的后果，解释给那些准备执行命令的人听。我们固然没有能够把一切破坏的事件都完全制止住，不过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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