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律的执行力与确定性
本帖最后由 圣来自拜仁 于 2013-11-4 13:50 编辑小时候总是听说某个“领导”被抓起来了，周围的人就会说，这一定是谁在下面“捣蛋”，那时候总是不明白，觉得不干坏事怎么会被抓？既然干了坏事，被抓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有人举报，说明这个举报的人有正义感才对。为什么说是“捣蛋”呢？ 曾经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些领导跟我家里人认识，他们为了维持朋友的面子，站在“坏人”的立场上才这么说话，现在看来，并不完全是这样。美剧看多了，新闻看多了，会以为法律是需要遵守的，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有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比方说，上次一个民事案件，被告将合同用手直接改掉了，还辩称是当时就这么改的，可原告拿的合同与被告持有的合同不一致。原告的代理人是一位女律师，她非常生气，与被告吵了起来，她话里有话的说，“现在如果是在香港，有人就会因妨害司法公正被捕”，被告奚落了她。从庭审的情况看，被告很可能改动了合同，但是他仍然好好地在这里。 还有一次，一个拖欠挖机租赁费的当事人，他租用挖机去盗采石材，事先与石山所在乡镇的书记打过招呼，该书记说没问题，搞的好我也入股，结果才挖第二天，挖机就被国土局没收，因采矿的主管部门有好几个，执法队也有不少，抓到的话可以得到巨额罚款。当事人花了十几万打点，挖机搞出来了，租赁费也欠了几十万。那个书记呢，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也有倒霉的，比方说有几个人去偷鱼，被人发现，双方打了起来，其中一个被抓到了，剩余的跑了，这个被抓的就因抢劫罪入狱。事实上现在在县城农村一级，偷鱼的、偷狗的、偷电瓶车自行车的，都快形成产业了，1000个人里面，也许就那么一个被抓了，即使被抓了，有的退还点钱就完事了，这个被判入狱的人，如果不是把看鱼塘的打成了伤残，很可能也就是拘留十五天，罚点款 完事。 刑法，有时候也没什么可怕的。 说这几个案例，其实这大概就是现状。面对老百姓，执法力度极弱！不管你干什么，基本上没有人硬“捣蛋”的话，是没人问事的。但对于做事的人来说，有编制的人怕被开除，做大生意的人怕审批不了，至于老百姓，我怕你个球！当官算个毛。法律算个球。 我想，北京这种地方，法律执行的应该好很多，可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不是？ 执法司法力度真的很弱，像城管这种职业，做到中国城管的可悲境地，在人类历史上估计都是少有的，万人齐黑啊。现在城管不敢执法，只敢微笑、照相，照相都不能笑着照，稍微一认真又被舆论喷死。也许早期城管的素质确实低下，那时候大家一毕业，工作都是分配的，运气好了，去好单位，运气差了，下岗了。同一个学校，天上地下。还有各种顶班的，找关系进的不表。但是这些不应该影响法律和制度本身吧。城管不敢执法、公安不敢查案、法院不敢判案，不敢地，往往是依法的，敢的，是让当事人满意的，让舆论满意的，这还有法吗？ 官员、公务员，在行政体系里就像狗一样，很少能有自己的个性，冒一点头的往往都混的不好。职场可能好一点，但也不是主流。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编制”，没有组织的，这些人是自由的，在他们心中，他们永远是正义的，不会犯法的，是了，在他们心中，只有杀人才是犯法，其他一概是小事，只要不被抓就没事。他们不用巴结官员，不用哄好下属，不用敬畏法律，大多数也没有一个神来信仰。 法律没有执行力，导致人们不守法。不具有确定性，就更加令人没有安全感。做同样的事，有的人发了，升了，有的人破产了，有的人入狱了。有的不同，是人的不同，是细节执行上有区别，有的就完全是相同的内容，不同的结局。可能是运动性执法、也可能是领导一句话、或者是政策的改变，法律的执行就彻底改变。唐慧案中，组织卖淫的几个，都判了死刑，这些人死了，又到哪里去喊冤呢？还不如信上帝，得永生吧！ 守法的人什么都怕，往往吃亏，违法的人什么都不怕，往往占便宜。 当然，这是一个正在改变的过程，看现在的人口构成，简直还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混乱，没有秩序，也是一种必然。也许等我们老了那天，社会会好的多。
我近期去了趟河南，发现那里造假已经成为产业。偏远的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非法印制盗版书，伪造机关公文、公章、证件。
可以说当我们义正言辞的在课堂高喊法律至上的时候，对于广大的贫下百姓，生活才是最大的正义。
所谓的侵犯著作权罪、伪造公文、印章罪在他们眼里只是法律条文。
而且对于当地政府来讲，严格的执行法律只会造成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当地财政税收锐减。
所以我看中国当今的实际仍然是吃饭问题，纵有堪比美国的法律，我们因为人口、土地等因素也根本执行不了。
以上问题无解，和中国教育一样。 美国的宪法是建国时确立的，后来补充过若干修订，包括废除蓄奴等，但至少修改体现了进步，而不是倒退。我们国家的82宪法今何在？
美国的金融证券法律制度，特别是信息披露制度，是29年股灾后确立的。我们国家的股市腰斩、又炒高、又腰斩了无数次，内幕交易泛滥，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何在，执行力何在？
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又想方设法开始限制华尔街，包括确立了更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同时又举起了巨额罚款的大棒，我们国家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在哪里？
环境因素只是外因，人才是主因。
没有行动，就没有结果。
就像北京，如今终于开始要整治雾霾了，为什么，没法拖了，中南海就在北京啊。除非迁都。 所以我一个德国朋友说，中国真自由，只要别搞政治，几乎可以无法无天。 朱迪史珂拉说“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本特征是法治之下的自由”，真是一语中的；但这种“法治之下的自由”状态及人们对维护这种状态所达成的共识，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一系列政法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远自先秦法家，已认识到法对治国的不可或缺性，并且实际上也意识到了法律运行的关键问题，“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君书画策第十八》）经过残酷的权力斗争，法家也找到了这种“使法必行之法”的症结在哪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但是，他们没有成功的提出对策。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于古人，因为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超出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知识人之“视野”的。中国历史上的法及其执行，于是进入了一个怪圈，用民国时期“新法家”陈启天的话来说，就是“始而弄法、继而毁法、终而无法”，“凡法于治者有利则弄之，无利则毁之”，法律只不过是数种窍国工具中的一种而已，何以能达到“使贤者有所恃而使不肖者有所惧”的基本作用呢？这套玩意儿一直延续到今天，依然是没有多大长进，选择作一个守法者，会有“无所措手足”之感，那是势所必然。。。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