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1:57
从灭洋实际行动看，杀的中国人远比杀的洋人多——呃，花园口一下弄死百把万中国人，日军一共才死了四十来 ...
我觉得花园口就不要提了。台湾说什么花园口决堤阻止日军，纯粹胡说八道和现在台湾为自己贴金。早在花园口决堤前十余日日军大本营就已经决定不从平汉路南下而从长江直上夺取武汉。日军越过津浦线追击的日军也不是国民党说的进攻武汉的先头部队而是违反日军大本营的指令追击的部队。不过想想日军以下犯上的传统，蛮合理的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11
打了很多字，一按删除键，返回了。
不说太多了吧——patriot
patriot法案，patriot导弹，电影patriot， ...
美帝的patriot反而是一个敏感词汇的，这个词一旦扩展，引发的反对浪潮就很大，从一开始的反煽动法到林肯的过激法案都是这样，这些法案的演变过程正好说明了patriot这个词汇的内涵，以及和民意基础的互动过程。没有911事件，亲眼目击给美国人带来的震撼，patriot法案不可能通过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就是，目前这个鼎鼎大名的patriot法案起草人还真不是一个白人，而是来自越南极权之下的一个难民移民精英，这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能解释这个法案为什么比保守棍布什原来所想象的还要对他的口味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21
这有啥可说的，看看挂的头像不就得了呗。
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话胡适之说的呀。
胡适乃今日文士 ...
鲁迅同志一辈子好像什么都骂了 就是没骂过日本军国主义 还和日本间谍内山完造打的火热。被他骂的杨荫榆陈其昌等人却因抗日被杀，他弟弟却叛国了。
battleshiper 发表于 2014-9-28 12:24
鲁迅同志一辈子好像什么都骂了 就是没骂过日本军国主义 还和日本间谍内山完造打的火热。被他骂的杨荫榆陈 ...
请你看一下鲁迅日记有关128那几天的日记为什么没有记，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亲口说那几日目睹惨状实在不愿再记，而且鲁迅对国民政府九一八后不抵抗政策很不满，写文章特别多，如果说一个对政府不抵抗都不满的人都是汉奸嫌疑，我只能说有些人的目的了再说了弟弟叛国和哥哥有什么关系，这种血统论和红卫兵有什么两样。至于内山完造是不是日本间谍，请你动一动脑子想想，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处置日本间谍，汉奸那么严肃，为什么偏偏内山完造没什么问题，活得好好的。生活要动脑子，不是看见什么就瞎说
当年李大钊为什么被处决，且处决方式在天朝历史上都很罕见的绞刑？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21
这有啥可说的，看看挂的头像不就得了呗。
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话胡适之说的呀。
胡适乃今日文士 ...
按照battleshiper鲁迅可能是汉奸的嫌疑，胡适先生必然是汉奸了，和陈公博汪精卫建立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和平，陈，汪精卫最后叛国。皖南事变后胡适矢口否认国民党袭击新四军，这样破坏抗战的人按照battleshiper的标准必然是汉奸啊。哈哈哈。鲁迅日记没骂日本都是可能汉奸，这攻击友军必然就是汉奸了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29
呵呵~~~”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 ...
加红也改变不了：鲁迅骂的的是所谓 不惊诧 的家伙，而没有骂日本帝国。
埃尔茨 发表于 2014-9-28 12:34
当年李大钊为什么被处决，且处决方式在天朝历史上都很罕见的绞刑？
孙中山算不算汉奸，孙中山自己演讲和签订中日秘密条约出卖东北主权？一个躲在苏联大使馆的人要算是汉奸的话，中国历史上汉奸太多了，张勋进过日本大使馆，康有为进过日本大使馆，孙中山进过英国大使馆。请问三个人是汉奸么。天朝历史上绞刑少见？《中国法制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记载“绞刑早在春秋时期就存在，主要用于高级贵族。”
micpires 发表于 2014-9-28 12:32
请你看一下鲁迅日记有关128那几天的日记为什么没有记，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亲口说那几日目睹惨状实在不 ...
128 躲在内山家里呢，哪有功夫出去参观，至少也是吃人家嘴短。当年叫嚣抗日最烈的才是别有用心，嘴上喊着抗日的背地里和俄国 和日本勾勾搭搭的不在少数，抗日是假造反是真。
battleshiper 发表于 2014-9-28 12:38
加红也改变不了：鲁迅骂的的是所谓 不惊诧 的家伙，而没有骂日本帝国。
1932年2月4日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第2号《烽火》，曾公开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包括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鲁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请某些人说谎话时候顾忌一下自己的脸皮。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44
不多说了。我跟一个初中都没毕业，连“词语的感情色彩”都分不清的有啥可讨论的？
你确定你说的是谭平山 ...
友邦惊诧论，讽刺的是友邦啊还是那个对友邦惊诧没达到自己预期反应的gov呢，傻子也读出本意。
你当然可以自行宣布胜利
battleshiper 发表于 2014-9-28 12:43
128 躲在内山家里呢，哪有功夫出去参观，至少也是吃人家嘴短。当年叫嚣抗日最烈的才是别有用心，嘴上喊着 ...
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其实很清晰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日记里不愿意记那五天里的所见所闻，并不足以说明鲁迅对“一二八事变”的真实态度。原因很简单，鲁迅本人没有对此留下任何解释，这五个“失记”该如何解读，本就见仁见智。要谈鲁迅对日军侵华的真实态度，要靠确凿的史料，而不能靠对那五个“失记”的真实含义的揣测。
按其一贯思维，鲁迅在事变后反思的角度，更乐衷于挖掘“国人的劣根性”
确凿的史料有没有呢？是有的。虽然批评者说：“在鲁迅日记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给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竟找不到半点有关日军这场侵略战争的语句”，但这种表述并不确切。鲁迅给朋友的书信中，多有谈及这场侵略战争，并非只有“许寿裳信中的那句话”。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静农，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对战事“有所记叙”，但却又不知从何说起的纠结：“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
6月18日，鲁迅再次致信台静农，更具体地谈了自己对“一二八事变”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扬名的。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今天《申报》的《自由谈》里，有一条《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其中的一段云——“密斯张，纪念国耻，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伊是爱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摇出几粒仁丹来，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说：‘女同胞听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须得抗日救国！’”这虽然不免过甚其辞，然而一二八以前，这样一类的人们确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时候，器具上有着这样的文字者，想活是极难的。‘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我住在闸北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经逃到英租界去了。离炮火较远，但见逃难者之终日纷纷不断，不逃难者之依然兴高采烈，真好像一群无抵抗，无组织的羊。现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热闹起来，大约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迹。”
这封信里对“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鲁迅的一贯思维，即揪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但这样的批评文章终究没有写成，到1936年，鲁迅回忆“一二八事件”，已在报端上说“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了，与给台静农信函中对民众之愚昧的怒其不争，立场已完全相反。这样的变化，或许与时事的变化有关。…[详细]
签名《告世界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虽未见鲁迅就“一二八事件”单独撰文批评日军之侵略，但1932年2月4日的《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第2号《烽火》，曾公开刊登《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打倒日本帝国、国际帝国主义”，署名者包括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鲁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2月4日，鲁迅全家避乱于内山书店。他的签名是怎样送达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联系不上他时擅自所署？后者当无可能，在日军铁蹄之下，这样一份声明攸关生死，断不能不征求当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有限的资料来看，鲁迅的署名，或许与郁达夫的一次探望有关。郁达夫1938-1939年间撰长文《回忆鲁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变”期间自己与鲁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阉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编辑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乔峰”)被敌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巢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暴敌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但这段回忆，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郁达夫说他见到鲁迅，是在“一个下午”，地点是“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这个“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郁达夫年谱长编》认为是2月3日，陈其强《郁达夫年谱》认为是2月4日。按郁达夫2月3日在上海《申报》刊登寻人启事寻找鲁迅下落，两人相见时鲁迅已看到寻人启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的《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已经署名发表，如此算来，郁达夫见到鲁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但问题是：按鲁迅日记，无论是2月3日还是4日，他所避难之处，是多伦路上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分店。郁达夫说他“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矛盾该如何解释？是郁达夫记错了，见到鲁迅的实际时间是2月5日之后？似乎也不可能。鲁迅日记对2月5日之后的友人往来，都有详细的记载，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现“午后同三弟访达夫”的记载，29日，才有郁达夫回访，“并赠干鱼、风鸡、腊鸭”的记载。对这个矛盾，一种最可能的解释是：郁达夫确实是在多伦路的内山书店，而非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分店见到的鲁迅，或许还获得了鲁迅对《告世界书》署名的许可，但为尊者讳，为鲁迅之名誉计，郁达夫隐去了鲁迅此时栖身于具有日军进攻中国据点性质的内山书店这一事实，而代之以四川路的与战事无关的内山分店——内山书店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其支援战争并受荷枪实弹的日军保护，在当时并非秘密，鲁迅避乱于日军保护区，同时又签署反日宣言，确乎是一件很难向民众解释清楚的事情。郁达夫在1939年将这一情节隐去，并不奇怪。 …[详细]
“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另一足证鲁迅对日军侵华的基本态度的史料，来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记录。野口米次郎大约是在1935年10月去印度讲学途径上海时，经内山完造的牵线而见到鲁迅的。鲁迅日记1935年10月21日记载：“午，朝日新闻支社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内山二氏。”六三园是虹口区的一家日本餐馆。
内山似乎经常促成类似日本文人与鲁迅的会见，而且这种会见往往会有日本记者在场，事后，在日本国内与中国的媒体上，也大都多有报道。如1935年5月19日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会见，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闻联合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这样的安排，大约与日本媒体当时致力于宣传中日亲善的政治任务有关，鲁迅与其师藤野先生的故事当日被日本媒体一再渲染，原因就在于此。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鲁迅去世后，她曾被内山骗去参加过一次汪伪政权组织的文人聚会，记录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鲁迅回忆录》中，是被删除了的。由此不难看出，内山完造在中国开书店期间，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日本“大东亚共荣”的文化说客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他介绍给鲁迅认识的许多日本文人，如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积极参加者。该会的主办者“日本文学报国会”坦言该会的宗旨，是“（将）在大东亚战争之中担负着文化建设共同任务的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家会聚一堂，共担责任，畅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传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野口米次郎，是一个狂热的“大东亚共荣”的宣传者。1938年，他曾写信给泰戈尔，认为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应该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扬。野口颇感“委屈”地说道：“这次战争并非是疯狂杀人，而是为了在亚洲大陆上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们青年军人是抱着十字军的决心与殉道者的牺牲意识上前线的……日本单独承担了这样宏伟的任务。我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得到贵国人民的赞扬。我们的英雄主义与追求，似乎反被他们(指印度——作者)严厉地谴责”；在泰戈尔复信表示他坚持认为野口的观念是一种“军国主义们的狂人”的观念之后，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写信给泰戈尔，认为中国人“不诚实”，对日军在华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恶意宣传。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终于用他的荒谬逻辑激怒了泰戈尔，以至于泰戈尔在回信中决绝地说道：“如你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儿童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只不过是使他们受到一种仁慈的待遇，最后还能‘拯救’他们的国家，那你也没有必要再来说服我，让我信服贵国的崇高目的了。”
正是这样一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1935年与鲁迅的会谈中，曾试图向鲁迅灌输这样的思想：“象英国人在印度那样，如果雇请某个国家来当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国，那一般老百姓也许会更幸福吧？”（据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野口的记载对“某个国家”含糊其辞，内山完造的回忆则直接得多，据内山说，野口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鲁迅的反应，据米口的记载，“他立刻回答说：‘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我与鲁迅的会谈便在这里打住了。”而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回答是这样的：“这么做起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鲁迅后来在1936年2月3日给增田涉的信函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鲁迅的原话是怎样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谓“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或许就包括“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这句在内——从此句不难看出，在鲁迅看来，“请日本帮忙管理（中国的）军事政治”，其实质就是让日本人来屠杀中国人。这样的认识，很显然，是野口这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狂热宣传
battleshiper 发表于 2014-9-28 12:43
128 躲在内山家里呢，哪有功夫出去参观，至少也是吃人家嘴短。当年叫嚣抗日最烈的才是别有用心，嘴上喊着 ...
这些质疑很粗糙，经不起其他史料的检验
这两点质疑的依据究竟是否站得住脚呢？光凭揣测是不行的，必须要参考其他可靠的史料来细加考证。但考证的结果，明显并不能支持批评者的质疑。
鲁迅“失记”确属故意，是不愿意记而非无事可记
鲁迅写日记，是坚持了很多年的习惯，其目的，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按许广平的理解，“他的日记的确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一段不文饰。……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意写出。”对鲁迅补写日记的记忆力，许广平也有赞赏：
“据保存所得的检查一下，鲁迅先生的日记是从民国元年五月初到北平时写起的，一直没有间断。偶尔因为特别事故，如‘一二八’战事发生，只身出走，中间经历了一个多月，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
确如许广平所说，“一二八事变”后，鲁迅于3月19日补写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 这近50天日记，一天都没有遗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内山书店那五天“失记”外，其余每天都有记载，即便当日无事可记，鲁迅也会在日记条目下记下当日的天气，如2月27日条目下，虽无内容，却有一个“晴”字；3月5日条目下，则止有一个“昙”字；3月6日条目下则是“星期。昙”。或许是考虑到补写的日记，难免有应记的事情被遗漏，这些只记载了天气状况的日记没有注明“无事”字样。但在有条件按时写日记而无事可记时，鲁迅总是直接注明“无事”字样的，如事变前的1月7日条目下，所记是“昙，冷。无事”，回寓后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记是“晴，无事”，4月2日是“晴。无事。夜小雨”。如此，就不难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个“失记”，在鲁迅日记中确乎是个异数，是极特殊的状况，而并非当日无事可记，而只是不愿意记罢了。
这种“不愿意”，在鲁迅当日给一些朋友的书信中，也有体现。2月22日，鲁迅写信给许寿裳，感谢他在事变期间对自己的关心，其中写道：“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2月29日，鲁迅又给李秉中写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现暂寓一书店之楼上，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或须视将来情形而定耳。”
在这两封书信中，鲁迅绝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内山书店避难的那段经历，而止从2月6日说起，这与日记中的五个“失记”是相呼应的。显然，有某些缘故使得鲁迅不愿意提及这几天的所见所闻。…[详细]
鲁迅之所以不愿意记，并非如批评者所说是因为面对日军侵略很“平静”，而是恰恰相反
鲁迅对这五天，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但许广平难得留下了一段回忆。据《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许广平回忆道：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注：《回忆录》中将“日本店员加入在乡军人团，并烧饭以供军人”的文字删除）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书店在当日既是鲁迅全家的避难所，同时也是日军进攻中国的据点。这种尴尬的错位，或许正是鲁迅不愿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给自己看的日记以“失记”搪塞，或许与许广平相通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味道”是主因；而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绝口不提这五天的行踪，或许就有避免引起误解及维护个人名誉的考虑在其中了。至于学者的质疑：“原来鲁迅一家在内山书店是这个‘待遇’，原来鲁迅先生在这个‘待遇’下是那么平静”——却是没有道理的，2月6日，鲁迅全家从充当日军据点的内山书店搬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卧”，但鲁迅已不再忌讳在日记及书信中谈及，可见“待遇”如何不是鲁迅提不提这段事的缘由，避难所身份的错位尴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没有了这种尴尬，鲁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讳提及。
鲁迅当日在内山书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虽未见鲁迅直接谈及，但书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忆，却似乎很能揭示鲁迅当日的耿耿于怀。杉本勇乘回忆道：“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杂货店购买了一把竹制的玩具水枪和一个玩具火车头，想把它们送给鲁迅的公子作礼物。这一天鲁迅正在内山书店里面的椅子上坐着。我说：‘这是送给您生病少爷的小礼物。’鲁迅接过去后对我开玩笑说：‘你虽然身穿和尚服，还是日本人哪！还是带着枪来的嘛！’”杉本勇乘的这段回忆，在鲁迅日记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证，鲁迅记道：“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鲁迅后来也曾承认“对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由此种耿耿于怀，不难看出，批评者虽认为鲁迅目睹日军之侵略“那么平静”，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因为鲁迅“无法平静”，才有了连续五天的“失记”，以及五天后的搬往英租界。…[详细]
所谓“邀妓”， 不过是花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说了大约20分钟话
至于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鲁迅日记说得相当简略：“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批评者说：“鲁迅日记中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因此此次‘邀妓’可能仅是鲁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带去了，邀妓不仅于小孩不宜，恐怕也与夫人有碍。”这种揣测，其实是不了解鲁迅日记原稿是没有标点的，所谓“这句话与上句‘颇醉’之间是句号”，不过是后人校对出版时所补加的标点罢了。至于鲁迅去青莲阁，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已是一个搞不清的问题。
鲁迅去青莲阁的目的，或许纯粹只是为了饮茶。青莲阁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老字号茶楼。鲁迅当时避难所居的内山书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马路，距离四马路上青莲阁非常近。过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卧”的困顿生活，连续跑了几天书店收回一些稿费的鲁迅，在15日、16日连续两天带家人去同宝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饭后就近去这一座有名气的茶楼饮茗，也不算奇怪。何况鲁迅也确有饮茗的习惯，其日记中多有此类记载，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1929年4月5日，“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青莲阁本身并不经营娼妓。其二楼为茶座，楼下是集游艺、杂耍、唱曲和摊贩于一体的小型游乐场，兼售西点、花卉、虫鸟。但确实有许多妓女在青莲阁揽客，据丰子恺说，“到四马路青莲阁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们都有老鸨伴着，走上楼来，看见有女客陪着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见单身男子坐着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说长道短，目的是拉生意。”鲁迅或许就是如此在喝茶时碰上了揽客的妓女。日记中所谓“略来坐，与以一元”，也完全符合当时的行情，据艾芜讲，“我们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里，吃一杯茶，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这种风习称为打茶围。”艾芜“一二八”期间也曾在四马路附近有过一次被妓女缠上，不得不花上一块钱打个茶围的经历，他提供的价位，应该属实。“谈二十分钟话，给一块钱就走”，与鲁迅日记“略来坐，与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但或许也有别的可能。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老干部于海1931年底就是在“四马路一家茶楼去(可能就是青莲阁)”里通过秘密接头完成入党仪式的；1933年鲁迅和苏区来的成仿吾见面，所约之地也是一家咖啡店。但具体到1932年2月16日的这次“邀妓”事件，这样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毕竟，若是秘密工作，让一个妓女在一旁见闻并不合适。
当然，定要如批评者那般将鲁迅去青莲阁理解成纯粹是奔着妓女去的，也未为不可。但这次“邀妓”事件，其一，结果是清晰的，不过是花了一块钱，和一个妓女边喝茶边说了大约20分钟话罢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其二，这件事情关乎的只是鲁迅的个人“私德”，与其在“一二八事件”中的“公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评价历史人物“私德”、“公德”不分的陈旧逻辑，可以休矣。…
piza0236 发表于 2014-9-28 12:37
嗯，大多数没啥异议。
其实“没有911事件，亲眼目击给美国人带来的震撼，patriot法案不可能通过”这个可 ...
对爱国主义的警惕，还真不是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反而是战乱纷争的欧洲人，因为这词确实是基于道德的制高点词汇，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匹敌。但是，如果不是从道德这条逻辑上来看，这个词就意义不大了
所以，为什么在我朝，这个词依然是雄赳赳气昂昂？远超过西方讨论语境中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在理性的讨论中，道德是首先要被抽离的概念，在本朝这个条件却是完全不具备的。爱国主义至高无上，汉奸这词杀伤力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