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割裂的世界</p><p>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p><p><br/>这个社会对人性陷于堕落的渊谷似乎无能为力，就如容让年轻人滥用自由、放纵败德便是一例。</p><p><br/>索尔仁尼琴是个虔诚的俄国东正教基督徒，本身是数学和物理学者，并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苏联小说家。在三年的放逐生涯期间，他开始写作；在此之前，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力抗纳粹党，为此曾两次受勋。但到了1945年，他因以书信批评斯大林被揭发，未经审讯便判了八年苦役。<br/>后来在反斯大林时期，他出版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写他在劳役营中的经历。不久政府管制再度收紧，但他仍然拿出道德勇气大胆写作和演说，毫不退缩。1974年他再被放逐，这一回是去了西方。<br/>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坚守苏联文学传统，化为道德力量。」1978年，哈佛大学颁发文学博士学位给他。<br/>1978年6月8日，索尔仁尼琴在哈佛毕业礼上演说，引起舆论纷纷，该篇演词充满先知的洞见。本文摘要刊出，《割裂的世界》全文存于哈佛学院新闻处。</p><p>哈佛的格言是：察验真理（Veritas）。真理的追寻若非专心一志，真理便必然溜走，这是不少人早已知道的事情，也许有人在人生中也体验过这个道理。不过真理虽然已经溜走，但是不少人仍然存着幻觉以为自己知道真理，以致引起许多的误解。真理甚少是甜美的，总是苦的居多。我今天的演讲包含一服苦味的真理，但我是以朋友之心把它呈献给大家，没有一丝敌意。</p><p>勇气的失落<br/>局外人观察现今西方社会最瞩目的特征就是勇气的失落。西方世界已失去对社会承担的勇气，不单整个西方世界如此，每个西方国家亦如是，甚至每个政府、政党，连联合国也不能例外。勇气的失落在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身上更为明显，以致给人一个印象，整个社会今天也失去了勇气。当然，果敢英勇的个别人士仍有不少，但是他们并未能对社会事务产生决定性的影响……</p><p>法律主义生活<br/>西方社会为求有利于达到目的，便把社会架构建筑在法律的字句上。西方人对于法律条文的应用、解释及操控，可说非常熟练。任何冲突都会按照明文法律处理，这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解决办法。只要法律定证这人是对的，便不需要多作解释，没有人能说他还有甚么不对的地方，或是劝他自我节制，放弃权益，作点牺牲或无私奉献；因为这些要求好像十分荒谬。人人跟着法律的架构走在法律的边缘界在线：石油公司收购新发明的能源以防被人使用，以致取代石油，依照法律观点这公司是无可指责的。食品制造商合法地在食品中下毒，使它贮藏得长一点，这在法律上也是无可指责 的，因为人有不买它的自由。<br/>我一生大部分时日活在共产政权下，我可以告欣你，没有客观法律准则的社会实在可怖。可是一个社会如果除了法律便没有其它准则，也不见得适合人居住。一个社会的最高行事准则如果只是按照法律依章办事，便剥夺了人类崇高潜质的发挥机会。法律的字句太冷，太形式化，对社会的影响助益不大。人生的经纬甚么时候与法律主义交织结连，便必然产生平庸的道德水平，叫我们失去最崇高的志向。在这威胁重重的世纪中，若只凭法律架构的支持，简直杯水车薪。</p><p>自由方向<br/>今天西方社会在行善与行恶的自由之间有一种不平等现象。政治家若想为国家做些举足轻重和富建设性的事情便须步步为营，甚至一步一惊心，因为在他周围有无数心快口直、不负责任的批评者，还有立法部门和新闻媒体不住对他反驳和迎击。他必须向人证明自己每一步都有稽可查，无懈可击。因此，才智过人而有创新动力者，几乎完全没有机会一抒所长，因为一起步便有满地陷阱等待着他。于是平庸者当道，这全因民主制度带来的枷锁。<br/>要贬抑一个执政的势力可谓轻而易举，事实在西方，国家政权已被严重削弱。个人权利被高抬到一个极端地步，使社会整体面对某些人时毫无反击能力。是时候西方社会要站起来，不再高举人权，而是强调人的责任。<br/>破坏性和不负责任的自由极度膨胀，这个社会对人性陷于堕落的渊谷似乎无能为力，就如容让年轻人滥用自由、放纵败德便是一例；又如市面上充斥色情、罪行、恐怖的电影也是一例。这一切都 被冠以自由之名，且非常理论地说青少年有权不看，也有权不接受眼前这些事物。以法律主义为依归的生活方式无法对抗罪恶的侵蚀，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br/>再看看在黑暗层面作奸犯科的事情，法律架构广阔到一个地步，特别在美国，这里不但鼓吹个人自由，甚而个人罪行。犯法可以不受罚，或者从轻发落，犯法者竟有千万社会人士的维护和支持。当政府认真地要与恐怖分子对抗，公众意见立即指控政府侵犯恐怖分子的公民权！<br/>这种偏邪的自由是逐渐形成的。它源于人本主义，认为人性本非邪恶。世界是属于人类的，所有生命的缺点全因社会错误制度所致，只要加以纠正便可解决。可是奇怪得很，西方虽然拥有最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但是却比贫困而漫无法纪的苏联有更多罪案（苏联的政治囚犯却多得很……）。</p><p>传媒方向<br/>传媒当然亦享有最大的自由，可是传媒究竟把自由放在甚么地方？这里人所最关注的是最要紧不要触犯法律字句；至于对读者或历史所造成的错误或误导，并没有太大的道德责任感。当新闻界误导了舆论或政府观点后，我们听到多少次公开收回或更正报导？道歉事情鲜有听闻，因为这样做便会影响销量。国家可能因此蒙受大亏损，可是新闻界却置身事外。他们很可能跟着发表一些与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论调，而能泰然自若，脸不改容。<br/>因为传媒数据必须立时传递，又要听来确凿可信，所以传媒往往要靠推测、谣传、假设来填补空档，而这些从来就不会加以更正，只会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究竟有多少仓促、不实、浮浅、误 导的判断每天不断传送，令读者混淆不清，无从印证？传媒可以牵引民众意见，也可以错误地教育民众。传媒可以把恐怖分子英雄化，践踏名人的私隐，也可以在「人人有知情权」的口号下，把国家机密公诸于世。但是更重要的另一面是─人也有不知道的自由，人有保守神圣心灵不被闲言乱语充塞玷污的自由！一个人如果努力不懈地过有意义的生活，他根本不需要这些冗赘而无用的数据。<br/>草率和浅薄是二十世纪的精神病态，最能反映这现象的地方就是传媒。传媒最忌把事件详尽分析，往往止步于煽情的方程式。正因如此，西方国家的传媒势力往往大过立法、执法与司法当局。请问传媒是凭甚么宪法被选立，又要向谁负责任呢？<br/>东方极权国家的出版界受着一律的严格管制，从那里到来的人一定会因一件事情吃惊，就是他们会发现西方整个新闻界有一套特定的喜好。他们有共同的批判方式，有共同维护的集体利益；最终的结果不是竞争，而是统合。出版界享有广大无边的自由，但是读者全无自由可言，因为报纸所铺陈的范围和重点，大部分皆不会与其一贯思想和作风相违背……</p><p>人文主义的果子<br/>西方到底怎样从昔日的光辉胜利落到今天的病态情况呢？是不是最近才有甚么错失或迷途？似乎不是。西方其实一直都向着既定的社会方向前进，有辉煌的科技作为助力，谁知道它会骤然落在现今的虚弱光景？错误可能是在根基上，就是过去多个世纪人类的思想基础上。我所指的是西方流行的世界观，就是诞生于文艺复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后来在启蒙时期首次以政治方式表达，成为政府与社会科学的据点。这世界观可以界定为理性的人本主义：人有 自主，不受任何更高的在上者管理，人是一切存在物的中心。<br/>回头说，文艺复兴的转向原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一步。当时中世纪的思想观念彻底崩溃，来个寿终正寝。缘因人的肉体需要被专制压抑，一味只谈属灵至上，到了一个地步人再无法忍受。但到了启蒙时期，人又完全背弃圣灵，变成物质至上，毫无节制。这种新思维统辖我们，否定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除了在地上享乐之外，人没有任何更崇高的使命。这思维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令其落在崇拜人和物质需求的危险中。除了拥有物质福乐之外，任何更隐藏、更高尚的人性需求和品格都抛在高层次的观感以外。这令罪恶乘虚而入，在现今世代罪恶更源源不绝、肆无忌惮地出现。单凭自由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命的所有问题─反而增添了好些新问题。<br/>在民主社会初期，就如美国开国初期，人享受所有个人的人权，因为人是神所造的；因此个人所承受的自由是有条件的，他要经常持守宗教责任，这是过去一千年的传统。在二百年前，甚而五十年前，若说个人在美国可以享受一种毫无约束的自由，以满足其本性的喜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接着而来的西方一代把一切规限丢弃，将多个世纪的基督教道德传统（包括怜悯与牺牲的美好传统）完全抛开，政府的体制越来越物质主义。西方在倡导人权方面固然成功，但个人向神和社会当负责任的想法，却越来越不被提述。<br/>过去数十年，西方的动向和思想在法律上所表现的自私自利已到了死胡同的境地，世界已进入极度的属灵危机和政治绝境中。虽然人类科技发展昌盛，连外层空间也被征服，但是这一切成就都无法补偿二十世纪的道德贫乏，现今的景况即使是近至十九世纪的人也无法想象得到……</p><p>转变之前<br/>我在此并非要谈论世界大战的灾祸和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改变。我们每天早晨张开眼睛，但见日光之下太平无事，就知道可以如常活着。我所指的是另一种灾祸，已进行好些时日了。我说的是我们受着人本主义意识的影响，就是那种撇弃属灵和敬虔的思想态度所带来的灾祸。<br/>我们终于经历到历史错误带来的后果，这些在最初是不易察觉的。在文艺复兴所展开的道路上，我们在许多方面确实增添不少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对那至高、至完全的一位却失去了观念─就是那教我们约束激情、限制放纵的一位。我们过分寄望于政治与社会改革，但到头来发现失去了最宝贵的产业，就是属灵的生命。在东方，这种属灵生命在统治者的阴谋下给摧毁了；在西方，它被商业的利益窒息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世界分割为东西方并不可怕，但破坏两者中枢的疾病如出一辙，这才可怕哩！<br/>人本主义说人生于世只为享乐，如果这是对的，那末人出生后就不应该死亡。但既然人的身体必有一死，人在世上便应该有更高的属灵本质的使命。人生不可能只为尽情享受，人也不可能只求物质财富，快快乐乐地享用。人生必然有永恒而真切的责任要达成，以致在这旅程中，人能经历到道德上的成长，在离世时成为一个比当初起步更美好的人。因此人生的基本价值观必须从新估量，如今价值观的错谬歪曲实在惊人。评核国家总统功过的标准，绝不应该只沦为看其执政时期人民收入多少，或汽油供应是否源源不住。只有自愿、自发的自我约束才能使我们提升，超越世界物质主义潮流……我们无可避免要重新评估人生和社会的基本定义是甚么。人真的超越一切吗？在人以上真的没有更高的灵体么？人的生活和社 会活动是否应该只单单被不断追求物质的想法所牵引？<br/>世界若然还未到末日，亦已经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或许相等于由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我们需要有属灵火焰的洗礼，要有更高远的视野，要有一个崭新的生命层次，使我们属肉身的本性，不致像中世纪那样受咒诅；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像现代世纪那样被践踏。<br/>这是一种攀升，仿如攀登至另一个人类学新时期。活在地球上的人除了向上攀升外，再无路可走。</p><p>（摘选自《我在哈佛的信仰》，伯尔曼、伊丽莎白多尔、德兰修女等著，珠海出版社，定价32元）</p><p> <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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