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德国流亡作家：德国文化在我这里

<p>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大肆迫害犹太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很多作家被迫流亡到国外。据统计，从1933年开始，约2500名德国作家分别流亡到
41个国家，其中主要是到美国，有1281名。这些作家基本上共同经历了流亡初期的艰辛、苦闷、失落和孤寂，但因为各人性格经历的不同及其它因素的影响，
随着流亡的持续，流亡的作家在不得不进行的对美国的适应中，逐渐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图景。经过一段时期的失落之后，流亡作家的自我意识也逐步兴起。</p>
<p><strong>对异乡的适应</strong></p>
<p>大多数流亡作家是一种被迫的适应，其中有着一定的保留和克制，他们适应的方式都是大不相同的。它贯穿了在德语环境中出生的作家从被整体隔绝到在美国
文化生活中兴起的过程。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盖伊-施特恩写了一篇文章《他们是否适应？又是怎样适应的？》，试图依据五种类型来介绍适应的整体特征，其中也
包括部分少数知名的作家，他们代表了适应方式的不同类型：</p>
<p>第一类，患有“美国恐惧症”。一些作家也因为不大情愿逗留在美国而产生了一种美国恐惧症，这种恐惧症支配他们的迁移生活，并作为其世界观的一部分在
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了。一个叫萨拉蒙-迪姆比茨(Salamon
Dembitzer)的作家是一个特别显著的例子。他是一个带着一点共产主义思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来自于上帝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他曾流亡于荷
兰、瑞士、美国，因为厌恶美国而去了澳大利亚，后又回到瑞士。作为一个作家，他会讲很多门语言，他的文章和小说都以荷兰语、依地语(犹太德语。中欧和东欧
名国犹太人通行的一种中古高地德语、希伯来语、罗曼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德语和英语发表。在迪姆比茨的作品中，特别是用流畅的英语写出的散文《犹太
民歌》(Jewish Folk
songs)，表达出了他的基本心境。他梦回在波兰小城的快乐童年和强烈的理想的近乎救世主式的国家以色列。所以他只是在流亡国过着单调的生活。“犹太民
歌的声音将会给我忍受孤独的力量和面对在这个巨大的疯人院里平淡生活中意外事件的自信的微笑。”</p>
<p>第二类，外表适应。通过作家和记者库尔特-克尔斯滕(Kurt
Kersten)，一个信仰新教的大地产主的儿子的例子，能很形象地说明这种类型。克尔斯滕尽管做了很不寻常的努力，但最终仍然发现没有在美国精神生活方
面没有交到朋友。所以克尔斯滕的继女阿尔娃-D-大卫(Alva.D.David)在一本未曾出版的传记中写到：“他被纽约这个大城市吓住了，还有美国人
和噪音……。出于对朋友的爱，他适应了他的新生活，他也去夜校读书，并在1949年拿到了纽约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校文凭。”对这个高校文凭的描述尚须重新
考证，因为早在1919年，克尔斯滕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最好的文章也是关于欧洲的，关于过去的流亡经历和作为抽象概念的流亡的。</p>
<p>第三类，逐步适应。以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尤利乌斯-巴卜(Julius
Bab)为例。他为挣得生活费用，也曾为德语报纸打工。人们在他的书信中发现了关于错过的或对他的来说不可能的联系。尤利乌斯-巴卜在1951年9月26
日，即在他死前3年半，给C.F.W.贝尔(C.F.W.Behl)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中写到：“您交际的都是旧式美国家庭，您在6个星期里经历的比我在
12年里经历的还多，因为我从没结交过一个真正的美国家庭，并且只认识约10个真正的美国人。”6年前是同样的感觉：总之，他对他的妻子伊莉莎白-巴卜
说：“1946年我们成了美国人，但在心里，我们仍然是欧洲人。”伊莉莎白-巴卜为了谋生而打破了孤立的限制，开始时，她走家串巷地推销消费生活用品和时
髦货，最后她找到了一个膳宿公寓，此时尤利乌斯-巴卜在边咕哝边帮她。通过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或类似的联系，他们逐步适应了美国，并对美国抱有好感，所以
1951年9月21日，尤利-乌斯巴卜在给C.F.W.贝尔的信中这样写到：“尽管我很高兴再去美国，但有这样一种摸不透的感觉，即在杰佛逊和林肯的精神
的核心把这个民族(尽管有很多讨厌的地方)，较歌德之于德意志民族，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尤利乌斯-巴卜最后走进了美国传统生活，当他死的时候，他发
现他正在走在精神交流的路上。</p>
<p>第四类，保持“避难心境”。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Johannes
Urzidil)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在第一个层面，谋生的需求迫使他在艺术行当里找个差事。一个犹太人最喜欢从事的
行当又被想起来，他成了一个皮革艺术手工匠，并因此与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了一个广泛的接触。在第二个层面，他仍然与美国的文学界保持联系。这个典型事件
可以这样概括：他外在适应了，即在日常的生活和文学领域与美国人的关系中适应了，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他仍然保持了一种内在的、欧洲人的避难心境。也许他的
一些作品，如同他曾说过的，“仿佛在纽约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同时在不可言说的明亮和自由的阳光中，一个他所渴求的新的生气勃勃的世界诞生了。”乌尔茨迪尔
心灵上的欧洲飞地的深刻起源即在于此。尽管他的捷克女传记作家没有说明，他是许多流亡作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人，即他的生活始终是一个“在美国的中欧人
”，“一个永恒的离别者和寻找家乡的人。”</p>
<p>第五类，完全适应。同德国的过去，即也同流亡交际圈告别，而完全融入已有的美国社会。以著名作曲家库尔特-魏尔(Kult
Weill)为代表。“他能适应任何地方”，魏尔的遗孀洛特-莱雅1979年1月12日接受采访时说到，“即使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eba，埃斯俄比亚首都，笔者注)，他也能设法收到邀请信。”库尔特-魏尔，及莱雅，在他的《市民》(Bürgschaft)成功上演后，就开始为他
的作品在德语舞台上上演作准备。在纽约，他将破灭的艺术目标作为一件不愉快的事隐藏了起来。洛特-莱雅说：“他的内心被在德国的经历深深伤害了。”</p>
<p>也许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正好加强了他已经存在的适应的意愿。他到美国后，积极投身在美国的艺术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库尔
特-魏尔同他在德国的过去彻底断绝了。所他的几个亲威估计，他极少同流亡圈子和其他流亡者来往。他们夫妻俩在家里从来不说德语。有一次，莱雅唱了句《马哈
贡尼》(Mahagonny)里的一句德语歌词，魏尔竟用英语温和地责备到：“忘掉那些无聊的东西吧，不要再想起以前的那些事了”，这点使莱雅感到震惊。
他鼓励她去参与美国的戏剧生活。</p>
<p>流亡如同进入一个新的家乡，大部分人对流亡地美国心存感激，但为了保存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化，又必须抵制它的影响。对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德国流亡作家而
言，都遇到一个基本的问题：语言问题。尤利乌斯-巴卜在1945年12月1日给C.F.W.贝尔的信中写到：“加入如此了不起的美国世界对我来说已老了。
我还要解决语言上的问题，等等。”他们富于创造性的作品也是避难所中的流亡者，在这个新的世界和新的语言中只能有条件地使用，正如美国汉斯-萨尔
(Hans
Sahl)在一首诗中所说的：“在语言的面包中……只有碎片”剩下。流亡作家被迫用英语写作、谋生，而这些在德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德语有着深厚
的感情。例如，约翰内斯-乌尔茨迪尔这个讲德语的布拉格人拒绝将英语作为文学表达的语言使用。他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在他的作品表达出来了：“德语是我最爱的
语言，我所有的文章和书籍都是用德语写的，所有的报告和演讲都是用德语说的。德语是我的存在方式和永生的母亲。在我流亡生涯最艰难和德语名声最坏的时候，
我仍然对它有一种牢不可渝的信赖。”他在里奥-贝克研究院的演讲表达了他的坚强。作为22个德语作家和学者中的唯一一个，他拒绝全年贝克-思想演讲用英语
的惯例。还有，托马斯-曼在流亡之初的愿望是至少要留在德语区。1933年底，他写到：“我已清楚地知道，我的书不是为了布拉格或纽约的书商，而为了说德
语的人写的。”他还向德国人解释：“有一天我的作品会回到你们中间的，我知道，即使我不能创作更多。”托马斯-曼可以归入其中的第四种类型，即保持“避难
心境”，但他作为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领袖，更多是在流亡中奋发，与纳粹作斗争，适应与否对他来说倒不是最重要的事。在这种斗争中，托马斯-曼及布莱希特等
流亡知识分子的领袖引领了德国流亡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兴起。</p>
<p><strong>自我意识的兴起</strong></p>
<p>流亡作家在流亡初期都经历了苦闷和失落，及对前途的悲观和失去祖国后的无所适从。在这种国家和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的时候，支持流亡作家们继续
斗争和给自己以精神安慰的是大量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如弗希特万格的《假尼禄》、布莱希特的《主人公尤利乌斯-凯撒的业绩》、亨利希-曼的《亨利四
世》、斯特凡-茨威格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等。在对历史的反省和思考中，流亡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步摆脱了失去祖国的失落感，自我意识逐步兴
起。布莱希特在流亡到丹麦时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诗人出游》：</p>
<p>“荷马无家可归，但丁流离失所，李白和杜甫，在吞噬了三千万性命的内战中颠沛漂泊，欧里庇得斯受到审讯，垂死的莎士比亚被封住了口。不仅仅缪斯，还有警察也在寻找弗朗索瓦-维庸。被称作“情人”的卢克莱修，竟遭放逐，有海涅，也有布莱希特，都远逃丹麦的茅草屋。”</p>
<p>作者在诗歌中首先描绘了九位才华卓著的伟大诗人的多舛命运，末了赫然来了一句“也有布莱希特”，把自己排列其中，极富气势。如同李昌珂教授所阐述
的，作者没有留心历史时间的正确顺序，表明他追求的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意义：流亡，不是一人之遭遇，一人之命运，一人之体验，而是黑暗的人类史上
的典型现象。“也有布莱希特”告诉我们，有灿若星月的诗人为伴，作家心中的苦难得以抚慰和超脱，有历史上的榜样，更坚定了作家对精神文化终会冲破暴政而显
示光辉和生命力的信心。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描述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大抵古今中外的
知识分子在面临困境时有一种在历史中进行自我激励的共同特征。</p>
<p>有很多人对流亡作家热衷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提出了质疑。卡-魏斯柯普夫曾批评说：“对于一个流亡的德国作家而言，选择一个历史素材通常意味着现实
面前的躲避或者循逃。遁逃和躲避不是力量的标志。”但实际上流亡作家并没有逃离现实，流亡作家以历史来淡化消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激励自己，并以此为武器与
纳粹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流亡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步高昂。</p><p>托马斯-曼作为流亡文学家的领袖，用他的流亡经历来阐述流亡文学家自我意识的兴起更具有典型意义。他的自我意识与德国文化历史地连接在了一起，他在流亡途中的名言“我在哪，德国文化就在哪”深刻地体现了这点。</p>
<p><strong>我在哪，德国文化就在哪</strong></p>
<p>1933年，托马斯-曼流亡开始时，也经历了其他流亡文学家基本上都经历过的苦闷和失落，及对前途的悲观和失去祖国后的无所适从。他流亡开始后不久
被骂为“背信弃义”，思乡又使得他内心极为不平静，在异乡的害怕也在外人面前明显表现出来了。在第一封流亡信件中，他这样写到：“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好
德国人，与文化的传承和我国的语言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长年的或终生的流亡对我来说一定十分艰辛和充满灾难。”托马斯-曼一直觉得异乡充满陌生和敌
意。</p>
<p>他给失去家乡下的定义是“市民生活的消失”，并且当他的家乡也失去的时候，他立即投入了一个名作家的圈子，他们相继失去家乡。托马斯-曼也表明了他
独特的市民出身和文化继承，后者本身也表明了他的市民出身。他的个性和把德国作为个人故乡的捍卫最清楚的表现是在1933年之前一次题为《歌德作为市民时
代的代表》(Goethe als Reprsentant des bürgelichen
Zeitalters)的演讲，这也是他准确的自画像，托马斯-曼曾自己如此说明。他将歌德理解为德语，他也同时被理解。由此也能理解他的名言“我在哪，
德国文化就在哪”，因为在其中他将歌德描述成市民时代的代表，在这里证明了德国文化的功绩，而托马斯-曼也是在这里，描述他的文化故乡。</p>
<p>在流亡途中，托马斯-曼积极投入了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潮流中。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和停顿后，他开始继续创作《约瑟夫兄弟》。约瑟夫的故事展示的是一个
遭受陷害陷入流亡的人的命运，对此命运，作者本人正在感同身受。在《约瑟夫兄弟》中，作者将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视为一场保卫人道主义、保卫欧洲悠久文化和
古典遗产和精神财富、保卫人类文化和艺术传统不受黑暗势力破坏的斗争。</p>
<p>1936年，托马斯-曼在完成《约瑟夫兄弟》后，计划写一个短篇小说，“很乐意让歌德自己出场”，这就是其名篇《绿蒂在魏玛》，他在其中塑造的歌德
形象，是一位与他的时代环境尖锐对立的形象。这位歌德不苟合于环境，因为他在“同时代的那些普鲁士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中嗅到了一种难闻的、危险的味道，那
种沙文主义的偏见、自大狂和侵略性。”托马斯-曼在书中给歌德设置的环境实则针对法西斯德国的。他借歌德之口说到：“他们总是当他们把一切的尊严丧失殆尽
才觉得自己伟大和崇高，他们阴险狠毒对待那些被外国人视为真正代表德国从而受到尊重敬佩的人们，真是可恶而又可怜。我根本不愿意同他们和解，他们不喜欢
我，这很好，我也不喜欢他们。因此我们就两清了，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同他们所说的恶毒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是德国，但我才是德国，
你们的德国彻底地毁灭吧，在我这她将继续存在。”作家借歌德之口，向世界宣布他与法西斯控制的德国脱离，构造了一个双重德国意象：一个是德国境内的迷狂的
德国，另一个是首先由他本人所代表和象征的、德国境外的文化的德国。约在1934年，托马斯-曼在流亡途中说出了那句气势豪迈流传千古的名言：“我在哪，
德国文化就在哪”，实际上是超越对了故国的具象依赖，而是一种文化上的高度自觉，体现了一种高昂的自我意识。</p>
<p>1936年，托马斯-曼确定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目前德国的统治者中没有什么好东西，他的祖国让他到处躲避，“在精神的统治上，我的根扎得比其他人都
深，三年以来德国一直有犹豫，是否该取消我的德国国籍。”同年3月，他发表《德意志精神的新家园》(Neuansiedlung deutschen
Geistes)，在其中第一次有确认的痕迹，德语不是在德国，而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继续存在。但足够清楚的是，不完全但也能确定，托马斯-曼出于某种程
度上的市民的持续性，他还将德国看作他原来的故乡。当他提到自己被取消国籍的时候，他无疑认为，他不只是从无效的纳粹方面取消国籍。他继续定义好的德国
人，在接受名誉博士的头衔后，给博纳-德肯(Bonner Deken)的信中这样写到：</p>
<p>“简单的想法就是，用可怜、表面的偶然得到的权力剥夺我的德国国籍，这一幕中只能表明他的可笑。这个帝国，这个德国应该咒骂我，我在其中认识了自己。您那不值一提的勇气将德国弄错了。也许目光不是很长远，但德意志民族在最后一刻不能被弄错。”</p>
<p>关于保留他称之为德国文化的东西的重要性，托马斯-曼在当时几乎没有选择。他在1938年给安娜-雅克布森(Anna Jacobson)的信中这样写到：</p>
<p>“欧洲强国这种短视的、弱化的和非理性的政策导致纳粹权力空间的膨胀，毫无害怕和顾忌地将人们处于这种境地，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欲望和罪恶的天
性。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德国尊严的耻辱，期间所有巨大的努力都会毫无成效和消失。但它不能阻碍，德意志精神在过去为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们所有
人也希望，在未来，当这个不幸民族将使他们蒙羞的现在的掌权者推翻的时候，将会重新贡献。在音乐、艺术和精神生活中的德意志文化将是世界上最为丰富和最重
要的，并且纠正了我们这个迷惘的时代在文化研究和语言方面的偏向，这在后者中已有显示。”</p><p><strong>托马斯-曼的转向</strong></p>
<p>但约从1938年起，可以确定托马斯-曼有一个对他来说至今值得的转向，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对他作为、他也称之为他的故乡的德意志文化的陌生化。流
亡初期，他所自许“我在哪，德国文化就在哪”的豪迈使命也可能有所改变。陌生化第一个清楚的迹象存在于一篇小散文《希特勒兄弟》中，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托
马斯-曼虽然不把希特勒和德国人定义在一起，但他也很清楚地看到，德国人的希特勒和希特勒的德国人是一样的概念，并且有足够的理由将故乡视为异国。托马斯
-曼在这个时期从德国和德国人中离开。在这个时期踏上流亡美国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他在《希特勒兄弟》一文中写到：我们的时代真正成功地毁坏了很多东
西：民族、社会主义、神话、生活哲学、非理性、信仰、犹太人、革命和其它一切。民族的概念当然也毁坏了德语，对托马斯-曼不再有太大价值。德国不仅产生了
法西斯主义，而向整个欧洲输出了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并且也许剩下的就是使托马斯-曼离开德国，最终对德国感到陌生，不再觉得故乡。同一年，他在《和平》一
文中写到：</p>
<p>“我没有低估欧洲为法西斯在政治的、道德的、知识分子领域渗透所做的心理准备。然而我，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低估的是，执行这些步骤是如此的迅速，
这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短短几年内，在民主国家赢得对法西斯的同情，在捷克危机时，这一天以一种使人沮丧和非常卑鄙的方式到来了。德国人的流亡是一个非常
可怕的经历，普遍和国内的伤痛和希望分开：这是漫长的，令人痛苦的，直到到了最坏的地步，察觉到被一再否认的事实，即我们，进行内在和外在流亡的德国人，
对欧洲我非常熟悉，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背后的道德，事实上根本没有，欧洲根本没有想到纳粹独裁者多次差点实现并即将到来的倒台。”</p>
<p>他所提防的是大陆上的法西斯主义，并且他相信，纳粹不只是在事实上或精神意义上对德国或者欧洲的一部分的占领，而是所有从中或多或少获利的人，他继
续他的批评，尤其是对德国人劣行的批评。《绿蒂在魏玛》里有很多清晰的迹象。这部小说实际隐藏了大量的实际和政治影射和暗示。在第7章中，发现许多也许是
对德国人尖锐的清算，这当然不是出于歌德的意思，而是出于托马斯-曼的意图，当歌德说到：“和德国人一起生活，是成功还是失败”或当他提到愤怒地瞪着眼的
德国人时，说到这是“不得体的德国人的纠缠”。</p>
<p>对德国人的恐惧和厌恶，在他的《浮士德博士》里表现出来了，其中不只有罪恶，还有真实的魔鬼出现，和罪恶的德国一样，本来不存在所谓在小说中隐藏着的一个好的德国，它的根也要退回到“丢勒时代”。</p>
<p>托马斯-曼现在将德国看作真正的不可理解的异乡，并开始将他所流亡的异乡变成了故乡。我们知道，托马斯-曼是在多大程度上将当时美国的状况写进约瑟
夫小说，这里有他关于这个的讲话，即无尽头的蓝色的加里福利亚的天空引起了他的兴趣，将它描写得如同埃及的天空，仿佛他在那亲身经历过似的，信任外国人，
出于对这个原本陌生的国度一种新的信任。我们知道更多的是，约瑟夫加入了罗斯福的行列，并且支持他的“新政”(New-Deal-Politik)。人们
一再将此称为托马斯-曼的文学综合手法，偶然地也有对此真正的解释，即他原本一直正好处在很大规模上依赖一个环境的素材的时期，将美国的真实面貌写入小说
只能理解成，托马斯-曼自己也不害怕，只是利用他正生活的这个地方。但这个解释还不足够说明问题。最后约瑟夫小说表明这种努力不在少数，即异乡最后变成了
故乡，并且这个能更好地发生。托马斯-曼在这部作品中，比其它地方更强烈地保留他生活的大陆，在约瑟夫小说中，融入异乡对他来说，现在真的变成故乡了吗？
这种试图融入的努力，对理解托马斯-曼的存在当然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这一方面已经最清楚地与德国保持距离，在浮士德小说中，以及在约瑟夫小说的最后一卷
中，他已经解释了异乡如何变为故乡，其中引入他所固有的东西，即他的小说。我们能将这个游戏继续展开：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夫至少是他秘密的自画像的一部
分，他在异乡生活，当他以一种可知的方式写进他的小说，并最终显示约瑟夫也就是托马斯-曼自己，正好讲到交流和融合，即现在他对异乡是信任的，或者非常
多：它的独特性在于，以前的德国是他的“故乡”，在一个比地理意义更高的层面。</p>
<p>托马斯-曼约在1950年确定了他对爱国主义新的解释。他在《我的时代》(Meine
Zeit)一文中清楚地讲到：“当我不再是一个德国人，而是一个美国人时，有人偶尔跟我说，我必须一直爱国，这也许是真的”。他还说到：“作为一个美国
人，我是世界公民。”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中，他回避德国：“因为它不再是德国，而是只是美杜莎的脸。”我们知道，托马斯-曼在美国的流亡结束后，回到不是德
国，但仍回到欧洲，尽管与他相关的新爱国主义的问题不再是如此严肃。又如二战期间，他在美国写到：“‘流亡’已经和过去的涵义不一样了，完全成了另外一回
事。它不再是一种‘等待’状态，等待着返回家园，而是已经预示着各个民族的解体和全世界的统一。”这是一种在世界性的背景上展现新的自我意识。</p>
<p><strong>凤凰涅磬，烈火重生</strong></p>
<p>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纳粹覆亡，是一个伟大的流亡文学时代，流亡文学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戏剧、电影艺术方面有个统计，流亡作家在1933年至1945年间共创作了724部戏剧，108部广播剧，398部电影剧本，至于小说、诗歌，其数量就更多了。</p>
<p>这些作家继承了德意志文学的伟大传统，以他们优秀的作品拯救了被法西斯毁灭了的德国进步的人道主义文学，这正如亨利希-曼所说：“流亡包含所有在被
压服的国土上炫耀的一切更为宝贵的生活价值中的人性价值，伟大的德国人过去和现在都是和流亡一道存在，这同时表明，这是优秀的德国。”</p>
<p>尽管在战后一段时间，流亡作家在德国受到了冷遇，但流亡文学逐步在德国得到承认，流亡作家代表了真正的德国文学。流亡作家的经历如同凤凰涅磬，在烈
火中重生，经过一段时期的失落之后，流亡作家的自我意识逐步兴起，超越了原先的故乡意识，甚至开始具有一种世界公民的胸怀，思想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
次，从而创作出了更有精神内涵的作品，更为震憾地丰富了人类精神文化宝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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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些人在现代德国文学中地位都很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