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为历史作证

KC.Bastian · 发表于 2008-12-17 17:02:21

<h3>——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h3>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她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囱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覆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黑白分明的罪恶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点40分，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毛泽东的暴力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残酷的批斗是8月5 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 位学校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覆覆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装死！起来！"她起不来了。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车。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卞仲耘死在平板车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 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老王同志：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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