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许倬云：苏轼不会做官却会作文

我看苏轼：不会做官却会作文

许倬云

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宋代的六人之中，苏洵、苏轼与苏辙父子三人占了一半，而苏轼的文章，大约与欧阳修同居首列。诗词方面，从唐朝李白、杜甫、白居易以下，北宋诗家的排名榜上，苏东坡也在冠亚之间。北宋词家，苏居前列，与南宋辛弃疾同为豪放风格的两大家。苏东坡的书法为北宋苏黄米蔡之首。绘画方面，苏米同列，而米奉苏为师。单从这一串成就，历史上能有几人可与苏东坡相提并论？

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从地理位置讲起来不算中原。他的出身不是士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读书人家。他的爸爸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诗书，可以想像也不是读书世家，偏偏他却特别聪明。

苏氏父子三人在宋仁宗朝内自家乡进京。正像名角登场，一掀帘就是满场注目。他们一到汴梁，就立刻引起当时政治精英的注意。苏东坡与弟弟子由（苏辙）在科考一举成名，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为取中二苏，兴奋不已；而当时的仁宗皇帝退朝回到内宫，很欣喜地告诉皇后：“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好宰相！”

当时苏东坡并不以写诗闻名，而是以才华策略著称，是一个能臣、干臣。苏东坡入仕之初，结识了不少一时之俊杰。这些人之中，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是有学问、有气节、有见识、有抱负的人物。不幸，这么多优秀人才，却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政治斗争上。

北宋的政治风暴是王安石发起的变法运动。王安石的变法，不仅在当时有许多反对者，甚至到现在史家还没有定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坚决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推动全面改革。这位有名的“拗相公”性格固执，自负甚深。他的政策可能在用意上不恶，但在执行时，不免有偏差。

他的政敌以司马光为首，全面反对新政。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则全力压制批评，反对的反对、贬的贬、免的免：大批受害者之中，就有当时已在中央政府任职的苏东坡。平心而论，苏东坡的批评其实相当理性，他经常针对新法中的青苗法，指责其执行过当的缺失。他并没有像司马光一样不管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新政，但苏东坡却屡屡遭逢厄运。

苏东坡本也是有济世之材的人物。他卷入了这一场风暴之中，终生不能脱离厄运。新旧党争不只限于王安石当政之时。新党曾经二度失势，旧党两度回朝。在几次回朝的短暂岁月，他也能在国家大事上，有可行的献策。凡此都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才能，如果有机会，他无疑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在新党得势时，苏东坡一次又一次地被贬逐外任，三次下放，曾去过河南、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越贬越远，最后贬居海南，遥望中原只一线山影之隔。苏东坡在这种困境还是能乐天知命，自己寻找生活的乐趣。

他在杭州、徐州、惠州各地的政绩，表现了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具。他能处理军政、赈灾、水利各种事务。他在杭州，费尽全力治好了几乎已经壅塞的西湖。整治西湖，在调节水量，供给市民饮水及减少海潮压力，都有相当的作用。在西湖上的一道“苏堤”，不仅能处置蔓草污泥，更为西湖增加了妩媚。这一审美的贡献，我们相信，也可能是基于苏东坡自己的审美观。

苏东坡被贬到黄州，发明了东坡肉。今天大家说东坡肉，说错了一点，东坡肉里面要衬笋子，真正的东坡肉又叫笋烤肉，一定要有笋子衬在底下。一是可以不让肉烤焦，二是可吸收肉的油脂，使得东坡肉腴而不腻，而笋入了肉味，更显鲜美。

但是他在黄州担任小官，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不得不开辟荒地，自耕自食。然而，如此穷困的生涯中，苏东坡却创作了许多名作，千古以来，长为中国人诵读。他的《赤壁》二赋，表现了通达的宇宙观，将空间的无限与时间的变化，编织为文字与声韵都十分完美的韵文。他的词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及“倚仗听江声”等名句，至今为人所引用，以表达他豁达而爱惜羽毛的人格。

他的好诗、好词多是在他穷途潦倒的时候所写的，而不是他在得意的时候写的。苏东坡的成就，当然绝不是几句诗词足以表达万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他的一生，可能正反映人性中“妒忌”的恶毒。

当时《乌台诗集》是他的政敌刻意挑出他的作品，断章取义，曲解中伤。苏东坡自己在答复指控时，解析自己用典用语，本身就是一部文字批评的著作。不才者对于胜于自己的人，竟可如此恶毒迫害？天生有才者，似乎人生就是为了使他们历尽苦难！难道造化忌才，正是命运对人生的嘲弄。怪不得，苏东坡在小儿子出生时，就“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个世界大约只是平庸者的天地，有才能者与贤德者只存在于历史中，正见证于当时！宋代士大夫，多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可能也正因为读书人都有此抱负，宋代的政治，长期有派系斗争，有的是为了政策与理念，更常见的是为了争夺权力！

苏东坡不幸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然而，也可能正因为他不时遭遇打击，又饱经人生辛苦，他才将真才华转向文学与学术，创作了许多非凡的作品。论幸运，那是人类文化史的大幸：宋人失去了一位贤相，人类文化却多了一株奇葩！幸运？不幸？但看评论人的眼光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机运，今天苏东坡在文学上的地位，正是他官运乖舛才得以做到的；如果当初他一路顺风做到宰相，他写的恐怕就是“吾皇万岁”的作品了。

苏轼其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曾于神宗时，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外放。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而后以诗“诽谤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今海南）。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苏轼是人类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其诗、词、书、画、文章均为一时之冠。苏东坡是苏轼的别号，北宋仁宗到哲宗时代的文豪与政治家。论才华，苏东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天才，在人类文化史上，也是名列前茅，他的文名远远高于其政治家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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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曰：“轼，车前也”，就是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对于车载人前进的功能而言，轼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轼，不仅仅是车的硬体设施不完善，乘车人在崎岖颠簸的路上也确实是难保安稳。苏洵命苏轼名，颇费心思，《名二子》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表达了苏洵担心爱子过于张扬而遭人妒，故用“子瞻”作字，警示其前瞻后顾、谦卑做人的良苦用心。

“江山难改，本性难移”，苏轼并未能因父亲赐字“瞻”而遵从父亲对其“不外饰”的警训。也正是这“外饰”的性格使他吃尽了苦头，众所周知，做官当然需要对上司溜须拍马，言听计从，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宋神宗：你的缺点是治国太急躁，耳根子太软，干部火箭式提拔得太多。虽然他本意并非冒犯皇上，但他坦荡的人文情怀和外饰性格注定了他必须讲真话。

再想想，当他文思才情勃发高涨时，又怎能谨小慎微谨言慎行。而这正好犯了做官之大忌。你看他将近40岁的人，头戴色彩鲜艳的锦帽，身穿貂皮大衣，牵着猎狗，举着苍鹰，带一群部属到野外围射老虎，惹得倾城百姓扶老携幼出来看热闹。然后喝酒，下酒菜的档次想必颇为可观。酒喝得差不多了，拿来乐谱，现填上词，集合一队壮汉排练大合唱。边唱边随着节奏拍手、跺脚，光这一套舞台动作设计，就很先声夺人，伴奏用一支竹笛和一面大鼓，吹吹打打，清亮入云。 何等招摇何等的不避忌，只有为官的东坡先生为之。


如果说不写诗就不成其为苏东坡的话，那么不讽刺新政也不成其为苏东坡。讽刺一下也就罢了，还把孔老夫子搬了出来：哪里是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啊，明明是三个月没有盐吃了。看官试想，若哪位知识分子在三年困难时期，撰文批评没有饭吃，并且指出这和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那么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因此成就他的文才也将他的仕途毁去。一针见血的文笔当权者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