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洪百年史】雨水春秋

武汉地处长江、汉江交汇之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隔江鼎立，滔滔江水傍镇而过，给江城武汉构成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上，武汉三镇水灾频发，武昌、汉口、汉阳都曾多次遭受洪水之害。其中又以地势最低、人口最密、商业最发达的汉口受害最深。

汉口的街市都是沿江发展起来的，街市前面是港口码头，街口背后是湖泊洼地。湖泊洼地大小不一，星罗棋布，名称繁多，后来人们给它一个统一的名称——后湖。

每逢丰水时期，整个后湖一片汪洋。为防水患，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汉阳府分管农田水利的官员（官名通判）袁火昌主持修筑了汉口第一条长堤——袁公堤。

袁公堤堤址即今长堤街。该堤筑起以后使沿河街市得以向纵深发展，堤内的湖泊洼地亦逐渐被街市取代。

过了200多年，汉口有了较大发展，一些新建的洋街、洋市沿江边向后发展。为防水患，汉口又筑起一道防洪墙，这道防洪墙也是在湖区洼地上筑起来的，因它与城墙相似，故名后湖城墙。

后湖城墙的筑起使袁公堤失去了作用，也使堤内街市得以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由此可见，汉口每一次发展都要先筑一道堤防，或曰每筑一道堤防都要带来一次大发展。可以说，汉口的发展是与堤防密不可分的。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广总督张之洞修筑卢汉铁路，该铁路汉口段的路基也是在湖区洼地上修筑起来的。这一路基横贯汉口东西，其防洪作用远大于后湖城墙。它的筑起又使城墙失去作用，使汉口街市又得以向纵深发展。过了几年，城墙拆除，变成了一条可通行马车的道路，即今中山大道。

修筑堤防需要大量用土。当年修筑堤防的泥土都是从堤外和墙外挖取的，因此在堤外和墙外留下了许多坑。长堤街北边和中山大道六渡桥至硚口段北边，有许多房屋都是在坑上筑起来的。这些房屋类似吊楼，房屋下面用木桩和木梁做支撑，上面铺上木板是住人或做店铺的地方。“文革”以后，这种吊楼似的房屋仍占有半边街道。

20世纪初，卢汉铁路修筑进入高潮时期，张之洞又以其远见卓识在远离市区的郊外筑起一道大堤，将汉口街市、铁路和整个后湖湖区都围在堤内。这一大堤的筑起为汉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后湖”一词已成为历史，湖区已变为街市，西段张公堤已逐渐失去作用，但不管怎么变，东段张公堤的防洪作用是变不了的，也许一万年以后它仍然是汉口的防洪屏障。

张之洞大修武昌堤防引起各国驻汉口官员不满

1898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普遍受灾。是年冬天，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批准，集资大修武昌堤防。据《湖北通史》和《湖北水利志》记载，武昌堤防包括武昌平湖门至金口的武泰堤，武昌大堤口至青山矶的武青堤和巡司河出口的武泰闸。至1901年夏天，大修工程抢在涨水前基本完工。工后结算统计，堤工费银8万两，闸工费银2万两。

张之洞大修武昌堤防本是为武昌民众谋福利的好事，但这事却引起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官员的不满。修堤期间，他们数次挑拨、煽动汉口的中国民众到武昌总督府门前静坐请愿，还当面质问总督府官员：“修堤为什么只顾你们武昌，丢下我们汉口不管？”

当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的国家有10个。这10个国家是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德国和荷兰、日本、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其中，英、俄、法、德、日5国在汉口划有租界，其他没有划定租界的国家也在汉口设有洋行、银行或加工厂。这些国家的领事官员和侨民都曾受过洪水之害，他们早就听说张之洞要在汉口修筑一道大堤保护他们。但现在他们从张之洞大修武昌堤防的形势来看，证明张之洞并没有把汉口放在工程范围内，这使他们非常失望。“静坐请愿”失败以后，他们决定寻找机会亲自出马。

1900年夏天，江水上涨，武昌堤防处于大修高潮，总督府日常工作由知府梁鼎芬负责。这天上午，几位驻汉领事官员乘汽轮来武昌会见梁鼎芬，询问总督大人对汉口堤防工程是如何安排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行动？梁鼎芬说：“诸位先生知道，修筑堤防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目前我们财源困难，汉口堤防工程浩繁，我们准备等武昌堤防竣工以后再作安排。”

张之洞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汉口修筑一道大堤。1897年和1899年他曾两次亲自到汉口远郊实地考察。两次考察结果都使他感到在汉口筑堤要比武昌困难。武昌堤防线虽然较长，但武昌只有一面临江，只要把沿江大堤做好就能解决大问题了；汉口的情况则不同，汉口地势低洼，每年丰水季节一到，汉口四面环水，它的东面和南面濒临长江和汉江，西面和北面濒临府河与捷径河。

张之洞考察时曾看到，府河与捷径河的水面河面变化特别大。每年枯水时期，水落河槽，河面宽度仅十余米；但到丰水时期，河面宽度可增至数十米、数百米甚至数千米。他当时曾看到汉口的整个西北都是无边无际、洪流滚滚的洪泛区（包括今东西湖区）。要想在这样的洪泛区修筑一道大堤把汉口保护起来绝非易事。

张之洞考察后认为，修筑堤防是百年大计，一定要从长远着想，把堤筑大筑好。但大有大的学问，要大得恰当，要既考虑财力负担，又考虑大堤筑起后不会因河道面积缩小而影响河道的泄洪能力。还有一件事就是通往汉口的黄孝河出口如何处理。

黄孝河出口是汉口背后的一条咽喉。每年枯水季节一到，滞留在汉口背后湖区洼地的水须经黄孝河出口外流，一直流到第二年春季外面涨水为止。到了涨水的时候，外面的水又首先经黄孝河出口流入湖区。如果把整个湖区都围在堤内，则必须将黄孝河的出口堵死；如果把出口堵死，则必须在出口处建一座大闸，以调节汉口市内和湖区水位。否则，整个湖区、整个汉口都会变成一潭死水。

因筑堤和建闸涉及诸多技术问题，张之洞考察后决定，筑堤和建闸工程都必须交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设计。


詹天佑拜访张之洞

武昌的武泰堤、武青堤大修工程和武泰闸建闸工程都是由武昌陆军学堂测绘班老师刘邦骥主持设计的。

刘邦骥早年在家乡汉川考取秀才，后到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掌管文教工作的梁鼎芬看中，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地形测绘。回国后，他先在陆军学堂当教师，后在陆军测绘学堂任督办。督办就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1900年冬，武昌“两堤一闸”工程竣工后，张之洞的精力也转到汉口这边来了。正在这时，有位陌生的客人造访武昌总督府，要求会见张之洞。

客人身着清朝官服，头戴乌纱，相貌堂堂，一口官话。

总督府的衙役们见到这位客人都十分惊诧：“他是当官的，为什么不留长辫？他是囚犯，为什么又戴着乌纱？”

“不留长辫的人还是有的，你们没见过，我以前就见过。”张之洞听了衙役们禀告后说，“你们把他带进来让我看看。”

客人一进大厅就向张之洞深鞠一躬：“张大人！子民詹天佑……”

张之洞听到“詹天佑”就惊喜地叫道：“哎唷，詹天佑，是你呀！你是怎么来的？”

詹天佑：“张大人！我从东北来，是来看您老人家的！”

张之洞握着詹天佑的双手：“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呀，我正要找你……”

詹天佑时年39岁（比张之洞小25岁），1861年生，广东南海县人，11岁由清政府保送去美国读书，20岁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广州水师学堂学习、任教。“船政”和“水师”都是当时的海军学校。前者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后者是时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詹天佑在“水师”任教期间，颇受张之洞赏识。1887年，北洋大臣李鸿章点名把詹天佑调往直隶，修筑天津至塘沽的铁路。

据金士宣、徐文述编著的《中国铁路发展史》记载，1891年开始修建关内外铁路时，詹天佑参加滦河大桥建设工程，因滦河底层流沙严重，詹天佑在中国，也是在亚洲第一次采用“压气沉箱法”，为桥墩建成做出了卓越贡献。1898年由中英银公司贷款修建关内外铁路关外段时，詹天佑任营口驻段工程师，与驻锦州段的另一留美幼童邝孙谋工程师密切配合，使工程进展迅速。1900年6月，从山海关经锦州沟帮子至营口的铁路建成。9月，沙俄借口义和团运动扩大至东北，派军队在营口登陆，并窜入山海关、唐山、天津等地。同时，在天津的英军也立即自塘沽向唐山和山海关进发，与俄军形成对峙。接着英军又在天津成立铁路管理处，接管了关内外铁路。此时，詹天佑愤然去职南下萍乡，参加萍醴（陵）铁路的修建工程。

詹天佑此次就是去萍乡、醴陵路经武昌看望张之洞的。

当晚，张之洞在总督府家中设宴款待詹天佑，并邀请时任卢汉铁路督办的盛宣怀和詹天佑见面，又请梁鼎芬、刘邦骥来作陪。席间，张之洞详细地介绍了汉口的地理情况和他对在汉口筑大堤、建大闸的设想，并请詹天佑给予技术指导。

詹天佑表示他要到汉口实地去看看再说。

第二天，张之洞、詹天佑、梁鼎芬一同乘总督府交通轮“楚材号”到汉口，刘邦骥亦带着测绘学堂部分学生随行。他们在汉口英租界第一码头上岸后换乘马车到循礼门一养马场，又接着骑马前往岱家山。


岱家山建闸

岱家山北面有一条小河，河面窄小而源远流长。此河原名府河，后改名捷径河，属府河下游。时值退水季节，沿河百里岸滩都因退水而变为草地。

张之洞、詹天佑一行站在岱家山举目眺望，只见汉口又远又小，而眼前的湖区又宽又大。接着，他们骑马沿着草地中间的一条小道往西走，在离岱家山约1500米的地方又有一条小河横在面前。小河长约1000米，它是捷径河的一个小小分支，分支的另一端与汉口背后的湖区相通，此河就是当年汉口黄孝河的出口。

他们看到河上往来船只甚多。这些船或扯篷扬帆，或摇橹推桨，每只船上都装满了货物。到汉口的船上装的都是农副产品或山土杂货，出汉口的船上装的都是时兴的日用品，如洋油、洋酒、洋烟、洋火、洋布、洋针、洋线等。

黄孝河是一条人工河。明末清初时期，汉口商业日益兴盛，府河上游的随州、云梦、安陆、孝昌、孝感等地船民客商，丰水时期可驾船从汉口背后的湖区直达汉口，到汉口六渡桥、广益桥、长寿桥一带做生意。但到了枯水时期，府河水落河槽，那些船民客商要到汉口，则必须沿府河下游绕过岱家山，经谌家矶出长江，再逆江而上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此年复一年，船民客商都盼望从汉口湖区后面开一条小河，走捷径直达汉口。于是船民富商们通过考察觉得开河工程不大，可立即实施，随后便从黄陂、孝感招来大批民工，仅用一个枯水时期，就将小河开凿成功了。从此以后，客商们的船只都从这条小河出入汉口，捷径河与黄孝河亦因此而得名。

张之洞、詹天佑等在河边停下，讨论如何在这里堵河、筑堤、建闸等问题。

张之洞说明他的计划和设想以后，詹天佑接着发表意见。

詹天佑认为，在这里堵河、筑堤是可以的，在这里建闸不妥。他说：“世界各国的大闸都是靠山修建的。要确保大闸在高水位下长期、安全、可靠地运行，只要有山的地方，大闸应尽量靠山修建。”

他接着阐述了靠山建闸的三大优点：

一是山地地质坚固，可使大闸有一个良好基础；

二是山脚山坡本身就是大闸的最好依托，以后不必担心大闸有倾斜倒塌之险；

三是即或大闸出现问题，也可进行填堵抢救，不会因大闸一出问题就引起大堤崩溃。

张之洞、刘邦骥和陆军测绘学堂的师生都觉得詹天佑说法颇有道理。刘邦骥还感喟地说，武昌武泰闸就是因为地基不牢而易地重建，造成了很大浪费。

大闸是堤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安全与否与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密切相关。岱家山是汉口惟一的山，汉口的大闸只能建在岱家山，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詹天佑建议，汉口的大堤和大闸工程仍交给刘邦骥和陆军测绘学堂的师生们勘测设计。他承诺待师生们完成设计后他再来武昌和大家一起审议。

1901年10月7日，詹天佑路经武昌，再次来到总督府。此时刘邦骥早已将绘制好的《汉口大堤工程设计图及说明书》、《岱山大闸工程设计图及说明书》各一套呈送总督府，供张之洞和詹天佑审批。

《岱山大闸工程设计图及说明书》的主要内容是：

根据詹天佑的意见，大闸定位于岱家山东南山脚，闸身为重力式，石拱型，单孔结构。孔面尺寸为326厘米×262厘米，闸底高程为18.50米，闸基和进出闸口的渠道均为山地岩石结构。

詹天佑对大闸设计表示赞许。


詹天佑对大堤的设计图纸不大满意

《汉口大堤工程设计图及说明书》的主要内容是：

大堤设计以岱家山为坐标，分两段向东西延伸。东面延伸至谌家矶江边，与已建成卢汉铁路江岸段（汉口至滠口）路基相连。西面经姑嫂树延伸至禁口，这一段全长13465米。到了禁口，再向南折转至襄河边，这一段长6378米。整个大堤全长19843米。堤顶高程按27.50米设计（据陆军学堂测绘班师生调查，此前长江汉口河段历史最高水位是1870年8月3日的27.33米）。大堤建成后不仅可抵御50年一遇的大洪水，还可因它的保护范围之大而形成一个大汉口，其规模将超过当时的上海、天津或广州。

然而詹天佑看过图纸后并不满意，他认为大堤还大得不够。他指着图纸说：“依我看，大堤延伸到禁口以后还应该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延伸到舵落口。”

“你说得对呀，詹工。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张之洞说，“我也想把大堤做到舵落口，把从禁口到舵落口的整个民垸（长丰垸）都围起来。但是，你知道，做堤要花费巨款。据刘邦骥等人多次测量估算，汉口大堤工程比武昌南北两堤工程要大上十倍，武昌堤防原来都有一定基础，汉口堤防需在湖区洼地新筑。武昌堤防大修费银8万两，汉口堤防工程预计需费银80万两。现在我手里没钱，官钱局银库、大清银行银库都是空的，而且还欠一屁股外债。你知道，我们修铁路借外债是以铁路全部资产和路政权作抵的。如果我用外国贷款做汉口大堤，外国人要我把汉口抵给他们我受得了吗？汉口民众受得了吗？”

詹天佑理解张之洞的难处，汉口大堤走向及其保护范围就这样按设计图的设计定下了。

张之洞要总督府官员写一份奏折托詹天佑带到北京，呈请朝廷批准修筑汉口大堤工程事宜。

1902年1月的一天，梁鼎芬约见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官员，把总督府修筑汉口大堤的决定正式通知他们，并请他们为大堤工程捐款。

官员们对筑堤的事表示赞赏，但他们看过《汉口大堤工程设计图及说明书》后却表示，汉口大堤设计过长，保护范围过宽，工程费用过大，而且事前又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事后又不和他们商量，现在突然提出要他们捐款，他们不能接受！

梁鼎芬说：“我们筑堤要保护的是整个汉口，不是汉口的某一部分，更不是你们租用的那几块土地。”

官员们说：“既然你们筑堤的目的不是保护我们，我们就不该捐款！”

梁鼎芬说：“我们朝廷对堤工费用历来都有‘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规定。既然你们在汉口有租地或久居汉口，你们就是汉口堤防工程的受益者，你们就理所当然地要为汉口堤工捐款。”

官员们都无话可说。双方僵持了几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托人给张之洞捎话：“法磊斯先生知道你们筑堤有困难。你们有困难嘛，可以去找他，他会给你们贷款的……”

张之洞说：“我们不需要贷款。”

捎话人问道：“张大人，没有外国贷款，汉口大堤能做起来吗？”

张之洞回答：“请转告法磊斯先生，没有外国贷款，汉口大堤照样能做起来！”


张之洞“叫穷”

1902年10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逝世，张之洞奉慈禧太后之命要去南京兼理两江总督之职。消息传开，汉口名流蔡辅卿、宋炜臣、刘歆生等十余人来到总督府为张之洞送行。他们见到张之洞就问：“张大人，您走了汉口大堤还做不做？”

张之洞说：“汉口大堤朝廷已经批准，非做不可。根据陆军学堂测量估算，汉口大堤和岱山大闸需费银80万两，此银至今尚无着落。现在我手上没钱，官钱局银库、大清银行银库都是空的，空得连小偷都不去光顾。”

他们没有想到总督府这样穷，更没想到总督大人也这样叫穷。

“今天诸位来得正好。”张之洞接着说，“诸位都是汉口的富翁，都希望汉口大堤工程早日开工……”

张之洞的话音未落，拥有汉口近1/4土地的大买办、大地主刘歆生当即答应给大堤工程捐银50万两。

接着，来自上海的实业家、大财主宋炜臣也出手不凡，答应捐银10万两。出生于湖北咸宁的富商蔡辅卿也不甘落后，答应捐银5万两。

三大巨头共捐银65万两，尚欠15万两也随即被其他富商巨贾们认捐。

张之洞、梁鼎芬和总督府其他官员们都没有想到，拖了很长时间的汉口大堤经费问题今天解决得如此顺利！当然，大家都明白，这还是总督大人亲自出面“叫穷”的结果。

张之洞当即宣布，他走后汉口大堤工程交给梁鼎芬负责督办。他希望富商巨贾们信守承诺，捐款及时到位，以保证大堤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梁鼎芬是掌管书院学堂、负责文化教育、兼管外事工作的官员，现在张之洞又把汉口大堤工程交给他，好像一切事情都非他莫属。张之洞的这种做法不免让人产生怀疑，他和梁鼎芬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这般信任梁鼎芬呢？

梁鼎芬时年44岁，广东番禺人，1859年生，18岁乡试中举，22岁考入翰林院，25岁任编修，官列正七品。翰林院是朝廷的智囊机构和人才储备库，梁鼎芬在翰林院被认为是仕途广阔、大有作为的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84年初，侵占越南的法国军队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张之洞在广西临危受命接任两广总督，起用被革职的战将冯子材和被“靠边”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冯、刘二将率部与法军在镇南关激战数日，打死法军一千余人，法军弃关溃退。1885年初，正当张之洞指挥冯刘二部乘胜追击之际，主持朝政的李鸿章却提出“乘胜求和”。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

梁鼎芬得知条约内容后当即上书光绪皇帝，痛斥李鸿章“奸恣卖国，罪恶昭彰，有众多可杀之罪”。结果被连降五级，摘去顶戴，停职反省。

梁鼎芬在翰林院任职3年，对皇室亲族、朝中大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都看得一清二楚。反省期间，他又公开指责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庆亲王奕匡力，揭露其“索贿受贿，贪私至极，腐败透顶”。他还公开批评当时已经掌权、还想掌大权的袁世凯是一个“居心叵测，权欲熏心，误国误民”的奸佞之臣。

大臣们认为梁鼎芬的举动搅乱了朝廷的安定。为平息事态，将他革职除名，逐出京城，遣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管制，今后不准他乱说乱动。

但梁鼎芬回原籍不久，却受到张之洞的重用。张之洞不顾李鸿章等大臣的禁忌，派人将梁鼎芬接到总督府，委任他掌管广州端溪书院，为两广培育人才。

梁鼎芬绝处逢生，知恩图报。从此以后，他成了张之洞的得力助手。



汉口大堤建成

张之洞去南京后，梁鼎芬和总督府官员积极筹备汉口大堤工程，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到第二年（1903年）4月初，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部分地段已经开工。此时张之洞正在南京向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焘办理移交，即将返回武昌任所。梁鼎芬得知这一消息后准备在岱家山举行一个汉口大堤开工仪式，请张之洞为大堤工程挥锹奠基。但张之洞返回武昌的第二天，就被追随他而来的卢汉铁路督办盛宣怀请去巡视卢汉铁路的建设情况去了。

1905年夏天，汉口大堤基本建成，张之洞邀请各国驻汉领事和汉口商界名流到堤上参观。这天上午，他们从大智门车站乘专列到丹水池车站下车，受到梁鼎芬、刘邦骥和陆军测绘学堂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他们沿着铁路往东走，边走边看。一列火车喷吐着长长的烟雾从他们身边疾驰而过，他们都有天摇地动之感。随行人员赶紧把总督大人扶着，生怕他被震倒。火车驶过后，他定神看了看，只见脚下的铁路路基稳如泰山。这路基又是汉口的防洪大堤，滔滔江水被挡在堤外。

他们走了半个多小时，一直走到谌家矶河边。接着又横过铁路沿着新筑起的大堤往岱家山走。新堤与铁路路基连接处，就是汉口大堤的起始点，后人称它为堤角。

从堤角开始，张之洞又率领众人在新堤上边走边看。他们看见大堤平平坦坦，堤坡堤顶整齐划一。时值涨水季节，堤外水位已上升到堤坡，但堤内湖泊水位很低，宽阔的湖面上到处都是绿叶荷花，阵阵凉风带着浓郁的香气。商界名流和外国领事官员们还是第一次从市内大公馆、从租界的高墙大院来到这里，他们没想到汉口郊外竟是这样美丽。

看了大堤再看大闸。大闸位于岱家山东南脚，与东段大堤一段山地相连。张之洞一行来到大闸时大闸正在紧张施工。他们看到成千上万的民工都在这里开凿岩石，挖掘渠道，打造闸槽。工匠们按大闸各部分尺寸将一块块巨大岩石加工成型，另一些工匠则把成型的岩石用糯米砂浆砌好。许多民工和工匠听说总督大人来了，都放下手中的工具向大人涌来。他们看到大人容光焕发，白眉皓须，精神矍铄。当时太阳火辣，身边随行人员给他撑着一把伞，身后还跟着一群洋人。这些洋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这些中国民众。这些中国民众打着赤膊，穿着草鞋，皮肤又黄又黑，头上的长辫都扎在后脑勺上。这些洋人对中国国情相当了解，有的还是能讲中国话的“中国通”。他们知道中国民众见到当官的，尤其是见到像总督这样的大官，都要下跪倒拜，磕头顿首。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些中国民众见到他们的总督什么礼节都没有，这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的呢？但张之洞好像并不在意什么“礼节”。反而是他拱起双手不停地向民众施礼，频频地向民众点头致意。

过了一会，张之洞由随行人员引导，和领事官员们一起登上岱家山。他们在山上举目眺望，觉得汉口大堤宏伟壮观，气势非凡。它像巨龙般踞卧于岱家山两端，横贯东北，绵延西南。有它守卫在这里，汉口人民将安居乐业，永无水患！

领事官员们对大堤的修建极为赞赏。他们说大堤是汉口的千秋大业，是汉口发展的根基。他们表示将把大堤情况告诉本国侨民和国内商家，以后来汉投资经商、开工厂、建大厦，都无水患之忧了。

汉口商界名流也都称道张之洞办事有气魄，有能力，是造福一方的好官。面对这些赞美之词张之洞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大堤都是我们的民众用篼箕、扁担挑出来的呀！”

汉口大堤初期叫后湖长堤。张之洞去世后改为张公堤。这是汉口民众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1931年，汉口堤防危急

京汉铁路的通车和张公堤的筑起使国内外财团都看好汉口，他们纷纷携巨资来汉办工厂、办商业、办金融，汉口经济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但汉口并不太平。1911年武昌起义，清军在汉口大肆掠夺，杀人放火，汉口遭受了一次大劫难。清军灭亡以后，汉口又成了军阀们的争夺目标。他们认为汉口物资丰厚，遍地是金；汉口水陆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他们都想到汉口捞一把，都在为争夺汉口而战，汉口也因此不得安宁。

1927年国民革命曾给汉口市民带来一线希望，但旧军阀被赶走了，新军阀又来了。接着就是“宁汉对峙”、“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过了不久，蒋介石把与他闹对立、闹分裂的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一个个都打败了，民国政权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

1929年4月，汉口继南京、上海、天津以后，正式建制为中央直辖特别市。1930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城市建制法，汉口因人口不足100万又要改制为湖北省辖市。当时，担任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认为，汉口改制是他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扩大权力的大好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策划，1931年6月下旬何成浚以“湖北省暨汉口市体改委”的名义，报请蒋介石批准，将原汉口市长刘文岛调任省民政厅长、原汉口市财政局长吴国桢调任省财政厅长，原汉口市工务局长陈克明调任省水利局长。汉口市市长一职由何成浚的心腹何葆华接任。

6月末至7月初，正当何成浚与新官旧僚频频举杯碰盏、欢心畅饮之际，长江中上游连降暴雨，清江流域、汉江流域都已暴雨成灾，宜昌、沙市洪峰直逼汉口，汉口洪峰滚滚而来。

汉江已有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水灾。自1905年张公堤筑起以后，很多人都不知洪水和水灾的厉害，堤防和堤防的重要性也被人遗忘了。张公堤和铁路堤都因年久失修而处于残废状态。

7月29日深夜，江汉关水位涨到27.21米，汉口堤防万分危急，而此时何成浚及其部下驻湖北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等人还在既济水电公司某经理家中打麻将。就在这些掌握湖北军政大权的军阀官僚们打麻将打得正酣的时候，汉口铁路大堤丹水池段路基出现大面积浸漏。因事前没有任何准备，现场又无人指挥，以致浸漏很快变成管涌，至30日早晨，路基崩溃决口，长江洪水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后湖地区倾泻而来！

第二天，后湖水位与长江水位基本拉平，整个后湖和汉口郊区已变成一片汪洋，连张公堤堤顶都淹没了。此时铁路大堤溃口已被洪水拉开300余米，鱼儿成群成群地在溃口处、在张公堤上游来游去。那情景好像是对张公堤和铁路大堤的嘲笑与讽刺。如果张之洞九泉有知，他老人家一定会感到痛心疾首！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苦心修筑的汉口大堤，就这样被后人糟蹋了。



1931年水灾

丹水池溃口以后，汉口70万市民人心惶惶，街上柴米油盐被抢购一空。为稳定人心，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汉口市市长何葆华通过新闻媒体向市民喊话，要市民们不必惊慌。他们说，丹水池溃口对汉口市区影响不大，市区还有一道坚固防线———从硚口至分金炉的铁路大堤保护着。为确保市区安全，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已组织万余军民加强对这段铁路大堤的防守。市民可以放心，市区定会安然无恙，云云。

但夏、何二人的话并没有起作用。市民继续抢购，商店紧急关门。人们把平时积攒的黄金、白银都埋在地下，把其他东西都搬到楼上。如果洪水来了，人就往楼上跑。还有人在江边备有船舶或租有舱位，这种人水陆两栖，洪水来与不来对他们而言都无所谓。这些人都是官僚富户。那船舶、那租金，不是一般平民能拥有、能支付得起的。最没办法的就是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或板房棚户里的穷苦百姓。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也居住在汉口最低层，如果洪水来了，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洪水果然来了！

8月2日下午5时30分，洪水突破双洞门至利济北路之间一段漏洞百出的防线冲进市内（地点在双洞门与利济北路之间的老单洞门，即今游艺路与京汉大道相交处）。顷刻之间，市内大批平房被毁，许多根基不牢的楼房相继倒塌，那些用岩石和钢筋水泥建造的高楼大厦也都泡在水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汉口市区就变成了陆地行舟、有水无市的灾区。

当时日本租界仍然控制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知道中国当局不会有什么作为。他们早在洪水到来之前就沿租界筑起围堤，洪水冲进市内以后，日本租界变成了汉口惟一的“安全岛”。守护围堤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不断用刺刀驱赶在堤外徘徊观望的中国灾民。

7月30日早晨，丹水池溃口时江汉关水位27.21米。溃口以后因汉口后湖湖区大量分流使长江水位略有下降。8月2日下午，单洞门溃口时，江汉关水位27.12米。此次溃口后江水又继续上涨。8月15日凌晨5时，江汉关水位涨至27.57米，这一水位使日本租界围堤当即溃口。至此，让日本人引以自豪的“安全岛”亦被洪水吞没。

日本租界淹没以后洪水继续上涨，至8月19日，江汉关水位，也就是汉口市内市外水位，涨到当年的最高点28.28米。

汉口在洪水中越陷越深，划子成了汉口惟一的交通工具。食物缺乏，瘟疫流行，到处都有飘浮的尸体！

灾情发生后，一些知名人士和民意代表公开要求追查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8月17日，何成浚以省主席身份公开宣布：汉口市长何葆华、省水利局长陈克明，因防洪不力，各给予记大过一次。并责令他们二人努力做好救灾工作，将功补过。

但知名人士和民意代表们认为，何成浚对何葆华和陈克明的所谓“各记大过一次”是虚张声势，其目的是以他们为替罪羊来保护自己。民国元老、北阀军总司令部顾问李书城要何成浚公开检讨，引咎辞职。何成浚当即和李书城发生争吵。何说他的职务是蒋介石委任的，“与你李书城毫不相干。你跟我闹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何某人搞垮，让你上台是不是？”

李书城一气之下跑到南京求见蒋介石。

1931年12月，蒋介石派刚刚去职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来汉口查处水灾的事。

张难先也是民国元老，时年57岁，湖北沔阳人。国民革命时期，曾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任中央考试院铨叙部长。他素以两袖清风、廉洁奉公著称，在民间和社会上层颇有威望。

1932年初，他来汉一个月后，省水利局长陈克明因防洪不力，被迫引咎辞职。其遗缺由姜明经接任。汉口市长何葆华因水灾过失被撤职反省，软禁在家。市长一职暂时空缺。但何在被软禁期间，指使其心腹和家人疏通警卫，携款潜逃。后经张难先派人清查核实，何有贪污受贿之嫌，其家产遂被没收。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老汉口市政府，不知道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这是不是在现在的江汉路一带？那几个电线杆子倒是别具特色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贺衡夫提供证词

何葆华、陈克明受到查处后社会舆论认为，张难先办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本应对水灾负主要责任的“老虎”何成浚仍然大权在握，稳坐江山。

张难先也承认查处何成浚有一定困难。

何成浚时年50岁，湖北随州人。早年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介石同窗。民主革命和北代战争时期，他是孙中山、黄兴的战友；中原大战时期他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张难先不查处何成浚并不是因为何成浚的资格比他老，地位比他高，而是因为他觉得证据不足。他认为不管查处谁都必须有事实、有根据。他早就听说7月29日深夜，即丹水池溃口的那段时间，何成浚等人在既济水电公司某经理家中打麻将的事。但此事有谁见过呢？提供这一消息的人是谁呢？又有谁出面作证呢？而汉口市民也觉得这一消息疑点甚多。他们说，像何成浚这种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的权贵，一个经理家能容得下吗？

以上这些迷雾缭绕很久，直到何葆华、陈克明受查处以后才被报社记者们揭开。记者们说，何成浚打麻将的事是时任汉口总商会主席、既济水电公司董事会成员贺衡夫透露的。据与贺衡夫相好的人说，此事是贺衡夫亲眼所见。但他怕遭不测不愿出面作证。

据《既济水电公司档案》记载，贺衡夫当时住在法租界同兴里10号。

张难先得知以上情况后和李书城到贺家做工作。他们二人当着贺衡夫的夫人和两个儿子的面保证他的安全，他才肯道出真情。

他说，既济水电公司经理是刘少岩。刘家当时住汉口江汉街新落成的安利英大厦。

安利英大厦是英商安利英洋行在汉口的标志性建筑。大厦由主楼、副楼、大院和花园4部分组成。花园有前花园和后花园之分。前花园为贵宾散步、观花、赏月、谈心之处，后花园（靠江边）为养花温室和苗圃。

大院在主楼背面，是一个供贵宾们锻炼身体的运动场。贵宾们可以在大院打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等。运动场南北两侧各有两排平房，是贵宾们停放汽车的地方。

主楼有五层。一楼为接待大厅，二楼为中西餐厅、歌舞厅，三楼为办公室、会议室、保健室，四楼为总统套房，五楼为基督教礼拜堂、贵宾室、轻音乐室。安利英洋行因与既济水电公司有长期业务关系，刘少岩家住四楼总统套房。

贺衡夫说，既济水电公司电厂、水厂和水塔的全套发电设备、取水设备、供水设备等，都是经安利英洋行自英国进口的。从水厂到水塔20吋双线铸铁管及全部支管、水塔变电所的8台变压器和4台增压机等，也都是经安利英洋行从英国购进的。就在这次水灾发生前十余天，7月15日，公司还以国际招标方式与安利英洋行签了一份订购1台6000千瓦新型汽轮发电机、3台新型锅炉，总价为120万（相关史料没有注明用的是什么货币）的合同。该合同签字仪式当晚在安利英大厦三楼大厅举行。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岩和安利英洋行经理马克分别代表甲乙双方签字。何成浚作为特邀贵宾出席了签字仪式。

贺衡夫说：“何成浚是安利英大厦的常客，他经常在大厦打麻将、抽大烟、玩女人。只要他的麻将和大烟上了瘾、玩女人玩上了劲，什么洪水来了、汉口淹了，他都可以不管。”

1932年4月上旬，张难先和李书城带着贺衡夫的证词去南京向蒋介石告状。他们到了南京才知道，蒋介石已乘中山舰到汉口来了。




终于撤了何成浚的省主席之职

1932年4月7日，当中山舰停靠汉口江汉关军用码头时，何成浚、夏斗寅、徐源泉等带着大批军警在码头列队迎候。

过了两天，张、李二人赶回汉口，把证词交给蒋介石的侍从官，并要求面见蒋介石。

4月14日，蒋介石在汉口前进路宁波会馆接见张、李二人。蒋介石说：“你们送来的那份证词我已经看过了。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要转弯抹角。”

张难先说：“汉口发生水灾完全是何成浚的责任。何成浚在武汉任职期间玩忽职守，吃喝玩乐，从不过问堤防的事。在洪水压城、堤防即将崩溃、汉口危急万分之际，他仍然沉醉于打麻将、抽大烟、玩女人。”

李书城说：“何成浚渎职、失职，他把委员长给他的职权当儿戏。为了打麻将、抽大烟、玩女人，他可以置汉口70余万人身家性命于不顾。他给湖北人民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据汉口市政府民政科和工务科统计，这次水灾仅汉口市（不包括汉阳和武昌）就淹死、病死、饿死3515人，倒塌房屋53316间，压伤、砸伤、跌伤18553人，淹没农田12391亩，受灾面积达75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为58.68万，其经济损失无法估计！”

蒋介石问道：“你们的意思是……”

李书城说：“水灾发生后的那段时间，汉口每天都有人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强烈要求何成浚引咎辞职。”

张难先说：“何成浚辜负了委员长对他的精心栽培，现在已成为湖北人民心中的一大积怨，人民请求委员长对他采取果断措施，将他撤职罢官！”

“哦，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蒋介石说，“你们要我把他撤下来好让你们上台，是不是？”

“不是，不是。”张、李二人忙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李书城还说：“我们没有当省主席的欲望，也没有当省主席的才能。”

蒋介石问道：“你们这也‘不是’，那也‘没有’，那你们要我把他撤下来以后，你们打算叫谁上呢？呃？”

“叫谁上这事由委员长您决定，您安排哪一个上我们都没意见。”

“那好吧！”蒋介石说。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来武汉，武汉市民都不知道，能见到他的人也很少。但几乎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在他面前告何成浚的状，说何成浚如何如何不好。何成浚也在他面前打别人的“小报告”，说别人如何如何坏。这种背后告状、打“小报告”的事蒋介石见得太多了。他可以撤消何成浚的兼职，叫何一心一意当武汉行营主任，但这样一来又叫谁当湖北省主席呢？

蒋介石根据当时“鄂人治鄂”的思想考虑了好几个人选，其中包括徐源泉和夏斗寅。但他知道这些人“手上都不干净”。他觉得每到决定重要人选的时候，面对的都是一些“不干净”的人。他用“水至清则无鱼”来原谅那些人。他知道原谅那些人就是原谅自己。

4月16日，蒋介石乘中山舰到九江，随即上庐山召集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5省军政官员开会，布置“剿匪”任务。

5月21日，蒋介石又乘中山舰来到汉口，宣布在武汉成立“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由他出任总司令，李济深、朱培德任副总司令，跟随他来汉的军政官员吴铁城、杨永泰分别任参谋长和秘书长，并委任张难先为总司令监察委员。

蒋介石还宣布，为加强对鄂豫皖边区和麻（城）黄（安）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经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何成浚专任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主席一职由夏斗寅接任。



水灾责任人的去向

夏斗寅出任湖北省主席时47岁。蒋介石勉励夏斗寅今后要一心一意当好湖北省主席，全心全意为湖北人民办事，不必三心二意地去指挥什么军队了，他的军队要交给“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交给蒋介石信得过的朱培德和吴铁城指挥。夏斗寅与何成浚本是一丘之貉。但社会舆论还是认为，免去何成浚省主席一职总算为湖北灾民、为汉口灾民出了一口气，对今后武汉三镇的防洪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再说说对何葆华、陈克明二人的查处结果。何葆华潜逃后张难先派人四处打听，得知何藏匿上海。张难先又派人持“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侦缉证”到上海缉捕何葆华。时值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接着又出兵攻打上海。上海军民正在全力抗战，社会秩序也很混乱。侦缉人员在上海侦缉十余天不见何的踪影，而当时上海租界又多，中国当局无权进入租界抓人，何案至此不了了之。

再就是陈克明。1932年12月，张难先和李书城成立湖北省堤工经费清查委员会，经过8个月的清查，证实陈克明在任职期间曾有贪污受贿16.32万元之嫌。陈克明引咎辞职后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就因这16.32万元使他处于不利地位。1933年10月，陈克明被“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关。至1935年春，他被关一年多后因精神失常而获释。1938年汉口沦陷前，他由家人扶持避居重庆，至抗战胜利返回汉口时，他已变成了一个神情呆痴、语言不清的植物人。不久，陈克明离开人世。

汉口经历水灾以后，省、市当局和全体市民汲取了教训，都认识到要确保汉口安全，必须大力加强堤防管理与维修。

汉口堤防原归汉口工务局管辖。1931年汉口改为省辖市以后，市政府为压缩编制，将工务局改为工务科（市政府第三科），汉口堤防仍归工务科管辖。

工务科从水灾后期开始，为堤防维修做了大量的勘测研究，并向市政府写了专题报告。报告内容：一是提出维修方案，彻底解决丹水池溃口堤段今后的防洪问题；二是将汉口堤防分段分类，提出具体的维修方法和维修标准。报告为工务科技正室技正蔡泓主持起草。

蔡泓时年36岁，湖南华容县人，早年就读于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曾在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工作，后受聘于汉口工务局，因设计和修建沿江大道和沿江下水道而广受称赞。

报告很快得到市长万声扬的批准。但万声扬说，修堤要钱，市政府没钱，汉口经历水灾以后百废待兴，堤防工程费用巨大，必须找省财政拨专款才能实施。

蔡泓找市政府参事，负责市政建设的工程师吴国炳。吴国炳是省财政厅长吴国桢的胞兄。吴国炳说，他的弟弟就是为堤防经费的事到南京找财政部长宋子文去了，等他回来就有结果了。

吴氏兄弟是湖北建始人。吴国炳早年亦就读于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与蔡泓同窗。吴国桢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先在江苏从政，后在汉口发迹。1928年初至1931年初，曾先后担任汉口工务局长、土地局长、烟酒局长、税务局长、警察局长及财政局长等职。人们普遍认为，吴国桢任职的这些局都是肥缺，在这些局当局长没有一个不发财的，也没有一个不倒台的。但吴国桢却因“为政清廉”、“工作勤奋”而步步高升。

1932年4月蒋介石在汉那段时间，需要一个懂国际政治又熟悉武汉情况的人做他的外事秘书，经何成浚推荐，吴国桢得到一个经常陪蒋介石会见外宾的机会。从此，他给蒋介石留下一个“有才华的好苗子”印象。

1932年10月，汉口市长万声扬去职。11月，年仅29岁的吴国桢被蒋介石圈定，成为汉口最年轻的市长。

1935年的洪水

1932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水利部成立江汉工程局，任命曾留学美国的四川人杨思廉为局长。该局设在汉口南京路。但汉口市的堤防仍由市政府负责维修。

12月初，吴国桢审阅了工务科的那份报告后，召开市长办公会，宣布今后3年中央将给汉口调拨堤防维修经费45万元，市政府准备再自筹45万元，总共90万元，即平均每年维修费达30万元。

吴国桢在这里所说的“元”是指当时中央银行刚刚铸造发行的银元。这种银元俗称“小人头”。它的正面是孙中山头像，反面是一条帆船。与其相对的是以前北洋政府铸造的，有“洪宪皇帝”袁世凯头像的“大人头”。当时，国际市场银价较低，一枚银元汇率约25美分。

吴国桢说，这90万元是一笔来之不易的巨款。市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使汉口堤防维修达到工务科在那份报告中提出的标准。

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935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洪水。汉口堤防维修结果如何将在这一年经受考验。

1935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长江中游清江、汉江两大支流流域和洞庭湖水系因受大西南暖湿气流影响，都已暴雨成灾。

7月3日至5日，清江上游恩施、五峰山区连降大暴雨，3天雨量达1075.6毫米，为清江流域数百年历史雨量之最。暴雨导致各地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水位陡涨。

7月7日，长阳出现1.5万立方米/秒的历史最大流量，长阳县城当即被毁。城里居民1000余人来不及逃生，不是被洪水淹死就是下落不明。在同一时间，位于汉江上游的陕西安康地区、湖北郧阳地区、河南南阳地区也都连降大暴雨。7月3日至6日4天时间，各地雨量都在800毫米以上。暴雨导致各地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水位陡涨。7月5日洪水汇集丹江。6日下午，丹江口出现5万立方米/秒流量，为数百年之最。

从7月7日至9日，丹江口以下至襄樊河段8处溃口，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樊城等5县被淹。襄阳县城水深数米，城内房屋不见屋顶。汉江洪峰到达襄樊时，又与来自河南南阳唐白河的洪峰交汇，给下游宜城、钟祥河段堤防增加了极大压力。

钟祥汉江大堤是汉北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屏障，如果那段大堤出了问题必将危及汉口。

但这一回汉口已有准备。当武汉军政机关得知上述雨情水情时，立即成立以市长吴国桢为主任、警备司令叶蓬为督办的汉口市防洪委员会，并组织数万市民和大批军警上堤防洪。

吴、叶二人一面征用各单位，各部门船舶车辆投入防洪物资运输，备足物料，准备抢险；一面指挥防洪军民采石运土，加固堤防。

汉口各商业公会、各行业工会纷纷为防洪出钱出力，麻袋、芦席、竹篙、木材、篼箕、扁担、铁锹、马灯等等，都源源不断地运到防洪前线。市民们还自发地组织起来，给防洪大军送茶、送饭、送蓑衣、送斗笠。

7月12日，钟祥大堤狮子口堤段溃口，洪水夺口而出。溃口长达4公里（史称夺河性溃口）。整个钟祥当即被洪水扫荡。

同一天，汉江下游汉口河段因河道过窄，致使洪水出江不畅，水位陡涨，汉阳月湖堤当天崩溃，整个汉阳除龟山、梅子山外都被洪水扫荡。当时，汉阳拦江堤、鹦鹉堤堤内水位反高过堤外水位，汉江洪水没过堤顶，倾入长江。鹦鹉洲木材锚地被翻过堤顶的洪水冲毁，停泊在江边的上千条大木排被冲散，又随洪水东流而去……

同一天，因同一原因，汉口西郊张公堤外的长丰南北两垸几乎同时崩溃，罗家墩、韩家墩、易家墩、陈家墩，均被洪水吞没。

再说汉江中游洪水扫荡钟祥以后，钟祥以下、汉江北岸各县大堤都相继崩溃。至此，汉江洪峰又与来自随州的府河洪峰相汇，使应城、安陆、云梦、天门、孝感、汉川等县淹没殆尽。

据《湖北省水利志》记载，1935年汉江洪水是自明万历十年（公元1583年）以来的一次特大洪水。



吴国桢、叶蓬被蒋介石称为“防洪英雄”

1935年7月3日，钟祥以下、汉江南岸各县大堤亦相继崩溃，荆门、潜江、沔阳、汉阳等县全都被淹。

此后，汉江南北两岸受淹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分流滞留洪水约400亿立方米。

7月14日，江汉关水位27.58米，比1931年8月2日汉口单洞门溃口时的水位高0.46米。同一天，汉口北郊张公堤外的水位高达29.00米，比江汉关水位还高1.42米。

张公堤外的水位为什么这样高呢？

据江汉工程局工程师们分析，张公堤外水位过高原因有三：

一是来自淹没地的洪水面积过大，洪峰过高；

二是洪峰受阻于岱家山外那段横在捷径河上的堤坝式公路；

三是谌家矶出江口太小。

张公堤从未受到如此高的洪水压力，全堤险象环生，尤其是岱家山至禁口那一段，日夜风雨交加，惊涛骇浪一次又一次地涌上堤顶。

汉口危在旦夕！

汉口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叶蓬自7月9日以来，日夜都在堤上巡视检查，他们打赤脚、披蓑衣，哪里有险情就往哪里跑，不敢有一点怠慢。

有吴、叶二位“大官”的垂范，加上新闻媒体大力鼓动宣传，使防洪在汉口迅速形成一种氛围。汉口市民都以参加防洪、为防洪大军服务为荣。他们成群结队地步行数十里，到岱家山、姑嫂树、禁口等地参加防洪战斗。

防洪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防洪大军感到特别兴奋的事。此事就是当时在武汉的张学良将军亲自驾驶飞机，为防洪大军做飞行表演。

1934年初，张将军奉蒋介石之命经香港回到上海，随即被派到武汉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34年2月，“剿匪”结束，总司令部改名为武昌行营，张将军任行营主任，常驻武昌东湖之滨。汉口防洪期间，他听说汉口大批军民都在张公堤上与洪水搏斗，便决定亲自驾驶飞机，为防洪大军做飞行表演。

张公堤上人山人海。张将军用高空翻滚、低空盘旋、贴近堤面、贴近水面等惊险动作对防洪大军表示慰问。防洪大军向他欢呼致敬！

据汉口市防洪委员会统计，从7月9日至7月30日，汉口共发生重大险情58起。这些险情都因发现和抢救及时而化险为夷。

汉口能在高水位下保存下来实属不易。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叶蓬因率领全市人民防洪有功，受到新闻媒体和商界的广泛称颂。汉口总商会主席贺衡夫邀集商业界、实业界、金融界知名人士特制一块“中流砥柱”金匾，敲锣打鼓送给叶蓬。

叶蓬接过金匾故作谦虚地说：“功劳是大家的，是全市民众的。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事，算不了什么。”

吴国桢和叶蓬在抗洪中的表现经新闻媒体宣扬报道后受到南京高层人士的注意。1936年4月10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来到汉口，在汉口宁波会馆接见吴、叶二人，称他们二人为“防洪英雄”，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在今后工作中再建新功。

汉江特大洪水给汉江两岸人民造成的灾难难以估量。据灾后统计，两岸有640万亩农田被淹，75万栋房屋被毁，380万人流离失所，42万头牲畜和8.2万人被淹死或被洪水卷走。

当时，直接负责湖北水利工程的江汉工程局局长杨思廉被那一时期的洪水吓倒，称病住进汉口万国医院。等他出院时，南京中央惩戒委员会（即中戒委）宣布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并给予记大过2次，还宣布今后6年不准再任公职。



两位“防洪英雄”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两位“防洪英雄”——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叶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指挥抗战期间，对汉口市长吴国桢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满意。武汉沦陷前一天，吴国桢奉调到重庆任市长。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奉调到上海任市长。

叶蓬时年43岁，湖北黄陂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军校，按年龄而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军人。但在武汉沦陷前后，他因当官欲望未能得到满足，转而经香港去上海投靠日寇。当他返回武汉时，他已是日伪“武汉行营主任”。当时，追随的人都说“他的路走对了”。过了不久，他又被汪精卫提升为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长。在此期间，他深得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宠信，曾作为汪的特使，去日本朝拜天皇。稍后，他又代表“国民政府”去缅甸“现身说法”，劝说在缅甸丛林中与日军浴血苦战的国民党部队以他为“榜样”，向日军缴械投降。他的行为受到部队将士们的痛斥。汪精卫死后，他又被另一个大汉奸陈公博提升为湖北省省长。至此，他觉得自己南征北战几十年，劳苦功高，到如今能坐上湖北第一把交椅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几个月，世界战局变化，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叶蓬在汉口被捕。1946年春，武汉军事当局奉令将他往南京。他在南京陆军监狱给蒋介石写信，说他这一生“既有缺点，也有优点；既有错误，也有成绩”。他说自己是当年委员长称赞的汉口两大“防洪英雄”之一。他知道另一位“防洪英雄”已被委员长提升为上海市长，他因有“缺点、错误”，并不要求委员长给他什么高官厚禄。他说自己对人世间一切争权夺利的事都已看透，现在没有其他任何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委员长饶他一命，让他回家乡湖北黄陂去做一个平民百姓。

蒋介石说，叶蓬的其他要求都可让他得到满足，就是他那“唯一的要求”不能满足。1947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16周年国耻纪念日，叶蓬被绑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汉口战胜了1935年洪水以后，市长吴国桢结合民意，对工务科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工务科今后不但要加强堤防维修，还要想办法解决堤内渍水问题。

汉口地势低洼，渍水问题由来已久。1898年，英国人首先在英租界江边建起第一个永久性排水站。随后20年间，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都在他们租界江边建起他们自己的排水站。但这些排水站的抽排能力都很小，租界内的渍水，都要等到江水退落以后，由沿江、沿河下水道和岱山闸自行排放。

据工务科对汉口渍水情况的调查统计，1935年大水期间，汉口中山大道以北至张公堤长期渍水。市政府为应付形势，缓解民怨，曾向怡和洋行借来3台20马力的抽水机，安装在民生路江边日夜抽排。市民们看到那3台抽水机“哗啦啦”地抽排，心里得到了安慰。但有心人都知道这种抽排只能起个安慰作用，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如果渍水靠这3台抽水机抽排，也许100天都排不完。汉口的渍水最终还是等江水退落，经岱山闸自行排放掉。

“那么，我们能不能在岱家山建一个大型排水站及时抽排汉口渍水呢？”吴国桢问道。1935年12月，工务科提出一份《关于在岱家山建大型排水站可行性研究报告》，给吴国桢一个肯定答复。

1937年6月7日，岱山排水站工程全部竣工。当天下了一场大雨，排水站立即生炉点火，开机试排。试排成功了！

排水站开机抽排的消息传到市内，市长吴国桢率市政府官员、工商界名流和各国驻汉领事馆官员到岱山排水站参观。市政府还在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声称岱山排水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排水站，也是长江流域第一个永久性大型排水站。如今的汉口已是长江流域第一个既无外洪之患，又无内渍之忧的大都市。汉口堤防是坚固的，是经受过大洪水考验的。汉口的发展是有保障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汉口的经济必将腾飞。

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吴国桢的好梦被日军打破。



日伪时期的汉口堤防

日本人占领武汉以后，首先招纳一批汉奸成立了一个“维持会”，同时又加紧策划成立“市政府”。但在叫谁来当“市长”这个问题上，日本人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他们想到了张之洞的儿子。

张之洞在武汉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他的儿子有从政资历，在民间有声望，又听日本人指挥，各方面条件都够了。

1939年4月20日，“武汉特别市政府”在南京路汉口商业银行大厦成立，张之洞的小儿子张仁蠡出任“市长”。

张仁蠡时年39年，身材瘦长，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生在武昌，长在北京，北京大学毕业。

张之洞去世时他只有9岁。父亲没有给他留什么遗产，他是靠兄长们的帮助读完大学的。在这次来汉前他已在河北通县、蓟县等地当了10年县长。

张仁蠡上任的当天恰遇大雨。此雨连续下了半个多月，江河水位随着上涨，汉口受到威胁。日军在汉统治机关、日军特务部长森冈臬少将，以前是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武官，曾在汉口经历过1931年水灾和1935年洪水。现今日军占领汉口，汉口将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经济基地。因此，森冈臬把汉口堤防安全列为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张仁蠡也想把汉口堤防修好，以改变自己的汉奸名声，树立一个子承父业，为汉口民众谋福利的公众形象。

过了二十多天，市政府在各职能部门中增设了一个堤工局，任命曾留学日本的高凌美为局长。又过了二十多天，堤工局技正胡毓章、金玉琨等用打桩抛石方法处理了发生在武胜路河边的第一起崩岸险情。

据《武汉堤防志》记载，“1939年汛期，张仁蠡上台伊始除加紧培修张公堤外，又于当年冬天，修补堤坡灰缝4000米3；翻修重砌坦坡800米3。择其险要添筑土牛41座；压浸台4座。在禁口填塘一处，计土方2.2万米3。后因红铜嘴附近内临深塘，堤基软弱，新筑土牛底脚坍陷，1940年6月翻修改为压浸台，并打固脚基桩95根。同年，因岱山闸原用木叠梁闸板腐朽，又是人工启闭，易于堵塞，遂改用卷扬式启闭机机动闸门；同时改筑土墙，加宽路面”。

1940年3月30日，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成立“国民政府”。日军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一些汉奸傀儡组织划归汪精卫名下，日伪“行政院”还通过决议，将“武汉特别市政府”改为“汉口特别市政府”，直属“行政院”管辖，张仁蠡继续担任“市长”。

张仁蠡自到汉上任以来，堤防维修从未停顿。1939年冬至1940年春，张仁蠡在维修张公堤的同时，又大力修筑长丰北垸。

据日伪档案记载，1940年5月12日，“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来汉，与张仁蠡在汉口黎黄陂路五花宾馆贵宾室会晤。周佛海要张仁蠡把汉口的盐税、烟酒税、烟土税的50%上缴“中央”，张仁蠡以汉口堤防工程费用太大而拒绝了周佛海的要求。

张仁蠡在维修张公堤和长丰北垸的同时，又在硚口至集稼嘴河边修筑了一道长3700米的石砌防水墙。同时拓宽了利济路、武胜路，又沿河边开辟了一条可通行汽车的道路。

上述各项工程对改善张仁蠡的声誉确有帮助，以致事隔60年，笔者到沿河一带寻访一些曾见证当年的“老汉口”、“老硚口”时还听说：“张仁蠡在汉口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啊！”

张仁蠡在汉期间，汉口经济萧条，但有些行业却特别兴旺发达，如烟馆、赌馆、酒馆、妓院、戏院、歌舞厅、健身房、按摩房、性病诊所等，这些行业遍布汉口大街小巷。它们都是公开的、合法的，都有禁烟局、警察局、社会局、税务局、卫生局颁发的营业许可证或营业执照。日军和日伪政府的原则是，只要能消磨中国民众意志，麻痹中国民众思想，有利日军统治的行为，他们都大开绿灯。1943年10月19日，日伪行政院决定将汉口特别市改为省辖普通市，张仁蠡调特别市天津任市长兼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仁蠡调走后，日伪时期的汉口堤防维修和市政建设亦告终止。

抗战胜利后张仁蠡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入狱2年多就被释放。此后他一直隐居北平，闭门思过。1951年镇反运动期间被镇压。



岱家山是汉口的咽喉

20世纪30年代初修筑了汉口通往鄂东北的公路以后，岱家山就变成了汉口的咽喉。在战争年代，谁想坐稳汉口，谁就要派重兵把守岱家山；谁守住了岱家山，谁就可以稳坐汉口。

日军从岱家山进入汉口时，岱家山上的风水庙和抗日部队在山上修筑的工事都被破坏殆尽。日军占领汉口后，日本宪兵队在山上建岗楼、设望台，在山下设检问哨，检查盘问过往行人。稍后，日本空军又在岱家山设导航站，在山顶竖起一座6层楼高的大灯塔，还在灯塔的两边架起两道笼形天线，当时的岱家山已变成日军在汉口的重要军事禁区，从山腰到山顶都被日军用铁丝网层层围着。日本投降后，日军将山上的导航雷达都搬走、装船运回国内。岱家山营地由国民党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的部队接收。解放战争时期，警备总司令部从黄陂征来大批民工，将山上岗楼拆除，并在原地筑起一座钢筋混凝土碉堡。当时武汉市内外正在修筑的碉堡有上百座，岱家山碉堡被称为“武汉警字第一号”。

1949年春，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由时任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的陈明仁陪同，到岱家山巡视。白崇禧站在山上用望远镜东瞧西望，只见东至堤角，西至舵落口，在长达二十余公里的大小张公堤上都筑有碉堡或挖有战壕。陈明仁表示要以张公堤为防线，把“洪水”拒之堤外。

陈明仁说的“洪水”是指人民解放军。

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黄河南北节节胜利。为阻解放军南下，白崇禧于3月20日前后两次电告在河南信阳的“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国民党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河南省主席张轸，命令张轸做好“过路拆桥”的准备，以便在撤退时把平汉铁路通往汉口的长台关大桥和武胜关隧道彻底炸毁。

3月25日，张轸从信阳来到广水，白崇禧将炸桥毁道的任务交给第五绥靖区副司令官朱其平。朱其平在一些反共的军长、师长们的督促支持下，指挥工兵部队于3月27日和4月2日，用十余吨TNT炸药炸毁了长台关大桥和武胜关隧道。

白崇禧的破坏未能阻止解放军南下步伐。4月中、下旬，东线解放军在长江下游渡江，4月23日占领南京；西线解放军也同时在黄梅、黄冈渡江，形成对武汉的大迂回、大包围。

5月6日，退居桂林的代总统李宗仁电召白崇禧速飞桂林去商计如何收拾残局。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到了桂林也无计可施。由于他的部队都在武汉，武汉情况紧急，军心不稳，他不能在桂林久留。5月8日，白崇禧返回武汉。当晚，时任武汉警备总司令的鲁道源派车把汉口工务局工程师蔡泓接到一元路警备司令部，询问长江水位和汉口涵闸开闭情况。

“总司令阁下，现在雨季已到，江水上涨，但汉口的涵闸都还开着，就是闸位最低的岱山闸也还在向外放水。我们的目的是想趁江水上来之前尽量把市内的水位降低，以免下雨……”

“蔡工，当前局势紧张，共军要攻占汉口，我军也决不会轻易放弃。你认为，当前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

“我认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是赶快把张公堤上挖的那些战壕填平，这是关系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千万不要因战争影响防汛……”

鲁道源觉得这个姓蔡的工程师真是个糊涂虫，听话完全不得要领。他没等蔡泓把话说完就要蔡泓走了。蔡泓回到大夹街家里才想到，警备司令部要打岱山闸的主意！


白崇禧来到岱家山

1949年5月9日，天色阴沉，通往岱家山上的各条道路都戒严了，到处都有军人站岗，老百姓被关在家里不准出门，住守在排水站的李定均看到，公路上停着十多辆小轿车，还有一些吉普车和十轮大卡车。他知道，这一定是有大人物来了。过了一会，岱山乡乡长邓征华带着两个军官来敲排水站的门。

“乡长，我是守闸的。”李定均开门就说明自己的身份，他认识乡长。

“我们知道你是守闸的才来找你。”乡长也跟他很熟，“走，请你跟我们到山上去一趟。”

山上山下近在咫尺，但自抗战以来李定均从未上过山。今天上山看见山上到处都架着机枪、大炮，多年的“军事禁区”果然名不虚传。他被带到“武汉警字第一号”碉堡前，这里站着一大群长官，其中一位长官问道：

“你是守闸的吧？”

“是的，长官。”

“你的闸现在还没有关吧？”

“还没有，长官。”

“为什么不关呢？”

“因为闸外的水还没有涨起来。”

“闸外的水什么时候涨起来？”

“这……这……我说不准。”李定均结结巴巴，头也不敢抬。

“你在这里守了几年闸？”站在长官们中间的一位大个子长官问道。

“守了12年。”

“这么说你是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就在这里守闸的，是吧？”

“是的，长官！”

“那你能不能根据往年的涨水规律，说说今年涨水的时间呢？”

“我……我……我怕说不准。”

“说不准没关系嘛。你在这里守闸是为了保汉口，我们的弟兄驻守在这里也是为了保汉口。说不准就随便说说吧。”大个子长官态度特别和蔼。

“好，我说，我说，根据往年的涨水规律，今年的水大概……大概……要等10天左右才能涨起来。”

李定均不知和他说话的大长官是谁。过了半个多小时，等那些长官们都走了，岱家山解除戒严以后，邓征华才告诉他，开始向他问话的那位是鲁道源，后来向他问话的那位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今天来岱家山的目的一是要亲自了解岱山闸和闸外的水位情况；二是要巡视岱家山的守备情况。陪同他来的有他的副总司令夏威，参谋长徐祖贻，第11兵团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鲁道源，第126军军长张湘泽，第127军军长赵子立等。白崇禧巡视完毕，鲁道源请他给军长们、给守备岱家山的官兵讲几句话。

白崇禧说，他曾数次来岱家山。1938年抗战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武昌东湖医院治愈眼疾后于当年9月15日到浠水县城长官司令部复职，他作为代理司令长官向李宗仁办完移交后回武昌军委会参谋总部复任副总参谋长。9月24日，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转移至麻城县宋埠镇。当时战事很紧。10月1日，他陪同蒋介石从汉口动身到宋埠巡视，第二天下午返回汉口。他说他和蒋介石去来都是从岱家山经过的，回汉时他和蒋介石还顺便上山巡视了一下山上的守备情况。

1949年5月14日深夜，守卫岱家山的国民党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密令，要他们立即将通往黄陂的三道桥炸毁，并迅速向汉口市内撤退。守卫部队只炸毁了岱家山这边的两道木质浅水桥，靠黄陂那边的一道深水大桥来不及炸毁就急急忙忙撤退了。




武汉市防汛委员会成立

1949年5月15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从黄陂来到岱家山。他们在岱家山风餐露宿，等待进入汉口的命令。此时汉口已处于真空状态，街上只有维持秩序的警察。

到达岱家山的先头部队番号为118师。该师有一万五六千人，到岱家山的只有两三千人。其余的人都已进入黄陂县境，正在向岱家山行进。

5月16日下午至傍晚，118师进入汉口市区，受到市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18师隶属于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40军。1949年2月20日，四野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在北京饭店接见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命令肖劲光率第40军、第43军、第45军作为四野先遣部队南下。3月20日，肖劲光率部到达黄河南岸。此时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第43军直下安徽，配合二野、三野先在东线渡江；命令肖劲光指挥第40军和第45军，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

肖劲光指挥的第40军和第45军共有8个正规师，还有1支装甲兵部队、1支炮兵部队、1支铁道兵部队，再加上相应的后勤部队，总兵力约16万人。当时因长台关大桥和武胜关隧道都已炸毁，停放在广水车站、江岸车站、大智门车站、循礼门车站的10台机车也都毁坏。肖劲光指挥的这16万大军都要由公路经岱家山进入汉口。汉口当时是四野南下的最大中转站。

5月16日下午，118师进入汉口市区时，留下一位姓金的参谋和数十名干部、战士在岱家山为后续部队服务。

四野的根据地在东北。四野的指战员大都是东北人。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寒冷的北方，现在要到气候炎热、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可能有很多人不适应，而且有的人还没有到武汉就因水土不服、皮肤过敏等症状而病倒。

5月18日，第12兵团后勤部卫生部从各部队中抽调百余名军医和卫生员，组成3个医疗站为路过的大军服务。其中第一个医疗站就设在岱家山。

5月16日至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汉初期，武汉全市处于戒严状态。但设在汉口南京路的原国民政府水利部江汉工程局局长、水利专家涂允成和同事们仍坚持每天到江汉关水文站观测水位，察看水情。在此期间，原汉口工务局工程师蔡泓也和同事们坚持到汉口堤角、岱家山、姑嫂树、禁口等地查看张公堤遭国民党军队挖掘破坏的情况。

5月23日，涂允成将一份《关于立即开展防汛工作的紧急报告》送交设在汉口江汉路的武汉警备司令部。武汉警备司令部和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同一地点办公，实际上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同一天，蔡泓也将一份《关于抢修汉口堤防工程的紧急报告》送到警备司令部。

5月24日新政权诞生———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6月1日上午，市长吴德峰、副市长周季方、市军管会农水处处长徐觉非，邀请涂允成、蔡泓到德明饭店开会。军管会主任谭政和警备司令肖劲光等接见了他们。涂允成在会上陈述了长江流域水位上涨情况和在武汉市开展防汛工作的紧迫性。蔡泓在会上列举了汉口堤防遭挖掘破坏的许多实例和金银滩、黄家大土弯等地的险工险段。

当天下午，谭政宣布成立武汉市防汛委员会，任命吴德峰为防汛委员会主任，周季方、徐觉非为副主任，涂允成为总工程师，蔡泓为工程科长。

防汛委员会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武汉市共降大雨7天，小雨12天。与此同时，长江水位亦持续上涨。据当年水文资料记载，江汉关水位连续126天超警戒线。7月12日，江汉关水位为27.12米，与1931年8月2日汉口市区铁路大堤单洞门溃口时的水位相同。（全文完）

从大禹治水开始，华夏儿女就不停地与洪水抗争

标题看完了，内容真长

武汉暴雨不止

我手贱

引用第5楼forever18于2010-07-13 14:11发表的  :
武汉暴雨不止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刚看新闻，还有三天就放晴了

好贴，
现在的武汉需要第二个张之洞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
会过去的

长江武汉关的设防水位是25.0米，警戒水位是27.3米。在汉口江滩有一座武汉长江水位标志碑，上面清楚地刻着1954年8月18日武汉关长江最高水位是29.73米，1998年8月20日武汉关长江最高水位是29.43米。



现在，虽然站在汉口江滩上看长江二桥，江水逼近桥墩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由于三峡大坝的建设，已经不可能会有象1954年或1998年那样的洪灾了。在长江边上可以看到，尽管有部分的亲水平台已经没入水中了，还是有许多的人在江水中嬉戏。



汉口长江江滩的防洪堤处，有一座防洪纪念碑引人注意，这就是为纪念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而建的，现在已经成为汉口江滩的一景。面向大江，占地1160平方米。台基高4.9米，正面与两侧设宽大台阶，四周围以护栏。碑身高37米，碑顶立直径1.8米五角红星，下饰红绸、葵花簇拥天安门图案。碑身正面镶嵌乳白色大理石，上有镀金刻成的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防洪纪念碑的背后题有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纪念碑的下面的四周布置了表现江城人民抗洪抢险的大型浮雕，构图非常完整，造型栩栩如动，气势雄伟壮大，突出地展现了英雄战胜洪水的场面。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武汉长江水位标志远眺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武汉长江水位标志近景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武汉长江水位标志特写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武汉防洪纪念碑


PS:下了差不多5天雨，好不容易晚饭时候停了，

跑去江边看看，整个长江面变宽了好多，水位至少比一个星期前涨了3米了，离大堤只差3米了。

看对面的房子就像飘在水上一般。

修了三峡之后，我们那得洪水要好点

一般

引用第11楼kabaskimy于2010-07-14 20:07发表的 :
修了三峡之后，我们那得洪水要好点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你哪的？

[s:87]  [s:87] 安庆完了

引用第14楼parkergong于2010-07-15 00:05发表的  :
[s:87]  [s:87] 安庆完了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安徽今年不消停吧
唉 灾年  希望快好起来啊

听说要发大水

引用第13楼forever18于2010-07-14 22:21发表的  :


你哪的？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也是湖北的，江边的

我依然记得98年洪水

98洪水，中国损失惨重。

当年正逢世界杯年，武汉全面渍水，我家因为当时排水系统不够完善，门口的水位都到膝盖了。每次进出都要挽着裤腿才能进。

不过也成全了我猫家看世界杯了。

记忆犹新，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