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香港电影营造出的商业气息浓厚的盛世繁景，台湾电影的特色，在于强调导演风格、注重台湾历史。当然说道台湾电影，不得不提到台湾导演教父级别的人物——侯孝贤，正是此人使宝岛一个电影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有人说“要真正走入一个导演的内心，捷径是去看他的电影。”个人窃以为，侯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这部发行于1989年的《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与之前的名作《恋恋风尘》抒发来的一种纯纯的青春情结不一样，这部《悲情城市》所体现出来的庞大而内蕴的企图心，宽宏而细致的历史视野，“在台湾数十年的电影史中，似无出其右”，也一举奠定其历史地位。张艺谋给《恋恋风尘》的评价是：“淡极使之花更艳的含蓄”。那么《悲情城市》的复杂性则是多面的，事实上，《悲情城市》的复杂性与其说展现在其史诗素材上，更不如说是全片在场面度、多线叙事方式、众多人物关系的网络之中寻求到一种形式的配合。以往侯孝贤电影中重视空间的整体感在这部作品里，竟演变得相当复杂，门廊、窗棂仿佛是历史的框子，不断框限分划着剧中的每一段人性悲剧，而多场室内戏的前、中、后景，经常出现了侯氏过往作品中少见的昨杂变化。一个地方大家族的衰徽事迹，当豪情壮志的歌声仍在空中飘荡，却不经意在流光转换间，无声地凋零成历史的隐痛。知识分子也好，帮派老大也好，在片中都各自闪露着尊严与生命力，这是侯孝贤影片一贯的人性化的体现，只不过在《悲情城市》里，却流露喜新厌旧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戏剧性。在侯孝贤作品系列中那种谈化低压的处理，似乎已抑压不住那时代的悲情，有着更多人性化的表现时刻此起彼落地，烙印于那位无法言语的叙事者的历史见证里。
其实回到题材本身，故事并不十分新鲜：描述一九四五年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定都台北的这段历史，透过林家有兄弟4人的遭遇，来诉说台湾光复後初期的社会情况与人民的生活样貌，这当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该片对于台湾的国家属性所造成的认同危机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现。也诉说了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台湾统治势力的转变与政治环境的变迁。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在平稳叙述中悲情之作，首次以华人电影感动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获得华人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奖项金狮奖。
电影在侯孝贤的手中，是忠实的记录工具 ，对于他来说，一直在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在"悲情城市"格外明显。四十年代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摆脱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统治真正成为"台湾"的转折。时代之悲愤，骨肉之深情，各种人物情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当中交织
全片的主旨，在一个场景里可大约看出端倪：主角文清（梁朝伟饰）被设计成一个聋哑人，片中唯一听到文清讲话的一幕是在火车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怀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语说：“我是台湾人。”似乎隐喻了台湾人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国族身分认同困难，在无路可去的情况下才苦涩地说出「我是台湾人」——那个众人欺、众人骑、无人疼的台湾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伟）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确是整个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说了也没有人在意的威权体制下的民众。
《中国青年报》给出的评价是：悲情城市》借着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将一个地方大家族的兴衰事迹挥洒成一部时代转换与个人命运紧紧相扣的台湾史诗。全片在多线叙事、众多人物关系的网脉中，不带乖张暴戾地诉说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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