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谢灵运的诗作风格
（一）谢灵运其人
谢灵运，名谢公义，字灵运，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二）谢诗的主要特点
“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之[1]”，作为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谢灵运的卓尔不群，泽被后世诗人。
其目前留存的诗歌有九十七首（存目四首），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为四类：
1、酬答唱和之作；
2、直抒胸臆之篇；
3、乐府诗类；
4、山水诗篇。
但是这几种诗歌在题材和内容方面又有交叉融合之处：酬答唱和之时往往会有山川景物描写，山水诗篇之中也不乏抒怀感物之语；清丽生动的风景画面时时出现爱题目内容多沿袭古意的乐府诗里。总体看来，山水诗作在谢灵运的全部作品中占十之七八。[2]
历代评论家对谢灵运的诗作评价都是见仁见智，评价不一的。六朝至唐宋的论诗者大都肯定谢诗兴会标举、清丽自然的风格和巧尚形似的特征，同时也指出其寓目辄书、繁芜不拘之病。[3]比谢灵运稍后的鲍照却说：“谢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4]。南朝梁代的萧纲则认为：“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5]
1、开创了诗歌结构程式的先河。
现代研究学者多注意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作往往在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之后，又继以玄言理语陈述的现象，对此解说不一。大抵有两种不同意见：贬之者认为“玄言的尾巴”，割裂了诗歌完整的意境，誉之者认为是诗人由山水外物而体道悟理的自然发展。
在此，笔者是持赞誉之态度。
林文月先生指出，谢诗的内容和结构上“有一种井然的推展次序，记游——写景——兴情——悟理”[6]，无独有偶，周勋初先生在《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中也提到了一种唐诗的程式：“先言题、中言景、后言意的写作顺序”，而这种程式“在谢灵运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自谢灵运起，这种写法比较固定地形成了一种模式。”[7]
2、寓情于景、超脱自由的诗歌风格
谢灵运的诗歌多以悟理为旨归，大都在理的感悟之中排遣世俗情思，沈德潜曾说：“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8]应当是就此情况而言。
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是诗人在石壁精舍修禅出定后步出山谷而返回南山别墅时途中所作，诗歌最终在山水自然的光影变化中证悟得理，排遣了世俗情怀，但是全诗之中却隐隐可寻绎出诗人潜回流转的情感脉络。开头的四句诗是景物描写“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但这种景物又是主观化的景物描写，他表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再现彼时彼地山水的独特风貌，而在于表现诗人流连山水之心境。接着对山中风物的客观再现：“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这时主体之情隐于景物描写之后，当再一次出现时，已经变成了一份证悟得理的愉悦：“披拂去南径，愉悦偃东扉。”在这类诗作中，诗人在开头总是带着某种现实的情绪步入山水，中间经过以物观物的客观景物描写而证悟得理，但往往又在诗的末尾展现出轻松愉悦之情。
谢灵运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佳句，但通篇完整的作品不很多。他登山临水“寓目辄书”（《诗品》），自然难于有那么许多精致工巧的名句，因而常常借助于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填塞一些典故完篇。而致力于追求新奇，也易流于艰涩险怪。同时，谢灵运本人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他兼通玄佛，有的诗篇固然能够做到寓理于情，寓情于景，但也有不少作品的结尾，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类似说教，沉闷乏味。
二、谢灵运诗作风格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魏晋时期的时代风貌
文学史上所定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此期间前后约四百年，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以九品中正制为特征士族门阀制度。此时期，士族地主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衣冠南渡”的原因，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学说同时并兴，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自由及多元化。玄学、佛教、道教的同时风行，使儒学相对沉寂了一段时期。尽管这些思潮因为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的纵向比较重，无疑是重要的进步，它们极大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音乐、舞蹈、绘画、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都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社会思潮方面，魏晋时期比较崇尚隐逸。名士们自诩身处高堂华屋而心存山林，以得意为高，甚至有“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9]的理论流行，但是在时人的心目中，却依旧以隐居山林、远离庙堂为高。如当时的谢安高卧东山时，时人以“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10]为口实，一旦出仕，却受到别人的讥讽。
这种风气侵袭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山水有“以形媚道”的一面，即山水之中包孕着玄趣，因此玄言家大多喜好山水，借山水言玄。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自恃门第高贵，兼负才华，自以为“宜参权要”，但刘宋王朝对他始终怀有疑忌。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太守，在郡不理政务，纵情山水，“遍历诸县，动逾旬朔”。一年后，称疾辞官。
由于在政治上不得志，使得谢灵运不得不寄情于山水，加之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登临寓目，每每发为诗篇。由于写作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要成功地把奇秀的江南山水反映在诗篇里，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的山水诗所以超越前人，原因就在于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新的创造。《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诗品》中的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两位和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使用的同一比喻，说明了谢诗的特点，即鲜丽清新。
（二）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里所提及的诗歌发展规律也是文学的发展规律，魏晋时期的文学形式发展日臻成熟。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
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士族阶层衣食无虞，故而精力多在生活质量的追求之上。文学创作作为一个追求形式得到了大部分士人的追捧。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学的审美追求的转变，带来了诗歌的变化。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并且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追求骈偶工整和用典深邃，成为当时评价诗歌水平高低的标准。
钱锺书先生在《论中国诗》中曾经这样论述：“据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彼时，正值青春期，摆脱了两汉时期的青涩，但远不及唐代的成熟，尚如一块未有完工的玉璞，端倪初现，质朴尚存。谢灵运的诗歌正是个中代表。
这一特点体现于谢灵运对山水形象的准确捕捉。“春晚绿野秀”（《入彭蠡湖口》）、“青翠杳深沉”（《晚出西射堂》），同样是绿色，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前者为暮春，后者为深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馀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写落日时的短暂景象，只用了“馀清”两个字，就把读者带到了雨后山林这一特定的环境里。
谢灵运在写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情。《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不仅是因为“池塘生春草”这一偶得名句，而且是由于通篇的情景交融，不同的景物只是诗人情绪变化的背景。《过白岸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强难名，渔钓易为曲。”等句，把老庄哲学化入山水景色之中，由景涉理，进而引起荣悴穷通的感慨。《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由“天路非术阡”登群峰之首，若入云烟，非常自然地引起思古幽情，随后又一转而为忧生的嗟叹，以景启情，浑无痕迹。
（三）佛教对于谢灵运的创作影响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开始传人我国的汉地。之后，东汉的楚王刘英和汉桓帝等，都前后曾为浮屠（即佛）斋戒祭祀。桓、灵之世，更有外来僧人安世高与支娄迦谶，三国时又有支谦与康僧会等，来华传译佛经。自此，佛教思想开始逐步地渐人我国内地。
“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11]，谢灵运的思想极其复杂，融合了儒释道等多种因素，不过他认为自己孜孜以求的性灵真奥必须通过佛教之思想才可寻得。现在一般认为，谢灵运的思想中的佛教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其一，大乘般若空观思想；其二，净土信仰与念佛禅修；其三不废渐修之顿悟主张。[12]
1、大乘般若空观思想
谢灵运在《维摩诘经十譬赞》八首中，表述了自己对于般若空观思想的理解与认识。以第一首《聚沫泡》为例：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壑。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愚俗骇变化，横复生欣恒。
聚沫和泡都是水在不同状态下产生的物象，外观虽有不同，但从本性而言却没有区别，一旦激流等状态的外部条件消失，这两种不同的表象也会随之消失，显示出相同的本质。“君子”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起忧喜的变化之情，俗人们往往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于是常常诧异于表象的变化而产生忧喜之情。其含义便是启发世人由世间万物纷繁多遍的外在表现形态中把握诸法无我性空之本质。
由此可知这是谢灵运所理解的般若空观思想的主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主要是从现实世界之空幻不实出发，否定“实有”，而“有”以空位实际存在，这一思想影响了谢灵运对于山水自然的看法，在其山水诗作也有反映。
“清旷”是谢灵运对远离人寰山居的概括，相近的词在其山水诗中多有出现。如：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
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清旷即清净和弘廓开旷，在大乘佛经中常是佛国世界的特征。如《无量寿经》云：“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净土信仰
通过谢灵运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出他对于佛教所宣传的净土世界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在《佛影铭序》中他这样记述到：“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圣不我欺，致果必报。”他认为在有限的人世之中修炼以求超脱生死轮回之苦，期生净土世界。
对于净土的渴望，反映在其诗作中，较多的用辞藻构筑出了一种相对静幽的意境。在《山居赋》中，作者对其山居以近远四方进行了详尽描述，极有层次感：
“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城。群峰参差出其间，连灿复陆成其坂。众流溉灌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还回往匝，枉诸员峦。呈美表趣，胡可胜单。抗北顶以茸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赦桅，附碧云以翠椽……酒泉傍出，潺缓于东檐;莱壁对踌，硅磁于西蓄。修竹威蓑以翁荟，灌木森沉以蒙茂。罗蔓延以攀缘，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于柯间，风露披清于唯有。”
此段通过对南北两处居所，四面全被群峰包围，只有水道相通等景象的写实描写，从一开篇就已经为其幽远的意境打造好了框架。其自注对上下四方的山水、林木、馆楼的布置经营，有周到的说明，这种小世界的构筑与净土的描述极其的相似。其自注所谓“异观”山居境界也正是佛国净土世界的现实影子。
他在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把自身的净土信仰寓于其中，在此信仰的指导下，谢灵运的山水诗总是会呈现出一种无限光明的极乐世界的佛教境界，抑或是由观察体味美丽的山水景物而进行悟理，使诗人心明神朗。这种由所谓幽寂到明朗的境界就是观想悟照思想的反映。
3、不废渐修之顿悟主张
刘宋初年，顿悟和渐悟之争流行于思想界。
谢灵运是主张顿悟的，但是同时他并不废渐修之功，他认为“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而且“累进则无，诚如符契，将除其累，要须信教”，要最终除累灭累，须先依教而行，因为“凡夫滞于有”，需要以无来救治。这样凭借“无”可以降伏“有”，即处于“伏累”之状态，初始之时或许是有意识地以无来排遣有，累伏日久则忘，在不觉中进入无境，也就是达到顿悟的境界。
（四）玄学对于谢灵运的影响
1、玄学的产生及广狭义之分
东汉末期，一些儒者、经学家面对道德危机和经学的没落，开始逾越儒家的礼度和经学的师法家法，不再拘于儒者之节，采纳老庄之说。譬如：马融“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13]，又训注《老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后汉书·马融传》载：“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夫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戺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一代经学大师已津津乐道于老、庄之言，况论一般儒生文士？至于经学造诣极深并曾正定“六经”文字的蔡邕，则憧憬一种“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14]的淡泊和空灵的道家境界。虞翻、荀淑、顾凯等儒者，或修黄老之学，或为《老子》、《庄子》训解，或清淡而不涉世事，都已多少杂具道家色彩。
一般认为，玄学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狭义的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15]；广义的玄学即“玄远之学”，“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16]，既包括了狭义的玄学，也包括了佛学、道教的某些探索天人之际的理论。本文所涉及玄学是指狭义意义上的以老庄思想为主体，以本末有无等问题为讨论中心的哲学。
[pre]2、山水诗中的玄言痕迹
[/pre][pre]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庚亮、桓温等；其特点是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不过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的理论，所以经常以描写自然景物作为铺垫，以昭示玄理之奥妙。“言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如许询“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佳句。正是由于魏晋士人之中的风气使然，谢灵运的诗歌作品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玄言诗的影子在其中。
[/pre][pre]刘勰《文心雕龙》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和“山水”都是晋宋时期诗歌主要的思想内容。在山水诗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老庄”思想的发展的玄学思想被逐步地排斥到诗外，但“庄老告退”并不意味着诗里的“庄老”成分已经完全被肃清，而是说“庄老”已经式微。
[/pre][pre]3、玄学思想在谢灵运诗歌中的体现
[/pre][pre]在山水诗兴起的初期，玄言诗并没有中断，而是以玄理的形式残存在诗中。谢灵运诗歌的思想内容正是如此。在他的诗里，“山水”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诗歌风格明丽清新，形象鲜明，名句迭出，但也还保留着一小部分玄言的糟粕。“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这一类专讲玄理的句子，在谢灵运的诗里随处可见;还有一些不是以完整句子表达的玄意，也渗透在他众多的诗篇里，浮现在字里行间。
[/pre][pre] 在谢灵运和山水诗中，也有玄言洗净之作。如《夜发石关亭》：
[/pre][pre]随山逾千里，浮溪将十夕。
[/pre][pre]鸟归息舟楫，星阑命行役。
[/pre][pre]亭亭晓月映，泠泠朝露滴。
[/pre][pre] 全诗仅六句，却溶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既叙述了长途行役的经历，旅途的艰辛，描绘了凌晨旷野残月高悬、清露莹莹的独特景色，又写出了自己孤寂凄清的心境与几许羁旅愁怀。但这样的篇目在谢灵运的诗中却为数不多。因为他的山水诗虽表现了自己对美不胜收的山水自然景物的由衷喜爱和忘情流连，但他对自然的感受受着时代的规定与限制。晋宋时期，山水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作为审美的对象，而是用来表现“道”的载体。人们欣赏山水泉林，不是同它们作情感的交流，把他们化为情思的载体，而是以哲学家的观念审视大自然，把宏观它们作为理念的外化。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在这一点上的所突破，但他在游观山水自然时表现出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仍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出现玄言的成份也就顺理成章了。[17]
[/pre][pre]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虽包含有玄言成份，但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玄言诗。玄言诗的特点在于巧陈要妙，象寓语式的谈玄论道，所以是“淡乎寡味”；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是通过诗里的山水，将虚寂的理融入生意盎然的景中，用诉诸人们感官的景物去启示人们的悟道，表现出“超以象化”的理，具有一种玄趣。[18]因此，谢诗中山水与玄言的杂揉主要是受诗人自身思想感情的影响。
[/pre][pre]作为士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谢灵运受时代的限制本身就具有玄学思想，因而谢诗中的玄理也是谢灵运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而不纯粹是受玄言诗风的影响。
[/pre][pre]
[/pre][pre] 三、结语
[/pre][pre]
[/pre][pre]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在衣食无忧的状态下度过了前半生。而在前半生里，他因家学的渊源，而饱读诗书，熟稔儒家、道家、释家经典，经历了不成功的仕途，最终使其学识在山水之间得到升华，并泽被后世。
[/pre][pre]他的功绩在于发现了自然山水的审美价值，力图使玄言与山水沟通起来，以山水的形象阐发玄理，寓玄理于景物之中。这种山水背后的老庄玄思，越往后发展就越被一种更为真挚的情感或心境所替代，在唐宋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情景相生、相融的统一体。
[/pre] 谢灵运对大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使山川绚丽的风光为人们所瞩目，自然山水在题材上开始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诗自此蓬勃兴起了。所以说，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开创山水诗的第一人。自他之后，有南朝齐的谢朓，唐朝的王维等许多山水诗人的出现，他们以优美的山水诗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内容，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发展。
[1] 清·徐学夷：《诗源辨体》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版，第110页。
[2]马晓坤：《趣闲而思远·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谢灵运诗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3]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4] 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1页。
[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魏晋六朝文》之《全梁文》卷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1页。
[6] 林文月：《中国山水诗的特质》，纯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0页。
[7] 周勋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8] 清·王夫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532页。
[9] 晋·王康琚：《反招隐诗》，见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之《晋诗》卷十五，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3页。
[10] 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73页。
[11] 黄节：《谢康乐诗注序》，《谢康乐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12] 马晓坤：《趣闲而思远·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谢灵运诗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13] 宋·范晔：《后汉书·马融传》，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1页。
[14] 宋·范晔：《后汉书·蔡邕传》，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7页。
[15]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6] 汤用彤：《言意之辨》，收入《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17] 丁福林：《谢灵运鲍照集·前言》，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第3~5页。
[18] 何善蒙：《魏晋情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