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南京谍战：没有硝烟的厮杀(图)

2013-09-13 14:22:29　来源: 北方新报(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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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猷和妻子丁明俊为渡江战役立下赫赫战功（资料图片）

　　在战争年代，南京一直是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战场。他们斗智斗勇，他们收发情报，他们隐藏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情报案例，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初期的稳定和繁荣，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京情报组的特殊功勋

　　南京沦陷后，成为日伪统治中心。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从上海来到南京，成立南京情报组，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伪政府高层机构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938年的中共上海情报站里，除了中国籍成员外，还有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日本籍中共党员。

　　西里龙夫，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1930年任《上海日报》记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已经在为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工作了。1938年3月，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从上海迁来南京，将西里龙夫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这是中共情报系统人员首次进入沦陷后的南京。

　　同年，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组建“中华联合通讯社”（“中联社”），中共上海情报站派遣陈一峰考入“中联社”，担任首席记者。和西里龙夫一起，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南京搜集情报，送往上海，由上海密电延安。

　　1940年，中共上海情报站先后派遣李德生（纪纲）、汪锦元、吕一峰等人来到南京，与西里龙夫、陈一峰等人正式合并成立了“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

　　李德生在小火瓦巷长治里1号租了一所房屋，挂上“世传中医李德生”的牌子，以行医为掩护，把南京各处搜集来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由上海密电延安和新四军军部。

　　1941年，南京情报组的中西功借去“满洲”出差之际，在大连、旅顺等港口观察到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他前往日本，从日军报道部得知日本海军已经集结完毕。根据日美谈判的最后期限，中西功推断，11月30日可能是日本预定对美发动战争的时间。

　　同时，西里龙夫、汪锦元也侦察到，日本正在将驻“伪满洲国”的军队及辎重调往南方。他们判断，日本军队可能在近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南京情报组综合分析提出：日军将在最近三周内的一个星期天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进攻。

　　他们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上海，密电延安。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共同利益，将这个重要情报透露给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立即通报给了美国政府，却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果然，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南京情报组的存在成为了日本当局的眼中钉。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杭州被日军逮捕。同日，西里龙夫在南京被逮捕。一个月后，又在南京逮捕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将他们押往上海虹口日军宪兵司令部，后押往东京审讯。

　　1943年7月，日本当局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三人押回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1945年抗战胜利前，日军与新四军谈判时，三人获释。同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在日本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就在盟军释放政治犯时出狱。

　　解放战争时期：巧取国民党千里江防部署图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在敌人心脏内部的工作，中共南京市委调集干部加强了情报和策反等工作。市委下设情报系统，卢伯明为负责人；建立策反系统，史永为负责人。情报和策反系统均由市委书记陈修良单线联络。

　　1949年1月，汤恩伯成立江防总部，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获取国民党江防兵力部署的情报，迫在眉睫。

　　当时，南京的中共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都在通过不同渠道收集敌情。民盟南京工委成员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政机关的内部情况，制成1000多张卡片。民革南京委员会收集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受国防部指令在浙闽赣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等情报。农工民主党成员提供了南京市城防工事地图等情报。

　　但是，最为迫切的江防兵力部署情况仍无从得知，南京市委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给中共地下党员沈世猷。

　　沈世猷所在的地下情报小组成员都深入敌人心脏，有陆军总部的，有空军总部的，还有国防部的，他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由党组织密电指挥部；一方面也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做策反工作。

　　当时，他们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就设在沈世猷的家里。沈家住在南京吉兆营，屋子共有三间，东侧是一条僻巷，很安静，可进可撤。

　　一天夜里，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敲响了沈家的门，他正是乔装打扮后的卢伯明，他告诉沈世猷，要迅速搞到安庆至芜湖之间，特别是荻港一带敌人江防兵力部署的全部情报，越快越好。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沈世猷找朋友、拉关系，想方设法把自己调去了国民党江防司令部，并且很快就和那里的同事混熟了。

　　当时，江防兵力配备情况保管在驻防在那里的国民党第七绥靖区主管参谋胡健手中。那天恰巧，胡健陪同上司视察江防，却没人给他代班。由于平日里与沈世猷关系不错，就把这事托给了沈世猷，把抽屉钥匙也交给了他。

　　胡参谋一走，沈世猷赶紧关门拉开抽屉，里面正是新报上来的江防地图等重要作战资料，细致且复杂，背是背不下的，抄录也很花时间，怎么办呢？沈世猷决定冒险一搏，他将江防图装进公文包，镇定自若地走出了戒备森严的江防总部。

　　他回到家，与妻子丁明俊一起，连夜将江防资料誊抄复制。第二天，不动声色地乘车去孝陵卫上班，将资料放回了原处，敌人毫无察觉。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指挥部，送去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报》《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大军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

　　南京解放初期：军统“潜京一分站”覆灭记

　　1949年，正是新旧政权交替的复杂时刻，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仍在继续。此时的共产党，从地下转到地上，变成了执政党；而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则在南京留下了大量的潜伏特务，新生的人民政权与之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在南京洪公祠召开过一次军统特务大会，这实际就是一次布置潜伏任务的大会。

　　保密局在南京布置了9个电台和小组，两个直属通讯员，还有部分个别潜伏的“优秀特工”。加上中统、国防宪兵司令部等特务机构的各自布置，刚解放时的南京，潜伏和滞留的敌特达到3000余人。其中，“潜京一分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潜京一分站”的站长，是在军统老牌特务荆有麟。1939年，荆有麟受戴笠派遣打入进步文化团体，长期以“左倾”文人身份进行特务活动，曾被蒋介石秘密表彰。

　　就这样，他率领保密局的5名骨干成员，携带一部最新的美式电台，潜伏在了南京的闹市区。

　　只是他没想到，早在解放军进城之前，他就露出了马脚。当时，他携带电台潜伏下来，便向毛人凤发去了电报，结果被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误抓。在毛人凤的遥控下，他很快被释放，却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

　　1949年5月16日，南京市公安局成立，此时，距离解放军入城还不满一个月。公安干警的主力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野战军；二是由一支总前委和华东局接管干部组成的金陵支队；三是隐藏在国民党警察系统内的中共地下党。

　　当时，南京公安局的技术部门发现，时常有一个可疑的电台讯号，功率强大，按点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技术手段和器材落后，无法确定准确位置。根据中共地下党提供的情报，他们判断，这个电台可能是荆有麟。

　　荆有麟藏在哪呢？公安局侦查科经过测向发现，电台发报地点在夫子庙一带。夫子庙附近的一个“新华话剧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剧团的艺术总监虽然有文化，却是穷苦人家出身，他哪来的钱办剧团？



　　经秘密侦查，公安干警发现，给剧团提供经费的人阎杰，正是“潜京一分站”5名骨干之一。侦讯处顺藤摸瓜，发现了荆有麟的踪迹。荆有麟很聪明，他谙熟中共文化政策，潜伏南京后，花了大量经费和心思包装剧团。他搞义演，不收钱，群众想看就可以进来看，所以口碑非常好。而且他只通过阎杰来操控剧团，自己从不出面。但是，他没有想到，南京公安局对他的侦查和包围，正在逼近。

　　阎杰落网的第二天，利用荆有麟与阎杰接头的最佳时机，南京公安局侦讯处迅速出动，将他抓捕。荆有麟被捕后，很快招供，“潜京一分站”的其他成员也相继落网。

　　1951年，荆有麟在南京被执行枪决。而“潜京一分站”，这个被南京公安列为一号目标的潜伏组织，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就被彻底摧毁了。

　　（据《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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