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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以下简称“香会”)在新加坡召开。在会议开幕前的欢迎晚宴上，日本首相安倍是主旨演讲嘉宾。笔者首次亲耳聆听其演讲、亲眼目睹现场反应，深感不安。
演讲中，安倍竟称，新日本人与其父辈、祖父辈毫无二致，都在积极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贡献。对其家族背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话意味着什么。更令人失望的是，在回答中方代表团成员质问其参拜靖国神社、祭奠亡灵的说法——为何不祭奠中韩千万遭受日本侵略者毒杀的无辜平民时，安倍竟轻描淡写地表示参拜本身是对所有亡灵的悼念。
原以为，中日尽早走出政冷经冷局面，推动中日韩FTA谈判，是中国的大局;搞定美国就自然搞定日本。现在看来不免有些理想主义。中日之争，实质是道统、道义、道路之争。
其一是道统之争。日本右翼秉承“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错误历史观，认为日本继承了中华文明道统，因为成吉思汗帝国从未征服过日本，元代以后的中国被外族殖民，无法继承中华道统，何况新中国。明治维新后更认为日本继承了西方现代文明道统，因而自我定位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一员，将西方殖民者的现代性逻辑照搬于亚洲，以之正统自居，看不起中国。这是中日之争的历史背景。
其二是道路之争。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亚洲的优等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是老师。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日本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谁是真正的和平，谁最能持久？日本认为，战后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广泛认可，如今以正常化方式继续，是可持续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提出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要和平发展，别的国家也要和平发展。于是，形成现代化道路的中日之争。
其三是道义之争。中国认为自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日本是战败国。但日本并不这么认为，觉得自己是被美苏打败的，或被国民党政府打败的，而新中国并非战胜国。历史上，中国从未打败过日本，而日本两次打败中国。因此，中日战胜-战败之争，演变为道义之争。
“香会”期间，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建议日本效仿菲律宾将钓鱼岛问题上诉国际法院，占据道德高地，遭到安倍断然拒绝，因为日本压根儿不承认钓鱼岛有主权争端。日本恐怕是亚洲唯一一个与周边所有邻居皆有主权领土争端的国家，凡是不在自己掌控内的则声称有主权争端，凡是在自己管辖权内的就否认有主权争端。这是对亚洲国家否认战败国身份的体现。 梁启超当年提出“三个中国”——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日道统之争对应“中国之中国”，道路之争对应“亚洲之中国”，道义之争对应“世界之中国”。因此，中国要完全呈现“三个中国”的身份，日本就是挑战与考验。中日之争是中国崛起绕不开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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