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09 13:21:10 来源：和讯网
当今中国与德国在崛起之路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德国吗？
2015年伊始，历史学家及政治评论员便大胆将今年与当年的德国进行比较，并认为全球快将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汇丰银行前首席执行官、英国保守党的前国务大臣格林在《不情愿的大师》一书中写道：“地球上没有哪种文化比德国文化更伟大。没有哪个国家对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历史贡献更大。没有哪个国家陷入过更深的深渊。”
追溯到罗马时期，当时的德国人饱受其他民族的欺凌。由于处在欧洲的中心，他们的国土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战场；时至今日，德国人将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战争看作是最严重的国家创伤之一。
与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同，日耳曼人并没有合并成一个国家，而是被四分五裂，一直受到威胁。然而，他们知道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他们保护着他们共同的自我感受不受一切外来者影响。
在保护这种共同的自我感受的决心中，他们培育出一种知识、艺术和创新文化(300336,股吧)，这是其他任何社会无法相比的。从路德、康德、黑格尔到海德格、哈伯马斯，格林发现了德国思想的力量。他还发现了德国音乐和诗歌的力量。如果没有德国哲学和艺术，我们将如何发展？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拿到枪的受害者更危险了。当1871年日耳曼人最终统一，成立所谓的第二帝国时，他们内心充满了骄傲，确信他们的时代最终到来了。他们已经将罗马神话《血与土》当作是他们文化的根源。如果你用血与土来定义的话，那些生活在你的土地上，但不流着你血液的就是异教徒。犹太人。
这是一场灾难，不仅对全世界，尤其是犹太人，而且对德国人自己也是如此。数百万德国人丧生，作为战败方的幸存者变得一无所有，四处遭到驱逐，生活在废墟之中。他们将这一时刻称作“零点”，一切的结束。
“零点”实际上是一个开始。德国人重建家园，重新团结一致，如今领导着整个欧洲。那么，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吗？
如果中国和西方保持和平共处，那么21世纪就会避免20世纪的恐怖事件。如果中国和西方爆发战争，就会出现超出想象的可怕灾难。
有分析指出，当今中国与德国在崛起之路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两国周边都是敌意国家。二战前的德国，法国是直接且强大的敌意国家，以法国而言，被摧毁的德国才是安全的德国；英、苏是潜在的敌对国家，好英国认为德国危险，但可以牵制苏联甚至法国，苏联意识形态上敌视德国，但是希望以其牵制法德；波兰是直接有一定力量的敌意国家，其占有但泽，且具有一定军事实力。
对比如今中国，日本是直接而强大的敌意国家，美、俄是潜在敌意国家，印度、越南是具有一定实力的敌意国家。总的来说，纳粹德国和现今的中国都被敌意国家在战略上包围。
其次，德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由于英美的贷款，二战前德国的经济并未受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反还有所受益，到了二战爆发前德国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而高速发展的经济也是希特勒政权在民间的统治基础，但是这种战争导向型经济也有其体制性的隐患，即无法持久，终究需要战争。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世界第一指日可待，经济发展同时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这种经济发展面临体制性的瓶颈，届时转移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仍然是战争。
再次，民族感情的相似之处。德国历经一战失败，割地赔款，而中国自1840以来也是备受屈辱。二战前德国之仇视法国，与现今中国之仇视日本，如出一辙，民族主义在国内都是极为盛行。而两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很相似，视其为最终对手，却不想与之过早交手。
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如果中国和西方保持和平共处，那么21世纪就会避免20世纪的恐怖事件。如果中国和西方爆发战争，就会出现超出想象的可怕灾难。
然而，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却认为，当年的德国和如今的中国一样，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对比都经不起推敲。
中国媒体齐鲁晚报称，一战前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今昔对比中,今日之中国与当年之德国,在不到半个世纪中迅速崛起,也许是人们所认识到的第一个“相似之处”。与中国历经近现代的苦难、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复兴一样,一战前,德国也是一个完成统一仅半个世纪的新兴国家。
遗憾的是,“站起来”的德国人迅速迷失在对一个问题的讨论中：什么是德国当时最该做的事?
对德国这样一个强敌环饲、地缘关系复杂的国家来说,想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智慧。然而,100年前的德国,在国力继续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在世界地图上胡乱标记自己的“核心利益”。
德国各利益集团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从各自狭隘的诉求出发,影响和干扰着国家决策:海军派认为海上利益是“德国的生死问题”,力主发展海军,并全力准备对英作战。陆军派则主张全力发展陆军,重点打击法国。金融家和商人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要求优先打击俄国。
时任德国首相的霍尔韦格悲叹说,这种乱象的结果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另一方,而且削弱不了任何一方。”
“核心利益”不明,大搞四面出击的德国,为自己赢得了“欧洲问题儿童”的绰号,并最终成为引爆一战的一大诱因。然而,一战的结果却是个莫大(博客,微博)的讽刺:在前线战事尚未明显分出胜负之际,德国却先从内部瓦解了。
1918年德国水兵在基尔港发生起义,反战之火迅速烧遍全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一战中的德国,最应解决的问题原来来自自身。
国内既有矛盾并不总会随着国力增强而解决。德国虽然迅速崛起,但当时其内部亟待解决的问题远多于外部,其应当做的不是盲目地对外争取“核心利益”,而是应将“手术刀”对准自己。
殷鉴不远,今日的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在国家崛起中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打铁还需自身硬”,伴随着这句宣言,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60项改革措施,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号角已经吹响。
可以看出,在中国力量愈发强大的同时,中国的心态是冷静的,头脑是清醒的,中国不会像百年前的德国那般四面出击,安心练好“内功”仍是中国现阶段的主题。
回顾一战历史,具有绑架性质的军事同盟,是促使大战爆发祸首之一。德国为履行与奥匈帝国的盟约,在萨拉热窝事件后肆意放纵奥匈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最终激怒了俄国。而英法为履行与俄国的盟约,又在俄国卷入战争后相继卷入大战。
联盟不是必然会带来安全,相反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成为陷阱,把大国拖入战争的泥潭,甚至衰落的轨道。反思一战,如此僵化的同盟体系之所以会形成,与当时欧洲在德国的带头下相继放弃“均势外交”不无关系。
俾斯麦时期,德国坚持“联奥、拉俄、亲英、遏法”的外交策略,与周边各国保持着富有弹性的关系。
然而,此后的德国采取了“不全宁无”的简单化、情绪化的外交思维。拒绝与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促成法俄结盟,德国丧失了一根约束盟友奥匈帝国的缰绳；同时坚持对法遏制政策,法德关系始终紧张。
萨拉热窝事件则是“小国绑架大国”的极端表现,最终推倒了一战的多米诺骨牌。
对于将今日世界看做一战前翻版的人来说,日本与当年的法国神似—同样处在衰落期,同样因被邻国夺走了次强的地位而懊恼不已,而俄罗斯则堪比当年的奥匈—与中国山水相连,对外十分强硬,自身国力却十分有限。
然而,这种类比显然没有将中国对这两国的态度考虑在内:
一方面,中日关系虽然处在低谷期,但中方态度灵活,而且造成当前中日关系僵局的责任完全在日方。
另一方面,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始终秉承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定位,两国领导人更相继表态,结盟对中俄来说是一种“过时的关系”,既然如此,更不用说德奥一战时的“同盟”关系了。
与百年前以武力威慑周边的德国不同,习近平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四字方针。
以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为例,前十年双方贸易额超400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在去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未来打造双方合作的“钻石十年”,力争在202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万亿美元。
而且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多次访问周边国家,与四邻分享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当前的东亚看不到一战前德国外交死局的影子。
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老牌强国之间总是难以避免冲突甚至战争,像德国一样与英国发生冲突,成为一些持此论者眼中中美两国不可逃脱的宿命。
事实上,德国在一战中与英国爆发冲突,与其说是“宿命”,不如说是错误选择。德皇威廉二世认为,重走英国拓展殖民地的老路是德国崛起的唯一途径,这意味着几乎处处与英国的世界霸权对着干。
德国称霸的企图,与英国维持欧洲均势的政策相悖；德国疯狂扩建海军,触碰了英国敏感的海权神经；德国争夺“日光下的地盘”,必然越来越多地闯入占有殖民地最多的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德冲突在所难免。
反观中美关系,较之当年的英德关系要复杂和微妙得多。说复杂,中美之间合作与摩擦并存,而且摩擦还存在于多个领域,比如网络安全问题、贸易摩擦、美军对华侦察等,但更重要的是双方均明确认识到管控摩擦的必要性。
中国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认为当今的国家间关系已经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一个新兴大国想要发展,完全可以在交往所产生的增量中找到空间,而不必与老牌强国争夺存量。
有赖于这种认识,今天的中美利益深度融合,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挑战上有着密切合作,业已存在的如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沟通机制正在一点点地增加彼此的了解。中美间频繁交流与百年前剑拔弩张的英德关系截然不同。
西方对“一战重演”的恐惧,归根结底是惧怕新兴大国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确,中国这头睡狮已经醒了,但它给世界带来的不是颤抖,而是和平与安详。
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没有扩张与侵略的基因,中国一直并将继续向世界证明,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
国际问题分析员 文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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