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译自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希特勒的世界或许并不遥远》（Hitler's world may not be so far away）一文，译文有删节。斯奈德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黑土：大屠杀的历史和警示》（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书。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相信我们拥有一种“道德本能”。或许我们会想象，在未来的某次灾难中，我们可能会成为拯救者。但如果国家消亡，地方体制堕落，经济激励导致杀戮频发，没有几个人还会表现良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在道德方面优于1930至1940年代的欧洲人，或者认为自己可以抵抗得住希特勒成功灌输的思想。
对犹太大遭屠杀的背景的遗忘，让我们相信自己不同于纳粹，掩盖了我们其实无异的事实。我们和希特勒同在一个星球上，我们有着某些相同的成见，我们或许并没有像自己想的那样真的发生了多少变化。
犹太人大屠杀源于这样一种观点：没有人的本能是道德的。希特勒将人类形容为为了有限资源，注定陷入自相永久血腥争斗的不同种群的成员。希特勒认为将他人视为自身（或者爱人如爱己）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无论这种观点是宗教的、哲学的还是政治的。他认为，传统的道德伦理形式是犹太人的产物，并认为传统的国家将在种族争斗中消亡。特别是，希特勒还错误的否认农业技术可以改变人类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希特勒提出“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概念，意为“栖息地”或“生态位”。在希特勒看来，为了满足食物需求以及繁衍后代，各个种族都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自然决定了优等民族统治低等民族，让后者挨饿。由于每个种族都有繁衍和征服的内在欲望，所以争夺将无休无止。
同时，“生存空间”还意味着家庭生活的舒适与繁荣。希特勒认为，追求快乐与安全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由于生活标准永远是主观的、相对的，所以对快乐的要求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生存空间”将两个论点结合起来：人类是没有头脑的动物，是充满嫉妒的部落，永远想得到更多的东西。这种说法将生活本身与生活方式混淆起来，以个人舒适的名义激起生存主义者的情绪。
希特勒不仅是民族主义者或独裁者。对他来说，德国政治只是恢复自然状态的一种手段。正如他所说：“一个人不能因政治边界的存在而偏离永恒权利的边界。”同样，将希特勒定义为反犹主义者或反斯拉夫主义者也低估了纳粹思想的实质。
他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思想并非是碰巧极端化了的歧视，而是把包括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连贯在一起的世界观的必然产物。通过将犹太人视为造成地球不和谐的生态缺陷，希特勒将全球化中不可避免的紧张态势进行诱导和个人诠释：唯一合理的生态体系就是要消除一个政治敌人，唯一合理的政治就是要净化这个地球——实现这些目标，就要摧毁其他国家。
希特勒掌权后的德国出现了变化，然后是1938年和1939年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将犹太人从公民变为剥削对象。通过将最终的敌人拉拢为暂时的朋友，希特勒最终赢得了欧洲战场上的胜利。1939年9月，德国从西部入侵波兰后，苏联便从东部入侵波兰。《苏德边界友好协定》将波兰进行最后的瓜分，确立了苏联对另外三个巴尔干国家的占领。随后，苏联又迅速驱赶或杀害其西方新占领地上的社会和政治精英。1941年6月，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时，德国军队和纳粹党卫军领导的别动队首次与曾遭受苏联式国家破坏的人们交手。
巴尔干国家与波兰东部的国家制度遭受了双重破坏，第一次是被苏联破坏，第二次则是被纳粹德国破坏。而正是这种双重破坏，使这里成为“最终解决”思想演变为大屠杀的试验场。德国人在反犹太主义者和希望恢复国际地位、洗却国家战败耻辱的人中找到了政治同盟。他们还在那些希望把与苏联勾结的罪名转嫁到犹太人少数群体身上的人中找到了更多同盟。这些射杀犹太人的德国人也发现，自己远比他们的领袖料想的更为冷血。不仅是别动队，德国警察和军人也杀死了大批犹太人。
在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犹太人是罪恶之源这一纳粹思想获得了极大反响：当地斯拉夫人和巴尔干人或为先前国家的灭亡寻求复仇，或为与苏联勾结而寻找托词，或为偷盗犹太人财务而寻找借口，而德国人则将犹太人与所有对德国真实或虚幻的反抗行为联系起来，希特勒也因战况的扭转而将犹太人视为眼中钉。
1941年12月，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反击纳粹德国，美国也加入战争。希特勒将全球联盟的缘由归结到全球犹太人身上，并号召消灭全部犹太人。此时，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蔓延至苏联大旗下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1942年，德国的大屠杀政策也向德国在1941年之前占领的西部地区回归：西欧的战败国，中欧和南欧的同盟国以及德国自身内部。德国犹太人并不是在战前的德国被杀害，而是被送到已经没有国家的欧洲东部，在那里被杀害。大屠杀在虚弱的国家蔓延，但没有扩散到更大的范围。在政治结构仍然存在的地方，它们为希望帮助犹太人的人们提供协助和手段。
正如希特勒自己所知，还有一种政治方法可以代替生态恐慌与国家灭亡：在国内发展农业技术而非在国外追求“生存空间”。希特勒坚持认为这只是犹太人的谎言，而事实上，这种应对不断减少的资源的科学方法，对德国人来说远比无休止的种族战争更有希望。科学家（许多是德国人）早已准备好改进农业，即“绿色革命”。
如果希特勒没有发动这场最终导致其自杀的世界大战，他将会活着看到欧洲的问题将不再是食物短缺，而是食物过剩的那一天。1989年，希特勒出生100年后，尽管全球人口和食物需求大幅增长，但全球食品价格只是1939年时的大概一半。
纳粹思想将过去的（种族帝国）模式和似乎十分迫切的对未来的召唤（生态恐慌）结合起来，关闭了深谋远虑的安全阀。如果过去和未来除了挣扎和稀缺以外一无所有，所有关注点就将聚焦于当下。为了摆脱危机感，心理上的解决方案超过了对未来进行思考的实践方案。希特勒认为犹太人这一超自然的因素才是破坏生态系统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和拯救。在被定义为是人类物种和整个自然秩序的永恒威胁后，犹太人就成了紧急和非常措施的目标。
对苏联的殖民战争本该是验证希特勒的自然观正确与否，应当是将德国从难以忍受的幽闭现状拯救出来的运动。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将数百万德国人送上了居住着数百万犹太人的土地。这是希特勒想要的战争，1938年、1939年和1940年的行动是战前准备和即兴表演，积累破坏国家的经验。东部战线的战争进程制造出了两个根本的政治机会。首先，斯拉夫人的动物图腾使得对他们的政体的消除被“合法化”，也给区域性大屠杀制造了机会。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命运的不确定揭示了希特勒思想的政治逻辑——生存空间与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实践关系。
在纳粹看来，战争既可以是殖民主义的（从斯拉夫人那里抢地盘），也可以是反殖民主义的（削弱犹太人对全球的统治）。由于为争取“生存空间”进行的殖民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纳粹党转而强调应从犹太人统治下拯救地球——因为犹太人被认为抑制了较强的种族，只有他们的灭亡才可以确保胜利。
1942年，在被占领的波兰，大部分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的聚居区并被毒死，正如在特雷布林卡地区一样。在华沙，饥饿的犹太人被面包和果酱的承诺欺骗，被赶去驱逐点。如果党卫军头子希姆莱认为，比起他们消耗的能量，他们的劳动带不来同等的价值时，就会下令杀死他们。
两代人之后，由于绿色革命的出现，对饥饿的恐惧已不再主导选民的情绪和政客的词汇。公开表达反犹思想在西方很多国家已成为禁忌。然而，我们喜欢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幻想摧毁政府，我们诋毁科学，我们梦到灾难。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些世俗阴谋的受害者，我们就正走在希特勒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相信大屠杀是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或是任何其他人根深蒂固的本性使然，那么我们就正在进入希特勒的世界。
希特勒相信，在全球流通的时代，繁荣的概念已经变成相对的、流动的，而这是对的。1945年，德国战败，他追求生存空间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绿色革命满足了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需求。它不仅提供了所需要的食物，更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富足的希望。然而，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解决方案是永恒的，支持科学的政治选择赢得了时间，但也不能保证未来的选择就是好的。另一个有点像德国人在1930年代面临的抉择时刻，可能即将到来。
绿色革命可能是区分我们与希特勒的世界的一个最重大的发展，不过或许它也即将到达极限。这不是因为在地球上有太多的人，而是因为地球上有更多的人就有更大的需求，需要更安全稳定的食品供应。
世界粮食生产在1980年代达到顶峰，2003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进入21世纪，世界粮食库存从未超过几个月的供应量。在2008年炎热的夏天，火灾导致主要食品供应商同时停止出口，迫使玻利维亚、喀麦隆、埃及、海地、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莫桑比克、乌兹别克斯坦、塞内加尔、也门等地发生因食品而起的暴动。2010年的旱期，农产品价格再次飙升，导致一系列抗议、种族清洗和中东革命事件。叙利亚连续四年的干旱使农民被赶到拥挤的城市，内战随之开始。
地球正在变化的方式可能会让希特勒主义者对生活、空间和时间的描述看上去貌似更合理。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在本世纪增加四度，这无疑将改变地球上大部分人们的生活。气候变化不可预测，这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如果冰盖坍塌，太阳的热量会被海水吸收而不再反射回大气层。如果西伯利亚的冻土带融化，甲烷会从土壤中冒出，在大气中收集热量。如果亚马逊丛林消失，它就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或许，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风暴、无情的干旱、相关的战争和南北迁徙后，人们对资源安全性的期待将受震动，让希特勒的主张更能引起共鸣。
全球化既不是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它只是一种历史条件。一个如气候变化这样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问题，显然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找到一个全球性的敌人。
当美国人想到大屠杀的时候，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这样的罪行。毕竟，美军在二战中站在对的一方，但现实却更为复杂。罗斯福派遣种族分离的武装部队去解放欧洲的同时，美国国内的反犹思想就十分突出。
大屠杀在美军诺曼底登陆时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虽然他们解放了一些集中营，但美军没有到达任何一处主要的大屠杀现场，也没有看到东线的数百个坑刑点。正如英国在贝尔根贝尔森的审判一样，美国对毛特豪森集中营警卫的审判，帮助犹太人受害者恢复了战前的公民身份。这容易使后人忽略基本事实——国家灭亡造成的公民身份遭拒，造就了大规模犹太人遭谋杀。
对国家权力和大屠杀之间关系的一个误解构成了一个美国版本的大屠杀传说的基础。这个传说在21世纪之初盛行：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故意把人们从自负国家的种族灭绝中营救出来。按照这个推理，一个国家的毁灭可能更多关乎援救而不是危险。2003年入侵伊拉克诸多错误中的一个就是认为政权的更迭必须是创新的。这种理论认为，破坏一个国家和它的领导精英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自由和正义。
大屠杀往往发生在内战和政权更迭中。这是纳粹德国的蓄意所为，旨在通过人为创造国家破坏状态，然后将后果引向犹太人。
入侵伊拉克造成的死亡，不比伊拉克前政权的杀戮少。它让伊拉克执政党成员被迫遭到宗教清洗，并且为全国的混乱局面做好了准备。美国入侵者最终选择站在最初被他们打败的政治集团一边，他们迫切希望恢复秩序。他们承诺撤军，而在这之后便是伊斯兰动乱的兴起。2003年对伊拉克的破坏，以及2010年盛夏发生的政治动乱，为2014年“伊斯兰国”（ISIS）的恐怖分子提供了空间。一个常见的美国式错误，就是认为国家威权消失了就能自由了。
对纳粹德国的一套固有认识是，这是个有一整个阶层的公民被划分、压迫并最终消除的强大的国家。这并不是纳粹做到大屠杀的方式，他们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一点。大屠杀中绝大多数受害者并不是德国公民。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比生活在被德国摧毁的国家中的犹太人更容易生存下来。
纳粹知道在他们能够进行自我革命之前，他们需要走出本国，蹂躏周边的国家。不仅仅是大屠杀，所有德国的重大罪行都发生在国家制度被破坏、废除或是严重妥协的地区。纳粹德国杀害了550万犹太人，俘获超过300万苏联战俘，并且有大约100万平民在所谓的反游击战中被杀害，这些都发生在无国家主权的地区。
当大屠杀被归咎于现代国家之错时，对国家权力进行削弱看起来是有益的。右派人士认为，国家权力被国际资本主义侵蚀是自然的，左派人士认为，群龙无首的革命才是正直道德的。在21世纪，无政府主义的抗议活动和全球寡头政治友好的扭打在一起，它们之间谁也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它们都把国家看成是真正的敌人。左派和右派更担心的是秩序，而不是秩序的破坏或缺失。
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右翼政党的无政府主张和经济自由主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正如所有经济学家所知，市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不会表现得完美无缺。在宏观层面，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容易受到商业周期末端的损害。理论上说，市场都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实际上，在市场恢复之前，由经济崩塌诱发的人类灾难可能会带来深远的政治后果，包括资本主义自身的终结。
在微观层面，理论上讲，公司提供人们需要并能负担得起的货物；但实际上，公司在追求利润时会产生它们无法弥补的外部代价。有关这种外部效应的经典例子就是污染，它不损耗生产者一分一毫，却伤害了其他人。
一个政府可以将一部分成本分配给污染防治，从而内部消化这一外部负面效应，减少不想要的不良影响。将导致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污染的成本进行内部消化会很简单。反对者需要一个信条去抗议这种被称作反资本主义的行动——尽管这种行为短期内依赖市场，而放眼长远则将保护市场。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认为这个信条是：科学不过就是政治。气候变化的科学原因清楚明了，但一些美国人声称科学发现只是为那些与之共谋的政客们所做的掩护，因此否定科学的正确。
虽然没有美国人否认坦克能在沙漠中作战，但有些美国人却在否认沙漠正在扩大的事实。虽然没有美国人否定弹道学，但有些美国人却在否定气候科学。希特勒曾否定科学能解决食物的基本问题，却也曾假设科技可以帮助开疆扩土。看上去似乎追崇科学调查的等待毫无意义，而即时的军事行动才是必要的。就气候变化来说，对科学的否定让军事行动而不是对科技的投入愈加正当合法。
如果人们不能自己肩负起气候问题的重任，他们将会把这些相关灾害的责任推脱到其他人那里。对气候变化理论的否定阻碍了科技的发展，这可能会加速真正大灾难的到来，进而反过来让毁灭性的的想法变得更加可信。这样的恶性循环便由政治堕落变为生态恐慌开始了。继非洲、近东地区和中国承受后果之后，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也终将降临美国。到那时再采取行动恐怕为时已晚。
市场和自然不可混为一谈；市场依赖自然而存。气候并不是可交易的商品，但却是这些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以谋取经济利益之名，宣称一小部分人拥有毁灭全世界的无上权利，这恰恰反映了一个关键的概念问题。权利意味着限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界限，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能因另一个人的需要而被贬低。每个人都拥有权利抵制气候恶化而不被卷入“行星阴谋”或命中注定毁灭的种族之中。他们拥有权利让家乡不被称为所谓的栖息地。他们拥有权利让自己的国家不被毁灭。
国家的作用就是对权利的认同、支持和保护，这也要求国家要创造出权利能获得认同、支持和保护的条件。当国家不存在，从任何角度而言，权利都不可能维系下来。国家并不是被授予、利用或是抛弃的结构，而是长期默默无闻努力下的结果。政治想法既不具毁灭性也不关乎批判，而更像是历史赋予的对多元国家结构的想象，是对当下的一种劳作，为的是今后子孙的生活和舒适。
一个国家的维系是为了创造一种持久感。当我们缺乏对过去和未来的感受时，当下就像是摇摇欲坠的平台，作为行动的根基并不稳固。如果没有人从过去学习经验，或是没有人相信未来，对国家和权利的维护就无从谈起。存在历史意识让人们能够承认意识形态陷阱，也会激发人们对那些要求即刻做出行动的怀疑——因为万事都可能突然改变。
对未来有信心，则可以让这个世界看上去不止是希特勒描述的“精确测量的空间表面积”。 时间，作为第四维度，可以让空间的三个维度看起来不那么狭小。相信持久是对抗恐慌的良药，是对一时蛊惑人心的宣传的最好的补药。对未来的感知需要从现在建立，需要在我们对过去所知的基础上建立，从增加在日常生活三维之上的第四维度上建立。
在气候变化这件事上，我们知道国家可以做什么来控制恐慌。我们知道从植物中提取营养比从动物身上更简单且成本更低。我们知道农业生产力持续提高，而海水淡化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知道能源的高效利用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知道政府可以为碳污染定价，可以向其他政府保证未来减少碳排放，并评估其他政府承诺的兑现。我们还知道政府可以激励更好的能源技术的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甚至会更便宜。核聚变、高级核裂变、潮汐能和非作物生物燃料都为新能源经济带来真正的希望。长远来看，我们将需要从大气中捕获并存贮二氧化碳的技术。这一切不仅可以想象，还可以实现。
国家应当投资科技，这样才能冷静的思考未来。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为何这是明智的选择。有效预防大规模杀戮的方法是渐进的，而这些英雄却是无形的。一个持久国家的概念无法胜过人们的极权愿景。在这个黑色星球上，没有任何绿色政治可以像鲜红血液一样令人兴奋。
但对抗邪恶需要的是从健康合理的而非引起共鸣的声音中获得灵感。自然和政治的多元、秩序和自由的多元、过去和未来的多元都不如上世纪极权主义的乌托邦让人陶醉。任何统一体都是形象上美好、逻辑上迂回、政治上专制。
给那些寻求极权状态的人提供的答案不应是无政府状态，那并非极权状态的敌人而是其仆从。答案是深思熟虑的多元体制——一个不断创造出差异化的工具。这是关乎想象、成熟和生存的问题。
（翻译：尉艳华 唐凤娟 编辑：曾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