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 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 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
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 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 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 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 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
注释：
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 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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