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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毁灭》剧照 [url=][保存到相册][/url] |
1945年4月20日的柏林，血腥与绝望在流弹的缝隙中流淌，惨叫与呼号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回荡，死亡犹如压阵的乌云，正悄悄布满柏林的上空。德国电影《帝国的毁灭》将镜头对准了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灭亡前最后的12天。凭借着沉重而严肃的历史视角，该片不仅票房大卖，更是摘取了德国顶级电影荣誉奖之一的巴伐利亚电影观众奖。编剧伯恩·艾钦格（Bernd Eichinger）深信，《帝国的毁灭》对许多仍旧沉浸在二战伤害中的德国人来说将是一次情感的释放，借此将治愈留在他们心底的战争创伤。但是，伴随着这一情感的宣泄，来自各界的赞誉与批评也排山倒海而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影片中对希特勒形象的人性化塑造——影片中的他苍老而绝望，面临着众叛亲离的绝境，也会流泪，也会恐惧……希特勒竟然也可以这样演绎吗？究竟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历史？
柏林人民剧院在公映当天打出巨幅标语：“德国有自己的过去。虽然有些不堪，但它有个不错的生意，那就是希特勒！”德国评论家弗兰克·希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在《对希特勒的再发掘》中说道：“这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它第一次，不再用一个魔鬼的视角来阐释德国历史上的这个人物。”但是，德国历史学家戈洛曼却不无愤慨地批评道：“这么一个历史罪人，怎能如此呈现？况且这些细节都不是历史关键，他们与纳粹和大屠杀毫无关联。”当时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也指出，“省略历史情境地再现历史，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它意味着某种倾向性与不真实”。更有学者担忧影片的出现，昭示着德国民族主义和新纳粹势力的抬头。英国的《观察者》杂志亦在文化版头条打出黑底红字的醒目标题——德国人要原谅希特勒吗？美国《综艺报》称：“这部电影，无疑将因其对人物和主旨的人文主义表现引发争论。”
确实如此，在这么一部影片中，艺术表现的人性化与历史真实的客观性，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更重要的是，对于德国人来说，怎样面对希特勒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沉重话题，更是一个如何面对德国历史，如何开创德国未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因此，伴随着媒体层面的热烈讨论，历史学界亦掀起了波澜。最直接的反映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探讨二战罪责的“历史学家之争”的两方阵营再度交锋，在45届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展开了专题辩论。“历史学家之争”的右派主将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提出，对于相当一部分德国人来说，甩掉希特勒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的确成了他们新生的动力。“由于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稳定，以及德国声誉在国际上的提升，已经让很多德国人厌倦了对自我的控诉，并且战后出生的新一代德国人也已经不再认为自己对历史是有责任的”。然而，在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看来，历史永远不该被遗忘，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需要整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深刻反思，民众对历史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双方各持己见，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反思与再阐释，努力为他们眼中的德国未来进行建设性的展望。在这其中，影片的原著作者，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阿斯姆·费斯特（Joachim Fest）的观点值得关注——他不仅不完全认同诺尔特的激进立场，也反对哈贝马斯普遍道德化的历史观。可以说，在整个论争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严谨审慎的思考态度。
其实，早在撰写《希特勒》一书时，他就以真实而客观的笔触描绘了希特勒的一生与二战的恐怖。这种书写方式，与那些只喜欢探究希特勒是否还活着的作家，形成了强烈对比，也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在2002年，他写出了《帝国崩溃：希特勒与第三帝国的灭亡》，即影片《帝国的毁灭》的文字版本。这不仅是费斯特二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是其希特勒研究的巅峰之作。在书写过程中，他放弃了简单的善恶对立的评价方法，而是完全从史实出发，向读者展示了希特勒立体化的整全形象。他说得很清楚，对希特勒的全面反映，将是德国走出阴影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费斯特眼中的希特勒，与历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那句名言“他与其是德国的一场浩劫，毋宁说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有着某种惊人的共通之处。在费斯特看来，要分析希特勒这个人物，必须要从他取得政权的社会背景出发，要重视历史的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他并不认为希特勒的上台仅是大萧条产生的经济恐慌的直接后果。相反，他提出，希特勒的成功，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根源并且与德国一战后的世纪末情绪息息相关。
首先，费斯特认为，只要用心去审视德国的历史，就不难在中世纪的皇帝们身上、在腓特烈大帝身上、在铁血的俾斯麦身上，看见潜在的希特勒的影像。他不仅是普鲁士和俾斯麦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也是德国历史的完结者。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承续性使得他的崛起成为可能。人们在他那里看到了德国一以贯之的高傲文化概念，以及充溢其中的民族自豪感。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极权主义的蛰伏形态。其次，经历了1918年秋天的那场失败之后，大批还沉迷在1870—1871美梦中的德国人，忽然发现他们原来信奉的那些准则已经完全崩溃了，国家内部除了持续的混乱之外，就是大规模的失业。那充满报复恶意的凡尔赛条约不仅让德国人背上了似乎永远也偿还不清的物质重负，更导致了战胜国施加于其上的心理上失衡。此时，一个愤怒的民众团体形成了，他们在期待着一个领袖和引路人的出现。紧随其后的全国性通货膨胀，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大大激发了这种愤怒的心情。所有的责任，都被加之于已经四面楚歌的魏玛共和国。就在此时，希特勒利用了这一情绪和30年代持续上涨的愤恨，在全国各地强化这一危机，同时极尽全力地向民众们展示危机祛除后的美好世界。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让长期经受痛苦折磨的德国民众，无不为之欣喜若狂，所有的顾虑都在希特勒的激情演说中被一扫而空。这就是希特勒取得政权时的随附现象，它让德国人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自我。正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发展，才最终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因此，如果不能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入手，不从其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入手，根本无从考察希特勒上台并且最终取得政权的原因。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找出，当时人们陷入对希特勒狂热崇拜并且忠实追随的根本原因。
在费斯特看来，希特勒确实是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他的一生不仅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剧，也赢得了数以万计民众疯狂的崇拜。在战争期间，确实没有一个国家产生过在演说上能与他一较高下的人；没有一个国家产生过拥有如此组织能力和战争天赋的人。但是，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度，产生过像他一样极端和激进的人。对此，费斯特犀利地写道：“所有的世界强国，从罗马帝国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的法兰西到大不列颠帝国，尽管相互之间有着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与自由。独独希特勒并不是这样。在占领和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在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中，他放弃了所有理想性的掩饰，也根本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对他的统治来进行粉饰。”
在希特勒的一生中，始终催促他前进的，是强者有生存权利的史前文化的行为准则。这一赤裸裸的史前法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像他这样抛弃所有的文明。
费斯特的分析，以其鞭辟入里的历史阐释、丰富翔实的历史材料见长。他对希特勒掌握权柄的历史溯源、社会思潮有着深刻的洞见。同时，他更以拉近历史距离，全面聚焦希特勒的视角，颠覆性地改变了以往的历史书写方式，再一次带领人们追问：希特勒崛起之后的德国失去了什么，他的存在给德国历史带来了什么，他的死又使得哪些东西不可挽回，哪些东西重新获得？
可以说，这部严肃而沉重的影片，不仅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历史论争的反响，也传达了费斯特本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还历史人物一个空间。让德国人自己来面对历史，自己来面对本民族加于己身的历史责任。它的震撼之处在于超越了一般战争片的说教意味，而是通过客观而全面的人物塑造，传达出了德国人痛苦的自省，这自省中没有掺杂一丝的虚饰和隐瞒，却要让世人真正了解那场导致600万犹太人被杀、各国共计5000万人罹难的悲剧。过分的扭曲和夸大那段罪恶的历史，事实上并不正确，它不能代表一份真诚的反省态度。只有真正客观冷静地反思和再现，才是富有勇气的行为。影片中，有一段空袭过后的片刻宁静——被轰炸得焦干的土地上，有一朵残存的美丽的水仙花，傲然挺立在鲜血和死亡之上。一抹亮色投在孩子蒙灰的面庞之上，家园和故土在一步一步地重新到来。脆弱的花朵、无助的孩童，犹如些许微弱的生命之光，虽则暗淡，却闪现着动人的光泽……这是影片给出的结局，亦是德国走出那段历史的真实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