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既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也随之而发展，人才之盛，逐渐超过了北方。南北人才的交替，在过程上要比户口的升降和产业的消长来得缓慢。在唐代中叶以后，如前所述，南方在人口和产业两方面都已显示出超越北方的趋势，可是在人才方面，却仍然是北方全盛的局面；直到五代，南方人才超越北方的趋势才显现出来；宋代以后，南方人才的优势已经确立。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以文化修养的程度为基础，因此可以从统治阶层和科举登第者的地域出身看南北人才的交替。
北方人才的全盛与衰落
隋代至唐初，在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属于从西魏、北周以来一脉相承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隋炀帝曾任扬州总管，因此提拔南方人士，炀帝一朝，南方人在政治上的分量逐渐加重。但是唐朝建立以后，情况又有改变。唐代的统治阶层，除了前述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之外，又有关东地区的世家旧族。到武后以后，提倡进士科，以科举考试提拔寒门士人，来和关东士族相抗衡。但是尽唐一代，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仍然多出身于世家旧族，而这些世族子弟，多出身于关东地区，来自其他地区与南方者甚少。统计新、旧唐书列传与世系表中，自唐肃宗至唐末的人物，其出身于大族的情况如下：
资料图
上列统计显示，唐代政治上的人才仍然以出身于北方者为多，而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上的人才已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来，因此又是以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基础。北方世族有世传的家学，注重子弟的教育，学习环境又好，因此人才辈出。
不仅如此，唐代科举试卷并不弥封，举子多事先设法揄扬自己的声誉，居住在长安与洛阳两京有种种的便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常谋长居京邑以求出路。因此唐代大族多欢迁移往两京附近居住，聚居这一带的世族子弟成为唐代官吏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南方大族陆氏，也走向同一路途。如陆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贽父初葬
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旧唐书·陆贽传》）；又如陆扆，“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旧唐书·陆扆传》）。及至唐末五代的大动乱，世家旧族饱受摧残，居于两京附近的官吏之家遭祸尤多，于是北方人才自此一蹶不振。五代为武人政治时期，统治北方的武人，其文化水平自然不能与唐代的世家子弟相比。
南方人才的兴起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士人已有南迁的情形。梁肃于大历十四年（779）撰《吴县令厅壁记》：“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八○四）。上元（760—761）是唐肃宗的年号，这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十余年后，梁肃讲南迁到吴县的衣冠之家要占当地编户的三分之一，用语或有夸张，却可见人数的众多，已给人深刻的印象。这波因乱南迁的人潮，和类似前述吴郡陆氏家族因仕宦而北迁，正好走的是相反的地理方向。南迁的衣冠之家，对于南方文化水平的增长，应有所贡献。唐代晚期，江南东、西的教育、文化都日有进展，科举登第的士人在数量上虽仍无法和北方相比，但比起中唐以前也有所增加。
到了五代，中原丧乱，民生凋敝，文物残缺，而南方却较为安定。特别是南唐统治之下的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颇有可观。
马令《南唐书·儒者传》序：
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
当时南唐境内，学校兴盛，藏书之多，亦为天下之冠，不仅书多，校雠尤其精审。可见南唐文风昌盛，为五代文物荟蔚之区，下开宋代南方的文风。
宋初政府的高级官员，多为北方人。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教育的普遍，南方人才逐渐出头，于是在人才选拔上有南北之争。当政的北方士大夫，对于南方士人多方压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江西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河北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真宗特令召试。晏殊属辞敏赡，真宗深为叹赏，可是宰相寇准却“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己未”条）。其后宋真宗起用王钦若为相，王钦若曾告诉别人：“为王子明（旦）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条）。王钦若是江西临江军人，王旦则是河北大名府人。由于南方文化水平已高出北方，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录取的人数远超过北方，北方人于是争取保障名额。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发生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理由是：
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佰。而开封、国学、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他虽然指出中第者少的路分在南、北都有，可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已在北方五路中占了大半；而没有讲出来的，却是东南两淮、两浙、江东西、福建、成都府、梓州等路中第者所占的比例太高，而这几路占了南方路分的大半。
司马光
欧阳修代表南方的观点，反驳司马光的主张，指出：
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
欧阳修所说的北方士人在发解时，比起南方士人来讲，已经是“十倍优假之”，是指宋代的科举考试，在地方上州、军举行解试时，每一州、军各立有一个解额，多少不等，北方各路的州、军由于应考者少，相对来讲解额比较宽，通过容易，东南各路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应考者多，相对来讲解额比较窄，通过也较难。他认为北方士人获得发解已经比较容易，学业程度自然无法和南方士人相比，如果到中央的省试又再给予特殊优待，那对南方士人实在太不公平。北方的要求保障，正显示了北方人已无法在科举上与南方人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用人，逐渐以南方人为多。
欧阳修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闻天圣（1023—1031）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1094—1097）、崇宁（1102—1107）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上引札文所讲宋仁宗时起自南方的名臣中，“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仍有讨论的余地。范仲淹虽然祖籍在苏州，但出生在京东路的徐州，两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又随母亲改嫁而迁到同路较北的淄州，以后读书也在北方。欧阳修虽然祖籍是江南西路的吉州，但出生在四川的绵州，四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到京西路的随州定居，依靠叔父，后来应考解试也在随州。尽管如此，陆游所说北宋中后期整个大趋势的演变，却无可置疑。南宋时人列举各类天下第一，其中就有“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和国子监书、内廷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及其他多样物、人并列。两浙、江东西、福建、四川，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都是人才最盛的地区。在学术上，北宋的学术中心尚在北方，到宋、金并立的时期，学术中心已转移到南宋所在的南方来。这种情形，延续到元代统一南北，仍未改变。
元代要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考试，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政府用人都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汉人、南人受到压抑，而南人所受的待遇又不如汉人。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很多人转向书院之中讲学，培育人才。学者据王圻《续文献通考》统计元代书院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才的孕育，仍以南方为盛： 江西（73）、浙江（62）、福建（55）、湖南（37）、江苏（26）、广南（24）、四川（23）、湖北（19）、安徽（17）。（以上南方）山东（22）、河北（20）、山西（10）、河南（10）、陕西（7）。（以上北方）
上列统计数字自然不完备，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
显然这时南方的书院要比北方多出甚多，连宋代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广南，到元代也有了不少的书院。这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心往南方的移动已经完成。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