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京沪等超大城市严控"大城市病"、加快产业转型等原因，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显减缓。
对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不难发现，近5年北上广深的人口流入已经在明显减缓。从2000年到2010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年均增量分别为60.4万、62.8万、27.6万、33.5万人。但是2010年到2015年，北上广深年均增量分别为41.86万、22.74万、16.06万、20.42万人。近五年四大城市年均增量均大幅减少。
以下是最近五年北上广深人口流入情况：
注：数据来自各地政府统计公报或人口普查数据。单位：万人。
据记者统计，过去5年，常住总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北京，共增加了209.3万，5年增加了10.67%；上海5年共增加了113.37万人，位居第二，不过增幅仅有4.9%，在四大一线城市位居末尾。深圳的总人口增加了102.1万，增幅也达到了9.86%，仅次于北京；总量增加最少的是广州，5年仅增加了80.03万，是四个一线城市中唯一一个增量低于百万的城市。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
放缓原因何在
近五年，四大一线城市人口的减缓，都有哪些原因呢？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谈笑风生 。”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大城市病"。为了从病根上破解这些问题，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北京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万人。这是本世纪来，上海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81.6万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万的外来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分析称，2015年减少的15万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以外来务工人员居多，这与房地产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主要是与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
广州、深圳虽然人口也属于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但与北京和上海有较大差距。根据《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到2020年，广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即5年内广州还有450万的人口增量空间。过去5年，广州人口流入放缓，主要跟近几年广州自身产业发展转型缓慢、新兴产业发展薄弱有关。
深圳的情况又与北上广有所不同。目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未来型产业的布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体现了强大的功能。反映在人口增量上，深圳近五年的人口增量分别是10.95万、8万、8.15万、15万、60万。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股市和楼市热之下，深圳的人口增加了60万之多。尽管目前深圳在四大一线城市中人口总量最少，但面临的人口压力也不小。面临用地窘境，地王频出的深圳，未来5年将继续填海工程。
穷人先被逼走？
控制人口规模，就必然要选择让谁来、不让谁来。毫无疑问的，收入较低的群体是各城市首先控制进入的对象。而这群人恰好是特别需要改善生存状况的。人口集聚的大城市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为何还要阻碍他们利用机会呢？
在限入、赶人的过程中，收入稍高的外来人口也深受其害。限入、赶人一般是通过各种资格、证件来进行。为了准备这些资格证明、证书，外来白领也要付出巨大的精力。比如，一名中关村的白领，为了女儿入学，办了20多道证明。为何要把中国人的精力浪费在无限的文牍上呢？
可以理解的一种思维是，本地人或先进入的人误以为更多的人口将给他们造成竞争压力、增加他们生活的不便。他们不懂的是，外来人口多，意味着合作者多，这只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生活更加方便。至于人口和公共服务的所谓“矛盾”，其实也是不存在的。人口集聚，医疗、教育办起来其实更方便，但这需要对市场松绑。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人口并不会无限集聚。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人口中心会涌现，这会分流特大城市的人口迁入。那种对人口失控的恐慌情绪完全没有必要。或许，到了某一天，这些特大城市还会为人口迁出而焦急呢。（搜狐财经、第一财经日报、新华社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