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南京方面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对垒。宋美龄一方的主和派逐渐占领上风，并把“讨伐”主张划入一种阴谋论中。南京方面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自端纳到西安后，宋子文也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于20日携随从飞往西安，代表宋美龄进行和平劝说工作。但是即使到端纳赴陕的14日为止，张、杨都态度坚决。当晚8时，两人在西安广播电视台发表谈话，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其“能有最大的反省”。同时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行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造成内乱……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卫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
张学良在看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信
在南京政府主战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张、杨部队连续出现倒戈现象，形势对西安不利。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人，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造成内乱”。16日电告冯玉祥，表示“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乐为”。
17日是关键的一天，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南京高层，称“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表示只要蒋承认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即可恢复其自由，同时，张学良还首次提出了“容共之论”，同意周恩来之提议，即内战爆发西安被围，即对蒋介石“行最后手段”。这一天，蒋介石也给何应钦下达停止轰炸西安的手谕，理由是“中（指蒋介石）于本星期六(19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何应钦不仅照令停止轰炸，还领会了蒋“本星期六前”的含义，若三日内蒋介石未归，武力讨伐则可继续。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自己发动事变是反复思虑后才付诸行动的，即使西安城破，他也做好了“自杀”或“入山为匪”的准备。但在对峙的这几天里，至关重要的苏联对西安事变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意向越发明显，最晚在21日晚8时，张学良就确切得知苏联的态度。至于南京，因蒋介石在19日并未归来，“讨逆军”前线总指挥刘峙杀气腾腾进逼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尽管张学良此时电告中共，希望成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但中共方面的政策已从之前的组建抗日联军转变为和平解决事变，双方都十分为难。
瑞纳与宋美龄
在此时刻，南京方面的主和派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自端纳到西安后，宋子文也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于20日携随从飞往西安，代表宋美龄进行和平劝说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判过程中，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并对新政府人员做了一系列安排。这恐怕是宋想借西安事变之机达到肃清政敌之目的，身陷囹圄蒋介石再被动也不可能赋予他这么大的权力。
不过宋子文对和平解决的乐观态度给张、杨造成假象，客观上缓和了局势。12月22日宋美龄抵达西安，双方于次日在张学良公馆正式进行谈判，恰在这天晚上，中共中央也决心继续保持第三者立场，发电告诉张、杨，望暂不公开西北三位一体军事组织的事。在此情况下，张学良也不愿自己“背负战争罪名”，把和平旗帜假手于人，事情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最后的结果为：蒋介石同意了抗日、联共等要求，并口头保证恢复自由后绝不对西安实施报复，张学良则亲自护送蒋离开西安。24日，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称根据张学良的转告，蒋介石已就之前谈判中对他提出的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进行答复，基本同意红军的要求。周恩来给予蒋介石放弃共产主义宣传、取消苏维埃、服从其指挥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于12月25日关于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
然而就在蒋释前夕，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却发生了很大分歧。总的来说就是杨虎城对蒋不信任，认为仅凭口头承诺便让其离开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以蒋的为人，“他一定会把我们砍头”。而张学良则坚决主张释蒋，并表示自己会扛起全部责任，如果不服，大可开枪打死他，否则就必须依照他的计划行事。直至25日当天，杨虎城和周恩来都“认为（蒋介石）在走之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张学良自然也没有同意，因为他之前已向宋氏兄妹许诺今日释蒋，断不能因一纸文件就食言。
1936年12月25日，由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宋美龄等一行人搭乘飞机离开西安，至此，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告一段落，尽管双方尚未结束对峙局面，但内战的可能性已因蒋介石的归来而大大降低。蒋介石经洛阳回到南京后，满城百姓雀跃庆祝，连鞭炮也燃放殆尽。后来有人将此现象解读为百姓对领袖蒋介石的爱戴和拥护，恐怕有粉饰之嫌。但老百姓为自身避过了一场大规模的兵祸而欢呼则是必定无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