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秋:管仲改革-----最早的政改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今安徽省颍上县),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于丞相任位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
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齐国工商业繁荣发达,依靠国家垄断商业及经营(计划经济)而致富成为强国。
管子
管仲在长达40余年的丞相任期内功成名就。其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2、战国:李悝变法----最早的变法
李悝(kuī)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3、战国:商鞅变法----最成功、最深彻、影响最深的变法
商鞅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当时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执掌秦国军政大权达一、二十年之久。 商鞅生活在诸侯分裂割据、兼并战争十分频繁的战国中期。他为了使秦国富国强兵,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先后推行了两次以“农战”和“法治”为中心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场比较深刻的社会变革,有力地打击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和旧的生产关系,使落后的秦国一跃而为压倒六国的一等强国,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宋朝:王安石变法-----比较有名的变法
王安石是宋朝着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王安石虽坚持三不怕,但是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就动摇起来。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正常的自然现象,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历来对王安石变法,争论不少,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王安石变法最终被罢废。
5、:张居正变法----万历新政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6、清朝:戊戌变法----最壮烈的变法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後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後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後,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回宫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