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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网 2017-05-16 16:01:45 ▲理查德·鲍立克
【导读】对上海近现代建筑和城市发展感兴趣的人，对奥匈帝国建筑师邬达克和他的上海作品肯定不陌生。但是对于另一位同样来自欧洲的德国建筑师理查德·鲍立克，在上海的经历和贡献就鲜为人知了。数年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师侯丽，与青年规划师王宜兵，辗转美、德等国，查阅文献、采访当事人，逐步打捞并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最终完成《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一书。近日，同济大学出版社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办了鲍立克个人生平与大上海都市计划展，并邀请各界人士展开读书汇，为这场展览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历史纵深感。 ▲读书汇现场（摄：朱侃）
无国籍的国际主义者鲍立克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空前剧烈的世纪，在几乎所有领域改写了人类文明进程。生于1903年的鲍立克，在早年经历了一战德国的战败。历经政治与社会动荡，德国在战后获得了短暂的和平，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思潮在各领域也逐渐成型。1923年，鲍立克进入德累斯顿工程高等学院建筑系学习，后转入柏林工业大学，师从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先驱汉斯·珀尔齐格，修读城市设计与住区规划。他这样的教育背景为此后在上海从建筑到城市规划的事业转型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的鲍立克
1928年，鲍立克进入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建筑事务所工作。格氏同样是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一位奠基者，是闻名世界的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他积极提倡建筑设计与工艺的统一，讲究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由此包豪斯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思想，此后成为现代主义风格的代名词。 ▲包豪斯学校的创始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大学期间，鲍立克也曾在包豪斯短暂工作研习，与大师们建立了关系和友谊。在几位现代主义大师的引导下，鲍立克从一开始就以现代主义建筑师为志业。一战后，由于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再度兴起，包豪斯也成为培养左派力量的阵地。现代主义建筑、包豪斯学派和左翼政治思潮就这样彼此交织在一起，鲍立克也在这种氛围下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包豪斯德绍校舍
同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随着法西斯主义势力的逐渐兴起，一大批以包豪斯为代表的进步左派建筑师，不断受到纳粹党人的威胁。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各自流亡海外，如格罗皮乌斯和另一位大师马丁·瓦格纳移民至美国。鲍立克则受到在先前到沪的朋友鲁道夫·汉堡嘉的邀请，于1933年流亡来到上海，开始了在中国多彩的事业。 ▲刚抵达上海不久的鲍立克
说多姿多彩，是因为鲍立克的上海经历很难用某个标签概括，身份也不断在变化。初到上海，他进入汉堡嘉的“时代公司”从事室内设计、家具装潢。不久，公司被英国犹太人沙逊收购后，他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设计才能，参与的项目包括沙逊大厦和百老汇大厦（今和平饭店和上海大厦）的室内设计，并在沙逊洋行旗下的木材贸易公司任职。此后，他还和兄弟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 在本职工作外，鲍立克还领导了一个反纳粹革命小组，成员绝大多数是犹太难民，虽然他本人不是犹太人。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员王健介绍，他利用和德国情报组织、领事馆等的关系，使得在沪犹太人获得欧洲和日本当局的信息。另外，小组还曾发动英租界里的印度巡捕，解救提篮桥监狱里的美军飞行员，维护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 因为共同的信仰，鲍立克还和同在上海的德国共产党人，支援中国革命的犹太记者汉斯·希伯有过密切接触。1930年代，在宋庆龄指导下，上海成立了外侨马列学习小组，汉斯·希伯作为主要负责人，召集了包括史沫特莱、马海德等一批在华国际友人。鲍立克虽然不是小组正式成员，但他们经常在寓所会面，且藏有大量已被纳粹列为禁书的马列主义著作。 ▲汉斯·希伯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最终在山东沂蒙壮烈牺牲。图为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的汉斯·希伯雕像和墓地
1938年，鲍立克的德国护照到期，纳粹德国因其与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列出了八条罪状，拒绝更新他的护照。在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的阴霾下，鲍立克又沦为无国籍人士，被迫留守在租界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面占领上海，鲍立克在沪的本职工作进一步受阻。 但与此同时，随着犹太难民的不断涌入，上海犹太社区逐渐成熟，犹太人开始建立本地的戏剧社团，鲍立克在其中又为大量戏剧做了舞台设计。同时，他还为宣传现代科学与艺术知识的《中国杂志》撰稿，普及宣传现代主义设计风格的思想。无国籍的身份让他失去了行动自由，但另一方面又给了他更大的自由，使其成为将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于异国大都市的一名国际主义者。 ▲鲍立克的一部舞台设计作品
《大上海都市计划》：迈向现代性的关键一步 到战争晚期的1943年，随着战势的逐渐缓和，鲍立克的事业也迎来了又一次转机。经过恩师格罗比乌斯的推荐，鲍立克得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下文简称“约大”）建筑工程系任职的机会，教授都市计划与室内设计课程。因为建筑系主任黄作燊与包豪斯学派的密切关系，鲍立克很快在约大找到了归属感，开始了他大学任教的生涯。 ▲黄作燊与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虽然上海在战争期间沦为孤岛，但鲍立克一直在尝试与外界沟通，以跟上时代步伐。二次大战结束后，鲍立克立即申请加入美国规划官员协会，从该渠道获得很多美国规划前沿新书。他还托父亲从德国寄来最新的专业书籍和杂志，以保持和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同步。通过这些机会，他得以系统性地将现代城规的方法、技术和理念引入到教学和实践中。 在与黄作燊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鲍立克在教学的同时也推动着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创设。新中国成立后，约大建筑系被并入同济建筑系，鲍立克等人的努力也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源头之一。而在约大的教学经历，也直接助力了他在此后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中的重要角色。 二战结束后，上海结束了租界时代，首次完整地由中国政府治理，城市规划也得以在统一的空间里全面展开。此前，虽有1920-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江湾镇的“大上海计划”，和日据时期的“上海新都市建设计画”，但都因战争问题而搁浅。 ▲大上海计划完成效果图
而大上海都市计划则是上海在新历史时期面向未来，以实现城市和国家现代性转型的关键一步。1945年9月，上海市政府在工务局局长赵祖康的倡议下，开始筹划都市计划的编制。10月，鲍立克受赵祖康之邀，与各专家和市府官员参加都市计划“技术座谈会”，此后与留英归来的建筑大师陆谦受共同领导分区计划小组，开始前期调研和收集等工作。鲍立克因其在约大都市计划教学的“专业对口”和在该领域的造诣，在小组中起到了更为主导性的作用。 ▲赵祖康（左）与陆谦受
当建筑师们把最高追求投入到设计与规划一座理想城市的同时，实现它面临的困境也会成倍地增加，如勒·柯布西耶与“光辉城市”，梁思成、陈占祥与“首都计划”。1946年8月，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鲍立克与陆谦受、甘少明、黄作燊、钟耀华、白兰德等当时国内外顶尖的大师们，在市长吴国桢和赵祖康的统筹下，开始都市计划的正式编制。而此时，国共内战也全面爆发，大上海都市计划就在这样的动荡时局中开始了。 此后的三年间，国统区经济社会危机的加剧，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使得上海市政府一度想放弃都市计划的编制，许多人也在编制过程中陆续离开。但在赵祖康的力挽狂澜下，计划编制得以继续推进，陈占祥、汪定曾、金经昌、程世抚等一批专家也先后加入其中。从赵祖康之子赵国通在现场口述父亲在1949年初的日记中，我们似乎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在国民党统治将倾的最后时期，时局夹缝中的惊心动魄，知识精英们的坚守和担当。 ▲赵祖康之子赵国通在读书汇发言（摄：朱侃）
正是在这样异常艰难的情境下，大上海都市计划历经三年，从初稿、二稿到三稿，最终于1949年6月完成。这份历经磨难、跨越历史巨变时刻的都市计划最后呈交给了陈毅市长，并在1950年得到特许刊印。这份计划完整性与科学性，使其足以与同时期的大伦敦规划、哥本哈根手指规划相媲美。 ▲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初稿（左），上海市土地使用总图初稿
▲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初稿（左），上海市土地使用总图初稿
虽然这份都市计划没有得到直接执行，但正如作家陈丹燕所言，它就像灵魂一样引领这座城市的发展，其中注满了这些大师们的情怀，对城市的不分国籍的热爱。此后历次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59、1986、1999、2016），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主导思想和框架始终贯穿其中。 大上海都市计划可谓近代中国首次以现代主义精神编制的城市规划，也是最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尝试。跨越中国近代到现代的门槛，它的科学性、前瞻性超越了时代局限，穿透了时间。报告中如城市功能分区、中心功能疏解、卫星城建设、道路分级、深水港港口选址、浦东开发、区域铁路交通、市区环线加十字高架路等一系列现代规划理念和构想，如侯丽所言，“坚韧地突破了历史的各种回旋与阻隔，对这座城市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并逐步地得到落实。 ▲大上海都市计划中规划的浦东开发 （图：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鲍立克坚持认为上海需要在杭州湾设置深水港 （图：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都市计划中，鲍立克还精准地预测了21世纪初上海人口突破两千万，确立了市中心一万人每平方公里的理想人口密度。而计划以长三角区域和都市相配合和有机发展为目标提出的“大上海区域”的概念，则为日后上海的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设立直辖市的雏形。 一位“训练有素”的社会主义者 鲍立克曾在1949年给好友穆赫的书信中称自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鲍立克在城市规划的专业技术上的造诣，使其成为现代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从包豪斯时期就树立的社会主义立场，又让他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唯技术至上。反映在教学中，他的思想超越了单纯的设计和形式；在都市计划里，他的视野不局限于城市和大上海区域，而上升到了整个中国未来命运的层面。 例如，他特别强调城市规划作为社会工程的作用，强调通过物质环境设计，来满足人的需求，培养社区意识，培育新的社会，“规划一个城市，同时也是决定它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哪怕是大城市、大都市地区，也必须提供社区生活”。这种规划设计与社会生活的对接，使得他对“邻里单位”的建设异常重视，这日后也为上海建设中国首批工人新村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1946年初的技术座谈会上，鲍立克做了论“大上海之改建”的长篇发言。他认为，未来上海都市新计划，不应局限于上海城市设计本身，而需与国家发展、区域规划相参照。中国未来的任务，不在于战后重建，而是建成“近代工业国”。在与抽象派画家弗里茨·莱维达的通信中，他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法西斯主义流毒在西方的残余、西式民主自由虚伪性的透视，对未来新的政治民主和生产方式的想象，都有深刻见解。甚至在他和马丁·瓦格纳看来，他的人生导师格罗皮乌斯去了美国，已经抛弃了现代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内核，“转而浅薄地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风格和形式来追求”。 这些对新中国未来的判断，以及对世界战后形势的反思，更使其超越了作为一名设计师的身份，而成为对时局通盘把握与洞察的思想者。 正如侯丽在书中所言，鲍立克不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但他也难以选择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更希望与这个时代和事件发生关系，有意义、创造性地对时代进步起到积极作用。1949年10月，他回到民主德国。在柏林，他的专业才能和人生理想在国家层面得到上下贯通、全面深入的展现。 ▲鲍立克设计的民主德国国家歌剧院改建项目
▲鲍立克提交的柏林斯大林大道改建设计图
而他在上海的十六年，尤其新中国诞生前的三年，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漫长征途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将被更多人知晓、研究，与铭记。（肖松鹤 整理） >>>链接：《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 作者：侯丽 王宜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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