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史爱好者中间，《钢铁帝国》基本是一本无需夸奖的书，因为它的英文版就广为人知了。在已经出版了很多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德国史的今天，这本书独具价值，因为这是一本普鲁士史。如果不考虑作为独立国家的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那么《钢铁帝国》是第一本被翻译为中文的德意志邦国史。
普鲁士的诞生——一个全新的国家
普鲁士是德意志史无法回避的一页，是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邦之一，同时也是在近代最深刻地影响、甚至是决定了德意志命运的邦。所以从德意志的角度看待普鲁士很容易形成我们的许多传统观念，例如普遍认为近代的德国是由普鲁士王国发展而来，而普鲁士王国的前身是普鲁士公国，普鲁士公国则是条顿骑士团世俗化的产物。这条常见的观念叙事倒推过来就形成了关于普鲁士和德意志关系的最流行的神话：英武好战的条顿骑士团的遗风随着宗教改革被普鲁士公国继承，普鲁士公国不断发展成为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统一德意志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姑且不谈，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个观点的视角是站在德意志的角度去看待普鲁士的作用，那么在普鲁士视野中，它的历史和德意志的关系又如何呢？
色当战役
如果我们站在普鲁士邦国自己的角度看它的历史，那么前述的那种线性历史描述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真的存在直接的递进关系么？条顿骑士团国家世俗化而产生的普鲁士公国其实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勃兰登堡选帝侯登上普鲁士公爵的宝座是通过联姻和继承。普鲁士是选帝侯最重要的产业，但同时也是德意志之外的产业——这和汉诺威选侯登上英国王位并没有什么两样。当选帝侯终于迫使波兰国王放弃对普鲁士的全部封建主权时，普鲁士也并没有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相反它在主权上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君主权的独立国家，虽然头衔依然是公爵。而这个公国的公爵通过1701年的加冕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这意味着一个主要讲德语的欧洲国家的诞生，而不是欧洲的一个全新德国的诞生。
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凭空制造的全新国家，它以普鲁士命名，但它的核心并不在普鲁士。普鲁士王国只在封建法意义上才是由普鲁士公国升格而来的。勃兰登堡选侯邦的霍亨索伦王朝虽然凭借亲戚关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始终在勃兰登堡。按照封建法，勃兰登堡选侯邦是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而且行使皇帝选举权可以给选帝侯本人带来财政上的好处。用波兰国王已经放弃了全部宗主权的普鲁士来命名这个新生的国家，既不会招致任何主权意义上的纠纷，也不会影响兼任国王的选帝侯行使自己的皇帝选举权。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自己手中普鲁士的特殊性，保住了勃兰登堡领地在德意志的特殊利益。勃兰登堡选侯邦没有被并入普鲁士，而且在实质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始终统治着普鲁士，无论是公国还是王国。这一点即使到德意志帝国时期也没有发生变化，当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册封著名学者贝特曼?霍尔维格为贵族的时候，后者的儿子作为一个新贵族，也是在勃兰登堡买到了一处领地才终于真正进入容克贵族集团。
普鲁士的塑造——军人的国家
普鲁士王国从1701年建立到1918年灭亡之间的二百多年中，普鲁士人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自己的国家，无论是面对外敌入侵还是面对民族统一的热潮，普鲁士从制度上都是普鲁士，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如果承认这个前提，把普鲁士的历史当作是一个全新的讲德语的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历史上的一时一地的历史来看待，那么这个国家在近代德意志历史上从无到有，又从有归无的兴衰史，就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考察德意志近代史的有趣视角。
俾斯麦
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勃兰登堡选侯邦是三十年战争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也正是在这段兵连祸结的日子里，王朝成功地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领地，又通过与其他强大君主的妥协和联盟，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则成功地依靠为强大的君主充当领取补助金的盟友、甚至雇佣军，而建立起一支和领地不相称的强大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既维护了他领地的和平与安全，又让这个家族成为一个待价而沽的有价值的武装力量。在付给霍亨索伦人的报酬里，不但有金钱、也有主权和头衔：普鲁士公国完全脱离波兰获得完全的独立和国王头衔，都是通过战争、提供军事服务、或者充当盟友获得的报酬。
霍亨索伦王朝通过在欧洲扮演这种高级雇佣军首领的角色，不但成功地缔造了一支效忠于他们的军队。也通过这支军队，把他们用联姻、继承、武力征服获得的一系列拥有不同封建特权的领地，缔造成一个国家。在欧洲的其他君主国里，这个加强王权、废除封建特权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地方贵族的激烈反抗。但普鲁士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战争来疏解贵族的不满。霍亨索伦王朝初期和中期的历史中，君主所发动的战争很多时候更像是一桩生意，通过战争君主们得以扩张领土或是从其他国家得到金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这些土地和金钱又供养了军队，尤其是给在军队里当军官的贵族提供了地产之外的收入。于是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贵族往往乐于通过为国王的军队充当军官，而参与到国王的军事行动里去。久而久之，这种从传统的君主、贵族、平民到统帅、军官、士兵的身份转变，形成了普鲁士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一个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国家在军旗、战鼓和战场上的号令中形成了。最后普鲁士的王权和贵族的封建特权实现了一种共存的关系。普鲁士贵族让自己的形象向着军事精英的角色转化，以一种军人的服从态度在战时和平日服从君主的命令；君主则以自己的权力保障这些贵族在地方上的特权、及经济利益不受触动。其他国家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这话如果从普鲁士的这种特殊性的角度上衡量是完全成立的。
普鲁士的崛起——统一德意志
普鲁士通过自己的军事扩张逐渐崛起，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土。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投入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瓜分波兰，夺取了西里西亚，并把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在陆地上连结在一起。在鼎盛时期，甚至华沙也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城市。此时的普鲁士拥有大片波兰领土，新教和天主教并存，文化和社会生活上都和波兰的关系更密切。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关系将更加淡漠，作为新国家的色彩将更加明显。
但是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普鲁士的道路，拿破仑剥夺了大部分普鲁士夺取的波兰领土，建立了华沙大公国。1812年拿破仑战败时，普鲁士虽然倒戈加入沙皇阵营，但华沙大公国却已经被俄国占领，作为补偿普鲁士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莱茵领土和一部分萨克森王国。于是普鲁士的波兰色彩迅速衰退，而它的德意志色彩重新抬头。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普鲁士为了把在文化、信仰、甚至民法都完全不同，而且疆域不接壤的东西两部分领土团结在一起而不得不卷入德意志事务，成为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推动者——仅仅因为大普鲁士的事业和统一德意志的事业在这些问题上具有一致性。
普鲁士的毁灭——普鲁士与纳粹
普鲁士度过了1918年革命的艰难岁月，步履蹒跚地走进了魏玛共和国时期。革命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度，但却没有废除普鲁士这个君主国。在制定《魏玛宪法》的过程中，虽然起草者持坚定的中央集权主张，但在新德国的版图上，普鲁士这个大的离谱的州却得到了保留。它的权力和力量已经无法与普鲁士王国相提并论，但在七千万人口的共和国里，普鲁士作为一个四千万人口的超级大州，他的历史超越了缔造者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而得以继续存在。
作为一个大州，普鲁士除了拥有全国过半的人口和领土，还具备训练有素的行政官员，密集的铁路网、发达的工业和庞大的首都柏林，在追求中央集权的人眼中，这些是实现中央集权压倒任何地方分离主义的最好工具。而在试图捍卫州权的分权派看来，普鲁士这样的大州的存在，就是德意志各小邦几乎原封不动作为魏玛共和国的州的最好保证，只要普鲁士还存在，其他各邦就不会被取消。对于那些热切希望复辟君主制的贵族和贵族把持的军官团眼中，普鲁士的存在就是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一个良好起点。虽然纳粹政府取消了普鲁士议会和政府，但普鲁士州依然存在。普鲁士真正的灭亡源于1947年的盟军命令，这道命令为了铲除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而终结了它的历史。
按照盟国的观点，普鲁士军国主义应该为纳粹的战争暴行负责，基于这个理由普鲁士的存在被彻底抹掉了。那么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否应该为纳粹的战争暴行负责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钢铁帝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观察近代德国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虽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和纳粹的种族主义始终捆绑在一起，几乎是一体的两面。但在这两者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些区别的。比如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七二零事件。1944年7月20日，投入刺杀希特勒运动的人们当中，很多都是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官，从组织者贝克大将到内定的元首维茨勒本元帅，再到亲自下手行刺希特勒的斯陶芬贝格上校，都是典型的普鲁士贵族军人。而且即使在短暂的政变期间，这些军人除了下令逮捕纳粹、盖世太保之外，所热烈争论的问题当中也少不了恢复君主制。
在纳粹德国历史上的各种反纳粹运动中，贵族军官团的反纳粹运动多少都带有一些恢复君主制的色彩。但这些事实是否可以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同纳粹暴行之间撇清关系呢？很遗憾依然不能。即使完全不考虑德国国防军对纳粹的效忠态度，普鲁士贵族军官团对纳粹的幻想和亲近感是纳粹上台的重要原因。同时普鲁士军国主义所塑造的那种对国家统治者的效忠和服从精神，军官对自身誓言和荣誉感的尊重，是纳粹德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大量战争罪行发生的根本原因。
普鲁士贵族政治家在1871年宪法中所采取的暧昧态度，和德意志帝国政治制度上的畸形，窒息了原本主张民主和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使1848年那个充满崇高理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不断腐烂堕落，最终变成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而当魏玛共和国走到左翼和纳粹之间二选一的十字路口时，又是普鲁士贵族军官团选择了纳粹政府。结果就是欧洲和世界、当然也包括德国自己的空前灾难，而作为战后追究责任的一环，普鲁士被盟军从制度和地图上双双抹掉，也正是普鲁士贵族自己给自己选择的命运。
普鲁士与奥地利
比较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一对德意志的双雄，其实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它们都是统治者依照王朝利益而将自己领有的各个领地结合在一起而凭空制造出来的国家。正如奥地利帝国可以被叫做哈布斯堡君主国一样，普鲁士王国也完全可以被叫做霍亨索伦君主国。
作为这两个君主国的主体的王朝从源头上说都来自施瓦本，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作为王朝纪念物而重建的辉煌的霍亨索伦城堡位于德国西南部，而已经成为瑞士领土的朴实无华的哈布斯堡城堡位于瑞士北部，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远。这两个比邻而居的王朝从13世纪就为了争夺瓦解的施瓦本公国的霸权而彼此斗争，但在缔造国家的过程中，霍亨索伦人的领地比哈布斯堡人小，因此领地上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性也小得多，贵族的独立程度也比较低。所以霍亨索伦人得以用一种专制主义时期的君主的方式来打造自己的国家，通过军国主义的路线来把国家、领地、贵族和人民的全部力量直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
兴登堡与希特勒
相比之下奥地利、或者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体量比普鲁士大得多，这个君主国的贵族的力量也比普鲁士贵族强大得多，贵族从军很大程度上单纯是基于传统或者荣誉感。这个王朝不可能通过单纯的领土扩张、或者战争的战利品、别国提供的补助金，来弥补加强王权的过程中所激起的贵族的愤怒。
1867年普奥战争之后，随着贵族在军队里面试和优先晋升的特权被废除，哈布斯堡君主国里除了少数大贵族依然保持了自己从军的传统外，很多小贵族和新册封的贵族纷纷退出了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匈帝国的军官团里更多的军官来自中下阶级，他们贪图军官学校提供的免费教育而走入军队，这和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几乎清一色的贵族军官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间跨过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时候，曾经竞争德意志主导权的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如今一个是独立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另一个则被连根拔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