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FONT size=5>第三章 足球“升值”------</FONT>我和拜仁队为此做出了贡献</H3>
< > １９９２年６月，慕尼黑有４６００个百万富翁--- 至少这是巴伐利亚州统计局公布的数字--- 其中已经挂靴和正在踢球的足球运动员足足有十几个。在联邦级级队中，固定年收入 50 万马克、甚至更多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想想 30 年前，每月毛收入 1200 马克已经可以了。这变化真大啊！
作为拜仁俱乐部的签约球员，我第一年所拿到的月工资仅 160 马克。后来增加到 1200 马克。再后来就没有增加过，即使我参加了国家队和在 1966 年夺得了世界亚军，以及被称为正在升起的世界级球星之后也没有。那个时候，意大利的足球协会财源滚滚，他们付给优秀球员高达几十万的钱，而且不是里拉，，不是毛收入。在英国世界杯期间，我刚好与赫尔穆特。哈勒尔住一个房间。他当时效力于意大利波洛尼亚队。她队我讲了许多经验，不仅仅是有关足球的。当我告诉他我在慕尼黑有多少收入时，他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为了这点钱，在意大利甚至连替补队员都不肯留一滴汗”。
我不能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人，生活待我已经不薄。文有一个我认为我所能做得到的最好职业。我还不足２１岁，已经得到了社会和球迷的承认。我觉得足协对我们的成绩所付出的报酬也是合理的。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是在索恩区霍夫布鲁恩街的一幢房子的一半，是我自己出钱买的。虽然买房子的１８万马克我还没有全部付清，但无债一身轻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每当我在夜晚结束训练或比赛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常常在家门前停立片刻，此时心里会升起这样的感觉：这是我的家，使我完完全全自力更生挣钱买的家。这是一种无比幸福的感觉，遗憾的是后来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首次的拥有总是最美好和最珍贵的！
当时我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已不可能再回过头去从事别的普通人的职业。在我完成保险营销的学业之后，我也曾在一个纺织品批发商那里工作过，但时间很短，理论性的工作多于实际事务。训练、比赛和东奔西跑，耗费的时间太多，所以连帮着把毛线团分分类的时间都没有。在一家公司里，在一张办公桌旁，上八个小时的班，这已不是我所理想的工作。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
我要踢足球，一直提到退役挂靴。我要在踢球的时间里争取独立--- 使我的生活能摆脱任何束缚的独立。然而，每个月１２００马克，再加上赢球的奖金及签名的地额外收入，是不能使我达到这个目的的。
职业球队的大致收入是规定死的，就像签有劳资协议一样。假如金属工业协会同雇主联合会达成协议，电焊工的每小时工资为５０马克，那么金属行业的大企业都恪守这个规定。他们不需要作广告去招聘雇员，因为应聘的人多是。他们也有某种团结一致，因为要尽量压低工资支出，而且产品价格和竞争能力，最终连赢利都与此息息相关。但在联邦甲级队中没有这种默契，因为足球协会不是赢利企业。再说，这种默契也与取决于效率的法则背道而驰。但足球协会的主席们在讨论有关章程的时候，总是频频点头赞成，许诺既快又多，说是一定遵守这些章程。但一踏上回家的旅程，他们就在盘算着用什么办法绕过这些章程，把优秀球员吸引到自己的足球协会中来。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所有签约谈判就应该如此进行：
罗伯特。斯旺想招一个新队员到拜仁慕尼黑队来。他给新队员的优惠是：津贴和工资与德国足协的一样再加上奖金。
这个球员会问：“对我的优惠是什么？什么有了提高？”
斯旺回答：“赢球奖金多，因为我们比别人赢球多”。
这个球员又问：“谁能像我保证这一点？”
大家都要保证，都要有保障。不仅对德国足联所允许的要有保证，而且对钱也要有保证，最好是现金到手里。足球生意是另外一种手段的黑市交易的逻辑发展。大家都这么做，都知道这一切，但就是不肯承认这一切。就我所知，只有一次是一个例外。沃尔夫冈．法里安原是泽普．赫尔贝格尔麾下的国家队守门员，他承认他从柏林赫塔俱乐部拿到的钱比规定的多。后来他被禁止参赛，就因为它太老实ｉ。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什么把柄，至少德国足联没有抓住过。罗伯特。斯旺说，今天我可以把真相告诉大家。第一是因为事情早就过去了多年；第二是他们几个人，其中有俱乐部主席诺伊德克、司库维利。奥。霍夫曼和他，早就付清了财政局的罚款。
多年来，在赛季开始和冬季停赛休息的时候以及其他球队早就放假的时候，我们的球队一直像一个马戏团一样东奔西走进行比赛。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亚洲、非洲、南美，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的。我真想说，要不了多久，我或许可以认识世界上所有的大型体育场了。
我们的这些巡回比赛有时粗看起来对体育运动没有多大的意义。在赛季热身准备之后或期间，在预赛之后或锦标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往往我们已不能达到最佳状态，或者说不准备达到这种状态。远在哥伦比亚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假如我在这里输了，会有什么关系呢？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但是，常常恰恰是这种比赛，这些对人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的比赛，使你振作精神，使你意志倍增，使你为之而竭尽全力。
假如事关积分和桂冠，这样的比赛就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在比赛中，我们可以打出风格，发挥出水平可以制止滑坡和降级。
不管是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还是在哥伦比亚的卡利，或是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过，所以，我们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罗伯特。斯旺每次都提出一个条件，既要现钱，而且是美元。他把大部分钱都给了我们球员，我们带着一叠叠美元回家。我们就是这样赚了大把的钱，但不能让德国足联知道任何消息。
别的足球协会有别的赚钱之道。比如有所谓的资助者，给运动员塞票面 1000 马克的大钞。但我们不想这么样，我们不想让什么人为我们承担义务，我们也不想对什么人为我们承担义务，我们也不想对什么人说声谢谢，或去讨好什么人。我们的办法比这个好，即使说有点不太合法。罗伯特.斯旺的一只脚一直踩在监狱里（实际上，联邦甲级队的其他负责人同他一样，既身在上流社会之中，又处在犯罪边缘），我们的经纪人瓦尔特.费姆贝克总差一点心肌梗塞。因为他常常因害怕和担心而在梦中惊醒，所以诺伊德克和斯旺向德国足联提出了一个请求：根据不同的时间向职业球员付酬。柏林赫塔俱乐部曾给弗朗茨.罗特---绰号“公牛”---非常高的薪俸，因为他的力量和速度在对外比赛中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意大利AC米兰队曾对我们出过一个价：同乔尼.里维拉一起比赛踢球，净收入50万---这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条件。
1987年11月7日，在汉堡举行了一场对南斯拉夫队的国际比赛。借此机会，联邦甲级队委员会开了一个会，听取了诺伊德克和斯旺的建议，对职业球员采取放开的政策。然后，委员会的先生们关起门来进行了讨论。几小时之后，委员会主席，科隆的弗朗茨.克雷默尔宣布了讨论的结果：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考虑，我们深信，目前的情况必须改变……”
诺伊德克和斯旺听到这些话后已经开始有点喜形于色了。
克雷默尔接着说的是：“我们认识到，为了使弗朗茨.贝肯鲍尔留在国内的国家队,有必要采取某种措施。因此，我们同意拜仁慕尼黑队的建议,将贝肯鲍尔的月薪从1,200马克增加到1,400马克。”
当然,当诺伊德克一回到慕尼黑，我就问他：“汉堡有什么结果？”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想说。后来，他作了个生气的手势说：“别提了，那些人都有毛病。”
使他生气的首先是那些人装出来的一本正经。他清楚地知道，克雷默尔身为科隆第一俱乐部的主席付给1954年的世界冠军队员汉斯．舍费尔的既不是1200马克，也不是1,400马克，而是要远远超过这两个数目。
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弄虚作假。拜仁队如此,其他球队也如此：或用偷偷挣钱的办法，或用付净收入的办法。
今天，我在反复考虑的是：德国足联的这些有关工资和成就、付出和收入的令世界震惊的看法是否对1971年的联邦甲级队丑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球员们已经习惯于通过桌子底下拿大把大把的钱。他们认为这是公开的秘密，因此认为也是上面认可的。那些将要退役本质上又不是大腕球星的球员，看到别人带著满箱的钱来找他，是很容易受诱惑的。
在比勒费尔德，在沙尔克和柏林有少数几个球员就这样被别人挖走了。
其余的人虽然没有参与，但感受到了其后果。足球队员突然变成了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商人，谁射门没有进球，谁没有防守住一个球，谁传球不到位，都要计算出这些失误造成的损失，而且折算成多少马克多少分尼。职业球员就是职业球员！
把踢球看作一个完全正常的职业，已经很难做到。人们参加体育运动是为了得到乐趣。其中最优秀的人不仅是为了得到乐趣，更是为了为国争光。在人们的回忆中，1945年的世界冠军变得越来越穷酸，越来越富有牺牲精神。他们成了风格高,又容易满足的英雄，成了超脱自己的伟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让我们的民族自豪的宣称“我们又是我们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偏见，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偏见。新闻记者们为消除这一偏见而作出的努力并无多大效果。如果我们今天来争论，究竟是新闻记者制造了这种公众舆论，还是他们仅仅报道了这种公众舆论，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各占一半，已经难以有个结果。“这种偏见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使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足球运动员赚钱太多了。
如今已经清楚的是，当时的新闻记者们陷入了一种困难的境地。过去，他们只要坐在主席台上记记笔记，星期一就能把发生的一切告诉读者。现在不一样了，记者要问一个20岁的小伙子，你的踝关节的状况如何，或你在射门进球的瞬间是怎么想的。
认为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只需要踢90分钟球和赢得胜利，是为了让写报道的新闻记者每月能拿到工资的想法，在许多成年人看来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了。
联邦甲级队给足球这一行带来了一个晚到的经济奇迹。这需要直接参与这一行的多方面的努力。所以，足球运动员和体育记者之间需要增进了解。
自从行贿丑闻曝光之后，自从工资和赔偿金开放以后，足球界的诚实又多了起来，足球又成了廉洁的买卖，而且是一桩廉洁的大买卖。拜仁俱乐部引进并推动德国足球界实行了一种新的东西，这使今天德国的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受益非浅。在慕尼黑，守卫各界开始承认拜仁队的队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上升。1972年是关键的一年，从此开始，一切都变了样。
我们球队也搬进了奥林匹克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有近8万张座位，而60体育场只有46,000张座位。座位多了将近一倍，但球票非常抢手，尽管价格还贵了一点。体育场外有足够的停车位置，交通也非常方便，地铁一直通到主席台附近。我们相继三次夺得德国冠军，我们打进了欧洲冠军杯决赛，在主场无一场败北。所以,球迷们喜欢看我们踢球。联邦甲级队对我们忌妒得要命,说什么这些慕尼黑人在钱海里游泳。
那时，其他地方也有漂亮的大体育场，球票也很抢手，也在创造票房纪录。我首先看到的是柏林，因为它对盛大的体育比赛似积若渴。还有在沙尔克，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那里成千上万的球迷仍会用但人均若不不禁有最棒的球队，而且也有最出色的惯例。，即使球场里只开了泛光灯。但是,单靠金钱是不能创造辉煌的.
拜仁俱乐部不仅有最棒的球队,而且也有最出色的管理。主席诺伊德克、司库霍夫曼和经纪人斯旺三人是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预见到未来足球发展的巨大潜能。他们为我们开发了新的观众，从而也为我们开发了新的财源。
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主看台中央有一个布置得特别舒适的小区，那里配备了舒适的坐椅，地上铺着地毯。那是为奥委会委员、政治家,如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冯.威廉斯王子这样的要人特辟的。
在我们出国踢球的旅途中，我们特别注意到意大利和西班牙除了那些普通的、风雨无阻和穿得整齐的球迷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观众。他们来看球好像是参加一次社交盛会。清一色的男子，穿戴神气，或一身运动服，或一身深色西装，白衬衫配领带。他们坐在包厢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的出席似乎另有意义。
霍夫曼出了个点子，把包厢的座位以年票的形式发售出去，票价1,000马克。开这么高的价，确实是有点冒险。如果这个办法可行那么在包厢中观看拜仁队比赛的人都应视作我们队的特殊客人。如果在慕尼黑有人来订包厢，那他们在体育场里的举止应该不同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应该带着他们的夫人和女儿。在慕尼黑，成就的展示总是与美好的东西紧密相连。巴伐利亚星期六的下午变得值钱了，一张双人的年票价格2,000马克，现在已经涨到3,000马克。
这种年票一下子售光，显然是票价也说不上太贵。上半场结束时，包厢中的客人可以用冷餐。在后来的几年里，从冷餐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拜仁队的状况。如果球队快赢了，则有鲑鱼、虾、烤牛肉和精美糕点。而猪肝、奶酪、萨拉米香肠和冷菜则说明与进球和胜利将无缘了。冷餐的收入是很少的。对足球无多大兴趣的看客来说，这不是什么好点子。
在卖年票的要人之中,也有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了几年球而从没有看到过第40分钟至45分钟,以及在第46分钟至50分钟之间进过一次球的.因为他们不想最晚去吃冷餐,吃完之后还在那儿说个没完.
这些情况都被看在眼里,皮大衣一件件存放起来,饮料和食品都记在账上,最后再算出总的价钱。这种做法导致有人提出了恶意的批评：这是典型的慕尼黑做法,把足球比赛当作演出,的运动当作奢侈品。对拜仁俱乐部推行的这种疏远球员和球迷的做法还有更厉害的说法。然而这一切都是不对的。我们既为包厢中的客人踢球，也为买站票的球迷踢球。我们不能把足球同它的基础分开，我们仅仅是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观众阶层。
达官贵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来看球的?像基社盟的施蒂克伦、自民党的米施尼克和社员党的施密特---福肯豪森时不时地出现在主看台上。鲁尔区的主教亨施巴赫也来客串.后来来看球的达官贵人多了起来.现在来慕尼黑观看球赛的达官贵人更多了.球赛不仅吸引了不少报刊的主便亲自出马来到球场。巴伐利亚前州长施特劳斯也是我们的常客,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演员、歌星、企业家、银行家和大公司的董事们。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掏出1,000马克来买票，而是他们到场的名人效应：足球不是为普通百姓举行的其价值受到怀疑的消遣活动，也不是下等人的娱乐活动，而是具有观赏价值的盛事。我们足球运动员突然之间变成了非常受欢迎和别人非常想看到的人。
这是一种“升值”。它发展于慕尼黑，渐渐地向全国传播开来，最终使德国所有的甲级队俱乐部得益，更使今天的足球运动员的到了好处。如果没有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的这些金色岁月，那么足球在以前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达官贵人那儿的“升值”是不会这么快到来的，也许现在的那些足协章程更不会问世。
1966年世界杯赛之后，足球界的广告生意慢慢地开始发展起来。我从英国回来后，对我生平第一次签订的广告协议感到非常自豪。英国一个护发露制造商要用我的一张照片作广告，为时一年。我当是想的是:“一张照片值一千马克，这买卖不坏。”
幸好,我对罗伯特.斯旺谈了这件事。他对我的兴高采烈不予苟同。恰恰相反，他吃惊地对我说：“你难道不看报?报纸上到处都有这样的话：一个球星诞生了。你被称为正在升起的世界级球星，是这次世界杯赛的伟大发现。而你现在却用每月不到一百马克的代价出售了自己。这点钱只够买奶油面包!”
斯旺也知道怎么解决这件事：他一下子撕掉了这纸协议。正巧，我刚刚20岁零10个月，离可以独立做生意的年龄还差两个月。后来，我同英国人重新签订了协议，这次的条件突然提高了很多很多。随即,别的协议接踵而来。足球运动员越来越多地上电视，画刊和报纸上刊出他们的照片也越来越多,目的是向足球观众推销商品,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正当地争取目标是中等收入和要求不高的人．当时要职业球员做广告的主要是巧克力、护发露、刮胡子水、麦芽、啤酒和现成汤料的生产商。我妻子布里吉特也作了一次广告：他站在一块烫衣板后面,手里举着一只电熨斗,嘴里在说:“这是我丈夫弗朗茨给我带回来的。”
我不禁问自己,看广告的人是不是真的相信我在旅行途中只想着买电熨斗……我们当时想的是：接受所有的在时间上允许、其产品和足球搭界的广告委托，但决不做香烟和酒的广告。这是一个昂贵的放弃，因为做烟酒广告赚钱最多，但我们一定得拒绝。最保险、最经常的活动时为球迷签名。但这也是最累人的。参加一次签名活动，一般可以拿到5000马克，但右手要不停地签名，头也发疼．整整一个小时，被球迷们围着，个个都想在任何时候同你说话，都想你对他们微笑一下，甚至有的还期待着您或许对他们说一两句友好的话。这种签名活动很伤精神和身体，一般总要半天时间，因为主办者还要我吃点点心并同他们聊聊。当然，这也包括在5000马克报酬之中。
好家伙，除了签名活动，还有别的五花八门的亮相，譬如说当歌星。格尔德.穆勒哼着：“那就是蠢事……”，而我便要对着唱“好朋友谁也不能分离……”。我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却稀里糊涂的突然坐到了“流行歌坛”而得的7号位置上，而且是在披头士推出每周新歌的时候。当然，对节目制片人来说，付给我10,000马克报酬是值得的。后来，斯旺有一次碰到了弗雷迪.克温，谈起了报酬的事。弗雷迪听后气得要死：他出第一张唱片才拿到400马克。
我不想以歌星的身份第二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在电影《波尔迪去参加演习》中，拜仁队一半球员都在镜头中亮相，我就是没有去。他们本来要我以流行歌星的身份参加拍摄。但我想：如果球迷们听我唱唱歌，这未尝不可；但我要唱着歌在电影中亮相，那坚决不干。
然而，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在一次采访中，一个女记者问我是否想过当演员。当时我为了少点麻烦，也因为他已经也好了标题，我不想伤害她，所以回答说：“是的，我完全可以这么想。”
这个玩笑很快成为严重事件。
有一天，罗伯特.斯旺来找我说：“有人想同你合作拍一部电影，保证片酬是20万马克，你花的时间不多，电影脚本绝对可以对年青人开放，没有色情和其他刺激的镜头，多的是足球。”
后来拍成的影片中踢足球的镜头却是拍得非常出色，特别是那些慢镜头。观众可以从中看出，足球比赛中也蕴含着美学。影片中的演员都不错。克劳斯.勒维奇也参加了拍摄，哈拉德.莱普尼茨对我说：“在摄影机前不要紧张，就像平时一样踢球，不要有任何做作，不要老是想着在拍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自由中卫》，具体情节我已回忆不起来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次经历，导演要我在背阴处50度的酷热天气中在以色列的奈格夫沙漠中奔跑。我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地回到摄影机前说：“让我们到那边的阴凉处去歇歇！”
导演吃惊地问我：“哪里有阴凉处？”
我回答：“那边，树下！”
其实，那儿根本没有树。我所看到的树原来是海市蜃楼。能看到这种海市蜃楼的人不多，而看到这部电影的人也一样很少。我对克劳斯.勒维奇高高翻起大衣领偷偷溜出电影院的情景今天还记忆犹新。那是在该影片首映式即将结束的时候，莱普尼茨幸好有事没有来。
我想，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自由中卫终于完了，其原因是他的球艺虽可动人，但毕竟只是半吊子；他工作懒散，无可救药，这在德国电影中夸张到了绝无仅有的程度。而最主要的是他的太幼稚天真，这是通过许多生活细节来表现的，而他自己则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上司弗朗茨.贝肯鲍尔出演的是业余球员的角色，这显然是大刀阔斧剪接的结果。应该中最为严重的败笔是：贝氏在影片中显露出来的巴伐利亚式的年轻人的魅力也丝毫无助于改善它的形象，因为哈拉德.莱普尼茨一个劲儿地说着某个笑话，全不顾观众感到厌烦……影片中那些极有资料价值的比赛镜头，即使没有足协的首肯，毕竟还是该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观众中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不断拼搏，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幸运的职业球员的真实面貌：他把他整个人生的沉浮寄托在一个小小的足球上……这部电影值得一拍，可惜现在拍得过于草率。对此，贝氏当然不能承担半点责任。”
这是《南德意志报》上刊登的一则影评。我们当然不会被提名竞争奥斯卡奖，美国好莱坞也没人打电话给我。这部影片1973年摄制完成，1974年最后一次上映，现在尘封在电影资料馆中。
对我涉足影坛感兴趣的当然不仅仅是影评家还有那些社会版的主笔，他们在慕尼黑追逐的主要是有钱人。３家报纸刊登了所谓的花边消息。其中有一家说布里吉纳．贝肯鲍尔由于“鲜贝中毒”不能出席首映式。
假如一个演员和一个摄制人员的妻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般人只会把它当作遗憾的、没有什么意义的私事和意外，可在我身上却遗憾地被人炒上了报纸。足球运动员也要吃饭，这不应该成为观众谈论的话题。足球运动员为球迷踢球，也为他们而生活，更像他们那样生活，不管放到桌上的是肉、牛排还是猪排、肉丸子，炸土豆条还是面条。
但是，这“鲜贝中毒”，我觉得就是一种疏远职业球员的象征。“足球皇帝同人民疏远了”---这是报纸上一再出现的某些报导的大标题中的一个。从这些中可以衡量出站票球迷同我之间的鸿沟究竟有多深。
我是足球皇帝？！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称号感到很开心。这个后来我才发现，这个称号不仅包含着迷恋而且也可以掺进挖苦和恶意。用“皇帝”这个概念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到今年我还不知道，“足球皇帝”是谁发明的。皇帝首先是的象征，因为它适用于做大标题。对此，贝肯鲍尔这个名字常常有点不相称。
“足球皇帝现在住高级的地方了。”当我们全家搬迁的时候，有人这么说。当然，这也可以从话中听出来：他住的条件不象是足球运动员，而像一个百万富翁，住在吕恩瓦尔德，与慕尼黑的有钱人在一起。
原在索恩区的那般幢房子对我的有三个孩子的五口之家显得太小了。在格吕恩瓦尔德的别墅---在这个城区里的每幢房子都被叫做别墅---有十个房间和一个很大的花园，是底价让给我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一次性的难得有的便宜买卖。我做出买房的决定也是颇费考虑的结果，因为我本想不要这么大的住房，我料到有人会编出我生活奢侈的故事来。
有几个新闻记者一再试图离间穆勒和我的关系，不是引发忌妒，就是制造竞争。穆勒住在离市区也不算太远的施特拉斯腊赫小别墅里，从等级上讲算不上高雅。有人就问他，这样生活不是有点太寒酸了？他难道不想住的好点？穆勒是我所遇到的人中脾气最好的一个，他根据他的奇妙逻辑回答说：“我要十个房间有什么用？我只要一个房间能住就行了。”
其实，我也不需要这么多房间。房子大了就一定要雇人照料，总要有什么维修的，我又不是个在家办事的人，用除草机刈草的并不是我的嗜好。说起来房子大一定舒适，可我什么时候能享受到这种舒适呢１年中我总有２００天的时间在外奔波。我妻子布里吉纳对此还颇有微词，因为他得一个人在家管家。他应该生活得轻松些。我是迫不得已才搬到格吕恩瓦尔德的，以我的要求这套房子确实大了些。
住在那儿也不全是愉快的事。因为这里是有钱人住的地方，所以也吸引了盗贼。家里需要装报警器。有一次不当心夜里报警器响了起来。
当警察的邻居约阿希姆.富克斯贝格拿着手枪来到我家门前，捉拿并不存在的小偷。
有个记者知道了这件事。的是，这件事也上了报纸。在这段时间内，你就是倒掉一点红葡萄酒。报纸上也会给你写则消息。有的名叫米夏埃尔.格雷特尔的社会新闻主笔，对我的一切活动了如指掌。在那时和今天，它都是一个出名的主笔。有一年的年底，他结集出版了他写的社论和评论，在其目录中有个统计：谁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多少次，弗朗茨．贝肯鲍尔的名字出现２６次，在最频繁之列。其实，这里有他的花招，即使文章中没有写到我什么，但我的名字仍会在文章中用粗体印刷。比如：文章中亮相的是罗伯特.斯旺等人，但用的定语是“弗朗茨.贝肯鲍尔的经纪人”。慢慢的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只是把足球当作副业，我主要想利用它挤进只有慕尼黑才有的，被称之为“追求时髦，爱慕虚荣的那个阶层”。这一阶层中的成员拼命跻身名人行列，想沾他的光，沽其名和钓其誉。
这个世界虽然不属于我，或者说我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作为一个球员有时也想逍遥自在一下。假如你人死了莱普尼茨和富克斯贝格这样的人，他们邀你去拍有关足球的电影，我看谁都会乐意去的。这可以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多有这么一个长处：他们不想整个晚上跟你说足球。
我非常想从别人进行不出现足球这个词的对话。你想想，白天训练两次，同别人就上一场合下一场球赛进行了交谈，刚刚在球队离开过讨论会，三个新闻记者打来电话，他们想知道作为观众应该知道的事情。在经历了这么忙碌的一天之后，谁不想找个去处放松放松。这个时候，最不愿见到的就是那些想具体知道我在伦敦的温布利球场踢进第三个球的情况，或者对荷兰队罚点球的顺劲，等等，等等……对他们来说，这是精采极了的事情了，而对我来说，已经是第７４６次进球，再平常也没有了。
很清楚，同一个足球运动员聊的当然是足球，因为对足球谁都懂一点。这个逻辑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聪明的人或许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贝肯鲍尔对别的事情懂的不多或一无所知。比如对瓦格纳，这这方面我确实懂得不多，我对瓦格纳的音乐艺术没有深入的研究。当我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也去过拜罗伊特寻访瓦格纳的故居。我想寻找他的歌剧为什么如此令人迷醉的奥秘。
在报纸文章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去那儿干什么？它不属于这一行。同样，穿燕尾服、听维也纳歌剧也不该与她有缘。我们身为足球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本来有单调，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别的需求，可我们也有音乐天赋，也喜欢喝啤酒，也爱参加十月节……
我觉得我能认识许多贵妇人和像弗朗茨. 约瑟夫.施特劳斯这样的人很有意思，也是值得的。但我不想介入任何有要人、名人，伟人参与的活动。我首先向他们学到的一点是：你不要得把他们奉若伟人，即使他们是如何重要；在他们面前，你不用敬畏得目瞪口呆，不用低声下气；你只要同常人一样地同他们进行交谈。在彼时彼地，我亲眼看到了自负对人的冒犯、装腔作势是如何的可笑。由此，我克服了拘谨，我驱走了胆怯，不管我所面对的是身居要职、多么重要的达官贵人，我学会了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交际和活动。
在接待中，我常常看到有这样的足球运动员，他们由于感到羞怯而浑身不自在。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从来没有人去帮助他们超越足协之家和啤酒桌子的水平。在拜仁俱乐部也一样，没有举止行为课，只有实践的课程。这个联邦甲级队刚建立的那个时候，足协让队员乘火车来去踢球，甚至想安排球员住便宜的青年旅馆，有时也住价格便宜的客栈。所以，有时客栈里会少了什么东西，有时房间给故意搞坏。
诺伊德克和斯旺从一开始就主张让球员们乘坐飞机来去，让他们住头等旅馆。只有生活的舒适了，才会更喜欢踢球，因此常常踢得更好。一个球员应该在９０分钟比赛时间里疲于奔命，而不是在来来往往的的几个小时之久的旅途中。一个管理优秀的旅馆及其舒适的环境，尽可能轻的噪音，这一切，为减轻比赛前后可能会升级的某种情绪，如烦躁、愤懑和失望，就不会有人踢翻椅子，不会有人大声嚷嚷，只会学会克制自己。在这种场合，也会和周围的人和好相处，也会结交有趣的朋友。
在旅途中结交的朋友有事也会大有用处。有一次，一家大百货公司的一个专门负责采购食品的董事作到了一个国家足球队队员坐的那张桌子旁。他们两人谈得很投机。由于气氛相当融洽，几乎到了互相可以有某种信赖的地步，这个国家队队员对那位董事说，他有一个朋友，能生产味道极好的罐头汤汁，如果能从这家百货公司做生意，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这位董事考虑到这个足球队员非常友好，所以他很想为他做点事来讨他喜欢。他要足球运动员的朋友直接找他联系。后来，那位生产罐头汤汁的朋友同这家大百货公司签订了价值达350万马克的生意。而这位足球运动员也得到了1%的介绍费。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些数字也是真的，而罐头汤汁是我有有意编造的。
这样的交往，这样做成的生意为数不少。有时还会发生奇怪的小插曲。我记得有一次在雅典参加一次国际比赛。那是1974年世界杯赛后的事。有个足球队员走进住有两个队友的房间问：“我能用一下你们的厕所吗？”
“当然可以，当你自己不是也有个厕所么？”
“不能用了，被红十字封掉了。”
原来，他还没有看到过，许多旅馆中有这样的习惯，用一根往往带有红十字的纸带贴在厕所的门上，表示它已经被打扫和消毒过了。
住旅馆的人真是无奇不有……
有人说拜仁俱乐部有点好出风头有点狂，因为我们不用像巡回演出的马戏团那样来回奔波，因为我们有要人包厢，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达官贵人来看比赛。
这是一种误解。直到今天，这个误解还未消除。
我在《明星》画刊上看过奥托.雷哈格尔和图宾根修辞学教授瓦尔特.延斯的一段对话。后者显然特别看不起我们俱乐部和我本人，我想在后面再谈谈他。
下面是他们对话的摘录：
雷哈格尔：“……尽管这是在我心中慢慢地形成的，但我今天可以对你说：奥托，你这个家伙，你真不错，你真幸运，因为拜仁俱乐部请你……”
延斯：“我真心请求您，在您去看拜仁慕尼黑的球赛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
雷哈格尔：“真到了这般地步？”
延斯：“我奉劝您不去为好。在一个充满铜臭和追求时髦的世界里，您会感到舒服？”
雷哈格尔：“这岂不上一种挑衅？！”
延斯：“别说了，我懂得‘打倒拜仁无赖’这句口号的含义，尽管我不同意这么说。但这说不上对有势力的人、对高傲自大的人、对有钱人和老板们的粗暴反抗。”
这教授也真是……
他不喜欢拜仁慕尼黑足球队，特别不喜欢我。对此，我无所谓。但我惊奇的是：他懂得“打倒拜仁无赖”这些口号的含义，而又不同意这么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和不是过于敏感的话，“拜仁无赖”这个词显然是一种侮辱。如果说我在30年的足球生涯中对足球观众有所了解的话，那就可以说，在足球场里，污辱往往是粗暴和暴力的前奏，只有用大声地劝导和通过共同的随机应变的准备，才能将这些可能导致吵闹和殴斗的因素制服。对这一点，我想延斯教授也一定会理解的，即使他的可能不同意……但是，根据我对他这些年来的了解，他定会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定会振振有辞的进行解释和反驳，因为它是修辞学教授么！
我们是“拜仁无赖”，是追求时髦和充满铜臭的足球运动员，是有钱有势、骄傲自大的大腕儿---我们使德国的体育场观众爆满，使足球协会收入可观，使足球运动员口袋里塞满了钱。
当我1990年参加意大利世界杯赛后同球队回国，在法兰克福受到欢迎的时候，在冠军杯前聚集了10万多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向22位球员欢呼致意。而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我们是百万富翁而受到丝毫干扰。
在这激动人心的几分钟的，我又一次仔细的看了一遍我的队友们，他们中既有球星，也有替补球员。他们个个都是充满自信，被社会承认的伟人，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游离于社会之外。
在这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幸福。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成了世界冠军，而是因为我知道足球真正从乌烟瘴气中解脱出来了，而并不受人欢迎的拜仁足球队和我对这一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谁也不能夺走我们为此而感到的自豪和快乐，这是由无数次的胜利和我们赢得冠军所组成的了不起的成就，具有永恒价值的成就。
历来属于“短裤阶层”的足球运动员已经可以活跃在社会之中了。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在使用护发露、刮胡子水和吃巧克力、喝啤酒和成品汤汁的顾客那儿熟悉的人了。他们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他们成了同电脑打交道、购买高级相机、在银行存钱和可以购买名牌汽车的人。踢足球和作广告，粗看起来好像是一回事，仅仅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行当。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些：足球是一种证明，证明了社会对它的承认。这是球员们通过流血流汗拼搏而得来的承认。
足球运动赢得的是打星号的最高分，其代表是国家队。正如国家队球衣上的梅赛德斯星号标记所象征的，足球运动员是特殊的阶层，他们所从事的也是德国最有价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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