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普通德国兵的二战记忆

信息来源：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75193795

        关于二战时欧洲战场的回忆录多得不计其数，然而针对那个战败的纳粹德国的士兵的书却很难见到。在很多国人的眼里，他们也一直固化成凶残的形象。然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近期出版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却从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角度展现了那个年代。

　　本书从被人们遗忘的“二战”战败国德国参战军人的视角切入，在丰富的照片和历史资料的配合下，通过展现一批德国参战老兵对战争和及战争中个人命运的回顾和感悟，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完全另类而又十分生动的历史画卷：德国兵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本书半自述式的故事情节肯定能让许多战后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推崇，每位古稀老人的回忆搀杂着他们对自己青春年少时对国家的信仰与忠诚，也充斥着战争的血腥与残忍。

　　作者朱维毅，籍贯江苏，长于北京。1988年赴联邦德国留学，4年后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经常撰写有关中德文化互动的文章，这本书中，他把那些在中国人眼中符号化的德国士兵变成了真人。他还曾出版图书《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等。

感谢克林斯曼-K18奉上的全书内容~

版权声明

1、转载或引用本网站内容须注明原网址，并标明本网站网址(www.gerfans.cn)。

2、转载或引用本网站中的署名文章，请按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

3、对于不当转载或引用本网站内容而引起的民事纷争、行政处理或其他损失，本网站不承担责任。

4、对不遵守本声明或其他违法、恶意使用本网站内容者，本网站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本文地址: https://bbs.gerfans.cn/thread-165521-1-1.html

买一本看看。

第1节：前 言
(1)


　　前 言

　　在我1988年首次出国时，德国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莱茵河两岸的风光，不是高速公路上的飞速车流，也不是和中国廻然不同的城市和民风，而是一座位于西柏林中心位置的特殊建筑--纪念教堂。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宗教建筑能够像这个教堂一样引发出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烈联想。

　　主钟楼高达113米的纪念教堂曾是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的最高建筑，全称为"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带有哥特风格的新罗马式建筑是德皇威廉二世为纪念他的祖父--德国的开国皇帝威廉一世而建的。建筑的设计和施工均由威廉二世亲自督管，工程所需的680万金马克来自德国各省财政和私人投资，工程开始的年份选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第20年的1891年，建筑奠基的日子3月22日是德皇威廉一世的第94个诞辰日……所有这一切，都为这座建筑罩上了一层超乎宗教意义的耀目光环，使它承载了铭记开国君主，展现民族自豪和弘扬德意志传统的意义。1895年9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主持了纪念教堂的竣工揭幕典礼。隆重的盛典令帝国一时轰动，新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在全德随之风靡。

　　无人能够料到，这座建筑会在半个世纪后被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的轰炸机和火炮夷为一片废墟。而这场由德国发动的世界战争的起点，正是纪念教堂问世44年后的9月1日。

　　战后，纪念教堂的残存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并经过整体加固，它变成了一座汇集着辉煌与黑暗、胜利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骄傲与自省的永久性历史建筑。教堂的纪念指向已不再是那位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的开国君主，它无声却持久地提醒着人们永记一段历史：那场改变了德国和世界命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图0-1：柏林西区的标志性建筑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今昔对比。1943年11月盟军空军对柏林的大轰炸，1945年4月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炮击，使纪念教堂受到毁灭性破坏，废墟之上只站立着已经被揭了顶盖的钟楼。1957年，西柏林政府开始讨论重建纪念教堂的工程方案，大多数柏林市民支持把68米高的钟楼残骸部分加固保护下来。重建工程于1961年结束，纪念教堂从此成为一座向德国后人警示独裁危害和战争教训的独特建筑。

　　那么，历经"二战"的德国人记住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呢？

　　在那场空前的人类战争浩劫之中，德国周边的国家除中立国瑞士之外全部遭到德国的攻击和控制；德国的战争对手包括了欧洲的所有工业大国（包括战争后期倒戈的意大利）和美国、苏联两大国际超强力量；德军的进攻矛头北及丹麦、挪威，西指英伦三岛，南抵北非沙漠，东至莫斯科城下，其军事扩张的规模和韧性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德国国防军开世界战争史中装甲闪击战和空降兵作战之先河，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陆军围歼战、城市包围战、水下潜艇战和空军大会战，及至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把导弹应用于实战……

第2节：前 言
(2)


　　这一切都注定了世界和平力量在遏制和挫败德国的侵略行为时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世界性战争--"二战"期间，全世界先后有53个国家对德国宣战；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残酷的战争：仅在欧洲的死亡人数就接近4 000万；

　　这是一场把德意志民族推向绝境的战争--320多万德国军人死亡，210多万德国平民死于空袭，1100多万德国男子成为战俘，200多万德国妇女遭到强奸，德国的161个城市和850个村镇遭受了毁灭性轰炸，无条件投降后的德国丧失了一切主权，1 200多万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在战后被迫放弃世代家产，被驱赶到胜利者留给德国的那块缩小了四分之一的土地上……

　　德国发动的"二战"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和关系的建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人类的现代价值观定位都和这场战争的结局紧密相关。正因为这样，世界各国发表的"二战"文献浩如烟海，涵盖了史实记载、战役分析、罪行揭露、名人传记以及文艺作品多种形式。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德国普通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感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战败的德国一方，而从血海中幸存的各国受害者在追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往往很难顾及到加害国大众的遭遇和心境。另一方面，陈述、分析和总结战争的话语权从来都掌握在战争的获胜一方，战败国百姓的故事和感受从来都不大可能被纳入主流的历史视场。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如果世界对德国的"二战"亲历者的战争感受缺乏了解，人类对"二战"浩劫的洞察和总结就说不上全面和完整。

　　由于欧洲的战场远离中国，我们基本上只能依靠文字、图像和影视史料来认识战时的德国。年轻的中国人能够想象到的德国军人形象几乎是一致的，那是一群头戴钢盔、面目凶恶、强悍善战、惨无人道的战争机器。被群体固化的"鬼子"形象，让我们难以识别他们在性格、身世、思想、经历上的差异。他们是如何经历和认识"二战"的？我们对此几乎毫无了解。他们的个性鲜为人知，他们的故事鲜为人听，他们的思想鲜为人道。在德国以外的各国看不到被翻译成自己母语的德国老兵回忆录，在二战史书中很少谈到普通德国士兵的命运，在一切纪念二战重大历史事件的场合上更不可能有德国老兵代表的身影出现。这是造就历史而又被历史忘却的一批人，这是真实存在而又在公众视线里消失的一批人，走近他们，就文学而言是一个独特的创作领域，就研史来说有利于更全面地总结"二战"，由此我萌发了接触并记述这些德国老兵的经历的想法。

第3节：前 言
(3)


　　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揭露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文献已经堆积如山。在这方面继续落笔无非是重组各方信息，并无多少新意。另外，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战争中所犯罪行在战后得到了严厉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国自身也对其历史罪责进行了全面、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书的写作重点不在于列数纳粹德国的罪行，而在于展示普通德国军人及其亲人对"二战"的记忆和解读。

　　作为"50后"，我对二战的了解尽管是间接的，但一直充满了探究的冲动。我的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敌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他讲抗战故事，并从中最早听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攻克柏林"这一连串名词。它们对我来说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而对当年的父亲来说却是命运攸关的。在中国的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侯，新四军在时事学习中最关心的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到德国以后，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当年曾与苏军和盟军横刀相向的德军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冲动。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群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里蹒跚行走的白发老者，但我却很容易联想到他们当年的军人形象：风尘仆仆，一身戎装，头戴M40型钢盔，肩挎K98式步枪……90年代初我在萨尔布吕肯市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老房东和他的几户老邻居家里都看到了他们年轻时的军人照片。老房东向我解释过："到了战争后期，德国的后方已经没有了男性青壮年，你今天能见到的老头全是当年的军人……"

　　老兵们生活在我的周围，但和他们深谈"二战"的话题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事关那场不义的、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事关个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们是很难向一个相交不深的外人敞开心扉的。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德国的"二战"反思会在德国老兵和他们的后代之间形成一道交流的鸿沟。年轻的一代人在中学教育中就可以系统地了解到自己先辈参与制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儿子不愿保存老兵父亲的战争文物，孙子不愿倾听老兵爷爷的战争经历，这在德国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后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们也倾向于对自己的"二战"经历采取谨言慎行的态度。当他们面对着一个外国人的采访要求时，这种态度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

　　除此以外，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书写"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历史见证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战"开始时刚20岁的德国人，到现在也都进入古稀高龄了。依然健在的 "二战"德国军人越来越少，当年将校级军官已基本绝迹。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要进入这个写作领域，只能抓紧有效的几年时间。

第4节：前 言
(4)


　　进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种交流的基础。为此，我查阅了很多由德国老兵留下的战争回忆录。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被翻译和介绍到德国以外，读来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时也遗憾地发现，凡以书面形式出现的老兵回忆录大都缺少鲜明的个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在把历史诉诸文字时，其思想表达毕竟要比说话来的更为谨慎，在事关敏感话题的时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经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的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这种脱口而出的心里话是绝不可能见诸于文史书刊的。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实地了解德国老兵和他们眼中的战争，必须要和他们直接对话，要让他们敞开心扉，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要"零距离接触"。

　　在我生活于德国的十几年中，先后接触过很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其中一面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虽说经常能见面，但也不过是在楼道或街区碰上面后打个招呼。但只要出现交谈的机会，我都会不失时机地想办法从他们口中"掏出"一些对战争的感受。最初的动机不过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后来逐渐地就变成了有意识地收集故事。由此获得的材料虽然支离破碎，但积少成多后就使得那场战争在我眼前逐渐变得生动和真实起来。当然，依此还不足以成书。在我对德国老兵心中的"二战"积累了一些感觉后，我决定开始正式的采访。从这时开始，我真正感觉到了写这样一本书的难度。

　　我曾经试图通过德国的各类研究第三帝国史和"二战"史的协会和机构建立采访渠道，但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德国人在拒绝求职时很直接，但在拒绝求助时则很委婉。他们经常是不直接回绝我，而是很热心地推荐我再去和别的单位试一试，而且会给出一些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推来推去，结果经常是最终又让我返回到了最早联系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个无效循环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况发生在斯图加特市的一个老兵协会，会长在"二战"时是一名空军军官，老得已经写不成信了，他委托助手给我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将要提供给我一个老兵会员的名单，我可以根据这份名单上的电话和地址逐一去联系或采访这些人，但此事最终还是没有了下文。后来我了解到，老会长做出这个承诺后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要找到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可能还是通过对方能信得过的人来引见，这种引见的角色是各种协会和机构所不愿承担的，因为他们对你的写作动机并无丝毫认知。这个建议启发了我，我开始尝试在朋友圈中寻找引见人。这个过程虽然艰难，但最终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终于接触到了一些愿意和我闲扯过去的老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2002年2月举行的一次老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在德国西部的布劳姆贝克市（又称花山市）举行的，由当地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一手操办的，主题是《老兵忆"二战"》。

第5节：前 言
(5)


　　以下几个特点决定了这个座谈会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发起者是一位前中国留学生，组织者是一位前德国政治家，到会者是8位前德国军人。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8位老人中有7位是自己开汽车前来赴会的，6位正式着装，打了领带。他们保持着军人严格守时的习惯，约好的10点钟刚一到，一群老头就脚跟脚地进入了会场--组织者老市长家那宽敞洁净的客厅里。这些老人在战争中的经历各不相同，其战时加入的军种包括了陆、海、空三军和纳粹德国的"第四武装"党卫军。

　　图0-2：2002年2月在布劳姆贝克市的老兵座谈会。到会的8位老兵来自"二战"时期的德国海、陆、空三军种和党卫军，曾分别在西欧、北欧、苏联和大西洋海域作战。照片中这5位老兵全部是正装出席座谈会，而且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简历。截至本书截稿之时，他们中间有4位已经去世。

　　在举办老兵座谈会之前，细心的老市长建议我把采访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座谈，请大家扼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战争经历。第二步再家访，即根据在座谈会上了解的情况，挑出几个有故事的老兵进行单独采访。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任何一个老人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有无穷无尽的话题，3个小时座谈会能提供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对我来说，除了要在这个座谈会了解与会者的各自战争经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会相聚气氛，感受相互关系和观察共性的东西来获得一个对老兵的群体印象。座谈会的气氛很平和，除了话题的特殊性以外，它和德国一般的聚会并无二致。原因再简单不过：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德国老兵的世界神秘而遥远，而对这些战争亲历者本身来说，他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打仗、一起被俘、一起重建家园的同一代德国人，说起那段历史来就像聊家常一样自然。这次座谈会使我对德国"二战"老兵这个群体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德意志民族延续过程中特殊的一代人，这些老兵们在民族秉性上和他们的前人和后代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他们的独特之处只在于，特殊的历史境遇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命运。

　　由于"二战"带给德国军人个人命运的撞击过于剧烈，老兵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之深刻远远超过一般老年人对过去经历的回顾。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大多数我接触过的老兵都能随口说出自己入伍、负伤、被俘和回家的具体日期，详细到了月份、日子、上午还是下午、晴天还是下雨……

　　在我的所有采访对象中，没有人为其战争经历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人流露出负罪感。发动战争的德国已经付出了足够代价（其中包括人员的死伤、城镇的破坏、赎罪式的战俘劳动、对受害国家的赔偿），这使得这些当初在 "为国尽职"信念下走向战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如今的心态十分平和。而他们在对自己曾宣誓效忠过的纳粹元首的谴责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又使人相信，这些当年的军人已经真正悟透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战争会给平民带来何种命运。

第6节：前 言
(6)


　　采访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为了一次约好的面谈我要专程驱车数百公里；有时为了补充材料我要对同一个人多次拜访（而进入德国人家庭的谈话预约经常是很困难的）；有时我为了搞清当事人讲述的某一场战役或一个事件，必须在采访后查询大量资料……对于我这样一个工科出生的业余写作者来说，投入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从采访中获得一种特殊快感，那是在切入历史进程时体验社会发展脉搏的那种感觉。

　　在和老兵们的接触中，我经常能够听到他们对自己的孙辈和重孙辈的介绍，这些孩子们有的痴迷于电脑游戏，有的热衷于异国时尚，有的成为国际文艺体育明星的追随者，在价值观上已远离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而去。而当这些老人向我展示他们祖父母的照片甚至是曾祖父母留下的信件时，我又会被带进更远的德国历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的年代，甚至是普鲁士王国征战丹麦、奥地利、法国进而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时期。这是一种从历史书上无法获得的对社会延续发展的一种直接触摸感，它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类发展，什么叫世代更迭。尽管我的观察比较表面，而且间接，但我毕竟获得了一种上下纵观德国六代、甚至七代人的独特感受。这对我真正理解德国老兵及其后人（当今德国社会的主宰者）以避免简单地图解他们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帮助。依据这种感受，我就可以为这本书选择最能从本质上反映"二战"时期这一代德国人特质的采访素材，从而使读者在增加一些知识的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将德意志人代代相连的那种独有的民族气质，而后者往往是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钥匙。

　　在200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写的一些德国老兵回顾"二战"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国内陆续发表。其后我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再把创作的笔触伸入这个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我采访过的老兵一个个地离世了。那些在每年圣诞节前都会和我互致问候的老人一旦停止邮寄贺卡，往往就是不祥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把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通常都是老人已去世的消息。这让我感受到一代人从历史淡出的过程。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人类世代作为的记录。

　　现代是什么？现代是人类世代作为的效果之和。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无论他们最终留给后人的是遗产还是遗憾，真实地为后人留下自身的历史是他们不可回避的责任。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不存在国界之隔的传承，口述史则是这种传承的重要形式之一。而从总结战争教训的角度上看，由战败国的普通人留下的口述史比胜利者的历史追忆更为重要。面对正在消逝中的一代德国老兵，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再做些什么，于是就有了我在2009年5月对"二战"德国老兵的新的一轮，也许也是最后一轮的采访。

第7节：前 言
(7)


　　7年前帮助我组织过老兵座谈会的布劳姆贝克的退休老市长和他的夫人又一次热情地帮助了我。他的夫人帮我落实了一批采访对象，并安排了周密的采访日程。走路已需手杖支撑的老市长亲自开车带着我在德国中部和北部海滨地区跑了一个星期，陪我逐个登门拜访了一批"二战"老人。

　　德国人的"助人为乐"通常具有明确的底线，那就是在花钱上一定要彼此分清。不知是老市长被我采访老兵的韧性所打动，还是为了答谢我在北京奥运会期间陪同他们夫妇游览黄花峪水长城的热情，他对我们沿途的用餐、渡轮和汽车加油等一系列费用的支出均采取了一种近乎"专制"的做法--必须由他一人来全部埋单。当我向他提出很德国式的"AA制"要求时，他给我的是一个很中国式的答复："少来（keine Diskussion）！"

　　只是在告别时他才对我说："我觉得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是在帮助中国人了解德国……"

　　了解德国--一个引发思考的命题。

　　我们对德国的了解有多少？这种了解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个诞生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伟大哲人的睿智民族为什么曾由衷拥戴过纳粹的极权、专制和暴虐？这个滋养了歌德、贝多芬、巴赫、尼采等艺术巨匠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曾一手制造出人类史上最黑暗和恐怖的种族灭绝罪行？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国家在每次惨重挫败后都能再度崛起并依然跻身于世界顶级强国之列？是什么原因使德国这个欧洲历史上的"问题孩子"变成了欧盟这一人类区域联合创举的核心驱动国？在大国之间的军事对峙长期威胁着人类生存的今天，德国人的二战经历和总结对今天的人类及其后代意味着什么？……

　　本书不求改变历史书的定论，只求客观、真实、生动地补充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能否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应是考察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是否具备思想价值的判据之一，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8节：德国老兵：为什么德国会走向"二战"
(1)



　　德国老兵：为什么德国会走向"二战"

　　布劳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威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城，曾涌现出很多驰名德国的名人，其中有园艺师、棋手、学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负盛名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七任总理施罗德。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系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曾长期研读二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因为在德国凡涉及教育就离不开对两次大战历史的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这使我想到了中国的"春秋无义战"之说。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对于这一点，被英法联军打进圆明园的中国人体会尤深。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第9节：德国老兵：为什么德国会走向"二战"
(2)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 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第10节：德国老兵：为什么德国会走向"二战"
(3)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 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 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 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 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第11节：德国老兵：为什么德国会走向"二战"
(4)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罗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

　　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随着和历史见证人的接触增多，我逐渐理解了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宣泄了，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第12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1)



　　"大德意志师"一兵

　　我儿子凌凌曾给我推荐过一个采访对象，他叫罗迪，在"二战"期间曾在"大德意志"机械化师当过兵。我听说此事后很有兴趣，因为"大德意志师"是当年德军中的超级主力，头号机械化师，在这个部队中干过的人必定经过血战。

　　说起来和罗迪老人的相识，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儿子凌凌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所在的柏林阿斯卡中学是一所建于1875年的老校。1954年，学校为纪念在两次大战中死去的本校师生而建造了一个祭坛，并整理出了一部死者名册放在祭坛上。名册上记载着352个阵亡军人和14个遇害犹太人的姓名，罗迪先生在战争中阵亡的两个哥哥的名字也记录在案。

　　这本名单式的纪念册对其纪念对象没有做仔细区分。从记录学史，警示战争灾难的作用上说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问题出在了摆放它的位置：它被摆到了死亡师生祭坛上，这就有了几分悼念阵亡侵略者的嫌疑。鉴于学校的师生和家长对此不断表达出的异议，校方于1975年拆除了这个祭坛，并收起了那本名册。

　　2000年，早已退休的罗迪先生应邀参加了阿斯卡中学建校125周年的校庆，也准备借此机会想顺便凭吊一下两个死去的哥哥，结果他发现那个祭坛早已被拆除25年了。老头愤怒地找到校长质问："难道死去的士兵就不是纳粹的受害者了？"

第13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2)


　　就在那次校庆活动中，他以自己的"二战"经历现身说法，给一批学生作了一个题为《教育和战争》的报告。我儿子听完报告后找到他问："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谈一次呢？他正在寻找您这样的老兵。"就这样，我认识了罗迪。

　　图3-1：两张照片，61年之隔。左图为1941年刚加入国防军时的小伙子罗迪。右图为2002年在柏林述说"二战"经历的老年罗迪。

　　老人住在柏林的新克恩区的一条商业大街旁。他居住的楼房是一幢19世纪末的建筑，"二战"时的柏林大轰炸也居然被它挺了过来。这是一座典型的老式柏林住宅楼，外墙厚达半米，分前楼和后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楼高5层，每一层楼有3套独立的单元房。大门均由厚橡木打造，每套房子都是4大室加两大厅，居住面积达200多平米，室内净高近4米，房间宽敞而明亮，由此可以看出100多年前的柏林中产阶级的居住水平。惟一比不上现代建筑的是,这种老式的套房里只有一个卫生间，厨房和卫生间的空间也相对狭小。

　　老人在3楼和4楼各有一套这样的单元房，他和老伴一人住一套，白天凑到一起做饭吃饭，晚上就各回各的单元房。对此他幽默地调侃道："现在不比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了，那时候是要往一起贴的。"

　　这幢楼房是他的家族遗产，他的母亲就出生在这个楼里。他拿出一张相片递给我："看，这是我妈妈。"相片是一个在摇篮里抱着奶瓶的大眼睛金发小女孩。我刚想说可爱极了，但又觉得好像不太合适，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他告诉我："我们家有照相的传统，属于世界上最早使用照相机的一批家庭。现在你想要在欧洲老百姓家看到这么老的相片是很难的。"

　　罗迪老人身材高大，只是背微微有些驼，头发和胡子都是白的。他思维敏捷，热情好客，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在我到来之前，他已经在客厅摆放好了葡萄酒和厚厚的一摞相册。人越老，就会把相册看得愈加重要，而且越愿意一边翻着相册一边谈过去。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和中国人并无区别。

　　老人拿出一张免冠军人照给我："看，这是我入伍两个月后的照片。"口气中不无得意。相片里的小伙子的确很帅，拍照的时间是1941年4月15日。他告诉我说："我当时身高1.83米，现在缩了5厘米，成小老头了。"

　　罗迪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他的爷爷是柏林第一家做葬礼服装的公司创始人，同时兼做农产品贸易。1907年，爷爷在东部波美拉尼亚建了两个大粮库。战后，波美拉尼亚划给了波兰，粮库也被无偿征收了。对此罗迪耿耿于怀，退休后还专门去那里看过一次，他发现粮库还在，但已经非常破旧。他给我看了同一粮库在80年前和现在的两张照片，从照片上我读出了岁月。

第14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3)


　　1913年，罗迪的父母结婚了。次年父亲在柏林的格林内瓦特森林区自建了一幢别墅，然后就有了他们兄弟4人的先后出生。罗迪排行老三，生于1921年。在他5岁的时侯家里开始拥有汽车了，还雇了一个专业的司机，他们成了早期的德国有车一族。这辆车平时在父亲的公司里使用，到了星期日就用于全家外出兜风。在一张发黄的照片里，我看见罗迪一大家人坐在一辆黑色的奔驰敞蓬轿车上，方向盘边坐的是穿皮衣戴皮帽配风镜的司机，他留着两头翘起的大胡须，在镜头前作骄傲状。车里的人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满满的。罗迪说："您想想，爷爷奶奶我爸我妈再加上我们4个秃小子都要坐进去，不使劲挤怎么能行？"

　　图3-2：希特勒青年团在野外宿营活动。上图：在户外搭建的帐篷营地。下图：孩子们用跳越篝火堆来显示"男子汉气概"。希青团以培养"优秀的亚利安人"和效忠第三帝国的准军人为目标，承担着帮助德国少年洗脑、健身、组织化这三大使命。自1936年12月起，纳粹把希青团变成了一个强制性组织，年纪在14－18岁的健康德国男孩都要无条件加入。

　　14岁时，罗迪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就象小学毕业后一定要上中学一样，参加这个组织根本不用申请，够了岁数就一锅端。他说，参加希青团是一件让小孩子们很向往的事儿，大家穿一样的制服，一起打靶、一起锻炼身体、一起过野营生活，没有了家长的约束，生活又自由又愉快。说话之间他找出了一张当时的照片，上面是一群穿制服打领巾的孩子在举行篝火晚会，一排孩子正站着唱歌，更多的人坐在地上鼓掌。梳着小分头的小罗迪就站在唱歌的队伍里。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侯是31岁，刚结婚14天，生活道路就这样走到了头。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图3-3：1943年，罗迪和二哥（左）在苏联战场上相遇。这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二哥后来死于本土战，被平射的高射机枪击中脸部。尸体葬于何处不详。

第15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4)


　　"您是在哪里接受新兵训练的呢？"

　　"我参军后被送到波茨坦训练。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总是排在全连的前三名以内，所以我很快就获得了优秀射手称号，这样，我就可以不参加星期日的加班训练了。基本军事训练结束后，我又被选出来参加了无线通讯兵的培训，一起培训的有50人。看，这是我们培训小组的结业照。"老人指着一张相片给我看，那上面是7个头戴步军帽身穿白色外套的士兵，"6个学生1个老师，右面个头最大的这个是我。在这7个人中战后活下来的只有2个人。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开始攻击苏联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不过，严格来讲这还不算是真正的苏联。您一定知道，战线两侧的区域原来都是波兰的领土。1939年9月德国、苏联两家平分了波兰，使波兰成为两国相互防范的安全缓冲区。其实，俄国人真正的战略防线是新国界以东300到400公里的'斯大林防线'。这条防线的西侧是'十月革命'后被苏联兼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加盟国，它的东侧才是1917年以前的俄国领土。"

　　我插话说："我想，要保住传统国土的安全，苏军在抵抗的时候一定最希望把你们消灭在'斯大林防线'以西的地区。"

　　"一点不错。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深入苏联的腹地，不突破'斯大林防线'，就谈不上对苏联的真正威胁。我所在的部队隶属于霍特将军的第3装甲兵团。这个兵团下设5个装甲师和3个摩托化师。每个装甲师都有不少于150辆坦克。您知道当时希特勒是怎么估计苏联的抵抗能力的吗？在攻击苏联前一个星期，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他的将领们说：'我要求你们的只有一点，用力踢开房门，然后这个房子就会自行彻底垮掉。'这个疯子，他把斯大林的苏联看成是一脚就能踹散架的破窝棚了。"

　　其实希特勒并非像罗迪所说的变成了一个疯子。纳粹德国对苏联志在必得的态度有三个方面的基础。

　　第一是基于"一战"的经验。当时俄国动员了在各参战国中最大的兵力，气势汹汹地要从东面给正和英法联军苦战的德军以致命一击，但结果是俄军大败，导致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逢俄必胜"的自负心理。

　　第二是基于苏军因内部大清洗造成的战力自损，在1937年到1938年期间，斯大林为解决"军人法西斯组织"的隐患，在苏军将领中大开杀戒。5个元帅中有3个被杀，15个将军中有13人被杀；在85个军团司令员中有62个被；在195个师长中有110个被杀……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完成的对一个大国军队精英的如此高效的杀伤，苏军的指挥系统几乎被杀空了。德国人有理由相信苏联军中已无良将。

第16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5)


　　第三是基于苏、芬战争的经验。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开始的侵略芬兰行动中，计划4天"解放"小小的芬兰，但后来的结果是近50万的苏军和不足20万的芬军打了4个月，战死人数比芬兰多了一倍，给人类战争史提供了一次完美的惨胜案例。

　　罗迪经历了德军在侵苏初期的长驱直入式的大进军，对手的不断溃败似乎验证了德国人对苏军战斗力的判断。下至普通士兵罗迪，上至最高指挥部，此刻的德军无人不认为对苏战争是稳操胜券的。

　　打过仗的人最喜欢谈胜仗，罗迪描绘起那场大进军来显得绘声绘色：

　　"我所在的643分队是一只装甲预备队，不固定归属于哪一个师，哪个师紧急需要就把我们临时编入哪个师，所以大家都叫我们是救火队。突入苏联后，第3装甲兵团按照希特勒的大包围计划一路向东飞奔，就像一把张开大嘴的钳子一个劲往前猛插，等超过溃散的红军大部队后就立即收拢钳头，截断他们的退路，让跟进的步兵把他们围住吃掉。然后我们再张开钳子嘴继续往前飞奔，去完成下一个大包围。

　　图3-4：在1941年6月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中，中路集团军群的机械化部队向苏联国土纵深迅速推进（上图）。至当年的12月中旬，向德军投降的苏军士兵已达到300万人（下图）。

　　"部队先后经过了明斯克、维帖布斯克、尔热夫、维亚基马，几乎是一直笔直地向东前进。7月中旬，我们终于越过了第聂伯河，突破了'斯大林防线'。俄国人在这里抵抗的微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原来我一直以为在'斯大林防线'会发生最艰苦的战斗"

　　说到这里，他给我翻出了一张照片。那是他当年在战场上的留影，穿着深色的风衣，头戴钢盔，站在一道显然是苏军挖出来的作战工事里。照片的背面写着："斯大林防线"。

　　老人继续讲道："本来德国是有希望在入冬前把闪击战一直打到莫斯科的。但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战争潜力，认为拿下莫斯科只是时间的问题。他把精力放到了西俄地区，想用大包围战先吃掉苏军主力，扫清通往南俄的油田通道。就这样，他把两个月宝贵的夏季时间失去了。进入秋冬两季，苏联的战场出现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恶劣气候。听说过吗？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罗斯时有一个大将军挽救了俄国，在131年之后这位大将军又一次帮助了俄国，他就是'冬天将军'--我们都这样称呼1941年冬天在俄国的天气。

　　"我大哥参加过西欧战役。那里的作战条件和俄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法国气候温和，道路质量高。防御线一旦被我们摧毁，我们就可以利用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扩大战果。可在苏联就不一样了。在我们中路大军的运动方向上只有一条经过明斯克通往莫斯科的柏油公路，其他的所有道路都是最原始最糟糕的土路，一场大雨后就变成沼泽泥潭。对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准备。按理说，履带式车辆是不大受恶劣道路条件影响的，但偏偏我们的多数车辆是轮式的。一个装甲师的履带车辆不到300台，可轮式车辆却有3 000多台，一上路全陷进去了。到11月上旬，大雨和烂泥把我们完全阻滞住了。进入冰冻期后，车辆刚能行驶，从11月27日起又出现了罕见的严寒。我们的车打不着火，枪拉不开栓，燃料冻成了固体，人几乎要冻僵……12月5日我们到达了莫斯科郊区。当时记录下的气温是零下37度，其实最冷的时候超过零下40度，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寒冷。我们已经看到了莫斯科郊区的轻轨火车，但整个部队都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就在我们到达莫斯科郊区的第二天，俄国人从远东调来的精锐师开始反攻了。他们的冬季反攻一共持续了3个多月，虽然进展很小，但阻止住了我们的攻势，闪击战变成了胶着战，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

第17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6)


　　图3-5：1941年11月，德军在苏联遭遇强敌--秋雨后的道路翻浆。就连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苏联交通设施的落后状态会在最危险的时侯阻挡住了德军的机械化部队，闪电战变成了蜗牛战。装备了大量轮式车辆的德军面对沼泽一样的苏联公路一筹莫展，就连坦克履带都会陷入泥潭。德军老兵常说，俄国的两大将军是他们的英雄，一个是冬天将军，一个是沼泽将军。

　　说到这里，老人饮了一小口红葡萄酒，然后对我说："知道吗？我最终还是进了莫斯科。"

　　我有些吃惊："怎么，您后来被俘虏了？"

　　他笑笑说："不，那是战后的事了，我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一定要看看这个当时我们无法到达的城市是个什么样。对这块几乎把我冻僵的地方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向往。"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纷纷从车上跳下来，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我发现了一个仰卧在麦地里的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黄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步步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像要对我说什么。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还说这是命令。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图3-6：德军在打扫战场时用手枪对零星苏军重伤员进行"果断处置"。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经过短期修整后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至今德国还有介绍这支部队的各种书籍和画册在发行，当然都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的。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第18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7)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打得树叶刷刷地落下来。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打在了汽车的水箱上，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只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在一次激战后，我和一个弟兄负伤掉了队。我的右眼被炮弹炸瞎，左眼被灼伤，什么都看不见了，而那个弟兄的两腿都被炸断了。他哭着说：'罗迪，没指望了，我们不能落在俄国人手上，来吧，都把枪放进对方的嘴里，我喊一二三。'我说：'别胡来！只要我们有一个人能走路，我们就还有希望。'就这样，我把他背了起来。瞎眼的我负责走路，断腿的他负责指路，我们竟然以这种方式最后找到了队伍。后来我的左眼被保了下来，但那块打瞎我右眼的弹片至今没能取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会自己移动，现在它到了我的右腮部，就在这个部位"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指他的右腮。停了一会，他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这个拄着铁锹看镜头的人是个德意志族的南斯拉夫人，他在回家探亲的路上被游击队杀了。你看这个正在低头干活儿的小伙子，他在拍完这张相片的第二天就被俄国人的狙击手敲掉了。"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枪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