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普通德国兵的二战记忆

第19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8)


　　"没有语言障碍吗？"我问。

　　"当然有，但是学数学不必懂德语，我们用手势和数学符号就能交流得很好。每当我给小姑娘上数学课的时候，娜斯提亚就给我们煮土豆、擦皮鞋。1942年复活节这天，我们把一些钱交给娜斯提亚，让她安排一下过节。结果她给我们煮了很多彩蛋，还和村民们一起灌我们喝烈性酒。不喝？那可不行，不喝就灌你小子！那真是我在俄国最愉快的一段时光了。"

　　图3-7：1942年春天，罗迪（左侧的身穿背心者）和两个战友在乌克兰农村和女房东娜斯提亚等人一起过复活节时的合影。罗迪搂着房东的小女儿，两个光膀子的小伙子手里捧着房东给煮好的复活节彩色鸡蛋。

　　说到这里，老人又指点我看两张照片。一张照片记录着他所在部队在1942年春季军训的场面，一些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正在练习逾越障碍，训练场两侧站满了旁观的居民。另外一张是过复活节时在房东门前拍摄的。画面左面是穿背心的罗迪，他的身前坐着房东的小女儿，身后站立的是女房东娜斯提亚。另外两个手里捧着复活节彩蛋，赤裸上身晒太阳的小伙子都是德国军人。

　　他放下照片后又继续讲道：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线，后来又进军高加索油田。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德国兵坏。'

　　"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 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四分之一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第20节："大德意志师"一兵
(9)


　　图3-8：罗迪随"大德意志师"转战东线的各个战场，在战车中个头最高的戴钢盔者是罗迪。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他说，计算机对他来说太难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决定退休了。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图3-9：作者和罗迪老人的合影，拍摄者是他的老伴。老人对这张照片的评价是：人拍的还马马虎虎，可取景太差，落地灯不应该长在他的脑袋上。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漫游，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问道。

　　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

　　"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第21节：纳粹的"多国部队"
(1)



　　纳粹的"多国部队"

　　"二战"时期，不仅是德国的敌手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就连德国国防军的士兵都把党卫军视为一支令人生畏的特殊队伍。

　　党卫军的名称来自党卫队。"党卫队"的德语原文是"Schutzstaffel"，意为"护卫队"，缩写为"SS"。高度军事化之后的党卫队称为"党卫军"，在德语中称为"Waffen-SS"，直译应为"武装护卫队"。我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二战"的书，对"武装护卫队"不算陌生，但对这支号称是"德国陆海空三军外的第四支武装"的真正有些了解还始于对艾卡特的采访。

　　艾卡特曾是党卫军中的普通一兵，他是在战争后期才加入这支队伍的，而且只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尽管如此，与很多远距离观察党卫军的人比较，他对这支军队的诠释无疑更具权威性。

　　2002年，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艾卡特，他住在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农村，当时已经79岁了。我登门拜访时，他正在收拾门前的菜地。生活在城市的德国人喜欢在门前空地上种草，而住在满目草场的乡村的农民却更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种点蔬菜。艾卡特和我握手后说："自己种的菜，不施农药，不上化肥，纯天然，吃着放心。"

　　老人有些驼背，身材显得比较瘦小。他头戴一顶东德时期的布军帽，说话缓慢，但头脑很清楚。他和一个从外表上看比他年轻不了多少的独身儿子住在一起，他住在楼下，那个"老"儿子住在楼上。这座外观寻常的小楼在当地也算是一幢古建筑了，它是艾卡特的先人在1850年建造的，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923年4月14日，艾卡特就出生在这里。

　　艾卡特中学毕业后选择了钳工作为职业，在1938年到1941年之间当了3年学徒，接着就参军了。

　　他说："从童年到参军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巨大社会变化。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全国性饥饿、 1933年后的经济振兴我都亲身感受了。'二战'前夕的德国人，包括我，都很振奋、自豪和齐心，当时有一句最常听到的话就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专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奇迹，使德国在和英、法民主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老百姓看见了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民主体制没有成功，也看见了纳粹党执政后所推行的独裁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就，他们没有理由去讨厌和抵制专制。《我的奋斗》有多少老百姓读过？我没有，我认识的人中间也没有什么人读过。民众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信任的是给他们带来这些利益的人。在这种心态下参军，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要不然德国军队也不会这么能打仗。

　　"我最初并不在党卫军, 1942年3月入伍的时候加入的是空军，做地勤工作，先在法国南部接受了4个月的训练，然后在法国中部担任机场警戒任务。从1942年9月开始，我接受了半年的飞机机械师的培训。按照上面的安排，培训后我们本应调到北非战场，但那里的战局在我们的培训结束时已经糟糕到了完全丧失增兵意义的地步了。1943年5月，德国在意大利的北非军团在突尼斯投降，被俘德军人数达到了13万人，北非被盟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们被派到了意大利的撒丁岛，当时盟军正在准备登陆意大利。

　　"那时的飞机航程不远，撒丁岛是德国空军在南欧地区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我的任务是吊装炸弹、保养机械、还得给飞机加油，好让这些飞机能从这里出发前去攻击在北非的英国军队，破坏和延缓他们登陆意大利半岛的计划。在地中海的这座大岛上，我和一群弟兄们天天都在猜测，盟军登陆会选择在什么地点？是我们所在的撒丁岛还是西西里岛?幸运的是，盟军最终选择了西西里岛，我们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情况下从撒丁岛撤回到了意大利半岛本土。

第22节：纳粹的"多国部队"
(2)


　　"1943年9月，我被调到意大利北部，在一个又一个的机场之间不停地调动。在法国和意大利，我负责维修保养的飞机主要是容克52型（JU52）运输机，这种飞机的动力有两千马力，在飞行了上百次后，就需要换一次马达。

　　"1944年，德国的燃油日益紧缺，飞机也大量减少，制空权已经完全被美、英空军操纵，德国空军气数已尽了，我们工作量也就随之减少。在这种形势下，我在这年的9月被调回德国，然后就被派到东线战场，编进了党卫军。

　　"由一个远离前线的机场机械师变成了一个必须在一线拼杀的党卫军士兵，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背景是：1944年7月20日，以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批德国军人谋刺希特勒的计划失败，这使得希特勒对国防军的猜疑加大，决定在军队中增大了党卫军的比例，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很多国防军士兵直接编入党卫军系列。就这样，我被编入了党卫军第5师--维金师。"

　　"维金师？"我插话道，"我听说过。它好像是党卫军的主力装甲师，作战非常凶悍，一直在东线打仗。是吗？"

　　艾卡特点点头说："难得。您居然知道维金师。现在的青年人里能有百分之一的人知道就不错了。"

　　我接着问："所谓'维金'是否指的是9世纪前后被称作'维金人'的北欧海盗？"

　　艾卡特说："是的。因为维金师最初是以北欧人为主的，所以希姆莱就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希望他们能像历史上的北欧海盗一样凶狠强悍。不过，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这支队伍里逐渐加入了很多外国人，使得维金师成为了一支真正的多国部队。"

　　"党卫军不是效忠于德国的纳粹党的吗？"我有些不解，"党卫军里会有多国部队？"

　　"对，而且还不仅仅是我们一支部队，到战争后期时，整个党卫军都国际化了。"老人发现这个话题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谈性更浓了，"党卫军不是一般的军队，用一般的军队特征是无法概括它的。它既是一支精锐作战力量，又是纳粹党的种族和生存空间理论的推行者。

　　"最初的党卫队确实是百分之百由德国人组成的，但在党卫队向党卫军转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吸收西欧的外国人和境外德意志族人了。随着德国在东线战场上的损失加大，党卫军放松了用人的标准，开始吸收被占领国、盟友国和中立国的志愿者参加。其中有荷兰人、丹麦人、挪威人、法国人、波罗的海三国的居民，后来甚至加入了俄罗斯人、东土耳其人、穆斯林人和印度人。当然，这些外族的部队一般来说并不参加大兵团作战，它们主要被安排在后方对付游击队。"

　　"那您知道外国人在党卫军里大致能占多大比例吗？"我问。

第23节：纳粹的"多国部队"
(3)


　　"我只能说出一些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数字。战后我看过一个统计资料，证明参加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者中有荷兰人5万、比利时人4万、法国人2万、丹麦人6千。其他的国家我就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数字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党卫军的兵力一共是31万人，其中德国人只占11万，也就是说，党卫军中2/3的士兵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国人自愿为纳粹德国当炮灰呢？"我问。

　　"他们可谈不上是炮灰。外国人参加党卫军，不是为了德国利益，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需要借党卫军来阻止欧洲的苏维埃化，需要通过保卫德国来防备苏联的势力直接到达自己的家门口，可以说他们和纳粹之间是在互相利用。当时整个西欧都对苏联的扩张姿态有恐惧心理。'二战'前，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占领了罗马尼亚北部油田区，对芬兰的领土要求不能满足，立即发动战争，'二战'打响后又和德国分割了波兰。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侵略性并且致力于输出暴力革命的大国，整个西欧只有一个大国与之相隔，这就是德国。所以，尽管西欧并不喜欢德国，但又必须借德国的力量，通过对德国的支持来阻止布尔什维主义的西扩。

　　"在我进入党卫军时，德国人在维金师里已经成了'少数民族'。部队里主要是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他们全都是出于恐共反共心理自愿参加党卫军的。这些人打仗特别凶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插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交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爆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炸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第24节：纳粹的"多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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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枪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枪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交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伦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枪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第25节：纳粹的"多国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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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护卫队'！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图5-8：同一幢楼前的同一个人，只是时间相隔了59年。左图为空军地勤兵艾卡特在1943年回家探亲时的留影。右图是2002年在家门口收拾菜地的老年艾卡特。在这59年间，艾卡特打过仗，进过战俘营，经历了苏管期、东德建国、农业合作化和德国统一后的农业再度私有化。

　　告别之际，艾卡特老人送我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想到老人就出生在这幢小楼里，也很可能会在此终老，我决定给他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一张相片。当我把这张照片和艾卡特1943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第26节："婴儿师"的覆灭



　　　　"婴儿师"的覆灭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应征。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妇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还明确表示：这些大孩子加入党卫军的愿望"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 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按照"强帮弱"的原则，希姆莱决定从党卫军的"第一师"（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担任军官和军士。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奶，加上军服上那个特有的"奶瓶"标志，人们干脆就把这支部队称为"婴儿师"。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婴儿师"这里也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炮摧毁，师长维特被炸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 "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枪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枪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第27节：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1)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空防助手'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聪明人'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生涯设计'，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第28节：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2)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生涯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一战'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第29节：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3)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集体项目'，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二战'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二战'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二战'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家庭'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第30节：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1)



　　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希特勒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4年之后，随着波兰战役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国防军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 6）中，"国防军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国防军女助手"的概念也涵盖了"党卫军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女党卫军"。

　　在"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国防军女助手"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二战"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二战"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国防军女助手"制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一战'。"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第31节：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2)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第32节：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3)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第33节：穿越炼狱
(1)



　　穿越炼狱

　　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

　　哥廷根的退休律师库斯特纳在1943年曾在斯洛文尼亚和游击队作战并负伤。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养伤时，医生问他是不是吐过血，他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他害怕因此会脱下这身军装。1944年9月，他在接受完预备军官的培训后，和两个弟兄一起被派赴拉脱维亚，被送进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41团1营的预备队。他们3人刚一报到，预备队就投入了战斗，最后全营打的只剩下70人， 3个一起投入战斗的小伙子一死两伤，他就是受伤者之一。说起这段故事时，老头居然还是谈笑风生，而且向我强调说："我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我喜欢当兵，喜欢打仗，那是男人的活法。"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给我讲过他的连队在德国投降时的经历：

　　"1945年5月初，柏林战役的结局传达到了丹麦，我立即集合全连，含着眼泪向士兵们宣布：'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我们的元首站在勇敢的德国军人的最前列战死了。'我们准备继续作战，但很快就接到了停战投降的命令。当时英国人没有赶到丹麦，而丹麦人又不敢惹我们，我们必须自行返回已经认输的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英军缴械。

　　"在回德国之前，我们在驻地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停战投降仪式，地点就在丹麦西海岸的埃斯比约的国王纪念碑旁。英国来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在那里架起了电影机。我要求全连抖擞起精神来，戴好钢盔，步伐整齐，武器上肩，一路高唱《弟兄们走向太阳和自由》这首歌进入了指定场所。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里有一句是：会有复仇的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就这样，我们带着武器，保持着建制返回了德国。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沿途的生活物资供应都由英国人负责。一路上，队伍里开始传开了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英美两国就要和苏联开战了，我们将被派去协助战斗，帮助盟军去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土地。从我们当时编制未动，武器在手的事实看，这个谣传似乎有它的可信性。但是进入德国后，我们就被要求交出武器。三个月后我就被释放回家了。"

　　……

　　和老兵接触多了之后，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上述"气宇轩昂"型的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点：缴枪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在成为战俘后都没有受过什么大罪。这几个老兵在战争中都曾历经危险和磨难，但他们结束军人身份的方式却是符合战争常态的。因此，他们的从军体验也比较符合常态，这种体验包含了源于铁血历练的刺激，源于战斗胜败的悲喜，却唯独没有源于屈辱和折磨的痛楚。

第34节：穿越炼狱
(2)


　　人之骄横会有各种理由，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尚未承受过真正的挫折。在那些住过美国人的"莱茵大营"，在法国被逼迫扫过地雷，在俄罗斯经历过5至10年强制劳动的德国战俘中，很少有人会充满激情地正面评价战争，至少我见过的老兵都是这样，其中戴宁的俘虏经历尤其典型。

　　1944年1月15日，戴宁所在的530通讯团进行了一次人员改编，他和30名报务兵一起被分进作战部队，他被分到一个战地邮编为40167b的连队，开始和普通步兵一样每天站岗放哨。这种变化使他亢奋，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我并不厌恶这次调动，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我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在前线担当重担而骄傲。"

　　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被苏军一步步地向西赶，克里木、赫尔森、柏萨拉宾（今天的摩尔多瓦）……他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尝试要驻守下来，但很快就又要后撤了。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传达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次讲话，戴宁清楚地记得，戈培尔在讲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将会因为新武器的投入而出现重大的转折。

　　新武器的出现还没有等到，潮水般的连续大撤退开始了。部队沿着黑海一直撤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8月24日清晨，戴宁所在的部队来到了多瑙河的入海口。此时苏军就紧紧地他们的盯在屁股后面，可供横渡多瑙河的轮渡船只只有一艘。为了不当俘虏，连长命令全体人员下水泅渡。戴宁和8个士兵手抓着一个由马车改造的木排下了水，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飘过了宽阔的大河。刚上岸不久，他就看见一辆苏军的武装快艇驶入了德军的泅渡水域，俄国人用机枪横扫还在水中泅渡的德军士兵，河水很快被血染红了。这时对面的岸边出现了大批苏军，来不及渡河的德军全都成了俘虏。

　　戴宁说，他当时真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不已，但他如果知道后来的命运安排的话，他宁愿就在多瑙河畔向俄国人投降。

　　图10-10：老兵戴宁的今昔。左图为戴宁在1942年刚加入国防军时在汉堡的留影。右图是2009年时的戴宁，活泼、幽默、充满活力。在谈到社会制度时他说：德国人有一个寻求社会公正的梦想，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走了太多的弯路。纳粹式的社会主义和东德式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但这两个"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制度特点：每个人从出生到下葬，一辈子的生活道路都由国家替你决定。

　　戴宁他们这一群被打散的德国兵开始横穿罗马尼亚的国土。在一段充满危险而又异常狼狈的旅程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叫恩斯特的战友。9月上旬，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交界线附近的小城内戈廷（今属塞尔维亚），终于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勃兰登堡师2团，两人马上就被作为报务兵编进了团通讯队。2团虽然是一支保持着完整战斗力的全摩托化部队，此时所处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步步逼近的苏军，南面是已经倒戈投向苏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他们只有选择向西撤退，但在那里迎面等候他们的是铁托领导的那支异常凶悍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第35节：穿越炼狱
(3)


　　在此之前，戴宁对游击战争一无所知。团里的新战友告诉他：游击战是不讲规则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为所欲为。《海牙陆战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因为这个法规中所指的武装力量并不包括游击队这种非军非民的作战组织形式。在南斯拉夫的德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一贯残酷异常，双方互不留战俘，抓到对方的人立即杀掉。

　　戴宁说，巴尔干地区的老百姓以游击队形式参与战争是有传统的。从1389年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灭亡时起，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在丛林中以这种不受任何游戏规则制约的形式对土耳其人进行过抵抗。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由斗士和爱国者，也可以说是土匪和强盗，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良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开始了游击战争。不过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权。在和德军正式交手之后，铁托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得到德军的"对手"认可：即希望德军把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视为一支与之抗衡的正式军队。由于《海牙陆战法规》中要求各国参战武装必须以一定的服装和徽标来标识军人身份，铁托游击队还特意配备了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尽管不够正规，但毕竟已经有别于那种一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民兵形象，后者一旦被德军抓到都是格杀勿论的。

　　一直拖到1944年10月，德军才正式宣布承认铁托游击队是一支军队，在此之前，一个血腥的恶性循环怪圈一直在不断扩大：游击队暗杀德军士兵，德军成倍地杀害游击区平民人质予以报复，然后游击队为了复仇再去猎杀更多的德军士兵……故事之恐怖，吓得报务兵戴宁毛骨悚然。

　　按理说，双方在互相承认为军队后，就不应该再有杀俘的事件发生，但在德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游击队是否会停止杀俘还是一个问号。戴宁最大的希望就是2团能够迅速穿过南斯拉夫这块险象环生之地，及早地撤入属于第三帝国的奥地利。

　　越是希望顺利，事情就越不顺利。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戴宁所在队伍的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第36节：穿越炼狱
(4)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了。他们不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德军留下的尸体。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远处有人用德语很客气向他们喊道："不要开枪，把枪口向上指。我们会放你们走的，在你们身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接着，一个武装人员走到了前方道路的中央。他手中步枪的枪口指向天空，表示并无恶意。他自称是反共的南斯拉夫祖国军的，但戴宁他们都看出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已经暴露了他的铁托游击队的身份。

　　图10-11：1945年4月在南斯拉夫的柳布诺地区（现属斯洛文尼亚）投降的德军士兵被游击队成对地捆绑起来。

　　戴宁他们此刻的选择有两个：或者以开枪自卫的方式选择死亡，或者以放下武器的方式谋求生机。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指挥员模样的游击队员走过来和每一个德国兵握手表示友好。接着又出现了一大群游击队员。他们上前收走了德国人的武器，然后开始逐个搜身，这12个德国兵身上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和戴宁连捆在一起的是恩斯特。这两人也算是有缘了，当初从乌克兰南部沿黑海西撤的时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最后在队伍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侯才找到了2团。现在他们又被用一根铁丝拴在了一起，很可能要共同赴死了，戴宁感到了由铁丝传递过来的恩斯特身上的阵阵颤抖。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第37节：穿越炼狱
(5)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还有人说："如果死前能给妈妈送去最后一个问候就好了……"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和他栓在一起的恩斯特已经断气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在黄昏降临时刻，他找到了一个大草垛钻了进去。在那里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图10-12：南斯拉夫游击队枪决德国战俘的真实场景。上图是射击过程临近结束时的景象：多数人已被击毙，个别人还在挣扎。下图是枪决后的景象，图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见一名游击队员的双腿。亲身经历过类似场景的戴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告诉我："我醒来后的第一意识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妈妈。"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就近投奔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听从命运安排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戴宁说，人对具体事务的态度是一个随处境变化而变的函数。正常的军人是不愿意去敌人的战俘营的，而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战俘营却是最理想的归宿。进战俘营后不用再打仗拼命，不会被随便枪决，也不会没吃没喝了。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带来了一个留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把这三个德国俘虏带到了一辆牛车上坐定，然后拉着他们去了一个叫阿普的小城。在那里，戴宁接受了简单的伤病治疗和护理。

第38节：穿越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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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宁说，作为俘虏，最危险的时侯就是在血战后刚刚被俘之际。因为对方在此刻具有最强的复仇意识，而且暴力情绪还未下降，俘虏恰好是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另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带上俘虏行动也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变，甚至会导致贻误战机。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物质紧缺的战争环境下，安排俘虏的生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德军和铁托的游击队之间互杀战俘的习惯已形成多年。双方都很少会为对方的俘虏准备战俘营，抓到后立即弄死拉倒。戴宁等12人经历了那次集体处决是游击队杀俘习惯的惯性延续，而他后来能够进入战俘营，还要感谢铁托游击队在俘虏政策上的调证。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戴宁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当作饭碗用。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汤虽然很稀，但毕竟还有一点味道，戴宁每次在餐后洗罐头盒的时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饮而尽。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别人搀扶或抬着走。有些病情严重的人在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对那些衣缝上的成堆小虱子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即没有洗澡的可能，也没有洗衣服的条件。马厩外的几个水龙头都已封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