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服务，与民方便的政策，才是一个政府，一个声称为民服务的政党所应该考虑的！而不是看到有人嫉妒俄罗斯全民医疗却跳将出来说在中国实行全民医疗绝不合适的跳梁小丑！中国人难道真的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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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也因为看到农民兄弟自己锯腿疗病发生在医学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感到非常震惊.
所以我想到当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下建立起来的那个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为农民克勤克俭认认真真履行职责而付出的整整一代赤脚医生群体.
当年这种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和全世界的认可，它是中国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创举。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本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本可以得到的基本的民生保障无端端地就没了,前阵子关于养老问题的顶层设计"延长退休年龄","以房养老","延长交保险年限"没一条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实实在在干出来,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谁真正为老百姓着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百姓心里明镜似的.
中国 农村怀念“赤脚医生”(作者亚历山大·卡塞拉)
【香港亚洲时报在线文章】题: 中国 农村怀念“赤脚医生”(作者亚历山大·卡塞拉)
虽然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依靠的是原始的设备和非正式的医生,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肯定的那样,它是中国农村基本医疗服务事业发展中的一项创举。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时,拥有5.4亿人口的中国只有大约4万名医生,意味着平均每1.35万中国人才有一名医生(现在的比例是950:1)。而医生数量极度匮乏的同时,还伴随着另外一个问题。除了一些中医之外,大多数医生集中在城市,农村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医疗服务,传染病频发和卫生条件恶劣等问题十分普遍。
中国共产党一上台就把农村医疗服务当作一项头等大事。由于缺少专业医生,中央政府于1951年决定,由卫生员而不是正式医生为农村地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1957年,中国共有20多万名由地方政府管理的“乡村医生”。虽然这些乡村医生只接受过基础培训,治不了疑难杂症,但却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防止小伤小病恶化和完成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计划。
1968年,乡村医生制度更名为“赤脚医生”制度,这个名字源自经常光着脚在稻田里干活的南方农民。
“赤脚医生”制度对整个农村医疗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仅限于满足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但鉴于当时中国的条件,这项制度可谓瑕不掩瑜。
然而,去集体化的代价之一是农村医疗体系的瓦解。中国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尚未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来纠正经济改革的一些负面影响。
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来说,中国内部在医疗水平上有天壤之别。
即便是城市也几乎没有基本医疗服务,就算是最简单的医疗服务需求,人们也得上医院。由于医院现在要自负盈亏,加上79%的中国人没有医疗保险,老百姓的负担很重,许多人根本付不起医疗费。
每950个中国人拥有一名医生的比例看似振奋人心,但它并不能反映出大多数医生集中在城市的现实。同样,虽然中国大多数综合医院的水平明显低于西方,但少数专科医院却拥有最高明的医生和最先进的设备,越来越迎合中国新贵们的需求。
中国的许多人得不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但也正是中国人每年在美容手术上花掉约20亿美元。
据估计,中国还需要增加50万名医生并平均分布在全国各地,才能满足中国人真正需要的医疗服务需求。
然而,这不仅需要培养更多医生,还需要改变医生的地位和收入水平。
西方医学界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逐渐认识到,它亟须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问题,否则这将很可能演变成严重危机。
1965年毛泽东三次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谈话
2011年09月04日 08:31
来源：南方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各项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毛泽东对于医疗卫生制度与工作，却一直有着诸多不满与批评。1965年的6月到8月间，他先后三次对医疗卫生工作发表了谈话。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三次谈话的重要主题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早在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有针对性地指出：“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但新中国毕竟家底十分薄弱，科教条件不好，农村人口巨大，发展国家的卫生医疗事业困难不小。毛泽东强调，解决中国的医疗卫生难题，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条条框框，也不能照搬苏联的条条框框，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始终坚持面向和服务工农兵的基本方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这些思想，卫生部在建国初期就十分明确：“今后卫生建设的重点在农村。”但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国家全面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一方面要求医疗卫生工作规范化，另一方面在减轻经济负担的名义下，去除了许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发展起来的医疗卫生事业。许多地方新生的农村合作医疗事业也被当作“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加以抑制。这样，全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毛泽东提出批评的基本背景。
不能忽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 毛泽东的第一个谈话发表于1965年6月26日，后来民间称之为“六·二六指示”。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直指卫生部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村群众的医疗需要。他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为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里所谓“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指的是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而所谓“老爷”则是当官做老爷的意思，指的是官员。这等于说，卫生部不仅把主要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而且主要还是为城市中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人服务。显然，批评矛头直指忽视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倾向，也指向官员特殊化的医疗保健制度。
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 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如何培养农村“用得起”、“留得下”的医疗卫生人才问题。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院校不多，而且由于“规范化”的要求，每年招生因受到附属医院床位数和生师比等因素的制约而招生不多，本科生的学习年限一般也要五至六年，甚至七年。以当年全国著名的中山医学院为例，每年全部招生也就是400人左右。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培养模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五亿多农民的医疗保健需求。因此，他要求医学教育要从适应国情实际出发，改革医疗教育，培养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适用人才。内容包括：缩短学制，降低招生学历要求，改变培养方法。他说：“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主要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他赞成学生学会“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然后接受有经验的医疗人员带班学习一段时间，就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他说“这样的医生，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这种设想，直接催生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社来社去”的学员类型，意思是学员从公社中招收而来，学习结束后，回到公社去为农民服务。至于所谓“学三年就够了”，也并非毛泽东看不到医学生接受更加系统教育的必要性，而是他焦虑于农村缺医少药、急需大批人才的现实。他反问反驳这种观点的人：“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这种主张的立足点仍然是“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 这次谈话还批评了医学研究中脱离群众需求而热衷于研究高、深、难的疾病的倾向。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么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这实际上提出了医学科研工作的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领袖，面对着中国这样一个整体医学水准不高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医学科研工作应该首先以国家和大众的需求为基本导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攻克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的预防和改进治疗上。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把所有医疗卫生院、所与人员全部纳入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范围，响应国家和民众的需求，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具有公职机构和公职人员身份的医疗机构与人员责无旁贷的事情。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医疗卫生和民众的保健水平着眼，也确实有赖于这类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诊疗水平的提高。当然，研究“高、深、难的疾病”这类所谓“尖端”课题比起研究“常见病”和“多发病”，会更受学界关注，更容易提升个人的学术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科研人员科研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但对于统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卫生部来说，毛泽东希望它要加强对于全国的医学科研导向和布局，“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整体医学水平不高的国家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切实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心系人民的“人民卫生部”。
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敷衍了事 这次谈话还涉及城市里的医院如何扶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问题。谈话提出了一个看似有些偏颇色彩的主张：“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并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为结束。其实，所谓在城里只留下“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指的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其本意是，到农村去巡回服务的，都应该是有真才实学的，而不能把服务农村当作新手的练兵场。实际上不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一些单位把去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当作额外负担，而把一些城里医院用不上的“人手”而不是“人才”，派到农村去敷衍了事。所以提出这一点，反映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对于农村民众的真挚感情。
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行当 “六·二六”谈话由于以十分尖锐的情感语气，触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就有紧接着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卫生部的官员，主题是如何贯彻和落实“六·二六”谈话精神。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谈及他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泽东肯定卫生部提出“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的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后来，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厂矿卫生员的大批培养，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他们在加强工农大众的初级医疗保健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强调医疗医药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他严厉批评有些医疗单位：“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他告诫各级干部应该有全面的效益观：“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在天津避孕药不收钱，似乎赔钱，可是确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赚钱还是赔钱？”他还说：“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卖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与此同时，他主张“药品应当降价”，甚至病人“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为“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他还多次就专门的病种的免费治疗问题发表意见。如次年3月12日，他就指示“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应该免费”。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奉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而不应该是发财致富的行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医之道的弘扬。当然，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的行当，不等于就可以在这一领域搞“大锅饭”和刮“共产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才会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再次，提出“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毛泽东向来认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医生仅有技术好，如果人生观出问题，就可能依仗其技术敲诈勒索病人。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证医和药不会以赚钱为目的，才愿意为国家分担对于民众的承诺，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也才会自觉地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卫生管理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落实。这里，“政治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头的大话。 贵族老爷医院要向老百姓开放 在谈话中，还涉及了一个对于上层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对于干部保健制度和北京医院的办院方向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的保健制度，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供较为优越的医疗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设立中央保健局，还把北京医院这所由德国人于1905年创建的医院作为高干定点保健医院，并由此拒绝平民百姓就医。毛泽东一直对这种做法不满。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越南朋友时指出：“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助长干部的特权思想，也不利于干部的保健，还不利于医生提高医术。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对于专事保健的医生而言，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会导致诊疗水平的退化，“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因此，“不好，要改进”。同年8月10日，他在批示卫生部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围绕“六·二六”指示的这两次谈话中，他直接询问“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当汇报人作出情况说明后，毛泽东还是认为它“并没有彻底开放”。他说：“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并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在毛泽东的这种强势主张下，后来，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医院也更名为“东单医院”，并不再专事高干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因医疗不及时而遭不幸，国务院主要领导认为“没有一个北京医院还是不行”，北京医院作为高干的保健医院重新恢复。本来，客观地说，要求北京医院向老百姓开放，与北京医院承担高干保健职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批评北京医院人那么多，设备那么好，只为少数人服务，脱离群众，助长特权，也不利于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极“左”思想氛围下，把“向老百姓开放”这一不错的主张，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曾经享誉世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9年卫生部领导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时，人们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一道路，可以达致一种更好的境界。但是，历经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看到一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大楼更大更高，设备更齐全更先进，医院整体发展更具活力和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越发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怨已近沸腾，医患关系也在医疗产业化发展思路的引导下空前尖锐与对抗，许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丑陋的利益之争和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底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卫生的那一档子事，还在困惑甚至折磨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百姓和各级政府。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中，也自豪地说：“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世界银行在一份主题为“投资于健康”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高度称赞中国这一医疗制度，认为“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在实行新制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方面，排在世界191个国家的188位，也即倒数第四位。有关人士发现这个排名刚好是在两个被公认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近邻——尼泊尔、越南之后，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这一切都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与良知。 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泽东当年的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泽东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文章比较长,,没有转全,有兴趣看全文的点击连接看吧) 陈美霞 作者介绍:从1996至今是台湾成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是该所创所所长；1986至1996年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卫生行政研究中心暨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1981至1986年间则是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这篇论文是笔者2001年应美国社会学学者威廉。科克蓝（William C. Cockerham）之邀而写的英文论文，发表在一本由科克蓝主编、跨国出版社Blackwell出版的大学及研究所层次的医疗社会学教科书上（英文书名：Blackwell Companion to Medical Sociology）。此教科书共二十六章，其中有九章讨论医疗社会学理论，另外十七章则从社会学观点分析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与亚洲地区十七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各章由已经累积相当研究经验的社会学者执笔，其中有关中国大陆之一章——即本文——由笔者负责。此书2004年再版。
笔者9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大学教学作研究时开始研究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当时，西方学者早已陆续指出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些问题。在芝加哥、或在中国大陆，我每当与大陆的学者或学生谈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都会谈起这些问题，我最常说的是，「中国大陆即使要走市场改革或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见得必须把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商品化，如，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拥有非市场化、非商品化的公医制。」然而，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市场化的路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快速的走下去。 1996年，我回到台湾，在成功大学医学院任教，仍继续我对中国大陆医疗卫生的研究。同时，我观察台湾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现它也跟中国大陆一样，急剧的往市场化、商品化的路滑下去。2001年，藉科克蓝邀请的机会，我较系统的将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以改革前后历史比较的观点分析，写出这篇「大逆转」的论文。同时，我把写成的论文给了中国大陆的学者，建议他们将它翻译出来在大陆发表，或许有针砭的作用。但是，此事石沉大海，我也因全副精力投入批判台湾医疗市场化、商品化的工作，而无暇追踪了。 2005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短期研究，在芝大图书馆上网，赫然看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的研究报告及大量的相关报导，批判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的错误，我当时感慨万千：这不就是我2001年论文提出来批判的吗？当年八月，我去北京作研究，因缘际会认识了清华大学求是学会的同学，谈起医疗卫生改革的问题，有共同的愤慨与忧心。我提起这篇「大逆转」的论文，他们热情的表达愿意帮忙翻译。本篇是近五年前写的，部分数据需要更新（如，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因为论文是以历史的角度分析的，仍有它以古鉴今的意义，而且文中所指出的问题至今犹在，是以请清华同学翻译发表。
摘要: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出一个以预防为主、十分革新性的医疗卫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发展合作医疗制度；使用赤脚医生；通过群众运动执行全民保健计划；中西医结合；越来越注重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市场改革中，中国将原有的医疗卫生体系改变得面目全非。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大部分解体；赤脚医生不复存在，绝大部分转为专业化的乡村医生，很多人转而从事更赚钱的工作；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疗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戏剧性的变化，的确说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发生了「大逆转」。关键词:改革，医疗卫生，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中西医结合
没有专家学者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学术研究,只是老百姓心中对现实最真诚的肺腑之言:
新医改，真可怜，村医变成了穷光蛋。
搞防疫，建档案，田间地头家家串，隔三差五来随访，干完活来钱别想！
美其名曰“买服务”，雇主就是咱ZF。自古买卖要公平，村医你可别逞能。
不卖服务不办证，吊销执照毁前程。半辈子心血快耗尽，临老来个“倒栽葱”。
买一送一真英明，买的没有送的重，我买不卖可不中！买买买，罢罢罢，你说你们折腾啥？
今天把65岁的来普查，过几天体检你再通知他。医生少，人员多，村医你可别闲着。
赶紧帮着来填表，家家户户少不了！体检还没体检完，上级政策往下传，35岁以上的接着建。
量身高，测体重，还有血压要测清，整个门诊闹哄哄，病人来了不清净。
如今工业大发展，村里农民挣钱到外边，建档要求要过半，你说困难不困难！
有任务，完不成，大会上面要点名！为了完成大目标，做假的方案真不孬.拿来户口填填名，问问情况就完成。
这边任务没完成，又要体检小儿童。一年下来没空闲。
过了年任务重，任务如同下军令，压的你腰酸背也疼。
突然来了大检查，所有的工作都抓瞎。
档案几乎重新弄，你说折腾不折腾！唉....... .
如今国家经济大发展，民生健康有人管。 都说农民看病难，村医那里才花几个钱？
三元五元治小病，输液吊水几十元。倒茶送水不用说，电视电扇全开完。
服务一流赛旅馆，收费不足三十元。
饭间来，丢下碗，晚上来，不嫌烦；
春夏秋冬一个样，出诊都不多收钱，百姓谁不夸奖俺！
谁知国家闹医改，村医个个先被宰。
各位领导，咋不看看大医院，排队挂号做体检，小病也要花上几百元。
药物都是新特药，医院没有外边调，蚂蚁咬，虱子踢，不拍片子做CT！
上级领导睁睁眼，农民看病为啥难。实际调研找病根，医疗制度是关键。
学医学了几十年，补助区区几百元，今天考，明天练， 医疗风险一肩担，一赔就是数十万，你说心寒不心寒？
做医生，高风险，人民生命 一念间。勤学苦练咱无怨，合理收入是关键。
如今基础零差价，几百元工资能做啥？上有老，下有小，您说工作咋做好？
既然实行一体化，工资待遇差距咋恁大？
各位领导想一想，这样的医改咋收场。村医如果改了行，几亿农民遭了秧。
大病小病去医院，碰到急病没人看；公共卫生没人管，医院也是干瞪眼。更怕大的传染病，没有村医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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