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的真相将被渐渐揭开。12月28日起，法国政府将陆续在网上公开20万份1940至1944年亨利·菲利浦·贝当将军执政时期的维希政府通敌档案。维希历史学家蒂埃里·维尔特（Thierry Wirth）称，这会让人们了解维希政权的真相。
1940-1944年间，亲纳粹的法国官员驱逐了76000名犹太人。
到2019年，档案中的每个名字都会公开
这些档案包括当时法国外交部、司法部和内政部的文件，以及解放后法国临时政府的文件，原本被封存在巴黎警察档案馆中，75年来未曾公开。到2019年，档案中的每个名字都会公之于众。
据悉，凡是于1939年9月到1945年5月之间发生的事件相关的文件都包含在内，相关文件的日期最晚到1960年12月31日。同时，关于起诉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战犯的文件以及与军事法庭和海事法庭受理案件相关的文件也将被公开。但机密文件是否对外公开，将由法国国防和安全最高领导人决定。
在此之前，只有研究人员和记者经过特别许可才能看到这些档案。根据法国法律，档案经过75年就可对公众开放。此后，法国民众和研究人员可通过行政部门对档案进行“免费咨询”，但是必须服从解密文件的国防保密规定。
维希政权是法国一战英雄贝当与德国侵略军合作统治下的政权，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维希政府帮助纳粹德国从法国驱逐了7.6万犹太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儿童。
历史学家吉勒斯·莫兰（Gilles Morin）表示，这些档案或将揭示法国民族英雄、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Jean Moulin）被捕真相。从法国抵抗同志处获取的警方录音和笔录现在将和目击者陈述一起作为研究人员的史料。“这也是死去孩子、被处决人士的要求，这是合法的要求。”
法国民族英雄、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Jean Moulin）
维希市因历史阴影成为一种象征
一直以来，维希市因这段黑暗历史忍受着长久的耻辱。维希位于法国中部的奥弗涅地区，它致力于打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未来。坐落在这里的多用体育园（Omnisports Parc）是欧洲最大、最全面的体育中心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法国语言中心，每年都会吸引数千国际学生。而建于拿破仑三世时期的赌场，已经改造成了一个会议中心。今年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全球各地的3000人冲过这里的街道，参加维希第一届铁人三项赛。维希的护肤产品已经开始在美国打开崭新而客观的市场。
尽管维希已经变成现代化的大都市，战争年代的幽灵却挥之不去。很多人对维希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电影《卡萨布兰卡》结尾，这个城市就如
雷诺上尉厌恶地扔进垃圾桶的那瓶水。
铁人三项赛路线途经公园酒店（H tel du Parc），贝当在那里的办公室被某纪念组织精心保护了起来。
2008年，维希市主办欧盟会议，由时任法国内政部长布里斯·奥尔特弗（BriceHortefeux）组织。虽然有27名部长及欧盟高层代表出席了会议，但许多法国人对于选择在维希市举办会议表达了愤怒。在二战之前，这一选择很可能会受到欢迎和称赞。
维希市市长克劳德·马吕勒（Claude Malhuret）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他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对维希遭受的持久恶名感到困惑和愤怒。“这个城市有很多故事，也有真相，因为那段历史非常复杂，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定义了这座城市。”
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吕
西安·居约（Lucien Guyot）称，贝当政府“远远超出了德国人的期望，特别是将外国犹太人包括孩子，驱逐到集中营。”他补充说，“但是，不可原谅的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这座城市的行为。”
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官方承认法国在驱逐犹太人方面负有国家责任。“那些黑暗的时刻将永远玷污我们的历史，侮辱我们的过去和传统。”他说，“是的，占领者们愚蠢的犯罪行为得到了法国的支持。”
维希
旅游局局长菲利普·让德尔（Philippe Gendre）说，“我通常将维希和柏林做比较，柏林召开人权集会时，人们不会联想到第三帝国。维希不再是一座城市，它变成了一种象征。”
1940年10月24日，贝当（左）与希特勒（右）进行会面。
“通敌者最多的地方是被占领区”
“很多年来，维希试图改造自己。”住在这里的退休历史学教授亨利·迪欧（Henri Diot）说，“最后，它只能依靠自己。”
新公开的档案或将改变这一现状。“维希政府设立在这里，在自由区，但是档案清晰地表明，通敌者最多的地方是被占领区，包括巴黎。”维尔特说，“而且，我们所在的奥弗涅地区，拥有法国最多的抵抗战士。”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特斯顿（Robert O. Paxton）写了一系列关于“黑暗时代”的文章，他也对维希遭受的诽谤提出异议。“停战以及接受停战决定，不是在维希而是在波尔多做出的。那些在1940年7月10日投票给贝当的人来自法国各地。因此，维希人不比法国其他地方人负有更多责任。”
对于维希政权的历史，法国民众怀有微妙的心情。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在其著作《秩序的沦陷》中写道，1970年代，法国研究维希政府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得出的结论推翻了二战以来法国人许许多多坚定不移的假设。当新观点揭示出法国当局为德国人的利益而工作，特别是大多数人帮助纳粹消灭法国犹太人时，法国民众普遍产生了对维希政府的厌恶情绪。
卜正民说，新观点还揭露了大多数法国人没有抵抗德国占领，实际上许多人还支持这种占领，这破坏了法国人一直以来引以为豪、令人欣慰的抵抗精神。在此层面上，这些研究成果强化了一个流行的看法，抵抗是道德上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批判“抵抗主义”——信仰所有法国人都进行了抵抗——不能改变忠诚的价值，这是法国人高尚的美德，且保留在战后一代人的理想中。然而，在批评“抵抗主义”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经历战争的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无论如何看待这些人，公平或不公平，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一直标榜的、从战争中继承的道德标准，而这是他们快乐生活下去的精神源泉。一旦从抵抗神话中受益的那一代人去世，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不受欢迎的观点才会公布出来，所以现阶段，法国仍专注于整理那场战争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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