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已完结)

轰炸机1970 · 发表于 2008-9-19 09:59: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Lothar在2008-9-19 3:30:00的发言： 济科们居然让普拉蒂尼这样小视.我感觉普拉蒂尼是自大这个类型的.</div>可惜见了鲁梅尼格就趴下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9-19 10:26: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轰炸机1970在2008-9-19 9:59:00的发言： 可惜见了鲁梅尼格就趴下</div>他后面写到鲁梅尼格的时候很是无奈的感觉...呵呵他对德国队是怨念至深啊大概真是各有各降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9-19 11:58:00

7.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共同生活我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我们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所估计。我想到了一切，甚至最糟糕的情况，首先想到的是那里令人感到别扭的警察。尽管埃茨扎机场的工程还没有竣工，可是海关人员、空中小姐和服务人员以示欢迎的诱人的微笑大大地方便了接待工作。有很多人在等待我们……但愿他们不是为看一眼协和式飞机而来的！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头戴盔帽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分乘两辆摩托和两辆汽车把我们的大轿车一直护送到法国队的总管亨利·帕特莱尔选定的住处，如同在巴黎时一样。第一个印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没有处于戒烟状态。我们的司机穿过人口稠密的居民区，那里还飘荡着埃菲达·毕龙夫人令人陶醉的香风。她是那些“无上衣者”的“圣母”，是她给予了这些人一份工作和一个住处。一个小时行车之后，我们在一座外表简陋的大楼前停车场上停下来。这座大楼同巴黎让蒂伊门的大学城很相像。这就是“印度俱乐部”。穿过赭石色的正门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大厅，便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那里有田径跑道和足球场。我们的房间在楼上。我和多米尼克·巴特奈伊住一个房间。但是，这里不光住着法国队。邻近的楼上还住着意大利队——赛程上的第一个对手。一种被迫的“同居生活”。接踵而来的，便是“恐谍症”！到达后的第二天，我们同意大利队之间组织了一场小小的洗尘赛。双方都上11个队员。天气很好。这次航行和来到阿根廷的激动心情使我们变得高尚了。我们的比赛就象是一场表演赛。大家踢得很轻松……可能太轻松了。意大利队员穿着非常时髦的深蓝色运动服外套或者印着“艾利斯”字样的夹克衫。他们想不失时机地摸情况，常常分批信步而来，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却仔细地观察着我们之间的友好而有点紧张的交谈。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之久。我们每天都能碰见，可是都不敢相对多看一眼。有一天，佐夫打破了这种僵局。法国记者围着他，就他在那不勒斯令人沮丧的遭遇提出一些问题。这使他痛苦地回想起那两个任意球引起的恶梦。一个从左边，一个从右边，直落其大门。这两个球都是我攻入的。他在回答法国记者的提问时，一边勉强地恭维着，一边坦然地回答说：“普拉蒂尼很厉害！比鲍诺夫还棒，比安托尼约尼和彼科尔索还棒。他的任意球是最厉害的。”我通过“传话筒”向他表示谢意，但否认我把训练时用的人体模型带到这里来了。可是一些人仍然在那里叨咕，说我在天黑之后或黎明时分偷偷地进行训练。有人对我说佐夫因为这个原因而睡不着觉。有一天，法国和意大利的记者搞了一个小小的阴谋，导致保罗·罗西跟我迎头相遇。面对伸到我面前的话筒，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好听的话。这是在作戏，好让摄影师们高兴高兴！然而，我和即将在赛场上紧盯着我的塔尔代里之间谈话则很投机。就象其他人谈论衣着打扮一样，我们商定哪一天交换运动衫：一件法国队蓝色运动衫交换一件意大利天蓝色运动衫，另外他还答应寄给我一件尤文图斯的运动衫。一点征兆……！我觉得这些意大利人精神都很轻松，可能过于轻松了。事实很快也证明了这一点。阿根廷是好客之乡，也是避难之地。这里，人们讲西班牙语时带着明显的意大利口音。意大利队在它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花园里显得悠然自得，尤其在博卡这个贫困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居民区内更是如此：来此的热那亚人最初就居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获得乙组第七名的当地“意大利运动队”约定同他们举行一次比赛，作为大赛前最后一场友谊赛。距离同法国队初赛仅6天了——前景难测的6天。意大利国家队从佐夫到贝特加全体出动了，同当地的“意大利人”进行了一次盛大的表演。这场比赛是个圈套。当地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来了。带头参加这次家庭式节日的是“天蓝球队委员会”所属学校的孩子们。他们高举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自豪地列队前进。标语牌上写着“侨民圣母会”、“意大利文化中心”、“斯居奥拉·亚德利纳”、“马扎尼”、“克里斯托弗罗·科隆”、“菲亚特”，自然还有无孔不入的“西西里协会”等等，一共有1500名孩子集合在绿茵场上。他们兴奋得叽叽喳喳乱叫。看台上有6万名观众，他们举着用白布做成的横幅标语，有节奏地喊着口号。“博卡青年足球队”（马拉多纳将是这个队的明星）的“雅致的房间”看来已经爆满。场内灯火辉煌。我们本来也在那里订了座，但是为了避开人群，避开激情，我们还是在“印度俱乐部”的娱乐中心里看看电视转播算了。这次转播的比赛就像是一场决赛！除了荣誉之外，这场比赛不为任何别的。比赛中，意大利队差一点丢掉自己的一切。他们在上半场的比赛中为了讨好观众打得很不出色，下半场的比赛也是平淡无奇。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贝特加踢成1比0——证明了两支球队级别上的差异，然而并没有为这种级别区分增添什么光彩。我们从这场“民间”足球赛中汲取了三点教益。第一个教益：有人关照我们，要像意大利队一样，打一场卖弄式的比赛。这是奥马尔·帕斯托利扎的主意。他是阿根廷人，后来在摩纳哥成为独立队的教练。伊达尔戈也赞成这种意见。可是我们大家都不赞成。意大利人在博卡比赛时差点失误说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至于我们要适应当地的气氛问题，却始终是心照不宣的。第二个教益：意大利队的防守相对薄弱，而且比较明显。我们发现意大利国际级的后卫队员和一个自由中卫队员在对方乙级队的进攻前面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第三个教益：观众的热情。这种热情使意大利队在一场踢得不怎么样的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充其量不过是表演表演而已。由此可见，这里观众的热情对预定在普拉塔的马尔举行的那场比赛是一个不祥预兆。在那里，意大利居民区的观众（人数很多）不会满足于只是做做样子的。在此期间，我们到城里去逛了逛大街，散散心，调剂调剂每天都是老样子的时光。每天早晨我们7点起床，白天总是很长。我利用白天的时间仔细研究伯尔纳·比沃推荐的书。洛佩茨和米歇尔在网球场上对阵，以此来消磨时间。其他人则打打乒乓球，或者打一打更具特色的台球。今天，我们穿上俱乐部的单色运动上衣，打好领带，然后去法国使馆。使馆在我们买东西到晚饭前的一段时间里为欢迎我们而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招待会上，罗什托和吉约带头谈及在阿根廷的“失踪者”的问题。不过，我们并没有掉进“职业请愿者们”大事声张要抵制世界杯大赛的圈套，相反，我们都在谨慎地履行着我们肩负的人道主义使命。当我们离开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在阿根廷失踪或被扣押的法国人的父母和朋友协会的代表交给我们一份名单，上面有22个法国人的名字。每个参赛队员负责一个人。伊达尔戈和我们的主席沙斯特尔欢迎这一行动，并对那些人表示同情。他们答应尽力而为。因此法国驻阿大使先生正式地担负起继续进行这项工作的任务……另一个问题，我们结伴外出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多米尼克·罗什托感到这件事与他关系最大，因此，一定要给我们读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把形势描写得很黯淡。可是我们在现场的人并没有感到报纸上所描绘的那种气氛。世界杯大赛，阿根廷和阿根廷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墙上到处可见的面带笑容的招贴画即是见证。我们乘坐一架空军飞机前往普拉塔的马尔，飞机着陆时，我们脸上带着微笑，心里却有点紧张。我跟在巴特奈伊的后面，走下飞机舷梯，大家都低着头，不敢远看。飞行途中，我们便已经进入了比赛状态。多米尼克和我一样精神十分集中。伊达尔戈并没有拦阻他。我们知道在1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几百万法国人正在与时差带来的不利作战，正在注视着我们在世界杯大赛中第一场战斗。当然，尽管普拉塔的马尔是一个豪华的海滨疗养胜地，这里有一排排的赌场，但它毕竟不是那波里。当地的“天蓝球队委员会”不甘心落在“博卡比赛”中动用了电视台的那个委员会的后边，打破了海岸的意大利-阿根廷共同体的纪录：这里意大利移民的子孙中有四分之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这里定居的，他们靠捕鱼为生。对我们的欢迎是软绵绵的，甚至是热情洋溢的……当然也是诙谐的。一个小淘气在显示比分的巨大荧光屏的遥控装置上捣了鬼，上面显示出来的比分是：意大利3-法国1。实际上，是评码比分。这是两个民族之间……40年前争夺世界杯时唯一的一场比赛的比分。就是在这种对历史的暗淡回忆中，我们来到了“那亲密无间”的更衣室，为“见分晓的时刻”做准备。多米尼克·巴特奈伊甚至没有陪我们去绿茵场地。他直接跑到看台上，坐在他妻子和我妻子的旁边。她们两个也未经历“奥德赛”的场面了。说实在的，多米尼克躲到一边是不应该的。星期三，这一事情已决定了，伊达尔戈竭力充分地向他陈述理由以期说服巴特奈伊。记者招待会上，迷惑不解的记者们注意到两个多米尼克（罗什托和巴特奈伊）将不参加两天后法国队对意大利队的比赛。记者招待会过后，伊达尔戈在午餐结束时把巴特奈伊叫到一边，然后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争论起来。我为多米尼克进行辩解。在比赛场上，巴特奈伊总是长驱直入，为我创造有利条件。他是法国队的基础队员。第一道防守屏障和发动新的攻势都要靠他。他这个顶梁柱不得不靠边站。伊达尔戈说他体力上准备不够。因此传出这样一句人人皆知的话：“他只有体积而没有重量。”这几个字的重量又导致了其他坏事。因此，巴特奈伊心里很不自在。接着，大家心里都不自在，都呆在更衣室的专用门厅里。因为所谓的“奖金问题”，报纸已登出了头条新闻曰：“鞋子事件。”我不愿意在事件过后十年再来掺和这个乏味的、不光彩的虚假故事。概括地说一下，就像人们今天常说的“摘要”就足够了。概括来说，就是我们讨厌用一种体育用品的商标作为对我们的赞助，而他们则在我们的背上做广告。我们的运动衫上有三条象征性的带子，作为标签。这是一家公司的广告，取代了饰带。作为交换条件也完全是象征性的握握手……。为此，阿迪达公司付给我们1500法郎。世界杯赛的奖金则上升到……1515.15法郎。随后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又涨到1600法郎。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吉约、巴特奈伊和我决定提出这个问题。法国队和意大利队开赛前三天，我们在“印度俱乐部”轻松的气氛中，委托马利尤斯·特雷佐去同弗朗索瓦·勒梅代尔进行交涉。他是五十年代的老守门员，也是所涉及商标的那家公司在我们这里的代表。结果，交涉未成。于是，我们大家又亲自上阵，还是徒劳无益。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点行动。事情很紧急，因为法国队和意大利队的比赛就在眼前。我们已到了别无他路可走的地步……我们的行动是在更衣室的房间里发动起来的，是一次象征性的行动：拒绝用毛笔把三条漂亮的带子的颜色描得更鲜艳。观众对这个行动一无所知，但是每一场国际比赛开始前一小时，按照一成不变的惯例，几位临时变成“画家”的人便知道此事了。勒梅代尔对自己这一行非常精通，他巡视一周，把一小瓶油彩发给这些“画家”。如果必要，他还随时伸出自己的手去帮助他们。这一下，令人惊愕不已！我们大家都不接受。一次“画笔的罢工”！勒梅代尔十分震惊。伊达尔戈目瞪口呆。帕特莱尔也不知所措。只有一个“抵制者”，那就是亨利·米歇尔，因为他同这家商标另外签有私人合同，此外还有他周围几个无动于衷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时间在飞逝。局面很紧张，但未到过分的地步。一阵哨声终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驱散了紧张的气氛。这是罗马尼亚人莱纳在吹哨子。这位裁判让两支队伍集合起来，然后有秩序地“撒”向绿茵场上。13点43分：马赛曲结束。13点44分：给球队正式拍照。13点45分：开球。13点46分：西克斯从右翼突进，球打在第二根柱子的正中间。拉孔布跳起来，一个头球射门，佐夫被钉住了，球进了！法国队1，意大利队0！在世界杯赛的历史上，这是进球最快的一次。半小时过后，一切必须从头开始：1比1平。一个小时之后，球输了：2比1。另外，我还因为在离对方球门20米的地方“犯规”受到一次黄牌警告。亨利·米歇尔也受到一次黄牌警告。我们甚至没有机会争夺我们最后一次得分的运气：18码处，位置极好的一个任意球。达尔热还在研究球的位置，而我呢，改为踢中锋以后，正在对方数位队员的包围中寻找合适的位置……对方在故意拖延时间。规定的延长时间只有十秒钟了，但是莱纳先生对这些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他这个漫不经心、看破一切的裁判用牙齿咬住哨子吹了三次，好像是要用刀子在伤口上搅几下一样。完了，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这场刚刚开始的世界杯赛几乎已经结束了。在低下头之前，我看见尤文图斯队和意大利国家队久经沙场的老手贝尼蒂光着上身，举起两臂，一派斗牛士的神气！一派胜利者的劲头！就在我们闷声不响地退到更衣室的门口时，我们遭到了围攻和谩骂。俱乐部的主席克鲁德·居尼首先喊起来：“伊达尔戈是个蠢才。让他到南锡来看看我们是怎样训练一支球队的。”我心烦意乱，垂头丧气，感到羞愧……

丹曾罗布 · 发表于 2008-9-20 21:59:00

不喜欢普拉蒂尼,不过好帖还是要顶.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17 16:03:00

8.法国-阿根廷之战或世界杯赛的尾声“普拉蒂尼……普拉蒂尼……你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你。普拉蒂尼……普拉蒂尼……你在哪里？”当我走上阿根廷队和法国队比赛的赛场时，普拉塔河体育场的观众连连发出这样的喊声，这是一场“清账式”的比赛，或者是一场更使我们难堪的比赛。从我抢到第一个球开始，风凉话便有增无减。一个星期前，阿根廷体育画报——《格拉菲特》还称我为“普拉蒂尼克斯”，以此作为对不屈不挠的高卢儿童于德佐和戈西尼的崇敬。而今天我却像意大利馅饼店里的切面一样被人压扁了。同意大利一战我们失败了，观众因此有了主意，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企图从精神上把我压垮。在一场如此重要的比赛中——对阿根廷队来说不管是胜是负——都必须不择手段，包括不正当的手段。观众指手划脚，甚至寻衅闹事，他们在看台上实际上起着第12个队员的作用。观众能制造一种气氛，可以把伊甸园变成地狱。所有著名的运动员，所有著名的球队都曾经遭到过这一种群众性的“投石党”的攻击。一位从曼彻斯特归来的朋友对我谈起“联队”同利物浦队进行比赛的情景。基岗差一点因之而精神崩溃。这次比赛前3天他的父亲去世了。比赛的当天上午，他才把父亲埋葬了。当天晚上，斯特雷弗德·安德的极端分子——极端的流氓分子占据的看台上有节奏地狂呼乱叫：“基岗，你父亲呢？你父亲上哪儿啦？！”这是去年（1977年5月）发生的事情。8天后，基岗带领利物浦队第一次夺得了欧洲杯赛的冠军。还算幸运，阿根廷观众发动的攻击还没有曼彻斯特挑衅者进行攻击时那样令人毛骨悚然。我完全承认这种攻击属于比赛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普拉塔的马尔那个星期五的晚上，观众给我戴上种种帽子以后，我却已经使他们失望了！当然，我不能同技术处于顶峰的基岗相比。法国队也不是基岗的利物浦队。它还没有踏上争夺第一次决赛的道路……。今天晚上，法国队首先是为了挽回面子。在送我们去普拉塔河体育场的汽车上，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一言不发。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暴风雨般的批评声中，都要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拿出自己最大的信心。我同多米尼克·巴特奈伊两个人都受到严厉的指责，有人说我们两个“结帮”。我们两人同妻子在“印度俱乐部”一块进餐也成了他们批评我们的口实。陪同我们来阿根廷的家属，只有她们两人。这是真的。足球联合会的领导也知道这件事。不过，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其他人也这样做。当一个球队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和正在人心浮荡的时候，一种和谐的家庭气氛常常能起到排忧解闷的作用。不过，从离开达喀尔到现在，我和巴特奈伊总是形影不离，这是确实的。随后又发生了“鞋子事件”。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泄露出去。我们的主治医生弗里亚克大夫星期六在对欧洲一台谈话时多说了一句话。当时让-勒内·戈达尔催促他，问他法国队队员身体竞技状态不佳的原因何在。弗里亚克以为借此话题便可以摆脱他的纠缠。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答：“发生了很多事情，后来又出现了这么些麻烦……”问：“什么麻烦？”向来沉默寡言的弗里亚克大夫是个保守的军人，可是这一次他却说多了。随即，流言蜚语四起。只言片语，捏造的秘密，画笔罢工，成了一件大事，最后变成了“鞋子事件”等等。这些消息被歪曲后，不胫而走。星期六晚上，米歇尔·伊达尔戈不见了。他躲进自己的房间里。房间变成了“修士的小屋”。唯一陪伴他的是安德烈·拉卡兹的大部头小说《黑暗时代》。这是一部令人心醉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莫托森集中营里的生活。实际上，伊达尔戈自己也正处在黑暗时期。他在黑夜中，几乎彻夜难眠。天一亮，他便转来转去，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去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赴约会，因时差关系，采访安排在8点钟，这样，欧洲的听众可以听到这次采访谈话。这样一来他“被提升”为一家意料不到的报纸的“总编”了。这时，在巴黎已是星期六的傍晚。从早上开始，“星期日报”便用大标题刊登了“广播——电视简讯”。这样的头版大标题是一个阴险的挑战，引起了哄动：“伊达尔戈准备辞职”。整个末版都用来谈论在普拉塔的马尔发生的“混乱局面”。另外一个骗人的标题也是对伊达尔戈投井下石：“我无法再指挥这个球队了”。这使人感到似乎全体队员都在反对他。但是只要仔细研究这篇文章后，才能明白原来我们的这位教练是因为在普拉塔的马尔被体育场的设施弄得很为难。伊达尔戈不是坐在边线外的长凳上，而是坐在为教练们“挖掘的沟底上”观看法国队同意大利队比赛的，因此，很难把他的指示传给我们，仅此而已，没有别的！伊达尔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时，因通宵不眠，两眼发红，精疲力竭，面容憔悴。他意识到法国舆论和法国队之间缺乏交流，这是一大损失。我们自己也发现这种不自然的局面影响很广。从“印度俱乐部电台”的广播中便可猜到这一点，从记者们为了寻求引起轰动的新闻而自鸣得意地截头去尾的寥寥几句话中便可以猜到这一点。同记者们在一起，亨利·帕特莱尔一反他这个老好人总管的谨慎常态，给巴黎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中他了解到我们的支持者受到冲击的情形。有人给他念了《星期日报》上的文章。帕特莱尔用深信不疑的神态，巧妙的声调对这家报纸头版新闻“伊达尔戈准备辞职”进行了评论，好不容易取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这个标题并不完全准确。”他指出。“是‘辞职’这个词使您感到不舒服吗？”“不是，是‘准备’这个字。”“您的意思是说……”“是的。这个‘准备’，就好像事情真是那样！”在费尔南德·沙斯特尔和让·萨都尔的帮助下，伊达尔戈摇幌不定，但是他竭力避免自己失去控制。沙斯特尔神态庄重，身材高大，身上的羊毛衫松松垮垮。萨都尔则身穿一件不寻常的厚运动服，上面印着三条带子。他是职业足球俱乐部组织的受人尊重的主席。伊达尔戈把他妻子莫尼克无声的鼓励和记者们在当天招待会上小心披露的令人心碎的话语作为挡箭牌！“我发现围绕法国队的问题，舆论大哗，近乎狂热，而我试图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保护法国队。我发现我遭到了失败，因为我过于相信人们的好心。”当记者们给我出了难题的时候，他们碰见我们时，总是很高兴地谈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因为这个缘故，我零星地得知他们所谓的伊达尔戈“萎靡不振……心力交瘁……即将后退抽身……去过自己的生活……他身上某种东西破灭了”……之类的传闻。这些话还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说的呢！另一些人在谈到伊达尔戈的行为时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声称伊达尔戈说了一些严厉的话。证据呢？过分激动之际谈论一个行动，他本来会淡然一笑了之：“多米尼克，他又找到了漓趣酒……”“是多米尼克·巴特奈伊吗？”（耸耸肩）“不是，是多米尼克·罗什托！”一些人紧追不舍，并且玩弄模棱两可的把戏。他们向我们发誓地说伊达尔戈见风使舵，会说“三种不同的语言”。和领导在一起时他说：“运动员和新闻界背叛了我。”和运动员在一起时：“新闻界背叛了我们。”和新闻界在一起时：“运动员背叛了我……”这种气氛坏透了，终于使我们也无法克制自己了。特别是俱乐部的领导人员，他们带着妻子和许多关于道德方面的训词，趾高气扬，在这场论战中又不识相地乱插话。不论是伊达尔戈，还是运动员，没有一个人不受到他们的批评和责难。多米尼克非常气愤。面对向他提的一连串问题，他怒不可遏地说：“首先我们必须做出反应，对付一下那些靠在我们的背上做广告而捞大钱的人。这一点观众是会理解的……第二点，我没有同普拉蒂尼结帮。第三点，我希望伊达尔戈在我们同阿根廷队比赛时派我上场。否则的话……”最后，他终于拿出他那秘密的靴子做为野蛮的报复了：“运动员在想什么？想世界杯……？还是钱？”“他们想在世界杯大赛中踢出最好最好的成绩……然而不是为了公主好看的眼色。”至于我，出于晋升的需要，我要考虑我的级别。上届世界杯赛的荷兰英雄约翰·克鲁伊夫的巨大影子像幽灵一般不离开我。人们一提到他，便经常把他跟我对立起来，做得很过分。我生气地说：“我不是克鲁伊夫。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为了更好地体现我的个性和摆脱这种令人讨厌的对比，我要提醒一下我是穿着15号运动衫参加这届世界杯大赛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突然问道。“这就是说我拒绝穿14号运动衫，因为这是克鲁伊夫在1974年世界杯赛上和他在阿贾克斯俱乐部时的号码。”时间过得很慢，每个小时都像是个负担。印度俱乐部沸腾了。连最刻薄的人也不再把它称作“地中海印度俱乐部”了。6月5日星期一。法国队和阿根廷队明天就要比赛了。按照惯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伊达尔戈的心情十分平静。他想把大家的激情缓和下来，让人把一张折成四折的纸条传给亨利·帕特莱尔。我们终于回到了世界杯赛和比赛场地上的各种正题上。帕特莱尔因为自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而感到十分高兴，一个劲地捉摸上场队员的名单：伯特朗·德曼、巴蒂斯东、洛佩兹、特雷佐、博西斯、米杯尔、巴特奈伊、普拉蒂尼、罗什托、拉孔布、西克斯。替补队员：巴拉特利、布拉齐、帕比、鲁耶和伯都尔。同我们打输了的法国队与意大利队的那场比赛相比较，这个名单有四个变化：让维翁、鲁耶、吉约合达尔热不上场，而巴特奈伊、洛佩兹、巴蒂斯东和罗什托又回来了。尤其是两个多米尼克都回来了，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法国队并没有受到震动。虽然这场决定性的比赛已迫在眉睫，虽然笔墨官司结束了，但是伊达尔戈依然没有同话筒脱离干系……6月6日星期二，还是在上午8点钟，伊达尔戈到各家电视台转了一圈。他参加了“银幕档案”这个电视节目。这个节目一如既往又谈起了体育和金钱之间基于利害关系的结合问题。他还同雅克·尚塞尔的著名电视节目“透视”建立了联系。可惜我们不可能收看这个节目。不过，以后会有人给我们详细地谈到这个节目的。“第一个问题：米歇尔·伊达尔戈，一副重担压在您的肩上……您的队员们背叛过您吗？”看到这个场面的人都惊讶得直发愣！只见米歇尔低着头，两眼被泪水模糊了。在场的人一个个瞠目结舌。尚塞尔是第一个不习惯在电视直播时叫自己的客人“下不来台”的人。当然米歇尔·伊达尔戈几乎立即恢复了镇静。他利用在电视台的时间尽力解释和包扎那“伤口”。在汽车上，我们又从他身上看到最近几天里一个经不起风雨的人。他身上某些东西破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他亲如手足，几乎感人至深。但是时间是不会同情人的。“普拉蒂尼……普拉蒂尼……你在哪里？我们看不见你。普拉蒂尼……普拉蒂尼……你在哪里！……”我们在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中来到普拉塔河体育场。那里的观众再也不放过我。我们将近19点钟进入比赛场地时，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激动。在我年轻的足球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场面。无数小纸片从看台的台阶上倾泻而下，就像纽约举行的盛大检阅一样。成千上万的小纸片像雪花一样在体育场周围飘来飘去，那情景真叫人陶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体育场十分漂亮，座无虚席，看台四周还插着蓝白色的旗帜。接着，奏两国国歌。观众们很懂体育。他们为“马赛曲”鼓掌，很热情。但是时间并不属于唯美主义，更不属于浪漫主义和轻而易举，即使雷蒙·科帕认为站在更衣室的门槛上应当多说几句好话。他同意让一家体育用品以他的名字作商标。他讥讽地说：“与其在普拉塔的马尔体育场喋喋不休地争论那三条带子，他们还不如穿上‘科帕’牌的鞋子……”最后，比赛开始了。这是通向未来的通行证，既不是面子之争，也不是逃跑主义。我在比赛中胡乱地把名誉和士气揉在一起……还有道德，如果人们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的话。19点15分，瑞士裁判杜巴施先生鸣笛开球。从一开始，我便感到法国队团结一致，意志坚强，真是钢牙铁腿。20点1分，上半场快结束了，我们采用拖延时间的战术。吕克企图最后一次突破我们的防线。特雷佐阻住了他的去路，他全力冲上来，争球过程中他失去平衡，胳膊触到了球。我盯着裁判。在对方的场地上进行比赛，尤其是在世界杯赛中，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要有所预料。喔唷！杜巴施先生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这个动作并没有犯规，也没有受到这个给人以犯规错觉的影响。他很熟悉规则：当球去碰胳膊时不应当判罚球，可是当胳膊去碰球时则应判罚……这是基本的裁判法则。但是阿根廷人却向他涌上去。杜巴施被这些穿蓝白色运动衫的人混乱地围在中间。对方的防守队员，甚至最后面的队员都从后卫线上跑来了，他们你推我撞，其中有奥尔京、塔朗蒂尼、帕萨雷拉……杜巴施甩开伸上来的胳膊，想脱身走开。终于成功了。他从对方队员中间找到一个出口。他们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喧闹声在看台上也扩大开来。杜巴施先生离开这群人，向边线跑去，像是要摆脱追赶他的人。他要吹哨结束上半场的比赛并让人们平静一下吗？他走到边线裁判，加拿大的温斯曼身边，他一边同温斯曼讲话，一边打着手势，吹响了口哨，使一直跟在他后面的混乱的阿根廷队员们不敢靠近、不敢放肆。温斯曼先生似乎拿不定主意，这是正常的。因为当时他离出事地点有40米远。他把手中的小旗帜垂下来，做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手势。我真搞不明白，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不管怎么说，杜巴施没有被吓倒，他并没有征求温斯曼先生的意见。难道这仅仅是为了挽回面子吗？这是他用手指了指罚点球的地方，在观众的呼声面前鞠了一个躬，然后处我们以极刑。那是置对方于死地的一脚，就像在古罗马的竞技场上一样。我难过极了。我们一齐向他跑过去，其中有巴特奈伊、洛佩兹、米歇尔、拉孔布、西克斯和我。他把我们推开了。这一次，他瞪着凶狠的眼睛，生气地做着手势。从他的运动衫的口袋里，要掏黄牌警告或红牌驱逐出场，进行无声的威胁。当帕萨雷拉把球放在那个该市的白点上时，我甚至连看也不想看一眼。我也没有看伯特朗·德曼考虑如何招架。帕萨雷拉一脚劲射，伯特朗·德曼被打倒了。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满脸羞惭地回到更衣室内，像一个遭到暗算而被击倒的拳击运动员一样。在更衣室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有几声咒骂在房子里回响，也许会在那个抛弃中立立场的瑞士人耳朵里回响吧！伊达尔戈的辞职在理论上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的眼圈湿润了。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赛的亨利·米歇尔过来安慰伯特朗·德曼。他气愤得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由于极端的不公正，我们遭到双重的恶运，激起了我们大家复仇的热望。20点30分，下半场比赛开始后一刻钟，巴蒂斯东眼见拉孔布在右翼发起了进攻，一记准确的长传，球落在阿根廷后卫队员的背后。拉孔布抢到球后，一个小小的高吊球越过跑出球门的守门员菲洛尔的头顶，球弹起来，好像要飞进空门的正中央，但是，没有进！球打在横梁上又弹了回来。比赛又进行下去。我们真该死！幸好拉孔布还在那里。他用左脚抢过球，准备射门，在一刹那间，他发现我在他的左边，所处的位置更有利。我还是从左边猛烈打门。普拉塔河体育场鸦雀无声。几分钟之前，体育场还回响着欢乐的口号声。这时欢乐骤然变成了一片失望。我们正好趁势越踢越勇，使观众有节奏地呼喊的口号声转向我们。30分钟就这样过去了。在场上进行表演赛的是法国队。罗什托斗志旺盛，球好像粘在他的脚上；拉孔布极其灵活多变，传球意识很强；特雷佐控制着球场，对自己的技艺和体力信心百倍；巴特奈伊恢复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洛佩兹面对吕克和康普斯镇定自若；亨利·米歇尔拼抢凶猛，贪得无厌。他们的表演激起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观众对我们表示出敬意。他们按照铃鼓有节奏的曲调不断地高呼着口号，对我们的技艺表示赞赏：“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当他们看到伯特朗·德曼碰在柱子上把背碰伤了，看到迪迪耶·西克斯在比赛中比任何时候都顽强，他在侧翼上，技艺是那样的完美，却错过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进球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同我们一样感到难过。他至少跟吕克在终场前20分钟踢进的一个球持平。这个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决定了阿根廷队的命运，说到底，决定了世界杯赛本身的命运。21点，比赛结束了。对我们来说，世界杯赛也结束了……我与西克斯和其他队员一道本来可以在这场令人困惑的选拔赛中取得出线权，3个星期之后，这场比赛却把它全部的胜利变成了2500万阿根廷人的胜利：一个民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第一批记者竟然追到禁止入内的地下室里。这些不速之客在那里见到我们。我们以为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人。在普拉塔的马尔那场比赛以后，在“鞋子事件”以后，很多人还要吃不少的苦头。也许记者们已经进行了他们的工作，而我们也尽了我们的义务，除了荣誉以外的义务。我们跌倒了，但没有低头。身在12000公里以外的法国人应该从他们的难眠之夜，从令人头晕脑胀的日守夜待中清醒过来。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人。我们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在回来的汽车上，我们还沉浸在那已经破灭的梦中。迪迪耶·西克斯竟为我们共同的恶运而哭起来了。这时，我却产生了一个想法：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角色则是倒过来的。我想这是米歇尔出的主意。亨利则始终以为，这样一出戏，可使“演员”变成证人，而证人则成为演员。在更衣室内，当我们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走来走去的时候，当我们被手拿钢笔和记录本、迫不及待的记者缠住的时候，亨利就想搞几个煽动性场面，然后再回答记者们巧妙的提问。6月7日星期三。在印度俱乐部的花园里，运动员和特派记者们相互碰见时默不作声。表情能说明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当伊达尔戈发言时，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他庄重地说道：“先生们，我应运动员们的要求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大厅里，有的人脸上露出嘲弄的微笑，更多的人毫无表情。无论是想“煽风点火的人”，还是另外一部分为数众多，根据传统作法息事宁人的人，大家的注意力都很集中。我离讲台稍微远一点，让-马克·吉约也在那里。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点。伊达尔戈接着说：“（……）是的，运动员们的要求。他们心里不安，想把问题弄明白……因为他们从法国得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他们得知，一些报纸挑起了一场争论……”他的话还没有讲完。这时，欧洲一台的欧仁·萨克马诺试了试每天必用的话筒，第一个跳出来进行挑战：“那么，是不是那个鞋子问题呢？是吹牛皮还是什么？还有，在这样重大的比赛开始前一小时为什么会争论不休呢？……”吉约打断他的话，冷冷地反驳他。论战扩展到大厅的后面。在那里，“坏学生”聚在一起胡闹，就像在学校教室后排的调皮学生一样。那里还有一小撮发动攻击的记者以及《足球周报》的“活动分子”。这是一家发动攻击而不怕遭到反驳的报纸。他们之中有多米尼克·格利莫。他长着一头硬直的头发，毛茸茸的胡子，厚玻璃眼镜下是一对窥探一切的眼睛。一看就能猜到他是一个猎奇的人。《星期日报》就是他。“伊达尔戈准备辞职”就是他写的。“伊达尔戈无法再指挥他的球队”又成为他的报上的标题。这个标题占据了整个末版……他竖起手指，以一个微不足道的挑战者的姿态，专横地攻击道：“我知道你们都在围着我的文章转来转去。好吧，我给你们讲讲我写了什么……”接着，他开始罗列起来：我写了这个，写了那个，接着又写了这个，又写了那个……他盯着讲台又说道：“我甚至说了，在法国队有一个令人头疼的西克斯……还有，迪迪耶很孤立……”西克斯放低嗓音说：“什么？怎么回事？谁？……”这时，洛佩兹好像被人击中了要害一样，打断了格利莫的话，非常气愤地说：“瞧，这多么可笑。谁能对你讲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你呀，克里斯蒂安！”人们禁不住笑出声来，使大厅里难熬的气氛稍有缓解。只有一个人没有笑，他从普拉塔河体育场那场比赛以来就一直心事重重。那就是西克斯。他象受了欺侮一样急匆匆地哭着离开了招待会大厅。不知所措的洛佩兹一个箭步跟了出去，凭着自己的好心大声抗议着。格利莫呢，他从来不错过任何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匆匆地跟在他们的后面，为能裁决一场幕后的纠纷而洋洋得意。可与大街上最好的戏剧相媲美的这出戏却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对我们来说，我已脱离了对匈牙利的那场“毫无意义”的比赛。在那场比赛中，法国队达到了技艺上的顶峰，也达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我们穿着绿白两种颜色相间的运动衫、蓝色短裤、红色长袜，这些东西还是因为总管的过错，从业余钓鱼俱乐部全伯利借来的。这个俱乐部可称得上当地甲级组的冠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一方面感到有点受不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后悔和痛苦。我总是想着我那个破灭了的幻想，因此我只想尽快地离开阿根廷，忘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脑海中抹去印度俱乐部以及普拉塔河体育场的回忆。这一创伤太严重了。我和几个队员一起乘飞机飞往里约热内卢……到那里，我们将远离加在我们身上的责任，远离暴风雨和幕后的争斗，度过那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的时光。我们在海滩上散步，在波浪中游泳，就好像为了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净化一样。但是，这种宁静并非就在眼前。有些摄影师在围着我们转来转去。必须同他们进行谈判。同意他们拍一组我们在沙滩上打球的镜头，但是不同意他们拍摄一些太露骨、太随便的照片以免在巴黎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同意与不同意，说话要算数……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一个几乎感觉不到的、沉闷的响声，接着又听到“咔嚓”一声。我跳起来，径直向一个树丛跑过去，正好与一位法国摄影师面对面。他还是我的一位“朋友”呢！……完了，我再也不理他了……从这一天起，我对摄影师感到厌恶。然而，幸福的是：我从里约热内卢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这一卷“曝了光的底片”。我的妻子在那里怀孕了。我们将有一个儿子——洛朗了。一张幸福的“明信片”。

芭拉熊 · 发表于 2008-12-17 1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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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17 22:31:00

9.丢失一个球，付出了120天的代价米歇尔·伊达尔戈十分激动，但是他很客气地打断了那些不识相的人的讲话：“普拉蒂尼就像协和式飞机一样，当我们拥有这样一个奇才时，就应当让他飞往国外！”在夺得法国足球杯之后，我同法国队一起就是乘坐协和式飞机这支奇异的空中雪茄去争夺世界足球杯的。去时欢欣鼓舞，归时垂头丧气。现在，面对国外的竞争，圣太田体育协会的主席、协和式飞机热情的捍卫者罗歇·罗什接过了让我转队的接力棒。我和圣太田队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呢，不过这段历史开始进行的不顺利。1978年8月，荣获法国足球杯冠军，并且新招了一些队员[其中有泽尼埃（梅茨队）、潘特纳（索肖队）和……梅夏迪埃（圣太田队）]的南锡队来到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参加比赛。在那里，人才济济的新队总是装出一副父母没有钱的样子。20年来，圣太田队垄断了国家级的所有奖杯。自从1976年它获得欧洲亚军的称号后，圣太田队就完全代表了法国的足球，无人与之匹敌。赛场上提到南锡队时，观众吹起口哨表示欢迎……提到我的名字时，观众更起劲地吹口哨表示欢迎……我昂着头走到赛场上，可是随之即来的是我必须弯下腰等待暴风雨过去。一阵阵呼声在“绿色铁锅”的着了迷的“人群”中象雷声一样震天响。不难看出，观众的呼叫声中包含着两种感觉。第一，看到一个年轻的明星竟敢来此向本地的明星发出挑战；第二，法国队在阿根廷遭到失败，它的主角要为此付出代价。从中我还看到其他的东西。然而，我却没有看到克里斯蒂安·洛佩兹的鞋底。我们在争抢一个球，比赛开始后不久的一个球，球眼看就要出界了……突然我滚翻在地，右腿象刺进了一把刀子。洛佩兹同我一样吓得目瞪口呆。我无法掩饰的痛苦使他惊慌失措。他立刻大声地为自己辩解：“我没有碰到他……我没有碰到他……”没关系，人们也不会为此去验证一番。可是，洛佩兹却惊慌万状，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好像可以用这句神奇的话抹去刚才出事的那一刹那：“我没有碰到他……我没有碰到他……”这是真的。是我自己被体育场内的口哨声激怒了，象“神风”飞机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我看了五遍这个动作的录相。现在再谈起此事，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从来没有象这一次一样向洛佩兹刚刚抢过的这个球猛扑过去。我身边一下子聚集了很多人。场内的观众也一下子惊呆了。他们本来趾高气扬地说着风凉话，这时却把嘲笑咽了回去，掩口无言了。在圣太田象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有一种即来即逝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没有恶意。很显然，假如没有比赛开始时的口哨声，我也不会不顾一切地去拼抢。现在落了这么一个下场！纳贝尔、鲁耶和谢伯尔急忙跑过来劝我不要着急，在精神上及时安慰我。急救医生伯尔纳·包纳维亚轻轻地来到我的身边，把我抱到边线外面。裁判员基塔吉安先生生气地看着这一切。这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便只是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人们把我抬到看台下面，看台上几十个人影站起来，几十张面孔望着照料运动员的人和其他随从人员组成的这支小小的队伍。其余的事情，米歇尔·德尼佐比我叙述得详细。德尼佐是我在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密友之一。他深得我的信任。一个冬日，他和我并肩在阿耶森林中散步，然后和朋友们一起在附近的意大利馅饼店吃了一顿波伦亚牛肉片。他的热情、他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受到的教育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在那天晚上发生小小悲剧的时候，他正好在我身边，既是证人，又是朋友。他亲眼看见人们焦虑不安地询问我的情景，亲眼看到我父亲极度痛苦的样子以及在治疗室的小屋里进行最初急救时的情形。他把这一切都录成像，就像一部“悬念影片”，然后他又剪接成一部短片。按照《足球周报》的看法，在这部短片中，感人的场面取代了不安的情绪。这家周报是在法国队取得参加阿根廷世界杯赛资格的欢乐声中临时诞生的。德尼佐这样叙述着当时的场面：我躺在手术台上，面色蜡黄。特别是他听见我在说：“把实话告诉我，立即告诉我……我需要六个月吗？三个月吗？……骨折了吗？……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吧！”伯尔纳·包纳维亚没有回答。他显得紧张，虽然戴着眼镜，仍可看见他那沉重的表情。他摸了摸我受伤的踝骨，又摸了摸膝盖：“哎唷！我得膝盖也痛。我听见咔嚓一声响。”普拉蒂尼变得认不出来了。他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眼睛青肿。他闭上眼睛呆了一会儿，担心医生的“判决”。他抬起头，盯着自己的右踝骨，竭力想从急救医生的目光中猜测自己伤势的真实情况。包纳维亚始终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一阵震耳欲聋的嘈杂声透过更衣室的水泥墙传了进来。他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就好像我看见了发生的事情似的。然后他迟疑地对我说：“又撂倒了一个吗？”“我想是的。”他摇了摇头，随即镇定下来，指挥护理人员工作：“哎唷！对，就是那儿，再往下一点。这儿，你可以按一按，我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拿冰块来。放上冰块！放到膝盖上！那儿，对，好啦……”包纳维亚语气沉重地说右踝骨关节外侧可能碎裂。这一下伤得不轻，不单是起个小包包。圣太田队的医生站在旁边，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他企图要人怀疑伤势的严重性，好像要借以减轻普拉蒂尼的焦急不安似的。他建议拍X射线照片。“好吧，”米歇尔说，“但是要尽快地去拍。我感到冷。你们看，我直打哆嗦。”比赛进行到第三十六分钟时，在我们头顶的看台上又一次爆发出欢呼声，比上次更加震耳欲聋，但没有上次热烈。这是居伯洛为南锡队破坏了一次射门。广播员宣布了这件事。我只是重复这一消息，但是“米歇尔”已不再听我讲话了。他只想到他的痛苦。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踝骨粉碎性骨折。五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少年运动员时，他已经有过这种情况，但是那次是在左腿上。他痛苦地想到接着而来的是三个月停赛。一切情况都迅速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三个月停赛等于取消他参加欧洲优胜者杯赛的第一轮比赛。在这一轮比赛中，南锡队对日内瓦塞维特队。这是他的俱乐部第一次参加欧洲重大的比赛，因为他的俱乐部在法国杯赛中以1:0战胜了尼斯队。这个球还是他米歇尔攻进去的……当然，这也等于取消他参加法国队同安德莱兹队的比赛，还有，法国队同瑞典队的比赛。总而言之，在冬季到来之前，他不可能再踢球。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救护车停在体育场的正院里。刚好在AS圣太田队重振旗鼓登上宝座的地方，这就像一个外部的征兆，其实力超出一般，无可匹敌。方向：最近的医院。救护车很快地开了进去。普拉蒂尼咕哝道：“也许我不能再踢球了。他们什么也不愿意对我说。”“不要这么想，” 包纳维亚对他说，“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不要失掉信心。等着拍片的结果吧。”真奇怪，在圣太田拍片子时什么也没有发现，甚至没有骨折……，普拉蒂尼带着一条石膏绷带离开了圣太田，凌晨三点钟在南锡再一次拍片，真情炸开了：踝骨三处骨折！南锡队的医生还要给他另加一条石膏绷带，而且四十五天内不能取下来。随后还要进行操练疗法。普拉蒂尼在两三个月以后才能重新上场比赛。他在观众中的印象会淡忘一些。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对普拉蒂尼并不是一件坏事。我的命运受到一次可怕的打击。《足球周报》为此迸出一个极其吓人的标题：“一个失球，一百二十天的代价。”一百二十天在一个人的十年或十五年的足球生涯中并不算长，可是对只有九个月的赛季来说就太长了。这在身体上也叫人受不了，受到冲撞的痛苦，手术后的痛苦，还有操练治疗中的痛苦。我在精神上也非常痛苦。尽管有亲人的爱护，家庭的护理，同伴的来访，朋友的电话，可是我一会儿感到急躁，一会儿又垂头丧气。头脑中总是闪现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我还能重新踢球吗？”还有另外一个更突出、更萦绕心头的问题：“我能重新恢复我最好的水平吗？”这种事，医生、按摩师、护理人员看得多了，而且还有比我这种情况更严重的，因此他们总是若无其事。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职业医生，对每天治疗伤痛和患者的不安情绪早已司空见惯。事实上，理智促使我们相信医生们说的话，相信他们的能力，也相信他们的经验。但是主观上多少总是有点疑心，担心伤口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担心一般性的病情在精心治疗的过程中有可能转为特殊病情。当然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病人或受伤的人没有不担心自己会成为试验品的，或者担心被医学界的科学判为不治之症。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张。医院里住满了焦躁不安的患者……他们日日夜夜总是想得一团漆黑。当然，害怕病情复发是可笑的，可是生活就是这样。身体上的虚弱也影响到一个人的精神。对我来说，这种恶梦般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一个秋天。我一出院就在我父母那里过了一天，仅仅一天，然后我的妻子克利斯戴尔把我送到孚日山她的父母亲家里。日程上写着：休息，休息，再休息……两个月之后，我身上的石膏绷带拆除了。拍片结果很好。然而，于梅尔教授的一番话使我害怕起来。他对我说：“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一切是否愈合得很好。”而我以为自己的伤口已经好了。我不得不屈从于他的操练疗法进度表。我首先在布尔旁班开始了肌肉锻炼，随后又在南锡俱乐部进行锻炼，我可以下地了，再往后我可以走路了，最后我能跑了……我甚至敢说我也让疗养所的所长东奔西跑。所长是个医生。我把两条强健的腿指给他看，使他相信我在他这里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他为此感到十分骄傲……在我恢复健康、把拐杖扔给其他倒霉的人之后，便开始盘算归队的事了，因为在我重新开始训练之后没几天，我的呼吸能力和节奏感也都恢复了正常。最后，我一共参加了半个赛季的比赛，像没有受过伤似的，在冠军赛的十九场比赛中，我命中十二个球。欧洲杯五场比赛中，共进球三个，而且我两次穿上法国队的蓝色球衣。对一个有伤残的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的伤残微乎其微，于是从1979年3月起，关于普拉蒂尼的专栏文章越来越多，大标题充塞了法国（和欧洲）所有的足球报纸。我们先来看看意大利的《体育报》。这家报纸以桑多·马佐拉的名义过份肯定说：“普拉蒂尼在‘国际’队”。在其他地方，人们总是兜圈子：“好吧，但是……”南锡：“如果米歇尔愿意留在……”波尔多：“如果我们参加欧洲杯的比赛……”巴黎FC：“如果国际队不能够……”国际米兰队（意大利）：“如果他愿意，我们就等着他……”马赛：“如果我们有办法的话……”南特：“如果我们的财神爷……”沙尔克04（德国）：“如果包诺夫不同意……”尼斯：“如果我们留在甲级组的话……”巴塞罗那（西班牙）：“如果米莱尔同意的话……”伍弗汉普敦（英国）：“如果五十万英镑足够的话……”巴黎·圣·日耳曼G：“如果这可能的话……”圣太田：“如果米歇尔说同意……”总而言之，使用这么多“如果”说明所有法国和欧洲的重要体育报刊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名字上。它们的诚意多少不一，对我的兴趣大小不一，对我的信任程度也不一样。甚至因为这件事还发生了一些笑话。在波尔多俱乐部，克鲁德·贝兹（主席）和迪迪耶·科埃科（经理）之间的谈话十分有趣……他们进行了某些策划，在《西南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透露我来到了纪龙德队。更有甚者，他们捏造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我在波尔多俱乐部领导人中间……于是，克洛德·居尼立即暴跳如雷，拿起笔很快地给职业足球俱乐部组织写了一封挂号信表示他的不满，并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波尔多队进行处罚。这里有一个细节：居尼没有注意到“西南报”的日期。那是4月1日……我觉得这个玩笑很有意思，但同时也说明我的处境艰难。那时候我晕头转向。当然，从感情上讲，我更喜欢去意大利。在我幼年时，我看见意大利俱乐部称霸欧洲。这使我十分向往意大利。不仅仅因为我的根基在皮埃蒙特，而且，我从小就梦想有一天到那里去踢球。今天，在等待迫在眉睫的边界重新开放之际，我仍然这么想，不单单因为里拉的兑换率比较划算。自然，钱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制定他的职业计划时，身体条件迫使他预见到他的职业寿命很短。正因为钱的问题，特别是税收问题，利物浦队的灵魂基岗被迫离开英国到汉堡队去了。实际上，尽管伦敦的亚斯纳尔或托特纳姆队召我去，但是我不想乘坐火车轮渡穿越英吉利海峡，走与基岗相反的路。我们还是回到法国吧。克洛德·居尼不无道理地指出南锡-洛林享有某种优先聘请我的权力。对此，我无可辩驳；他抨击那些到处搜罗优秀球员和奖金的人，呼吁恢复条例上的严格规定。对此，我也无可辩驳。条例规定：“每年都有一个队员变动时期。不到时候，不能变动……”我就利用这个规定，对不守秘密的职业采访者采取拖延战术。他们勾划我的形象时把我塑造成一个诙谐的人。我就忠于这个个性，随意打哈哈，以使他们能够取悦于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他们：“除南锡之外，您准备到法国其他任何地方吗？”我：“我更喜欢到这样一个俱乐部去：那里有我热爱的队员，有我热爱的观众，有我热爱的体育场……”他们：“除南锡之外，这样的俱乐部有多少个？”我：“有十九个！”我看见记者们使劲嗅嗅他们的小本子，赶紧把笔缩回去了……为了更严肃一点，我只好同他们达成妥协，承认我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四五个参加夺标的俱乐部，还有三四个在夺标的道路上奋斗，并且既有足够的资本又有雄心大志的俱乐部。记者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象在

MU赛马票上一样记下一个最有希望获胜和很少有希望获胜的俱乐部的名字。因此出现一个没有先后顺序的名单。上面有斯特拉斯堡、摩纳哥、波尔多、南特、巴黎-SG、巴黎FC、马赛、尼斯，还有我理所当然要返回的正宗圣太田队。提起绿衣球队，我感到连缀麻木不仁的记者也会喜形于色。“1976年格拉斯哥的影响”一直存在。在那低潮中出现了一些小角色。今天，圣太田队就是法国队第二。它在全国有四十四个据点，四十四个绿色基地。这个组织一共有六千名会员，也就是说有六千个无条件的支持者。罗什主席的雄心是突破一万大关。他以英国著名的俱乐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联合队——为榜样，一心想让他的俱乐部在法国深深地扎下根。他千方百计地要我选择法国第一号俱乐部。如果以这种无私的和迫切的请求来判断，他一定会成功的。首先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从奥伯纳斯到海上塞恩，从奥里亚克到塞兹河畔的巴尼奥尔，从科尔马到贡比涅，信件纷沓而至。信中表达的都是多次重复的同一个心愿：“普拉蒂尼属于圣太田！”南锡的球迷甚至催促我“为法国做出最佳的选择”。其次还有圣太田的朋友们。那时候，他们在新闻界为数众多，其中有在《队报》的，还有在……他们尤其是在电视台、电台、《费加罗报》、《星期日报》等等。每次赛后的采访，他们总是不拿话筒，合上钢笔，一本正经地督促我下决心同绿衣球队结合在一起。所有这种满腔的热情，所有这种义务的，毫不勉强的奔走呼号都在民意测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结果被大张旗鼓地刊登在1979年4月27日的《足球周报》上。“绿衣球队”比那些长篇的演说或巧妙的解说都更享有数字上无可比拟的优势。概括起来说，94.07%的读者不同意我到国外去，49.88%的读者希望我穿上法国足球运动衫作为护身符，也就是说穿上圣太田队的运动衫（南特有13.88%的人反对。另外亨利·米歇尔在那里刚刚说过人们并不特别地等待我去）。要使罗伯尔·赫尔班从他的游泳池或网球场以及对瓦格纳的梦想中走出来并非易事。罗热·罗什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电话交谈。赫尔班用这样几句话向他说明了他表示同意的原因：“既然50%的法国人希望普拉蒂尼来圣太田队，我们就接收他吧。”罗什主席以他无可争辩的道德方面的权威发布一个命令并不需要费什么事：“普拉蒂尼是法国体育界的一个宝贵人才。他应该留在我们这里。圣太田队一定要想方设法争取他来。”一个月之后，5月29日，罗热·罗什租用一架私人飞机，在他著名的优秀球员选拔者皮埃尔·加洛奈尔的陪同下来按我家的门铃。在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有一份要把我和绿衣球队拴在一起的合同书。合同期限为两年，具有历史意义。

初七 · 发表于 2008-12-18 10:01:00

哦。我从头慢慢看。

Horizons · 发表于 2008-12-18 21:11:00

先读了第一篇，见楼主的描述颇有兴趣，以后上班正好可以以此消磨时间了。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0 11:30:00

10.一位古怪的主席 统治有结束的时候，合同也有结束的时候。在南锡学习结束后，我在新队员当中显得与众不同。我只是渴望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这时我对法国队取得参加世界杯大赛的资格做出了贡献……一张进军阿根廷的通行证！法国式的职业教育有一些反常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学习时间有严格的规定，被划分为阶段，按部就班，即使一个富有天才的学生跳级跳班已成为大师后也是这样。因此，当我为南锡队争得它的第一个国家级奖杯——和我职业上的第一个正式称号时，居尼主席对我很冷淡，从1978年2月1日以后一直是这样，也就是说三个半月以前。那一天，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情绪，心平气和地，然而却是正式地宣布我不延长同俱乐部签订的合同。依据这份合同，我在南锡差不多还要呆上十八个月。这个期限虽然很遥远，但是我一定遵守。克洛德·居尼对此十分生气，大叫这“是背叛呀”！他凭持的是我的非常现实的、众所周知的强烈愿望，即继续留下来，穿同样的运动衫，在亲人的身边，在儿童时代的亲切的环境和气氛中跟以前的伙伴一起踢球。最后他以为我那座在弗莱纳的正在兴建的房子一定能把我留在洛林。我用我的第一批广告收入，另外又向银行贷款三十万法郎来支付建房费用。事实上我也同他讲过。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我当时可能还没有估计到我日益增长的声誉，想不到寥寥几句话竟引起轩然大波。好了。在我的前途问题上我改变了主意。我认为应该把这些想法私下告诉我的领导人，而且我提前很久就告诉了他们。按照本行业的规定，预先通知的期限是两个月。而我呢，却提前一年半！另外，在我忠实地服役了六年（很快就是七年）之后，我完全有换换空气，去看看其他地方的自由。一个有期限的合同就是一个有期限的合同。它不能把延长强加给任何人。俱乐部的领导人感到很恼火。他们亲自出马，把消息公布于众，说我不延长我的合同是“因为外部和外国向我提出了聘请……”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引起喧闹的了……当时观众的目光转向了卡塔卢尼亚队。这个队的灵魂、荷兰人约翰·克鲁伊夫宣布他很快就要退出足坛。他曾率领阿姆斯特丹的阿贾克斯队三次夺得欧洲冠军，并且参加了1974年世界杯决赛。各个编辑部已经在酝酿一个数字：为接替他的人（人们指我）付八千一百万比塞塔（合四亿七千六百万生丁）……然后，皇家马德里队也表了态。还有巴伦西亚。当论战正酣的时候，南锡队正在马赛进行比赛。两名全神贯注的观众立刻坐到主席台的第一排。一个是巴伦西亚俱乐部的主席科斯塔·拉莫斯，十足的贵族派头；另一个是他的教练，法国人马塞尔·多明戈。巴伦西亚是就我转队的可能性同南锡接触的第一个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被我的领导人客客气气地，但是坚决地拒绝了。经过前一天的那场戏之后，这一次它又第一个抢先报到了。它不愿意被其他的竞争者超过。多明戈对我说：“如果您选择西班牙，除巴伦西亚外，不能在其他地方签合同。如果有其他人提出聘请您，我们随时准备向您提出反建议。”人们常说要脚踏实地，说足球是一种运动，应当全心全意地、不掺合任何杂念地投身于这项运动。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这一类的谈判使人伤尽脑筋，因为这种谈判经常是在两个对立面之间和俱乐部内部的激烈争吵声中进行的。直到那时为止，我总是对金钱抱着某种不在乎的态度。南锡有我的家庭、我的伙伴们，有踢球的乐趣。只有这一点对我是重要的。而今天晚上在马赛，我第一次碰到财富这个困难问题。我不愿意去想它，因为我要回到比赛场上，带领我的球队向马赛奥林匹克队发起攻击。这种情绪是因为克洛德·居尼的不利反应激起的吗？是因为在对方的场地上对这场重要的比赛所下的赌注促成的吗？是因为我幻想将来转队，而转队又关系到国家荣辱而引起的吗？然而我始终提不起精神来。尽管我身穿9号运动衫，可是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在中锋位置上发挥我的主动性。我负责分球，不过我在分球时显得漫不经心，甚至随便得很。一句话，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特雷佐为马赛队攻进一个球。居伯洛又为我们把比分扳平。双方踢成平局，互相友好地分手了。这场平局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两个西班牙人。多明戈认为我踢得太松，甚至有点过分。幸好他在评价我时以婉转的口吻批评道：“我不能以今天晚上的比赛来评价他。”克洛德·居尼咕哝道：“不管普拉蒂尼选择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他必须换一种踢法，而不能像今晚这样……”我选择的正是意大利。是现实突然把我推向意大利的。再过几天，2月8日，法国队要在那不勒斯进行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法国队对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次胜利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也就是说在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自从我的决定宣布以后，两个日期很接近，这使一些权威人士得出结论说这是预谋好的。如果相信他们说的话，那么普拉蒂尼在那不勒斯（代表法国队）这件事已经是普拉蒂尼跟米兰或都灵的一个著名俱乐部之间达成协议的开始了。“普拉蒂尼在那不勒斯”这个普普通通的、但却有丰富内涵的标题一下子成为热门话题。从那以后，足球运动员普拉蒂尼变成了（人们哄抬物价的）东西。根据这些报纸的暗示，那些消息灵通人士用他们的皮包带回来一大堆并非真正消息的东西。他们在我面前摆了无数份外国杂志。我的名字刊登在所有拉丁语欧洲报纸的第一版上，从巴塞罗那的《足球报》到里斯本的《足球报》，其中还有米兰著名的《体育报》。《体育报》对意大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的那场比赛玩弄模棱两可的花招。为了招徕读者，它在头版头条新闻中用红色的标题写道：“普拉蒂尼来了”不言而喻，在法国队集训期间，在圣日耳曼-拉耶森林中的“森林足球场”上，每天的记者招待会的话题都是围绕着我这个小小的人物。这未免有点过分。这样的关心使我有点透不过气来。我不喜欢那些得不到答案的没完没了地提问，但是我却喜欢在吃饭的时候队友们跟我开玩笑，让-马克·吉约和马利尤斯·特雷佐总是把我夹在中间。另外，半个月来，外国记者一直在跟踪我。不论南锡队到什么地方去进行比赛，我总是在通往更衣室的走廊里发觉有人暗中盯着我。半个月前，当我们在尼斯以7:3获胜时，就有三名意大利记者在场。在马赛——马赛尔·多明戈的领地，我又看见西班牙通讯社的三名特派记者，其中一个叫弗斯特的以前是国际级球员和FC巴塞罗那队的队长。目前他是《足球周报》的代表。很显然，就是通过这些记者，使不安情绪日益加重的各种反应像传染病一样传播开了。最近的一次反应开始于这样一个标题：“意大利足球心腹谋士的悄悄话”。《法国足球报》在那不勒斯那场比赛的前一天报道了这些悄悄话。法国的球迷们乘坐包机，立刻在城里加以扩散，从而又一次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根据《法国足球报》的神秘记者的说法：“桑德洛·马佐拉（国际米兰队和意大利队以前的灵魂）和国际队辟谣说，直到五月份为止，没有同米歇尔·普拉蒂尼进行过任何谈判，以避免违反意大利足球联和会的条例规定。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在我们的超级明星和米兰俱乐部之间已达成原则上的协议。国际队需要一名转向实效的制定策略的球员，尤文图斯队不属于这类情况。它的主席伊万诺·弗莱佐利拥有一切财政手段。例如，他准备为当时走红的球星诺弗利付十五亿里拉（合八百万法郎）。可惜他失掉了这笔还在筹划中的交易，被AC米兰队钻了空子。因此，弗莱佐利先生不惜一切代价，想一举获得成功。而普拉蒂尼则是提高他的威望的理想人物。”这就是一个“证人”说的话。当法国队来到意大利的时候，他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这个在暗中的正直的人并没有说错。事实上我同国际队签订了一个草约合同，但是他只忘记了一件事情：意大利足球联合会千方百计地把外国球员来意大利推迟到1981年至1982年，因此也把执行关于在共同市场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法律推迟到这个时候。意大利似乎已经接受普拉蒂尼这个姓氏，但是它并没有准备象以前欢迎鲍尼法齐或施亚菲诺那样来欢迎一个被认为有天才的孩子返回故土。尽管这样，所有的体育报纸还是不惜笔墨大书特书。在那不勒斯，有人说米歇尔·伊达尔戈一直盯着我不放。一个幽默家在我房间的门上钉了体育漫画家多罗作的一幅画。画上有四个商业旅行者。他们穿着厚厚的外套，带着头巾，鼻子冻得通红。他们的皮包上印着四个名字：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国际队和都灵。他们在居尼博士的办公室门前等候接见。巴塞罗那的密使对都灵的密使说：“您找格利普·维克托利亚吗？”“不，我象您一样，找南锡的红人！”我看了这幅漫画不觉好笑。一幅漫画这样吸引我，这还是第一次，而且还不止这些。在大线条的漫画下面，精心推敲出来的那句话就象是假期中戏弄人的笑话。我们还要感谢皮埃尔·科尔图瓦，是他在“千万不要上当”这个周刊专栏里对我在那不勒斯的准备工作作了形象的说明。他用了一个很正规的标题：“普拉蒂尼今日会客”接下来是一个冗长的玩笑，对那些跟随和陪伴蓝衣队到那不勒斯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科尔图瓦写道：“意大利同法国比赛的前一天，米歇尔·伊达尔戈显得心神不定。米歇尔·普拉蒂尼没有能同他的朋友们一起训练。伊达尔戈教练还不知道普拉蒂尼星期三下午是否有时间参加对意大利人的比赛。“实际上，自从法国队到那不勒斯以后，米歇尔·普拉蒂尼的房间一直没有空过。他开始同鲁耶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打扑克，五分钟之后突然有人在接待处找他。“当他在一小时后重新上来时，他简单地对队友们说道：‘是尤文图斯的主席。我们只好再见了。我要回我的房间去，因为还有其他人来访。’“果真，过了一会儿，AC米兰的主席要求见普拉蒂尼。当他出来时，几个目击者说他搓着手。也许是因为天气冷吧？“晚上刚开始，纽约宇宙队的主席也来敲米歇尔的门。他和普拉蒂尼一起呆了两个小时。时间这么长，以致于普拉蒂尼没有能下楼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当普拉蒂尼终于来到餐厅时，已经二十二点了。他刚坐下来五分钟，突然有人在电话里找他。打电话的人是巴塞罗那的主席。他请求把约会定在第二天。“米歇尔·伊达尔戈皱了皱眉头说道：‘这种马戏演得太长了！如果这样下去，我只好让普拉蒂尼休息。’‘不，您放心好了’，普拉蒂尼说，‘明天我只接受十七个约会。另外，我尽量想办法在十五点至十六点四十五分之间不安排任何事情。我在意大利同法国比赛的半场休息时间里只用十分钟见见拜仁慕尼黑队的主席。’“毫无疑问，米歇尔·伊达尔戈担心这些交易活动会分散普拉蒂尼的注意力。如果他发现这个洛林人在那不勒斯的比赛中心不在焉，他可能在下半场比赛时叫亨利·米歇尔代替他。亨利宣布他不准备离开南锡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普拉蒂尼可能利用在场外休息的时间同罗马的拉兹奥俱乐部的主席进行一次谈话。“只要普拉蒂尼不明确宣布他在同南锡签订的合同期满后到什么地方去踢球，他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建议，因为迄今为止，只有雷恩和红星俱乐部的两位主席宣布他们对普拉蒂尼的转队问题不感兴趣！”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意大利和法国这场比赛使事情恢复了其应有的体育价值。我们终于公平合理地踢成2:2平。我硬碰硬地踢进两个任意球，那两脚非常漂亮，一个球打在迪诺·佐夫的右上角空档里，另一个打在左角。而且攻进这两个球的间隔时间只有四十五秒钟。佐夫一直是尤文图斯队的守门员。当尤文图斯队真正地对我垂涎三尺时，他肯定对我来都灵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然而他后来从没有给我谈起那两个任意球。这两个球可能说明了很多问题，因为那不勒斯的观众在走出体育场时高呼着我的名字。在此期间，我在转队这个神话般的交易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只有一个人对我的成功无动于衷，他就是古怪的居尼先生。“古怪”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当报纸连篇累牍地刊出大标题和重金聘请球星时（有人对我估价为六百万法郎），居尼却粗暴地削减了我的工资——我每月的工资原为一万二千法郎——，降为每月六千法郎……有关职业球员的宪章有这个规定……我多多少少被认为是法国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我领的工资肯定最少。这个小小的花招反过来对居尼也不利。因为，一个俱乐部培养出来的球员只有先交培训费才能转到别的地方。而培训费是在最后两年的工资基础上计算的。居尼专横地降低我的工资，也就使南锡俱乐部失去了这个巨额款项的一半。他不会被人笑话吗？然而他却顺利地过了这一关。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从圣太田得到三倍的转让费。他得到的不是四十万法郎，而是一百二十万法郎！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2 15:51:00

11.轰动法国的亲笔签名我不止一次地见过罗热·罗什。他当时似乎是AS圣太田的“终身主席”。二十年来，他经常叼着烟斗，以他的威望从容不迫地、然而却是坚定不移地带领他的俱乐部夺得了所有的胜利。七年的足球生活使我有机会在一些比赛场上碰见他，有几次是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在那里，尽管南锡队在最后一分钟败北，但是这个队始终表现很好。正像所有崇尚权力、不可一世的人物一样，罗什试图实行专制统治，但是没有人买他的帐。他身边的那些阿谀奉承者暗地里培植了不止一个布鲁图斯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把他打倒。我是个球员，显而易见，只能隔岸观火。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各色各样的人在争功中的表演。主席不上球场，不会汗湿衣衫，不会射门得分。他不指导训练，也不制定战术，然而他为训练、招收队员和完善技术提供资金。我真没料到《队报》会把罗热·罗什选为“法国最有体育精神的老板”，也不明白他怎么会当上俱乐部主席中的法国冠军。这位主席自认为是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倒确实是弗莱兹公共工程公司的头头。他按照多少有点慈父味道的格言招收了六百名职工，并把他的企业的名称缩写为几个大写字母：SFTP，意为“不衰退，永远进取”。这个缩写怪有意思的。然而在圣太田，足球像工作一样，不是开玩笑。因此出现一种不能太公开的叫法：“绿色工厂”。这个名称过去伴随过让·斯奈拉或阿尔贝·巴特的球队。而现在则更伴随着罗伯尔·赫尔班的球队。他们是在二十年间挑选出来的三名教练，从而成为法国教练员队伍稳定的榜样。罗什从来没有对这个带有汗味和苦味的名称表示过不同意见。“是的，”他承认道，“这个形象的叫法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圣太田不是左拉笔下从事笨重劳动的工厂，而只是一个很严肃的俱乐部。人们常说我们俱乐部里的球员表情严肃，那是因为他们不爱说笑。在圣太田这里，足球对观众来说是一种星期日的消遣。一周的其他时间，足球则是认真的职业球员们为了把最好的消遣奉献给观众而全天从事的一种职业。”因此，罗热·罗什成为一个有原则和有职业信念的人。为了他的原则，他宁可在离1970-1971年稳获法国冠军称号只有七天时开除两名球星，一名叫博斯基，另一名叫卡诺斯。理由是马赛奥林匹克队让阿尔贝·巴特队里的这两名台柱子签订了一个协议书。象这样开除两个足球明星在法国足球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激动情绪，激起了一场论战，酿成了一场风波。我当时年纪还小，只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是我还记得报纸的头版大标题、没完没了的采访、重复多次的调查、最后成为记者手中的佐料。我当时要是足球运动员，可能会站在这两个被开除的球员一边，因为，虽然他们个人在荣誉方面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他们也为圣太田这个集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体育场主席台前面的一些光荣称号应该归功于这些伟大的绿茵场事业的耕耘者。后来，当我很晚才发现著名作家吕西安·博达尔写的一篇文章时，我才进一步明白在体育道德观方面受到伤害的罗热·罗什为什么会作出那样盛气凌人的反应。博达尔也把自己锋利的笔投进这个由恶梦作成的绿色墨水中。他俨若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圣太田的秘密很简单。派人到法国各地去寻找有天才的年轻人，把他们送到圣太田，从体育方面和精神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冠军和男子汉。假如他们能实现这一希望，他们就进入其球队。他们转为职业球员后，几乎总是成为国际球星。我把这称为俱乐部精神。当博斯基和卡诺斯宣布他们在冠军塞结束之前要去马赛时，他们实际上已撕毁了同我们签订的道德合同。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表现出毫不妥协的立场。”就是这样一个公开声称严厉和毫不妥协的人——罗什于五月二十九日来敲我的房门。这是我第一次同这位好斗的主席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据说，对于他怀疑损害他的俱乐部的那些人，他会马上“脱掉上衣并且用男子汉对男子汉的方式把话说清楚”。罗什长着一头白发，轻微的鹰钩鼻，宽宽的肩膀，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弗莱兹地方口音。我觉得他很自信，非常严肃认真。他和我的妻子克利斯黛尔首先谈到公共工程方面的事情，只当是开胃品。他同他的父亲老罗什一样也是承包商。而我呢，我只梦想着比赛场上的进攻和轻松的奔跑。可是，在这段时间内，我也只好谈论一下建筑。克利斯黛尔是在一年半以前闯入我的生活的。这是奥利维埃·鲁耶献给我的礼物。他是一个著名的业余细面条专家。一天晚上，我们去“卡普利”馅饼店。每次比赛后，我们都要在这个店里预订一个桌子。这时奥利维埃的妹妹领着克利斯黛尔来了。她身材苗条，长着一头金发。奥利维埃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我有一位女朋友，你应当和她认识一下。”克利斯黛尔只是用她的蓝眼睛盯着我的眼睛。这深情的眼神使我们互相找到了联接我们俩的东西。我立刻明白我是多么地需要她。当然，在馅饼店初次见面以后，我们又多次地倾谈。自此，克利斯黛尔便经常踏上去体育场的路。1977年12月21日，她又踏上了去市政府的路。那一天来了很多朋友。米歇尔·伊达尔戈陪同足球联合会主席费尔南·沙斯特尔也来了。他们还带来了多米尼克·巴特奈伊。自从1974年“希望”选拔赛的那场比赛以及在法国队和捷克队比赛的前一天他对我简单而又亲切的招待以后，巴特奈伊成了我在法国队中最好的朋友。婚礼很平淡。这也可以说是蒂埃里·罗朗的一件礼物。我和克利斯黛尔是在1976年11月30日相识的。一年之后的12月21日，我们来到南锡的副市长亨利·科洛面前。在梅斯的那次体检不合格的事情发生以后，就是他把我接受到俱乐部，与其他培训生在一起。在此期间，我把手提包放到克利斯黛尔那里，而且总是不让外人知道。接着，南锡队全力以赴进行比赛。记者们在巴黎东站很容易就能坐上火车。一部分记者是为了看一看南锡队，一些人是为了一睹我的风采。蒂埃里十分喜欢我和克利斯黛尔。他在马塞尔-毕科体育场总是受到欢迎。一天，我们迎战南特队。这次比赛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大广告。整个新闻界人士都来了，蒂埃里第一个到达赛场。我们以3比0赢了南特队。这三个球都是我踢进的。我真有点飘飘然。晚上，在克利斯黛尔家里，我们两个人一块看电视。体育专题节目一开始就播放白天的那场比赛。我又看到了我踢进的那三个球。蒂埃里在电视上神采奕奕。他认为应当再加一句话：“好，这个球是米歇尔献给他的未婚妻——温柔的克利斯黛尔的……”接着电视上出现两个镜头，一个是克利斯黛尔，一个是我。那时我们相识刚五天……人们很想知道我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克利斯黛尔的父母原籍贝加姆。在意大利，婚姻大事不是玩笑。我们立刻定下结婚日期……蒂埃里，真得感谢你！我清楚地知道那天早上七点钟，他与心情同样兴奋的鲁耶一起驱车去圣让大街。车子开得飞快，但方向相反！克利斯黛尔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她准备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打算。但是，在有关足球事业的激烈谈判中，她作为含蓄然而专注的旁观者，很快就找到了她当然的地位，就是，做个女企业家。今天晚上我们同罗热·罗什在一起。她这个模范妻子不仅仅是给客人送饮料和点心，不，她在专心地听，做记录，进行分析。以后，她在我每次做出抉择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当这些严肃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时，皮埃尔·加罗纳尔突然插进来了。他是法国在招收队员方面的杰出人物。多亏了他，年轻的“绿色轻骑兵队”才一直打进格拉斯哥欧洲俱乐部杯的决赛。加罗纳尔（还有赫尔班）是不可比拟的企业管理大师罗热·罗什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成功和骄傲。他在三十二岁时被提拔为教练，因为他预见到他的才华。他独具慧眼，能充分发掘最有能力和最有才华的人。罗什十分清楚招收队员的重要性，因此把加罗纳尔——他亲切地称为“加罗”——培养成法国俱乐部招收新队员的头号能手。由于这位寻觅天才的能手在法国各地的奔波，法国队在欧洲杯赛中不止一次地获得了胜利。尽管这样，我在心理上占有小小的优势（因为我是在家里谈论我的未来）。我同加罗纳尔开玩笑地说：“不管怎么说，你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你会像朋友那样行事的。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好想你啊！”加罗纳尔作为幕后争斗的老手，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他能言善辩，很会抓住时机进行反驳：“该收成熟的果实了，我们来得正是时候。”这句话肯定会使AS南锡-洛林俱乐部的会计感到高兴。对于付给洛林俱乐部培训费用的金额，他很快就能确定最准确的价格，也就是说最高的价格。虽然加罗纳尔和罗什来得正是时候，但是其他人也已经打了电话。尽管红色电话线路（一种专用电话线路，防止别人乱打电话——译者注）的名单上出现一些理论上的障碍，他们还是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当球队出外比赛时，他们经常把电话打到旅馆里。五月初，大概是三个星期以前吧，南锡队到南特进行比赛。很多人关注着我和罗伯尔·布德辛斯基的见面。他是布列塔尼俱乐部的经理，并负责招收新队员。这些人乘着卢瓦尔河和大西洋的海风大肆鼓吹他们的预测结果，现在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我和“布德”在公众场合装出一副彬彬有礼、若无其事的样子：“你好。你好……”这并没有能阻挡住我那位南特的对话者在两天之后来到洛林。他对我直截了当地说：“南特队需要你。你的工资同亨利·米歇尔一样，每年大约六十万法郎。另外，我们的赞助单位欧洲电视一台再付其他的钱。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对你有利的表示。”对这个“值得赞赏的表示”，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说明。而亨利·米歇尔对FC南特队10号吉尔·朗皮永延长合同暗里持半否决的态度促使我拒绝了邀请，特别是拒绝了欧洲电视一台（南特队的赞助单位）和马特拉公司的总经理让-吕克·拉加德尔的邀请。这时候马赛队也表了态，当然没有南特队那么公开。这是马赛奥林匹克队的老传统……我放弃了南特队。正好在那个晚上南特队正同马赛老港队进行访问比赛。这是法国足球杯最高层次的比赛。这场比赛要么握手言和，要么加赛一场。南特队失去了在卡纳比埃尔和米什莱大街上的那股子热情。在赛车体育场附近，那些抢球赛票的人在黑市场上争抢好的座位票。马赛奥林匹克队离开体育场，退居到四十公里以外的凡尔纳哥磨坊一带。那真是个为足球赛而准备的理想的去处，是为激烈竞争而进行训练的好地方。在那里，马利尤斯·特雷佐怀着坚定的富于感染力的信念举行了一次真正的赛前演讲。吃饭时，他对聚集在他周围的球员们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应当打败南特队。我们一定要获得决赛资格……”这时他又加了一句使大家感到震惊的话：“用我们将在法国杯夺魁中挣来的钱，可以把普拉蒂尼搞来。”我还要提一下贝尔纳·热内斯达尔的事情。几个星期以后他成了我的经纪人。马利尤斯通过这番话证明他并不是个记恨的人。当然不会。因为我们是朋友。法国队使我们建立了友谊，而且是牢固的友谊……几个赛季之前，在马赛进行的一场比赛中，我曾使马利尤斯晕头转向，最后南锡队大胜（4:1）。我攻进一个十分漂亮的球。这个球可能属于人们认为“最精彩的球之一”。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些精彩片段。在我整个足球生涯中，这是我踢进的最漂亮的球中的一个。这件事发生在1976年。守门员热拉尔·米戎开球之后，让·弗尔南德斯和乔治·贝尔塔在中场抢球时互相谦让。我离他们只有五米远，抢先一步，把球抢过来，然后冲到离球门三十米的地方。马赛队所有的防守队员在我后面跑得气喘吁吁。最后只剩下特雷佐挡住我的去路。他是最后一道巨大的屏障。我并没有受到他的影响。我做了一个传球的假动作，成功地通过小搭桥躲过了马利尤斯。这个技术动作对被闪过的队员来说总是有点难堪的。尤其是在马利尤斯面前，这个动作简直是个真正的奇迹。我过人之后，立即射门。米戎冲出来想封住角，可是球已越过米戎的头，非常准确地落入马赛队的球门的空挡内。没有任何人能忘记这个漂亮的技术动作。它使这场比赛成为一个壮观的晚会，马赛奥林匹克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马利尤斯对此更不会忘记。今天，根据马利尤斯在马赛战胜南特的兴奋中表达的愿望，贝尔纳·热内斯达尔出现在我的面前，代表马赛奥林匹克队同我进行谈判。他在电话中的谈话能使我“哭起来”。他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那些热爱他们的马赛奥林匹克队的老人们每天都要把点燃的大蜡烛放在马赛护卫之神圣母的脚下，祈求我来赛车体育场进行比赛……我又看到了热内斯达尔。他有一对精明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微笑，说话声调像女高音。他在马利尤斯·特雷佐和儒尔·兹翁卡的陪同下来到南锡。特雷佐捧着一束鲜花准备献给克利斯黛尔。兹翁卡是一位十分能干的教练，是一条心肠很软的硬汉。儒尔在我开始踢球的时候就结束了他的足球生涯。在洛林，大家都很熟悉他，喜欢他。他在为FC梅茨队效劳期间曾在洛林洒下了不少汗水。但是马赛队为这个后卫队员晋升一级，使他成为一名难以对付的跑动积极的替补队员。马赛奥林匹克队在若西普（斯科布拉尔）国王的宫院里为儒尔“加冕”后使他终于执掌了这个队。现在他也来了，提出一个每年八十万法郎的诱人的建议，外加一个体育用品商店作为搭头（热内斯达尔的秘密武器）。我还没有来得及学会讨价还价（在商业方面是不能临时抱佛脚的）。正在追求其第一个称号和信誉的巴黎圣日耳曼队突然爆出冷门，使银行界哗然。100万法郎！“还有，”感情非常外露的弗朗西·博尔利对我说，“这只是个谈判的基础。我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后来，博尔利不幸接替达尼埃尔·赫施代尔去开妇女时装店了。5月29日，博尔利和他的球队一起到了斯特拉斯堡。同一天，罗什来到我在伏莱纳·阿耶的家里——我在那里刚刚建了一座房子。罗什的住处离我的家有一百公里。30日上午吃早点时，电话铃响了：“我是弗朗西·博尔利。我9点20分乘飞机去巴黎。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你家里。你看，怎么办好呢？”“你来吧！”我同赶时髦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主席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他野心勃勃，为他的俱乐部制定了宏伟的计划。他已经把他的俱乐部比作处于鼎盛时期的伦敦亚斯纳尔队。博尔利来时带着一株柠檬树。谈到亚斯纳尔和伦敦，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一位领导人悄悄地告诉我，英国足球的民间新闻界对我是多么地尊崇。他对我说那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我会渡过英吉利海峡。因为我说过：“税收使我受不了……”但是，按照《射门》杂志的总编辑托尼·罗什的看法，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托尼随时使用幽默手法，在足球联合王国独霸一方。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为了他的读者们，他甚至动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在温布莱新闻界的讲台上，他公开表示对我的情况很感兴趣。这在他的同行面前引起了轰动。他手里拿着一根火柴，把火柴头在火柴盒上一摩擦，然后大声说：“这就是阿根廷人阿尔迪尔。一个外国人，我们热烈地欢迎他，因为他能使托特纳姆的观众们受到鼓舞……”他把另一根火柴一下子折断后说：“这就是普拉蒂尼，足球联赛的候选人：八月份开始踢球，圣诞节在乔治五世医院结束足球生涯……”的确，托尼通过这一适时的呼喊“国王万寿无疆”使他的预言不那么灵验。这促使我留在我们可爱的法兰西“王国”。从巴黎到圣太田呢，还是从圣太田到巴黎呢？根据“英国人漫游尼斯”这个不胫而走的流言，那些拿绿衣球队来打赌的人为他们的论点找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这个流言在以贝尔纳·拉孔布为首的一些圣太田队员中引起了混乱。在圣太田最后有希望获胜的一场比赛在波尔多丢掉以后，伯尔纳在昂热被留在队外。他从一次友好的、但别有用心的电话中得知圣太田和尼斯正在进行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协议，用雷普利尼和拉孔布换取南斯拉夫的进攻手勃日科维克。这可能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流言，但是在绿衣队员中引起某种程度的激动情绪。大家当然都站在贝尔纳一边。这种团结一致的反应、流言的扩散，不久之后终于把我也牵涉进去。人们再一次给记者们以口实。他们在消息灵通的文章中议论纷纷，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以保护拉孔布，以我来弗莱兹俱乐部为交换条件，以换取保留在这个俱乐部中期关键作用的中锋。这个中锋是法国队的好朋友，在战术上是个宝贵的球员……这件事激起了“圣太田的普拉蒂尼”的拥护者们的不满情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得不对我的前途问题正式地作出安排，可是直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保持沉默和谨慎态度（保持谨慎态度的权力，在足球界也存在）。我选中法新社，让它通过一份平铺直叙的简洁的电报来宣传我的想法。我让人在电报中具体说明我的选择仅限于三个俱乐部：拜仁慕尼黑、南锡-洛林和圣太田，并证实我先后拒绝了南特、马赛和……巴黎圣日耳曼的邀请。欧洲电视一台的袖珍记者欧仁·萨科马诺是个弹不虚发的人。他立刻在电视上把这件事解释为“圣太田比其他的俱乐部更有可能……”实际上我已下了决心。为改变《足球周报》民意测验中群众的不利意见，要使人们重新有理由信任自1976年格拉斯哥以来屡遭败绩的法国队，必须有一个决定性的证据，这就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俱乐部是团结一致的。不仅在体育比赛中团结一致，而且在精神上也团结一致，在财政上也团结一致。那里没有像在马赛或巴黎圣日耳曼那样以“金库”作抵押的欠款，相反，圣太田能提供长期的保证。再说这个队既然几乎在锦标赛中夺魁，因此有资格去争夺新的欧洲杯。此外，我们在物质条件上也是意见一致的。我在这里不想在数字上作游戏，因为一个阴影笼罩了绿衣球队。那是在我去都灵尤文图斯队一年之后，爆发了人们称之为圣太田的“地下钱柜的丑闻”。我一直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无辜的。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立场，敢签字画押。我要求过年薪金一百万法郎，这是事实。俱乐部的会计让·克鲁德·马若莱计算好了，于是我们一起把我的月工资确定为八万三千三百法郎，奖金除外。最近几年来，我作了许多贡献，但得到的东西却很少。因此我看到了人们向我提出很多迫切的请求，还有一些应该实现的要求。这一百万法郎，我想让它成为我的纯收入。再说我向每个俱乐部都要求这个同样的数目。为此我要求我的税款由俱乐部来支付。我曾向罗什强调指出，鉴于居尼两年来对我的态度，他在应付给南锡培训费的总金额上面占了便宜。罗什假模假式地同我争论。其实，他同意我说的道理。在我遭到挫折之后，他清楚地知道我应得到一种补偿。我让他估计一下他要付给居尼的费用。这些费用应低于南锡本来能够得到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我应付的税款支付办法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把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收入付给税务机关。罗什同意我每月收到一个内装差不多等于要支付的税款的信封。这个数目用现金支付。我没有再提其他的问题。我们达成了协议，这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笔钱是没有问题的，它来自一清二楚的账目，正如人们能够预料的那样，象圣太田这样一个著名的俱乐部的账目就应该如此。当我站在预审法官面前时，我才如梦方醒。我知道“地下赌博案的丑闻”（在意大利对足球比赛弄虚作假的打赌）。可是我对所谓圣太田黑钱柜这件事却一无所知。对于这项财政协议（同竞争中的俱乐部，特别是外国俱乐部在以后提出的更大的赌注相比，这项协议落在了后面）以外发生的那件事，罗热·罗什也战胜了背后的攻击。AS圣太田的主席自动地改变了同我的处于高潮的职业雄心格格不入的原则立场。他允许我自由地去谈判我的广告合同。在此之前，他曾不允许多米尼克·罗什托这么做……这时我正好收到各种各样拿我做广告的请求：运动裤、羊毛套衫、儿童“十号”体育服装；皮鞋商标、集体玩具、足球和果汁商标……我是第一个使少年儿童唱起了这个有节奏的口号：“喝了果汁，肌肉更发达！”罗热·罗什出人意料的让步使我下定了决心。这个让步使贝尔纳·热内斯达尔为马赛奥林匹克队失掉的那场谈判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此，马赛奥林匹克队的老领导人埋怨热内斯达尔，并把他开除出领导委员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贝尔纳负责我的商业事务……当罗热·罗什离开南锡时，他没有空手而归。在他的黑色公文包内，在一项合同的下面，他带去了轰动法国的我的亲笔签名……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3 22:43:00

12.绿衣球队的新兵这就是我在1979年夏天去的那个俱乐部。从格拉斯哥欧洲杯赛以来，三年过去了。巴特奈伊走了，拉凯也走了。还有莱弗利兄弟、西纳海尔、萨拉马尼亚、梅夏迪埃等等也都离队了。尽管如此，圣太田队还是取得了第三名，摘取了进军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赛的通行证。这是个荣誉问题。三年已经很远了。在这最后的两年中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但令人难以忘怀的比赛来进一步表达我们的忠诚了。这些比赛给电视台的观众们创造了另外的盛大的夜晚。首先是圣太田队再一次战胜印多文队的那场比赛，其次是利物浦那个红色的夜晚。那天晚上，面对英国俱乐部“极端主义”的球迷们在看台上发出的好战的喊叫声，多米尼克·巴特奈伊攻入一球。这个球象一把利剑，使绿衣球队在1977年赛季差一点引起轰动。取得令人兴奋的出线权以后几个星期，科文·基岗将要率领他的队员出征罗马，以一个全队熟练技巧的示范表演同德国的闵辛格拉特巴赫队争夺欧洲杯。然后是1978年，这是过渡的一年。由于英国“流氓”败坏了曼彻斯特联队的声誉而使该队受到双重的打击，因此，这一年呈现一种杂乱无章的变化。它的失败将导致令人失望的结局。总之，圣太田队在发生变化。圣太田队不完全是原来的圣太田队了。但是法国绿队，它的梦想和信仰依然存在，忠于它是每一个队员的义务。尽管AS圣太田队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受到临时的挫折，但是它确实在无情的争斗中得到了锻炼，在它的面前还有美好的夜晚。在法国，AS圣太田队在心理上自然处于压倒的优势。干脆说吧，这个队在精神上具有真正的绝对影响。战胜圣太田队成为当时一切对手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足以激发它们，鼓励它们争取胜利的意志。在受到新闻界称赞时，还能给它们一点活力和自豪。但是狂妄自大的毛病经常导致犯错误。所有的球队，当它们踩着鲜花在引人注目的流动锦标赛中同法国最优秀的球队对垒时，都感受到了集体的兴奋，都以为能够打败不可战胜的对手。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球队都遭到了连周围观众都在拼命的体育场的可怕压力，它那热情的观众在离球员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呼喊着口号，用喊声为在赛场上跑得精疲力竭的心爱的队员们加油，于是象高涨的浪潮一样，绿色波浪滚滚而来，在退潮前十分钟把挡住它去路的一切统统冲垮。我在南锡队里经历过两次。这两次我们都是在最后一分钟垮下来，遭到无情的失败。奥斯瓦尔多·皮阿扎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毁灭性的冲刺最大限度地使对手微弱的希望化为泡影，使他们勇敢而如此单纯的心灵中萌发的幻想破灭了。当我来到这个队的时候，奥斯瓦尔多正好走了，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的更衣室内，人们把他的位子和衣柜分配给了我。我来到一个正处在变动时期的球队。赫尔班在欢迎我的到来时讲了这样一句话：“我把希望寄托在普拉蒂尼的临场应变能力上和自发性上。”我很快就明白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请我来的。很明显，我要在比赛中打出我的风格，而不是去做接球传球的工作，那是巴特奈伊和西纳海尔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我是在AS圣太田队正在完善自己的技术和战术的时刻来到这里的。年轻、勇猛、百折不挠！原来这个队使欧洲观众激动不已的进攻形象就是这样。然后老练、成熟和精神上的优势使这个“正在过渡的球队”保持住了在全国的地位。贝尔纳·拉孔布突然转来，圣太田队得到了很多益处。他具有里昂人的一切忠诚。他技术娴熟，组织反攻的本领世所罕见，使绿衣球队的进攻形象更趋冷静。这一形象表现在紧逼对手，动作迅速充分发挥个人技术等方面。招收我来这个队的目的似乎是要加速这个进程。我要把自己融合到这个协调一致的整体里。我在这个整体要达到这种效果：向进攻前沿的三员猛将输送射门的子弹。他们是荷兰人莱普、罗什托或齐马科。莱普不久前在巴斯蒂亚维护了他在国际比赛中的荣誉。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打击力量”，而不仅仅是威慑力量。总之，对我来说，在这个技术娴熟的队员居大多数的球队中具有理想的比赛条件。就是这些条件和我周围的队员使我日后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鼓动者”。我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里昂队。这是一场友谊赛，为了练练腿……比赛是在圣西戈莱纳举行的。这是一个具有田园风光的小地方，位于当地钓鱼人熟悉的一条名叫里尼翁河的右岸。我们的到来吸引了七千多人。对于一个小城市来说，这个数目真可观。很多人丢开办公室的工作选择了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来观看比赛。七月份度假的人也来了一大批。他们很多人是来上卢瓦尔这个宁静和林木葱笼的风景区度假的。还有很多人认为四十公里的路程只不过是绕个小弯而已，因此，圣太田人挤满了看台！大家都很好奇，想一睹绿衣球队的新姿。围着约尼·莱普和我身边的最多，还有伊万·居科维。他为这个体育场剪过彩，并且还是这个俱乐部的典礼主持人。这些当天的、乃至以后的支持者们都想看一看我踢的第一个球。我让他们稍微着着急。实际上，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试图破门。最后，球传给我，我以极其准确的一击来回答喂给我的这个球。法利莱冲上来进攻，在离球门二十米的地方用胸脯接住了球。齐马科首开纪录，使这场欢迎我们的比赛真正活跃起来。我从中圈起让约尼·莱普向前飞奔，他夹在里昂队两个队员的中间跑动，盘球做假动作和射门。中了！圣太田队以4:1取胜。我得到观众们的极大鼓舞，尤其是当我高兴地把莱普或者齐马科送上他们的飞奔轨道时。队员们踢得越来越好。我接过贝尔纳·拉孔布一记回传，这真是一记妙传，用右脚内侧高吊射门，守门员德·罗科完了！贝尔纳坚持要我以普拉蒂尼射门方式在我的合同上签名。当然不能以我回来的这次训练来评价我，因为我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我的最佳状态。因为，我刚从里约热内卢回来。在世界杯赛结束后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水平的激烈比赛之后，我在里约度过了一段比较放松的生活。前此，我在一次表演赛上又同阿根廷队相遇。阿根廷在庆祝它的世界杯赛胜利一周年。我们这个“世界明星队”以2:1战胜了阿根廷队。“世界明星队”能取得胜利是不多见的。这是在四十一年的时间里，在九场比赛中的第三次胜利。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高兴得把我们的教练意大利人昂佐·贝阿尔佐特高高地举起来，欢呼我们的胜利。在这之前，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贝阿尔佐特的邀请以参加这次引人注目的最高水平的比赛。这次比赛使我完全地加入了“伟人的行列”。“完全地”这三个字恰到好处…… 巴西人济科因故没有来。我差一点踢整场。而当时我是从安的列斯海度假回来经过那里的，我觉得自己没有处于最佳竞技状态，开始时，教练约定我只参加半场比赛。最后，还是顺利解决了，事实上只打了半场。不幸的是，我只是为了过过球瘾，参加的是上半场比赛。不料，取得胜利是在下半场。是由于贝阿尔佐特派了四名进攻能手上场。我原来预计，这是两个球队互有默契，而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场比赛酷似世界杯决赛的重演。象征性的比赛变成了一场关乎人际关系和荣誉问题的比赛。的确，人们对我们这支球队的自觉行为作了认真的解释。在比赛开始前的一段时间内，大家吵吵嚷嚷。很多人在巴朗旅馆的拱门下提高嗓门大声争吵。这家旅馆是一年前为迎接世界杯大赛而修建的。法国记者的巢穴也在这里。我和博涅克同住一个房间。他是波兰洛兹地方的人，后来他成了我在都灵的最好的朋友和我在尤文图斯队的心息相通的伙伴。荷兰人克罗尔是我们的队长。他请求贝阿尔佐特裁决，出面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一个是个人奖金问题（每人五千美元），比赛的组织者似乎不准备马上付；另一个是更加涉及到私事的问题——要把我们家属的入场券换成“公众看台”上的入场券。如果这样，我的妻子克利斯黛尔就会被包围在普莱特河或博卡青年队极端主义球迷中间……这个小小的丑闻部分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在比赛场上斗志昂扬，决不退让。在比赛场上，阿根廷人对我们一点也不客气。一些队员甚至动手……还加上拳头！加尔万为我按摩踝骨，然后又为保罗·罗西医治了踝骨。达朗蒂尼向科其奥进行挑衅，而塔尔代里被以色列裁判驱逐出场。我认为裁判的作法是不公正的。从世界杯大赛以来，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旧帐要清算。尽管这样，我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短暂逗留还是感到很高兴的。虽然那次我们法国队被过早地淘汰了，但是我对世界杯大赛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阿根廷对法国的一场比赛以高超的球艺和紧张激烈的气氛使世界感到震惊。阿根廷的观众与自己的球队团结一致，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的胜利，同时他们也对我们再次热烈欢迎。在比赛场上，事情显然对我们有点不利。贝阿尔佐特在全面慎重的前提下，把一个防守的位置交给了我。济科进场后，我就没有参加最后的比赛。法国的观众也许认为我没有踢好这场球。令人欣慰的是，贝阿尔佐特则认为我踢得很好。他甚至对“法国足球报”的特派记者雅克·艾蒂安说：“如果普拉蒂尼在意大利球队中踢球，我会把他培养成真正的半个组织者。”接着他又强调指出：“我有一些队员能够充分利用他撕开的缺口，进行破门。”我从这场激烈的、高水平的比赛中吸取了不少教训。这是我第一次同当时的伙伴们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比赛。在南锡，甚至在法国队，情况就很少是这样。比赛主要是依靠我。我肩上的重担使我有点受不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与集体精神和全队团结一致背道而驰的。在普拉塔里约河灰色岸边的这座普拉塔河体育场内，我担负的是一个普通队员的任务。这一次，没有什么明星之分。全体队员团结一致。每个人都为这个整体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场比赛的命运由大家来决定，而不是仅仅由几个尖子来决定。我喜欢这样的比赛。我把在这场比赛中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人们在圣太田期望我做的事情上去：考虑到球队中每个人的作用。我已经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模式搬到圣太田队的比赛中。这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俱乐部中我的大部分未来的队友都是我在法国队中的伙伴，因此同这样的队员结合要比同临时选拔出来的队员结合容易得多，不管他们获得什么称号，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级别。在同里昂队进行传统的预选赛之前，我就是怀着这种思想重新见到了所有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依靠我的队员们。重逢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愉快和热情洋溢。我立刻向参加过世界杯赛的蓝衣球队的老队员们讲述了我的新鲜感受。我们共同怀念那次比赛，我们也共同为我们的失利而感到惋惜，当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踢得更好一些。我立刻感到由于我们之间的接近，一个伟大的球队就要诞生了。人们不断提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问题：是圣太田队将要给普拉蒂尼更多的东西呢，还是相反，他将使绿衣队身价更高呢？无可争辩，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圣太田队的领导人时刻不忘他们的球队。……他们不考虑他们的好运是不会在我的身上进行投资的。在这种雄心勃勃的前提下，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充分发挥我的才能，从足球中得到快乐，在比赛中进入自由王国。两年的合同：必须在两年中获得成功。首先要消除心理障碍，因为对AS圣太田队作出的艰苦努力进行讽刺被认为是一种风度。有人用象征性的比喻称它为“绿色工厂”。这个形象本身足以使人想起足球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劳动、强行军似的训练和极其可怕的快速节奏，一种不太令人欢愉的节目安排。局外人都喜欢对训练中的严厉和严格要求评头论足。这种严厉的要求并没有任何超人的东西。在南锡，训练同样很艰苦。我并不认为，其他的俱乐部就不这样严格要求。主要区别在于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方面。在圣太田，这样的时间要比在南锡少；这种区别还在于训练强度本身。人们从圣太田队学到超越自我的精神和争取胜利的狂热。这是它取得成功的基础。大家同样知道，这些价值观念也表现在小小的预备赛中。这使一些人用“肌肉发达”来说俏皮话。不久之前，在接收阿兰·梅夏迪埃来加强南锡的防守时，克洛德·居尼曾用一句辛辣的话来抨击圣太田队的训练。当梅夏迪埃（两次）碰破鼻子后，居尼曾经在小范围内说：“AS圣太田和罗伯尔·赫尔班可以庆幸自己成为法国鼻梁骨折的冠军……”这句俏皮话只能使他本人发笑而已。我呢，我也学会了苦笑。我在绿衣球队中进行第一次训练时，我的鼻子撞在皮埃尔·勒普利尼的脑袋上。结果呢，我的鼻子是开放性弓形骨折……差一点使我不能在观众面前露面。值得庆幸的是，圣西戈莱纳女神保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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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4 23:09:00

13.欧洲足球赛的教训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我的最佳状态。每个赛季都是如此。这是个体质问题。我把这件事情通知了赫尔班。我尊敬地把他称作“先生”。对我来说，这个赫尔班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四十岁，也可能四十一岁。他是从尼斯来的。过去他是一个少年足球运动员。他在圣太田队和法国队里有出色的表现。他的精神之父罗什在赫尔班三十二岁时，突然把他提升为教练。他身材纤弱，目光刚毅，头发细软。他自愿地想成为一个神秘人物，经常做一些反常的事情，因此有人称他是阴阳大师。他从紧闭双唇的口中迸出几句恭顺的话，有时又故意保持沉默。他讲话十分简洁。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红头发斯芬克斯”。我称他为“先生”时，他感到别扭。他要求我“以运动员的身份”进一步接近他。在没有什么业余娱乐活动的情况下，我们在附近的网球场上拿着球拍对阵时，这个尊称“先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变成了更为亲昵的称呼——“罗比”。在网球场上，赫尔班同克利斯蒂安·洛佩兹配对，我和雅克·桑蒂尼配对。桑蒂尼同我一样有两个特点：他踢中场并且向我证实他也是意大利人。他的父母亲是圣亚尚热洛人，住在美丽的埃米利的首府利米尼附近。他经常去那里度假。另外他具有闻名于世的亚德里亚海的孩子那种懒散的性格。桑蒂尼——我的意大利“同胞”——成了我的第一个朋友。我感觉每天进行两场训练对我并不算太多。赫尔班——对不起，“罗比”——很欣赏我这一点。他笑着对我说：“在本赛季，你的胃口会得到满足的。”我们在巴斯蒂亚拉开了战幕。那是一块硬骨头。巴斯蒂亚的装备似乎不如它的竞争者，再加上它的观众不多，财力有限，因此这个队取得的成绩就显得格外辉煌。这种差距，这种地理和财政上的困难，在这个岛国的居民中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不免使人想起称霸意大利足坛的吉吉·里瓦的卡利里亚队。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之间只隔一个海峡。印在徽标和旗帜上的摩尔人头像也是同样的。另外，正是在意大利同都灵队进行比赛中，巴斯蒂亚队写下了自己历史上光荣的一页。这里的照片是我加入新队以后参加冠军赛时的第一张正式照片。这件珍品使法国人神往。大家发现照片上的我紧闭嘴唇，显得有些紧张。在中场代替西纳海尔的让·玛丽·埃利站在我的左边，齐马科在我的右边。他的姿势活像一个俯在起跑器上的短跑运动员，似乎要迫不及待地冲出去。然后是拉利奥斯和罗什托。我们站在第一排。后排的人像一支禁卫军：让维翁、约尼·莱普、法利荣、桑蒂尼、洛佩兹和居科维克。但是，在拍照之前，我们的司机必须拼命地按喇叭和踩减震器才能把车子开到通往更衣室的路上。人群挡住了入口，流动商贩的小摊比比皆是。这里有一万三千居民。小小的弗利亚尼体育场快挤炸了，气氛显得有点沉闷，几乎一触即发。赫尔班很有智慧，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他友好地举起一面巨大的有科西嘉特色的旗帜，上面写着著名的口号：“巴斯蒂亚，加油！”我们三个以前的巴斯蒂亚人一亮相就缓和了最狂热的球迷们的起哄。已经是下午了，拉利奥斯接待了一些朋友，齐马科接待了他的岳父母。大家亲如一家人。他们很讨人喜欢。此外，根据鼓掌的热烈程度，约尼·莱普已经在不断地签名留念。他同长期担任巴斯蒂亚运动队队长的克鲁德·帕比一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件事意味深长……对于我在圣太田队里最初的重大比赛，我和其他队员团结一致，以忘我的精神进行拼抢。巴斯蒂亚队新的中锋，南斯拉夫人沃斯科维克在对我进行两次强有力的抱腿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就象在橄榄球比赛中那样。然后，他发现自己搞错了比赛。然而我更多地是与他的同胞拉杰科维克打交道。当我深入到对方的防区时，我势必碰到他的阻拦。激烈的决斗场面也在约尼·莱普和克利斯蒂安·奥尔良都齐之间出现。双方都为了显示自己的肌肉块。经常有些争执，决断不了。罗什托表现得最为出色，尤其是在下半场。而齐马科就好像在自己的后花园中玩似的，球兴极浓。他每次运球都使对方感到危险万分。第65分钟时，他又一次运球，直捣黄龙。我撕开了一个缺口，由埃利把球传给齐马科，齐马科发挥其大力士的威力，猛冲上去，一脚劲射，攻破了由皮埃利克·雅尔德把守的大门。第一场比赛，第一次出征，第一个胜利。九月中旬，我第一次参加的欧洲杯赛使这个赛季更加引人注目，使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面对巴斯蒂亚队这样一支足坛劲旅，我们必须来科西嘉打败它，寻求我们的积分。先去波兰的洛兹比赛，然后回到科西嘉，这中间另有七场比赛。这足以使我们球队的试运转完善起来，并使队员们更加配合默契。里尔队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本来属于圣太田队的一分，从而证明我们还没有成熟。我们不应当让盲目的自信使自己变得麻木起来。马赛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在强劲的寒风中飞降玛丽尼亚机场。我们播种风暴：以5:3获胜（我为绿衣球队攻进了我的第一个球），收获的是更凶猛的风暴：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这些客队队员不得不匍伏在地以躲避飞来的石块。这一次只不过是一小股流氓利用红灯这个机会来砸我们的汽车。在一片刺耳的警报声中，警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逃出去的路。后来，我们还是从闲人免进的小门逃离马赛的，就是说从“舞台侧门”逃之夭夭的……在四面八方向我们砸东西的嘈杂声中，我说了一句俏皮话：“你们要是找裁判算账，他们在后头呢！”这就在我的队友中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是第一次真正地赢得他们对我的尊重……从那以后，我们连连告捷：2:1胜了梅茨队（我的第二个球）；3:2胜了拉瓦尔队；2:1胜了索肖队；2:0胜了布列斯特队；最后在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以4:2战胜了南特队。在十六分中我们得了十五分。这个胜利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在对南特队的比赛中，我攻进我的第三个球，从而战胜了南特队。对于一支在对手领先的情况下，善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扭转形势的球队来说，这个胜利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南特队被认为是我们最可怕的对手。比赛进行得十分精彩。从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实力和我们的斗志，还有我们的反应能力。我已经知道，我们这个球队的队员具有充沛的体力和精湛的球艺。所有这些都在以后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中间深刻地反映出来了。要完全认识自己需要时间，耐心和努力。从我担任分球这个特殊角色来看，我必须适应每个人的特长，以便把这些特长放到最好的条件下让它发挥出来。我要进行的努力还没有完。俱乐部所联系的球迷们在评选当月的最佳运动员时，表现出他们对我操之过急。从他们第一次的投票结果来看，我有点抱怨他们。在162张选票中，约尼·莱普（已进六个球）获得39票。处于第二位的是齐马科（进四个球），得33票。然后是罗什托（也是攻进六个球），得24票。在罗什托后面的队员有莱普利尼和拉利奥斯，分别得21票。这些享有特权的球迷们真有点太苛刻。他们仅仅投了我6票。当有人出于好意把这些数字告诉我时，这些数字引起了我的深思。然后我回家去找克利斯黛尔和我们年幼的儿子洛朗。我们住在弗利埃尔河畔，离“法兰西作坊”很近。过去这里曾是一个著名的兵工厂，可惜这部杰作今天濒于衰败了。我们的这套房子宽敞而明亮，隔壁是圣太田的市长——桑格多尔斯先生的家。他经常参加公众投票和辩论。他也是AS圣太田队的老支持者之一。当然，俱乐部联系的球迷们生气只是一个小小的波折，这个波折很快就扩展为业余足球爱好者们争论的话题。很显然，这个波折没有引起任何信任危机，甚至连不信任的疑心也没有。但是作为警告，它来的正是时候，这样便于我在欧洲杯赛之前激励自己。值得庆幸的是，对那些最性急的球迷们来说，战胜南特队的这场比赛使我发现我恢复了自己的竞技状态。这种恢复来得迟一点是很正常的事。四年多来，我从未能完全喘过气来，给我安排的足球比赛过于饱和了。我先后参加了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林匹克运动会，法国队在一九七七年访问南美洲的各场比赛以及世界杯大赛。在冬季休战期间，我还参加了AS南锡-洛林队的几次比赛。我已参加了二十一次国际选拔赛，还满不在乎！绿衣球队在曼彻斯特的热情尚未熄灭，两年之后她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欧洲足坛上了。这是在9月19日，在波兰夕阳西下时。我们对波兰的足球了解的甚少。我们仅仅知道前不久波兰队在圣太田取得了成功，是索佐沃的胜利者，还有这个队在世界杯大赛中取得了干净利落的成功，当时的队员有拉托、斯扎马齐、德纳、特别是博涅克。波兰队差一点进入决赛圈，最后败在巴西队脚下，但是波兰队战胜了意大利队，取得了第三名。谈到洛兹这个球队，首先使人想到兹比格涅夫·博涅克。他是这届阿根廷世界杯大赛中真正的明星。正好在两个月之前，我和博涅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意大利队的指导昂佐·贝阿尔佐特把我们集中到一起，让我们穿上令人羡慕的“世界明星”队的运动衫。我和博涅克刚认识不久，但是在以后的接连几个赛季中我们凑巧肩并肩地在同一个俱乐部，在都灵的尤文图斯队。可是，这一次，显而易见，如果说在这种时候还可以寒暄几句，动感情可不行。比赛的胜负太重要了，也太刺激了。这一次，我和博涅克就要面对面地决一雌雄了。他为洛支队打，我为圣太田队踢。今天就别讲客气啦！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约尼·莱普多次对我这样说。约尼是个十足的职业球员，现在已没有人再提他了，可当时他很快就参加了圣太田队。我为此向他祝贺。他满脸堆笑，以老大哥自居，推心置腹地对我说：“我已经历过不少事情。参加倒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不要躲在一边。既然是新来乍到，就必须自己始终采取主动。这就是我的窍门，没有什么秘密可保……”约尼是一个纯朴的人，一个非常纯朴的人。我呢，我还没有到强迫自己的本性去同别人接触的地步。我敢肯定的是，作为自己主动的第一步，最好脚上有功夫……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一个高质量的射门动作来崭露头角。我盼望参加比赛就象盼着早得解放一样。波兰队首先展开攻势。我们以猛烈的反击针锋相对。我的位子相当靠后。我充当齐马科和罗什托的矛头。我用很多漂亮的长传把球送给他们两个人。洛兹队的防守是用脚进行拦阻，……但是也用手。因此出现一连串的任意球。在混乱中我们看到一丝希望。在离球门二十五米偏左一点的地方，一次罚任意球使对方付出了代价。我猛烈地把球踢出去，球碰到对方的人墙稍微改变了方向。伯尔辛斯基把守的球门被攻破了。大家一齐向我涌来，把我紧紧搂住。这是我在欧洲杯赛中攻入的第一个球，也是新一代绿衣队的第一个球。绿衣队三百名无条件的支持者迫不及待，专程前来观看比赛。在这些热诚的崇拜者中就有贝尔纳·比沃。他们都很热烈。比沃夹在支持者的人群中间，看见了我攻入的这个球。不久之后他写道：“看台上的观众一下子全部站起来，真可与莫里斯·贝雅尔的芭蕾舞团媲美，大家知道，这个舞团的动作极其整齐划一。”让·米歇尔·拉尔凯那一天刚开始他的电视报道。他以行家的笔调兴奋地写道：“像这样的任意球，大家要求再来几个……”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几分钟，约尼·莱普眼看就要攻入第二个球，可惜齐马科没有配合好，一次很容易的传球竟白白地传丢了。比赛重新开始，洛兹队踢得很凶猛，占据优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它在自己的场地上进行比赛，而且比分落后。我突然想到数百万法国电视观众正在收看这场激烈的争斗，对我们能否顶住对方的进攻可能存有怀疑。我也想到那些怀疑派的人。他们在欧洲杯赛中，对我在像昔日的斯普利特或基辅，今日的洛兹这样的无情争夺战中的体力散布怀疑论调。在法国队，我在资格赛的激烈争夺中向人们证明过在一场体力比技巧更重要的对抗赛上我能够顶得住。现在，我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我感觉良好，可以说非常好。然而法国队在前半个小时的比赛中即使不能说是吊儿郎当，至少是漫不经心，因此这会儿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坚守住我的阵地，全力以赴地进行拼抢，不让对方队员通过。的确，我怀着不惜任何代价进行防守的激情，甚至倒在地上也要把对方绊倒。这是比赛规则所不允许的。挪威裁判吹响了刺耳的哨声。博涅克立刻明白了。他作了一个手势，不去罚任意球，反而让他的同伴继续运球。博涅克毫不含糊地射进一球。这场赛中有赛的争夺使博涅克和我打成了平手。在我们两个进行了身体和技术上的决斗之后，还有谁最后获胜的问题。洛兹队比我们更盼望获胜，而我们在上半场错过了机会。最后，波兰人明显地占了上风。他们一齐压过来，越来越猛，叫我们难以招架。所有的后卫也都来帮助进攻的队员。他们中间有一名身材高大的队员叫科文尼基，他从右侧冲上来，突然出现在一堆队员中间。在终场前几分钟，居科维克的大门第二次被攻破了。幸好比分就停在那里了。我们到底顶住了对方的轮番冲击。但是，由于我们遭到了失败，居科维克十分生气。他认为法国队太松松垮垮，对此大发牢骚。我呢，我明白了欧洲杯赛是怎么回事。我想，在比赛前，假如有人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我们以2:1的比分接受这个短暂的失败，大家可能会闭着眼睛签字的。但是我应当承认居科维克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踢得稍微认真一点，我们也许会取得比较好的结果。罗伯尔·赫尔班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人们对这场比赛的印象：“同意说‘法国队在比赛中松松垮垮’，但是不同意‘法国队吊儿郎当’这一说法。”大家都懂得这一教训。10月3日，在主场进行比赛时，我们为居科维克和罗比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圣太田队以三比零获胜。莱普轻而易举地攻进了三个球。他留着流行的明星头发，有点荒唐，使人看了不觉好笑。约尼·莱普，真了不起，从足球学校学来的高超技巧用上了……那天晚上，在圣太田是个足球的节日，就像在盛世过节一样。我们大家在这次盛大的进攻性的“舞台”上尽情地做了表演。结果：从这次漂亮的足球赛中，从成功和大胆的技术动作中，我们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竞赛资格。真不容易啊！

VeltinsArena · 发表于 2008-12-26 08:35:00

LZ辛苦了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6 15:15:00

LS的,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看何必如此...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实在太符合你骂人用的词了

Lothar · 发表于 2008-12-26 22:03:00

这里的圣太田队就是现在的圣艾蒂安队.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名叫<圣艾蒂安之恋>的小说.

VeltinsArena · 发表于 2008-12-27 10:33: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一颗流星的梦在2008-12-26 15:15:00的发言： LS的,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看何必如此...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实在太符合你骂人用的词了</div>你是在说我吗？谁不喜欢他?我骂了谁？

Lothar · 发表于 2008-12-27 10:58: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VeltinsArena在2008-12-27 10:33:00的发言： 你是在说我吗？谁不喜欢他?我骂了谁？</div>不是说你,你那层楼下面原有一个帖子,是骂人的,我给删掉了.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8-12-27 17:21:00

14.乔弗卢瓦-吉夏尔的地狱就这样，事实证明圣太田队又回来了……报道的消息说得很对，公众以前对圣太田队的热爱又苏醒了。祝贺的信件纷纷飞来。两天之后，我们训练完回到更衣室内，在胜利带来的喜悦中，我们接受了记者快速采访。正当大家忙于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们突然放下话筒和笔，围在一台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旁边。收音机播出的消息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了下一轮的比赛。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悬念。新闻报道员首先罗列了欧洲冠军杯的参赛球队。刚刚轻取挪威克里斯蒂安森队的斯特拉斯堡队迎战布拉格的都克拉队——另一个客队……汉堡队、格拉斯哥的塞尔蒂克队、诺丁汉森林队、皇家马德里队、柏林的狄纳莫队和阿姆斯特丹的阿贾克斯队将争夺其余的明星赛。然后就是足球杯的优胜者之间的比赛。南特队同布加勒斯特的斯特阿纳队打成平局。南特队在布列塔尼以七比零大败实力薄弱的北爱尔兰克利弗东维尔队，获得出线权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注定要进行无情争夺的著名俱乐部（其中南特队将参加半决赛）。这些俱乐部是：亚斯纳尔、巴塞罗那、都灵的尤文图斯和FC瓦朗斯。又是一些优秀球员……最后评论员宣布了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赛。这次杯赛把在各自的锦标赛中取得名次的俱乐部集中到一起。比赛开始时共有六十四个俱乐部。真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听到这里，大家一下子静下来了。那个声音列举了最初的几场比赛：梅格拉巴奇-国际米兰队，贝尔格莱德队-依埃纳，苏黎世格拉索普-伊普斯威奇队……那个评论员又用平淡和冰冷的声调宣布道：

SV印多文——大家听到这里屏住了呼吸——对圣太田！真叫人难以相信……但这是真的！在四年当中，这是绿衣队同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的继承人之间的第三次交锋。在四场比赛中，绿衣队已经胜过两次。圣太田队是荷兰人和他们的教练基斯·利伊凡尔的强硬对手。这个教练身材很矮，带着一副圆边眼镜，样子像个教授。他爱说讽刺话，是五十年代圣太田队的明星。总而言之，命运喜欢给人开玩笑，作弄人。很明显，弗莱兹的绿衣队和林堡的红衣队之间的交锋不同寻常。法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种多次交锋似乎成为赛程上传统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正想到这里，突然国民的义务使我成为一名应召的后备兵。10月10日，法国队迎战美国足球队。这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这是一场友好的回访赛，因为半年前在新泽西州的“巨人体育场”的人工草地上，法国队以六比零一边倒的优势获得了胜利。纽约宇宙队一般在那里进行比赛……十五年前，甚至在一场为取得世界杯入场券的重要比赛中，法国也只是派“希望队”同卢森堡对阵。但是在这个星期三，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比赛，米歇尔·伊达尔戈却把他在高级班的所有学生叫来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员呢？是出于对这位正在加紧学习的对手的恭敬呢，还是简单地为了教训教训它和在荣誉册上多加几个数字呢？去年五月在纽约，我们曾最大限度地利用“巨人体育场”的人造草坪，炫耀我们拥有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队员。在王子足球场的真草坪上，美国队员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多大长进。法国队甚至只是在半场比赛中打出自己的风格，踢得轻松，表现出集体的球艺和卓有成效。我们在比赛开始时注意观察这些身材高大的队员。他们跑动很快，拼抢凶猛，但经常失误。比赛开始后五分钟，巴特奈伊一记传球，我首开记录。斯特拉斯堡的瓦格纳攻入第二个球。南特的阿米斯攻进第三个球。于是我们准备结束比赛。另外，半场的哨声就要吹响了，还剩下三分钟。但是美国队员拼命抵抗我们的进攻。他们输急了，开始用肩膀撞人，用腿绊人。瓦格纳扭伤后被抬出场外，然后送到附近的医院里。斯特拉斯堡队的教练吉尔贝格雷斯在同布拉格队交锋之前得知他的右边锋队员不能上场，他会感到高兴吗？“喀嚓！”我听到“喀嚓”一声，立刻滚倒在地，身穿22号运动衫的一个膀大腰圆的美国队员邦科夫把我撞倒在地，若无其事地走了。我目瞪口呆，疼痛难忍。太荒唐！这个22号，他不去抢球，专门恶狠狠地盯着我，用目光和手势不断向我挑衅，冲撞我。我不相信他对我怀有善意。他存心要伤害我。这个家伙在比赛中干了些什么呢？他把两个球踢到边线外以后就把我撞倒在地！而我呢，我要为此停赛两个月，这是肯定的……因此我没有能参加同印多文队的比赛！邦科夫把我踢伤以后面临着被除名的危险。我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我甚至出于同行间的友谊给美国足球联合会写了一封要求宽恕他的信，希望不要把他开除。这下完了，弗利雅克大夫和让·保尔·塞尔尼按摩师一只腿跪在地上给我进行检查。巴特奈伊和洛佩兹不安地望着我。诊断结果是严重的膝盖扭伤。我感到很痛。但是我尤其感到心里难过。我不得不在三个星期里带着石膏绷带……再过十五天圣太田队就要在印多文进行比赛了。我是不能参加了。我感受不到沿着前人的步伐向前进的激情了。我不敢肯定在回场赛之前我的伤能好。赫尔班在埃特拉他的家里接到电话后十分气愤。他拒绝就我的事情进行讨论，要求伊达尔戈直截了当地给予解释。他整夜都睡不着觉。我也没有合眼。伊达尔戈很精，反而先发制人。他利用绿衣队到摩纳哥进行比赛的机会，先去了我们的球队下榻的维斯塔罗旅馆。这家旅馆建在一个海湾之上。他在那里受到一个“气氛紧张”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罗热·罗什叼着烟斗；赫尔班目光冷峻；皮埃尔·加洛纳尔大声嚷嚷。伊达尔戈用简单的几句话为自己辩解：“在斯特拉斯堡，人们向我吹口哨，因为他们声称我不喜欢阿尔萨斯人……在摩纳哥，人们指责我没有挑选埃托利当守门员……而现在又有人想法把我和圣太田队对立起来，其借口就是普拉蒂尼在一场友谊赛中受了伤……”伊达尔戈想用一个不能说服任何人的论据为自己开脱：“另外，他也可能在训练中自己摔伤。”很显然，这句话并不假。但是他用这种虚构的东西来为自己开脱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点。在这段时间里，基斯·利伊凡尔在吹牛皮的比赛中没有损伤他的球员们。他大吹大擂地说他只想到圣太田队……利伊凡尔想方设法激励他的球员们，因为他们在抽签后有点灰心丧气。他指出对圣太田队的主场赛第一次在印多文举行……他十分相信这类小小的迷信。他也要他的球员们相信这一点。总而言之，11名下定决心的球员对绿衣队员正严阵以待。特别是印多文队中的老队员，象队长翁·德·居伊朗、守门员翁·贝弗朗或者翁·德·凯尔科夫。他们咄咄逼人，憋足了气，要报仇。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反之，绿衣队和红衣队冤家路窄，交锋必定紧张激烈。我来到菲利浦市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活像一个叫人放心的珠宝盒。其实这个宝物像个圈套。荷兰人设好了陷阱来欢迎我们。他们以红衣和红眼睛的“红阵势”来对抗乔弗卢瓦-吉夏尔的“绿阵势”。“既是兄弟又是敌人”的约尼·莱普从他踢第一个球开始就遭到观众的嘘声。当他踢第二个球时，他的左大腿挨了凡尔克几脚，正好在膝盖上部。第三个球，

SV的两名防守队员犯规阻挡他。翁·克罗瓦真地让他到医生那里去了。莱普回来时，疼痛的大腿上带着新裹上的石膏绷带。恐吓战术奏效了：莱普只好无可奈何地抬抬受伤的腿。比赛越来越激烈。在这种使人感到在大街上打架斗殴式的可恶气氛中，圣太田队被对方攻入两个球。基斯·利伊凡尔微微一笑，使人感到圣太田队完了！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和言外之意很快就后悔了。对

SV的回场赛真滑稽。在圣太田，受到刺伤的自尊心是一个秘密武器。每个队员都怀着恼恨的心情一天一天地忍受着外界的批评和指责。这些指责已成为看台上批评者的家常便饭。真叫人难以下咽。圣太田队很少在失败中这样痛苦地忍受着。拉尔凯率领的球队可能经历过这种情况。三年前，这支球队在基辅败北而归。在第一场比赛失败之后外界有多少轻率的评论啊！对绿衣队的一败涂地和“居科维克跪倒在地”有多少残酷的描绘啊……绿衣队后来的反击，是大家都知道的。踢得多漂亮啊！但是那一次要迎战的是斯普利特队，是他们的恶梦。圣太田队在欧洲杯赛中败北，报纸也以大字标题加以评论，队员们都愤愤不平。那是五年前，1974年，圣太田队由于受到土耳其裁判置人于死地的极不公正的对待，在比赛中被搞得晕头转向，但却没有失掉自己的信心。那一次也是一个严厉的反击，圣太田队以5:1战胜对手，创造了第一个真正的奇迹。那一次，拉尔凯、皮亚扎、居科维克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每天他们都谈论着如何复仇。每个晚上他们都想着复仇。每天夜里他们梦见复仇。他们就此立下著名的誓言：“对斯普利特队来说，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将是它的地狱。”五年以后，我们又像这些老大哥那样奋起反击了。我们发誓说：“对

SV印多文队来说，这将是它的地狱。”我身上还带着伤，正在加速康复。伤痛使我变得容易发火。每天上午和晚上，我要去按摩医生那里接受治疗。我的心情很忧郁。而克利斯黛尔在家里以豁达的胸怀默默地忍受着。罗什托也受了伤，在即将到来的那场重大的比赛之前，他没有希望能够康复。我们两个人经常见面。他拄着拐杖，我拖着一条腿，带着淡然的微笑。我们谈论医生和我们的伤。值得庆幸的是，我得到了好消息：在比赛的那一天，我能恢复健康。据打进去的第五纵队的情报，我们得知荷兰方面对基斯·利伊凡尔那些嘲弄话的反应。基斯这个戴眼镜的小教授很自信，他相信通过他那几句嘲弄话的威力可以在心理上占优势。他讽刺约尼·莱普的话倒不算尖刻，比方说，在那个郁金香之国，莱普被说成带刺的玫瑰。荷兰队虚构了一些倒霉受伤的人，利伊凡尔还给添上一些名字，宣布了受伤队员的名单。可是好象出于偶然，这些受伤队员在去圣太田进行比赛之前都能恢复健康。斯普利特队的南斯拉夫人以他们领先三个球的优势相信他们是几乎不可战胜的。荷兰人——领先两个球——像这些南斯拉夫人一样也非常骄傲自满，以为来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他们逛来逛去，装作旅游者的模样，到商店买东西，在他们下榻的旅馆的客厅里出出进进，好似悠闲自得的度假人一样。他们装出一副极有把握的样子。他们公然表示自己占有明显的优势，简直就是优越感。事实上是虚张声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装模作样，来到体育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刚把手提包放进右边的更衣室里就出去侦察比赛场地。这支小小的队伍出场激起了一片喧闹声，他们就想凭这个保持集体力量。他们的挑衅行为也很有分寸，对口哨声报以掌声和微笑，用手指点观众，嘲弄，挖苦。我们从看台上注视着他们，而他们对演戏式地绕场一周一点也不感到胆怯。然而各队集中的时刻来到了。刚才我们看到来了一些表情严峻的记者。他们慢步登上通往记者看台的第三台阶。没有看到常去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的记者，没有。他们都是从巴黎报社突然飞来的记者，是来料理头等“葬礼”的。他们随时准备掏出笔来把我们钉在耻辱柱上。圣太田队是众目睽睽的对象。这我们明白，我们感觉到了。这是巨人受侏儒支配的命运决战。这时，赫尔班进行赛前动员。他简明扼要地给我们讲了讲绿衣队的光辉业绩。他还强调了无比忠诚的奥斯瓦尔多·皮亚扎发来的一封电报：“加油！一切都是可能的。回想一下斯普利特和基辅吧。”这是强调同基辅队的那场令人陶醉的比赛。在我们轮番轰击下，苏联队的堡垒终于崩溃了。精明的赫尔班眯起两只黯淡湿润的眼睛，就像在薄薄的嘴唇间服了一种兴奋剂。他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记住我们的对手侦察比赛场地时的那种傲气。他们好像来到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要挫败他们，尤其是叫他们清醒一下，就看你们的了……”每个人都从他的微笑中看到了他希望我们完成的使命。然后，居科维克走进比赛场地。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他说的至理明言和经验教训真是个好主意。他把我们召集到他的周围，不管是上场队员还是替补队员。他用沉重和坚定的声调说：“今天晚上为了取得出线资格只有一个办法，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压过去。你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拼抢每一个球，在对方后场造成危险，绝不放松我们的压力。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不遵守这些规定，那将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让我们大家紧密地团结一致吧！”他立刻证明了我们这个球队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把蒂埃里·奥尔克西亚克找来了。蒂埃里只有十八岁，父亲是AS圣太田队的老队员。他和洛朗·鲁塞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因此他们上场是接受火的洗礼。蒂埃里从儿童时代起就是俱乐部的孩子。可说是法国的孩子……“蒂埃里，”伊万嘱咐他说，“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受胜负得失的影响。像平时一样去打，要认真。一旦你丢掉球，不要慌张。你立即回到翁·德·居伊朗前面。你要盯住

SV队的场上核心队员。这是困难的，但这也是一种荣誉。我们大家都信任你。那个居伊朗，你要让他碰不到球。蒂埃里，明白了吗？”蒂埃里明白就是要这样干。象所有的队友一样，他是在十八点钟，开球前仅仅120分钟接受训示的。赫尔班把赌注押在秘密上面。上场阵容如何，他秘而不宣，甚至不告诉他最亲近的朋友和新闻界的密友。这就造成了一种悬念，使比赛的气氛更加紧张。利伊凡尔尝不到开玩笑的滋味了。除了我的队友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是否真会参加比赛。外面，人们围绕着我的名字下了巨额赌注，谁赢都能发大财。事实上我有一个月没有在赛场上露面。赫尔班想叫我踢一个钟头。他要我坚持一个钟头（我比他预定的时间多踢了十五分钟），然后，由洛朗·鲁塞替换。他原定要住十四个月的外科医院，半路上逃了出来！鲁塞是皮埃尔·加洛纳尔的一个新发现。在他十三岁时，加洛纳尔就吸收他入队，让他的父母签订了一个保证合同。这件事情曾引起法国足球联合会负责人的议论。正当他含苞欲放时，突然在法国少年队的一场不幸的选拔赛中他的膝盖受了伤，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对于一场胜负无所谓的友谊赛来说，这场选拔赛是多余的，就像法国队和美国队之间那场毫无意思的比赛一样。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受了14个月的苦。在更衣室里，我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不要做无谓的跑动，不要太拼命。在十七岁这个年纪，又在受过痛苦和操练治疗之后一年多，你没有足够的精力，也没有必要的潜力来缓和这么长时间不活动带来的身体衰弱。你要用技术来补偿。想着你的位置，始终想着你的位置。”“洛洛”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其他人并没有笑。约尼·莱普就没有笑。他在反复思考客场比赛中令人烦躁的情景。他在那里踱来踱去，反复地做着最基本的动作，例如系鞋带这样简单的事情。另外，约尼也烦恼不堪。在印多文的冲击疗法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并且一直在影响着他的情绪。他也为荷兰新闻界的偏见评论感到恼火：他们起劲地要他为暂时离开荷兰队付出高昂代价。大家都用同情的话语或友好的手势向他保证我们信任他，鼓励他去报仇。但是，斗志最昂扬的要数拉利奥。自从在印多文回到更衣室后，他的情绪一直是这样。在那里，当着众人的面，他说话非常强硬。“这些荷兰人，”他愤怒地说，“让他们等着瞧吧！”他一直忿忿不平。早在斯特拉斯堡，圣太田队以一个有争议的球而输掉后，他想到即将到来的比赛，大声地喊起来：“印多文，等着吧。我们一定打败他们！”对他来说，那次尼科维克被攻入一个有争议的球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思想现在只是围着

SV而转。在昂热也是这样，一场平局（3:3）被看作是一场预演。正是怀着一种使人看到双方有重大纠纷的严酷的冷漠态度，两个球队在靠近更衣室的地下走廊里排成对峙的阵势。双方队员随随便便地握了握手，眨了眨愤怒的眼睛，擦肩而过，互相之间谁也不看谁。已经开球了。正当荷兰人站位置的时候，拉利奥接到让·玛丽·埃利的传球，打开了可恶的荷兰队的大门：比赛才2分57秒，圣太田队以1:0领先！接着是第二次开球。当荷兰人把球传到勒内·翁·德·凯科夫面前时，洛佩兹坚决地把球抢过来传给守门员居科维克。守门员开球后，站在中心线附近的瓦尔克抢了回来。在他控制球的时间里，我扑上去。他企图越过我，但是莱普挡住了他的去路。瓦尔克被夹在中间，只好投降。莱普已经冲到离对方球门三十米处，突然加快速度，越过

SV的一个防守队员，又让第二个防守队员扑了空，并且成功地来个“小搭桥”。我赶紧跑过来。莱普射门，但是球被挡了回来。球落到我的右脚边。我一记果断和准确的射门，使翁·贝弗朗措手不及。3分42秒时：2:0！一群身穿绿色运动衫的队员向我扑过来，把我团团围住。我从人群中挣脱出来，翁·贝弗朗始终跪在地上，就像一个倒在地上的拳击手被数到八那样，快要爬不起来了！桑蒂尼跑到离对方球门二十五米处，把球传给从左翼包抄上来的法利荣。法利荣把球传中。

SV的三名防守队员惊慌失措地同时冲过来阻挡。我不顾由钉鞋组成的真正的钉耙阵，来了个掩护，球以弧线转到了桑蒂尼的脚下。他左脚打门。4分52秒时：3:0！连续攻入的这三个球先后相隔不过144秒钟。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历经欧洲的一切暴风雨幸免于难，这次却摇摇欲坠了。欧洲的电台和通讯社的电报相继发出专题急电、快讯报道和闪电式的公报。

SV的威风给打下去了。它的队员们一个个缩起了脑袋。面对我们，面对他们用手指指划划的观众，他们感到无比的羞惭。但是对他们的教训并没有到此结束，还有惩罚在威胁着他们。比赛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得到一个25米的罚任意球的机会。这等于在锻炼我的风格。我用右脚很准确地击球，把翁·贝弗朗钉在他的网内。我感到极度的兴奋，以至于忘记了医生叫我小心谨慎的劝告。我几乎感觉不到我的脚在抽筋。这才想起我刚刚康复一个月。正好让洛朗·鲁塞上场来接替我。他也是奇迹般地康复了。他是在第七十四分钟时进入比赛的。观众在看台上关心过他康复的情况，向他热烈欢呼。洛朗攻进一球，庆祝自己的归队。必须如此！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SV好像已不存在。“会飞的荷兰人”掉了下来。约尼·莱普这个从道德上和精神上进行报复的最后象征者射了最后一个球，不过他脚下留情了。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感到飘飘然。利伊凡尔的球队在绿色浪潮面前像荷兰的沿海圩地一样被淹没了。这个绿色的浪潮势不可挡。在绿色的夜晚，我和克利斯黛尔分享着胜利和不可战胜的美梦。在速成进修四个月中，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圣太田队传奇故事的感染。这些传奇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这是绿衣队的复兴。这是一个球队的诞生。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对我们来说，那是在1980年3月5日。我们首先战胜了萨洛尼克队。克利斯黛尔同帕梅拉·桑蒂尼和菲菲亚娜·勒普利尼一起去观看了比赛。她们两个都是克利斯黛尔的步行锻炼身体的女友。在圣太田，她们都接受我们的急救医生的妻子——弗利西埃夫人的指导。在此以后，我们在梅格拉巴奇队面前缴了械。这个队夺得了向往已久的奖杯——欧洲足球联合会杯。这对我们真是一记耳光（4:1），最后成为看台上观众的笑柄。那天晚上，乔治·马歇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为圣太田队感到沮丧。对争取民众选票的人来说，在民众集会的讲台上，即，在人民用声音来决定一切的场合露露面那是很有风度的。马歇咧着大嘴笑，活像在“儿童动物剧”中那样。他说：“如果弗朗索瓦·密特朗不在这里，如果我单独来乔弗卢瓦-吉夏尔体育场，我们准能赢！”幸好，我们绿衣队还要赢下去……即使政治家不来抬高足球赛的身价！

冇右脚嘅碧咸 · 发表于 2008-12-28 19:11:00

老实的讲，我对这人一点兴趣都没有，要不是有人向我推荐，我也不会来这。不过，我现在也很想看看普拉蒂尼先生遇到德国人是怎样的描写。闵兴格拉德巴赫？想起了很多年以前见过的翻译叫：博鲁西亚梅彻加拉巴。圣太田叫圣伊天。哈哈！现在的港译也是这叫法，但门兴叫慕逊嘉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8 19:18: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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