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普拉蒂尼自传——我的足球生涯(已完结)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2-21 11:23:00

32.我心中的墨西哥城六个月来，有人顽固不化、近于滑稽地反复问我：“谁将获得世界杯？”我则以同样滑稽的俏皮话来搪塞他们：“是否就没有某个独一无二的新闻机构把我的回答录下音来呢？一劳永逸，对谁都适用！”“怎么呢？哪一家？”“比如，塔斯社！”引得发笑的似乎只有我自己。就此问题进行的另一种试探比较巧妙。“请你对世界杯赛进行一次‘赛马赌博预测’吧！”“得胜的有‘弗尔南德兹’，‘法国前进’，‘五月之魁’（均是参加法国龙桑赛马比赛的马匹的名字——译者注）。”“赛马赌博”的记者们假惺惺地记下我的预测，一边在纸上不停地写着，一边等着我做更好的回答。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赛！这一调子则已定了。我已31岁了，墨西哥赛事以后，我即谢幕退场，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吉雷斯同我的情况一样，蒂加纳和博西斯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在各个赛场上共同战斗已经十一、二年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的美梦就是：在墨西哥载誉而终。这也是另一些处在危急之中的“杰作”同我一起分享的美梦！其中有我在尤文图斯的队友、意大利的罗西和塔尔代里，巴西的济科，苏格拉底和法尔考，德国的鲁梅尼格，乌克兰队的布洛金内或阿根廷的帕萨雷拉。一家对“旧人”不太尊重的报纸这时便破门而出了，称这是“老朽们的黄昏”。确实，自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速成学习世界杯赛的习俗”以来，我们是“老”多了。1982年那次世界杯赛时，有关广告方面的事在我们到封罗姆集合之前就解决了。而这一次，有那么3到4个队员出面，整个事情本来可以揽下来。但是，我是属于一帮子人中的一员，也许还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角色……有的人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大小事情都要一致起来，一切都计划计划，而不要相互嫉妒，也不要相互埋怨。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嘛。可是这不算什么理由。因此，要让我们一起去做广告，照像，还要非照不可，我则肯定要苦笑的。我终年为菲亚特工作，却要为“奥佩尔公司”摆出姿势照像。我有自己的衣装，而为了集体广告，却要穿上“里科佩公司”的衣服。但是，我还是服从了。然而，让·蒂加纳则更有保留。他自己也有些个人的合同，所以不肯为“联合广告”之类的“大行动”弯腰就范。这样一来，球队中因为此事而出现了某种不好的情绪。在即将前往墨西哥的前夕，任何一个小小的麻烦都会使整个球队分崩离析！就象每一次重大的国际比赛以前一样，米歇尔·德鲁克热烈地邀请我们去参加一场大型电视晚会。这也是一种传统了……于是，我们应邀来到了爱丽舍宫附近的卡布里尔大街。我们此举是对各方面的艺术家们予以支持，到台上露露面，做做样子。场上气氛很热闹，很轻松。气球腾飞，歌声荡漾。因为参加晚会的都是些酷爱足球的歌唱家，例如，马尔赛·拉蒙等人。这也是我们前往墨西哥之前，由“马丽亚希”乐队为我们演奏的第一支晨曲吧。但是，在幕后，也就是在卡布里尔大厦里，一场类似外交式的谈判正在展开。大厅里，有人已经注意到蒂加纳不在场，心里便不无蹊跷。人们已经在说长道短了。我听到议论，说蒂加纳马上要去波尔多，他要跟我们队里断绝关系，还说他要退出去，不去墨西哥参加比赛了，如此等等。最后，电视节目快要开始时，蒂加纳回到了场上，坐在他那一排顶头的一个位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借口有事，真的威胁要离开我们了。在德鲁克的电视节目结束后，还在丽都饭店安排了晚餐，还也是传统义务……蒂加纳也不去。我们在封罗姆的十五天集训刚刚结束，每一个人都想在再一次（比较）“长离别”之前回去同家人团聚一下。蒂加纳想跟他妻子一同吃晚饭。而我呢，则打算丽都饭店的“旅游节目”不去参加了，准备到另一个烹饪名馆——蒙帕纳斯的一家海鲜餐馆去吃晚饭。蒂加纳是说一不二的。他打好了四个行李箱，并且已经把它们搬到旅馆门前的出租汽车上。这太愚蠢啦！人们需要他前往墨西哥。我出面去说服他。我说这是我们的利益之所在，当然也是他的利益之所在。他的妻子也来帮我，她说我讲的道理很对，她赞成，并且向他重复，希望他取消自己的决定。然而，毫无结果。我眼睁睁地看着出租汽车消失在夜色中。第二天早上，蒂加纳平静下来了，他又回到我们这里来了。蒂加纳将同我们一道参加世界杯赛！墨西哥，快来吧，盛大的节日快开始吧！我说“节日”，是有意的。因为，我想踢球，并相信能踢好。我希望再来一次愉快的世界杯赛。我希望法国足球队一帆风顺，球开得胜。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我本人老伤一直疼痛得厉害，腿都有点抬不起来……但是，会过去的！墨西哥给予了我们所期待的接待，到处都可看见人们穿着明快的衣装对我们表示欢迎。墨西哥城，这座拥有1千8百万人口的庞大城市，首先是一个受伤的城市，今天，它又成了世界足球盛会的首府，处在世界足坛的盛大节日的气氛中。墨西哥要用这小小圆球来驱散9月份地震带来的废墟与死亡。“墨西哥永不倒”！为世界杯赛而特制的动员性口号这样醒目地写着。人们那自然的激情，那走出恶梦的意志，给全国带来了一派热烈的气氛，我们也一同尽情分享着这巨大的欢乐。到达墨西哥后，我便激情奔放地宣布：如果法国队拿不到世界杯，我便要自杀。这一下可引起了轰动，然而却没有人发笑！在这个足球完全具有神秘地位的国家里，足球运动员被看成是上天赐予的高不可攀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这样一个犯忌讳的话题来开玩笑。于是，我谨慎了，在冒昧地说俏皮话之前还是先了解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吧！我发现，做一个“信教”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方式的。从这以后，我们的代表队住到特拉卡罗山地城区。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墨西哥。我们的住地海拔为2000公尺。在搬到山下的利奥去之前，计划中，我们要跟“美洲狮”队举行两场训练比赛。搬到利奥（1800公尺）后，第一场比赛则要跟表面上不行，实际上很有实力的加拿大队对垒。从封罗姆（海拔1850米）到现在，在移师地处海拔2200公尺高度的小城瓜纳华托之前，我们常常站在白热的阳光下，从高处向下观看。我们跟加拿大队比赛的那天，荫凉处气温也高达35℃。这场比赛，我们仅以1比0获胜。不过，在那高原上令人窒息的阳光下进行比赛，我们总还是胜利了。比赛过程中，我们失误较多，虽然防守不错，但到后来进攻则很糟糕。从技术方面看，我有一个近于荒唐的发现：在那里，球象是在海滩上一样，似乎是用氦气充起来的。这是高海拔引起的。因此，要想罚好任意球，或者把球传好，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球有向高处飞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球擦着大门的上横梁飞入网内，则应瞄向稍微低一些的地方。这些都是要在训练中加以解决的，是一个适应性问题。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有武装保卫的旅馆里——必须的安全措施——反复琢磨着这一点。有时从大屏幕电视中，我一边观看比赛，一边遐想到“黄金世纪”的征服者们。而我呢，我将为那金色的世界杯献上一个“金球”！那天晚上，苏联队同法国队比赛时，苏联队比预料的要打得好。我们相持不下，两方都不敢小看对方。苏联足球队具有很好的想象力与团结一致的优点，完全可以进入第二轮，并与我们争夺更前的名次。同苏联队比赛以后，我们回到更衣室里，从队员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坚定的决心，有进入第二轮直接淘汰赛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欲望。可是我呢，当我听到即将与之对垒的匈牙利队的教练冷冷地评论说“法国队要是没有普拉蒂尼的话，会踢得更好一些”之类的话时，眼中一定流露出冷淡与气愤的神情。我觉得这种挑衅完全是看错了对象！在给他一个回答以前，我球不离脚地利用一天的休息时间去参观了一些地方。由武装警卫严密监视的旅馆里的日子我感到够了！我自己租了一辆车，光着脊梁坐在方向盘后，象一个来度假的人。方向：基督王塑像。这是一尊高大的雕像，耸立在位于墨西哥正中心的埃尔·朱庇勒特山颠，俯瞰着山峪之下。在这山地的公路上，尽管开的是一辆旧汽车，但我还是玩得很开心。这一带是一片荒野景象，我好象是在斯尔吉奥·利奥内的某部影片中担任角色，已经听到了埃尼奥·莫里戈内谱写的乐曲。在一个打补丁的旧帐篷买卖摊点前，我停下车子，一位年轻的印第安妇女正在土炉上烤一种用红豆角做馅的夹心薄饼。我自在得很！远离了从法国进口的录像带（例如：《高手之高手》、《处在边缘的人》等等），离开了阿尔托·玛西奥内不高明的作品，也远离了多米尼克·罗什托为我们挑选的流行唱片。他是一位喜爱通俗歌星的球星！终于到达山顶了。20多米高的基督王铜铸雕像巍然屹立在山颠之上，昂然于大风之中。这些天来，我从自己住处的窗口里就可以看到它。我在胸前划着十字，就象四年前，法国队跟爱尔兰队比赛之前，我在马德里附近的纳瓦塞拉达小教堂的圣母像前一样。“帮助你，老天会帮助你！”我又返回到地上，去打败匈牙利队和他的教练：3比0！我们已取得第二轮比赛的资格。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2-24 18:59:00

33.墨西哥，希望破灭了！按摩室是我们每次出大力气之后，放松自己，恢复体力的绝妙场所。在这里，运动员们躺在治疗台上，轻松随便，任凭按摩大夫内行之手去摆弄，有时还一边听着袖珍录音机。在这里，比只能听到相互建议和勉励的更衣室，比坐在桌边只是玩扑克牌的旅馆房间，更能够听到大家互吐衷肠！猛然间，大家都想得很高，都高声地倾吐着只有自己才知晓的一切。这种情况是由于精神上，肌体上产生的轻松感而引起的。有时，我运气不好，碰上一些“小小的”治疗，简直象是让我服苦役！给我做“冲击治疗”时，担任指挥的是弗里亚克大夫，他总是象是指挥一场大战役一样。5月2日，我有点步履蹒跚地从意大利赶到法国队的集合地点封罗姆。在意大利，谁都知道我体力有些减退。看来，法国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其中还有些人，与其说他们是通讯记者，还不如说是打小报告的密使，他们装着惊讶的样子，批评我在赛场上表现不稳定，但对那些可以轻减我“罪过”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圣诞节以来，我的脚后跟一直发痛，踝关节在萎缩。专家们称这是一种骨痂。我就是带着这个倒霉的“宝贝”参加这一赛季后半期比赛的。现在，刚刚到达特拉斯卡拉，疼痛处便挨了一脚，疼得更厉害了。因此，我走路时，不得不拖着一只网球鞋，后跟还得完全敞开。我考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一瘸一拐，但精神上要好受一点，轻松一点，要么，走路时装着无事，但精神和体力上都要受到折磨。于是，我开始服用强效消炎药。治疗结果，我简直被“烧焦”了。尤其是其中一种常用的消炎药，实在受不了，而一到训练时，脚仍然不断发痛。法国队同苏联队比赛时，正好又在这个地方挨了一下，比赛回来以后，疼得受不了。多亏世界羽毛球协会的医疗负责人、马赛的运动骨科医生雅克·巴伊大夫，我才奇迹般地逃脱了一次手术！可是，此时，同意大利队的比赛已迫在眉睫。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就象前两次尤文图斯队对巴黎圣日耳曼队或波尔多队一样，我又一次穿上了“假兄弟”的球衫。不过，这一次是反向意义上的对垒。不管对垒的方向如何，都丝毫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命运！对付意大利队，我以为，在我们大家的思想上，这场比赛已提前有胜负了。历史真会开玩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球队争取出线权的荣誉竟以致命的一球之差毁在我的手中！这支球队中至少有一半队员来自尤文图斯队。当然，这也并不妨碍一天之内成为我的对手，与我亲如兄弟的塔尔代里同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之后，意大利没有一个人责备我。我回到都灵时受到了同样的欢呼。跟以前一样，在对手的场地上我并不比整个尤文图斯队受到的嘘声更多。面对意大利，我毫无顾虑地宣布，从技术和战术上看，我们这次进行了一场完满的比赛。我这样说，并不想让所有的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因为，有人认为一场漂亮的比赛应该是完满无缺、无可挑剔的。《体育快报》也大大方方地指出这一点。我要以一个“爱较真”的专家的兴趣指出：这次被我们淘汰的球队是自1932年第一届世界杯赛以来曾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的球队！我们的另一个对手是巴西队。它跟意大利队一样，称号众多，可能声誉还要高一些。它妨碍着我们品评胜利的滋味！因为，明天巴西队就在它参加第一轮比赛的领地——瓜达拉加拉等着我们。自从1970年以来，贝利已将墨西哥城变成了“巴西的殖民地”。这新的一届世界杯赛开始以后，自豪的瓜达拉加拉就象它最美妙的时光一样，对那段往事追恋不已。人们通宵达旦，完全跟在里约热内卢一样，生活在终夜不息的狂欢与足球“桑巴舞”的气氛之中。巴西队第三次称雄世界时，我才15岁。今天，我似乎仍然看到贝利，看到他那具有魔力的、神奇的“10”号。在我们学校的课程中，在我们简便的临时体育场上，大家都叫他“球王贝利”。当然，不一定要强迫自己对这个受人尊敬的、庄严的“标志”顶礼膜拜。那时的巴西队是战无不胜的，贝利也是打不败的。想打败他们，甚至只是想赶上他们，都是幻想，说明白一点，是不可想象的！想去打败或赶上他们，甚至只是敢设想这一点都几乎是令人不舒服的。需知，对“神”以“你”相称可是要受到惩罚的！后来，连续四届世界杯赛上，法兰西面对的是贝利继承者们。贝利不在了，“白皮肤贝利”济科担负起了使“神奇”继续下去的使命。我们在一个度假营地为比赛做准备。在那里，可以到距离瓜达拉加拉50公里的辽阔的沙巴拉湖边走一走，领略那里的民俗风情：那引进的桑巴舞，那家庭的马利亚希音乐！“平静的水下也会有风浪”。历来如此。眼下，我们全体队员不平静的记忆就象风浪一样在翻腾。我们想起了贝利，想起了托斯道，想起了日尔森、阿尔贝托和克洛多尔托等人（巴西队过去的著名队员——译者注）。对他们罗曼蒂克式的记忆在我们心中掀起了一阵阵风云。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足球唤起了美妙的梦想，我执着地追求着。而今天，我意识到自己就要向心目中英雄们的后代发起挑战了。这怎么不令人激动！我也想起了1977年参加过马拉卡纳大赛的“老队员”，而我有幸是这为数不多的“老队员”中的一名。今天，当我回顾起这次足球盛会时，心头仍然甜丝丝的。还有，我也想到，西班牙世界杯大赛之前，曾与巴西队抗衡过的人们，我也是其中之一员。这就是说，巴西队传奇式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被打破了。诚然，今天的巴西队仍然有很大的威慑力量，但是，它是可以攻破的。总而言之，它已在我们的射程之内了。临赛前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游泳池边旅馆酒吧的平台上分手后，就是抱着这样共同的热切信念进入梦乡的。星期六，从沙巴拉通往瓜达拉加拉的道路似乎很长。这是一条双车道公路，很平坦、很直。在转过第一座不高的小山以后，有的路段尘土飞扬，小车相互盲目地你超我赶，喇叭声震耳欲聋。有时，在路基的下侧还躺着一匹死马或一头奶牛。我就数到两头。经过很长一段下坡路以后，城市展现在眼前。红灯。口哨响连天。警察站在路两边。交通堵塞。我们的大轿车虽然有护送车队，可以先行，但是，要想打开一条道路仍然很困难。终于到了哈利斯科体育场。庞大的混凝土建筑巍然耸立，俯瞰着邻近的斗牛场。弗尔南德兹，这个业余青年斗牛士的后代，向那空旷的场地投去了羡慕的目光。路易！带球，“投枪”，传球，“用剑向牛刺去”，可不在这里啊，应在那体育场上！这是一座“黄绿两色”的体育场。巴西队，这支受到爱戴的球队的队旗环绕着一圈彩灯。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体育场内气氛如此地一边倒，色调如此地一致！尽管有一些忠实于我们的球迷在摇动着三色旗，然而却被淹没在对方的旗海之中！装有边饰的看台上，观众们兴高采烈地有节奏的运动，形成了一道道澎湃汹涌的波浪，令人难以忘怀。当然，还有巴西队球迷的同党们擂动着大鼓、小鼓、非洲鼓，震耳欲聋，同时伴随着令人厌烦的乐曲声！随即，行动开始了。两支球队全力以赴，没有什么小算盘，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念头。这是一场宽宏大度的面对面的对抗。真正的大赛，总是在势均力敌、具有同样精神、机会均等的两支球队间才会出现的。球之精神，人之精神！法国方面，人之精神，我们有之！尽管在这样的熔炉之中，我们分散在那样广阔、宽敞的赛场上，但是全体队员以同样的热情，同样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战斗着。在这里，我们不是庆祝凡尔登的胜利，就象橄榄球的运动员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说的那样。在这里，我们要庆祝喀麦罗纳的胜利！拿破仑三世的荣军团曾在维拉克鲁斯附近的一家庄园里举行过这种庆祝活动。在我的“影集”中，保存着对我们的“鬼脸”（巴西队进球）与“笑脸”（我们进球）的记忆，保存着对巴茨阻截济科罚点球时所表现的不可战胜的勇敢精神的记忆，保存着对罗什托与斯托佩拉轻骑式进攻的记忆，还有对我们的后卫展开的短兵相接的拼搏的记忆，对巴蒂斯东，博西斯和阿莫罗的记忆！对垒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不见高下。一顶一、面对面、短传长吊、同力反攻。三打三，四对四，时间在观战，我们在热浪中拼杀！这首先是一场90分钟的不讲情面的竞技，双方都想迫使对手放下旗帜、缴械投降。面对两支水平相等，素质相同的足球队，单靠规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即使延长比赛时间也不行。同塞维利亚一样，可歌可泣的局面又出现了：罚点球决一胜负！可谓“一掷骰子决终生”！我在《巴黎竞赛》上讲到我罚球未进时恶梦般的一刹那。“首先，我感到一阵空空荡荡，眼前一阵眩晕，象是一阵恶心。由于我没有踢好位置，一次罚球白白丢掉了。经过两个小时操同样武器进行决斗议后，攻击却未成功！在这似乎跟我作对的土地上，我成了一名被打败的小卒。一片黑幕跌落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脑际里，一切都在旋转：声响、愤怒、哨声和叫喊声。那绿黄两色旗帜一齐摇动时形成的波涛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波涛横扫着各个看台，将整个体育场变成了一只醉醺醺的航船。我这时被弄得昏头昏脑，惶惶不安，甚至象丢了面子一样。在遭到失败，进退维谷的情况下，我已经看到自己牵连了我的队员，我们的队员。“中午，我们大家都已到了金色的大门前，我笨拙的一脚，差一点将法国队断送到急救门里去了。我的背后，人群在狂呼‘处死’我的口号。他们90%是巴西人，似乎对我的不幸非常满意。我的不幸给他们宠爱的球队带来了全部好运……这真不公平，我真该死！”幸而，这新浪潮的巴西队最佳英雄之一——苏格拉底也丢掉了“永不会丢掉的”一球。跟在塞维利亚相反，这一次西克斯和博西斯最后两球也未能罚中。现在我们只剩余下一颗子弹了。他就是弗尔南德兹。我同他打照面时冲着他用力喊道：“挽救我的脑袋，只有你一个人了。”我没有等他回答，尤其不敢看。巴西队的朱利奥·塞萨尔对自己的球艺胸有成竹，显得洋洋得意。我不想看到他会给我们恩赐一球，于是，双手捂着脑袋，离开比赛的那块场地，机械地迈着小步向前走着，两腿空荡荡的。离边线休息板凳还有很长一段路，这时我看见蒂加纳朝我走来，向我做了一个关心与同情的动作。当我走到离边线仅几步路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一种迅猛的炸裂声。让蒂加纳甚至还未明白过来，便一头向我这边扑来，高兴地呼叫起来……朱利奥·塞萨尔踢出的球猛烈地撞到了大门柱子上！尽管马拉加纳的大蜡烛在高烧，尽管弗拉门戈海滩上祭品无数，尽管伏都教徒在暗中行事，上帝诸神却跟我们站在一起！路易·弗尔南德兹刺出漂亮的一剑：脚尖一顶，球进了！整个赛场沉浸在惊愕之中。我们回到远离看台的更衣间里，我们队里的“巴西人”让·蒂加纳带着我们即兴跳起了桑巴舞，堪与最佳狂欢节目相媲美！晚上，是我的生日。菜单上有：奶油水果馅饼。馅饼上的一个个小孔，就象是被一个个成功的罚点球打击出来的。我们大家玩得真开心，象老劳莱与哈代一样，象小孩一样，在我们自己中间！这天晚上，我们大家在一起过得很快活，精神轻松，无拘无束，且没有外来目击者！自从我们出发到这里冒险拼搏以来，那些专业目击者人数很多，时时出现在我们的历程安排之中。不过，由于我们的时间安排成公开露面和私人支配两部分，这就防止了他们随时造成的压力，挫败了他们极端的好奇心。当然，除了给人某种假象以掩盖我们精神上的倦意以外，我们是没有什么要掩盖的。离开外界，过了8个星期的集体生活，太长了！对于一个30岁的人来说，这样重新过着儿时寄宿学校的勤勉生活，或者说，又一次过着童子军营的生活，八个星期是漫长的！一起吃早饭，一起去训练，一起吃午饭。一起玩扑克，一起吃点心，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一起吃晚饭，一起睡大觉。八个星期，严格的统一制度，除了比赛之外，很少有游览的空闲。在墨西哥的五个星期中，除了旅馆、训练场、按摩台（有一处伤痛总是不好）和体育场外，我什么也未见到！唯一来访的人便是记者。我们在沙巴拉的时候，他们每天晚上6点钟都从瓜达拉哈拉坐着大轿车赶来，往返100公里！因此我对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得到电视采访的机会也很理解。我承认这是职业的要求，寻求抢先刊载独家新闻，这样可以使自己抢在他人前头，而且可以远距离地减轻在竞争中受到煎熬的主编的苦恼。不过，对于抢先独家新闻来说，我可是一个坏顾客。这也是我的性格决定的。我不是一架天平，我没有什么“酸甜”的秘密或教训要提供，以便他们用大字标题来刊登。所以，我常常用一些普通的俏皮话来回答那些普通的问题，或者干脆回避不答。“要就要，不要拉倒！”我算是本性难移了！这样，许多记者也就满足于此了，不偏离我所说的话。这便是“你提问，我回答”，“一，二”，很干脆。不声称提供什么信息。另一些人则要对我的话进行一番刺绣、修饰，总之，是要搞点渲染艺术的，还有些人则是最顽固不化了，他们玩弄笔杆，象摆弄剪刀一样，要给我穿上终年不换的衣衫。用行话来称呼，他们叫“裁缝”。于是，作为球队队长，“船头成了烟袋锅”。这是自然的。我受到了记者们的谴责。他们说我脾气不好，傲慢，不可接触……科帕过去也象这样。不过，我是装了装甲的。当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我尽量避免给予反驳。对那些想把我自然的、不拘礼节的作风引向迷途的人，我总是敬而远之。至于那些看到法国在世界杯赛中取得长足进展而怒不可遏的人，我并不指责他们，我无视他们。他们所代表的只是那一部分永远咕哝不尽的人，就象皮埃尔·达克在《鸡蛋中寻骨头》里所刻画的一样，他们这种人是“别人反对的，他都赞成，别人赞成的，他都反对”。当然，我们对他们是不会笑脸相待的，尤其是在这世界杯赛期间，一个球队队员的情绪容易波动。比赛前夕的焦虑跟胜利的喜悦常常交织在一起。法国队跟德国队的比赛就在明天。这样快速地、一次又一次地较量，简直是发疯！这是一场很有刺激性的比赛，是塞维利亚之战四年后的延续，内中包含着复仇的情绪。法国方面来讲，舆论站在巴蒂斯东一边，而德国方面则是舒马赫。许多人都在窥伺着。他们这次又被迫走到一起来了。这些人希望看到他们这一次算一算帐。我并不担心。我了解巴蒂克，我很赞赏他的冷静、心平气和、甚至豁达明理。而且，我也不相信舒马赫会疯狂到采取不正当的行动来图谋复仇。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总是占据着我们的思想，需要找到一个松懈的办法。在“皇家旅馆”里，尽管里面装饰布局壮丽辉煌，平静的湖边屹立着高山，供人散布的马匹待立而发，住宿房间大而宽敞，还有那不可避开的马利亚希晨曲。未曾想到的烤龙虾端在桌上，将一个月来寄宿学校式的餐食一扫而光。可是，气氛却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平静。亨利·米歇尔忍不住了，他跟一位摄影记者大声嚷嚷，怀疑这位记者想收买一位大厅侍者，让他偷偷地拍我们打牌的照片。总之，大家火气都很大。而我则常常躲到治疗室里，因为我的脚后跟发痛，人们为我一忙就是几个小时。也有人不太相信或不愿相信我是脚痛，说我是“逃避大家”，“脸拉得老长”。我没有任何“拉长脸”的理由，只不过是象大家一样心里有些烦。我唯一的同伴是比杰特演出的歌剧《卡门》。我带了该剧的录像带，反复地看了多遍。克里斯黛尔在都灵未来。她要照顾孩子上学，直到学期结束。她星期天不能来墨西哥城观看夺取最高荣誉的比赛了。但是，在这“足球生涯的鲜花”开放之前——世界杯决赛之前，还剩下一个阶段，然而，奇怪的是，这一阶段开始，预兆并不妙。首先，人们认为我们“最有希望获胜”。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星期天在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决赛的将是法国队与阿根廷队。专栏编辑们也已准备好，为期待之中的对垒提前撰写了稿子：“普拉蒂尼对马拉多纳”。我对“最有希望获胜”这种角色一向非常谨慎，即使这是真的。因为，这一次这种舆论有一个根子：德国队淘汰了墨西哥队，整个瓜达拉哈拉都因此站在我们一边。其次，我自己始终明白，我的体力在下降，尽管在外界看来，我给人的印象不是这样。我也知道吉雷斯已近赛跑的终点，至少，他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最后，近几天来，沙巴拉几乎每天夜里都下雨，哈利斯体育场的草坪因之成了稻田。在这样一个有宗教信仰与迷信的国家里，我把这场夜雨看成是一种坏征兆。因此，我立刻想到面对笨重的“德国马队”，我们的技术型、严谨型的打法，要想不致沉到水底，是有很大困难的。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在开球不久便攻进一球，而法国队在下半场才做出反应，尽管打得很漂亮，但为时已晚。“我们本来可以取胜。”这样就尤其使人恼怒！赛场上四次出现过对我们有利的机会：博西斯、斯托佩拉、巴蒂斯东和我自己都是球到脚边而未能破门。此外，我还错过了一次理想的罚任意球的机会。接着，裁判吹响了终场号。发疯了！我简直没有想到它来得这么快。我跑向通往更衣间的通道。由于这“冷酷的恶作剧”，我甚至连体育场记分显示牌都没有看。“德国0，法国2。”可惜，错了……正好相反！我觉得脑袋和双腿都很沉重，正要离开时，巴西球迷们却在高呼我的名字。好家伙，不知记仇！为了感谢他们，我将自己的球衫向他们抛过去。这是瓜达拉哈拉的痛苦中最后的幸福一幕。有关这次比赛的评论我就不提了。我很容易想象得到：打字机在啪嗒啪嗒地响，就象行刑时的一阵阵枪声！两名受到指控最多的人：吉雷斯和我。怎么能不这样呢？因为，我们确实是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参加比赛的，也许，我和他坚持在自己的位置上，想一直服务到底，这本身就是错的！不过，这些明确的、“不能上诉的终审判决”却使我惊愕。这些指责是一种低下的“攻球”，它并不能抹去人们昨天还在兴高采烈地予以庆祝的我的“任意球”，否则，就太容易了……不要忘记在这次世界杯赛的荣誉榜上，吉雷斯的法国队，普拉蒂尼的法国队很有权威地排列在参赛球队的前茅，象四年前在西班牙，甚至比那一次更好。因为，这一次我们在同比利时队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获得了铜牌，也就是说，是参加此次杯赛的111个国家中的第三名！请不要忘记，这10年，简直是一场漂亮的集体竞技赛跑：运动员们不停地训练，发球，传球，就象田径运动的接力赛一样，闭着眼睛，一次又一次地传递接力棒！10年，兴奋的10年，愉快的10年，满怀希望的10年，与公众灵犀相通的10年！我热爱这支球队！它在1958年人们所称的“瑞典时代”的第二天，便敢于响应“无终止的横渡荒漠”的挑战。我热爱这支球队！1978年，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四年后，在塞维利亚对德国的英勇作战中，又使世界为之震惊，可惜它未能向德国队报“一球之仇”！我热爱这支球队！它是欧洲冠军，两年前它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其中，我本人也获得了绝对的成功。我曾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在暴风雨中个个奋勇争先，定将夺得最后胜利。然而，那使人神魂颠倒、庄严瑰丽的世界杯，我曾想象已端端正正放在荣誉台上的世界杯，却没有搭乘运送我们回国的协和飞机，从墨西哥城飞到巴黎来！梦想结束了。我们象花光了钞票的旅游者，乘坐着星期六晚上的班机回国了。当我们戴着宽边毡帽，遮着脸，钻进行李提取处的时候，热烈的、满怀感情的人群却在等待着我们。因为，他们过去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一次“再见”。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永别”了。与此同时，飞机上时针指着十点的时候，离我们8000公里的地方，一个身材矮胖结实、棕色皮肤、黑色头发的小淘气正在把阿根廷队引向胜利。他就是马拉多纳。人们称他为“切”。当法国第一次在阿根廷参加世界杯赛时，他才17岁。麦诺蒂当时还认为这位阿根廷青年足球队的偶像“太年轻”。这支青年足球队就是当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衬衫俱乐部”，即后来的博卡青年足球队！就在我们夺取欧洲冠军杯胜利的日子里，马拉多纳继我之后来到了意大利。尤文图斯跟那不勒斯的对抗变成了普拉蒂尼与马拉多纳之间的挑战。我想，在离开法国队时，向青年一代转交一个光荣的见证，将来接班而起的一定是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加福罗什”！没有忌恨，迭戈！祝你走运！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2-27 11:02:00

34.普拉蒂尼，完了！这是我最后一个赛季。虽然，我获得了1985-1986年赛季的意大利冠军，但是我们仅以毫厘之差而未能拿到世界杯，这使我如骨鲠在喉，怏怏不快！是我激流勇退的时候了。看来我将永远拿不到世界杯这一最高荣誉了——这是我曾答应要为我的国家拿到的荣誉！现在我已经接近终线了，这最后一个赛季，真好象我要死在其尽头一样！在与阿维里诺队的比赛中，我为尤文图斯队踢进了第100个球。这样算来，我平均每个赛季进球25个。这第100个球使我很高兴。我也知道，这个球的成功应归于莫罗，是他为我传的球。经统计，就一个球员在同一个球队期间的进球率而言，我已赶上了这方面的“球王”。按顺序，在我之前的有：穆勒、约瑟夫·斯科布拉尔、茹斯特·方丹、卡洛斯·比昂希、诺尔达伊、西索夫斯基和奥尼斯。我是第八位。1986年11月，人们开始谈论我在走下坡路。上星期四，在奎里纳尔宫为1990年世界杯赛举行的排场豪华的宣传活动中，阿涅里便禁不住对我进行了“敲打”。他说：“如果普拉蒂尼踢球不能达到最佳状态，我觉得，对他来讲，立即停下来是适当的。象他这样的冠军，不值得受这种苦楚！”“律师”为何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看来是因为参议员维奥拉挑动了他。这位参议员对他说，如果不是罗马队那样笨拙地败在莱切队的手下，那么6月份尤文图斯队是得不到冠军的。不过，阿涅里倚凭自己的口才并未停留在上述一段话上，他还补充说：“四年中，米歇尔在我们这里创造了这么多奇迹。但不幸的是，他无法找回他的青春。在我看来，他曾是他同一代运动员中的佼佼者。为了他、也为了我们，我只希望他能恢复自己的最佳状况，要不然，我再重复一遍，我看不出他继续踢下去回得到什么。”阿涅里这些十分生硬的话在意大利三大体育报纸上自然成了头条新闻。我们的教练里诺·马尔切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总是回答：“无可奉告。”那么，主要当事人，他对这一切又是怎么想的呢？我有一种“持相反意见”的艺术，这也是我的特点。我要坦白地说，阿涅里的话并不使我难堪，反倒使我高兴。这证明阿涅里很尊重我，他希望我能够善始善终，而不至于到末了弄得很糟糕。况且，我对我那亲爱的“律师”情绪突变的原因十分清楚。在此之前的半个月，我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他还对我说过他愿意再留我20年呢！有些自作小聪明的人以为，从我受到的言语敲打中发现了我同阿涅里之间有什么商业性分歧。我要否认这种荒唐的假设，并且我要感谢阿涅里从我的正确价值上来估计我。1987年3月，有点象最后的冲刺了。我为足球服务的时间不多了。离尤文图斯对那不勒斯的最高较量只剩5天，而我却受到法意两国报刊的猛烈攻击，甚至连球迷们也对我远而避之。我得赶紧结束。我已经困乏，有紧迫感了！在市体育场举行的对阿斯特利队的比赛，我们的比分曾一度上去了，以2比0领先，但结果却以2比2打平。阿涅里对此容忍不了。接着，11月5日，我们在欧洲冠军俱乐部杯第二轮比赛中被皇家马德里队淘汰。这可真是对事情无补而有害。普拉蒂尼身体状况不佳？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却以为状况不佳的是尤文图斯队。记者们大声嚷嚷：“这是自博尼佩尔蒂担任俱乐部主席16年来，尤文图斯队最不景气的时刻。”我则要肯定地说，特拉帕托尼的继任者里诺·马尔切西的尤文图斯队已经生病了！卡布里尼呢？膝盖作了手术；劳德鲁波，也因耻骨炎要做手术；目前，他已到了上场只能做做样子的地步。普拉蒂尼如何？正在走下坡路，快完蛋了！马拉多纳、博涅克、弗兰茨、塞雷佐、鲁梅尼格、儒尼奥尔和迪尔索等人已超过他了。去年的意大利冠军赛中，我还在这些外籍运动员之前呢？这时，贝利在圣·西洛为我说话了：“普拉蒂尼从体力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可是，他作为进攻的组织者，却为局面所迫，不得不常常看着后面。尤文图斯的打法不开放了，从而抹掉了普拉蒂尼的长处。”吉阿尼·里维拉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尤文图斯队把普拉蒂尼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球员。处在危机中的是尤文图斯队，而不是普拉蒂尼个人。”马尔切西接替了特拉帕托尼，就这么回事！这么一来，从去年10月19日对阿斯科利队一赛以后，我在冠军赛中显然进不了球，也就是说，比赛1911分钟，一球未进！更糟糕的是，我最后踢进的一个任意球还是1985年12月22日的事！我很想进球，但是谁给我打最后一个传球呢？蹒蹒跚跚的劳德鲁波吗？卡布里尼从医院的病床上吗？或者，我们的教练马尔切西？他所鼓吹的是全线防守的“混凝土”战略！那么，我长时间未进球的原因何在呢？也许是因为世界杯赛上遭到失败，我还未转过弯来吧！也许是因为我已到了挂靴停赛的时间吧！也许是因为在我的思想上早已结束足球生涯了吧！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尤文图斯队曾有过西沃里和夏尔的时代，随后又有贝特加和佐夫的时代以及博涅克、罗西、普拉蒂尼的时代。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它可能与我无关了。在这种情况下，上星期天，在圣保罗面对那不勒斯和马拉多纳的比赛中，我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知道得很清楚。迭戈，意大利足坛的新球王！4月29日，我同蓝衣球队一起在王子公园足球场对爱尔兰队打了我最后一场比赛。从此以后，我将再也不能用足球来为我的国家效力了！我已经32岁了，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已被打碎了！

打死我都不喝 · 发表于 2009-3-1 04:36:00

星真有毅力佩服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 12:11:00

是普拉蒂尼能写...想不到吧,<普拉蒂尼,完了>之后还有三章呢<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16.gif\" />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2 11:31:00

35.重返童年时代现在，人们从电视里可以看到球王贝利脚踏足球，吹嘘“体育彩票”的广告。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他可以拿到很可观的一笔钱，那也不过是自找乐趣而已。他是不需要这些零用钱的。因为，他通过踢足球，已成为巴西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他在整个足球生涯中始终是为一个俱乐部效力的。这个俱乐部就是：桑托斯足球俱乐部。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退休。30岁，35岁——对守门员来讲40岁——就沉溺在无所事事的滋味之中似乎太早了！尤其当他在赛场上曾是“活跃人物”时更是如此。足球球迷们大概很想知道马佐拉、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现在在干什么。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象罗贝尔·赫宾或亨利·米歇尔一样，留在足球界担任一个球队的教练。而且，不幸的是，足球方面有天才常常跟教学的尖锐意识不能协调。因此，马佐拉、克鲁伊夫、贝肯鲍尔都做起生意来了，或者让他人来经管其钱财并使之孳息获利。与其说是“退休”，不如说是“足球后的时光”。这是那些在这一行里达到顶峰的人首先要考虑的大事。因为，当你在顶峰上决定结束你的足球生涯的时候，你将要重新组织你的生活，要寻求得到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新的平衡。所有的体育运动医生都会这样对你说。只有以此为代价，突然终止足球生涯才不致于造成悲剧。我提前考虑此事已经好几年了。几个赛季以来，我就一直在为我的“足球后的时光”做周密的准备。我知道，新闻媒介将会突然对我失去兴趣。不过，这一点我将完全泰然处之。从此以后，新闻界不会再为我丢失一个任意球或者体力不佳等状况而津津乐道了。新闻记者们也只能从“实业家”、“电视工作者”，尤其是“反吸毒的角色”所承担的义务去对我进行评判了。我自己并不太担心。我将试图在适当的时机改换门庭。此时，我正是当年。约翰·克鲁伊夫最后一次正式比赛是30岁，博比·查尔顿和雷蒙·科帕都是31岁，贝利和贝肯鲍尔同我一样，都是32岁。斯蒂法诺或普斯卡斯挂靴退场时都已35岁。足球年龄最长的是英国的斯坦利·马修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家级选拔赛时已42岁，而最后一次参加冠军赛时是49岁。当然，那是1931年到1964年的事，是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当时，体力条件的标准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我的母亲安娜对我说她“很伤心”。她一直在期待着我的脚下出奇迹，期待看到她的愿望能够实现。她甚至为此而心急如焚，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我的父亲看来比她更明显，更是忧心忡忡。他们做出一个聪明的决定：不去市体育场看我的最后一次比赛。是因为他们看了会心碎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最后一场比赛”并不是终结。生活在继续。如果说，我在1987年5月17日“死了”，那也只是对足球而言，而不是别的。即使是对足球来说，谁又知道今后会如何呢？不要言之过早：“山泉，我再也不喝你的水了！”否则就会喝空杯子的！贝利34岁时还忍不住，又到纽约宇宙队重新披挂上阵，直至1977年。他“真正”停止踢球时是37岁。查尔顿也一样，重返赛场一直踢到1973年。他当时是34岁。科帕1966年36岁才“适时”挂靴。克鲁伊夫则是1985年38岁时才停止踢球的。贝肯鲍尔1983年38岁，普斯卡斯1965年也是38岁，斯蒂法诺1966年40岁，等等。瞧，谁能知道普拉蒂尼不会有一天也重返赛场呢？在此期间，我将喘喘气。说实在话，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我改换的门庭是多方面的。可惜我没有分身术。首先，我在圣·塞普里安有一个“体育企业”，投资大约在7000万法郎左右。一点小意思！还有汤姆逊公司的促销工作，法国和意大利方面是由我负责的。这些还不过是舞台边上吹吹打打之类的事。主要的，核心的，则是我的“反吸毒”的福利基金会。对那些有决心，哪怕是有一闪念从吸毒中摆脱出来的人给以帮助，对于其他人，由于我不是医生，所以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大事了。最后，还有电视的问题。普拉蒂尼会在大明星们夏天的“迁移”中忙碌吗？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在佩尔吕斯科尼购买AC米兰队这支有名的“红黑衣”的球队时，我对他展开的魅力攻势并非无动于衷。对我来说，染上“新闻病毒”并非昨日始。我同佩尔吕斯科尼的会见实在没有改变这一现实。那次跟他见面，我记得很清楚。会见是在米兰附近的阿尔科尔的一处豪华的别墅里进行的。我是替《巴黎竞赛》来采访他的。我曾答应他保证参加他在法国举行的“电视五台”的开播大型晚会。谈话结束时，我趁机反客为主地问他：“佩尔吕斯科尼先生，您对我有什么期待吗？”他嘴角挂着诱人的微笑，不加考虑地回答说：“啊，一切！除了电视五台的命名不用你以外，我希望你经常在电视台上班，就象你在尤文图斯队一样。由你决定了，球已在你的阵地上啦！由于我对你的机灵很赞赏，我有信心。法国人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美好的开端，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家这样用托盘向我奉送，向我“传球”，我只要“射门”就是了！这是1986年1月。一年之后，我在法国电视二台做了一段体育节目评论员以后，便打算下决心答应“电视五台”的要求。我打算搞一个大节目，包括体育与游艺等，可以在法、意两国同时播放。我则是制片人。由自己来办自己的事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决心。事情的结果将会证明我是否正确。正常情况下，我本来应同“电视五台”签约，口号用词是半猜谜、半游戏的“谢谢，五台！”并且我将同沙巴斯提耶、科拉罗、塞巴斯提安等人在一起参加“电视五台”大型开播广告晚会。合同文本在我最后一场比赛前五天就准备好了。菲利普·拉蒙在合同上签了字。热内斯达尔同佩尔吕斯科尼、马丽·弗朗斯·贝里耶尔等一起讨论了合同的条款，就只剩下签字了。原计划在“伟大之夜”，在我打完比赛后便立即正式对新闻记者宣布这个好消息！到临比赛前夕，计划有了变化。热内斯达尔在都灵收到了电视一台的一份电报，上面挤满了电视一台最高负责人的签字：米歇尔·科达、克里斯蒂纳·奥克朗、埃田纳·姆日奥特、巴蒂克·勒·莱，他是布伊格的一支臂膀，当然还有这场反攻战的策划者贝尔纳·达比。星期二下午5点，我们原定在巴黎与佩尔吕斯科尼会面。这时，我收到达比签署的一份电传，约我同一天下午三点先跟法国“电视一台”会见。我手持电传，前往一台，请巴蒂克·勒·莱签字验证，作为合同的一个附件。勒·莱用戴着眼镜的双眼盯着我，微微淡笑了一下，签了字，并肯定地对我说：“布伊格已留话了，这顶得上任何合同。”经过这一天马拉松式的打交道，“电视一台”获得胜利。我参加一台的体育评论节目，尤其是世界高层人物的电视采访。作为交换，电视一台除合同规定之外，还免费播送18分钟的广告，并为我的“反吸毒基金会”提供100个工作职位。根据最初规定的义务，我一直在等待着他们提出实现我的伟大计划、实现我的雄心的措施。“普拉蒂尼，最后比赛中的10号”（《解放报》），“再见，普拉蒂尼！”（《巴黎人报》），“普拉蒂尼，完结了！”（《巴黎日报》），“普拉蒂尼退出比赛”（《晨报》），“普拉蒂尼翻开新的一页”（《费加罗报》），“电视台，普拉蒂尼的下一个球”（《法兰西晚报》）。就在我举行告别赛的第二天，一直跟我关系别扭的法国新闻界在给我添加“怀乡的调味品”呢！在都灵，如同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一样，调子则完全是带着感情的赞扬！令人惊异的是，那些在我处于低谷时曾不惜猛烈投井下石的人也对我赞扬起来了。《体育荟萃》报上，我颇觉嘲弄地读到这样一句话：“普拉蒂尼留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独一无二的运动员的记忆。”《日报》对我的赞扬则近乎微妙：“普拉蒂尼既是球队队员，又是独立角色；是参谋也是射手，是领袖也是诗人，是对真理的活广告，是微笑与光明的清风！”该报还说：“如果说，可以把足球跟生物进化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普拉蒂尼则是完美智人的化身！”尽是这一套！在新闻报刊对我的赞扬如雪山纷崩而下的时候，幸好也还有那么一家日报仍“将时针放在正点上”。它就是《共和国报》。该报写道：“在普拉蒂尼正式宣布要离队的前夕，博尼佩尔蒂主席的幕僚随员曾是一片惊慌。尤文图斯队自从失去延续这位运动员的合同的希望，确切地说，失去延续合同的意愿以后，即处在进退维谷之中：一方面是博尼佩尔蒂的清醒现实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普拉蒂尼去酸解垢地道出真情……被打败的人是在最后的无耻冷落的情景中离开的：告别时没有拿出香槟酒来为他干杯！这是一种他并不喜欢的酒！”一个记者看问题如此清醒，真叫人茫然不知所措。不过，到底还是有观察家明白我的处境的：在一场决斗中处于夹缝里的裁判的地位。一个赛季以来，低级的“现实主义足球”的支持者博尼佩尔蒂和“律师”阿涅里在不断地斗争，阿涅里热情捍卫并主张足球应是既有竞争力的，又是开放的、光闪闪的、有灵感的运动。于是，马尔切西代替了特拉帕托尼，“混凝土”代替了“自由的、现场发挥和艺术的足球”。在我的整个足球生涯中，从来不肯牺牲我的踢球的情趣。它必须以我在比赛中行动自由，战术和精神自由来体现。1982年，我同都灵而不是同伦敦签订合同，是因为我当时知道，在都灵，我将找到进攻的、艺术的、情趣纯洁的足球，将找到有6名完全无拘无束的世界冠军为之服务的足球。四年之后，尽管瑞士税收条件极为有利，我还是没有同日内瓦签约。我清楚地宣布我的愿望是行动自由。这一点上也许是我错了。但我对这一错误不会不高兴。它值得我思考，为了以后的事业，我要从中吸取有益的成熟的教训。都灵感到孤独无靠。“维希纳夫人”高声疾呼她要过孀居生活了！“国王留下了王位，但国王们从不相互评价！”这是《体育荟萃》上的话。球迷们也感到被抛弃了。我确实向尤文图斯队奉献了最美好的荣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当人们今后在她面前提起皇家马德里队的时候，她便不会再因羡慕与嫉妒而面色难堪了。由此看来，弗朗塞斯科，我此行来到意大利并非一无所获。我的胜利，我从来不把它看成是我独自一人取得的，而是集体的胜利！即使在对方大门前展开的埋伏战中直接把球踢进去的是我。我再也不敢返回热福城的“运动员咖啡馆”了。从前，曾有一个对足球着了迷的小顽童常去那里走动。那时，热福足球协会的旗帜上缀满了意大利足坛的“活天神”的照片，其中有里瓦、里维拉、马佐拉等人。看到这些照片，小顽童两眼流露着激动的神情，脑海里充满了美妙的幻想。对这些足球运动名将所代表的一切充满着热爱与激情。于是，他回到了圣埃绪佩里街头，独自一人或者跟他的同伴们一起，在人行道上踢打着球，当然，那时他自称是“贝利”，是“普斯卡斯”，或者叫“马佐拉”、“里瓦”、“里维拉”。他时刻都在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踏上他的上帝们所专有的绿茵场地，梦想有一天也能走上那高大无比的领奖台。这奖台好象是由人组成的教堂上的尖塔，直插云天，很高很高……每当这娃娃眼含热泪，立正站在这领奖台上，聆听他的国家的国歌，或者聆听他的球队的队歌时，他都看到了千千万万的观众，看到了他们切盼观看他踢球的愿望！接着，欢呼声响彻云霄，把他送到了九天之上！一场“比赛”开始了……15年后的今天，这场“比赛”就要结束了。欢呼声也将永远听不到了，被通往更衣室的小过道的黑暗掩挡了！我害怕返回“运动员咖啡馆”，因为，我可以肯定：小顽童始终在那里，面壁而站立，他没有挪动位置，自那以后便未挪动过位置！他朦胧着双眼，看着他心目中偶像们的照片……我害怕在我的一生中，小毛孩就这样站在那里，始终用同样的目光看着那足球，这足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青青子衿 · 发表于 2009-3-3 21:55:00

...普拉蒂尼还写得挺感性的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8 21:39:00

第三部 续篇36.足球后的时光我总是强调，我受到过堪称典范的教育，它使我的身心得以保持平衡与协调。强调这种幸运是永不过分的。足球是一种能上瘾的体育运动，是一种令人心花怒放、甜丝丝的“毒品”。有的运动员为了弥补自己的技术缺陷，为了改变自己不好的竞技状态，轻易地服用强效镇静剂，只有在这时，足球才会变成“硬毒品”。德国队的守门员舒马赫曾经揭发说，德国国家队的运动员们经常服用这种“兴奋剂”。他在其《哨声》一书中披露了这一点，这使我深受震动。连继两次世界杯半决赛上，难道不正是由于舒马赫球队的这种做法，我们才败在他们的手下吗？1982年，他在塞维利亚猛烈地撞击巴蒂斯东，那种侵犯行为真是前所未闻，这难道不也是由于他们服用毒品的结果吗？对这些不用争辩的重大问题，我个人不想回答，也没有必要表明立场。然而，塞维利亚比赛之后的4年，1986年我们却与巴西队一道进入了最佳球队的阵容。自1970年贝利在墨西哥进行的那场“斗牛”之后，今天的巴西队又重新达到了最高水平。在瓜达拉哈拉，我们进行了一场历史性比赛，打败了巴西队。这是近10年来最激烈、最漂亮的一场比赛。顺理成章，我们本来应在半决赛中扫除德国队而进入决赛，可是，我们却失败了。为了维护体育运动这个整体的荣誉，我宁愿希望，我们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在同巴西队进行的异乎寻常的拼搏中，我们已筋疲力竭，确实成了一支最弱的球队！我宁愿这样希望，也宁愿相信，我们之所以被打败了，仅仅是这个缘故，而不是别的，更不是撞上了一群用毒品训练起来的幽灵！我希望，也相信，我们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舒马赫在其书中所提到的原因！“毒品，是狗屎一堆！”象这样一针见血的广告口号实不多见！由于我有一个和谐协调的家庭，所以，我从未有过吸毒的念头。强调这一点也是不会过分的。不过，我深知吸毒的危害。因此，近年来我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那些不触及毒品的人应该帮助深受毒品之害的人。这就是近两年来我打算组织发起的斗争。我常常暗暗问自己：“你是否将你足球后的时光用来同这股祸水做斗争呢？”它触及到所有的年轻人。你的孩子，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可能会成为毒品的牺牲品。尽管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尤其是电视台的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花时间来组织我的“反吸毒斗争”的。即使我没有那些优秀的设计家，优秀的编辑那样的想象力，我却可以从足球明星的角度和地位来设计我的口号：“不要在你身上‘射’毒品，到生活中来‘射’点球！”这场斗争每时每刻都牵系着我的心。它已成为我生活中要打赢的另一场“球赛”，要夺取的另一个“世界杯”，也许是最重要的世界杯！在这场斗争中，有最令人向往的“战利品”要夺取！为此，我创立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我希望所有具有负责精神的企业都穿起“反吸毒斗争的运动衫”来。因为，我们年轻一代的未来，我们企业的未来，是在“日常生活的运动场”上决定的。1986年1月，我向一些企业发出了呼吁，请它们各自为两位14到20岁的戒毒青年提供两次培训的机会，实习的机会。我要自豪地说，有五家大企业，慕我之名，立即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这五花八门的广告年月里，我不怕将它们的名字公诸于众。它们是：卡尔贝松公司、巴特·马尔科尼公司、菲亚特法国公司、李科佩和雪铁龙汽车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已经效法他们，或将要效法他们。参加到我们行列中来的有不同身份的人士。随便举几位做例子吧，他们是：卢森堡广播电视台的总经理、小说家和电影家菲利普·拉贝罗，广告明星雅克·塞格拉。法国足球联合会前主席弗尔南德·沙斯特尔是我们基金会的司库。参加我们基金会的自然有奥利文斯坦和什瓦森贝克大夫。我们的政治活动家接见了我，听取了我的意见。我到爱丽舍宫拜见了密特朗总统。尽管我们所谈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但仍以诙谐的方式来提出它。“希拉克先生向您提供了什么呀？”总统在迎候我时，首先开言道。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共处治国”（1986年3月至1988年6月法国两大政治派别共同执政的局面——译者注），立即接过总统已经“射向大门的球”，回答说：“跟您一样的！”拜会结束时，弗朗索瓦·密特朗答应在爱丽舍宫为一位戒毒的青年找一份工作。雅克·希拉克在马提翁大厦的花园里接见了我。他对雅克·杜蓬等人提交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跟总统一样，给了我同样的许诺。但是，我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些许诺上。我发誓，将毫不犹豫地常到这两个府邸去，看看这些许诺是否已经落实。我从马提翁大厦出来时，得到新闻部门通知的一些摄影师要给我拍照，让我对着相机微笑。尽管平时我很讨厌这些“流动画像摄影师”，但今天我还是同意让他们照一照。因为，我觉得自己担负着一种使命，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相信榜样是有感染力的。我认为自己跟青年人是同呼吸、共心声的。我们有同样的想法。我每天大约要收到1000封来信。我让人逐日都把其中谈到的问题分门别类地归纳出来告知我。写信给我的青年人中，很少有向我索取“签名照片”和字迹的。他们大部分人是想让我给他们出点主意。他们之所以信任我，可能是因为我与其他一些足球明星不太一样吧。除我的职业以外，我没有什么引起轰动的传闻。爱制造流言蜚语的人在我身上很难找到是非，否则就像鸡蛋里挑骨头。我也跟哈拉德·舒马赫不一样，没有必要，或者说，不愿意透露那些引起轰动的新闻。我同乔治·贝斯特相反，我的生活是平静的，没有那些引起喧闹的事情。我也跟罗西不同，没有因“地下赌博”事件而受到牵连，而他却好几年被禁止在意大利国家队里踢球。在意大利，以球赛为内容的秘密赌博已成了另一种“体育运动”。不，米歇尔·普拉蒂尼尽最大的可能不招惹流言蜚语。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脱下足球运动鞋，我就跟所有的人没有区别。普拉蒂尼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年轻人信任我，因为我总是给人一种健康的印象、和谐的印象。以前，我也遭到过诬蔑，但那都仅仅与足球职业有关。有时，我因为直接任意球未踢好，不辛未能进球，观众会严厉地批评我，讥讽我，或者，我因为太累了，在赛场上打不起精神，观众当场就会对我进行讥笑与批评。在法国，有250多万失业人口。因此，青年人开始时很难找到工作，很难找到职业。这样，他们更容易成为毒品的进攻对象。如果说——用一个时髦的字眼吧——有什么“精神上的艾滋病”的话，那么，“吸毒”正是这种货色。让我们来驱赶毒品吧：攻破其大门，夺取其阵地，有组织地、反复地向它发起冲击，炸掉它钢筋水泥的堡垒，阻止它向我们反扑，在有利的时间、有利的地点，冷静地，象铲球一样，打败其反攻。我们不能“踢皮球”。因为，这“皮球”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皮球”，就是青年人连零工零活都找不到。他们为此而焦虑，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社会边缘上的人”，担心自己成为无用的人，担心自己与社会可能提供的方便毫不沾边，担心他们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无需说，一个接受戒毒治疗的青年，身上仍然会带有某种令人厌恶的顽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找到工作，找到职业，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他们常常会旧病复发！在东比利牛斯的圣塞普里安，在我经营多年的“大体育场”学校里，我经常接待一些深受毒品之害的青年。我不给他们一分钱，只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搞一项体育运动：足球、篮球、网球，什么样的“瓶子”关系不大，只要他们用来“装新酒”就可以了，只要他们能够因此而摆脱烟、酒加毒品的联合夹击与毒害就行了。我能够给予他们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个运动员应尽的义务。我小时候身材矮小，曾得过“侏儒”的外号。从11岁开始，我便决心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要不然我也许只能当一个拙劣的抄写员，而不会成为“法国国家队”——“蓝衣球队”的队长。所以，我能够给予他们的，还有一个11岁的儿童的决心和榜样。每个星期，即使在我被批评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即使是我最消沉的日子，我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那些心灰意懒的青年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滋味是苦涩的。我同他们在一起促膝谈心，他们是遵守自己的诺言的，认真地搞一项体育运动，走上对自己负责的正道。我尽力给他们以鼓励和安慰：“要知道，漂亮的传球与带球，为踢球，为得到这纯洁的乐趣而流下的汗水，等等等等，这就是最好的抗毒剂！”从南锡到尤文图斯，从AS热福队到“蓝衣球队”，我始终遵循着一条原则：“只要我身在赛场，只要我还在踢球，就要击中目标，就要射门进球。”我的进球，可能不象杰尔·穆勒，对他，我十分敬重，但他仅仅是一个射球手，仅此而已。我的进球，更象贝利，更象克鲁伊夫，更象马佐拉或德伊纳。这些射球手同时也是战略家。他们把运动的智慧，对球队的指挥与统一，接近赛场神奇区域即射门的意识等等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球，进球，进球，这是踢足球的唯一目的。我到意大利踢球时，正值所谓“全线防守”的战略开始全面衰退。我为此而庆幸……当然，我并不是说，一个进攻队员就不需要防守。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当外界舆论得知我将以自己的名义来开展活动，为吸毒的青年人做点有益的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便立即向我亮出了“红牌”。为了让这些“带口哨的黑乌鸦们”，让这些“坏裁判们”闭上嘴，我也不得不进行防守自卫。谢天谢地，在我们“球队”的防线上有一位奥利文斯坦大夫。他不愧为我的“马利尤斯·特雷佐”。他给我写了一封“以心换心，而不是以利益换利益”的信对我说：“您直接了当地触及到问题的关键。您懂得，将一个人从吸毒顽症中解救出来而不同时给他提供生活的机会，那是不可能不失败的。在那些慷慨解囊的企业的帮助之下，您向得到根治的年轻人推荐了工作。这样做，您就实现了我们的梦想，我们专业医生的梦想。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子女在绝望中沉沦时，我们真是忧心如焚！谢谢象您这样的人！我们支持您的行动，所有投入反吸毒斗争已近20年的专业医生都支持您！请相信我们的支持。”这些热情的话，充满了兄弟的情谊！我要将这种情谊象战旗一样高高举起。这是社会同心同德的象征！我以前经常说：“激情乃是我整个生活的动力。”踢足球时要有一股子激情，失败时也不能丢掉这种激情。我愿意那些处在困境中的青年人同我一样，也有这股激情！他们没有我一样幸运，不象我一样有安娜、阿尔托这样的父母。因此，我决定向企业，向各个城市，甚至向各个足球俱乐部扩大我的呼吁：“皮球”已在你们的阵地上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如果明天波尔多和巴黎足球队雇用一些青年人，则一定要让他们也走上王子公园体育场的草坪去踢球！我在尤文图斯队最后几次比赛时，意大利记者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在意大利也开展同样的活动。我回答：“给我时间，让我在法国先干起来吧。”意大利的球迷们从未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也知道，罗马队的守门员阿斯杜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反吸毒的斗争。但是，当他有一次不幸因截球过猛而未把球挡住时，球迷们竟斥责他：“你对毒品的事想得太多了吧？！阿斯杜，你都成了名符其实的漏球手啦！”当然，我已经看到自己的体力正在走下坡路。这是早有预料的，我要提前考虑适时结束我的足球生涯，除此以外，我便没有什么要在赛场上去表现的了。去年春天，1987年5月17日，那个多雨凄凉的星期天，我踢进了最后一个球，告别了尤文图斯队。因此，我没有什么赛场上的顾虑了。所以说，我的“足球后的时光”尽管有千千万万的其他事情要做，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已经开始的“反吸毒的长征”，毒品是我们要打击的敌人！我还不敢说，面对这个敌人不能容忍的侵犯，我是否能始终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忠诚的“球员”，就象我自己在整个足球生涯中一直希望能做到的那样。我对孩童时代，对少年和青年时代都十分珍惜。对自己的少年时代始终怀着美好的记忆。我刚刚10岁时，不过是一个“袖珍顽童”，便穿上了AS热福队的运动衫，参加了我的第一场比赛，踢进了两个“正式的”球。我至今还记得那球网被绷得紧紧的样子，还听到一帮孩子尽情的、欢乐的笑声。这击败奥梅古尔的两个球啊，是胜利的开端！这时，我还不是踢任意球的行家，确切地说，在罚任意球那样的距离上，我当时还打不到球门！同样，我的脑海也深深地铭刻着“沙龙岛”上目不忍睹的景象！这个地方在巴黎市内12区，夹在“里昂火车站”与多梅尼尔大街之间。那里比起“犹太居住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个癌瘤！渐渐地毒害着那些住在擅自占用，没有任何卫生设备的空房子里的年轻人，甚至毒害着路过此地的年轻人！两年来，这个“沙龙岛”已成为毒品的天下。有些道德卫士情绪过激，把那里的一切坏事都推到占这个“犹太居住区”的居民四分之三的外国移民身上。那里住着中国人、北非人，尤其是近两年来到法国的非洲人。有人说，正是这些外国移民把注射器和其他代用品带进了这个“小岛”。对我来讲，触目惊心的只是后果，而不管别的！请看那里令人不忍目睹的情景：一些青年人，灌多了劣质烧酒，两眼无光，手里拿着注射器，大白天在人行道上跌跌撞撞。他们用矿泉水和柠檬汁配制毒品，为自己准备“一去不复返的旅行”。我为此而流泪！街道边上供行人小憩的凳子上，运动员们有时为保持体力而吞服的药品，他们拿来乱用。这种药，显然不是用于静脉注射的！请看布鲁诺瓦这条小胡同里的情景：一堆又一堆的粪便无遮无掩地暴露在春日的阳光下。毒贩子们竟在光天化日里亲自动手，为那些两眼无神、如死人一样的“顾客”注射毒品！“棕色雪茄”，这是70年代初洛林·斯托奈公司生产的一种注射器的名字。现在，这些青年人用它来称呼自己注射的那种毒品。毒贩子什么都收：现钱、项链、轻便收音机，连摩托车都要。年轻姑娘有时则用她们自己的魅力来支付！肮脏的交易！要知道，她们都是些可爱的姑娘啊！就象我女儿到16岁时那样。警察局的报告，读了更使人难受。有些来自非洲的毒贩子，各人都有自己的“法国女朋友”。她们都是些贫穷无望的女孩子。她们的童年已被扼杀，纯真被众人践踏！我为此而伤心！终有一天，致命地、过量地使用毒品将把她们彻底毁掉。那些不干不净的注射器也许正在传播本世纪末的灾祸：艾滋病！再请看这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幕：一个小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口中衔着一根注射器，来回游荡。里昂火车站的高速火车候车厅里，19岁的克里斯朵夫·里维尔正在参加一场打斗。对垒的双方：北非马格里布人和塞内加尔的毒贩子。我为此而哭泣！玉石之躯，竟因血液慢性毒华而葬送，躺在沙龙岛的小街陋巷之中。这是谁的过错？是日耳曼娜夫人所说的那些“黑色皇帝”的过错吗？这位71岁的老太太有一天夜里回家时——她的房子就在布鲁诺瓦这条小路上——不得不从躺在楼梯上吸毒的青年人身上跨过去。我且不管这些。警察应该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自己也知道我该干什么。我知道自己应该为我的孩子洛朗和玛丽娜干些什么。我要尽量给他们以家庭的平衡与和谐。因为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运气。正是为了他们，为了所有遭到困难的法国儿童，我要继续战斗，从思想上保持“球不离脚”。“毒品，是一堆狗屎。”它发臭，它不是好东西，它会要人的性命。愿警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毒贩子发起进攻——搞一点小小的出击！我没有警棍，只有我的基金会和要说的话！在我生命的赛场上，有一幅用大字写明的标语牌子：“唯一能上瘾的，是体育运动！”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8 21:41:00

呼...还有最后一章就要完结了

热爱金属 · 发表于 2009-3-8 22:52:00

好强悍。！！！！！！！！！<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7.gif\" />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1 11:07:00

不得不说,普拉蒂尼确实是很出色的宣传家...<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40.gif\" />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1 11:11:00

最后一章里,他写了好多教大家怎么踢足球的东西...很好玩而且很详细...什么停球,带球,控制球...脚内侧脚外侧正脚背击球...等等等等...真的太强了,对踢足球有兴趣的筒子们可以研究一下呵呵8过,最后一章好长,我还没敲完...要再等两天<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5.gif\" />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1 23:18:00

...居然敲完了,提前完成任务,呵呵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1 23:18:00

37.米歇尔，告诉我，你的秘密是什么？值得庆幸的是，在这十五年里，我收到的信件并不都是来自绝望的青年之手。谢天谢地，给我写信的青年人所谈到的主要问题还是足球。尽管某些思想极为狭隘的人不高兴，我还是要说，踢足球是一种艺术！不折不扣的艺术，是“可与美术争高下”的艺术。贝尔纳·比沃（法国电视二台的著名文学专题节目主持人——译者注）毫不含糊的大声疾呼：“文学与足球完全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一向认为，他能采取这种立场，尤其是他以最后一次世界杯赛主要评论员的身份为我们这样大声疾呼，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他为我们足球运动员所做的一切，同他在电视专题节目“文艺评论”里为作家所做的一切是完全一样的。长期以来，足球运动员被人看成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受到了“社会精英们”的真正的歧视。然而，在剑桥和牛津大学却不是这样，那里的精英们每天都在搞体育运动以锤炼他们的身体，尤其是橄榄球和足球。这就足以让那些最后的、不肯改正的、反对集体体育活动的人闭上他们的嘴！集体体育运动首先是一种集体艺术！学习踢足球跟学习弹钢琴一样，同样要求努力和有自我牺牲精神。足球有它自己的音阶和练习曲。弗兰茨·李斯特在已经成为知名的作曲家以后，为了使自己成为当时最杰出的钢琴家，他每天仍然要手指上套着一定的重量在琴键上练习数小时。年轻的艾德森·阿朗特斯·托·纳西摩多，即后来世界知名的贝利，曾强迫自己用柑橘当足球来练习！这样一练常常是几个小时，几个月，一直练到柑橘服服帖帖听从使唤，象是粘在他的脚上，象是从他脚上长出来的一个听话的附生品一样！然后，他再把柑橘抛向空中，练习用膝盖，用前胸，用头去接住它，稳住它。就这样，他长期坚持不懈，一直练到柑橘掉落下来总是接得非常准，非常稳，皮不破汁不溢，一直练到柑橘总是无损如初！贝利就是这样成为球王的！没有他，足球运动只能给人一种“独脚跳跃”的印象！这是练足球的第一课。学习足球的人要想得到自己特有的技术，绝不能缺乏勤勉精神和创建性。他必须调动自己的一切，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学习复杂化起来，也就是说，要多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去加以解决。通过多问几个为什么来懂得踢球的实践，并且要抓住其中内在的最细微的差别，抓住构成完整艺术的细微的闪光。首先，由于70年代初期，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将对篮球运动员技术全面的要求引入了足球运动，由此引起了足球运动的基本变化，它不再是一种坑道站式的运动了。我始终记得在欧洲优胜杯的半决赛中，克鲁伊夫及其队友以4比1击败“不败的”拜仁慕尼黑的那场比赛。足球史上最优秀的守门员之一，塞帕·马耶尔曾长时间因此而发抖！他的球队碰上了荷兰队的倾盆大雨而遭到灭顶之灾！所以说，那种进攻队员单一进攻，防守队员单一防守的状况已经完结了。这就要求现代足球运动员要尽可能掌握全面的技术，尤其要有战术意识，运动员的机动性使这种战术意识变得极为重要。在赛场上，每个运动员在不同程度上都应是一个战略家。在赛场上，足球是以力量和智慧来取胜的。至于基本的技术动作，上面都已讲过了。许多教科书里也都谈到了。我自己在上文提到过的佩尔皮尼扬附近的圣·塞普里安，就带领过足球训练班，那是在我的体育公司——“大体育场”里，同我的伙伴亨利·埃弥尔一起举办的。我的基础“饮食”没有任何神秘巫术。我是从练习控制球与停球开始的。控制球并让它停住是足球训练的关键动作之一。因为，运动员是凭借它来接触球，占有球的。要想停球成功，应尽量将脚伸向球的前面，一旦接触到球，便立即将腿收回来，但速度不得比球的速度慢。这样，才能把球刹住，让它在自己的脚下不动。这有点象拥抱！用脚内侧来停空中球，是内行人的另一种做法。它要求脚生魔力！这种停球方式是要用脚内侧这个狭小的椭圆部位来收住从高处落下的球。如果时机成熟，便可以随即做出射门或传球动作。只要将腿抬得很高，支撑腿弯曲，便可以成功地做好这种停球动作，随后则应立即把球传给队友或者射门。第三种停球方式，是用胸脯停球。用胸脯停球时，两脚可以站在一个平面上，也可以一前一后分开。两腿必须弯曲，两胳膊自然弯曲，形成太师椅靠背一样的姿势。靠背本身则是人的前胸。球停在胸骨上，运动员渐渐后退。如果这时他的两脚是分开站着，则要将身体重心转向后边的腿上，这样可以弥补身体的不平衡。为了稳定地控制球，要挺起胸膛，但尤其不要向前倾抛，不然球会弹向远处。再来谈谈带球，实际上，带球就是“引球前进”。重复一句，在开始时，运动员可以一个人练，可设置一些固定不动的障碍来练习带球。粗略地说，就是用自己的脚控制住球并跑向对方的大门。首先建议：眼睛尤其不要光盯着球，不然，带球的运动员便无法注意对方球员的运动，无法注意他们来攻击而将球夺走。一般来说，向对方脚下控制的球发起攻击有四种不同的作法：用脚内侧去击球，这种做法可靠，但运动员动作较慢。用脚外侧去推球，这样可以使球猛地拐出去，但球可能太暴露而被他人夺走。用脚尖铲球，当进攻对手是正面笔直而来时，可以用这种方法。我将这种技术称为“偶然性”技术。最后是用正面铲球，主要是用在俗称为“耙子”的一种避免对方躲闪的战术。它可以突然改变球的方向或者将它钳住。这些基本的东西掌握以后，那么带球技术就要看各人的性格与兴趣了。带球艺术是一种做假动作、设圈套的艺术。没有任何两个运动员带起球来是完全一样的。贝利是“耙子”艺术之王，克鲁伊夫是“钩子拐球”之王，马拉多纳则两者兼而有之。我本人也有我的特点，是一种我所特有的，与其说是拉丁式，不如说是英国式的花招手段。当我要准备射门时，却装着是击球的样子，似乎我要把球传出去。这时，我又巧妙地把脚伸向球底下，嗨，打一个偏转，只需用脚尖就可以在对手的背后将球抢过来，继续行动。带球也是一种想象和启发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发明自己的带球方法。最后一个细节，你的眼睛所看的方向可以欺骗你的对手。无可争辩，头球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长。它在对方18码区边缘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它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需要付出更大的劲，因为运动员在跳起的同时还要用头来顶球射门，身子象弹簧一样挺成弯曲形。一跳到空中，运动员又要立即放松自己，以便用前额猛烈地去击球。在站地头球中，则只要把自己身子的整个重量移到后退，将身子挺成弯形，上身抛向前方即可顶球。头向前、两臂张开是基岗典型的头球姿势。为了把握好球飞出的方向，顶球者应睁开眼睛。这一点显然是基本的。在赛场上，用脚内侧踢球不是一种常见的射球方法，但是，很好地掌握这种击球方法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不至于造成自己的球队技术上有严重缺陷。支持腿弯曲，落地支持的一只脚要靠球近一些，为了保持平衡，左胳膊应伸出来，右臂贴着身子，膝盖向外拐，用脚内侧猛地向球打去，还可以将球“提拉”起来，轻轻地给它一个转动的力量，让它在飞行中转动。这种做法象网球中一样，很奏效。用正脚背击球的方法比较常见。它可以使对方最牢固的“筑混凝土式”的防卫解体。这种大炮式的轰击是毫不留情的，是射门的好方式，可以使由远而来的射手在接近球场顶端时添上飞翼。巴西球员里维利诺就曾用这种方式从场地中圈射进一球。当然，他的击球力量是异乎寻常的。这一远射，步子非常连贯，一气呵成，动作自然，不需要更高的技术！在这种射球动作中，支撑脚应正好站在与球平行的线上，脚尖对着射击的目标——球门，支撑腿要弯曲，左臂伸开以保持平衡。为了使射门力量最大，击球的脚向后抬起时要完全达到臀部的高度，脚尖朝地，从高处砍下来，然后，便是嘣吧一声，球落网中了。还有一个细节：如果想看到门球网在冲击之下绷紧起来，则不要忘记瞄准！剩下就是“草莓点心”了。这是观众心中珍爱的甜食，即凌空截球。在这方面，还是英国人捷足占先。不过，贝肯鲍尔、琼尼·瑞普、迪·斯蒂法诺或布洛欣内等人也并非脚在衣袋之中。凌空截球是最困难的一招，但很引人入胜。只要凌空截球成功，对方便很难挽救，除非守门员是象戈尔登、邦克或里维·亚希纳这样的号称“蜘蛛”、具有战无不胜的名声的老手。凌空截球一般的规则是：将凌空传来的球随即转变为射门。大多数情况下，球是从一侧传来的，也就是说从两翼传来的。这时凌空截球，就是要改变球的飞行路线，大约让它拐50°的角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击球的那条腿尽量抬高，去迎击飞来的球。球与脚相击的一刹那，身躯要转动，右腿膝盖向外侧，这样可以“盖”住球，使之成流线型飞出。接着，腿骤然放松，与球成90°的角，向球打去。截击球要求动作完全连贯协调，如果没有紧张的反复训练，千球之中能截击成功一球也是奇迹！这就是基本东西。如果没有对赛场全局的把握，这一切便没有什么用，或者没有什么大用。自从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把篮球的机动性与技术全面的特点注入足球以来，一个足球战术人员如果没有对赛场全局的把握，便是“没有司机的高速赛车”，是“用来吓唬飞鸟的稻草人”，是一个空壳！赛事的变幻是在赛场上发生的。这不是一种形象，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基本现实，否则，便谈不上比赛。踢球应该善于用腿用脚，也要善于用大脑。剩下的一切：踢些漂亮球，激起公众的热情，如此等等，都不过是浪花飞絮。运动员的“独奏独唱”，对于做出漂亮的动作来说，有时是有明显作用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整个比赛中，每个队员的思想里都必须注意场上其他队员这个整体。1970年世界杯赛中，巴西队跟意大利队的对垒战，固然有贝利在其中，他脚卷小小圆球，驰骋赛场，将对方五、六个队员“化为乌有”，但是，在他那几缕天才的闪光的后面，则是整个巴西队的传球技艺。小小圆球在它的队员之间闪来飞去，令人眼花缭乱。对手在防卫之中被弄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在我的整个足球生涯中，由于我的“球星”的名声，使我特别“招风”。因此，我既受到过最尖刻的批评，也受到过最肉麻的赞扬。人们尤其对我的“任意球”技术，更多称道。但是，如果20年后，2000年，年轻的足球运动员们在谈起我的时候，仅仅是说一声：“米歇尔·普拉蒂尼？那位任意球几乎无不成功的运动员？”那便说明我对足球没有多大贡献，那样就有点象今天人们谈到贝肯鲍尔时的情形了：“啊，对了，正是这位德国人善于用脚外侧球，每每杀开一条道路，不是这样吗？”因此，我从11岁开始，除了发挥自己的专长以外，还执着的坚持努力，要使我的足球球艺尽量全面些。首先，我强调各个位置都应是多面手。例如，1978年，法国队教练米歇尔·伊达尔戈当时尚不清楚究竟让我踢10号位，还是9号位。他询问大家的意见。当时仍荣誉满身的比昂托尼肯定地说我可以担任前锋。他言道，有人说普拉蒂尼需要有广阔的空间才能表现自己的长处。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他完全可以在“一块手帕”上踢好球。他在南锡时就踢过这个位子。雷蒙·科帕可能是法国同代人中最著名的运动员，以一个老队员的感觉，补充说：“普拉蒂尼踢前锋？我在很早以前就说过，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伊达尔戈做出裁定，归根到底，至少在法国足球队里，决定要由他来做出：“米歇尔可以踢前锋，这是当然的，让他做9号队员也是我长期以来不肯放弃的愿望。不过，今天这件事结束了，因为它可能会打乱全队的结构，因此，这个问题不再存在了。”我本人没有必要表示态度。正如比昂托尼提到的那样，我在南锡时踢过9号位，是代替他人踢的。但是，这时，最吸引我的位置还是前卫进攻的位置。说明白一点，由于我的射球手的性格，前卫便意味着我也可以在拉扎贝或贝托尔旁边寻找破门的机会。我为能够挑起这么一场小小的争论而感到自豪。就这样，由于我具有极大的机动性，致使教练也愿意我“有分身的本领”。我本人也切望能在好几个关键位置上都可以踢球！而且，事情比这走得还要远。我很快做到象一个演员一样，面对电影摄像机能充分了解自己的角色，不需要导演指点，也能完全自由地活动。由于享有这样的行动自由，我得以渐渐地改进了自己在赛场上应该起到的指挥作用。于是，我暂且将射球手的角色放一放，下功夫使自己成为“最后一传”之王，也就是说“传好能直接射门”的最后一个球。这样，只要球能进大门，我们便可以分享其喜悦。令人心旷神怡，这“最后一个传球”！如果可能的话，乃是向他人的一种“奉送”，是一种“自我牺牲”，是一种光明磊落的礼品！是赠给可能的“射球手”队友的礼品。我终于取得了“传最后一个球之王”的称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把速度、控制球、征服球的能力结合起来。自从我所谈到的荷兰人所做的改革以来，足球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因此，真正的足球大师将是那些能敏捷快速地利用球，又能抬头注视到全场状况的人。这是显然的。阿尔贝·巴德，这位法国著名的足球专家，1980年1月在分析我赛场控制球的情况时说：“米歇尔·普拉蒂尼只要触及到球，他的行动天地便变成了一种磁场！在这个磁场上，一方之希望与他方之惧怕交炽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即使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他控制球的魅力及引起的悬念仍然能起很大的作用。1972年当我第一次在南锡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由于缺乏经验也不够成熟，但他的这种魅力从一开始就起作用了。不用怀疑：这是一个无人相比的‘尖子’。”巴德的赞扬也证明我在赛场上协调全队的行动方面是成功的。“无人相比的尖子”，显然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成分。因为每一块金牌都有自己的反面，而且特别锋利扎人。当一名运动员达到“无人相比的尖子”的时候，竞争则将其他人置于压力之下，他们随即便会成为一个“要打倒的人”，成为毫无顾虑的“防卫者”们最爱攻击的靶子。进攻队员的位置，自然意味着发起进攻。边锋在跑动中是最容易攻击的目标。我多次看到多米尼克·罗什托在对方防卫队员毫无顾忌地把球铲向线外的情况下，常常能做出漂亮的飞跃动作。另一个人们最喜爱攻击的目标是严密控制球、带起球来不给防守方任何机会的运动员。不管是保罗·罗西，还是雷森布瑞克，他们都常常迫使对方犯错误。射球手常常在罚球区附近会受到对方的粗暴对待，他也可以促成对方犯错误，由此而获得罚任意球或罚点球的机会。我从未见到过杰尔·穆勒对所有的进攻都给以抵抗。他象雄牛一样矮小结实，常常象吸在地上一样。当他反转身来射门时，对方最佳防守阵营也为之慌乱！因此，他也就成了“要打击的人”，对方球队的教练常常要求自己的队员对他“严加防守”，因为，他是自己队员的引头人，是进攻行动的组织协调者。我要坦白地说，我在赛场上起协调作用的几年中，曾多处受伤。这也给了有些人以口实。他们说，我的体质脆弱是我的一大缺陷。在这个问题上，克鲁伊夫是否也遭到荷兰人的批评呢？我不认为是这样……不过，我多次受伤是相当令人难忘的。第一次受伤是1972年在南锡，踝骨两处骨折。第二年我的右手受伤。这次受伤使我很扫兴，因为我不能跟法国业余足球队一道去太平洋进行巡回赛了。1974年3月，我的左臂又有两处骨折。1976年4月我做了左膝盖半月板切除手术……艰难哪！艰难哪！不过，与以前跟我有过同样情况的运动员相比较，我重返赛场算是迅速的。1978年在王子公园举行的法国杯半决赛中，我以头球夺得一分赢了这场球，但是在击球时，我的脑袋撞上了特雷佐的脑袋。马斯尤斯的脑袋太坚硬，我却因颅外伤而住进了医院！三个月后，我的右手又一次受伤。不过，受伤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最愚蠢的一次，还是在圣太田的一次比赛中，没有任何对手来触及我，我却自己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引起了三处骨折：右踝骨，腓骨和踝关节……“我这工蜂的踝骨”啊！真够倒霉的！从1972年至1979年，我一共八次住院，跟茹斯特·方丹和勒内·维尼亚尔的纪录相等。他们上外科手术台的纪录也让人向往！奇怪的是，自从我加入尤文图斯队踢球以后，我的厄运却停止了。意大利足球从来不搞模棱两可：要么是，要么不是，要么去适应它，不屈不挠地承受其打击，要么倒下完蛋！那就是狼狈逃窜，那就要“再见吧，足球！”我在都灵最后一个赛季结束时，得以宣告“在意大利踢足球一年等于在法国踢10年”！在那里，为了承受比赛的气氛与艰巨性，我精神上和体力上也都硬起来了。我有了一个“保护层”，对对手球员脚下的打击以及某些尖锐批评都不想过于认真！我父亲阿尔托·普拉蒂尼，他也是我的老师，是我应把自己的成功归于他的唯一的老师。1972年，我在梅茨足球俱乐部未能通过体格检查之后，他就提醒过我。于是，我当即做出决定，既然梅茨不需要我，我将到南锡队去踢球。几个月后，父亲也放弃了他的教师的职位，离开了在圣·埃绪佩里的家以及他在热福俱乐部的朋友们，来到了我的身边。当时，AS南锡队在50公里以外的地方。我父亲担任该队的教练。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17岁的孩子，正在跃跃欲试。这年6月21日，我进入了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行列并作为球队的第12名队员参加了对瓦朗斯足球队的比赛。父亲曾告诉过我：在赛场上，只要有拼搏，就不得再有幻想！“从你那飘飘然的云层中走下来，你不再是在圣埃绪佩里街上踢‘世界杯赛’了，你也不再叫米歇尔·佩雷亚托尼了！”现在，当我回顾自己的历程，回想起我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并与现在的经验相比较时，当我刚刚挂靴停赛回想起这一切时，我感到眩晕。我知道，一切都没有白费，丝毫没有白费！那数千小时的训练，追求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那从最初几场受伤后得到的成熟与老练，一切都没白费，确实没有！当我第一次跨进赛场，与瓦朗斯队比赛时，幸好还不知道以后的15年中我将遇到多大的困难，又会得到多大的乐趣。要是我当时就知道这一点，也许我会害怕的：害怕遭到那么多的“打击”，害怕承担那样大的责任，害怕失望，害怕达到高峰时又明明知道马上就要结束这一切！而今天，确实结束了！但是，拉幕！让属于公众的节目永远永远继续下去！从前，在圣埃绪佩里街头，在热福城里，有一个……

Lothar · 发表于 2009-3-11 23:41:00

谢谢小星星!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啊.

superkroos · 发表于 2009-3-12 06:39:00

<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7.gif\" />来个马特乌斯自传

VeltinsArena · 发表于 2009-3-12 11:06:00

顶

轰炸机1970 · 发表于 2009-3-13 00:03:00

流星梦真不容易啊我可没有这么好的耐心<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3.gif\" />

一颗流星的梦 · 发表于 2009-3-13 12:28:00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superkroos在2009-3-12 6:39:00的发言： <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7.gif\" />来个马特乌斯自传</div>你只要能找到小马的自传, 我就能敲上来,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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