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皇的《半世球魂》。终于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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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face=黑体 size=5>第五章 情海沉浮</FONT>------<FONT size=4>我能经受情场多少次失败？</FONT>
　　退路已经不复存在，行装已经打点入箱，家中的一切都已变卖精光。剩下的只是我，只是这所曾经属于我的房子的客人。我站在露天阳台上，举目向几天前还是花园般的院子中看去，只见那里停放着挖土机、推土机；　破土挖沟挖出来的泥土，零零落落散在院子里；建筑用的沙石，一堆堆小山似的土堆放在原先碧绿的草地上。真是满目荒凉，惨不忍睹啊！
　　这也是我此时此刻心境的写照。
　　如果说：“中年生活是危机”这个说法已经不再时髦，那么对我来说，则是在贴切合适也没有了。
　　这是１９７７年５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情况特别糟糕。白天，是一个温暖的初夏之日，太阳高照，天空蔚蓝。在夜晚降临之前，慕尼黑上空吹过一阵热风，使夜晚的天空更是万里无云，碧蓝的犹如涂了一层发光的油漆。
　　但是，人一生中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你会把自己的一切像过电影似的细细琢磨一遍：你做出的决定是对还是错？你现在放弃的一切，以后还会再有吗？你未来的新生活真的会像你想象的那般美好？尽管你对这些问题早就做出了回答，并且感到深信不疑，但就是无法摆脱那种不安和悲哀的思绪。
　　春日的温馨，鲜花的花香，从院子里飘来的花香，是我的不安和悲哀越来越厉害。这种无可名状的失意，既令人感到可怕，又无法驱走排开。在这种失意的折磨下，我只希望当我第二天性来的时候，自己已经远走高飞，身在异乡。
　　在最后几个小时过得真像一出荒唐的闹剧。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布里吉特、我、斯旺和一个新闻记者。我们与这位记者已有多年的交往，我们不想拒绝他的采访。它是一家画报社的记者，想写一篇连载文章。当然是独家发表的文章，通过布里吉特口述的方式来写。我本想阻止这样做。我有我的理由，他有他的钱，不，是出版商的钱。我们公用了４个小时时间进行商谈。后来布里吉特放弃了独家采访及其报酬。开始时讲的是２万马克，后来增加到６万马克。也许，这家画报社觉得付这么多钱还是值得的。文章的题目已经拟好：“布里吉特.贝肯鲍尔：我们的婚姻真相。”
　　如果夫妻俩分手，给每个人都会留下创伤。在这种创伤愈合之前，会有三种真相：妻子的真相，丈夫的真相和真正的真相。许多时间之后，一旦不再有痛楚，不再有悲伤，一旦那高傲不再受到伤害，那时一个人就会变得诚实，就会停止将责任推给别人；一旦每一方不再将造成婚姻破裂的原因看成是对自己的责备，这是一个人终于已经接近了真正的真相。
　　在我２０岁的时候，我们已经相识，一年后，即在１９６６年世界杯赛之后我们结了婚，我们像其他年轻夫妇一样深信：这是莫大的幸福，而且是百年之好，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米夏埃尔和斯特凡。后来我们又接受了我年轻时同一个女友所生的孩子：托马斯。当时，我还不满２５岁，但已经肩负着五口之家的重任。
　　有时我会细细翻看那个时期所拍的照片，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我自己当时看起来也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今天我才知道，那时我还缺少许多东西，孩子们在我的身旁显得很不相称，而我当时却对此毫无察觉。我自己还需要体验生活和积累经验。我常常想，我一定携带了许多因该承担的责任，我也一定是去了许多应该得到的欢乐---只有孩子才会有的欢乐。我当时想做一个好父亲，而我担心我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当好父亲。
　　我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许多优秀球员都未能摆脱的道路。我想起了曼弗雷德.卡尔茨、尤普.卡普尔曼、诺伯特.诺伊布、鲁迪.弗勒尔、洛塔.马特乌斯、托尼.舒马赫等人。
　　在几乎所有的职业中，没有一个能像踢足球那样，有那么多年轻的男子，在那么年轻的时候，赚那么多的钱。一个人几乎在他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的时候，已经可以需要什么就买什么，为建立小家庭而随心所欲。它不需要在几年时间里省吃俭用，到处奔波寻找适合的住房，为买家具而去贷款。他有了结婚的物质基础---当然我指的是名副其实的结婚。他希望能尽快地结婚。只好，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在６０年代下半叶的时候。
　　几年前就已经有了避孕药丸，性革命也已达到了它的高潮，主张性解放的思潮已经开始。我们足球运动员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明星。当然不乏冒险家，我们像其他年轻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离艾滋病这个词和“台艾滋病色变”还相当遥远的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会使你感到幸福，或者使你特别感到自豪。这是些稍纵即逝的生活经历。你需要的是别的东西。你对自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和经济上能够有如此众多的收益，你对自己成了名人，成了受社会欢迎的人，高兴和愉悦自不待言。你要想让别人来分享你的喜悦。还有，当你参加了一场重大比赛之后，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因为比赛是那么艰难，而你却获得了特别的成功。你希望同另一个人一起来享受你的这种情感。这个人，你的父母不能替代，兄弟或任何一个朋友也不能替代。这种喜悦的分享和情感的分享是一种亲近，一种温馨，一种温柔。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那么多足球运动员早早地结了婚，简直可以说是太早了，就像我一样。但是，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还太年轻，对婚姻、对教育孩子你们还不成熟，我们中部会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有经验的人会告诉你，在１８至２５岁这个年龄的人想要的是什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只能管管你自己。你相信的只是自己已经成了名人。至于你为此还缺少些什么，这要等到很久很久之后你才会明白。
　　踢足球这个职业并不特别适合于结婚。你得像商人一样东奔西走，到处奔波，每个星期总有几天是在旅途中。参加本地比赛，我们最迟就得在星期五住进特格尔恩湖畔的巴赫迈尔旅馆；外出比赛，我们则常常要到星期天晚上很晚才回来。因为总要在什么地方加赛一场友谊赛。另外，还有二州三大杯赛、为得到“黑色外快”而进行的半球巡回赛和国家队的比赛。有几年时间，我每年都有200多天不在家中。在开始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你也不想注意到：夫妻间已经疏远、陌生了。布里吉特感到太孤单，孤单的时间太多了。她有她的兴趣，是我的兴趣不能替代的兴趣，可是我不能也不想同她谈谈他的这种兴趣，或者说是爱好。我们俩经常自问：这还是我所爱并与之结婚的人吗？我还愿意同他（她）度过自己的一生吗？而且，这样的问号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终于有一天，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做出了最后的选择。这是我未经周密考虑后的选择，也是我不愿意做出的选择。我们夫妻俩在一起不再感到快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功能不错的利益群体。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迪亚娜.赞德曼。她是个摄影师。当《世界报》上刊出七行花边新闻时，我不知道怎么的心里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同迪亚娜相好已非一日，迟早总会暴光的。
　　我得出了一条经验，这也是所有的丈夫同情妇在一起得出的经验---只有那些特别能熬，对什么说谎和没有良心都无所谓的丈夫不在此例：这种快活与在家里的不同。那种双重的生活，那种虚伪，那些不是理由的借口，还有那种负罪感，他们会把你榨干吸尽。
　　当我不再能够，也不再需要说谎骗人之后，我心里感到轻松和高兴。
　　布里吉特和我达成了一致：我们还是分手为好；我去纽约，我的孩子们和布里吉特去瑞士的萨尔内，离慕尼黑远远的。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和布里吉特不再需要面对有关我的种种非议，不再需要为听到、看到贝肯鲍尔这个名字而感到难受。本来，她们也可到别的地方去，但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让他们到那里去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也在瑞士萨尔内报了户口，以便我在那里交纳我的所得税。我对１９７７年１月税务稽查这样的肆意袭击对我的私生活的被公之于众，真可以说是怒不可遏，我发誓再也不会让巴伐利亚州的税务官员碰一碰我的钱。这次起誓，也是我从那以后不再住在慕尼黑的原因之一。我的失望，我的愤懑，不仅发自内心，而且历时长久。今天，我可以对我这种举动付之一笑，但我不会再搬回慕尼黑去了。
　　从１９７７年夏天开始，布里吉特和我是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之中谁也没有考虑过离婚的问题。我不想再结婚，布里吉特也一样。另外，我也怕我们离婚后孩子们觉得我不再关心他们，不再同他们来往，甚至是把他们赶出了我的生活。他们已经够多灾多难的了，我不愿再给他们雪上加霜。在开始的几年里，迪亚娜同我的关系总有点紧张，有时也会怄气不开心。我感觉到，这种紧张主要是缘于我的孩子们。后来，他们渐渐长大，到了慢慢不依附父母的年龄，我的内疚也渐渐减轻，但我同迪亚娜的关系和共同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显得负担过重，所以也就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我又一次有了艳遇，她叫西比勒，是德国足球联盟的一个工作人员。人有时候真怪，碰到了某个人，心里竟会有一种好像是太阳冉冉升起的感觉。我看到西比勒时，就有这种感觉。可是后来的四年却平静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像个高中生一样，对初恋兢兢业业，可结果等于零。四年以后，正当我打算放弃的时候，西比勒终于愿意和我一起外出逛逛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发展都显得非常缓慢，但并不保密---我们也不想保密。而且，我本来不喜欢同德国足球联盟多打交道，除了迫不得已的交往之外几无联系，可是突然之间，我一天里要打２～３次电话去德国足球联盟，这当然要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做了解释，以澄清问题，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于是，有人将我弗朗茨.贝肯鲍尔重新谈情说爱的消息传了出去，而且也传到了《万花筒》画报社。这家画报当时以专门披露内幕消息而著称。尽管我同这家画报社的出版人胡贝特.布尔达博士的关系挺好，在我结束我的足球生涯的时候，他请摄影记者安迪.瓦尔霍尔为我拍了照片，并送给我一张，但是某些新闻媒介有他们自己的办事准则，有他们独特的办事方式和方法。《万花筒》画报社的记者们一定要拍一张西比勒和我在一起的照片，而且是第一张这样的照片。结果弄得我非常狼狈。我乘车从基茨比尔感到慕尼黑，在从慕尼黑坐飞机到法兰克福，在旅馆中等着同西比勒见面。摄影记者们则埋伏在她家门前。我在旅馆中白白地等了她一场。当时，我们还不想让我们作为一对新的情侣在公众前亮相，我们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况且西比勒是有夫之妇，而我则同迪亚娜公开同居着。
　　西比勒和我当时都不急于发展关系，我们都在努力公正合理地解决同各自伴侣的关系问题。当我同迪亚娜最后一次见面话别的时候，我又成了追踪的对象。有人拍了照片，拍的是她坐进我的汽车、我坐进他的汽车的瞬间。对这种做法我简直升旗的无话可说了。我只想要西比勒，我只想要安逸太平。
　　后来，西比勒终于答应搬到基茨比尔和我住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始终也没有拍成。我们隐居起来了。如果我们一起外出，那么我们只去那些保证我们不能被拍到的地方。时间一长，这就难以办到了。说必定什么时候，碰巧会有记者遇到我们给拍了照。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他们那么急着要西比勒同我在一起的照片，那就不应该是偷拍的，而应该是光明正大在公开场合拍摄的，而且要收取报酬。我把这个想法对罗伯特.斯旺说了。他说：“对！弗朗茨，我们就这么做，应该好好导演一下，而且也要好好地敲他们一下，我们要价１０万马克，不，２０万马克。”
　　我听后大吃一惊说：“你是不是在说胡话，谁肯出这么高的价？”
　　斯旺说：“你等着吃惊吧！”
　　后来，真的就此事进行了谈判，好几家报社都要分享刊载照片的权利。我们宣布“野皇帝”山脚下的一间牧人小屋是我们的爱巢。照片拍得不太好，像是低劣的明信片照。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日子就太平了。报纸上登出了我们的照片，我们付给了我们12万马克的报酬。同以往一样，这是用痛苦换来的钱，通过牺牲我们的私生活而换来的收入。而且，这会得到报应。
　　自从布里吉特分手的11年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再结婚。如果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而你不能抓住这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便是人生最大的失败。我可不想再经受第二次失败了。可是，当有一天早晨，我在基茨比尔突然醒来的时候，心里涌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我对我们的将来充满了信心，过去从未有过的信心。于是，我同西比勒---她还迷迷糊糊没有完全苏醒：“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就这样，我们饿着肚子达成了结婚协议。
　　幸福是我深信不疑的。布里吉特曾一再对他的朋友们说，她之所以不愿离婚，是因为想防止我继续做错事。但她也做好了准备，正式地结束我们的婚姻。1990年1月我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同年4月，西比勒和我举行了婚礼。终于，所有曾经控制过我的不安、疑虑和恐惧都烟消云散、荡然无存。1977年，在我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也作为一个普通人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一再地问自己：这次也会是幸福的吗？
　　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你平时踢球总踢得很好，或者即使在情绪不好的日子里也总比别的球员踢得稍好一些。这一次你是不是又踢飞了？或者你应该继续这样踢下去？或者这一次又是一个失误？
　　当我的美国冒险之旅开始之际，我的心里一直到翻滚着这些问题。
　　出了信奉天主教的神甫，不管是谁，不管你是财务官员、歌剧演员、农场主、画家、信使、汽车修理工，或者是大学生、教师、医生，还是饭店跑堂，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只要是人，都要有性生活。至于怎么过性生活，不会有什么人感兴趣，也不会有什么人对此去做持续不断的专门的科学的调查研究。只是对运动员是个例外，某些理论家们认为运动员的性生活永远是个头号话题。我敢打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一定又会有记者写出一篇有关性爱和运动成绩关系的轰动一时的文章来。那么，我准能赢。这一次是以色列的科学加上了阵。他们断定，比赛前的性生活对女运动员有益，性欲高潮可以提高其主动意识，从而也可以提高运动成绩。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库特.杜晓尔斯基所著的一本书中说的话。逐字逐句的原文我已记不清了，但其内容我记得很清楚：“整个过程众所周知，大多只需要几分钟时间，这是生理上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因为这几分钟，真个世界却被弄得神魂颠倒。”
　　还有什么比运动员的性生活更特殊、更重要、更非同寻常呢？
　　当然运动生涯是以躯体为主的，但他们不是什么性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与女人的关系是新闻媒介镜头中一个吸引人的热点。任何人，只要他具有从事其职业的体格基础，只要它能通过训练和精心保护得到这样的体格基础，它首先就会有一种外在的吸引力。体育运动，绝大部分意味着美。力量吸引美人，这个公式尽管听起来有点单调乏味，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带着躯体意识生活的人，会感到被同样精心关心自己的健康和保护自己的外表的人所吸引。一般来说，运动员夫妇特别渴望过性生活，所以对新闻媒介来说就特别具有代表性。也许，这会促进人的被夸大了的内心的新奇欲望，因此，这也许是为什么每一步都被测试探究，看看婚外性生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在联邦甲级队正常的生活中，不再会有什么艳事丑闻了。球员们星期五来到训练营地，星期六晚上，最迟是星期天，他们又回到了家里。过去扎营在旅馆里的那些女郎早就走出了旅馆。供应的一方依然存在，缺少的只是需求的一方。在联邦甲级队经历了最初几年的粗野之后，球员们都认识到：金屋藏娇，要担心被人发现，实在伤透脑筋，所以是不可取的。在艾滋病蔓延的时代，这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
　　有问题的是那些被怀疑长期与同一个女人交往的人。性问题只是那些几个星期里不愿或不要发泄的年轻人所特有的问题。墨西哥世界杯赛之后，哈拉尔德.托尼.舒马赫写了一般题为《开场哨响》的书。他在书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谈到了性的问题。他问：“为什么不可以把做这种生意的漂亮女人请来呢？”“埃吉迪乌斯.布劳恩，或者是另一个管理员告诉我们，旅馆酒吧里坐着十几个漂亮的姑娘，谁愿意，只要去看上一眼，或者就能有中意的人，或许没有……事后打上一阵盘尼西林就行了。这样的性满足带来的唯一冒险是：到家里会没有好的脸色看……要求他们几个星期禁欲，这是不人道的，可谓对人的本性的施暴。最理想的解决办法也许是提供‘性服务员’。”
　　我引用了舒马赫的这段原话，目的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性这个话题不仅对新闻媒介，而且对运动员本人也具有吸引力，使他们做出种种荒唐的想象。或许，这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荷尔蒙积聚的过程。球队大本营难道是逍遥宫的一个部分？荷尔蒙的控制难道也是球赛准备阶段的一个内容？对舒马赫建议的“集体性服务员”也许要通过德国足联的附加开支帐户来付帐？报纸上会用什么样的标题，公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我完全可以想象的到。
　　墨西哥世界杯赛之后，有几个球员带上了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但大部分球员还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庭。由于来回奔波非常劳累，还有气候的变化很大，所以球员们难以照料孩子，其他的家庭责任当然也由于不在家而不能履行了。生活伴侣随队这一现象，尽管在球员之间没有产生什么意见，但毕竟看起来是一种另人感到遗憾的小小特权。
　　意大利世界杯赛期间，这一点做的不错，做到了皆大欢喜。在德国足联，老的规矩早就取消了。在1974年世界杯赛那个时候，随队家眷不能参加最后的告别宴会。现在则不同，这一条早就不执行了。让德国足联同意在联邦甲级队大本营的附近为球员们的家眷租一家旅馆根本不存在问题。在德国准备世界杯赛的时候，就已经有“家庭假”。在意大利的时候，球员们也有足球以外的空闲时间。这也是后来报纸上出现：“谢谢，弗朗茨，谢谢这充满情爱之夜！”这样的标题的来由。
　　好象给人得印象是，所有的球员都这样想：现在我们要好好地发泄一通，明天开始又要过和尚一样的禁欲生活了；而家眷们随队同行只是为了履行过去所说的“婚姻职责”而已。当然，谁也没有奢望夫妻双双拉着手为着科摩湖边走边聊风景之美。但在历时几星期之久的世界杯赛比赛期间，我们所缺少的首先不是性生活，而是别的东西。即使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只有我们大家为此而一致努力，这个目标才是可以达到的；即使我们决心避免任何扫兴的事发生，因为这会使争取成功的努力付之东流---但是几个星期从早到晚总看这么些老面孔，这种考验也未免太残酷了。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会相信：所有该谈的话你都谈了，所有该问的你都问了，所有该答的回答你都答了。这一切都在一个只有男人的世界里进行的。这个世界的特点是：力量和竞争，讨论和有点粗俗的玩笑。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渴望换换环境，都想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对身边的人，尽管并不陌生，或者甚至是朋友，但就是不想对他畅诉胸怀。大家对谈论足球以外的话题感到高兴，对表示爱慕的抚摸感到是种享受。毕竟在这几周时间里，大家得到的只是队医的按摩，或者在比赛中拼抢的时候的身体碰撞。
　　突然之间，你会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微笑，一种温柔，一种温馨。当他们紧抱孩子的时候，当他们与伴侣拥抱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男人世界里没有的东西。在意大利，我终于领悟到，对一个球员来说，这种欢愉是何等的重要，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犯了多大的错误呀！对舒马赫的想法，世人是多么的不理解呀！性不是头号话题。而“谢谢，弗朗茨，谢谢这充满情爱之夜！”完全是无稽之谈。真的，事情与此无关。
　　运动员不是无法克制性欲的病态性欲狂。他们与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至少同那些对自己身体的健康和活泼有正确认识和在此基础上能够通过自己的躯体获得满足的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性是一种不会让人从早想到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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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六章  情系美国</FONT> ------<FONT size=4>我重新又回到了起跑线上</FONT></P>
<>　　纽约映入我的眼帘，它就在我的脚下，我面临着一种新的生活。
　　波音７４７大型客机徐徐着陆。
　　房屋渐渐地变得又高又大。世界贸易中心，帝国大厦，克里斯勒尔大厦。
　　我来到纽约已经有好多次，但所见不多。我知道的那些，仅仅是从书本上读到的。哈莱姆、曼哈顿、长岛、中央公园、百老汇，这些名字并不说明我对这座城市有有太多的了解。
　　弗兰克.西纳特拉的《纽约，纽约》曾经是我喜欢听的一支歌曲。
　　“如果我能在这儿做到，我同样也能在别处做到。”
　　我还想得到什么呢？在这儿，或是在别处。
　　德国冠军，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世界杯冠军，欧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应有尽有。
　　我赢得过这种种荣誉，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我还不到３２岁就获得了许多荣誉，但我获得过最高荣誉吗？
　　来美国踢球，这难道是一次新的挑战吗？抑或是我贝肯鲍尔向足坛做漫长告别的最后一站？
　　我满腹狐疑。我得在美国的足球场上闯荡四年。
　　我真甘愿这么俯首帖耳吗？
　　现在考虑此事为时已晚。当时就是在这曼哈顿的司基拉因广场前作此决定的，那时正值复活节，我乘在一架直升机里。那恰似我的处境，悬在半空中，我双脚离开地面，重新又回到了起跑线。
　　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下机后沿着铁栅栏走去，绕过一个个弯道，终于来到了出关检查口，牌子上写着：“移民局”。据他大约三米远的地上划着一道白色的线，足有足球场上禁区线那么宽。站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两只眼睛老是盯着那条线。要是你站的那怕是只超过白线一个脚趾头，就会有一道惩罚似的目光向你射来。
　　过去曾经有过多少人等在这下面的关口前，面对着移民局官员。他们孑然一身闯到美国，除了劳力和智慧，身无分文。他们脱离了贫困，满怀着希望。他们梦想着天堂：美国。
　　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不怀有任何希望，家庭已经破裂，在体育竞技方面我不能再指望有所作为。过去的功名荡然无存，没有生活的意义，没有家乡。我在慕尼黑度过了３２年。童年时期无忧无虑，青年时期充满激情，成人后生活中高潮迭起。
　　难道慕尼黑就是我的故乡？
　　我问自己：我需要故乡吗？故乡究竟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报上读过一个佛里斯艺农民对故乡两字所作的定义，他说的言简意骇，读了使人难以忘怀：“故乡就是人们不愿意离开的地方。”我无论如何要离开慕尼黑，并不在乎这座城市对我意味着什么和我在那儿的经历。我曾经多么想去啤酒园潇洒走一趟，然而这种念头我早已抛至九霄云外。等我为球迷们一一签名完了之时，啤酒已微微变温，而饭菜却凉了。诚然，成名会使你感到十分高兴。你不承认这一点，那是撒谎。名扬四海也属于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与那些陈列在那儿供人观赏的明星无多大区别，因此扬名确实也有其必要，名声越大，收入也就越高。默默无闻者，无人问津，无人同他洽谈生意。但是在这儿并非每个人都认识我。如今我要定下心来重新安排生活，不像老是在报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文章。我要隐姓埋名，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不时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受人监视，以使我变得十分过敏。在这里我逛大街，上餐馆，游公园，不会引人注目。我思忖着，在纽约我一定能这么做。不来纽约，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去呢？
　　我立即得到了证实。
　　终于我可以跨过那条白线，向那位移民局官员出示护照和证件。他问我：“你为何来美国旅游？贝克……，贝肯先生……”它只是重复了一遍，之后没有再向我发问。
　　当时我的英语还相当一般，我勉强地回答：“我是来美国踢足球（football）的。”
　　他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似乎不敢相信我的身材能搞竞技运动，“你肯定吗？”
　　我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Football指的是衣橱里的一种玩物，它指的不是通常的英式足球。“很抱歉，我时来踢足球（soccer）的。”
　　接着他象是“喔”了一声，但这还不能说明他对我有任何了解。我立即从中领悟出了一点：既没有能发对贝肯鲍尔这个名字的音，而且也没有人认识它。去谈论美式足球还是英式足球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抵达纽约的消息于第二天，即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５日，见诸于报端。它刊登在《新闻日报》的第９２页上。这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
　　来美国踢球我不抱有任何幻想。足球在美国是一中新兴的体育运动。她在人们喜爱的体育项目名单中，远远地列在美式足球、棒球、篮球、冰球、田径多项运动之后，而且期间有好长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开展。人们在德国听到的舆论可以归结为一点：大量的观看，大量的杂技表演，从运动学角度看，没有任何价值。
　　关于我转战来到纽约的报道纷纷扬扬简直可以编书成册。１９７４年对世界冠军贝肯鲍尔所花的笔墨还不及目前对这个难民的报道。
　　我面前放着五页有文学评论家赫.卡拉塞克纡尊降贵在《明镜》周刊上撰写的文章。我认为在他文章的开头可以再加上那句我在１９７５年出版的《像我这样的人》一书中说过的一句话：“美国对我漠不关心，美国人根本不懂足球是怎么踢的。”可悲啊，真可悲……
　　卡拉塞克是一昏暗阴郁的笔触来描述我未来人生旅程的：“５月２９日，当地时间下午２点，他将在佛罗里达首次上场，与特姆帕.劳迪斯队进行比赛。树荫下的气温几近４０度，球场是人工草皮铺成的。马克.阿斯特洛图夫带领一支来自１１个国家的淘金者拼凑而成的球队参赛：皇帝在美国。自从亨利四世再加诺沙的雪地里行走致使双脚受伤，路特维希二世精神错乱地在施塔恩贝格湖里游过泳以及威廉二世在流亡荷兰期间锯过树木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陛下甘愿像弗朗茨皇帝那样从民族的意识出发沉沦到如此深的地步。
　　在该文的最后一页上，卡拉塞克援引了我在一次采访中说过的一句话，并以一个阴森可怕的结论作为文章的结束语：“‘我害怕，’贝肯鲍尔如是说，‘害怕即将来临的空虚，你将掉入空虚，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拉塞克说道：“在德国，或许有人会这么猜测，他早已在诺大的足球场上流露过对这种空虚的害怕。他远涉重洋去投奔他乡或许会使他痛失良机。作为体育界和社会公众的偶像，他本可以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大红大紫的人物，然而他宁肯步科特弗里.克拉姆或是马克斯.施梅林的后尘。”
　　皇帝来到新的世界，开来这一不可阻扰地成为弗朗茨.贝肯鲍尔的下坡路。所有的文章内容与此雷同。这是对一个虽还活在世上但已被人遗忘的人得悼词。他不再愿意疲于奔命，正从传统的歌剧滑向轻歌剧，从严肃的体育转向娱乐性体育，丢弃正规的联邦甲级联赛，而仅仅是去拨弄足球。
　　赫.卡拉塞克向我描述的淘金者都已不再是年轻的悍将。当然我们不会像波鸿足球队或是凯泽斯劳滕足球队那样全力以赴拼足９０分钟。排名总是忽上忽下。即使全力拼搏也不见得会使美国人高兴。能使他们高兴的是美式足球。对于一种完全不用手进行比赛，可以通过技术，通过完美的控球去使他们兴奋。而陆续加盟宇宙队的将士们都拥有这种技术，他们是意大利人吉尔乔.西纳格里亚和蒂诺.威尔松，巴西人卡洛斯.阿尔贝托和曼林霍，南斯拉夫人波基塞维克，伊朗人伊斯肯特里安，荷兰人内斯肯斯和里斯贝尔根，葡萄牙人塞宁霍，英国人戴尼斯.杜阿尔特等等……他们中还有球王贝利。
　　谈起贝利，我几乎因为他成为一个与足球无缘的人。１９５８年我在电视里观看了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杯比赛，我欣喜若狂，同时也十分恐惧。他当时才１７岁，只比我大四岁，他的球技让我无法置信。我当时也掌握了一些踢球技巧，与我们比赛的青年队里，无人能与我匹敌。１２岁那年，我在一个赛季中踢进了１０１个球，有一次以２５：０大胜对手时，我独自进了１７个球。但是贝利取得的成绩，看来我只能望尘莫及。“忘掉足球吧，”当时我这样想，“你永远不会踢得那么出色。”
　　贝利原先已经挂靴告别足坛了。１９７１年他最后一次代表巴西参赛，有１４万人在马拉加纳体育场为他深感悲伤。全国各地的神甫敲响了教堂的大钟。一个国家的人民流着眼泪，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们伟大的儿子告别。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美国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盛情难却，而他在那儿参加的第一次比赛几乎成了他最后一次的比赛。
　　当时宇宙队在兰德尔岛上参加比赛，球场上的草稀稀拉拉，枯萎成黄色。贝利参加的这第一次比赛按原先规定应该是第一次电视实况转播，这是一件引起轰动的大事，理应让观众欣赏到那五彩缤纷、赏心悦目的场面。为此将那些少得可怜的草用喷雾器喷成了绿色。电视画面华丽多彩。观众对比赛颇为满意。直到贝利在球员休息室里脱下球袜，宇宙队员人人高兴，个个快乐。贝利在胸前划十字祈祷之后，呼喊着他的私人顾问曼赞教授的名字，高声抱怨说：“看，一切都成了绿的，我的脚都快要烂掉了。球场真是着了魔。我们立即回巴西吧，在这儿我不踢足球了,一分钟也不踢。”
    他这么说是当真的。巴西人信奉宗教，他们的先辈害怕鬼神的神秘信条在他们的下意识中存在着。一直到有人拿来一桶水，帮他洗净脚，告诉他为什么要把草染上颜色之后，贝利才安静下来。
　　贝利来美国之前，宇宙队处境不妙。该队属威尔纳电讯公司，每当球队登场比赛，看台上只有二三百观众。最近我在报上读到过，该队主席斯坦弗.洛斯是全美报酬最高的经纪人，他亲自给球员分发毛巾。两位音乐界的名人阿米德和尼苏希.耳特根作为同事辅之左右，形影不离。他们三人相信足球会有前途，并试图让我相信他们言之有理。他们派当时的教练戈登.布拉德利到拜仁慕尼黑，说是去进修，事实上他每天在试图向我灌输去纽约的意图。１９７６年圣诞节，宇宙队俱乐部主席克利夫.托伊亲临慕尼黑，煞像个幕后策划者，后来到幕城郊外会面。他多次更换汽车，以免引人注意。向我提供的条件不错，但我迟迟不敢首肯。１９７７年复活节俱乐部邀请我去纽约，条件比原来的稍微好些，然而我的个人问题和经济问题随之更为突出。我始终举棋不定，直至我们乘坐直升机游览，见到斯吉莱因和霍德松，我才作出决定。纽约城的宏伟壮观和生机蓬勃使我迷恋而无法抗拒，就在曼哈顿上空我对命运作了抉择：我同意。
　　我加盟宇宙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媒体把我的未来描绘成昏暗无光。这一点我还能忍受，只是罗伯特.斯旺颇使我惋惜。《图片报》称他是“德国足球的叛徒”，甚至有人威胁要谋杀她。他被迫放弃了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技术经理一职。他的事被搞得风风雨雨，他却镇定自若不受干扰，甚至处之冷漠。但我知道，令人不快的惜别，斥责他为叛徒以及后来乌利. 赫纳斯及他几乎毁了足协的名声等等指责震撼了他。他和我一样清楚地明白，干足球这一行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是他以其真知灼见和敬业精神为拜仁足球俱乐部和整个足球事业建立了功勋，企图将此一笔勾销是一种可悲的行径。斯旺暂时留在德国代表我在那儿的利益，与此同时，我试图在美国站稳脚跟。
　　抵达纽约后的翌日上午十点是训练，接着是召开向公众介绍我的新闻发布会。宇宙队队长维尔纳.罗特（他的祖先是德国齐本堡地区的人）按理应在九点将我从圣.莱吉斯饭店接走。我提前一刻钟来到大厅，时间在流逝，九点钟到了、九点一刻、九点半，不见罗特的身影。将近十点钟时，他才姗姗来迟，道歉说，他住在长岛，驾车沿城绕道来到新泽西体育场，没想到市内交通如此繁茂。“没关系，”他说，“反正是训练，无碍大局。”
　　我也经常讨厌训练，但它是要紧的。因此一到十点钟，开始训练时，我准时到场。显然这种规定在宇宙队还没形成风气。我们在东路德福特体育场训练，这儿也是纽约巨人橄榄球俱乐部的主赛场。我数了一下到场的球员，连同我们俩在内已从才６人，始终不见贝利露面。在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几乎也没见到过他。我想：“这倒也让人高兴。”我着实也高兴了一阵子。我到任后两周教练戈顿.布拉德利被炒了鱿鱼。稍后俱乐部主席克利夫.托伊也因管理不善而打道回府，原先在机场接我回饭店的那两位也相继被辞退。这下可就剩下我和那位我寄予希并与之一起比赛的人，为此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想到，他和我在一个队里踢球，这一定会让人看到赏心悦目的足球。这个贝利可谓行踪诡秘。
　　但是好景不长，很快斗转星移。埃迪菲尔曼尼接替了戈顿.布拉德利，它重振队纪。贝利突然热衷于训练，我甚至准备好熬上一阵苦。这对于３７岁的他来说着实是一种惊人的毅力，因为一过３０岁，运动员的怠惰、胆怯心理就逐年增大。他一下子又成了我当初认识的贝利，一位令观众惊讶的足球运动员。他技术超凡，足球在他的脚下像是失去了物理的定律而只循着他的意念滚动。他的足球意识令对手深感意外而止步不前。我们一起参加过５０次比赛，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宇宙队虽然有一度由来自１４个国家的球员组成，可是我们决不是一个马戏团。我们的球艺高超，战绩辉煌，明显地优于对手，获得过全美冠军。
　　我对摘取冠军头衔并非感到特别高兴。我们远远胜过其他的球队，即使在德国甲级联赛中我们也会有一席之地，甚至连以２：７败于我们脚下的欧洲优胜者杯新盟主汉堡足协队也有同感。我们击败过拉齐奥队、罗马队和马德里亚得雷蒂戈队。只是在那次德国巡回赛与拜仁慕尼黑队对垒时我们的战绩欠佳。那次比赛我们缺少一些出色的后卫队员，当时的主席威廉.诺伊德克还特地为了这次金菠萝杯比赛设立了优胜奖。在美国除了我们还找不到其他哪一支球队能达到德国联邦甲级联赛顶尖水平，因而我们轻易地获得了与福特.劳德代尔队进行决赛的资格，并且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唯独教练海纳斯.威斯威勒尔持不同观点。
　　“弗朗茨，与劳德代尔队比赛时你踢自由中卫。”举赛开始前一周他这么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不甚理解，我也不喜欢担任自由中卫。我踢的一直是中场位置。自由中卫一职由我的朋友卡洛斯.阿尔贝托担任。即使他跑的速度欠快，可他毕竟是一位优秀的球员。“卡洛斯踢自由中卫得心应手，整个赛季都这么顺利地过来了，对劳德代尔队一仗何必要更动位置呢？”我力图使威斯威勒尔改弦更张。我之所以这么说，第一，我相信我言之有理；第二，我不愿让人觉得此事有点秘密协定的味道，而我与卡洛斯的友情或许会因此而破裂。
　　威斯威勒尔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只得请求他：“请您至少即使让卡洛斯有所准备，以稳定他的情绪。”可惜他在决赛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才这么做。
　　决赛中卡洛斯.阿尔贝托不走运。一位德国球迷闯进球场使他惨遭厄运。第一次半决赛在温哥华举行。裁判员吹哨的水平拙劣，伊朗人伊斯肯特利安飞奔离开球场，我朋友卡洛斯.阿尔贝托气的怒不可遏。终场哨声一响我就提醒自己：必须提放看住他，否则会有不测。虽然我们输了那场比赛，但我对卡洛斯说：“不要激动，待到我们去纽约进行客场比赛时，将他们摆平，这不成问题。”他用他的母语宣泄了满肚子咒骂，我紧紧地抱住他，想把他拉到更衣室去。这时走过来一个球迷，我惊奇在温哥华体育场的中央会有人用德语对我说话。我放开了卡洛斯，就在这一刹那出了乱子：他奔跑着离开我，脱下了汗水浸透的球衣，朝裁判打去，碰着了他的耳朵，为此卡洛斯这为我们队中最重要的战将之一也受罚遭到禁赛。在巨人体育场的那一仗，经过延长期比赛和互罚点球之后，我们遭到了淘汰。
　　这种美国式的罚十二码点球真是危机四伏，让你不寒而栗。在联邦甲级队和国家队踢球时，每逢罚十二码点球时，我总希望不要轮到自己，并非本人怕负责任，实在是此举有失公允。你全场拼搏了９０分钟，可是罚十二码点球时一旦失误没有射中球门，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你就成了一个无能之辈。再说罚点球总让我神经过分紧张：几步路的起跑，一脚射门，这太缺乏创造性，而我认为在比赛中施展具有创造性的表演非常重要。
　　在美国，球员一超过３５码线就被判为越位犯规。罚点球时你带着球从３５码线起跑，并且有５秒钟时间去射门。你有时间考虑：我这样射门还是那样射门---足球与大多数其它体育项目一样，稍不留神就铸成大错，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改变想法。尤为困难的是，美国的球场都用人工草皮，即僵硬又浓密，你的脚不像在天然草地上那样奔走自如，脚往往踢不到球的下方，因此你得用全新的技巧去踢球。
　　我们只获得三次全美冠军，可是我们在纽约引起了应有的轰动。在当初的一次谈话中，克利夫曾经说过，它的最大愿望是看到宇宙队在４万观众面前踢球。然后我们不仅拥有４万观众，而且像我们租借的巨人体育场那么多，那儿有７９９７２个座位。纽约人对足球了解不多，但报纸上写着，现在有一个全美最优秀的球队，他就是宇宙队。在这支球队里可以看到一些最优秀的世界级球员，我们一下子成了纽约城的热门话题，我们的球赛在电视里转播。我们这些“非法淘金者”成了先锋战士，正在开发一个巨大的国家。为了足球，为了一项至今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或是达拉斯，在５０个州的任何一个州里还没有遇到过良机的体育运动。
　　因为宇宙足球俱乐部事实上是威尔纳电讯公司（现称泰姆.威尔纳电讯公司）的一个下属部门，因此史蒂夫.罗斯就是绝对的上司，作为总裁，作为普通人，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他为人诚实、坦率，办事精明果断，与人为善，热诚待人。他使足球协会实施职业化的管理，能与欧洲任何一个俱乐部较量。泰姆.威尔纳办公楼第１８层里有６５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我们的事务。我们是唯一一支拥有２０至２４名球员的球队，还有一名教练员和几名管理人员，没有青年队和学生队。
　　在美国，足球与所以其它运动项目一样，后备力量的培训工作均由各类学校负责。这些学校有一个全面的体育培训计划。与之相反，德国的学校体育活动少得可怜。其中成绩优秀者获得职业运动员资格，若该项运动属奥运会比赛项目则可入选美国国家队。像德国的体育协会一样，他们的机构设有各种不同的部门。而类似宇宙队那样的职业俱乐部一概都是以获得利润为主的企业，他们属私人性质，这些企业的老板想办法招徕观众，以使他们的银箱充盈。整个比赛从运动员入场开始就很有观赏性。球员不是编好队几个一组跑步来到球场，而是每个球员单独进场，在一道强烈的光柱照射下跑向球场中央，紧接着被介绍给全场观众。例如：威尔纳.罗特，来自新泽西州的漂亮小伙子。入场前后的次序也表明了球员的等级。球星轮到最后出场亮相。对我的介绍是这样的：“现在入场的是弗朗茨，德国的足球皇帝，世界冠军。”我轮到最后第二位入场。最后入场的是贝利：“现在入场的是爱德逊.阿兰德斯.多.纳西门托，独一无二的贝利，当今世界的巨星。”　
　　毋庸置疑，贝利在宇宙队里当时头号球星，当然我也理应接替他的位置，坐上第一把交椅。但是我不无疑虑，感情激烈的吉尔乔.西纳格里亚是否会甘愿接受，毕竟他是整个球队的得分手---在美国破门得分的价值远远高于其它的一切。此外还有助攻手，他们传球到位，致使破门得分，同样他们在成绩评定统计表中名列前茅。因此我在宇宙队也立即选择了我在德国甲级联赛和国家队中不愿踢的位置：中场。
　　在吉尔乔.西纳格里亚那儿没遇到麻烦，证明他是一位出色的伙伴。我对他作了回报，在比赛中我把球传给他，据此他的破门纪录显著上升。此外，我还赠送给他一件订制西服。一天，佩皮诺.托伊施勒来到纽约，他是奥地利的一位优秀服装师，我认识他已有多年。他硬是要为贝利制作一套西服，请我为他斡旋一番，劝说贝利接受这一盛情，我答应帮他促成，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也得为西纳格里亚包装一番。于是他同时为他们两人量了尺码---完全遵照美国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就在更衣室里，在比赛开始前，两人光秃秃只穿着内衣，而这幅模样刚巧最适合服装时量体裁衣。
　　这类事情在德国甲级联赛中是不可思议的：任何一个教练都会毫无例外地把每一个不速之客逐出门外。然而我们毕竟不是在德国踢足球啊！
　　比赛过程中电子、广告牌上报道球赛过程，中锋拿到球进行长传时，会升起一颗太阳，打出的字母是“sweet pass”（妙传）要是有球员法规就会出现一只食指威胁警告你：“That`s a no-no.”（不能这样做）。如果裁判员吹罚任意球，屏幕上会闪射出一支锤子，敲到一块铁砧上，裁判说声“Do it .\" （执行），让球员起脚罚球。
　　每次比赛总是引来一场紧张的热烈场面，主看台上云集各路名流，威尔纳在电影节和音乐界还有公务缠身，史蒂夫.罗斯和欧特古姆经常与球星们在一起，他们与球员一样显得神情激动。每逢比赛他们免不了也同球星们一起去体育场。我现在回忆起当时发生在更衣室的那一幕，在我旁边坐着胡贝特.比尔肯迈尔，他作为弗赖堡队的守门员加盟宇宙队。他用肘撞了我一下，低声说：“好家伙，这儿搞什么名堂。你看前面那位老兄，上身穿了一件军大衣，脚上穿着皮靴，活像一个流浪汉。”我听后差一点失声大笑出来，第一，因为比尔肯迈尔说话怪声怪气，自鸣得意；第二，因为“前面那位老兄”如此衣冠不整，满头乱发，着实像个多余的嬉皮士。米克.杰格尔来自“滚石乐队”，是我在宇宙队效力时认识的，在那儿我经常结识一些素不相识的明星和名人，其中有查理.西蒙，大名鼎鼎的乐队指挥卡尔.伯姆，他已于１９８１年去世，利奥尼.赖萨尼克，鲁西亚诺.帕瓦洛蒂，比拉西多.多明戈，鲁道尔夫.奴勒耶夫，罗伯特.雷德福和亨利.基辛格。纽约成了一座使我不负任何使命而能广交朋友的城市。
　　亨利.基辛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他在一起的那次经历，使我尝够了死亡的可怕。基辛格、美国足协代表史蒂夫.罗斯、贝利和我四个人乘坐一架私人飞机前往斯德哥尔摩去参加一次国际足联召开的会议。哥伦比亚放弃了举办足球巡回赛之后，美国人提出要在美国举办１９８６年世界杯。我通过私下与国际足联的联系已经获悉，此事决不可能，在墨西哥举行该届世界杯的决定早已作出，现在召开会议仅仅是形式而已。基辛格是足球界的一位老朋友，精通足球的奥秘，对足球怀有强烈的感情，是一位能言善辩令你陶醉的演说家。真个飞行过程中，他以其国务卿的非凡经历为我们助兴。我也说到由于越战他在瑞典有着许多敌人。他坦率陈辞，毫不隐瞒。我们分乘三辆同一型号的黑色里莫西纳轿车从阿尔吕恩达机场出发，经过森林和市郊，向市内驶去，大约花了一个小时。一路上到处挂着标语，“基辛格滚回去”，还算是最客气的用辞。“基辛格刽子手”，这使我深感恐惧，还有什么行刺方式比在大街上进行更为成功有效？又有谁能确定，基辛格坐在哪一辆车内？我请求司机，在我们乘坐的汽车与前面两辆汽车之间保持一大段距离。
　　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也倍受冷遇和奚落，对他的发问偏离足球本题，专项政治和个人隐私。作为女性的一位朋友，他一直想有着良好的声誉。有有记者向他发难：“请你谈谈你对传闻你有同性恋的看法。”如果我被问到这类事情一定会手足无措。基辛格对此却不屑一顾，示意拒绝回答，他从容地说：“请提下一个问题。”我赞赏他这种临危不惧、自信稳健的大家风范。
　　有一次驾车去别处，我虽不担惊受怕，可有一阵子心里很不舒畅。我结识了舞蹈家鲁道尔夫.纳里杰夫。我们在同一家酒店里住了几个月，门挨着门。他那位意大利籍的秘书先生罗基是位足球迷，是宇宙队的的常客。那里杰夫偶尔也应邀来体育场观看比赛，而我乐意接受回请去看他的芭蕾舞演出。芭蕾舞的动作轻盈灵巧，优美动人，我看了非常高兴，感慨着在其背后的千锤百炼的力量和技巧的训练。我感慨着那轻盈的舞姿似乎战胜了重力，真可谓胜利来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经常谈及与体育相关的一些事，谈及观众想象不到的那些训练，那些隐藏在运动员娴熟技巧后面的无数次艰苦训练，但我们谈及因遇上到倒霉事而可能毁掉前程的害怕心理。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了市内。那里杰夫先请我去看演出，然后一起去吃饭。我们驾着他的里莫西纳车去餐馆。我们坐在后排座位上，一路上他向我靠得越来越近。我当然也听到过传闻，说纳里杰夫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有好感。我一直朝车门边移去。突然他把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我极力设法缓解这种尴尬场面，而不致伤害她的感情。我突然开始叙说我的家庭，他毫无思想准备，我讲到我妻子，讲到我的几个孩子。他立即明白了我的用意，就慢慢坐回他那一半座位上去了。我们一直还是好朋友。
　　又有一次我乘在汽车里，我为70,000多人带来了一次世界级的艺术享受，为一位歌唱家带来了欢乐。与我一起坐在汽车里的是蒂诺.比拉西多.多明戈。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他那副金嗓子，他倒是很愿意成为一位足球运动员。交谈中我发现他深切的关心着一件事，但他欲言又止。终于他倾吐衷肠：“弗朗茨，你们每次比赛前都要唱国歌，你信不信，这件事我也是愿意为你们效劳的？”
　　他，在世界各地的歌剧院里备受拥戴，每场演出可以获得10,000美元报酬，其名声之大，非一位足球运动员所能及。他想到宇宙队来唱国歌，分文不取。这一愿望我能很快帮他实现。
　　多明戈的强劲对手鲁西亚诺.帕瓦罗蒂我也是在纽约结识的，是在一次欢快而又窘迫的情况下结交这份友情的。一次我拿到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戏票，同时得到消息说，帕瓦洛蒂在演出结束后同我邂逅闲聊。“大都会”的门票很快即告售罄。这位意大利世界明星的崇拜者联谊会的成员悉数聚集。那是一次双重演出，帕瓦洛蒂演唱加奥泰诺创作的咏叹调《一滴悄悄的眼泪》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谢幕多达20次。之后我朝存衣处走去。纽约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都已云集在那儿，他们中还有跟随这位男高音歌唱家去各地演出的旅游者，总共将近百来人。他们相互间大多互相认识，可是我呢，就只认识帕瓦洛蒂，大概是通过电视和各类杂志认识的吧。他一到就把仰慕他的人群推开，径直向我走来，我当时站在人群的后面。他神采飞扬，跪在我面前的地上，用十分洪亮的嗓音说了一个字：“Maestro”。（皇帝）
　　突然，全场鸦雀无声。他的仰慕者注目凝视不知所措：这位年轻人是何许人也，连歌坛巨星都向他屈膝下跪？为何我们这些音乐界的头面人物都不认识他？
　　这情景令我十分狼狈，我只是窘迫地微微一笑。帕瓦洛蒂向我伸出双手，我试图把他拉起来，因为他身体也很重，我无法如愿。最后他结束了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笑着站起身来。我们畅谈了好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是的狂热的足球迷，他知道许多球星的名字，能详细的回忆起许多次比赛。我敢肯定，它不仅读报上的文艺版和歌剧评论文章，而且也不会放过体育版。
　　一股相互间强列的吸引力把艺术家和运动员吸引到了一起。大自然赐给舞蹈家，歌唱家以及运动员一副强健的体魄。犹如每个人都能跑、能跳、能掷和能踢球那样，他也能唱歌和跳舞，可以全然从各自的兴趣出发，不必非得去取悦别人。运动员也好，歌唱家舞蹈家也罢，要是不具备从事某一项目的能耐，顽强地战胜自我，甘愿放弃虽然美好但是有害的东西，即使有了天才这一赐物也毫无价值可言。必须要有一种抱负，要使自己越来越完美，很少感到满足，以便使观众高兴，一种完全不是无私的而是个人主义的抱负，因为这种高兴使人得到补偿---获得金钱和认可。艺术家和运动员深明此理，并且知道其价值，因而他们喜欢相互间有更多的尊重。
　　与名人相识结成世交，与有财有势又有声望的人交往，使你丢掉恐惧和害怕，这是纽约生活的一个侧面，隐姓埋名则是另一个侧面。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尽管我力图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可还是有烦恼产生。我在曼哈顿沿着百老汇行走，坐在咖啡厅或餐馆里，没有人会转向看我，与我攀谈，要求签名和调侃下一次比赛。卡洛斯.阿尔贝托和我在一个英语短训班学习，我常对他说：“你看那天空，那太阳多美，我对学习英语不感兴趣。走，我们去中央公园晒太阳。”卡洛斯平时学习比我用功。因此，我经常孤身只影独自一人。我脱下衬衣，坐到草丛里，享受着阳光。那时我想：“要是在慕尼黑，在那儿的英国式花园里，或是伊萨尔河边，我这么做会怎么样？在那儿我能享受到这样的宁静吗？”
　　球队里几个美国球员，而其中三名必须参加比赛，这是规定好的，其余的人都是初来乍到。我们一起发现并征服了纽约这个城市。“I wanna wake up in a city that never sleeps.”（我在一个不夜城里醒来）。西纳特拉是这么唱的。我们敢断定，哈德逊河畔的夜生活确实是无休无止的，夜晚只是天色变暗，但决不空虚寂寞。那儿的人似乎过的是两班制和三班制生活。不会有任何东西停顿，也不会有安静。南斯拉夫籍球员波基塞维克总是那么如痴如醉：“真了不起，这纽约城，24个小时昼夜不停。”有些人就经不起诱惑。来自荷兰国家队的约翰.内斯肯斯1974年在与德国队的决赛中罚金过十二码点球，他老是一连几天去无影踪，可是一到早晨却竟会突然出现在训练场上，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我的生活也不再像德国联赛要求的那样什么都得弃之不顾。当时我住在南中央公园一幢楼的22层，那儿都是公寓房，有些两层以上的住房还配有酒店级服务标准。我得住房是雅沙.西尔贝施泰因介绍的，它是大都会歌剧院的第一大提琴手，我的一位好朋友。最初管理员想把我拒之门外：“什么？足球队员？打架的人是不能住在那儿。”雅沙向他解释：足球运动员，是善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管理员终于勉强同意，而我担心他可能会立即反悔。第一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他叫威里亚姆.罗塞尔斯我还请他喝了香槟，因为我们刚刚相识。他一到我就打开一瓶上等香槟酒，可是酒瓶从我手中滑了下去。就像赛后例行公事似地绕场一周庆祝胜利那样，酒从瓶口里喷溅出来，溅到罗赛尔斯先生的裤子和那只米色的躺椅上。几小时之后雅沙.西尔贝施坦因有把一杯红葡萄酒翻倒在那张躺椅上，幸好罗塞尔斯先生已经离开。他没有因为让一个德国足球运动员住在上流的富有的纽约人中间而感到遗憾，后来他成了足球迷，成了宇宙队的铁杆球迷。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住房，在纽约我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我熟悉那儿的街道，我知道从我站的地方出发，乘一段路汽车，就到了购物中心，可以吃到意大利的比萨饼，在继续往前走一段路，而就到了中国人居住的唐人街。再一直往前，你就到了“南美洲”，“俄罗斯”。这一切你都能在纽约这个城市找到，在那儿你能领略到各种风情，大都会，百老汇，音乐厅，音乐实况转播，这一切应有尽有。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到达之后，坐在出租车里，穿过照耀如同白昼一般的中央隧道驶向市中心时，我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参加拜仁慕尼黑队，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国家队比赛，世界冠军赛，各种各样的杯赛，这一切早已过去。在美国踢足球并不十分紧张，但复赛的旅程消耗很多体能。一会儿西行去洛杉矶，一会儿去温哥华，一会儿南下迈阿密，飞机飞数千公里和不间断的时差带来的紧张和劳累，超过了每个赛季舞50场比赛本身的劳累程度。我虽早已远离德国足坛，但还没有因此最终告别。1978年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赫尔穆特.舍恩打来电话说他愁肠百结，国家队如今不再像他所想象的那般，其他人也有同感。联邦议员迪奥尼斯（基督教社会联盟成员）要求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去美国游说，争取让贝肯鲍尔参加1978年的世界杯赛。接着政府发言人克劳斯.贝林在联邦新闻发布会上声称，虽然总理和反对党对世界杯赛同样十分焦虑，但贝肯鲍尔少参加世界杯在不在其影响范围之内。
　　我本人也举棋不定，是否想再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这有着体力上和思想上两方面的原因，然而我内心是和赫尔穆特.舍恩相通的。我们曾经共同走过一段漫长而又辉煌的路程。于是我谨慎地探问了一下宇宙队，是否会让我离队一阵子？史蒂夫.罗斯最初不为所动：“我们的赛季长达六个月，其中３场比赛你将不能参加，这不行。”接着他作了妥协，建议说：“我们可以放你六个星期；直到联赛结束，我们没你也可以应付，但过了六个星期之后，我们需要你回来参赛，德国足球协会应跟我们联系，这样就不会有麻烦了。”
　　我打电话告诉赫尔穆特.舍恩，我不足或至多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参加备战，是否可以直接去阿根廷向球队报道。舍恩对特殊待遇一项颇有微词，谁想踢球，便得有所牺牲。这一次轮到我贝肯鲍尔和迪茨了。可是这一次他有了点同情心，他知道时至今日别无他法。我还告诉他，让德国足协主动出面联系，因为我知道，像史蒂夫.罗斯这样的老伴是很拘泥于礼仪及形式的，因此我建议，派一个代表团来纽约，光发一封信无济于事。
　　不要拿我开玩笑了。无音讯，德国足协请美国足协的德国裔密书库尔特.拉姆与宇宙队谈判。我知道后立即拒绝付给我高额报酬。我对其至关重要的足协会让一位举足轻重的球员回国家队去效力，而且分文不取，仅只需要对方做一个客套的姿态。德国足协却不愿意这样做，为此我与1978年的世界杯赛无缘了。１年半之后的1979年第。我去多特蒙德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我刚在加勒比海度完假回来。我修身养性，皮肤晒得乌黑，虽没参加训练，但球兴十足。兴趣有时能抵消体能的不足，只少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以技术为主的比赛中是这样。那天晚上我状态确实很好。然而我不信好的能参加德国甲级联赛。但是，当时汉堡队的教练和老板布兰考.策贝克和冈特.内策尔坚持认为：“弗朗茨，到我们队里来。美国不是你的久留之地。甲级联赛正需要你。”
　　“不要拿我开玩笑了。”我回答说，然而他们紧追不舍，一只劝说我到深夜。我返回纽约后将此事置之脑后不予理睬，但下意识的还在思考着什么。偶尔他们打电话来，内策尔、策贝克或者是克莱因博士，而那位汉堡足协的主席，他们提出十分具体的建议。但我始终谢绝：“这没意思了，我快35岁的人了。离开德国甲级联赛几乎快四年了，我不想再参加甲级联赛了。”另一方面史蒂夫.罗斯催我将在宇宙队的合同延长两年。条件和待遇很好，可能比汉堡所能提供的好许多。在全美足球联赛中呆上两年，比赛不需奋力拚抢和过多消耗体力，让足球生涯慢慢地终止，这似乎十分理想。
　　一天早晨，我在洛杉矶的一家旅店醒来，一看时间刚好是6点钟，我顾不得汉堡是几点钟，就拿起电话拨通了克莱因博士的电话说：“请做好我来的一切准备。”
　　是什么使我改变主意走此一步的呢？头天晚上睡觉时我还认为：“再参加联邦甲级联赛，可笑。”而我第二天醒来时，就想必须这样做，没有理由回绝。宇宙队的待遇比汉堡的高一倍，而我要为这一半的报酬作更多的事情，我必须再一次磨练一番。
　　所有关心足球的人当然对我的决定众说纷纭。多数人认为我是要向自己证明还是能再有所作为的，我就要证明什么呢？
　　我真的有必要强迫自己去证明还有竞争的能力，能像一个女性追逐者那样在婚外胡作非为？我并没有想要表示这方面尚健全的需要。
　　或许，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回答：凭现有技术和经验我还能与体能好的年轻队员相抗衡吗？
　　也许，对于充满智慧的美不胜收的足球来说，这是最后的辩护词！
　　也许，这是对于年龄成为踢足球障碍的思想提出挑战的一次尝试呢！
    我不知道，直至今天还不知道，答案究竟是什么。</P>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七章　　代价高昂</FONT>　－－－－－－<FONT size=4>我浑身伤痛肾脏也疼的不行</FONT>　
　　
　　我本来对此漫不经心。我与斯图加特队的汉西.米勒站在中场某个地方看着曼弗累德把球放好准备主罚任意球。也许立刻就会出现一个著名的“香蕉球”，我一边对着汉西说：“你看好我头球攻门”，一边跑进了禁区。若成功的话，就是我那次比赛的第一次破门得分。很久以前与比利时国家队时，我试过一次。我的起跳，头部动作和肌肉的运用都符合规定，但却没留神，前卫已等候在球到的那个位置，我与他的头部撞个正着，头部裂伤，痛了好几天。但是我总得用头球破一次们。
　　此举出看似乎不难。这一次我又站好了用头接球的位置，高高跃起。孰料在我后面冲来了人称“轰炸机”的霍斯特.赫罗贝施和卡尔哈因茨.弗尔斯特，他俩的体重加在一起２００公斤，与我一起撞到门柱上，我刚巧成了他们的“缓冲区”。先是眼前一片乌黑，觉得恶心，接着肩部开始疼痛，然而我还能继续比赛。
　　赛会队医为我做了检查，我感觉到肩部作痛，好像有把刀子在那里绞动，但是医生没能诊断出什么。“如果疼痛不止，可能是肾脏有点问题。小便见红的话，立刻给我挂电话。”回家后我就睡觉，但是不觉疼痛减弱。到了卫生间，没发现小便里有血，兴许是血里有些尿吧。
　　我给医生挂电话，他立刻让我去埃本多夫大学医院，他要求医院进行急救。就在那当儿，发生了一件趣事，跟乌韦.泽勒后来说的大致相同。他开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停了下来，没有发现汽车有什么问题，可就是开不了，于是他给德国汽车俱乐部事故急救服务中心挂电话说：“你们好，我是乌韦.泽勒……”只听见电话的另一端有人回答说：“而我是中国的皇帝。”并随即挂上了电话。这位医生还得给医院再挂一次电话。当他说：“贝肯鲍尔先生马上去你们那儿就诊，它的肾脏可能有病。”他听到对方说：“已经没问题了。我们正在电视里看他比赛呢，你去骗别人吧！”体育场里正在进行比赛。我想第二次试着头攻破门得分的那场面还没有出现。
　　那时１９８１年４月１日的前夕，我没有料到会那么厉害。我拿到了药，第二天感觉十分好，想起床去散步。没走多远，我撞到了一位年龄稍大的护士怀里。她急得脸色发白：“你疯了？你动都不能动，怎么起床了呢？”我刚躺回床上，来了一位教授，他把真实病情告诉了我，“你静躺两周，一切听从我们安排。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住你的肾脏。”
　　自那以后这所医院或许还从未碰到过像我这样听话、静养的病人。
　　我躺在病床上思忖着：重返德国甲级联赛会给我带来些什么。从２月到１１月我在宇宙队效力，１１月５日我转会来到斯图加特足球协会。我坐冷板凳当替补队员，换上了１２号球衣，这并不让我害臊。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训练时要补课，也没使我觉得丢脸。我已明白，我不会成为当红球星了。然而我决心不走下坡路，在一直名列前茅的球队里要达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我显然低估了近几年来自己体力损耗的现实。当然我的身体也从未出现过让我产生忧虑的迹象。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７年期间参加德国甲级联赛时，我身体上遇到的麻烦并不多。有一次脚趾破裂，一个星期之后才被诊断为血中毒症。最糟糕的当数１９７４年世界杯比赛结束之后，那次耻骨肌肉拉伤使我疼痛难忍。为此，当时正值其第二次职业辉煌之初的曼弗雷德.克隆莱西纳尔解救了我，使我摆脱了那次困境。除此之外的那些小伤小痛，我大都喜欢采用自我疗法应付过去，而不用通常的可的松注射治疗。１９７９年，在宇宙队踢球时，我动过一次半月板手术，手术之后我就是采用自我疗法恢复健康的。
　　直至去汉堡前，我的病史很短。内收肌撕裂，脚跟腱发炎，血肿，扭伤。每天早晨醒来，首先想到的是：今后又有哪个部位会作痛？　任何动作都小心谨慎，先从脚趾开始，让肌肉紧张。先使小腿部肌肉紧张，然后让大腿肌肉紧张，最后才转过身去。谢天谢地，总算一切正常。如果你起床后，一直到腰椎部不敢拿到有任何部位疼痛，那就告诉你：今天一天万事大吉。
　　我在汉堡的好日子不多。去医院治疗肾脏毛病之前，我刚巧休息了四个星期，而等我恢复健康时赛季也过去了。后来的那个赛季情况不大一样，汉堡队成了德国联赛冠军。足球队的教练是恩斯特.哈佩尔，他试图说服我再延长一年。他相信会找到一种训练方法，适合像我这样年龄稍大一些的球员，使他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显露出他们的弱点。我甚至相信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哈佩尔确实是个天才，如果足球一行中有天才的话。但是我年近３７岁，在美国度过了４年。那确实是美妙的时光，但我也为之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肌肉、关节、韧带、脊柱都不适宜人工草地。天然草皮，不坚硬的土地对我的身体还向当适宜，可以在那上面进行任何比赛。然而，美国的运动场地通常都是坚硬而缺乏弹性的，每跑一步，每次跳跃，每次摔跤都让你带伤而归。诚然每一次的损伤只是轻微的，但是你得健康对你丝毫不会放过。
　　我明白不能再让自己多踢一年球，不会再取得我必须想得到的成绩了。我还不是一个运动残疾者，但是我也不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我回绝了恩斯特.哈佩尔的盛情挽留。
　　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在尤普.德瓦尔的带领下，我最后一次代表汉堡队参加与德国国家队的比赛。尤普和我没有料到，正是在那场比赛上确定了我今后的发展方向。
　　当晚在人民公园体育场我射进了两个球。只有其中一次被正式提到，另外一个是射进了自家的球门。羞愧在记分牌上被隐瞒掉了。我也确实到了该停止踢球的时候了。即使是管理球场电视设备的那位先生，出于怜悯想抹掉你的过错，但你也该滚蛋了。怜悯－－－这是你作为足球运动员所能需要的最后一样东西。</P>
<>　　一天，在纽约的罗伯特.斯旺打电话给我，“你到了一百岁总不会再想踢球了吧，你总得有个归宿。在基茨布哈尔还有幢房子要出售。”他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很久，渐渐地喜欢漫游、登山，最后竟喜欢爬山。他的爬山活动令所有蒂罗尔登山向导们不寒而栗，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神经极度紧张的终身职业：斯旺闪电般周游阿尔卑斯山，从维尔登恺撒峰到蒙特.布兰克峰，从马特霍尔恩峰到多洛米特恩峰都有他的足迹。我没有像他对岩石冰雪的那般激情，然而我喜欢基茨布哈尔那地方。那幢房子尚未竣工，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扩建现在属于我的那一半，他原来是由演员赫尔穆特.贝尔格订下的。我重新有了家。现在真像一场比赛到了下半场已经结束的时候，该是安静下来，深深地吸进空气以补充氧气和好好思考做对了哪些事、又做错了哪些事的时候了。
　　说来也怪，我并不效仿别人为自己做什么总结，不像往常那样，以标题“射门、眼泪和凯旋”为文去论述我２０年的足球生涯。灿烂辉煌的日子，昏暗倒霉的时光，我早都经历领悟了。而率先进入我脑海的都是那些充满欢乐的瞬间，好像他们的出现是为了不使我感到空虚而悲伤。
　　足球旅途中的趣闻轶事比比皆是。一次我们在以色列塔拉维夫市比赛。当时正值恐怖活动猖獗之际，赛前我们曾受到绑架的威胁。天空一片漆黑，球场上空亮起了泛光灯。拜仁慕尼黑队获得一个任意球，主罚者就是埃迪.基施纳，一位来自帕骚市的东巴伐利亚人。他脚头上力大无比，准能把球网射穿。它启动脚步使劲怒射，踢着了泥土，一块草皮凌空飞起。球只滚了３０公分元。突然场内灯光全部熄灭，场上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教练员和球员席上坐着德特马尔.克拉默尔和罗伯特.斯旺，待他们的眼睛适应过来能看暗处时，斯旺问道：“我们的球员在哪儿？我一个也看不见。”卡拉默尔也没能看见我们。灯光重新亮起时，他们发现了我们：我们都卧躺在地上，只有那两位瑞典球员托斯滕森和安德森抱住球门柱作掩护，原来是我们都以为有人要采取谋杀行动而各自寻找地方隐蔽起来。后来我们告诉基施纳，准是他那一脚怒射把埋在场地里的电缆线踢断了。
　　有一次在伊朗德黑兰，那是几年之前的事。我们到达时，那里的气温高达５０度，而我们身上还穿着休闲西服呢。前一天我们战胜了沙尔克０４队，夺取了１９７２年度德国甲级联赛冠军，一直庆贺到第二天早晨，上午就从慕尼黑启程乘飞机去法兰克福，联运航班误点。我们喝啤酒止渴。当天晚上就上场比赛，在比赛场上我们站立不住，不时跑向教练席求助：“冰，快把冰块扔进场里来。”按摩师手脚忙个不停，把冰块扔向球门后边，忙了好一阵子才作罢。另一边，在禁区腹地也正有四个人弯腰去取那渴望着的小冰块。不料后卫线上留出了空档，波斯人罚角球，趁虚而入，又进一球，德国冠军队以３：６告负。
　　翌日，伊朗国王巴立维派来一位礼宾司官员，要求委派一代表团前去墓地瞻仰他的亡父，墓地坐落在郊外某处沙漠里。我们认为满足不了这一愿望，最终成功地劝说理疗师里夏德.米勒前往，理由是：“你不必操劳受累，况且你有一套深色的西装礼服。”我们还进行了第二场比赛，以１：１的结果涉险过关。我们怀着羞愧的心情返回德国，很快就忘却了那次旅行。但是差一点由此引出了一次国际纠纷。我们通过德国足协受到了外事局的一次严厉斥责：从体育角度看我们不仅该为自己，也改为德国的足球感到羞耻；由于对他亡父的敬仰缺乏应有的严肃，我们侮辱了国王和孔雀王冠。还有，教练乌多.拉特克不够谨慎地拍了拍大使夫人以示友好，却几乎拍断了他的肩胛骨，这一举动有失体面。
　　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清楚，我们失去了荣誉。我们发誓挽回失去的荣耀！
　　第一次去南美旅游时，契克．卡依考夫斯基狂妄地对我们说：“你们会感到惊奇：我契克在南美名闻遐迩，无人不晓。”是的，孩子们可能都认识他，然而他绝不是记者们追逐的目标。由于世界杯赛的缘故，我在英国受人仰慕，受到无休止的采访。契克一再试图站在前面。但没有人对他感兴趣。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他怒不可遏，而且就冲着我发怒。在智利圣地亚哥与科洛科洛队进行第一场比赛前，我在换球衣时耽搁了一会儿的时间，球队已经在热身，我还呆在更衣室里，契克进来，冲着我怒吼：“您动作迟缓，您今天不上场。”他发脾气时，就不用“你”称呼人。
　　罗伯特.斯旺对此事已有所闻，于是想息事宁人，不让卡依考夫斯基觉察到他的权限受到威胁。“契克，”他说：“我们处境为难。按协议规定，有责任让一位世界级球员上场比赛。现在我们只有弗朗茨和你两个人。你自己说过，南美洲人人都认识你，你现在更衣吧。如果你不让弗朗茨上场，那么你自己得参加比赛。”卡依考夫斯基悲喜交加，终于让我上场参赛。
　　另有一次也是南美之旅，那真是苦不堪言。许诺付给我们的钱没有到手，定好的机票不翼而飞，护照被没收。警方扣留了我们，说什么我们得补上允许工作的签证。待我们最终坐上前往墨西哥的班机，去参加在瓜达拉耶拿的最后一场比赛时，大家都已经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了。我们什么也不想要只需要睡觉。但发现有个人不断地在唠叨，口中念念有词，此人就是加利.姆洛斯科。他不断抱怨：“我快死了，我必须立即回家去，我全身在燃烧。”罗伯特.斯旺自己的情绪也尚未稳定，他微笑着回答他：“那好啊，你下飞机吧。”这样一说他倒也鸦雀无声了。我们抵达瓜达拉耶拿之后等提取行李时，听到姆洛斯科科这对电话里说：“妈妈，你想想，斯旺先生说过让我从飞机里跳下去……”原来如此，他从墨西哥打电话到德国弗赖津市。
　　我们球队里有极乐鸟，也有倒霉蛋。一次在米兰比赛，吉塞普.米萨体育场当时还叫圣.西罗体育场。来自布伦瑞克的埃里希.马斯第一次上场，他是位左边锋，速度极快。拜仁慕尼黑聘他来，是因为我们受到责备，说我们忽略了两翼的进攻。球传到左边，其他人都站着不动，因为始终拿不到球，连阿尔明.哈里也无能为力，只有埃里希.马斯与众不同，他一再地在那儿跑动。我站在桑德洛.马佐拉旁边，身边还站着意大利当年最佳中场队员里维拉。他看着我，摇摇头说：“Checosa?”意思是说“他在搞什么名堂？”球到了界外，马斯已没戏可唱，可是他还在不停地奔跑，最后撞到了一块广告牌上。“这个人我们必须叫他走，”罗伯特.斯旺说，“瞎浪费体力的人在我们这儿用不着。”马斯后来去了法兰克福。
　　与维尔德尔.不来梅队进行的比赛，因为霍斯特－迪特尔.霍特格斯和泽普.皮翁特克的缘故，使人难以忘怀，我们只管叫他们俩是“兄弟杀手”。谁要是上场与他们一起对抗比赛，谁就会在场上无所适从，而且会被撞个鼻青眼肿。他们或是从后面，或是从侧面岔开双腿向对方冲过去，他们的原则是：“脚踢到球当然很好，又何必非要这样。”我踢自由中卫，在泽普.迈尔和我之间本应不会再安排其他队员了，但与不来梅队比赛时，我后方总有格尔德.穆勒和迪特尔.布来宁格尔报价。我大声呼叫他们：“我说你们该靠前些。”但我听到他们说：“你有胆量，就往前冲么。”
　　今天我们碰到一起时还会讲起这些有趣的事。泽普.迈尔责备我把球射进自家大门，格尔德.穆勒为他在训练赛上对我们巧施诡计而津津乐道：施瓦岑贝克和我躺在地上，他却一个劲儿地在练射门。真是无人能及得上他那般狡猾机灵。
　　我们一起获得过德国冠军、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这一切已成过去，不会成为我们的话题。每天总是由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取得某些成就。谁如果走运，就享受那欢乐的瞬间，因为每一个胜利必须通过拼搏才能夺取，因为下一个胜利者早已经存在。
　　等到整个赛季结束你自己最终作统计时，倘若正数大于负数，你就可以告慰自己，没有辜负重任。１９８２年我返回德国时，对此深有体会。连篇累牍的文章读起来犹如报上刊登的讣告、公墓前　的悼词。当然，我这个人没有被埋葬掉，但我多年来在足球生涯中创立的形象已被遗忘。
　　我决心要创立一个新的形象，我必须创立一个新的形象。我不是内策尔，也不是奥弗拉特，不是格拉博夫斯基。
　　过去的事绝不能再让它重现。</P>

晕，好长啊，不过还是慢慢看了。。。。。

<>一共是多少啊  我想一起去打印呢</P>

这本书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有，刚上大学时就看完了

一共是十八个章节。我争取最快吧。

辛苦楼主了，不顶不行啊！~~~~~~~~~~~~收藏

呵呵  那谢谢了

<>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八章  永往直前</FONT>------<FONT size=4>我要带领国家队冲击世界冠军</FONT></P>
<>　　原先我把生活调整的很好，没有压力也没有负担，日子过得无拘无束。与威尔纳公司签订的协议聘我担任一项不费力的差事，我为宇宙队还可效力半年，届时我又可以为纽约而激动。我也偶尔为电视台评论球赛，为施普林格出版社撰写社评，从另一个侧面去研究足球也能给人以启迪。要是球赛精彩的话，我的兴趣也许会更大。然而国家队正在走向低谷，在法国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上达到了最低点，在小组赛中就遭淘汰出局。我回到了基茨布哈尔。
　　一天早晨我在《图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弗朗茨：我准备着。”我本人也得知此事，很好，我这样想。诚然媒体一再地在揣测，我是否能在德国足协那里谋得一项带有刺激的使命。刺激倒并非很多，我只是遁入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角色之中：球队和俱乐部的技术经理或是类似的一个什么头衔。这倒也说得过去。但是，国家队教练的位置怎么安排呢？　
　　《图片报》刊登的大字标题得感谢罗伯特.斯旺和该报的体育部主编。以往每逢战绩欠佳处境微妙时，总是要重新调换国家队教练这一职。有人在与赫尔穆特.舍恩一起喝饮料时说：“就让默克尔担任此职吧。”而现在还有一个贝肯鲍尔在。尤普.德瓦尔也毫无兴趣继续担任下去。而德国足协主席赫尔曼.诺伊贝格尔心目中得理想候选人事赫尔穆特.本特豪斯。而此人与斯图加特足协已经事先有约，并且成绩卓著，而该足协又不愿意取消有效协议，给人一个违约的先例。诺伊贝格尔在巴黎欧洲锦标赛决赛当天坦率向我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会谈是在康科特.拉菲埃特饭店里秘密举行的。我到达那里时，休息厅里已经聚集了10几个记者和好多个摄影组。
　　这是我第二次与德国足协主席谈及国家队教练一事。1977年，在我离德赴美时，他曾想让我改变初衷并描述了我的未来：再参加几十次国际比赛，成为一个无人能与之相比的创纪录的国家队队员挂靴倒退，然后获取国家队教练资格证书，进入德国足协，最终担任国家队教练。
　　或许我今年就已经功成名就，离此只差一步之遥。
　　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让我等待，直至本特豪斯履行完他在斯图加特足协的协议。因为我没有资格证书就不能担任国家队教练，这样我就成了国家队队长。但是就连这个称呼也不能使德国足球教师协会成员的怒气平息下来。他们发怒也是合乎情理的：在事关国家队教练一事上，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经过培训合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达标的人。对从边门进来的人他们不屑一顾。我可是从未打边门进去过，而是直接从上面。
　　一部分人明确表示他们的抗议，这一点我是能接受的。另有一些人则不然，他们表面上为我的未来担忧，担心我的命也会像乌多.拉特科一样，而实际上暗含了他们的批评意见，“任何东西都不会回到弗朗茨的名声，唯独这件事能使他毁掉一切，他作为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的可信度甚至因此会消失殆尽。”
　　许多事情让我颇费心思，我被弄得头昏脑胀。“爸爸，非得这样么？”当时我１５岁的儿子斯特凡这样问。倒也未必非得这样，我手头并不拮据，生活也并非单调无聊。我未必要有那种虚荣心，去向世人证明一个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或许是一种道德的责任感驱使我要这样做。我明白这样说未免有些浮夸，但这也是实话实说吧。这是因为，一方面我感谢足球，他给我带来了许多，甚至一切；另一方面我享有在20多年足球生涯中为自己创立的名声。我不愿苟且于某种其可信性受到怀疑甚至已不可信的事物。我也有足够的理由聊以自慰：“世道”越凄凉，回忆价更高，人们就越喜欢颂扬昔日的足球和那些为足球铸造辉煌的功臣尽管这种原则在其它体育项目中一直在发挥作用，而对我来说这毕竟过于简单了。马克斯.施梅林和稍逊一筹的布比.舒尔茨的拳击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但并不因此而有损于他们的声誉。
　　要使一个国家的球市红火起来，国家队的战绩固然能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一定仅此而已。也不必当常胜将军，成为欧洲冠军或者世界冠军。但要是拿不到冠军，就好像是从来没有得过冠军一般。
　　197０年起，经过几年的辉煌之后（其间，仅在阿根廷世界杯赛上与奥地利对抗时，以2:3失利，稍有逊色），似乎迎来了金色的80年代。
　　尤普.德瓦尔执掌欧洲冠军队的教鞭，开始了新的十年。有了他，球队的面目应该焕然一新，但后来出现的事实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尤普.德瓦尔不像他的前任赫尔穆特.舍恩冷漠矜持，让人难以接近，他生性开朗，善于结交（他的口头禅：干杯，我的名字叫尤普）被媒体称为“善举之人”。舍恩为人拘谨，与人交往保持分寸，这倒也给人公正之感，没有人认为他偏袒谁又冷落谁。他在新闻界友好几十个朋友，他经常抱怨：“天哪，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德瓦尔是个来自莱茵地区的乐天派，秉性豁达，喜欢广交朋友。后来我听人说，他不值得为此而花费许多精力。
　　随着交际氛围的轻松，球队的纪律变得松松垮垮。1980年和1981年交替之际，国家队飞往乌拉圭，参加由东道主、巴西、阿根廷、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参赛的小世界杯赛。在那里，某些队员只是在蒙得维的亚的红灯区表现非凡。每当晚上他们去从事冒险经历时，当时的军人政府派遣秘密警察严密监视他们，名曰保护名人。有一名警察拔出手枪向一位姑娘索还１００美元：一名国家队员听同事说，他干的那勾当只值100美元，而他却付了200美元。
　　手枪索款的事举不胜举，也随之闹得沸沸扬扬。来自世界各国的足球运动员在途中就越位犯规在先。随对而来的同行旅游者也纷纷效仿，不过，他们是悄悄进行的。因为，在足球成就和夜生活之间产生的不协调关系，会使事情变得非常糟糕。
　　只要在球场上有上佳的表演，公众对于那些放荡的越轨行为，自然也就眨眨眼睛了事。既然早已众所周知，只要不想蒙得维的亚１００美元的丑闻那样令人生厌就是了。泽普.迈尔和乌利.赫纳斯在1974年世界杯比赛期间，驾着一辆大众牌汽车，在刹车失灵的情况下去汉堡夜游。倘若那次球赛失败的话，这差一点会被看作是两个放纵者的无理取闹。幸好我们赢得了世界冠军，才没惹出祸来。
　　胜利的喜悦并不像一件沉默温馨的披风那样遮盖住全身，要不然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赛后按理会举行庆功会，世界杯亚军，这在1978年全军覆没而大出洋相之后，算得上是一次急速的晋升：决赛中无缘夺冠，说不上虽败犹荣，也不至于被人称为耻辱。然而对于1982年所取得的成就没人感到真正的欣慰，因为预赛阶段的比赛令球迷大失所望。
　　这还得从初轧在黑森林地区一个湖边上的准备营地说起，那个湖的名字叫施罗赫湖，（谐音，意即抽噎，啜泣），预示着不祥之兆。德瓦尔的全班人马一到这里，就有人称之酣饮湖（酣饮一词与抽噎一词发音大致相同―――译者）。在这之前，先是伯尔恩特.舒斯特尔告别了球队。他是一位近乎天才的足球运动员。接着是保罗.布赖特纳的退役。他年届30告老还乡去了。他称他在绿茵场上获得的知识只适用于他个人。对于一名隔夜能畅饮两升葡萄酒，可第二天打了一下颤之后却还能在球场上有上佳表演的球员，若果真如此（我不信这一点），那绝不适用于所有的人。
　　国家队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每个球员必须十分清楚，他怎样备战。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不是人人都能区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全队在黑森林以及后来在西班牙的种种表现，没有让德国观众感觉到球员们正在尽力向他们奉献紧张精彩的比赛和轰轰烈烈的欢快场面。观众对此提出了要求，希望我们至少力图这样。布赖特纳一再声称，他踢球既不为德国也不为观众，而是为自己。如果一名球员可以在既无观众又无金钱的情况中去从事其业余爱好，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职业，那么这种观点倒也能叫人接受，尽管说得有些过于轻飘。但即使如此，一个只为自己踢球的人，无疑也想把球踢好，结果他的个人利益就会与观众的兴趣交融在一起。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美妙的事情，就显得没有必要了。１９82年，没有人想到过有任何理由令人高兴。从球队驻地传来消息说球员夜间玩扑克牌，一千马克的纸票在桌上飞来飞去。这一场面当时还被照了像。此事充分显露了个人主义者的典型风格：几个月之后某个球员向一家报刊编辑部询问，他可以为由他提供的那些放纵的赌博者的照片得到多少稿酬。
　　球员和球迷之间的关系，从没有比这个时间更疏远了。球员从窗口向球迷投掷水制炸弹。随之而来的出战奥地利队时的拙劣表演，成了趾高气扬的自我表演的写照。开赛后１１分钟，德国队以1:0领先，这足以使双方进入下一轮。奥地利队踢得战战兢兢，力保不再失球，德国队轻松自如，在余下的时间里退守后场，就此双方将阿尔及利亚挤出了比赛。
　　这是世界杯赛上出现的最肮脏的足球比赛，德瓦尔的发言人嘲讽批评者，说这是一种合力的战术，可是要知道没有为欺骗观众作辩护的战术。
　　虽然与法国队比赛通过罚点球取胜赢得了一些同情和支持，但是最终与意大利队决赛事以１：３失利，只获得了极有限的同情，观众失去了对德国足球的信任。1984年即便在法国获得欧洲冠军杯也不能赢回这种信任。这便是我贝肯鲍尔掌管球队前的基本情况。许多人寄希望于我，就像绝望的病人期待一个能使他起死回生的神医一样。（足球杂志这样说：“黎明前的黑暗”）我即刻声明，只有在杂技团和马戏团里才会有魔术师。但是我要艰苦仔细的工作，我不能像我的前任那样，必须与他们有所区别。泽普.赫尔贝格尔要求他的队员放弃一切，他告诫说，踢足球关系到荣誉，并非为了其他什么，必须争得荣誉，争得了荣誉也就让观众满意了。工资是回报的某种方式，是得到国家赞赏和认可的表示。至于足球，唯有国家队可能超越地方强队。但是时过境迁，情况与以前大相径庭，连某些中流水平的甲级联赛队的队员也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常被采访，他的知名度和他的技能根本不成比例。此外，70年代球员的收入情况也有变化，球员的自我价值往往以银行帐号为标准，而不根据实际体育水平。某人在队里也只不过是个跟着球跑的无名小卒，但一旦经过媒体的渲染，他就进入了一个虚假天地，立即成了球星。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这样，可是这种情况正在蔓延。
　　收入和名气能使球员错误的估计自身的价值。国家队教练必须刹住这股歪风，赫尔穆特.舍恩在这方面没有遇到麻烦。他为人诚实，处事公正，无瑕可击，对违法乱纪现象好不留情，没有那个球员敢斗胆欺骗他。凡与他谈过话的人，事后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先前更好的人。
　　国家队感到有责任不让舍恩发觉他的陋习。舍恩从不认为球员踢足球是一种职业。他把参加国际比赛首先看作是为国争光的机会。队里的年轻选手也像通过一场场比赛获得最佳成绩，但是每个人也有着自身的利益。随着一次次的胜利，球员的市场价值和知名度也就提高了。如果这种个人主义的能量与球队的利益拧成一股绳，这就是取得成绩的有力基础。尤普.德瓦尔有过一段成功的时期，毕竟他率队一连参加２３场比赛无一败绩，但是后来发现，，德瓦尔过高估计了迁徙自由和自决的价值，因为只有当球员对自身行为有所节制并且明白肩负的重任时，他们才会有价值。
　　在西班牙参赛期间，就有一些球员我行我素，说什么经验和名望能弥补一切，借以迷惑自己和他人。他们以权威自居，以我为中心，这当然还不足以成为名望。至于经验，如果逢到世界杯赛与强队对抗和面对那些无望获胜，但由于虚荣心和意志力的支撑，急于捕捉机会而拼死一搏，把对方强行铲倒在地的球队，经验再丰富也代替不了教训和纪律。
　　我认为，在西班牙的经历，对所有参赛队员是一次有益的教训。使我感到惊奇的，正是保罗.布赖特纳和哈拉尔德.舒马赫，在1992年欧洲杯赛期间的一次新闻采访中，嘲笑贝尔蒂.福格茨主张狠抓纪律的态度。用手拍桌子的训话的教练很少，几乎没有，难道手只是用来拿扑克牌的？这种事情我们在西班牙确实有过。在那里举行的世界杯赛，就是毁在这支国家队脚下，变成了一次灾难。与之相比，在瑞典举行的欧洲杯赛，充其量是一次企业事务罢了。西班牙大赛后，球队的名誉一败涂地，看不到任何一丝希望。1984年欧洲杯赛的前境更为暗淡，令人堪忧。回顾了甲级联赛之后，我明白，除了可以信赖的道德之外，德国足球所剩无几：顽强的战斗力，巩固的后防线，在中场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前锋线上尚有鲁迪.沃勒尔和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在身体不受伤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世界级的球员。就剩这些还可以一提，而除了这些几乎让人看不到有任何闪亮点。
　　四面八方的人劝我从事后备力量的培养，他们把那批青年尖子的技术条件描绘成世界一流。对此我只能拒绝说：“我不想搞青年队，而要冲世界冠军。”
　　要冲世界冠军的消息一经公布，保罗.布赖特纳就嘲讽说：“贝肯鲍尔的主意错了。”而正是这个馊主意奇迹般的带领这支球队奋发向上。
　　随队远征墨西哥的还有奥根塔勒，埃德尔，弗斯特尔，阿洛夫斯，罗尔夫，布里格尔和迪特尔.赫纳斯。当时就有人说，德国足球在向原始阶段倒退。诚然，他们不是足球行家，可他们是一批让人信得过的球员。布林特，屈恩斯特勒尔，他们是出众的技术型队员，球在他们脚下非常顺从，任他们拨弄，３０米开外的长传落点准确，他们原先站在不显眼的位置，一但球到人也就到位，接到传球后出其不意的灵巧地带球切入。足球的技术变化无穷，而最糟糕的是，想参加比赛，但不知如何去踢球。在墨西哥我们就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那样的球员：魔术师般的盘带技巧，猛烈的进攻，真让你感叹，令你折服。我们的能耐就是凶狠的偏向，这一点优于其他球队。就凭着凶狠的拼抢我们侥幸进入了决赛。极少有一支球队凭借如此有限的条件赢得过如此大的成功。
　　先前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故而在第一场比赛前１０天我漫不经心地告诫说，德国足球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我们既不能赢得世界冠军，也不可能成为1988年在本土举行的欧洲杯赛的冠军。于是，立刻有人说我是在削弱队员的斗志。
　　我身为主教练，真想为我的首次重任多获得一些成绩，要是能召回伯尔恩特.舒斯特尔的话。他告别国家队的情况与我当时很相似，媒体对他私生活的兴趣多于对他的足球成绩。他妻子加比是摄影模特，曾经有一次上身裸露着被曝光。这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按理不会再引起任何的纠纷；可她是一位球星的妻子，立即被闹得满城风雨。在世界杯赛前几个月，我在慕尼黑与他俩见过面。
　　“伯尔恩特，我很想召你入国家队。你不必多做准备，只要我们启程飞墨西哥时，你与我们一起去就可以了。”
　　他看着妻子，她说：“这由你决定。你自己知道想要做什么。”
　　他举棋不定，“如果我不是从一开始就随队前往，势必会有麻烦。而当我又看到媒体上关于此事的醒目标题时……”
　　“媒体有可能老调重弹，但你却远在墨西哥了。只要把球踢好，其他的一切都会烟消云散。”我试着让他安静下来。
　　“那好，让我再仔细考虑一下。”他这样说到。但是我感到他满腹疑虑。
　　隔不多久，他打电话回绝说：“这件事对我很有吸引力，不过，我不想让我的家庭再次卷入到纷乱的漩涡中去。”
　　一声长叹------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人们必须接受它，甚至还能表示欣赏。他认为家庭、个人的宁静比球赛中多获得一次胜利，多获得一个头衔来得更重要。1992年年初在为托尼.胡马赫举行的告别赛上，我再一次见过伯尔恩特.舒斯特尔，他快33岁，依旧是一位出色的球员。德国国家队要是有他和洛塔.马特乌斯作为核心，会多么让人欣喜若狂啊。遗憾的是……
　　舒斯特尔要是前往墨西哥，很有可能让他当国家队队长。因为他没有去，一些人就争着想当队长，于是产生了三三两两凑合成的多种帮派小队，慕尼黑帮反对科隆帮，汉堡那一派显得犹豫不决。队长鲁梅尼格受到来自舒马赫和利特巴尔斯基的威胁。各个帮派又依仗着新闻界的支持。地区帮派间的冲突自然成了记者们的报道热点。报纸发行地区的球员越多，该报的销量也已就越大。我犯的一个错误是，将我们的驻扎营地向那些撰稿人开放，他们与我们的球员门挨着门住，这样一到白天，便在科凡勒泰洛举行无休无止的新闻发布会。
　　此外，还有竞争竞争对手哈拉尔德.托尼.舒马赫和乌里.斯泰因
　　“每次出征，国家队里总有两个怪人，那就是左边锋和守门员。”我忘了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大概是马克斯.默克尔说的吧。他并非言过其实。守门员好比游击队员。他们是单枪匹马作战的独立大队。每逢紧要关口，他们感到被自己的球队遗弃似的让人当作靶子打。他们的作为是理所当然的履行职责，在90分钟时间里他们像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里。我不希望有这种现象出现，守门员必须克服这种心理。每一次比赛守门员的处境总有特殊之处，这种特殊处境铸就了他们的特殊职能，使其音怪癖而自成一格，我们必须接受这种特殊的状况。公开报怨我没把他招入国家队的唯一一个联邦甲级球队队员便是守门员。“大弗朗茨有失气度，他满可以当面告诉我，我不能参加对阿根廷的那场国际比赛。”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满可以告诉迪特尔.布尔顿斯基和三十四位其他队员，他们不能参加比赛，为此我得花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去打电话。但是要知道教练员拿了报酬不只是为了打电话，而是为了工作。
　　那些守门员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与布尔顿斯基相反，舒马赫和斯泰因遇到了另外的麻烦。他们俩在墨西哥的状态极佳，根本无法区分他们两人中哪一个更好。对斯泰因也没有任何非议，然而舆论倾向舒马赫，说他已经参加过两次欧洲三大杯赛和一次世界杯赛，他名声极佳令人生畏。他令人生畏倒并非因为在西班牙飞行袭击时与法国人巴蒂斯通进行不幸的决斗，致使后者颚骨折裂，而是他那近乎自杀似的行为。
　　没有理由不让舒马赫上场。我清楚这会使充满自信的斯泰因难堪，但是我无能为力。于是他责备大家，责备队里每一个人，他骂我是“不爱喝汤的孩子”，这个别名是我多年前在不来梅，也仅仅是在那儿，为食品做广告时得到的。后来斯泰因坚持不下去了。不是我送她回去的，是他自己要这样。
　　后来我们说缩小了彼此间的距离，我赞赏他的能力，并且对他事业的发展助过一臂之力。我在汉堡足协参加第二个赛季比赛时，恩斯特.哈佩尔曾经问我，尤普.考依特卡和乌里.斯泰因两人中我更偏爱哪一个？两位队员同样出色，但我更信赖斯泰因。哈佩尔把它列为第一号球员，他确实也当之无愧。墨西哥丑闻发生之后，汉堡足协想解雇斯泰因时，我也为他说情尽了力。1990年世界杯赛前的那个冬天我再次打电话给他。舒马赫的接班人博多.伊尔克纳技术退步，进入低谷，情况不见好转。“乌里，我们想聘用一位守门员，”我对斯泰因说，“如果伊尔克纳的状态还是欠佳，那么我也知道需要你了。”我很想不顾德国足协的保留意见和公众舆论的反应让他随队出征意大利。但是我如实告诉他：“倘若伊尔克纳的状态恢复到原有水平，他还是一号人选，你是替补门将。”他并不认为这有过分之处。“我可以做准备。但若要我去，必须是第一人选，我也要上场参赛。”我向他保证这一点，因为他至少与伊尔克纳处在同一水平上，我甚至认为他稍胜于科普克和奥曼。可是伊尔克纳在年初联邦甲级队赛中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如前所约，我不是以救世主身份召他入队的。在意大利比赛时，他在一次采访中又一次对我作为领队的才能表示了怀疑。虽然我对此略有惊奇，但对于他作为守门员我丝毫也不觉得意外。
　　在瑞典举行欧洲杯赛时，舒马赫曾在《明镜》周刊炫耀：“要想获得墨西哥世界杯赛冠军，除非让弗朗茨滚蛋。他若带队，我们准被淘汰，没有他我们倒会通过预赛，那时我们就会坚定地对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球队不争气，就回家去吧，我们自己干。”但是，托尼啊托尼，这也好，那也罢，要是你在决赛中那次边路进攻时没有失算，也就不会出现阿根廷1：0领先的局面，我们也许就成了世界冠军……与守门员打交道，有时轻松容易，有时步履维艰。
　　幸好我们没有赢得世界冠军，因为要不然那将是足球的一次失败。墨西哥大赛虽没有失误，从我们的比赛总体来看，甚至是一个可喜的成就，远比四年前西班牙大赛期间踢得诚实认真。然而这对我来说却是一次个人的失败。
　　决赛后的当天晚上我对德国足协主席诺伊贝格尔说：“这是我的失败，我辞职不干了，我对足球造成了损失。”虽然我的辞职要求真的得到了同意，但诺伊贝格尔对此仍表示拒绝。我对世界杯赛作了仔细的准备，唯独没有防范媒体。我一旦被激怒，就会不辨真伪，对各种冷嘲热讽迅即反应，而不去考虑，我说的每一句话，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与过去当球员时不一样。当球员时说话可以漫不经心，而现在，说话稍有不慎，立刻就传遍全世界。
　　记者与我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继而发展到相互仇视。这主要是由我造成的。不知何时我陷入了一条错误的途径走上了一条单行道，没有退路。敌对情绪日益加深，终于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至今我还深感内疚的话：“这里的某些新闻报道真可谓下流透顶。”
　　我得到了毫不含糊的回报，尽管表达的方式是温和的。《足球》杂志里这样说：“贝肯鲍尔：由机遇转入麻烦。”《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说：“作为自由中卫他时来运转，坐等良机；作为领队则是误会一场。”我几乎想承认这一切，不是从体育竞技方面，在这方面我没有自责过；而是在与媒体的交往中我是太易激动，太克制不住自己了。
　　过去我被指责为胆怯怕惹麻烦，故而出言谨慎；而今天我说了太多的错话。如今我寻找一条折中的道路。不过有一点我决心要加以避免：“别拿我昨天说过的话来取笑我。”</P>

谢谢 已经第八章了

谢谢啦，严重感谢

我太佩服你了!我心中的楼主啊!

书中作者对贝皇的一些评价非常客观。

有卖的么！我想买！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九章  新闻猎物</FONT> ------<FONT size=4>我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一直不错</FONT></P>
<>　　我想一定是在1969年的什么时候，哈里.瓦勒里安来找我，请我帮德国电视二台的忙拍一部长一点的电视剧。虽然说他只是个中间介绍人，但碍于他的面子，我也不便拒绝。这部片子不是电视二台体育部，而是其文化部要拍得，作者是一个名叫莱因哈特.霍夫迈斯特.阿里阿斯霍尔的人。当时，我拍电视剧的经验还不多，但我知道，这方面有不成文的规矩。其中有一个是：只要摄像机一停、声音一切断，这时说的话就不会上电视了。在拍摄过程中，有许多拍摄间隙和相互间的交谈，而且大家都相互信任。尽管我们同电视台达成协议，在播放之前我们要先看电视剧；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地方拍得不好的话，我们还可以提出修改的意见。但据说由于电视台方面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没有看到样片。哪想到这部电视剧正式播映之后，舆论哗然。事情出在映出两张照片的中间，我同霍夫迈斯特谈起了政治问题。我直率而不知轻重地对他说：我认为施特劳斯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维利.勃兰特则是民族的不幸。尽管对我来说比起后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位前联邦总理，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与我的关系要亲近些，当我说维利.勃兰特是民族的不幸，实际上更多的只是一句玩笑话，正式场合我是不该这么说的。
　　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各个政党都发表了评论，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会员们则已退出该俱乐部相威胁，协会在无奈之下散发了一份半真半假的辟谣声明。我不太明白的是：究竟是对霍夫迈斯斯的的方法感到失望大呢，还是对我对两位政治家的信任发言的恼怒更大？遗憾的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对这种事件的态度应该像对待伤风感冒一样；虽然它会令人难过的影响情绪，但对身体有无实质性伤害。一段时间过后，这件事也就烟消云散，无人提起了。
　　通过这件事，我第一次发现，在新闻记者中有些特殊的人，他们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来评判足球和球员。这是些真正的或者是自诩的知识分子，大多在所谓的严肃的报社供职。他们居高临下，悠闲地注视着体育版同事们的一举一动，而对街头小报的记者们的文章往往嗤之以鼻。读读他们所写的文章，几乎每一行字都要让人看出来：只有他们才会有本领认识事情的本质，写出事情的真谛。
　　在当时《南德意志报》对施特劳斯―――勃兰特―――贝肯鲍尔为题的讨论所得出的启示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且不去理会贝肯鲍尔说的那些表明其政治见解的话是对是错，仅仅他认识那两位被问及的政治家这一事实，就已令我们感到高兴不已，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球员只会回答：‘同他们我们还从来没有较量过，当我不怕。’对这位大碗球星来说，他能认识到‘民族的不幸’毕竟是与即将举行的世界足球锦标赛上的某场球赛的失利有所不同的两回事，无论如何这还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个进步。
　　当然，这也是在披着一本正经的知识分子的外衣下进行的。我们足球运动员是笨蛋，是些只会穿着短裤踢球的年轻人，脑袋里空无一物，肚子里全是草。被《南德意志报》誉为伟大评论家的约希姆.凯特教授不仅撰写有关卡拉扬和格拉斯的文章，而且现在也评论起我来了，我感到不胜荣幸。只不过是在时隔12年之后，当我在汉堡与联邦甲级队告别的时候，《南德意志报》的这位高级评论家在写评论的时候，对我还是很客气的，不像有些人在谈到贝肯鲍尔这个话题时显露出某种厌恶。对此，我是很感激他的。与此同时我常常想的是，在某些足球运动员与某些分析评论家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之处：一个酷爱足球，一个酷爱其语言之美和思想之力；两人都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有点盲目的痴迷；虽然这种痴迷会造成他俩关系中短时间的紧张，但终究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结果。我就觉得图宾根的修辞学教授瓦尔特.延斯所写的文章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真正的结果。记得他在谈起自己时说过，他曾经当过足球守门员。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也喜欢足球，尽管他不喜欢拜仁慕尼黑队和我―――上文我已提到此事。
　　如果有人想要从高等学府这一级讨论足球这个话题的话，必定会去召延斯教授。他呢，召之即写。有一次他写的缘由是我的第１００场国际比赛。1976年《明星画刊》有篇文章谈到：“国家队队长身为成就卓著的球星，竟在其身上反映出了国家队内部的矛盾。”这篇文章的最后几行字是延斯教授对这篇文章的导读。我预感到，既然惊动了这位大教授，对我必定不是好兆头。果然，延斯教授没有使我失望。
　　我曾写过一本名为《像我这样的人》的书，这本书已于两年前出版。我知道这本书不会给我带来诺贝尔文学奖。再说，他早就从书店的书架上消失了。但是，延斯教授显然还不能忘记这本书。他写道：
　　“我还从未见过一部自传写得竟如此枯燥乏味！贝肯鲍尔，这位反面英雄，这位假绅士竟也能驾轻就熟地像谈论性问题那样对大学的限额报名大发议论。他用他的智慧，确切地说是用他的傲慢和玩世不恭取笑他的队友格尔德.穆勒。他历数他的教练拉特克随大流思想的罪状，并以此为乐。
　　“总而言之，这本书中所写的只是一面之词。真正的贝肯鲍尔不是这样的。他书中所写的贝肯鲍尔，表面上看起来机灵，实际上却笨拙异常，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要成为世界名人的暴发户。贝肯鲍尔不同于他的队友们，有时看起来比他们起着更大的作用。贝肯鲍尔也不同于他的前辈，前联邦德国国家队的场上队长弗里茨.瓦尔特和乌韦.泽勒。
　　“我们且不去管被誉之为‘货币改革之后时代的旗手’的‘老弗里茨’和身为‘足球界大联合代表’的‘我们的乌韦’之间有多么大的区别，至少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国家队的场上队长，而不是国家队的队长。一个场上队长要拼搏，但从不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一个场上队长会犯规，但不会受到警告，一个场上队长会争吵，那是为了民族的荣誉，一个场上队长不允许去嘲笑对方；如果他的球队输了球，一个场上队长不必压制住自己的眼泪。
　　“而贝肯鲍尔却与此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是一个首先为自己踢球的球员，就像他迄今为止所踢的那样，他是一个不同于瓦尔特和泽勒的运动员，身为队长却没有队长的气质，恰恰是一个‘反面队长’，他脾气多变，他爱好挑战，他用藐视的目光对待错判的裁判，他用不同的姿势嘲讽起哄的观众，他诡计多端，而且还独断独行。（如果对方破了自己球队的大门，我会自动举手示意，让裁判们知道已经破门。’）
　　“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他的一面。的另一面是：当他在绿茵场上像‘皇帝’那样踢球的时候，当人们称他为‘弗朗茨皇帝’而不是‘我们的弗朗茨’的时候，当他艺术的、漂亮的、精确地、自信地、随心所欲地踢球的时候，他所揭示的恰恰是‘为德国而拼搏’和‘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高尚精神完全是空的。这个时候的他、是一个熟练地掌握了足球技艺的他。它是一个艺术型球员，而不是一个力量型球员。为此俱乐部主席付钱给他，就像18世纪的爵士们给为他们献艺的歌唱家、舞蹈家付钱那样。其它的一切，什麽荣誉，祖国和队友间的友谊，对他来说都是空的。
　　“这个贝肯鲍尔，真是一个谜！这个活着的最出名的德国人（像大众汽车制造厂一样出名）同一般人想象的德国人---有力的、狂热和只知埋头苦干的劳动者是不一样的。他冷酷、粗俗，不守纪律，喜欢嘲笑人，甚至也嘲弄自己。有个例子，足可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有人给他放一部电影，该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与裁判员的判罚意见相反，应该在拜仁队罚球区罚一个十二码点球。贝肯鲍尔看到这个镜头时说：‘我觉得摄像机的位置对我们有点不利。你觉得不是这样吗？’
　　“这个家伙，还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谜！他是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朋友，但他在球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与施特劳斯的装模作样毫无共同之处。一个在哇啦哇啦怪叫，另一个则在无所谓的踱着方步；一个是大发雷霆，而另一个却是冷静的透心。真是烦恼对无忧，有天壤之别！
　　“真的，此人浑身充满了迷！当别的运动员在绿茵场上把球踢得当作打临时工的时候，贝肯鲍尔却用细腻的凡尔赛风格踢球，并以此证明：可以用一种看起来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方法来推动足球运动；这时可以用气势、用情绪，用最少的服从和最多的主动进行的一项运动。
　　“贝肯鲍尔想怎么踢就怎么踢，并以此证明：一个人如果把自己局限为一一家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那是远远不够的。弗朗茨皇帝的所作所为证明了，最好是许多人能像这个人踢球那样地工作……这个人就是拜仁俱乐部赚大钱的足球皇帝。他对我们社会的矛盾作出了新的注释，是赫尔施贝格时代的老战友们根本一窍不通的注释。
　　“贝肯鲍尔是封建复辟时代资本主义的象征。在这个时代，既有垄断，又有宫廷的光辉。如今，新的梅特涅（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一贯被视为反对革命，恢复封建专制，推行强权政治的代表—译者）们正以汉斯.卡尔.菲尔宾格（德国政治家，纳粹时代曾以法官的身份服役海军，1966年任巴符州州长，1978年因历史问题下台。这里用他作为反动的纳粹时代的代表。--译者）的矫揉造作沐浴在宫廷的光辉之中。
　　“普通百姓，只是欢呼的群众场面而已。
　　“远离这个国家；为了不被毒死，远离这个我不得不为他流血流汗的国家。
　　“而要离得更远的是这个现实的可怕的时代，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想担任过场上队长的弗里茨和乌韦；我们要远远地离开这个现实的、这个可怕的时代。当足球运动还是个民主与浪漫的混合体的时候，当老家伙们还没有银行存款，队长们没有出入高级宾馆的时候。
　　“不要欢呼，根本用不着这样，像对待乌韦那样，只要拍一下肩膀就已够了。至于对足球皇帝与他的第100场国际比赛，当场喝几声彩也已经够了。
　　“周日国家的臣民们向他们的皇帝陛下致意！”
　　足球以及围绕着足球所发生的一切，是有社会及其当时的状况所决定的，而社会的某些发展也通过足球运动反映出来，这种观点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踢球的方式方法，部分的东西是偶然产生的，是我从固有的禀性和情绪中产生的，是这种禀性给了我某些才能。只抽取部分观点来论证自己的理论，我认为这未免是一种肆意的滥用。我并不认为，说我当时折磨队友甚于同他们一起踢球是符合事实的。说我是个没有素质的男人，说我是个脾气多变，爱好挑战的“反面队长”，只会艺术的、漂亮的、精确地和自信的踢球，说我只会把“为德国而拼搏”以及“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高尚精神斥之为完全是空的，说我认为荣誉、祖国和队友间的友谊也都是空的，说我是封建回归时代资本主义的象征……我可从来没有觉得我是这样一个人。
　　你看到有关你自己的诸如此类的报道越多，你就越要小心为好，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在你被采访时你会想起侦探电影中结尾的镜头：手铐喀嚓一声带上了被捕者的手；有一个警察对他说：“您有权力也保持沉默，您所说的一切将用于对您……”前内政部长赫尔曼.赫歇尔曾经不无抱怨地说，他不能总夹着基本法到处奔波。而你也一样，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你也不得不为穷于事先准备好的回答而感到遗憾。在比赛刚刚结束之际，当你还气喘吁吁，体力上和思维上都力不从心的时候，感情上也是最容易激动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的即时想法和看法，这是最容易使人生气的事情。在90分钟比赛刚刚结束之后，你会有许多想法，但是你还来不及理出个头绪，形成一个看法。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所问的问题不直接进行回答。事实上，这也是最老实的办法。后来这种回答方式成了我回答问题的标准模式，它将像“足球皇帝”这个称号一样始终陪伴着我：“我们等着瞧吧！”在巴伐利亚方言中，还有两种与此相仿的表达形式，不过是有所扩展而已：
1. 我们等着瞧，结果当然会看到的；
2. 我们等着瞧，等上一段时间，结果总会看到的。
“我们等着瞧”这个表达，与不知所答是毫不相干的。有时候，它是一种必要的注释
表明说话人的思维过程尚未结束而未得出结论。有时候，他也是一种推托，是对未来、对以后的比赛意义重大的考虑不能公诸于众，否则会自讨苦吃的遁词。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期间，我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关系竟冷淡如此程度，好像在我们
共同住地的自来水管中会滴出方形小冰块来。那个时候，我非常怀念以前我同新闻界和谐甚至是友好的关系。可以说，我们拜仁俱乐部是同慕尼黑的新闻记者们一起进入联邦甲级队的。我们的成就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他们所写的有关我们的报道使我们受益非浅。他们中的许多人士与我们同一辈的人，与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我们和他们一起带来去去，路上也住在一起。即使说我们大家不可能都成为朋友，但彼此都很熟悉，论动员和体育记者，这是同一利益群体中相互不愿拆台的组成部分。在我的记忆中，1973年的事情是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
   当时我们乘火车去阿姆斯特丹与阿贾克斯队进行欧洲冠军杯赛。这紧要关头格尔德.穆勒受了伤。出于需要，我们必须对此保密，直到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如果只是在球队内部保密还不太难办，而在咖啡聚会上就难以做到了。有人会把这消息偷偷的告诉他最要好的人------当然对方答应绝对保密。如此一个又一个的保密，直到有一个最要好的人是个新闻记者。这一来，这条消息就上了报纸。对这位新闻记者来说，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只是出于职业习惯而已。
   　我们想阻止荷兰人得到穆勒受伤的风声，也不想让荷兰人失去对他的敬畏，更不愿让荷兰人认为在两军相争的紧要关头我们是有意安排让穆勒放弃上场比赛的机会。于是，斯旺召集与我们同行的新闻记者开了一个会。他说：“先生们，我想请你们帮个忙。现在我向你们透漏一个消息，同时也肯求你们，到明天晚上比赛终场的哨声吹过之后再发这个消息。我之所以求你们帮忙，并不是因为你们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很可能对我们带来不利，因为这个消息肯定在国内和荷兰都会引起轰动。如果你们能放弃使用这个消息，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会上，新闻记者们终于取得一致，发出这样的消息：“格尔德.穆勒小腿骨折，但明天仍会上场比赛。”我们设想，在这次大赛的早晨，报纸上将会看出这样的头条新闻：“格尔德.穆勒折断了小腿骨，但照样上场比赛。”真是耸人听闻的消息！当时慕尼黑５家报纸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但当时在场的新闻记者们没有一个不理睬斯旺的要求。在星期三举行球赛那天的上午，报纸上竟没有任何有关穆勒受伤的消息。尽管这对拜仁队对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最终仍以０：４败北，但这同新闻记者们毫无关系。
   我担心的是，今天恐怕是再也不能达到如此团结一致了。新闻背景的变化太大了，新闻记者和读者的兴趣所在也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虽然过去他们也有责任做到客观性，但只有极少数人是出于嗜好而自愿这样做的。不容怀疑的是，记者们要为自己喜欢的俱乐部写文章，这样的文章也有人来读。有些比赛被记者们写得比实际情况精彩，这常常使球队离开时赢得的东西比实际赚到的还要多。当时还没有监督机构，虽说电视中的图像并不能总能带给人最终的真相，有时也会弄错点什么，但欺骗观众的事很少很少；通过重放、慢镜头和多角度的摄像，几乎不容许任何怀疑存在，电视也帮助人寻找自己的位置，有时也使得比赛更公平些。尽管这都是正面的东西，但我不能肯定，这也一定是优点。过去，足球迷们可以从球赛终场哨声到下一次比赛期间为值得争议的问题进行争论，这也是足球比赛的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的电视由于有了精确细致的图像，所以丧失了部分讨论的基础。电视观众不再需要不断地争论不休。这个观众感到摄像机已作了证明，那个观众却认为没有；在工地上和工作单位里就能把一场足球比赛说的清清楚楚，在定期聚会的餐桌上便会对此无话可谈，或者至少用不了过去那么多的时间来谈论这场比赛。即使在报纸上，对９０分钟的比赛进行内行的分析也不再是什么大的题目，因为电视转播时行家已经进行了评论和分析。所以，需要新的话题。这就是职业球员的私生活，足球界倒霉的人以及球迷们什么都想打听的球星。
   职业球员是公众的兴趣所在。对他们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即使他不喜欢这样，也只能认了。但它可以做出决定，自己的多少东西可以公开曝光。要想让自己的私生活一直成为禁区，这是办不到的，他也不能要求这样做。同时，他也会介入到他的球迷们的生活中去，其途径是他通过广告将某些东西推荐给球迷。因此，公众中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样的要求：要求我买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的是谁？单单知道是谁在左边中场踢球，体质非常好，就是头球差点这些情况，他们觉得还不够。他们还想知道：他的妻子长得什么样子，他有没有孩子，他喝水还是香槟酒，他开的是什么牌子的小汽车，他穿的是牛仔，还是定做的西服等等。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新奇。而新闻媒介所公开的，往往是可以成为经验的东西。聪明的足球运动员会用开玩笑和友好的态度来解除新闻记者的武装。这方面，我觉得安迪.布雷默做得特别好。有的球员想把自己想把自己完全遮掩起来，圈在禁区，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和影响。比如尤尔根.克林斯曼就是这样的一个球员。
   球员必须仔细考虑清楚，应该公开你自己和你私生活中得什么东西。报界的报道虽然不会跟踪你一生，但往往会顽固地缠住你半辈子。
   在足球行家中，我有一个很要好的熟人：英国人布里赖恩.格兰维尔.。他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笔，写过一本名叫《职业球员》的书，这是部难得的，很精彩的体育题材的长篇小说。有一两次，他对我说：“这些东西很少是原汤原汁的新闻报道。”其实，这是一则古老的英国格言。如果完全意译的话，他的意思是：“新闻作品中很多是剽窃之作。”我倒是可以举例作为作证的。当我写这本书而进行准备之际，我查阅了不少档案资料。其中有一张士瓦本日报（出于礼貌，我对该报的名称及那位肯定爱虚荣的作者姑且保密）上刊有这样一段话：“假如弗朗茨.贝肯鲍尔在明天晚上电视转播决赛实况之后出现在赛场上，爱发议论的报纸主笔们就值得记点什么了。不过，他最喜欢他的名字出现在体育版上。”
   我边在心里说“你倒也知道这一点”，便继续翻看这些资料。然而，实际上我在《明镜周刊》的一段引言中已经看到了这段话：“如果他每天晚上出现在‘酒馆’里，这对关于捕风捉影的主笔们倒是值得记一笔的。不过贝肯鲍尔本人之意，他更喜欢他的大名见之于报纸的体育版。”这是《明镜周刊》一篇报道的原话，而这篇报道早在两年前就已面世。
   我在这里也不想做出推断，说是有人有意剽窃。有些表达读的人很喜欢，以至于牢牢的在其头脑中扎了根。所以，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些新闻记者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还能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这些表达，而没有想到这些表达是别人笔下的东西。但是也有些看法是某个人特有的，却被别人一再地运用。甚至有关的介绍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我1976年举家迁至格吕恩瓦尔德之后，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们引着他在我们的新家中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后来，他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说道：“他家中的波斯地毯看起来不像是假的……”这句话我后来在不同的报纸上看到过10多次。许多（抄袭）作者大概觉得这句话很有回味，它能让人在捉摸不透中做出种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贝肯鲍尔在购买地毯时上当受骗了。另一种可能是：贝肯鲍尔把家里的部分资财铺在了地板上。反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的意见和想法。但对我来说，这些理解和想法都差不多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样东西着实使我生气，那就是所谓的“雪青色圆床”。这件事纠缠了我有几年时间。在这几年时间里，没有一则有关我的私生活的文章中不提到这张床的。怪只怪我自己，把陌生人引进了我自己的卧室。以后再不能干这种蠢事了！虽说，床就是床，管它是圆是方，管它是羽绒床、空气床，还是水床，反正它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一张“雪青色圆床”，在那些文章中却可以唤起读者的无穷遐想：雪青色，就是紫丁香的颜色，这可以任凭人想好想坏；圆床，不可以让人联想到荒淫无度吗？然而，这张床的唯一秘密，或者说好处是；它放在房间里，与全套家具显得非常和谐。我再也不会让这样的床进我的家门，我再也不会让不熟悉的人进我的卧室―――这是我得到的深刻教训。
　　一个人可以想法保护自己的私生活，至少是可以想法使其中最隐秘的部分不被公之于众。如果这方面什么时候出了麻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隐居起来。隐居生活可以做得很巧妙，但只能一时，不能长久。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新闻媒介，他们的志气、干劲和经费取之不尽，以至于使一些明星、脊背追逐的猎物或早或迟地半途而废。最终揭露秘密的时间拖得越久，报纸上报导时所用的标题也就越大。
　　如果有别的女人出现在我、或马特乌斯，或鲁迪.沃勒尔身边，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冒险了，而且也不必保密，因为你不可能幸免的是报纸上会对你新的谈情说爱和新的生活进行诸多报导。辟谣是没有用的，也不值得以假乱真。这一切会使你伤神费力，对你上报纸的头版头条毫无作用。你上报的时间越早，被公众忘掉的时间也越早。虽然公众舆论对足球运动员的诗人生活很感兴趣，但对他们私人生活中出现的麻烦和困惑的态度，如同对其他人一样，都处之泰然。什么外遇、分手和离婚，运动员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其他人的生活中也会出现。他的名字定期见报，这是职业使然；谁需要公众舆论－－－因为它的利益是其生存条件的一个部分－－－，谁就必须甘心于不总是仅仅传播他所喜欢的东西。当然，有时候被曝光确实是很不好受的。这样一来，你会很容易陷入与周围的世界和新闻媒介敌对的状态之中，而实际上它们同你不是敌对的。
　　运动员和新闻记者，这是一桩买卖中公平交易的双方。今天是这方当买主付钱，明天是另一方。到头来，双方总会以某种方式取得平衡。这是一种给予和收受的关系。如果只有给予，那就糟了，就不平衡了。可以把这种关系升华为一种原则，可以把毁灭性的批评当作一种市场的信号。
　　墨西哥世界杯赛之后，使德国足球界的新老交替时期。我想在四年后，即在意大利世界杯赛上，把德国国家队从仅仅为目标踢球带回到艺术足球的境界。我知道，这样做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失败，也就是说我必须忍受许多东西。比如说：“每当弗朗茨.贝肯鲍尔为了足球精心打扮一番，穿着深色西装，带着洁白的领带站在教练席旁的时候，那时他想告诉赛场里的球迷和电视机前的几百万观众们：‘足球比赛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但是，在这个后面，它还给人这样的印象：‘足球皇帝’也在看德国足球……为了纪念他那光荣的过去－－－这是一个以贝肯鲍尔的名字命名的辉煌的时代－－－，他故作庄重，带着鼻子上的两条直线皱纹，双目注视着赛场，犹如注视着他的全部幻想的最终归宿。
　　这是１９８８年第２６期《明镜周刊》上的一段话，这是我在欧洲杯半决赛对荷兰队失败后报界对我的评判。这期杂志也对以后几年的情况作了预测。可惜，这种预测并不是乐观的：“国家队主教练有关这次具有１００年历史的德国对抗力量传统失败的冗长的悲叹和抱怨所蕴含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信息，即今天德国足球已经不再有贝肯鲍尔这样的球员了，这也是为什么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施瓦岑贝克这样的球员的原因……然而，如果贝肯鲍尔有关艺术足球的光辉思想得以被１１个年轻的‘卡契’（施瓦岑贝克的别名）灵活地运用到绿茵场上的话，那么就会获得百分之百的成功。那时，我们的‘足球皇帝’也许就会高兴得在球场便蹦蹦跳跳呢！”
　　看到这样的文章，当然是不会令人愉快的，但对这些不可谓不漂亮的词句的掌声也是有限的。不过，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些对德国足坛必须解决的问题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很清楚，这些话并不针对德国足球队的球员，讽刺挖苦也不能转嫁到他们身上，这一切都是针对我的。我能够承受这一切－－－这大概算不上是恭维话吧！而那２４名年轻的职业球员－－－我同他们一起工作，我想训练他们成为争夺１９９０年世界杯的一流球队－－－或许会被弄得晕头转向。
　　从墨西哥回来之后，我发誓今后不再主动作出什么反应，不管新闻媒介上的话多么难听、多么有挑衅性。如果实在忍不住要生气恼火的话，那也只能生自己的气，脑自己的火。这一招果然灵，它使我经受了我担任德国足球队主教练的６年时间里所受到的最凶狠最难听的评论：“弗朗茨.贝肯鲍尔使德国足球的掘墓人。“说这句话的，除了保罗.布赖特纳，别无他人。此人一直在追逐轰动效应，而且几乎总是以牺牲别人为代价。他获得了造反和叛逆的美名，并且以此为生；而我能够与造反和叛逆共存。
　　有时候，我也在心里想，保罗也受过教育，也有多年的生活经验，应该对人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我同时也明白，在对人生有比较深的了解和自己为了解人生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新闻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利用足球、球员和教练。在看台上和写字桌旁，也像足球场上一样，不乏沽名钓誉之徒。许多人想把比赛小题大做，还有的人想用广告式的语言耸人听闻，可惜做的过于笨拙。杂意大利世界杯期间，有一家报纸上竟这样对我说：
　　“谢谢，弗朗茨，谢谢这充满情爱之夜。”
　　看看，“充满情爱之夜”？这也说得太不着边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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