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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皇的《半世球魂》。终于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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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8 23: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章 教练难当</FONT> ------<FONT size=4>我怎么会是“德国足球的掘墓人”</FONT>
  
  每次世界杯赛之前及期间,总会有种种不同的令人满意的地方。但在1990年世界杯赛,以及我生平第5次参加的和第二次作为主教练参加的世界杯赛之前和期间,我的感觉却从未有过地好。当时的这支球队可以说是信心满怀,斗志远大和意志坚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国家足球队的精神状态有它这么好的。没有一个球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打到什么地步?每个人都深信:我们一定能赢得冠军!看看历次世界杯赛德国足球队的情况,就会发现其差别竟会如此之大:1974年说的是“我们一定要打赢”;1966年则为“我们不必害臊”;1970年时泄了气:“这很难啊!”1986年更惨:“但愿不要坍台。”
  现在,在我们球队跌入史无前例的低谷之后不到6年的时间,在保罗.布赖特纳把我说成是:“德国足球的掘墓人”两年之后,我们队又踏上了向顶尖球队攀登的道路。我曾经产生过怀疑,就那么一次。这是在最后一场对威尔士队的资格赛比赛之前。如果我们队败北,那就是德国国家队第一次被排除在世界杯赛之外。我的疑虑来自杯赛本身,并不来自空虚感。尽管如此,这已经影响到专心致志地看球。1989年10月,大批民德难民经匈牙利来到德国。那些民德公民在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寻找避难之所,他们获准离开捷克,经过柏林墙来到德国。电视对此进行了实况转播。当时,坐在电视机前几个小时观看电视转播的有我们队来自柏林的队员比雷.利特巴尔斯基和托马斯.哈斯勒。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出生之城将如何开始一个新时期。
  如果我们真要输给威尔士队,依我的估计,问题也许会处在特里.尤拉思身上,因为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1975年,他曾在利兹联队与拜仁慕尼黑队对阵,争夺欧洲冠军杯赛冠军。就在这次比赛中,他犯规,致使我们的后卫比约恩.安德森的膝盖骨粉碎性骨折,葬送了安德森的足球前程。这次犯规是我所看到的所有犯规中最为严厉的。但是,哈斯勒没有使我们失望,他射进了关键一球,通往下一阶段比赛的大门因此打开。
  7个月之后,当我们队22个球员来到马伦特训练营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过去常能听到的怨言:别人都在休假,只有我们还在折腾。这种话,粗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但言外之意,却是一种怀疑,一个疑问:这样做值得吗?这种玩笑实际上是一种迹象,我身为教练可以马上感觉到,这是事关细心和志气的玩笑。从一开始,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解自己的长处与高傲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投入要有所节制,在漫长的赛季结束之后,要让体能得到恢复。在马伦特,我常常感到,球员们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不能错过时机进行休整式治疗,不能一味地紧张劳累。当我们后来慢慢地开始恢复体能,向最佳状态过渡的时候,有几个球员已经根本不能快跑了。我第一次看到国家队员竟会偷偷溜走---不肯参加越野跑。当然,这是偷偷和自发的。体能训练,在以前是充满了神秘,从来都是非常累的,但对教练已经不再是什么难题,因为现在的医学知识足以使人避免犯什么错误。
  当我在国家队参加最早的几场球赛的时候,医疗组里有埃里希.多伊泽,一个有一双回春妙手的医生,还有他的助手和一只医疗箱。而朔贝特教授也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但这位教授只负责进行诊断。1984年我刚进德国足联当教练的时候,有人问我,我要怎样布置我的办公室。我回答说:“我不需要办公室。我只需要球员和他们有出色的医疗和护理。”当时我们队有整形外科医生海因利希.里斯教授和按摩师阿道夫.卡岑迈尔,我还想要一个内科医生。德国足联主席诺伊贝格尔建议用来自萨尔州同乡舍德曼教授。但我已经决定用海因茨.利森教授,他在国家曲棍球队当队医。我达到了目的,而且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我如愿以偿,除了汉斯-尤尔根.蒙塔克和克劳斯.埃斯尔之外,我们还请到了两个心理医生。这样我们有了五个一流的专家,有关队员医疗卫生的事情,我们不用再担心出意外了。
  也许,我们的要求是显得过分了点,但队员们得到了非常好的照料;他们的身体,他们踢球的本钱得到了最好的照料。就像工厂里对机器的管理和维修投入大笔费用一样,对人的身体也应该不惜工本进行投资。我亲身经历过,有多少很有前途的人,由于把体育医疗和护理看作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不予重视,最后导致他们过早地、或者是突然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足球运动员必须相信自己的自我恢复能力,他们得到按摩、绑绷带和注射可得松等治疗,直至身体作出反应。如果说在我最年轻力壮的时候埃里希.多伊泽的随身药箱已经可以应付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医护小组因该带上一个集装箱的药品和器械一起去意大利。卡岑迈尔、蒙塔克和埃德尔三人从早到晚忙于按摩肌肉。洛塔.马特乌斯利用这种新的医护条件到了过分的地步。有几次,他在半夜里还躺在按摩桌上接受按摩,正巧被我碰到了。我要求她:“该回去了!这个时候因该躺在床上睡觉,而不该让别人为你工作。”他耍滑头地做着鬼脸说:“教练,我需要它帮忙,否则我睡不着。”
  有时候,人需要有他想要的东西,尽管我并不相信:按摩真会有安眠药那样的效果。
  每天早晨,球员们去用早餐的时候,个个都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了耳垂止血。“我不想以后再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助手贝尔蒂.福格茨说。但这是必要的;每天从耳朵上弄一滴血可以测量尿酸浓度,以便断定球员的身体状况,断定他们在训练和比赛中耗用了多少体力;医生们便可知道使用什么药物使球员消耗的东西得到补充。营养摄入方面也是这样,但没有这么快,这么精确。这与服用兴奋剂毫无关系,因为这不是兴奋剂,也不是代谢药物。
  我开始怀疑,服用兴奋剂会对足球比赛真的有什么作用。服用兴奋剂的球员在达到最高成绩之后,就会陷入体力上的低潮期。在足球比赛中,这个低潮时期出现在两个负担阶段之间:在世界杯赛期间,是在两场比赛的中间;在联邦级级队中,则是在比赛、训练和比赛之间。这个低潮时期为时很短,从高到低的转换很难分清,以至于给人的印象是高潮时期能够召之即来似的。尽管如此,对所有参加比赛的职业球员进行兴奋剂检查也是因该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而造成伤害的例子层出不穷。所以,职业足球应该证明,足球运动员没有一个是用这种化学品的。父母送自己的孩子来踢足球,如果不用担心被人用令人不放心的办法进行训练,这岂不更好?
  我从未服用过兴奋剂。我当主教练的这些年,也从来不用兴奋剂。对福格茨,我也可以担保他从不这样做。我们相信的是医药和我们的经验。足球训练是不能像军事训练那样的,它需要一定的基本条件,对每个受训练者一样的基本条件,这是每个受训练者必须具备的起码素质。但是,对两个不同的球员,让他们做同样的事情,结果不一定相同。其中一个可能会由于过分用力而消耗掉自己的体力,这可能是启动速度问题,或者是应变能力问题;而另一个人,则可能会由于体能上的某个微小的欠缺,造成在决定性的两人拼抢中反应慢了百分之一秒,在两人奔跑抢球中总是落在对手的后面;第三个人,可能由于肌肉长得太快,或者球感不细腻,使他不能够做到传球非常准确,或者踢定位球不好,不能够越过人墙,把球准确地打进对方球门的三角里。
  要了解每个球员需要什么,什么时间让他出汗,什么时候要保护他的体力,这不能靠无数科学论文---当然,它们也是一种形式的依据。还有,教练证书也不能证明你一定会做出聪明的最后结论。教练证书只能证明你在理论上掌握了教练的工作,但它不能保证你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所以,你需要经验。最好的经验收集者就是球员本人。你不仅要发现能得到什么和不能得到什么,而且还能观察到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他们的反应。你还应该记住。什么样的教练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其球队兴奋起来,又是什么使其球队无精打采的。在训练中,你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对抗中。你会观察到或马上看到,什么东西是不对的,那一球员在采取保护姿势,以免受伤受痛。而且你还会知道,某个球员是否不再努力踢球,因为他懒于拼抢和奔跑了,或者他显得筋疲力尽了。哪个球员真得精疲力尽了,你就用不着再去给他鼓劲,因该让他休息,保护他的体力。你还应该想法保持球员的高涨情绪,而且时间要长。从进马伦特训练营到结束最后一场比赛,历时8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也该允许球员们有时开开玩笑,说说笑话。有一个笑话可以说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我们曾经同丹麦队进行过一场热身赛。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当时赛场上的比分是1:0,还有几分钟时间比赛就要结束。这时,我的助理教练霍尔格.奥西克突然对我说:“你瞧,海尔曼还坐在那儿没上场。”我差点把这个不来梅小伙子给忘了。“快脱衣服,上场!”我对他说,并把他换上了场。他是我们球队的第21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我还从来没有换过这么多球员。剩下没有上场的一个是伊尔克纳,他是我们球队列奥曼和科普克之后的第三守门员。否则,全队22个球员都上场了。对所有上场的球员来说,这是一次参加正式国际比赛的纪录。几年以后,在球员们的个人成绩统计中就有了很好的纪录。只要一个球员代表国家队上场踢球,不管你踢了3分钟还是90分钟,都是一次参赛纪录。现在,冈特.海尔曼的档案材料中就有参加2次国际比赛的纪录。
  在世界杯赛之前,我们队热身赛的总成绩并不理想:2胜1平1负,进6球,失5球。世界杯赛年我们参加的第一场比赛是对法国队,结果以1:2败北。这是我们队在这一年里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失利的比赛。我觉得这次比赛失利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求我,不用自由中卫,只让4名球员组成一个防守链。许多人认为这是最现代化的足球的提法,许多人赞成这种踢法。但有一点他们没有想到:没有合适的球员则是致命的。我们恰恰没有称职的球员。有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采用不符常规的做法,并且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在与法国队的比赛中,我采用了4人防守的踢法,结果失败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结果,争论也就彻底解决了。原来的踢法坚持不变,参加世界杯赛的球员的选择也按我的办法进行。这套人马是我当教练以来最好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
  几十年来,德国足坛从来不缺好守门员。自1954年托尼.图雷克以来,实际上还没有产生过问题。从赫尔肯拉特到蒂尔考夫斯基、迈尔,直至舒马赫,从来都没有问题。而舒马赫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守门员。1986年,舒马赫写了《开场哨响》一书之后给赶出了国家队,接替他的有两个候选人:伊默尔和伊尔克纳。年轻些的依尔克纳最终当选。博多.伊尔克纳19岁的时候,就已非常镇静、专注,只是在世界杯赛之前的冬天,他陷入了危机。我常常问他:“博多,有没有麻烦?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但是他总是回答说:“没有问题。”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有点神经质,因此也造成失误。我看到他跑到球门后面去拾球,就批评他:“国家队守门员用不着奔跑和捡球。他应该让别人去捡球,即使花去了10秒钟时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自己一队暂时落后,或者所剩时间不多,这时守门员应该抢时间。否则的话,一个守门员应该保存体力,镇静地注视着场上的队友。
  幸好,年初的时候他又恢复了体力。但我不喜欢他体力训练的怪癖---大概是从舒马赫那儿学来的。他的上身越来越强壮,而下肢越来越瘦弱。我请泽普.迈尔加强他的下肢训练,“主要训练他的速度和弹跳力。不然,它会在健美锦标赛上夺冠,而接不住球了。”伊尔克纳是球队的第一守门员,这当然是很明确的。他的两个副手奥曼和科普克基本同意这个安排,他们没有忌妒,也不说讽刺挖苦的话。
  在伊尔克纳之前任清道夫的位置,我曾考虑的是奥根塔勒。当时有人对我想把他带到意大利去感到不理解。他已经33岁,常常受伤,在联邦甲级队里也是一直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队员能在世界杯赛上有什么作为?但我当时需要一个有名气的人,一个被球队接受的、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具有奋斗精神的榜样。我不知道洛塔.马特乌斯是否最终能被全队接受。他在有些比赛中得到了一个避重就轻的坏名声,在关键时刻或毫无进展的时刻,他会缩在后面,不肯出头。我很早就对奥根塔勒说:“你还有两个前卫科勒尔和布赫瓦尔德为你清扫一切。其余时间你可以穿着西装领带踢踢球,走到前面当传球中转站,维持比赛节奏。”他说:“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试试。”他说的试试,对他来说实际上意味着受罪。
  这几周对他来说,也是痛苦的几周,因为没有取胜的把握和固定的位置。在墨西哥世界杯赛期间,虽然他比现在年轻4岁,但也只参加了两场半比赛。此后,直到1989年9月,他在国家队中也只是短时间上场。后来,他流血流汗、不怕痛苦,经受住了考验。这牵涉到一个素质问题。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又一次完成了任务。从墨西哥世界杯赛以来,我试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先后指派赫斯特、赫格尔、法赫、贝特霍尔德上场占据自由人的位置,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他是称职的自由人。
  在参加世界杯赛的球队里,奥根塔勒前面有信得过的后卫。其中之一是斯特凡.罗伊特。他的特长是爆发力强和速度快,他的不足是活动性不够。如果他往前冲的话,他能超过对手,但不能抢到球。他旁边是尤尔根.科勒尔。如果他身体好的话,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盯人球员。他需要的是具体的任务,然后他几乎总能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吉多.布赫瓦尔德的情况也是这样。早在1986年,我就想把他带到墨西哥去,可惜没有成功。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足够多的前卫。他没去成墨西哥,这对他打击很大。对此,四年后我还感到心里很难过。布赫瓦尔德为足球贡献了一切。你可以同他在半夜四点钟一起训练。他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在人品上他是个巨人。不过,有时候他显得太严肃了点。在这方面,安德烈斯.布雷默正好与他相反。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后卫之一,是个全能型球员。我常常对他说:“如果你能一直这样踢球,你可以踢到40岁。”在技术上,他是个无可挑剔的球员。他能很快把握赛场上的局面,而且又是左脚能像右脚一样棒地踢球的球员。他唯一的缺点是踢球随便。但这时以前的情况。记得有一次国际比赛中,他踢球草率,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我推荐你去吹竖笛或去拉手风琴,但再也不会推荐你去踢足球了。”他的这个缺点早就克服了。唯一长不大的是托马斯.贝特霍尔德。他是1986年发现的新秀,是墨西哥世界杯赛期间最信得过的球员中的一个,他允诺的多尔做到的少,比如在意大利就是这样。
  洛塔.马特乌斯也早就是世界一流的前锋。但是,对一个人的期望越大,失望往往也会越大。可他突然成了一位著名球星。它不会逃避任何责任,他没有不能到达的路和没有做不到的努力。很可能是我们在米兰的比赛帮助了他。在米兰,他的感觉非常好,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的使他振奋的因素。同他差不多的是托马斯.哈斯勒。他是我们的多面手。他踢起球来完全像他说话那样:既充满了智慧,又充满了诙谐。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如此境界。尽管如此,我还是派他上场,总希望他的毫无拘束的踢球风格得到回报。他并没有使我失望,像比雷.利特巴尔斯基一样。利特巴尔斯基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气候,不管是上场还是不上场。他简直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魅力和感染力,使别的球员也受到鼓舞。他经验丰富,几乎能识别任何一种花招,他自己也掌握了许多绝招,他是我们球队中无可替代的球员。乌韦.拜因则与他不同,踢的是一种不追求华丽、只讲究实效的足球。他控球的方法最简洁,对许多别的球员来说都是最难的。一旦他获得成功,那可能是致命的。他的来自法兰克福的伙伴安德烈亚斯.穆勒对那次世界杯赛还太年轻。他是一个非凡的天才球员,可惜缺少经验。他到意大利去的目的主要是学习。即使不上场比赛,也可以学到东西。卡尔海因茨.里德尔也是这样情况。我计划让他替换沃勒尔和克林斯曼,以便他们稍作休息。
  鲁迪.沃勒尔和尤尔根.克林斯曼,是我理想的前锋线球员。沃勒尔机动灵活,点子又多,还富有牺牲精神,所以一直是我最欣赏的球员。克林斯曼则以它的快速奔跑和目标明确的直线切入而令对手感到害怕。在大赛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员方面的忧虑,各个位置都有合适的人选。另外,在整个大赛期间也许得一直坐在看台上的球员,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像奥曼、科普克、米尔、普夫吕格尔、海尔曼、施泰纳等人,每个人都有其特长和作用,没有一个人会破坏教练组的情绪,即使对教练组的安排感到失望也一样。在别的地方,我也有此经历。替补球员也可以毁灭一个球队。像科隆的保罗.施泰纳这样的了不起的球员,对球队保持饱满的情绪并以此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又不可能让他们的成绩在新闻媒介、在公众中得到应有的宣传和颂扬。为了这件事我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结果当然是不能如愿。尽管如此,他们知道我是很看重他们的。
  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球队里是没有等级之分的。队员们只要不是完全被个人主义所驱使,就不会有任何麻烦。谁做出了成绩,身就会得到器重,所以在第一场比赛之后,马特乌斯就有了无可争议的地位。对他的不足,大家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谁都知道,他喜欢讲话;话讲得一多,有时就难免欠考虑。如果他跌倒了,总会有人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这中间有奥根塔勒、布雷默等,最多的是鲁迪.沃勒尔。他非常自信,考虑周到,而且善于言词。他能用几句话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引到点子上,然后再把一切简单地归纳起来。
  我深信,在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路上本来没有任何障碍;充其量是运气不佳,或者是自己的愚蠢。实际上也差不多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足球运动员应该聪明到什么程度?可以笨到何等地步?我已经碰到过各种各样的球员---其中有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大学生、特殊学校的学生和文盲。在彼时彼地,教育的程度几乎没有什么作用。我常常感到惊讶的是,那些知识丰富的人往往不能看到这样的事实:有最优秀证书的人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球员,大学生并不样样超过中学生。智商极高的球队,从理论上来说,会减轻教练的负担;但在实践中,他有时会感到绝望。
  在意大利,我经历了我一生最为黑暗的时刻。那时,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怀疑我的工作还有没有意义。
  那时,好像一切都根本不可能有所改观似的。世界杯赛的头几场比赛都很难打。谁也不想出洋相,谁都知道要保存体力,因为还有许多比赛在后面。要想在小心和害怕、自我保护和被动懈怠之间找到正确的界限并非易事,有时会失败。在1970年至1974年的比赛中,我们的对手都不弱,但我们踢得有些消沉,这是因为同名次排在稍后的球队比赛的奖金很低。虽然每个球队为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而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但状态究竟如何,这是谁也没有绝对把握的事。大家都踢得有些拘束,都想改变原来在整个赛季中所用的排兵布阵,启用新的搭档,目的是想用出其不意的新招增强自己的力量。从理论上讲,这样做应该有用,因为无论是在想法上,还是在训练中,新的排阵都是成功的。但不能保证的是,一开始就能在比赛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新的配合不成功,内行的旁观者就会觉得有点可笑了。
  在米兰,我们的第一个对手幸好是南斯拉夫队。这是我们所能期望的参加这次世界杯赛最理想的开端。在这场比赛的90分钟时间里,马特乌斯踢得非常出色,成了球队当之无愧的队长。
  谁当球队的队长,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讨论。在1992年欧洲锦标赛之前,马特乌斯落选之后,贝尔蒂.福格茨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培养一名球员当队长。真是瞎指挥!没有一个教练可以简单地下命令:从现在起,你是个可以决定一切,所有的队员都得听你指挥的人。一个球队的队长是自己在比赛中,在赛场上打出来的,靠成绩、靠威信自己任命自己的。别的球员不仅必须照他的话来踢球,而且他是个能够信赖的人,是个其他球员愿意服从的人:即使条件艰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即使看起来精疲力竭但仍得咬牙坚持一下。一个球队的队长必须比别人更快地把握形势。必须尽快地感觉到或者发现,球队是否突然踢得马虎了,或者丧失了自信,或者已经出现了绝望的情绪。或者有几个球员已经开始向对手投降。
  一个球队的队长既是球队的心脏,又是球队的首脑。在一个球队里,并不总是能找到这样的球员的。所以在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只得把队长的任务分给几个球员完成。
  洛塔.马特乌斯具备担任球队队长所必需的各种条件,但他常常只能在部分地方让人放心。在4:1战胜南斯拉夫队的比赛中,以及在此后进行的所有比赛中,他把他的天才变成了世界顶尖球员的成绩。
  取胜也有不同,往往有不同的质量。在2:1战胜荷兰队之后,对南斯拉夫一仗是我们在那次世界杯赛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只要获胜,我们实际上就可以通过初赛。因为后来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比赛,从各种情况看,已经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实力,我们更有巨大的动力:球迷的同情和鼓励。从随我们球队来观战的球迷那儿,我们感受到了支持与同情,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他们反馈的信息:我们在德国踢得非常棒。对艺术家来说,观众的掌声不仅仅意味着面包。无论哪一个球员都不会对我说:自己在场上的表现是得到球迷的赞扬,还是被喝倒彩,对他无所谓。在世界杯赛上,对球队进行道义上支持的不仅仅是来自赛场里7万名直接站在你的一边观看球赛的观众。当你知道,在家观看电视转播的观众被你在场上的表现所振奋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感到一种满足;同时,也会感到以后的责任更加重大。如果说这是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样的感情浪潮,那么可以说,在意大利这种感情浪潮远甚于在墨西哥。米兰是相当理想的比赛之地。你虽然不在自己的国家,但没有巨大的压力,没有会使人瘫痪的压力,就像1974年有的比赛中出现的那样。而在米兰,你感受到观众的反应,如同家乡的一模一样。
  在我们抵达马伦特训练营开头的几天里,我就深信我么能够夺得世界冠军。在战胜南斯拉夫队之后,我的信心有增无减。即使与哥伦比亚队1:1战平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以5:1打败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实际上已获小组第一。于是,我们进行了一次养精蓄锐的休整。尤其是因为,我们下一场的对手是荷兰队。
  上述分析总是有点特殊,这是由于荷兰人的缘故。我常常感到吃惊的是,对同样一场足球比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在英国,在我们进行的每一场比赛之前总会有战地记者式的评论:什么“闪电战”,什么“德国坦克”,什么“德国装甲车”等等。这也许是对我们队的战斗力的奉承。这是不列颠人的一种美德吧!而在米兰,如与德国队对阵,有些记者则喜欢回顾历史,甚至会想到纳粹、第三帝国和占领时期。可怕的褐色幽灵似乎又出现了。但实际上,球员们的头脑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可怕幽灵。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挑战,去面对强大的、多年以来成就辉煌的德国邻居。1974年世界杯赛决赛荷兰队失败,我们觉得这个结果是并不完全公正的。而1988年他们在欧洲锦标赛的胜利远远不能补偿这次的失败。这些欠帐是很久很久才能算清的。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我们两个队再次相遇。由于我们前面的比赛都踢得令人信服,所以大家打算对荷兰人的这一仗用全力进攻的打法取胜。我却不这么看。尽管在意大利的初赛中,古利特和范.巴斯滕没有进入状态,别人不用担心他们,但谁能保证在同我们对垒时他们的状态不会好转。再说,荷兰队历来都是世界一流的强队。他们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在比赛进行了70分钟之后,他们的体力会直线下降---这是我现场观察到的结果。所以,我排除奥根塔勒、罗伊特、贝特霍尔德、科勒尔和布雷默,还有布赫瓦尔德去防守。我的想法是:我们是最有希望夺冠的球队,如果我们能在比赛开始后的一小时之内控制局面,等到荷兰人体力下降的阶段一出现,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进攻的威力。现在我可以说,我那时只算错了19分钟时间(克林斯曼在第51分钟时踢进了一个球),否则整个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场比赛,我们的运气也比他们好。在开始的时候,荷兰人踢得很有气势,但我们踢得比他们更出色。我们所进的两个球,克林斯曼踢进一个,布雷默踢进一个,都是非常精彩的射门,令人难忘。可惜的是,比赛中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鲁迪.沃勒尔成了它的牺牲品。荷兰队的弗朗克.里杰卡尔德对着他吐唾沫。阿根廷裁判罗斯托把两人都罚出了球场。对裁判的这个判罚,以及对里杰卡尔德的行为,大家都难以理解。两年前在欧洲锦标赛期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罗纳德.科曼在赛场上做出用德国球衣擦屁股的样子。这种事情的影响很难消除。但不应该过分看待这种事情,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我既认识里杰卡尔德,又熟悉科曼。他们两人本来都是做事谨慎、很随和的球员。科曼之所以会做出那样的动作,可能是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球赛,由于过分兴奋而一时糊涂。而里杰卡尔德的举动,是由于球队与列奥.比哈克尔教练关系紧张的结果。这种紧张关系既不能促进球队取得好成绩,也不能强化球队的精神状态。里杰卡尔德和沃勒尔早就和好了,而科曼对他不幸的尴尬举动也感到遗憾,别人又何必耿耿于怀,抓住不放呢?
  有的胜利,即让人高兴,又使人头疼。2:1战胜荷兰队的那次胜利就是这样。这次胜利是完全自信地踢球的结果,也是由于终场前荷兰队的十二码点球稍稍打偏的结果。在这次胜利之后,马上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谁还能阻止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赛后的第一个忧虑。另一个忧虑来自托马斯.哈斯勒。他以1550万马克的身价卖给了都灵尤文图斯队。这桩交易后来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教练克里斯托夫.道姆被解职。在世界杯赛期间,科隆第一足球俱乐部实际上在我们大本营的门前已经让人将这事偷露给我们,有人给我们写了公开信。我只是期待着在埃尔巴开出一个律师事务所,以便了解怎么回报他们。哈斯勒是个多情的年轻人,他需要的是和谐和家庭温暖;他离开科隆是不容易的;他觉得他的前途渺茫,他失去了平衡。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活泼、开朗的哈斯勒,变得阴郁沉闷,忧心忡忡。踢球是,他也是这样。当然,他可以不上场,让别人替换他。拜因、利特巴尔斯基、托恩等球员,个个都可以上场,个个都有一手。但我对哈斯勒有偏爱,对他处理球的能力和新奇的、常常是令人惊佩的想法有偏爱。我同他的妻子安格拉进行了长谈。它是哈斯勒唯一真正信任的人。她能消除他对未来的恐惧,她能安慰他,也能使他情绪稳定,不再烦恼生气。
  肌肉的伤势渐减轻,他的心理状态也渐渐正常。但在对捷克队的四分之一决赛时,他无法上场。幸好,他没有上场。否则,他准会成为我发泄怒气的对象。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得那么怒不可遏,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幅怒相。一知道我自己后来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我才恍然大悟。今天我真不想知道我当时在教练席上大叫大喊了些什么。肯定有不少难听得、污辱性的话,显然是没有经过考虑就说出来的。我母亲对我说,她一定也认不出那个人就是她的儿子。“你究竟怎么啦?”她后来问我。
  而我一再问自己的问题是:“这个球队究竟怎么啦?”当时是与荷兰队进行了艰难的比赛之后的第三天。大家都感到体力消耗很大。我们有最优秀的球员,我们是一支出色的球队。我们以一个十二码点球赢得了胜利。我们本来应该踢得更好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球员把足球当成了对方的敌人,球踢得很有章法,占据了场上的主动,让对方奔跑得气喘吁吁。任何别的战术都是错误的,在米兰所具有的条件下,它们无疑等于自杀。从建筑学上看,米兰的吉塞普-米萨体育场完全可以肯定是一个建筑杰作,但它遮住所有观众席的棚顶却像凸透镜一样,使整个足球场热不可耐,太阳直射时场内温度高达摄氏50度,而且在球场里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很多观众也热得消化系统出了毛病,被抬出了球场。而球员呢,虽然从比赛一开始就注意保存体力,但到后来显然也被热得没有了章法。他们把精力都花在无谓的两人拼抢上,把比赛变成了与捷克人的短跑比赛,丧失了自己的长处。由于空出了位置,从而使自己门前险象环生,差一点给对方破门,失去取胜的机会。我想,这一定是在战胜荷兰队之后的过份喜悦使队员们头脑里少了点什么。从终场哨声响过之后,我的队员们有失常态这一点,也可看出他们当时头脑里少了一根弦。我走进球员休息室,看到他们唱着歌,相互拥抱在一起,有的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我气不打一处来。路上有一桶冰块,我飞起一脚把他从房间的这头体到了那头,它重重地撞在墙上,冰块撒在了地上。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照样在庆祝球队打进了半决赛。我对他们大声嚷开了:”你们已经到顶了,你们就不相当世界冠军了?你们难道就没法救了?这么热的时候,你们还在像疯子一样地胡闹。你们真的相信,球踢得这样笨也能拿到世界冠军?”
  这时,休息室里鸦雀无声。
  我的气还没有消。克林斯曼躺在长椅上,整个人都摊了。确实,他在上次与荷兰队的比赛中发挥得非常出色,但他还想打一场那样的了不起的比赛。“克林斯曼,你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球员?你不是贝利,你是克林斯曼,而且一直是克林斯曼。”也许他还根本没有发现我当时有多生气。可能是他太累了,他对我的话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德国足联新闻部主任沃尔夫冈.尼尔斯巴赫在此时此地一定想起了我在墨西哥的失态,担心我会把这恶劣的情绪带到记者招待会上去。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虽说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我的态度没有客气多少,我也不想把我们这次比赛的胜利的说得怎么了不起;但我说的那些硬邦邦的话像过去一样没有见报。如果说我们球队的这次亮相应该是对我们参加以后比赛状态的一种预告的话,那么我能告诉别人的还是这句不会让人受骗上当的话:“我们等着瞧!”
  有时候,别人对我这句话的评价很高。
  晚上,我们坐在埃尔巴等待着半决赛的对手的到来。球员们用英国人与喀麦隆队比赛中的麻烦来消磨时光,为非洲人的每一个进球而欢呼。而我只是感到奇怪,我问他们:“你们难道真的想同喀麦隆队比赛?让他们打进半决赛,再交上点好运,或者是让我们碰上个坏日子?你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水平,以后比赛时会怎么样?我们会被淘汰。这样,我们就是全世界最低能的人了。非洲人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未知数,而对英国人则相反,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如果我们输给他们,世界不会倒塌。”
  喀麦隆人是这次世界杯赛上的黑马。过去,大家只想到他们来到这里来主要是来轻松轻松的。足球强队就那么几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对这些所谓的足球侏儒,大家最多吃惊几下子。要想打进半决赛,他们根本不沾边。充其量他们不过是点缀而已。世界杯赛的常客们用不着因为他们而悲观失望。
  但是,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赛时的情形。那时,北朝鲜也取得了决赛权。有几天时间,世界整个足球界都在谈论该队的一个球员,他叫朴正伊,曾几何时他还是个无名小卒。但几个月后,他又被遗忘了。在这次世界杯赛上,他打进了两个球,从而淘汰了意大利人。每次世界杯赛中,总有一个迄今为止名不见经传地球员把球踢得想着了魔似的,带动了整个球队,使所谓的足球强国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喀麦隆的罗杰.米拉就是其中一个。在世界杯赛之前,大家知道他在家乡也是一个国家英雄,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喀麦隆是个所谓的足球侏儒嘛。那年他已38岁,喀麦隆国家总统下命令把他召进国家队。后来,这个半老的先生在意大利使所有的对手无地自容。在对罗马尼亚和哥伦比亚的两场比赛中,他一共打进了4个球。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成了世界名人。但是,我想到的是,他取得的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他在角旗旁边发动进攻的能力。当然,他的带球突破对电视摄影人员确实是梦寐以求的镜头。
  如果我们设想:我们在半决赛中同喀麦隆队相遇,米拉攻进了一个球;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全世界的球迷面前高兴得狂扭屁股。---这无异于恶梦一场!
  失败已经是够惨的了,如果失败之外,还要成为笑料,这就无法忍受了。所以,我宁可与英国人对阵。
  对英国人,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他们的传统风格:快速,体力充沛,直线推进,头球能力强。这是一种老老实实的足球,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不是娴熟的技巧。英国人当演员也恐怕是不适合的。在他们看来,一次犯规就是一次犯规,不能等同于把对手弄伤,需要急救或者甚至弄出人命来。说他们忍受疼痛的能力比我们强了很多,那倒也不尽然,但他们忍受裁判错判和疼痛的能力与他们的职业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在这个来参加半决赛的球队中,本来只由保罗.加斯科因(人称“加查”)是个黑马。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街头球员,固执、狡猾、什么都不怕,就像一个小流氓头子。他的脸、他的身材,给人的感觉是他还没有完全度过婴儿时代。四方的额头里面尽是别人意想不到的注意。一句话,他是个让人难忘,但并不令人可怕的人。
  自战胜荷兰队之后,我一直相信,在进军罗马、打进决赛的路上已不再有人能阻止我们。即使我们队在与捷克队的比赛中走了神,我仍然深信不疑。我们充满自信,意志坚强,斗志昂扬,谁也不能给我们制造不能解决的麻烦。也许意大利队能给我们造成威胁,因为它也是一支世界一流的强队。但像我猜到的那样,他们队的优秀球员一直处于期望过高的压力下,而且相互间还存在着可怕的误解。意大利足球队最大的优点是能利用对手的失误,并给予惩罚。自从发现了“钢筋水泥卫士”加特纳乔以来,大部分俱乐部踢得是高度技术性的、聪明的,但又是小心谨慎的、难得进球的足球。有少数球队是个例外,那也是因为个别球员所致:AC米兰队因为有里杰卡尔德、古利特和范.巴斯滕这样的球员,才能像拥有马拉多纳、阿莱芒和卡雷卡的那不勒斯队那样,享有打进攻足球并赢得胜利的声誉。一般来说,在甲级队联赛中,平均每场比赛进两个球已经差不多是创纪录了。这听起来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但比赛是否精彩总要看紧张程度,球迷们也接受进球率低的比赛,观众坐满了球场看台。
  也许是球员们受到全国欣喜若狂的感染,也许是球员们觉得这种寻常的小小胜利不值得如此兴高采烈,反正,意大利人想在世界杯赛上一举击败对手,把对手打翻在地。然而,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球队长期习惯于某种打法,并使之日螓完善,那么要想改变这种打法,只能从痛苦的失败中慢慢吸取经验教训。
  一个国家的足球,总会有这个国家的特点。这是很难改变的。我想起巴西人,他们来自海滨,来自街头,来自屋后小院,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一天几小时地踢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玩球的技艺,完全达到了进马戏团表演的水平。他们是杂技演员,是观赏足球的代表。
  他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赢球。
  自从他们失去了贝利之后,自从1970年以来,他们没有取得过重大赛事的胜利。对于如今的力量型、纪律型足球,巴西人简直可以说远未到家。
  法国人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他们本来至少可以称雄欧洲。在他们拥有杰出的,也有射门导演之称的米歇尔.普拉蒂尼以及他周围一批顶尖球员的时候。他们仅仅得到过欧洲冠军的头衔。在1982年和1986年世界杯赛上,他们均输给了球艺上显然不如他们的德国队。我在带领马赛奥林匹克队夺得欧洲冠军杯之后终于明白,法国人要想取得重大比赛的胜利还缺少些什么。在半决赛中,我们的对手是AC米兰队。我队球员反应很悲观:“对他们,我们不可能打赢。”我们的球员在抽签之后就已缴械投降了。
  他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相信自己。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11 00:38:00 | 显示全部楼层

书中的时间已经到了90年那个让所有喜爱德国队的人们高兴的夜晚。希望可以以此庆祝我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一章 冠军梦圆</FONT> ------<FONT size=4>我并不向球员施加任何压力</FONT>
  
  在德国国家队,这样的问题很少出现。在意大利世界杯赛期间,毫无这方面的迹象。当时有几个球员竟自信到只想着怎么打好决赛。在他们眼里,英国人简直如同并不存在似的。在战胜捷克队后的训练中,我发现利特巴尔斯基和乌韦.拜因不像平时训练那样积极跑动。这只是个小问题,如果不熟悉情况的话,也许根本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我把贝尔蒂.福格茨和霍尔格.奥西克叫到旁边,对他们说:“你们看看他们两个,有点不对劲,脚是不是跛了?”他们同意我的看法。我说脚跛了当然是带点夸张的。这是在星期一。第二天我飞往那不勒斯看意大利队和阿根廷队的半决赛。我要求福格茨和奥西克:“请你们特别仔细地观察他们两个在训练中的情况。今天半夜里我才能回来。我要叫醒你们,因为我一定要知道他们的状态究竟怎么样。”我回来得更晚,快凌晨一点钟了。福格茨和奥西克还等着我。“拜因何利特巴尔斯基究竟怎么回事?”我问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跛了腿。”
  星期三早上我找利特巴尔斯基和拜因谈话,“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不用上场比塞了,因为你们有伤。”他们两个立即提出反对,而且言辞激烈,“我们没有受伤,我们的状态很好。”这是骗人的,但这种谎言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伤势看来不重,在联邦甲级队里他们可能常常用这种办法。对他们的足协来说,他们是重要的球员;对法兰克福和睦队和科隆第一足球俱乐部队来说,又稍有不适的拜因何利特巴尔斯基总比根本没有好。假如他们俩能发挥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的水平,这总比启用替补队员强。但是,现在,在世界杯赛上要不要派他们上场呢?世界杯赛不同于甲级队联赛。在联邦甲级队比赛中失败一场,天不会马上坍塌。而在世界杯赛上,那就是非胜即败: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们都受了伤。这我已经看到了,你们不承认也没有用。同强调体魄的英国人比赛,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也许第一次拼抢就是最后一次拼抢。这样就要换人。倒不是我想换你们下场,而是不能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去冒这种险。”
  他们听后显得很不高兴。但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话。接着,他们搬出了最后一个理由:“如果我们不能参加与英国队的比赛,那么我们也不能参加最后决赛。”在这一点上,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的意见是对的。
  他们隐瞒受伤的动机是:他们担心参加决赛的球员只能是打败英国队的参赛球员---如果真的能打败英国人的话。但是,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当然,历届教练有一个从英国人那里搬来的传统原则:“绝不调换得胜的球队。”我对这个原则的理解始终是这样的:若非不得已,不该彻底改组一个配合默契的球队;但改变一二个位置,并不会拆散一个好球队。换上两个新球员,还不至于会使全队失去默契的配合。在国家队里恪守“得胜球队”的原则,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有必要了,因为现在国家队里至少有15到16名职业球员,他们的水平没有名显的、太大的差距,而过去主力队员和替补队员之间常常有天壤之别。自从可意换人以来---已有25年历史,即从1967/68年赛季开始---,11号之前的球员都比其他球员训练积极,准备充分。但取得这场比赛胜利的球队并不能保证也打赢下一场比赛,这是合乎情理的结论。有时候,为了某种战略战术的需要不得不牺牲优秀的球员。我对拜因和利特巴尔斯基说:“如果我们进入决赛的话,那么还有四天时间。到时候,谁恢复了健康又进入了最佳状态,谁就上场。你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的话并不满意,但也只好接受。
  但对最后决赛的理论分析几乎都是瞎猜一场。我们是有优势,是一支较强的球队,但整场比赛只打进了一个球,而且是在一个小时之后打进的。20分钟后,由于一个疏忽---这种疏忽,99次是没有什么后果的;然而,遗憾的是这次却不是这样---我们队惨遭不幸。在中场,马特乌斯没有对对方从边路的推进进行阻拦,等到3个后卫得出一致意见谁来负责看住莱因克尔时,球已经过了伊尔克纳的十指关进了球门。而且,等到场上的球员醒悟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90分钟比赛已经结束,加时赛也已踢完。
  球赛结束后在电视转播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镜头,许多观众可能看不懂:画面上是弗朗茨.贝肯鲍尔,他向英国队主教练博比.罗布森走去,然后面带微笑同他交谈。谁能想到,在三天前,还是这个贝肯鲍尔,却让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模样:怒不可遏,大声地叫喊着,只是因为他觉得球队没有像他估计的那样有取胜的把握---即使他的球队确实在走向胜利。许多观众会问,在球队困难重重,前途危难之际,贝肯鲍尔现在怎么会面带笑容,怎么会那么心平气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逸致?
  当时,我对英国对主教练罗布森说:“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尽了力,最后是有没有运气的问题。”
  在最后决定产生前的几分钟---这是已经不再紧张,不再那么匆忙的几分钟---,也许是对我作为主教练的个人作用,以及整个球队的成绩作出的最好注解。
  在我们动身去意大利之前,我曾对球员们说过:“如果你们想当世界冠军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冠军。”我所说的“想”,指的是竭尽全力、集中精力去积极争取。我一再地提醒他们:“你们能够夺冠。”我从未说过:“你们一定夺冠。”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自己曾常常亲身体验过“必须取胜”的滋味:一场球赛是胜是败完全操在我一个人的手里。实际上,这是不行的,与现实情况相去甚远。压力在很少情况下会变成动力;相反的,会把人压垮。这是因为:把比赛说得越重要,对失败的担心和恐惧也就越厉害。
  对足球俱乐部球队的教练来说,如果在甲级队联赛中或联盟杯赛中陷入了胜负已关系到俱乐部以及他本人存亡的境地,那是值得同情的。在这个时候,有的教练会把压力转嫁到球员身上,而不是去保护他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自私自利的决定,从而使职业球员和教练之间的团结和睦的关系马上破裂,球队也会解散。其原因则是产生了这样的怀疑:每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饭碗。我不想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只有解雇教练。但他得承担责任,因为他负有虽不在场却指挥失误,把自己的失误转移目标的责任。
  身为球队的主教练,我过去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冠军。”我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夺冠,并非完全是为了我自己,而主要是为了我的球队。当然,我并不认为,夺冠与否同我个人没有关系,可有可无;但我把夺冠并不看得太重,并不像人们估计的和新闻媒体描写得那么重要。毋庸讳言,球队夺得了世界冠军,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好,这是我非常清楚的,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其他人也会这样想。但是,当你自己踢了那么长时间的足球,胜负经历的那么多的情况下,多胜一场和少胜一场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如果比赛毫无结果,那便是你少了一次经历,少了一份快乐,别的什么是没有的。而在足球比赛的统计材料中,也不会有如下记载:弗朗茨.贝肯鲍尔作为球员和作为主教练夺取了世界冠军。即使说现在的足球比赛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也不会天天去看它,不会陶醉在昔日的成就之中。
  我并不一定要当世界冠军,我的球队也不是。我没有给球员施加过这样的压力,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么做。我想,这或许却是我们的长处,即使处于神经快要崩溃的时刻,比如罚十二码点球的时候,我们的球员也不向自己施加压力。伊尔克纳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扑出了一个点球;我们的射门球员也就是利用了这样的机会。他们与皮尔斯和瓦德尔相反,头脑里完全放松,没有任何压力;也许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球员的心理状态操纵了一下运气,使我们获得了胜利。
  至少,运气站到了我们一边,我们打进了决赛,就像4年前与阿根廷队决赛一样。但是,这两次决赛是何等的不同啊!这一次决赛的前兆与上一次正好完全相反。上次在墨西哥的时候,我们通过比赛给人造成了错觉;而在意大利,南美球队每次出场后,观众们都有这样的印象:不该打赢的球队赢了球,不该进入决赛的球队进入了决赛。
  在阿尔贝特.卡穆斯所著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也相信这句话:“在足球田地里,我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不仅仅是比赛而已。阿根廷队在那不勒斯把意大利队逐出决赛的那个晚上令我终身难忘。有的球队常常会只留下个别球员的名字,比如巴西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只听到贝利的名字;法国队只听到普拉蒂尼的名字;而阿根廷队则主要听到马拉多纳的名字。在那不勒斯,马拉多纳决定了球赛的进程。6年前,他来到许多人只称之为马拉多纳城的那不勒斯,这是该城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事情。我当时拍过许多照片,马拉多纳的画像挂在街头的人行道上,建筑的墙面和窗户上也贴满了他的画像。有些特别崇拜马拉多纳的场所,为他建造了给人带来运气的圣坛。不管怎么说,他使那不勒斯足球队90年来第一次夺得了意大利全国冠军。对意大利南方人来说,这是他们无比荣耀的快事,因为历来意大利北方瞧不起南方,把南方说成只有贫穷、混乱和犯罪的地方。马拉多纳给那不勒斯人带来了他们所缺少的一切:骄傲、欢乐和优越感。通过马拉多纳,通过他的卓越球艺,足球实现了许多那不勒斯人梦寐以求的渴望。当时马拉多纳的年薪是4200万马克,而且是净收入。在有40万人失业的那不勒斯却没有怨言和忌妒。哪怕他的教练在世界杯赛前一年抱怨说马拉多纳在167天训练时间里只出场了77天,但由于对这个小个子阿根廷人的崇敬,并不能使这一切有所改变。
  1990年7月3日,意大利队无可避免地在那不勒斯要与阿根廷队对阵。马拉多纳当然要充分利用他在那不勒斯的特殊地位和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既为他自己,也为了他的球队。他对他的球迷们说:“使我生气的是,在一年时间里有365天,那不勒斯人不能自称为意大利人,现在是他们支持意大利的时候了!”然而,在为意大利出场的球员中,不仅有罗马人、都灵人和米兰人,还有一个来自最南方的西西里人。他叫托托.斯基拉奇。他在进入决赛前共为球队踢进了5个球。他对马拉多纳进行了反击:“是我使意大利重新找到了统一。”
  世上的许多事情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比如足球在那不勒斯具有如此这般的价值就是一个例证。足球的价值究竟在那不勒斯有多大,这是我在意大利队失败后看到《共和国报》的有关文章后才明白的:“现在,种种问题,在这些天中我们已经忘记的种种问题又出现了: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财政赤字,粗暴的罢工,行将完蛋的卫生保健系统。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
  真是的,足球跟意大利人开了一个颇为恶劣的玩笑:90分钟比赛,再加30分钟加时赛,双方1:1打平;点球决胜负时以3:4败北,而且这最后决定胜负的一脚是马拉多纳所踢。意大利《运动》杂志这样写道:“马拉多纳又成了国王,星期天他捍卫了他的王冠。”
  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不用害怕马拉多纳和阿根廷队。我曾对阿根廷队说过:“我们根本不会输给你们。”
  我说得这么有把握与阿根廷队在决赛中不得不弃用4名主力队员毫无关系。我甚至对这4位球员(卡尼吉亚、奥拉蒂科奇、吉斯蒂和巴蒂斯塔)的不出场没有改变多少两队的力量对比感到遗憾,因为他们与4位替补队员相比,并好不了多少。把比赛失利的真正原因球队技不如人归咎于他们4位球员的不能上场,在赛后没过多久就无人再感兴趣。再者,聪明的球员在半决赛中不会吃第二张黄牌或一张红牌。不管阿根廷队主教练卡洛斯.比拉尔多频频替换球员,我们的球队还是要比他们略胜一筹,就像4年前在墨西哥阿根廷队比我们要好一点一样。
  在进行决赛前的那天,我已看出他们的球员有点怕我们。下午5时,我们进入奥林匹克体育场。这是为我们安排的训练时间。但体育场有关人员想阻止我们,说:“请你们等一等,阿根廷队还没有结束训练。”这种事我以前也曾碰到过:有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阿根廷队进行一场友谊赛,比拉尔多就用过这个办法。这显然是他的心理战术。当时我们在事先说定的时间进入雷辛体育场,比拉尔多和他的球员们还在球场内练球。他对我说:“对不起,弗朗茨,我们晚训练了20分钟,再有20分钟就好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想激怒对方,使对方烦躁不安,目的是想显示谁是这里的主人。我则对他说:“卡洛斯,不要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把球场分以下,各占一半。”
  在罗马,我可不想让步。我对有关安排人员说:“时间已到下午5点,我们要入场训练了。您将看到的是:阿根廷球员迅速离开球场。”事实上,他们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我们的球员一进球场,阿根廷队员都快步推出了球场。他们根本没有那份心思同我们捣蛋,激怒我们。
  最后一场训练之后,我很想让自己轻松快乐一下。我有一份去卡拉卡拉温泉浴场的请柬。那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祖宾.梅塔担任一个名为猛犸的交响乐团的指挥,由世界上最棒的四大男高音约瑟.卡雷拉斯、比拉西多.多明戈和鲁西亚诺.帕瓦洛蒂连袂演出。当时的音乐、歌声以及演出场所的氛围和夏日傍晚如画般的景色实在令人难忘。我帮忙联系将这场晚会录制成了激光唱片,而且后来也在电视中播放了录像。对帕瓦洛蒂我只能投以一笑:因为他对与他同场演出的其他歌唱家的态度既客气,又狡黠;他的每个动作都让人感觉到他是这儿的主人,他有主人的优越心理。
  本来,我是能够让自己去享受这份满足的。霍尔格.奥西克和贝尔蒂.福格茨当时也在场。我用不着去照看他们,我也从来没有想要这样做。一切都是事先说好的,不会再有什么不测之事。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团结法则”。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教练都与球队在一起;球员们关心的事也是教练关心的事;球员们必须遵守的规则,教练当然也得遵守,所以教练不能得意地拿出葡萄酒来喝,因为球员们只允许喝一点饮料。根据我自身的经验,我知道,有的教练在这样的晚上不知道如何来缩小自己与球员之间的距离。
  那个夜晚,是我身为德国国家队主教练的最后第二个晚上。我们早就作出了决定:我退出足坛,由福格茨接替我的位置。对我来说,下决心退出足坛并不困难,因为我本来是作为填补空缺而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想不到,一干就干了6年;这是够长的了。1984年之后,一遇到什么麻烦,我就会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难道你不可以使自己生活得更舒适、潇洒一点,多一点乐趣,少一点忙碌?”但是,就在这个夜晚,我终于明白了,我同这个球队,同这个球队的全体球员,即22名球员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要感谢足球,我要感谢这个球队,我要感谢全体球员。
  这是一个由年轻男子组成的球队,对他们,我用不着强迫,用不着施加压力,也用不着监督检查。我同他们之间没有争吵,如果有小的分歧,不会七拐八弯捅给外界,而是马上会自己内部解决。当然,我们大家并不无时无刻地空谈热情和忠心。这么多人---我屈指算来,加上队医和德国足联的工作人员总共要有30个人,这么长的时间坐在那么小的一个房间里,当然不可能只有友谊产生。但是,大家都互相尊重,气氛非常融洽,而最主要的是:胜利使大家非常高兴。
  在决赛前,出现了一个难题,这是我不想、但必须解决的难题。我当时也下了决心要解决这个难题:决赛时,我们球队只需要3个中场队员。但我们队里除了马特乌斯---他当然是无须讨论,一定要上的---之外,还有乌韦.拜因、托马斯.哈斯勒和比雷.利特巴尔斯基和奥拉夫.托恩4个人。当时,他们4个人的状态都差不多,没有哪一个特别好一点,哪一个特别差一点。我把他们4个人找来坐到一起讨论此事。
  我说:“比赛时,我们必须占据中场两个位置,但你们是4个人,我现在该派谁上场?”
  他们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再看看我,谁也不想说什么话。没有一个人想说,我的状态比其他人好,因为他们4个人在决赛前的比赛中都踢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出现过失常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只能由我来做出决定,或者说凭我的感觉来做出决定,该派谁上场是最合适的。而且,我还得对我的选择说明原因,以使未被选上作为替补的队员的失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真是难哪!
  “利特巴尔斯基,你上场参赛,因为论国际比赛经验,他是最丰富的:哈斯勒,你也上,因为你在对威尔士队的比赛中表演出色,攻进了致胜一球。我们有资格参加世界杯赛,全仗了你。
  性格内向的乌韦.拜因未发一言,奥拉夫.托恩只是咕哝了一句:“可惜,我是很想上场的。”利特巴尔斯基和哈斯勒兴高采烈,喜形于色。而我也如释重负:以后我再也不必作出如此艰难的决定了。
  决赛前的讨论会开得很短,使我担任6年主教练生涯中最短的。开始当教练的时候,在第一年,我想把一切都准备得精细彻底。我在黑板上画了踢球的线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直到自己都看不清楚到底画的是什么。画图,我可没有天才,我得从头学起。后来有了录像,我让队员们看对手的录像,试图给他们分析、讲解对方每个球员的特点、长处和短处。这样做后,我觉得还没有把握,唯恐还有什么疏漏和错误。至于球员心理方面的准备,我只是每隔两年,即欧洲锦标赛和世界杯赛前才有所动作。否则的话,球员们一般都是星期天集中,在一起呆上三天,一起训练,直至相互间配合默契没有失误。星期三国际比赛一结束,他们又各奔东西,回到自己的球队。在比赛前的集训期内,我最主要的任务是让球员熟悉对手的情况,安排自己球员上场比赛的位置。所以,我也常常得东奔西走,观看与我们比赛的各个球队的情况。
  在我的资料中,有我在一次赴英国观摩时所画的草图,在旅馆里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巴西队球员的位置标在球场草图上,然后我再分几张纸分析了他们球队阵容的情况,并最后把巴西人的特点用草图画了出来。
  我觉得我真的做得很精细彻底。一共写了四页半的情况报告,最后两页是我对他们球队的初步印象。
  12月份,我就凭借这些材料进行了准备,还讨论了比赛的细节。我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同占有主场之利的巴西队打成1:1平手。
  在我观摩的国际比赛中,不仅有足球强队,也有德国队与之比赛本来没有什么麻烦的队。我的想法是:对突然出现的变化也要有所准备。有一次,我确实跌了跟头。1987年,我们计划要与以色列队进行一场足球友谊赛。于是,我飞赴特拉维夫,观看以色列与北爱尔兰的比赛。这场比赛像奥地利基茨布尔队对德国基尔希比歇尔队比赛一样精彩。
  后来我们与以色列队比赛。我对球员们说了他们该注意些什么。当我们快进入位置的时候,鲁迪.沃勒尔问我:“教练,他们踢的是边路?”
  我看到的以色列队,尽管在进攻受阻时采用退守的战术,但我没有看到过有系统的边路进攻,所以我回答说:“不。”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以色列队的南斯拉夫籍教练自从我访问以色列的一个月来有了别的思路:他让防守队员不断地推进到中场线附近,这样我们的前锋一直处于越位的危险之中。当我在上半场结束走进球员更衣室时,我不得不露出得意的微笑,并且也想好了几句风趣的话。安迪.布雷默也得意地问我:“教练,您说过您4周前到过什么地方?”我只能笑笑说:“我发誓,我到过这里。我看过他们的比赛,他们没有组织过一次边路进攻。”
  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情况,对于我们这样强大的对手那是有把握对付的,用不着怎么惊慌,就像现在在以色列出现的情况那样。且把这种意外权作一场玩笑,它不会破坏我们的好情绪。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总是这样。当然对捷克队那场比赛失利后我发了一通脾气,但时间极短,这是个例外。直到进行最后决赛之前,我们的情绪一直很好。
  “要是你们每个人拿出你们的全部本领踢球的话,我们就不会输。阿根廷人还没有踢过一场好球,在前面的比赛中,他们步履艰难,有两场是通过点球才取胜的。他们是靠运气才打进决赛的。而如果他们想在决赛中获胜,那也只能靠运气。但与我们队阵,他们的运气就不会那么好,因为我们比他们技高一着,略胜一筹。”
  像4年前在墨西哥世界杯赛上一样,阿根廷队靠的是马拉多纳,但他已经不是1986年的那个神童。虽说他有时还会有一手上佳的天才表演,但他默默无闻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精力和体能似乎不能再使他踢满90分钟。4年前,马特乌斯曾专门盯住他,这次我们派布赫瓦尔德看住他,因为布赫瓦尔德在意大利的表演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所有的队员中,他的状态是最稳定的,他的成绩也是最稳定的。我对他说:“你盯住马拉多纳。这对你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你的技术要比他好。”当然,我这么说是为了给他打气,不要把马拉多纳看得了不起。但我心里有数,凭布赫瓦尔德的坚韧不拔和力量,马拉多纳的技术再好,也会力不从心的。
  我还说:“拿出信心来踢球,但要小心,不要轻敌。你们还有时间进行准备。我们不必强攻,以决一雌雄。形势对我们有利。比赛的胜利来得早还是晚,是在最后的第90分钟,还是在加时赛,这无关紧要。我知道,我们会赢。你们也知道,我们会取胜。”
  胜利的到来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第85分钟的时候,墨西哥裁判爱德加多.科德萨尔.曼德茨在对方向鲁迪.沃勒尔犯规后吹响了罚点球的哨声。本来,罚这种点球是马特乌斯的事情,但由于他的那双穿了4年的球鞋在与英国队的半决赛中踢破了,而新的球鞋还没有完全适应。在比赛中,两人拼抢和长传,这双鞋问题还不大。但要罚十二码点球,哪怕脚与球之间仅差之毫厘,踢出去的球与球门也会相距几公分。马特乌斯不想罚这个点球。布雷默敢于承担此事,于是让他主罚这个点球。
  有时,破门进一个球就是一种解脱。这个点球就是这样。我们原来也希望用别的方法,即用公开的拼抢争斗来决一雌雄,但阿根廷人不愿意这样做。意大利电视台在球场休息的时候已经播出了一个统计数字,如射门次数,德国队7次,阿根廷队1次;我队守门员伊尔克纳是45分钟守一个球,这是布雷默的一次危险的回传造成的。阿根廷队在前6场比赛中(还加上两场加时赛的时间)共射进了5个球。马拉多纳曾经说:“他们要想夺冠,除非把我们置于死地。”但这些南美人只有说大话的热情,却看不到他们在体育场里比赛的热情。过去还从来没有一个球队会那么轻松地、只要破坏对方的进攻,只要靠对方的失误,只寄希望于运气好就可以成为世界冠军的。
  真是可惜啊!全世界18亿电视观众,其中仅德国观众就达2971万,还有奥林匹亚体育场里的73603名现场观众---他们本来可以看到更精彩一些的球赛。对足球本身也是这样,它可以表演得更精彩一些。当然,举办这次世界杯赛的意大利举国欢腾,好像是在度过一个史无前例的盛大节日。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组织工作懒懒散散,使许多人不得不这样想:他们是办不成的,他们永远不会完成这个任务,他们永远不会恪守约定的日期。但是后来,所有比赛用的体育场都建成了,几乎每个体育场都成了跨世纪的体育建筑杰作。比赛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意大利人组织足球比赛竟如此得心应手,一如他们安排自己公开的和私人的生活。即兴发挥的欢乐及创造性也使意大利南方人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就像我们的周密计划和精打细算一样。但是,他们的方式更具冒险性,因此也更伤脑筋。也许,他么从中得到的乐趣也会更多。
  尽管意大利人只夺得了第三名,但作为世界杯赛的举办者,意大利人无疑是世界冠军。
  我们本来很想同他们进行一场辉煌的决赛,以答谢他们为组织杯赛付出的辛劳。如果同意大利队进行决赛,那么这会是一场始终紧张的,但高潮也许不多的比赛,最后的结果不会是通过一个12码点球来分出胜负。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夺冠的欢乐。我们是参赛的最出色的球队,我们为此而庆祝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同所有参加工作的人,还同博克西亚纳别墅的几个朋友一起庆祝我们的胜利。庆祝大厅里烟雾缭绕,热闹非凡。像每次大赛一样,我买了好多戴维多夫牌雪茄烟---这成了我的怪癖。我感谢我的球队,感谢它给我带来了我足球生涯中一次最辉煌美好的经历。我用“你”称呼全队22个球员(在德语中,用“你”相称的对象是关系亲近的家人、知己、好友、同事等。这句话表示作者把全队球员无一例外地视为知己、好友---译者),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将乐意回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未能出场参赛的替补球员。
fjc2600 发表于 2005-3-11 08:54:00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强啊,太感谢了。
超级弗林斯 发表于 2005-3-11 08:59: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书我原来看过</P><>感觉即使82-90那几届世界杯其实我们也是困难重重</P><>不过却凭着日耳曼人特有的气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P><>现在的德国队缺少这个</P>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14 16: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二章 足坛友情</FONT> ------<FONT size=4>我想到了告别足坛,也想到了死</FONT> </P><>  多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球员的时候,有人曾经问我,如果没有足球,我的生活将会怎样?我当时回答说---我前面已经提到:“我害怕空虚,害怕陷入空虚,因为一个人对空虚最无能为力。”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你半途而废,那你也许在足坛驰骋的时间恐怕不到你的半生,以后的时间你又能干什么呢?
  当时,我没有对未来做出什么计划,而现在,在取得世界杯赛冠军之后,我还是不想对未来做出计划。我想先稍事休息一下,打打高尔夫球,再外出短期旅游一下。这一切足足要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是马赛奥林匹克队的主教练。从我最初涉足足坛的岁月起,我就同阿迪达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世界杯赛期间,贝尔纳德.塔比买下了阿迪达斯企业的多数公司。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互认识了。我从书上读到,他确实是白手起家,通过购买和整顿破产的公司,渐渐发达成为销售额达到亿万的大富翁。
  成功总使我感到非常好奇,白手起家的人更使我感到兴趣。我想知道是否存在可见可识的成功秘诀。从我们相见的第一眼起,贝尔纳德.塔比就由于他的魅力和鼓舞人的能力而赢得了我的喜欢。他具有逻辑地和生动形象地阐述计划的能力,以致别人根本无法改变他的计划,好像成功已经有了保证。他的战略是那么清晰,那么无可反驳,就像足球比赛中的战术一样---当然了,如果比赛中不出现意外才会这样。
  塔比设计了未来,怎样使马赛奥林匹克队同他同我一起成为欧洲最优秀的足球俱乐部,他把法国国家队的一半球员---以让-比尔.帕潘为首---召到俱乐部里签约,另外还有坚不可摧的非洲人阿贝迪.贝利,英国人克里斯.瓦德尔。而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认真考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他们俱乐部。我还带来了霍尔格.奥西克,他正好也被德国足联解聘了。在德国国家队里,我就喜欢同他合作。再说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我打算在马赛工作,向我习惯的那样当主教练,同奥西克和法国教练吉利一起工作。但是吉利由于争吵---同一半以上的队员争吵---离开了马赛,而这时我已执掌教鞭。其余队员则正坐在警察局里接受传讯。事关一起黑线事件,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波尔多队挑起的。看来,在马赛并不样样都干净。我只是在心里想: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对此我毫无兴趣,我也不想被卷进这类是非之中。
  然而,我再次离开德国,还另有原因:塔比的热情感染了我,我认为这个差事富有吸引力,虽说我并没有进行过仔细认真地考虑。后来,我又断定:我已失去了对足球的激情,这大概是在马赛进行决赛之后的几分钟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问题只是我还不想承认这一点,不想接受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感情,我只能工作,我必须工作,而不是我要工作。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了。
  我对塔比讲了这一切,我请求他说:“让我们好说好散,保持我们的友情。我不再是合适的人选,真的不是了。”可是他不想理解我的话,不想接受我的请求。也许,这不是他的工作方式。可以肯定,有许多事情是可以不费多大力气的或自动地完成的,但在足球这一行中是不可能的。,不仅必须拥有知识和能力,而且还要投入全部感情。你不单单要看到困难,还要乐于解决困难。我已经不再有这种解决困难的乐趣了。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比利时人雷蒙德.戈特霍尔斯当教练,我负责欧洲冠军杯赛的准备工作,负责“战略选择”---诚如塔比所说。这样地安排有点冒险性,因为大部分球员与教练戈特霍尔斯不能默契配合。我不得不一再地进行劝说:“你们要冷静,你们不是为教练踢球,而是为了你们自己。”在第一个赛季中,我们基本上贯彻了贝尔纳德.塔比的想法,马赛奥林匹克队也差一点登上了欧洲冠军杯赛第一名的宝座。我们打败了AC米兰队,但在最后的决赛中却输给了贝尔格莱德红星队,而且是在点球大战中输掉的。
  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马赛同我交上了好运,问题只是我也没有完全抓住它而已。
  我很乐意把所有的欢乐都献给贝尔纳德.塔比---他喜欢用公司里的头衔来称呼人,但我不相信他会对决赛的失败感到非常难过。他是个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新的兴趣的人。他又卖掉了阿迪达斯公司,走进了政治权,当上了密特朗的部长,后来又辞职不干了。今天,当我从远处观察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冒险家,是我在足球圈内人士的人中最有趣的一个---这样的人,在足球界为数还不少。
  1991年4月,我同马赛奥林匹克队飞赴莫斯科,在那里要同斯巴达克队进行欧洲冠军杯赛的半决赛。每当我来到当时还存在的苏联的首都的时候,我总会碰到守门员列夫.雅辛---他活着的时候就已被传为神话。这一次,是他妻子瓦伦蒂娜和他的一个女儿到旅馆接我的。我买了一束鲜花,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公墓,到了列夫.雅辛的墓前。他只活了61岁就谢世了。
  我小的时候就已听到他的大名。我11岁时,他同苏联队获得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足球比赛的金牌;我20岁时,才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他。那时在1966年世界杯赛的半决赛上,在利物浦的古迪森公园足球场里。当时,哈勒进了一个球,我也进了一个球。那时他36岁,头发剪得不长不短,不是那种在苏联几乎千篇一律的只有一厘米长的平头。他有“黑蜘蛛”的美名,因为他比赛时浑身着黑,裤子、袜子、鞋子、上衣、手套、一律都是黑的。每当我同他们队比赛,我总有一个想法:他们中有一个英雄在参赛。
  两年后,我终于有缘同他真正相识。那时我俩一起入选世界明星队,在里约热内卢同巴西队对阵。雅辛守了半场球的门,脚有点跛。和了很长时间,他才告诉我,在古巴转机时他的脚骨骨折,但是他不想放弃世界明星队的参赛机会。他想找一个好医生,可是只找到一个半吊子牙医。这个牙医把他骨折的脚用制牙材料固定在足球鞋里。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我的旅馆房间里,喝了几瓶葡萄酒。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忘年交,经常相聚在一起:1970年在墨西哥,那时他已40岁,是苏联队的替补门将;后来在莫斯科、在德国,我也曾使他失望过一次,这是在1971年他在莫斯科与世界明星队进行他的足坛告别赛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没有参加世界明星队的比赛。16年后,我去看望他,并为写《既是对手,又是朋友》一书作准备工作。这事把他忙了一阵子。我在这次相见时告诉他,因为我那时患有肾结石病,所以不能旅行,不能比赛,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雅辛是这样的一个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对一个人失望的。
  是什么使我们俩成为朋友的呢?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俩属于对立的两个派别,但这种对立也不能说是太大的。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优秀运动员,一个偶像。而我---有人一定还会记得瓦尔特.延斯教授对我的刻画---是“封建复辟时代资本主义的象征”。我们之所以能结交为友,表层的,首先的原因是我喜欢他的风趣,他的热情,但最主要的是他的诚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蕴含着诚实这一高贵的品质。而且,在他的话还没有完全译成德语---当翻译的常常是他的队友盖纳迪.洛戈夫,他也是当时苏联国家队的一个队员---之前,我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不,吸引我们结成忘年之交的还不止这些。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他坐落在契巴耶夫斯基巷18号的家中,这所房子是我想起在我老家京辛我出生的那幢灰色的、毫无粉饰的房子。雅辛同他全家住的是一个有四个房间的套房。这在莫斯科已经是一个特殊待遇了。而且,连房租也不用他交,因为他是个功勋足球运动员和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桌子上摆满了招待我的东西,俄罗斯人的好客差点没把桌子压坏。单单酒就有好几种:伏特加,法国白兰地,香槟酒,下酒菜有鸡、鲑鱼,鱼籽酱、虾和施特尔鱼(原文为Stor,一种软骨硬鳞鱼。音译得名。---译者)。我知道,他为了招待我,为了准备这顿晚饭,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也用了不少钱。我心里想,假如雅辛不是出生在苏联,不是在苏联踢球,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得到种种享受的。我问他:“你到过世界各地,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逃到其他国家去?”
  我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也曾对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弗朗茨,我怎么可以,怎么愿意这样做呢?”
  他告诉我,他从来都没有把苏联的制度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人民以一种方式热爱我。我以我的球艺给他们带来了欢乐,有时还有自豪。我怎么能置他们于不顾而投奔他国呢?我本来完全可以在我的巅峰期到国外某个地方去踢球,赚大把的钱,当我想到,如果一个全世界出名的人留在这里,并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就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从同他的谈话中,我领悟到:足球的意义远远超过足球本身,他对进球和胜利的认识远远超过了我。从他这样的人身上,我还知道了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乐趣和满足。我不想否认,一个足球运动员,尤其是成就卓著的足球运动员很容易陷入贪得无厌的危险之中,能捞则捞,越多越好,什么金钱,什么享受,通通都要。每当我想起雅辛---我常常会想到他---的时候,我总会自问:应该像他那样吗?你需要这样吗?值得这样吗?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遇到了他这样的人。他对我怎么想?我想他已经感觉到了我对他的钦佩。有时,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可能说是感觉更恰当:他特别喜欢同我在一起,因为从我的身上他看到了他本来完全可以得到的一切,如果他……
  有一次他问我:“弗朗茨,你和我,来自制度完全不同,又敌对了这么长时间的两个国家,但我们有相同的爱好,都酷爱足球。我们还曾经在里约热内卢在同一个球队里踢过球。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能在一个‘球队里’踢球呢?”
  1984年,雅辛失去了他的一条右腿。那是他同原苏联的足球运动员在布达佩斯一起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受了伤,被确认为特朗布斯症(原文为Trombose ,一种腿病,音译得名。---译者)。这是由于血管狭窄造成的。匈牙利医生拒绝冒险为他动手术。后来,动用了一架军用专机把他送回莫斯科。由于拖延了时间,截肢是唯一的办法。我上一次去莫斯科时,他已经坐在轮椅里在机场接我,整天离不开拐杖。他显得非常吃力,但他对生活的乐观精神不减当年。医生禁止他抽烟和喝伏特加,他却不想戒烟戒酒。他告诉我,他八岁就开始抽烟。后来,甚至在半场比赛期间,他也无法克制烟瘾,会偷偷的点上一支烟。他对我笑笑,但我看到他的笑容中带着某种痛苦的神情,“难道要我在现在,在对我来说终场哨声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吹响的时候戒烟吗?”
  1989年8月10日是列夫雅辛60岁生日。为祝贺他的生日,这一天世界明星队在莫斯科进行了一场比赛。那天大雨滂沱,但6万名观众挤满了露天的迪纳莫体育场。那时,我刚巧在前一场比赛中肌肉受了伤。开始时,我想不参加比赛了。当时的明星队里有博比.查尔顿,鲁梅尼格,卡洛斯.阿尔贝托等球员,没有我明星队也会踢得非常精彩的。但我又马上想到了亚辛1971年的失望,所以我对自己说:踢半场总可以吧,但我后来踢满了90分钟。
  第二天早上告别的时候,雅辛拥抱了我。他两眼含着泪水,声音也由于激动而变了,话语间充满了热情,感激,也有悲哀。他说:“弗朗茨,我谢谢你来参加了比赛。”他一定已经预感到了,我们俩再也不可能经常见面了。后来,到他去世之前,我们实际上只重逢了一次。
  1989年12月23日,我收到了赴巴黎参加一个宴会的邀请。谁会愿意在圣诞前夕去旅行呢?但当我听说雅辛也将参加这次宴会,而且他的身体不太好的消息之后,我决定去巴黎参加这次聚会。
  雅辛的笑声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欢乐。尽管他装了一只新的假腿,但步履艰难。可在他的眼神中依然闪耀着以往的一切,对生活的欢乐和自由融为一体。当晚宴将要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想努力做出神采飞扬的样子,但他只能勉强地对我微笑着说:“弗朗茨,太好了,我们还能在这里相见。我相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重逢。”
  此时此刻,一般人都会说:“你别胡说,我们不久还会再见的,你会活到100岁。”但我没有这样说。列夫.雅辛不是一个喜欢客套的人。1990年3月30日,他与世长辞了。
  1977年,我的父亲去世。他是一个固执己见而又充满自豪的人。我总希望能有机会感谢他给了我非常美好的童年,我只想让他分享我的成就和欢乐。但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为他不想搬家,不愿意过别的生活,他只想过他亲手创造的那种生活。他不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如果说他对我感到自豪,或者为什么感到高兴的话,对他的这种自豪和高兴,我只能感觉到,不会从他嘴里听到或从他的行动中看到。他嘴里从不轻易吐出表扬的话来。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判断对我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他是我们家里的最高权威。他死的那年,我已32岁。但我后来读到一篇报导,说我当时曾经说过,我好像现在才有这种感觉,我的童年由于父亲的去世而告结束。
  我想,这是许多做儿子的人都有的情感:当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儿子,你如果没有能力承担某种责任,没有能力履行某个完全属于你个人的职责,那么,作为父亲,他会为你承担;同时,你也知道,一旦生活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麻烦,你带着这些问题和麻烦,尽管去找父亲,他会设法帮你解决。
  即使你不利用这一点,父亲以其人生的经验,以其广博的知识,以及爱好思考的特点,也是你的一种保险。这少,我的父亲对我来说是这样。因此,我始终明确一个概念---当然,这个概念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父亲是一家之主。
  在我父亲去世时一年之后,1988年9月26日前拜仁队教练布兰考.策贝克去世。他妻子后来告诉我:策贝克吃饭时噎着了,是给闷死的。他死的真不该啊!
  命运对策贝克很不公平。我们把他看作铁的纪律的维护着。他一再地告诫我们,不要喝酒,因为酒精是人类的敌人,更是运动员的敌人等等。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过,他过去也曾经是一个酒徒。他的麻烦是:他害怕酒精,因为他也曾嗜好酒精而不能自拔。他过去一定受尽酒精的折磨。现在,他不想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陷入他过去的境地。当我们想庆祝比赛的胜利,而他只许我们喝矿泉水和桔子汁的时候,我们就会骂他。我们想的是,他不想让我们尽情享受;而他想的是,他要保护我们不受酒精之害。
  多年来,他一直不让别人知道他是个酒精中毒的病人。他为此得付出多大的毅力啊?!后来,他终于使完了他的劲儿。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口齿不清,他喝醉了酒倒在教练席前。在他还要不行的时候,回到了他的老家蔡克莱普。他的死使我深感悲痛,因为当我听到他的噩耗时我头脑里想到的是:我们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但是如果你的对手却是你自己,而且你在对自己的比赛中打输的话,那么你的胜利到头来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1989年11月,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同经济界的顶尖经理们进行一次谈话。筹备这次活动的是麦金西企业顾问公司德国分公司负责人赫伯特.亨策尔博士。那时,我虽然在当印尼的一个足球学校的教练,有合同在身,但为了能于11月28日出席这个在慕尼黑召开的座谈会,我暂停了几天教练员的工作。可是,由于天不作美,飞机在卡纳里群岛既不能起飞,又不能着陆。所以,我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很看重这次聚会,因为我本来可以在这次聚会上认识德意志银行的行长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博士。两天后,他被恐怖分子谋杀了。
  使我感到惊恐的不仅仅是残酷的谋杀,而且也是恐怖分子的肆无忌惮。有人在其进行的反对社会的荒唐斗争中需要找一个牺牲品,而且恰恰决定把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作为这个牺牲的。恐怖分子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且也剥夺了他能事先知道,并且能体面地死去的机会,早晨,他走出家门,坐进他的汽车,只行进了一小段路,突然轰的一声,汽车爆炸了---一个人也被炸的无影无踪了。他死的时候还能想到什么呢,还能想到他的家人吗?至少,他本来是不是应该在思想上可以同他的家人行告别?而突然之间他四周一片漆黑,于是什么都完了。
  阿尔弗雷格.海尔豪森的被谋杀,还使我一再地想到死的问题,想到我将来会怎么死,如果这可以根据我的愿望进行选择的话。如果我不是因心肌梗塞,不是因意外事故而死,也不是几秒钟之内的猝死,而是自己事先知道的永远的告别,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如果我的死伴随着痛苦的话,那我也愿意忍受。这是因为我相信,死只不过是走向另一种存在的必由之路,是另一种新生。
  当我在构思本书这一章的时候,我接受了一次采访。采访中我们也谈到了宗教,谈到了死和灵魂的转世。有家名为《披屋》的男性杂志刊载了这次谈话的记录,我觉得他所写的无可非议。而别的杂志上对这次采访的报道,着实使我吃惊不小。“弗朗茨古鲁(古鲁,对某些宗教教师或领袖的称呼。---译者)我的福音。”“弗朗茨,你终于突然醒悟了。”这等于是说我喜欢变成一个女人而生儿育女那样荒唐。如果只是粗粗地读读这种东西,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贝肯鲍尔,现在神经出毛病了。
  粗俗些说,用广告语言也许可以把每一个题目写成近乎可笑的东西。而在一次采访中,一个人只能粗浅地将他的信念和想法告诉采访者。一个人走过了那么多年的生活道路,必然会有那么多的人生经历,定然产生了那么多的想法---是这些想法最终使他产生了信念,使他对自己深信不疑。我一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想用做礼拜来证明我的信仰。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我一直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帮助,他帮助我认清方向。宗教并不给我规定人生的道路,但他帮助了我自由选择和找到人生的道路。在我不再需要为职业球员生涯到处奔波之后,我开始仔细拜读我能得到的所有有关我所不熟悉的宗教的书籍。我这样做,并不需要什么动机。但多读书使我有了新的认识。当我回首平生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可以得到的所有成就,我都得到了。而走向成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体育运动中,有许多人没有获得成功。所以说,成功和失败是个由个人决定的东西。当我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当我不再为饥饿而担心之后,当我感觉到我以后取得的成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就---不再能丰富我的生活之后,我一再地问自己:现在,在你的下半生中,究竟什么对你来说还是重要的?我还问我自己:在你的前半生中有什么缺憾?我在心里说:一个人可以获得那么知识,用这些知识一个人可以解剖自己。我是一个被公众关注的人,我是个一直被人盯着的人。我得一言一语总会有人拿去进行分析评说,我的一切私人的东西都会变成大家的财产。所以,我喜欢走隐蔽的、内向的路。
  我感到好奇的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思想如今还剩下什么,其中什么东西对我是有意义的。我曾经努力从世界上诸多种不同的宗教中寻找我能接受的、能形成信仰和给我指出方向的思想。这种信仰是完全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什么福音,因为这仅仅意味着,我想使别人信服。当然,我最喜欢的世界是一个祥和的世界,每个人都分属两个派别:一个是他所爱的,一个是他所尊敬的,或者至少是他不愿伤害的。但是,这只能是我的一个愿望,只能是自有人类以来不可实现的更美好愿望而已。他不是福音。我也不主张,你们每个人都得同意我对死和死以后的看法。有人相信,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有人相信,人死后是要得报应的,或者说要为他的行为受到惩罚的;人死后要么升入天堂,要么进入地狱。我相信的是,人死后会继续生存,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所以,我希望自己死得明明白白,以便我有所准备,让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躯体,回归到另一种形体中去。
  在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次采访中,记者问我是否可以想象,我死后投胎为女性而再生。我当时只回答说,我对此很感兴趣。有些生活经历,比如生孩子,以及有些情感和性格是只有女性独有的。我很想了解这些只有女性才有的东西。从我的这些想法,有人就编造了我贝肯鲍尔的故事,说我想死后投胎做女人和生儿育女。这不是一个人的愿望,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一种想法,仅此而已。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是由各种宗教中的某种东西决定的,有的宗教称之为上帝,有的则称作主宰一切的一种力量。而我想,是这种主宰一切的力量给我们创造了生活的所有形式和条件,一个人生活中所受的苦难将会由前世和来世生活中的幸福而得到平和补偿。
  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研究,以及大量读书使我受益匪浅。我曾经试图去理解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其实我心中总会升起敬仰之情。我一直在想,这些思想来自2000多年前的人的头脑里,它们是那么的了不起,以致一直流传到今天。对许多人来说,它们不仅是种帮助和启迪。世界历尽沧桑,变化多端,而唯独他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却一直是那么重要,那么有价值。
  弗朗茨.贝肯鲍尔,1974年当上了世界冠军足球队的一员,1990年当上了足球队的教练。到4000年的时候,谁会把这一切当回事儿呢?谁还会对这一切感兴趣呢?这一切对世界的发展进程又会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些想法,我最终又对自己提出了疑问:你赢得的一切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许多人得到了欢乐,我自己也一样。但我高兴的是,这一切已经过去,今天我已不能再那么辉煌了。我的一生只是为了一场又一场比赛,最好是只想着下场比赛的对手。仅仅为了控球比别人好,踢球比别人更灵巧、更有头脑和更聪明,仅仅为了赢球而自伤脑筋,自受折磨---这就是在我前半生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我感到满足的东西。今天,我已不再能做到这一切了。甚至,我对这一切竟会感到如此陌生,以致于我有时不得不问自己:你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
  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四周围着不同的人,但总是重复那么一套东西。坐进大客车,开到机场,再乘上飞机,然后又坐进大客车,来到旅馆,最后进入球场---赛完后这一切又倒着来过一次。就这样过了多少日日夜夜,它们被分成半场,甚至一刻钟,它们是过得那么匆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回想。这一切,我今天仍历历在目:在大客车里,或在飞机里,一队年轻人要么紧张异常,要么疲惫不堪,个个都想放松,不去想比赛。他们试着看什么东西,当然不是看歌德的书。但是,看不了几页书,他们的思想又会开了小差,又会回到比赛中去:刚刚结束的比赛,或者将要开始的比赛。所以,他们只能看看“几分钟读物”。多少年来,我们看的主要是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他们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从最通俗的作家如杰里.科顿和弗雷德.昂格尔到最艰涩的老子或孔子,世界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啊!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幸好在我遥远的身后。
</P>
ltezf 发表于 2005-3-14 20: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 辛苦了!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19 15:47: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三章 足球交易</FONT> ------<FONT size=4>我反对足球为金钱所淹没</FONT>
  
  联邦甲级队联赛重新燃起战火。拜尔约丁根队的一名后卫,在首场比赛中撞倒了拜仁慕尼黑队的一名前锋线队员。这是犯规,用足球行话来说,就是紧急刹车。他得了一张红牌,被逐出赛场,被罚停赛两场,还得付两千马克罚款。
  要是在几年以前,这种犯规就不会被处罚的如此厉害。只有用力从身后踢到对方的腿时,才被罚红牌勒令退出比赛场地,其他的犯规都只是受到劝告或警告而已。我不留恋那种时代。在某些体育场里,也会发生从正面严重犯规的现象,致使出现一个流血的星期六。用一个新的处罚条例来保护足球运动员的健康值得称道。实施红黄牌处罚使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但只是原则上如此而已。然而,经我观察,某些裁判员有时执法非常轻率,特别是球赛刚开始时的几分钟里危险随时存在。而刚开始时往往为了慎重起见,裁判员总是吹得不严,不会想到去使用红黄牌。只是对极为严重的犯规才出示黄牌;到后来真的有人踢铲并用时,才会勒令此人退出赛场。
  对于星期六看球赛的人来说,这不会成为世界末日。尽管被勒令退出赛场所带来的物质后果不能低估:扣去球赛获胜后应得的奖金,与上场比赛次数挂钩的年终奖金有可能减少。这也称之职业冒险。在场上执法的裁判员舍不得使用红黄牌还会带来其他不利于球赛的缺点。因为裁判员不能区分因奔跑速度过快而不得已出现的普通犯规,还是带有危险性侵犯的犯规,场上的队员变得心里没有把握,因而也就失去了拼抢的勇气。经过以往几年的仔细观察,我担心德国足球会失去它的一个强项---面对面的拼抢优势。在马赛,我看到过法国人踢球时比我们更强调身体的对抗。过去,法国队与德国队比赛时,没有不获得球迷的尊重的,如今情况大不一样。合理的凶狠拼抢在一对一的对抗中往往能占到便宜,因为对手由于小心和胆怯动作迟缓或把脚缩回去。正因为我们失去了这种凶狠拼抢的风格,我们的球队在世界上不再令人生畏。这种球风正从我们的比赛中逐渐消失。其后果可以从欧洲三大杯的比赛中一目了然。1980年以来,德国球队所取得的成绩只相当于拜仁慕尼黑队在1974至1976年间所取得的成绩。汉堡体协获得了1983年欧洲冠军杯,拜尔勒沃库森于1988年获得过欧洲联盟杯,韦德尔不来梅队获得了1992年优胜者杯。就获得过这些成绩,而这个成绩对于我们这支欧洲起码第二号的球队来说简直是太少了。
  裁判员对比赛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的估计和想象,他们的作用远远超过比赛的90分钟。要是像哈尔马那样的从严执法者主张的那样,比赛最好没有冲撞,没有伤痛,比赛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魅力。比赛允许而且必须会有冲撞负伤一类的事。没有伤痛的运动就像哑剧那样乏味。学会克服伤痛,提高应变能力就属于运动的教育作用。由于对方侵犯而受到伤痛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极度气愤。就像自己是法官那样,想立即进行报复。每一个刚开始踢球的年轻球员必须学会克制自己,放弃报复心理。一旦在教练的督促帮助下学会了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也就会把握好自己。任何形式的感情用事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这种心态必须通过不断的比赛得到考验和磨炼。但是,一旦裁判员不断地吹哨处罚并出示红牌,致使球员不敢逼抢,那么这种心态就是多余的了。踢足球没有犯规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的犯规是令人担忧的。遗憾的是某些队员学会了一个保留的艺术节目:翻筋斗。如果说双方拼抢之后的第一个筋斗,也许可以解释为由于速度太快而造成的,那么第二个筋斗是做给观众看的,而第三个筋斗是直接针对裁判员的,既要他吹罚对方队员。有时候我发觉,他们翻完筋斗之后躺在地上,久久不动,因为他们必须考虑,他受到冲撞的究竟是左腿还是右腿,以免爬起来跛行时搞错了方向。
  这种想玩杂耍似的摔跌表演往往能影响裁判员,因为那些摔跌有时不易被识破。此外,这种做法起鼓动作用,煽动比赛场上的敌对气氛。这不仅使对方队员产生心理压力,连执法的裁判员也处在一种心理压力之下。在联邦甲级队联赛的最初几年里,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得以学会对这种强劲而又冰冷的逆风似的侵犯置之不理。我对一切都能习惯适应,唯独不能应付凯泽斯劳滕队。历来不最不愿意去那儿比赛。对于这个德国老牌足球俱乐部来说,唯一值得令人羡慕的是在贝岑贝尔格体育场里,得到球迷们的无条件支持,这好像也成了某些记者的习惯。每当我从电台里或在电视里听到或看到这类报道时,我往往只能一笑了之。我记不清,凯泽斯劳滕队有一次是侥幸获胜了还是输掉了。
  球迷不喜欢对方的球员是正常的,他们只需对他们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就可以了。不要说喜欢,光是要他们尊重对方球员就足以使他们感到为难。当在马赛的冒险行为结束之后,重新投入到联邦甲级队联赛时,真让我胆战心惊。那些职业运动员的某些作为,大大改变了赛场上的气氛。
  我必须提一下联邦甲级队联赛开始时的那几年。当时队里有几位老球员,如来自科隆的汉斯.舍费尔,或是来自杜伊斯堡的赫尔默特.拉恩。他们都是久经沙场、有过辉煌成绩的人,倍受球迷的敬重。也有全部由年轻人组成的球队,普鲁士.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和拜仁慕尼黑则全部由几乎是未成年的人组成。据此我想说:我们那儿洋溢着活跃欢乐的气氛,胜过冷漠和克制。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赢得观众。然而我们并不那么自私。最近我看过名为《自由中卫》的电影的拷贝,其中有一个场面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漂亮的一脚射进了不来梅队的球门。我一面笑着一面跑回自己的场地,其他的队员向我奔了过来,拍拍我的肩头以表示祝贺。格尔德.穆勒也在其中,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小脑袋,我拥抱了他,之后两人一路小跑,一直跑到球场中央的开球点。所有看到这一情景的人都大笑起来。
  这种欢乐哪儿去了?
  踢足球的人善于模仿。那种进球之后的激动场面,几乎每支球队都一样,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还有亲吻场面,射门中的之后的几秒钟简直就成了互显温柔的时光。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头,全队的人都照样办,只要进球的射手诚心满意。我没有加入这种行列,我始终清楚:吻我的人只有我的孩子和妻子。
  亲吻着一甚至连欧洲足球也曾经想加以惩罚的轻浮举动,以及有8个到10个队员将射门得分的队员埋压在底下,因而有可能发生受伤危险的那种杂耍般的举动,总算得到了制止。可惜的是并不因为丢弃了那种拥抱狂吻的场面,而使情况有所好转。人们可以把拥抱狂吻归纳到高兴快乐的范畴里去,因为场上出现了拔拳殴斗行为。当然,紧握拳头不是出于高兴,或是说只在极少情况下才是如此。我的球友贝利有着一张拍得相当不错的照片,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赛时曾征集使用过它。这张照片出自小阿克塞尔.施普林格之手,是他当时化名塞文.西蒙摄的。从照片上人们看到一个巴西人用双臂把贝利高高举起,他把右边那个紧握的拳头伸向空中,脸上显出威风得意的神态,这才是一个极愉快又骄傲的场面,丝毫不含有威胁的迹象。
  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我见到的不是这种情景,而是握紧了拳头,板起了脸,挥拳威胁对方,俨然把对方当作敌人,将射门得分首先看作是给对方的惩罚,看不到丝毫欢乐的迹象。最让人恶心的就是拳去臂来的所谓“拉锯战”。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是我认为这种举动幼稚并令人讨厌,近乎伤风败俗。我看不出这种举动除了使观众摇头甚至咒骂以外,还会使他们产生什么想法。那些一流足球运动员,比如鲁迪.沃勒尔、尤尔根.克林斯曼、托马斯.哈斯勒或者托马斯.多尔、洛塔.马特乌斯,或者是安德烈斯.布雷默、吉多.布赫瓦尔德,或者是卡尔海因茨.里德尔等与这种不文明举止格格不入。他们在场上流露出来的高兴情绪也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无论如何在我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期间有过这种体会,无论球从何方传过来,那怕骗过守门员,早已形成单人带球突破的局面,没有人只顾自己射门得分。后卫拦截了对方的进攻,某个队员巧妙地将球传送出来,另一个队员让出一个合理位置供队友射门得分。观众为进球的队员鼓掌,但射门得分是全队的功劳。
  我们也发现有的队员一旦射门得分便立即想到要在电视里亮相而风光一下子,开始是长长的冲刺跑,躲避队友们对他的祝贺。很清楚,他要是停下来,摄像机会好一阵子对着他。但要是有三、四个队友向他跑来祝贺,他就溜掉了,因为要是被他们围住,观众在电视里就看不见他了。
  当然这种情况令人忧虑。谁不愿意在电视里有一个特写镜头?摄像机对准他好几分钟,他一个人占据了整个荧屏,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有好几百万电视观众盯着看他,父母亲在家里为此高兴,还有祖父祖母,亲戚和朋友无不为此兴奋。由于这种思想在脑子里作怪,于是出现了真正的躲避专家,即满场跑的能手。他们不顾队友们的祝贺,而是想饱尝一下瞬间风光的滋味。但是我不相信,这比球队对他们的认可和集体的欢乐来得更重要。这种认可最有价值,因为只有认识到任何成绩都是通过集体的努力得来的,才能驱使我们去获得成就。
  此时我还想起我们获得欧洲冠军杯第一次胜利的情景。我们队在决赛中以0:1落后于马德里竞技队,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眼看我们必输无疑。而此时基尔克.施瓦岑贝克突然从三四十米开外起脚怒射---他在此前和此后的足球生涯中从来没有也从不再踢出过这么好一个球---把比分扳成1:1,接着裁判员鸣哨宣告比赛结束。一天之后的第二场比赛,我们以4:0轻松取胜。
  有人问我们,是否把一部分奖金给了施瓦岑贝克。我们获得冠军杯或许是该归功于他。但是,只有不懂得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几乎在每一次比赛中,总会有某一个队员临场发挥突出的情况,或许在整个90分钟长的时间里,或许只在某个关键时刻,要真是如此的话,总会有人拿的奖金比其他人多。但是不能这样做。奖金是规定好的,大家拿得一样多。比赛取胜是集体的成绩。虽然某个队员通过一场比赛抢了新闻,整个球队对他成绩的认可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但成果归集体所有。因此,旨在进球以后追求电视效果的那种行为令我考虑颇多。我认为,进球后的那种欢呼庆祝还是少一点个人主义色彩为好。
  足球为公共电视台和私人电视台所起的作用,在开始阶段是令人欣喜的,因为播放的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它不仅会导致新的更有趣的电视展现形式,而且对观众、对体育协会及其球员都会有好处。终于,联邦甲级队联赛不再是付些零花钱就能对付过去的。此外,还没有充分利用开源的可能性。对于电视节目中插播广告节目观众一时很难适应,隔了很久才慢慢习惯。但有朝一日我们会像美国人一样,把插播电视广告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同意一个球员在比赛场上完全没有个人隐私。
  日螓完善的技术优势摄影师和导演不断提供特写镜头,有时我对这种必要性还不甚理解。我回忆起欧洲锦标赛的情况,回忆起那场充满不幸的比赛。那次比赛中流的血比整个赛季还多。事实证明,苏格兰人的头比德国人的头更具抗争能力。
  我不信通过电视特写镜头让人看见把一个止血塞放到卡尔海因茨.里德尔的鼻子里去是为了止住出血。我也不知道,是否从电视里看到有人熟练地为吉多.布赫瓦尔德包扎头部伤口,对球迷朋友来说是一次特有的经历。而我可以肯定,只有少数人对电视里看到与荷兰队比赛时,丹麦人安德森膝盖受伤感兴趣。我还可以肯定,许多人在看到膝盖骨断裂而从关节中鼓起一个隆状物时深感难受。完善的技术诱使摄影记者们不断向观众提供追求骇人听闻效果的电视画面。
  每当我看到电视镜头捕捉住某个队员并用特写镜头把他展示给观众时,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他脸上的任何神情让人一览无余,让人从他的嘴唇上读出他说的每一句话---在比赛过程中队员说的话不一定每一句都是堂堂正正的。特写镜头使一切显露无遗。电视直播足球比赛使队员处在完全的监视之下。
  当然教练员对这种情况也看得一清二楚。我时常在想:一个队员在场上做出这种姿态,大声喊叫,在边线上手舞足蹈真会有什么好处吗?我作为队员和主教练有过这种体会:一个能在大厅广众之下不断地吼叫的球员,在赛场上你根本不用管他叫些什么。有些队员需要这种自身的急躁情绪,以克服内心的压力。另一些队员则明白自己必须缄默不语,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涵养,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头脑里思考着在中间休息时或球赛结束后自己该说些什么。
  坐在教练席上的先生们总是记者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报道热点。他们喜欢报导我率队参赛时穿什么衣服。每个人可以穿他想穿的服饰。我看不出对教练身上的衣服说三道四会有什么名堂。我们乘车去体育场,说明我的一部分任务已经完成。对手的情况我们了如指掌,具体的战术任务早已布置停当,对进攻的线路作了规定,但愿此番意图获得成功。从裁判鸣哨比赛开始我就成了一名观众。在赛场上一切由队长如洛塔.马特乌斯负责。如果出现差错,他一定会知道。我只能在场外作记录,同时考虑在球场休息时说些什么,有些什么需要改变的。倘若球赛暂时中断,我就可以与球队稍作联系,然而我起的作用仅仅是被动和有限的。运动服就是运动服,只在训练时才穿上它,比赛时我不需要穿它,我宁可穿休闲服,系上领带,因为我始终把球赛视作节目,我喜欢穿的漂漂亮亮率队去参加比赛。我希望联邦甲级队联赛也这样。这样一来,边线上或许不会出现很多笑话,然而不可能使各个球队都这样。霍尔格.奥西克有着与我一样的想法。在最初阶段,每当波鸿队参赛,他作为教练员总是如平时那样穿得西装革履。只要球队赢球得分,一切不成问题。但是当每个教练员最初都能领受的津贴用完时,有人就指责他,到波鸿去他穿得太时髦了。
  凡是赢了球什么都对,凡是输了球就什么都错了,真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甚至连教练领队穿什么服饰也牵连进去。要是球队为了保级上场,教练穿了一件羊毛衫,那就会被人看作婚姻骗子一样。
  在此期间,教练不仅仅只是一般地穿着,他们也进行化妆。比赛的主办者十分清楚,如何将产品标记推入摄像机镜头。遗憾的是,一位与足球无缘的人士在此时指点迷津:此人戴一顶棒球帽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想不到他使棒球帽风靡欧洲,使它成了上流人士的一种时尚。赛车运动员尼基.劳达在采访时戴着它,为了遮盖住脸上那灼伤的疤痕。帽子自然是做广告的绝佳对象。今天我们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也效仿着这样做。稍有年级的教练员,有些已经离退休年龄不远的人还想以此来装扮自己,那也只得随他们的便了。每个人自己应该知道,他是否值得或什么时候还得经受一次别人的嘲笑。
  有好多教练员有时候是这样做的。我认为,一个教练员像活的广告柱子走进体育场或者电视演播室,不一定能提高他的可信度和权威性。球员和教练员的出场以物质为基础的情况不可以无限制地继续下去。我的朋友贝利最近对广告在足球事业中无孔不入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他怀疑某些球员射门得分之后为了欢呼,却总是不偏不倚地跑到为比赛主办者所设的广告牌前,主办者显然就为他在电视里延长的那几秒钟多付额外奖金。德国的情况还没有走到如此地步---但可想而知,以后完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足球正在逐渐变成一种巨大的交易。对于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士或机构来说,都可以和应该值得去一试身手。但正如每个行业一样,总有好坏两种结果,即有人获得利润和有人亏损倒闭。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生财有道。
  足球运动员挣钱太多了?输了球总有人这样问。如果赢了比赛,就不会有人问他们挣钱多少了。这一点从我开始时每月仅挣1200马克净收入以来,就一直是如此。一切都只能相对而言。
  你认识吕纳.桑德贝格玛?我于1992年夏第一次听到关于他的事情。他32岁,在芝加哥棒球俱乐部打球,是第二守垒员,很可能他是联赛中最出色的队员。桑德贝格1992年签订了一个为期4年的合同,这意味着他有2840万美元的可靠收入。这就是说,合同一旦签妥,他每个赛季就获得710万美元,就是1065万马克。在那之后虽然每年从纯计算角度讲,每天要稍微少一点。但与德国马克相反,美元的行情跌失轮不到桑德贝格头上,他的购买力不变。么年1065万马克或者是710万美元---没有一个足球运动员赚那么多钱。对联邦甲级队联赛中的工资不必抱怨生气,反正它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联赛工资不能相提并论。
  在此期间联邦甲级队联赛已出现了第一批年工资超百万大关的队员。致使达到这一工资界位的不再是观众,主办单位付的报酬和附加挂钩年高的合同甚至能把像马特乌斯那样的队员重新从意大利召回德国。他与其他人被一视同仁:上等级的队员身价百倍,中流队员的报酬总是支付得太高。我觉得由此出现了忌妒心理。意大利报导了鲍里斯.贝克尔和施特芬.格拉芙获得数百万的巨额报酬。这一切告诉人们,在体育运动中获得优异成绩非常值得。一个足球运动员也能成为大款。这种透彻的说明诱使整个体育事业转向高报酬方向。当然,今天人们还不清楚,一个运动员究竟能赚多少马克多少分尼。但是,业已存在的价格等级差别是众所周知的。每进一个球的奖金高达多少,客场赢球和主场取胜的奖金又是多少,这些都有规定。夺冠和保级的奖金各是多少也早已不是秘密。由于在报上大量披露有关数字,对足球运动员收入的兴趣早已逐渐消失,也几乎听不到对大碗球星的斥责和抱怨了。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在于足球运动员们学会了如何挣大钱。联邦甲级队联赛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出现高额报酬者的起步之时。当时有太多的运动员把体现社会等级的象征视为头等需要,于是形成了一个拥有赛车式小轿车和佩带金项链的运动员阶层,为了避免太显眼,似乎就像我比其他人对此更加清楚和从来不犯错误一样:对于汽车的款式,我也在短时期里有过一个怪念头。一会儿非得买一辆E型美洲豹牌车,一会儿又想驾驶一辆法式双坐小轿车。这辆车我从冈特.内策尔那里购进,后又偶然很快将它完好无损地转让给了沃尔弗冈.奥弗拉特。当我有一次驾着一辆“伊索格利福牌”赛车,花了将近三个小时从沃珀塔尔到法兰克福,因撞到高速公路的护路挡板上而人生分离时,我的赛车生涯便结束了。这就是说,我也不得不经历了一段闯祸的青年时期。这是第一代职业运动员的普遍经历。今天的一代已经成了一帮企业家。他们善于意识明确地和悄悄地与金钱打交道。诚然赚钱的方法简便多了。他们不再受那家有名的老板和颇有名声的教练员的影响。绝大多数体育协会在投资方面为他们的球员出谋划策,而在二三十年以前,运动员要拥有5万或者10万马克,根本不见有人去帮助他们出点子,应该怎样处置那笔钱。
  如今,参加联邦足球联赛的每一个球员都有各自的咨询员,而缺了他们根本就寸步难行,因为这钱的交易变得更为复杂,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凡是过去被视为非法的买卖,如今几乎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我想起马克斯.默克尔在其辉煌时期的一段有趣经历。当时他在纽伦堡第一足球俱乐部执掌教鞭。他想方设法加强球队在下一个赛季的实力,以使俱乐部进而成为德国冠军。他急于想招聘两名球员,但当时不允许事先签约,于是俱乐部向那两名球员私下保证,从圣诞节起,也即在他们转会前半年,就付给他们工资。当夏天他们正式加盟纽伦堡队时,原来具有冠军相的足球队却滑坡到了只是力争保级的地步,因而有人有理由怀疑,这两名新加盟的球员已经又在西部的某一个足协那里领工资了。有趣的是,那个西部足协也在降级线上挣扎,最后总算保住了级,而纽伦堡俱乐部不得不降级。然而纽伦堡人被束缚住了手脚,他们不能反击。他们可是早在一年前就按照这种方式行事了,再说也没有证明那两个飘忽不定的球员故意不卖力踢球的证据。
  这类事情在今天不断发生。只是它们的先兆稍有变化,即成了合法的,或者几乎是合法的行为。名义上总是说不能事先签约,但是意大利足协为了谨慎起见始终付给球员高额钱款,以便获得某种优先购买权。某些交易搞的非常复杂,最后像安德烈亚斯穆勒那样的转会那样,不得不付诸法律,以决定一个球员究竟什么时候去哪一个足协并去多久。意大利人是否毁掉了传统的转会习惯,压低了原有的转会费,他们是否毁掉了足球?
  这会费不再会被压低。1992年AC米兰队重新又获得意大利冠军,为此每个球员获得553,000马克的奖金。看了有关报道之后,我就在想,18年来德国足球联合会的世界帮溃了,因为参加1974年世界杯赛的队员,把该队每个成员获得75,000马克视作刚达到标准。
  1992年9月,意大利最高联赛“A级”的18家足协,共花32,400万马克聘用了34名外籍球员。换句话说,平均每个球员要花近1,000万马克。他们都是些优秀的球员,其中有让-
皮尔.帕潘,也有埃芬伯格和劳德鲁普。最高的转会费总是出现在都灵足协和米兰足协之间。前锋伦蒂尼由贝鲁斯科尼获得。不清楚他的转会费到底是否像最初报导的确实高达8700万马克,还是像米兰足协所称的比上述数字的一半还多些。还从没有哪一个球员的转会费如此之高。
   可以说,意大利企业家愿意支付这么巨大的款项购买球员,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主要因为这种购买热有时有利于德国足协。当我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好景不长,如果今天的足球队员也像当年的斗剑士一样的话,我们或许就会处于当年尼禄因看厌斗剑而将罗马城付之一炬的危险境地。
   意大利足球联合会作出决定,每个足球协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聘用外籍球员,且数量不受限制。尽管每场比赛只能上场三名外籍球员,还是出现了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球员的竞争态势。这里没有能起监督作用的财务总管,财务顾问组和金库。钱款和整个交易由那些神通广大的人操作,他们把足协视做私有财产。他们手中有着一批世界级球员。以此成为最吃香的人物。这样,三位后台老板---AC米兰队的塞尔维奥.贝鲁斯科尼,国际米兰队的埃纳斯托.贝利基里尼和都灵尤文图斯队的乔尼.阿内利---他们的队伍特别强大,拆开来可以组成两队,而其中任何一队都不会在甲级队中降级。AC米兰队有九名意大利国脚和六名外国国家队队员,除了荷兰著名的三剑客范.巴斯滕,古利特和里杰卡尔德之外,还有法国人帕潘和两名南斯拉夫球员萨维切维奇和博班。每逢比赛他们之中必须有三个人坐冷板凳观战。这三名世界级的球员,没有一名该坐冷板凳观战的,这不仅是纯粹的财力浪费,也使球赛降低了等级。
   倘若操纵意大利足球和欧洲转会市场的豪富无比的企业家不加收敛地一意孤行,倘若意大利那种积累资金的奇特方式不见终止的话,那么不久便有更多的世界级球员坐在冷板凳上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踢球。在一本杂志里,我曾经看到过参加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的11名德国队员在鸣哨开赛前拍的一张照片。从合影中可以看到球队的一般队员只是作为衬托的背景,而联赛的尖子球队员都在照片的显著部位。我只看见三个人的脸,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尖子队员的出售已到了如此的地步。欧洲杯亚军队中仅有三名队员目前尚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效力,他们是伊尔克纳、布赫瓦尔德和海尔曼。
   意大利给足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球员的净收入。即签约不以球员的成绩为依据,没有比赛获胜奖金,只根据欧洲杯中的头衔和成绩支付额外报酬。球员们原则上都知道,每个赛季得到多少报酬,不管他们的成绩是好还是坏,甚至根本就没有上场比赛。一名去意大利踢球的德国国家队队员,如果不能保证每年的净收入达到100马克,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球员一但很快赚了那么多的钱,有可能他在比赛中思想不开窍,缺乏踢球的灵气。托马斯.贝特霍尔德在世界杯赛上表现上佳,但拜仁慕尼黑队的教练指望他再创佳绩却成了无意的徒劳。我读到过一篇报道,他好像对他的一个队友说过:“我,一个26岁的人取得的成绩,你一辈子都达不到……”如果他指的是世界杯亚军和冠军,那别人无话可说;要是他指的是钱,那就令人讨厌,也令人大失所望了。
   多数人把意大利看作是一块福地。如果他们正确地去对待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恩赐,那也说得过去。听说有的队员,是受到了与世界上优秀队员同场较量的挑战和刺激才去意大利踢球的。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是的,他们说的情况是能吸引人,可是如果光有挑战和刺激,而没有上百万元钱可以赚,我看那所谓的挑战一定会大大降低其价值。挣钱早已成为踢球的一个强烈意图,然而挣钱太多会走向反面。像马拉多纳这样的球星,对于他所取得的成绩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实态度?如果他每年确保得到420万马克,此外在阿根廷本土赛季中他还有无数次短期休假的自由,是否参加训练也是由他自己决定。他所到之处,人们不再仅仅把他视为英雄,而且也尊他为圣人,他是否必须保持一切行为的准则?难倒他不能说,至少对他来说不再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他利令智昏到这个地步,并且认为通过海洛因可以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天地,与其说他是案犯,倒不如说他是个牺牲品。
   对马拉多纳,世人为他感到惋惜。他为阿根廷勇夺世界杯桂冠,带领那不勒斯队夺得了意大利联赛冠军和欧洲联盟杯赛冠军。他获得了许多,本应该获取更多。他具备足够的才华,能像贝利一样发挥应起的作用,然而光有卓越的足球天才是远远不够的。
   幸好我们这里的一切,与除了意大利之外的其他国家一样,都稍逊一筹。球迷对球员的赞赏都控制在一定的尺度内,因而我们那里没有过分崇拜球星的畸形现象,也没有与此必然相联系的不正常风气。当然球员的转会费正在慢慢地接近意大利的水平。20年前当尤普.卡佩尔曼以80万马克的身价从科隆足球俱乐部转会到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时,德国上下一片惊讶,似乎全都乱了套一般。而今天的转会费竟达到了他的10倍之多。
   没有人再惊呼高叫,只有少数人还表示惊讶,比如我。
   但是,惊讶解决不了问题。当上了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副主席之后,我很快发觉了这一点。我始终审视着足协走过的路程,看到危机正要来临。我思忖着:幸好,这不关我的事。
   误会一场。我突然感到,我的过去是不能被简单的一笔抹掉的。
   正可谓:人有时要偿还还不曾欠过的债。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21 00:13: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四章 拜仁危机</FONT>------<FONT size=4>我觉得许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FONT>  
  1991年夏几位拜仁慕尼黑的头面人物在我基茨比尔的家里做客,拜仁俱乐部主席弗里茨.舍勒尔教授也在其中。谈话中当然也涉及到拜仁慕尼黑队。我们谈到克劳斯.奥根塔勒,他上个赛季球运欠佳,参加世界杯后体力不支,休假短促,年龄增加,还有他提到的眼睛有病,因此很难调整竞技状态,更糟糕的是在与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比赛时,有一个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他负有一半的责任,拜仁慕尼黑队因此失去了决赛权,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克劳斯是球队一名极其重要的队员。”
  “但是教练不想再要他了。”舍勒尔这么说。
  “教练说得太轻率,他没有资格这么说。他是足协的雇员,万一实在不行,教练可以拿了他的补偿金走路,而你们仍在足协里,可以承担责任嘛。”
  但是尤普.海因克斯教练当时在慕尼黑的地位无可争议,他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夺取了德国联赛冠军,他向球迷们许下诺言一定夺取欧洲冠军杯冠军,他掌管着一支相当了不起的顶尖球队。
  前几年,我细心地观察了慕尼黑足协的情况,尤其是它的人员调动体制。麦金埃尼,休斯,米哈伊洛维奇,埃克斯特罗姆,契斯加勒,这些球员来的来,去的去,转会频繁,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走。一旦发现不妥,虽然令人烦恼,但不致造成大的损失。关键是球队的几个重要位置总是有着理想的人选。教练手中总有着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保罗.布赖特纳、泽伦.美尔比和克劳斯.奥根塔勒等一批可靠队员供调兵遣将。他们是一批优秀队员,充满了荣誉感,带领整个球队奋发向上。他们能在临场比赛中敏锐地发现对手的弱点和应该防患的重点。
  拜仁慕尼黑球队的领军人物不乏其人,购进的球员不仅身价最贵,并且也是最优秀的。使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中有些人离开慕尼黑之后才成为绝对的超级队员。我决心让洛塔.马特乌斯到外面去闯一闯,或许他真的需要去米兰经受一下竞争的压力,以便使自己成为一名卓越的队长。我实在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在慕尼黑时没有达到他的顶峰阶段。还有安德烈斯.布雷默也同样如此。我已经提到过,他是我见到过的技术最全面的队员之一,他明明是一位出色的后卫防守队员,但是为什么在慕尼黑队海因克斯麾下非要让他厮守中场,在那儿他只能发挥其百分之七十的能量,这真是我的一个不解之谜。在米兰他被称作是专门为马特乌斯送球的队员,他的才能立刻受人赏识并得到了展露,他被视为那个赛季被购进的最有价值的球员。都灵尤文图斯队的尤尔根.科勒尔的情况与此一模一样。他的身价是1500万马克,对一名防守队员来说可说是昂贵的价格。意大利不缺防守队员,然而他当时的教练特拉帕托尼独具慧眼,花高价把他招到麾下。他知道尤尔根.科勒尔是世界上身体条件最佳的盯人防守队员。不管是谁,哪怕是范.巴斯滕,或者是斯基拉奇抑或是沃勒尔,如果逢到科勒尔盯人防守,除非他们十分走远,才能避过科勒尔射门。科勒尔的不足之处仅在于区域防守能力较差。为了让他明白,我曾经与他切磋过好长一段时间。而在拜仁慕尼黑他要担当的正是区域防守的重任。
  慕尼黑白白地送掉了好多有才华的队员。按我的眼光看,优秀队员的出售实在是太多而又太快了。
  我出任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副主席时,曾对乌利.赫纳斯说过:“你要是不进球,银行里放着几百万也没有用。要想做世界级的买卖,就必须得放弃补偿金。”
  但是意大利成千上百万的高价自然有它的诱惑力。赫纳斯在1982年一定做过一次最成功的交易,他把鲁梅尼格以1100万马克的高价卖给了国际米兰队。鲁梅尼格参加过8年联邦甲级队联赛。他那身强力壮、富于冒险、容易引起伤痛的比赛风格会造成不能上场参赛的局面,使人预感到他会比其他人更早地损耗体力而退役。因为作为一个联邦足协的老板必须以商业的观点去权衡竞技运动,因而可以用商业德语来表达:某种贬值或者说掉价是必然的,可以预见得到的。
  从米兰得到的钱对足协颇有益处。从球队的竞技状态讲,没有造成缓不过气来那样的损失。足协在进行这种交易的同时还有自身的打算,即花一部分补偿金购买进三个其他年轻队员,让其中一个来填补由被出售掉的球星留下的空缺,将来甚至再把这名球员出售而重新获利。把球员当作投资,真可谓是一笔可靠的买卖。但像交易所的投机活动那样,不是成功便是失败,往往是失败居多。
  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里,乌利.赫纳斯只是在出售球员获得可贵利益方面干的非常灵巧。马特乌斯、布雷默、科勒尔、罗伊特,单从钱的数目来看都是很好的买卖。但是,球队出售的队员一多,自身实力自然就会削弱。另外,也拒绝了像国家青年队队员克里斯蒂安.韦恩斯那样的特别买卖,因为他担任的那个位置在队内有着足够的人选。于是他从曼海姆转会去勒沃库森。倒未必真有足够的人选,但俗话说得好,一名比较好的球员总是一名好球员的对手。
  拜仁慕尼黑队尽管如此,却还能经常夺取德国联赛桂冠或至少名列前茅,这导致了他过高地估计自身的实力。联邦甲级队联赛中经常出现球赛水平降低的阶段,因为那些有着主导地位的球队没有达到原有的水平。有的球队启用太多年轻的新队员,阵容磨合还需要一段时间。当比赛顺利时,有些球队就忽略了球队的更新,对球队的年轻性缺乏系统的考虑,到头来错过了球队的巅峰期。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但注重调整阶段的球队获得了冠军,先是不伦瑞克队,后是纽伦堡队,还有凯泽斯劳滕队。
  那以后有好几个俱乐部球队的实力同时得到了增强,于是像1991/1992赛季那样,出现了一个法兰克福队、多特蒙德队和斯图加特队群雄称霸的赛季。而拜仁慕尼黑队陷入了严峻的困难时期。拜仁队的问题起因于国内,世界杯一结束,克劳斯.奥根塔勒自由人的位置轻易地被替换掉之后,就开始显露出来。就像他在意大利参加联赛那样,他本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一名有价值的球员,要是为他配上两名非常得力的助攻手的话。我在思考,海因克斯宣称他保证他的球队明年能夺取欧洲冠军杯之后,拜仁俱乐部方面也有人期望一种没有球员的足球,期望像AC米兰队那样,有著名的“三剑客”和严密的区域防守。依靠里杰卡尔德、古利特和范.巴斯滕要办到这一点不成问题,但靠普夫吕格尔、格拉哈默尔、罗伊特、施特伦茨和沃尔法特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罗伊特公开要求顶替奥根塔勒的角色时,问题的结局不久便显露出来。而教练和俱乐部老板都没有规劝过他。就这样,球队的领头羊实际上被解雇了。
  自那以后,几乎没有一天无人提出想当球队的头,或表示想担任某一个位置的愿望。也许,此时内部早已作了安排,让大家可以讨论一番,只是不能公诸于众。《明镜》周刊里有过一句话,对我进行了尖刻的评述:“弗朗茨.贝肯鲍尔对待足球就像对待生活一样,相信权威和等级。总之,他相信一个完好的世界,在那里日历上每天一句的格言各有其用。”说得不错,在足球生涯中我是相信权威、等级和完好的世界,而权威和等级是取得成就不可缺少的保证,而成就又意味着足球中的完好世界:如果不想法将成就与个人的功绩融合在一起,球队出了成就之外就没有更能凝聚人心的手段了。
  比赛失利必然导致公开的争吵,公开的争吵又势必导致比赛失利。争吵的起因和后果往往难以分清。在联邦甲级队联赛过程中,如有队员的说话表态损害了协会和队友的利益宣布对他进行罚款时,立即有人抱怨队里的规章制度,甚至提出聘用成人队员,于是出现了对某些概念的认识模糊不清。就私人事情发表公开声明远不是成年人的标志。我觉得,成年和勇气之间总有一定的联系。当着球队的面坦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这就是勇气;在18或者20个队友的范围内申述并且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勇气。但利用舆论,采取拐弯抹角的手法纵然方便,也只能说明这是一种胆小的行径。至于此后那些诸如这个他没有说过,别人误解了他,有人传错了话等等的解释,我一概不予理睬。我想,舆论应该知道正确评价不快之后出现的正式辟谣
  突然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里几乎天天有人发表声明。其中一个声明我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拜仁队之外的其他球队太傻了,成不了冠军。”斯特凡.埃芬伯格这么高谈阔论。这倒乐坏了其他17支联赛队伍的教练员,因为他们在与慕尼黑队比赛前再也不需要做特别的动员了。
  辞退了克劳斯.奥根塔勒,取消了球队内部明显的等级之分,其结果有目共睹。队里不再有公认的领头羊,许多队员争相提高球艺获取佳绩。奥根塔勒花了好长时间才达到今天的地步,取得今天的地位。意大利世界杯赛时,我们回忆起他当时来拜仁队的情景。在一次友谊赛中这位18岁的小伙子被派上了场,他过于紧张,犯了一些错误。我不知如何是好,朝教练席方向喊去:“你们干吗派上一个瞎子?”这是比赛无奈时闹出的一个笑话。我感到全队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15年以后回忆起此事我还能放声大笑。克劳斯取得了我在拜仁队的位置,当上了队长,不是凭借行政命令,全靠他自己刻苦努力。他遇事从不躲躲闪闪,不找任何借口,球队状态和成绩不理想时,从不把责任推给别人。他确实是一个好榜样。
  他的接班人还无着落。我所看到的、我所了解到的都让我担心,我觉得球队里缺少成熟的队员。队内有一种好出风头的倾向,想在球场上和在公众场合表演一番,每逢新闻采访总有人跃跃欲试,表达想当队长的愿望。比赛中他会故作姿态,不停地将球盘带或者跟在球的附近区域。要是统计一下这究竟有多少效果,结果几乎等于零。
  当时拜仁慕尼黑队就处在这种形势下,叫得最响的人未必是最有用的人。有人告诉我,有些队员头脑里也认为,想要出人头地,在慕尼黑踢球就不错了。球队的管理部门负责照料球员的方方面面,要管他们的成长、管他们的运动、管他们的医疗,从不欠缺哪一样关照,只是不可能全部胜任满意而已,于是渐渐形成了一种娇生惯养的不良氛围,一下子有好多个球员,认为自己成了一流队员,比赛时装出那种样子,而踢球的实际水平一点也不像是尖子队员。
  这种滑坡何时结束尚不能预料。拜仁俱乐部主席舍勒尔就已经威胁说,如果情况更糟,我必须鼎力相助。我开始不能安睡。我梦见自己坐在教练席上,在瓦滕沙伊德、在罗斯托克、在德累斯顿,梦中我老是看到其他球队赢球。我不想过这种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日子。
  拜仁足球俱乐部快接近他的低谷了。还在有人想出主意欲请我重新出山执掌教鞭之前,我和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幸运地都当上了俱乐部副主席。我对此职感到满意,这是我想象中能做的工作。财务主管库尔特.黑格里希此事还预料不到他会面临什么难题,我们每次谈话时倒是该为他带些镇静剂去才是。我们认为,使球队重振旗鼓的计划不能设想的太长,因为拜仁队多年来在中流徘徊使得有各种业余活动可能的慕尼黑市的观众不能接受。此外,联邦甲级队联赛中有好几个足协对球队的发展做了长期计划,而始终不能摆脱处于中流的困境,拜仁足球俱乐部对它的球迷和联邦甲级队联赛已经亏欠了许多。
  现在库尔特.黑格里希可得挖钱箱老底了。尤尔金霍、绍尔、海尔曼、舒普等人既有才华又有经验,虽然购买的价格昂贵(总计2200万马克),但是把本德尔、施特伦茨、劳德鲁普和埃芬伯格出售后还有一点进帐。这4位球星虽然自以为对拜仁队很有价值,因而不可能将他们再转卖掉,可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缺点:除了自己平平的成绩,对其他的一切都显示出不满。这也是埃里希.里贝克在危机时代中从其前任那里承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进行自我批评的能力消失了。
  斯特凡.埃芬伯格离开拜仁慕尼黑时曾留下了一句责备的话,即一个像他那样的球员出售的价格不能只是750万马克,这大大低于他的价值。他的这种说法和好些他说过的话,我都不会当真。要是有机会用一个埃芬伯格换取一个洛塔.马特乌斯,我根本不用考虑就会同意的。
  诚然,花那么多钱去购买一名年届31岁、并且动过膝盖大手术的球员,是要有点胆识的。本书完稿时还看不出马特乌斯是否会百分之百地痊愈,然而世界上自有人会去冒险,我也准备着这么干。这虽是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但是不是孤注一掷。一个球员在克服心理障碍方面所需要的荣誉感、决心和信心,马特乌斯都不缺。把注押在像他那样的人身上尽可放心。
  早在担任拜仁俱乐部副主席前,我就有像重新把马特乌斯召回拜仁慕尼黑队的想法。在1991/1992赛季里,国际米兰队的战绩不佳,很少获胜。在我认识的许多球员中,马特乌斯队输球是最感难受的一个。他专心致志于足球,输球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像在德国国家队里一样,他总是想方设法把整个球队带好。当然,有时候也会出错。
  在米兰他老是怏怏不乐,他批评足协的弊端,与队友发生纠葛,但他的本意是好的,我完全能理解。他也看到他目前所在的那个足协前景不容乐观,AC米兰队越来越强,成了意大利的头号强队,自然也是米兰市的头号强队。
  马特乌斯感到有责任当好队长,但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过分。我们经常通电话,我提醒他:“凡事适可而止。你现在在米兰还是国王,整个城市拜倒在你的脚下。可是你现在已惹人注意,当心什么时候招来球迷和队友的怒气。”
  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马特乌斯也失去了在为国际米兰队效力的兴趣。他对我说了想去马德里踢球的打算,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去马德里里亚尔队有什么意思?”我问他,“这是一支绝无希望的球队,这支球队几年来一直在走向衰亡,你去那里毫无意思。”
  我趁机启发他,促使他考虑自己的去向问题,就像当初内策尔和策贝克想把我从美国召回,让我再次参加联邦甲级队联赛一样。“你到拜仁队来吧,”我说,“这是你的任务。”
  有一天,事情终于到了这般地步。记得那是在春天里,马特乌斯给我基茨比尔的家里挂电话:“关于马德里的事你说得有道理。经过仔细考虑,我想回到慕尼黑去。”
  1990年世界足球先生,在意大利拿的工资超过德国联赛的所有标准,要回到拜仁足球俱乐部来?这在几个月之前还是梦想呢。他的高额转会费谁来付?他的工资谁来付?
  谈到他的报酬,马特乌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我知道这样讲未免有点俗气,可这是真的)钱不是主要的,或者说不再是主要的。在米兰他收入丰厚,对将来他早已做了考虑和安排。他有能耐按联赛的标准和要求拿他的工资,他也有决心想好好干一番,因为如果他成功地使拜仁队重新成为欧洲强队的话,对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来说,这是用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还存下转会费问题尚需解决。马特乌斯倒霉受伤,而我们却因此而得福。他膝部因严重受伤而动手术使米兰人十分困扰。搞足球有时与普通的生活一样---拥有的只是一个麻雀,而放掉得到是一个鸽子。足球事业中,宁愿要支票,不愿眼看板凳上坐着一名受伤的球员。当年夏天当马特乌斯还拄着拐杖走路时,国际米兰队同意慕尼黑方面出的价格,接受了大约400万马克的转会费。乘飞机前往米兰参加最后谈判的有拜仁俱乐部主席舍勒尔、财务主管黑格里希、鲁梅尼格和我(俱乐部经理赫纳斯因肠部手术住院)。我们与国际米兰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倒像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一切事宜早在先前协调妥当。我们还商定了两场友谊赛,其纯收入归拜仁足球俱乐部,好让它不必真的拿出400万马克的转会费。
  这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突然出现了一个我们没有料到的问题:国际米兰队主席贝利基里尼要我们保证马特乌斯回慕尼黑后不再经其它途径返回意大利,而且他不仅需要我们的书面保证,还要得到一份50亿多里拉即大约600万马克的银行担保。
  我们为之发了呆,600万马克的银行担保不单单是种形式,它是实实在在的钱,而且一定要办得稳妥。但关键是欧洲足联不允许有这种协定,还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条例。我们向贝利基里尼说明了这种情况,希望他改变主意,但没有成功。我们又向他保证说,我们聘用马特乌斯是需要他,并非是在今后用他作交易赚钱,结果又是徒劳无益。贝利基里尼根本不想放弃他的要求。我知道他态度为什么如此坚决。马特乌斯刚去国际米兰队时,当时的教练是特拉帕托尼,后来此人因故愤恨离开了国际米兰队转而去了都灵尤文图斯队。马特乌斯曾经是他麾下的爱将,贝利基里尼可能猜想,特拉帕托尼很可能把一个不再带伤的、重新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马特乌斯召到尤文图斯队去,以使国际米兰受挫,同时庆祝自己战胜了贝利基里尼,因为后者将这样出色的一个球员过早地并且过于便宜地脱手卖了出去。这种想法也在意大利的足球界中盛行着。
  我们的谈判不能继续下去了,时间很紧迫,鲁梅尼格想赶乘去撒丁岛度假的最后一班飞机已经起飞,舍勒尔主席已预订好座位的从慕尼黑飞往纽约的波音747客机大概也已起飞,让马特乌斯从米兰到慕尼黑来的事情眼看就要落空。
  我们将要启程离开米兰时,贝利基里尼突然作了让步。我们购进了马特乌斯,国际米兰队主席得到了我们的保证,即我们决不损害他的利益用马特乌斯去做交易。
  马特乌斯具备了一个足球运动员所需要的一切,或者至少几乎是这样。他不会像拉斯特里那样运球,马拉多纳有着足够的技巧,但是这果真显得如此重要吗?对德国足坛缺少技术型球员的抱怨声不绝于耳。我倒要反问一句,德国各个球队中有过多少踢球像玩杂耍的球员,他们在1754年以来的历届世界杯比赛中能真正及得上那些足球魔术师吗?他们中有几个能与贝利和马拉多纳相匹敌?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3-27 22: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五章 球是圆的</FONT> ------<FONT size=4>我理想中的完美足球何时可见</FONT></P>
<>  谁要是抱怨德国足球缺乏技术,那他的主要出发点就错了。德国没有那么多的海滩河滩,供成千上班个孩子每天赤着脚在那儿踢上几小时的足球。我们有的仅仅是一些街道马路。那儿没有汽车开来开去,用四石子当成两个球门,孩子们成天围着一个布料球,或者一个空饮料罐头或是一只掉了毡毛的网球转,一直玩到天黑才作罢。水泥建筑、电梯,这一切成了孩子们步行活动的障碍,致使体力和活动时的灵巧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学校里的体育课不能弥补这种种的不足。
  由此出现了与技术有关的、不如别人的先决条件。孩子学踢足球好比学一门手艺,有时候一件手工艺品不见得包含着很多的技巧。其次是参加联赛的基础条件大体上也能达到。如果那些想成为职业球员但未能如愿以偿的孩子多于有天赋的孩子,我认为并非坏事,往往有它的好处。对此我曾经做过多次观察。某个少年球员在青少年阶段的球艺出众,能在20米开外的距离将球踢倒一个瓶子,以其灵巧的身体晃动骗过对方队员,于是他以为他的能耐就可以抵消一切:勤奋、体力、荣誉感和智慧,这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可以免去一个球员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求自己的身体达到忍受痛苦的最后极限,甚至还超过这个极限。懒惰和傲慢才是才华天赋的孪生兄弟,因而我们说天才有时是有危害性的,许多人也往往因此而毫无成就。还有些人则稍有成绩就自满起来,而不思达到他可能获得的成绩。
  我经常与冈特.内策尔谈起这些事,想听他说说像他那样的人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多的成绩。“你理应参加100多场国际比赛,可是你只参加了36场,你曾经夺取过欧洲冠军,可是世界杯赛上你仅仅上场了21分钟。”他大步向前冲去的身影今天还浮现在我眼前。“从后场纵深地带往前冲去。”他的教练威斯威勒尔这么说。在风中他那长长的金发几乎呈水平状在他脑后飘动着,他的爆发力之强由此可见。他的传球、任意球和射门都堪称联邦甲级队近30年来的上佳之作。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令今天的球迷观众神往,可是,他没有能再现风采。
  另一个未能发挥天才的人就是沃尔夫拉姆.武特克。我知道他曾经让某些教练大失所望,但是那时正值他的狂飙时期。有几次我让他到国家队来参加比赛,当时他没有给球队制造什么麻烦。他最大的问题是:个人技术精湛,球感好,能掌握复杂多变的传球技巧:因而他总是把传球动作搞得过于繁杂。我告诉他:“要是你踢得简练一些,就不会让队友感到为难了。你想把球踢得花哨,令对手捉摸不透,可是人家不吃你这一套。只有当对手不了解你的套路时,你才可以那样去踢。要是遇到熟知你球路的对手,任凭你再怎么踢,也是没有意思的。”
    武特克始终认为,像他那样的人踢球不会有什么难处。但是体育与其它行业一样:学手艺的人掌握了基本原理,但他还远不是工匠,就好比学习语言一样,大家都在学习语言,绝大多数人学会写信就够了,有些人就学得比较好,能形象地表达他们的见闻和思想,刊登在报刊杂志上供人们阅读欣赏,而另有些人,他们在大学里攻读德语,不会放过一个语法上的错误,他们学过有关写作技巧和戏剧的一切知识,但结果有什么用?德语教师如此之多,但有几个海因利希.伯尔?
  足球同样如此。总有许多人掌握踢球技巧,有时候会有少数几个球员,尽管他们早已退役,球迷朋友还是乐于谈起他们。球场上缺少了这样的球员,对体育来说并无害处。足球的长处在于它是一种人人都能参加并有可能取得成就的比赛,不像篮球、排球和跳高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再根据生长特点有可能进行通常挑选的阶段,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可能被选为踢足球的苗子。我与那些出色的球员在球场上相处过,他们中有些人身体看起来不像适合踢足球的,可是他们却踢得很棒。你一看到他们踢球,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了。高的高,矮的矮,有结实的,也有瘦削的。足球中你会看到各种类型的人,每种类型又都有各自的杰出人才。因而在一个世界冠军队里会有体型各不相同的球员,就像尤尔根.科勒尔和托马斯.哈斯勒,吉多. 布赫瓦尔德和比雷.利特巴尔斯基那样。高个子队员作风硬朗,是拼抢的能手,而小个子队员灵活多变,是穿针引线的进攻组织者。这种排兵布阵已不足为奇。哈斯勒和利特巴尔斯基要是再高15或者20厘米就更为理想。他们踢球时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应变能力总能占得便宜,但是这一优势被对方高个队员强悍的体力所抵消,然而他们找到了办法,这也是多数小个子队员的特点,他们通过不断训练来达到目的,因而机智应变也是足球的一个诀窍。他们明白,动脑子往往比光用力气来的见效,由此出现了像哈斯勒、利特巴尔斯基或者奥拉夫.托恩这样的运动员类型。我很器重这类球员。他们踢球脚法灵巧,球路多变,看似毫不费力,一蹴而就,实际上是经过了大量的磨练后才获得成功的。
  这种身体条件的球员能把不利因素变为有利因素。足球给了那些刚巧是170公分高的球员一种机遇。在拜仁慕尼黑队人们常戏说这些小个子队员只比一只小猎狗高出一个头。足球需要这类队员,因为要不然利用任意球破门的进球数还会继续上升。罚任意球和角球变化多样称得上是一门艺术,而且还能进球得分,但他不如有大部分队员参与的整体巧妙传切配合射门得分,或一次个人突破、临门一脚劲射得分来得精彩。利用头球破门得分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像卡尔海因茨.里德尔那样的队员,弹跳力好,阵地战技巧过人,头球命中率高,简直是难能可贵的,我为他的进球高兴,因为他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队员的条件。
  但是足球毕竟是足球,不等于头球,我最欣赏的还是劲射破门。当然我们也知道,比赛中头球破门得作用提高了。我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开始足球生涯时,一米八十的个头算得上是队里的高个儿;然而我的高度在自己家里就缺乏竞争力,我的三个儿子托马斯、米夏埃尔和斯特凡都比我高。教练注重球员身体条件的变化和基本功的掌握是通情达理的。集体传切配合破门得分越来越难。
  意大利世界杯赛以来,运动学家们在分析每场比赛时各抒己见,其中谈到一场球赛的主要进程集中在球场的哪个部位,球在球场某个部位所处的时间的长短,几乎都认为球主要集中在球场中线双方15米处,球几乎不在球场的其余区域滚动。整个球队的兵力集中在准备发动进攻的区域,在这里进行剧烈的拼抢,一旦对手稍一失误就伺机发起进攻。随着联邦甲级队联赛的开始,提出了力拼中场的要求,最终达到了这一要求:要拥有技术全面的即能攻善守的球员。我们拥有这样的球员,因而才有今天的德国足球。以往沃尔夫冈.奥弗拉特、冈特.内策尔和我擅长的自由游弋区域,今天不复存在,而且传球的时间相应缩短,其原因是进攻队员同时也担任防守任务。过去两个边锋队员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后卫队员后面奔跑。我记忆中有着足够的球队在场上拍的照片,看到锋线队员站在中场附近,双手插在腰间,关注着后卫线上队员的防守。今天不会有队员这样做了。他不必为了保存体力而这样做,体能的训练是队员的体力能坚持正常90分钟的对抗。
  经常有人问我,过去的足球更精彩吗?这是老调重弹。早在1974年我们夺得世界杯冠军时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人把我们与1954年的国家队进行比较,当然有专家认为,在泽普.默贝尔格和弗里茨.瓦尔特带领下,据说当时的足球精彩无比,因而要问哪个时代的足球好,那个时代的足球不好,已不能得到真实的回答,因为回忆往往带有美化的色彩,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把自己过去亲身经历和所见说得特别美好。有时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与朋友们谈起以往愉快的事情时,好像那事情是发生在遥远的“美好的古代”。之后我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以免过分地得意忘形,好像我就是自己的祖父一样。
  今天的足球与以往相比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无论怎么说是各有不同。今天的足球是否比以往更有魅力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清楚的:既是又不是!谈到美---这完全是一个爱好问题。以往,如果像冈特.内策尔或者沃尔夫冈那样从三、四十米开外用脚一磕,似乎没花什么力气,就把球传了过来,此时整个球场就会赞叹不已地议论起来。格尔德.穆勒和我的双人传切配合肯定会得到轰动的效应。但是这就能表明足球是精彩绝伦的吗?过去的足球讲究技术、技巧和意识,今天已由速度与其相连的剧烈紧张所替代,能说它不美还是更美呢?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昔日的足球更耀眼,是因为他只把自己对美的看法作为“美”的标准,他们根本不了解青年一代对“美”的看法。
  无论是在当年执掌教鞭的岁月里,还是如今作为观众席上的普通一员,我始终发现那些球员,他们怀着何等样的责任心,又有着何等样的敬业精神。虽然不是全体队员,但正有越来越多的球员在这样做。几乎看不到一个队员掉队,需要别人来帮他一把;几乎看不到某人逃避困难的任务;几乎所有的人都确实想以诚实的方式去赚钱。不管所挣的工资有多高,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辛苦钱。在日趋剧烈的竞争中,为了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争得一席之地,队员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队员们为运动机构担负着重任。因此,几乎没有一个队员踢罢一个赛季之后身上没伤的。令人担忧的是,训练中出现的危险更多于正式比赛。每当一个新的赛季开始时,会有人说:几乎不会有哪个教练能率领他的梦之队参加比赛,因为早在联赛备战期间,每个队员都竭尽全力作为正选队员上场比赛---有些人显然太多分了。
   对身体的构造及体能的认识越仔细,就越会接近它的极限。这种极限会再次被突破。因此不仅足协有必要重视运动医学的作用,我认为队员本身也该掌握某些基础理论知识。我对于运动医学始终很感兴趣,曼弗雷德.科恩来希纳尔1974年为我治愈了连医学专家也还没认识的一种病伤。他的这一手治疗绝技甚至险些儿促使我去参加一个医疗实践训练班,然而我在时间安排上有些困难。不过我看过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专业书籍,我依然能够自己诊断出某些病痛的征兆。要是身体某部位有痛感,我就能判断,要是我咬紧牙关继续比赛和训练,由此造成的持久损伤会不会带来危险。由于无知而酿成了悲剧,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球队的固有位置,由于不愿漏掉参加一次重要比赛的荣誉,队员往往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或者对其作出了错误的理解,最终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健康和达到应有的状态,有些根本就无法恢复。
   我们不再会降低足球对身体提出的高要求和身体素质的训练。人们达到的极限不再会自行回缩,而是宁可超越这种极限。如果不能改变人体的状况,也许不得不对足球比赛进行更改,以使它不要违反常情成为一种纯体力的运动项目,变成纯粹凭体能来决定胜负。需不需要制定新的比赛规则,使球赛继续保持其应有的吸引力?到目前为止,除了每场比赛只可以替换两名队员的规定作了更动之外,在过去几十年里只拘泥于一些细小的修改。最初制定了黄牌处罚,接着是红黄牌的处罚,规定了与对方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处在平行位置时不吹罚越位,而这一切全然取决于场上的黑衣法官---裁判员。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率先提出的通过多进球来提高球赛紧张程度的主张,很快遭到抵制。阿维兰热建议扩大球门,但当有人计算世界上有多少的球门必须因此而更新,这又是一项多么昂贵的开支,以及第三世界的国家很难负担得起这一大笔费用时,这个主张又立刻遭到了拒绝。但是1992/93年度赛季开始时,足球的改革向前真正跨了一步,禁止将球向本方球队守门员回传成了足球的一大福音。一场球的净比赛本来就已经有限,加上守门员和后卫队员之间来回倒脚接传使真正比赛的时间更加减少。在有限的时间里观众原本有权期待着一场紧张而又激烈的比赛,然而这种消磨时间的来回倒脚实在是令观众讨厌的事。
   一个专家委员会建议采用新规则,在这个委员会的不光有理论家,也第一次有真正的实践家的代表参加,终于像鲁迪.沃勒尔那样的球员和像米歇尔.普拉蒂尼那样的教练员也能直抒己见,不像以往只有管理部门的官员们才有资格这么做。当然,不能忽视足球管理机构的官员们积累的经验,而是必须加以利用和采纳,但是从事了几十年足球实践的人,对足球有着更切身的体验,对足球了解得更透彻。应该为球员创造最好的条件,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不由使我想起阿道尔夫.达斯勒。他将一个小小的制鞋作坊发展成为当今的世界级企业,就因为他销售足球鞋,使他誉满全球。他殚精竭虑,将皮革切割制成鞋,接着他经常征求我们对球鞋的意见和要求,把他关与制鞋的革新想法告诉我们,问我们新鞋穿在脚上是否更舒服。我们试穿了他的鞋,问他是否在个部位或那个部位可以再薄一点,以减轻鞋的重量,是否可以把鞋再制作的坚实些,让他更耐穿。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裨益,球员可以穿上完美无缺的球鞋,而阿迪达斯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成为完全符合“德国制造”的品牌。后来这种合作的价值被渐渐地淡忘。新研制的款式产生了,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因为生怕同行的竞争者获悉。球员将接受这种新产生的挑战。例如1986年市场上突然销售一种新款式,一试穿就觉得此鞋设计有误,球员们不是脚上起泡,便是踝骨出血,原来此鞋的鞋缝在内侧,整个生产不得不立即停顿。要是研制过程中早一点听听球员的建议,就不至于落到此般地步。
   让球员更多地参与与他们的职业休戚相关的决定的做法值得提倡。因为他们知道,怎样使足球与更改了的条件相适应,以让它保持其原有的魅力。比如美国足球有一条规则,离球门35码处,也即30米稍多一点才有越位的概念。我认为这未必有什么不好。这势必要改变后卫的防守区域,他们不可能经常地向前面靠拢。于是在中场就留出更多的活动余地。美国足球联赛的计分方式十分有趣:胜队得三分,每个进球加一分,最多能加三分。如果以3:0战胜对手就得满分,即六分。输掉比赛的球队也可以得分,射进一球得一分,最多也得三分。这就是说,一次比赛中两个球队的得分总共可以多至九分,比如一次比赛的结果是4:3,那么胜队得六分,负队得三分。比赛不是没有平局,每次比赛如逢双方进球数相等则通过罚美式十一米点球决出胜负,只计算进球的分数,双方球队进球的分数不影响自己的成绩。对这种计算方式需要一个熟练过程,但没有必要把计算器带入球场。这种计分制度的优点是弱队不会再局限于防守,而是也会力争射门得分,无论是0:2还是0:5败北,没有什么区别,但要以2:5失利,自己至少还可以得二分。
  是否可以考虑,通过一种简便的方法使力量和技巧相互之间得到均衡。一个足球场的大小规格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规定了。当时足球制作为一种业余比赛,英国的绅士们的肌肉远不如今天的竞技运动员,他们温文尔雅地踢足球,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与今天的球赛相比潇洒自如得多的竞争。自那以来,由于营养、训练和医疗保健的条件不断得到完善,足以使运动员的身体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变化。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一百米短跑金牌获得者,美国的伯克,成绩为12秒。他的同胞克拉克获得了跳远和跳高两项金牌,成绩分别为6.35米和1.81米。如果将巴塞罗那奥运会优胜者的成绩(分别为9.96秒、8.67米和2.34米)与此作一对比,我们就明白,1992年的运动员获得的成绩提高了许多。这对足球来说也同样具有意义,或者说90X120米的足球场对11个运动员在场上远没有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体能作用。
  扩大足球场开来是一个难以克服的耗费。但是有许多人问,为什么一个球队非得要有11个人组成?难道10个人在场上除了展示体力,就无法发挥人们今天抱怨缺少的技巧了吗?我认为这种设想是可行的。我想起1990年世界杯赛中与荷兰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那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戏剧性的情趣。当鲁迪.沃勒尔和弗朗克.里杰卡尔德双双不幸被罚出场之后,才出现了真正的较量,当时倒真可以让他们进行一对第一的决斗分个你死我活。
  在场上进行10对10的角逐,可能会使球员的技巧和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挥,球员尤其是教练员就会受到新的挑战。在过去的20年里足球没有很多创新,自由中卫游弋于后防线的前或后,四三二或四四二的阵势,盯人防守或者是区域防守,这些仅是战术和布阵的花样,谈不上是足球的根本改进,但这也许没让人感到遗憾,在一个要求不断提高、花样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宠爱足球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可靠性。改变足球规则要小心谨慎,要是人人都能理解每一项革新的含义。基本原则单调乏味,但去之可惜。对泽普.赫尔贝格尔说过的话,诸如“下一个对手是最难对付的”,“球是圆的,比赛要进行90分钟呢”和“赛完一场又面临下一场比赛”等我一直很赞赏,从他身上我学会了说话要深入浅出,看似浅显,实质上却包含着深刻的含义。而我总是偏爱直截了当地努力完成任务,不去把任务想的过分复杂和困难。但这不仅仅是足球界的一种现象。有许多人喜欢把普通的困难添油加醋去耸动视听,最后再做出决定。在足球界也有许多人小题大做,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这使我想起当初在拜仁慕尼黑的情景。我们当时正处在鼎盛时期,可是一再受到指责,说我们忽视了两翼边路进攻,只通过中路切入去争取赢球。当时我始终用“但球门在中间”这句话去回答他们。它言简意骇,很想泽普.赫尔贝格尔说话的口气。任何事情都只能是相对而言的,要是我与格尔德.穆勒配合,没有边锋也能达到目的。除非我遇到一个对手,他确实能够飞速奔跑并且能巧施绝招,一旦他得球后发起进攻便令我们胆战心惊,但是没有这样的球员。我们以自己高超的技巧踢完了比赛,足以使观众大饱眼福。当然还存在着有待改进之处。人人都期待着足球不断地得到提高。我们几十年来所看到的足球还不是最完美的,最完满最理想的足球只在我们的头脑里,与许我们会遇到一支由11个贝利组成的球队,这支球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有这样一支球队吗?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的情景,想起篮球,想起美国的那支“梦之队”,“魔术师”欧文.约翰逊,“空中飞人”迈克尔.乔丹,拉里.伯德,克兰德.德莱克斯勒,查里.皮蓬,卡尔.马龙,阿尼.罗宾逊,他们所展示的高超技艺,确实令人陶醉。但是看他们两三场比赛之后就会觉得,所有的技艺,梦幻般的配合都已成了屡见不鲜的老一套,但大家知道,“梦之队”是不可战胜的一支球队。
  对于体育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某个个人或者某支队伍的优势更具有危险性了,一只具有优势的队伍能够预言一次没有危险的成果,而足球的魅力在于什么结果都是不能肯定的,某些事似有把握的,可一切又都是可能的。奥地利队在世界杯资格赛中被法罗群岛队淘汰,汉诺威96联盟队成了1992年德国杯赛冠军。这一切原来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它们却都已发生了。没有肯定的事情,连大概肯定的事情也不能算数这时除了足球之外几乎不会在任何其他一项体育运动项目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足球才成了第一运动项目。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次昏沉的预测。正巧是在1985年,在足球令观众感到失望的最终时刻到来之前,鲍里斯.贝克尔首次夺取温布尔顿网球赛冠军。突然儿童网球拍的销路压倒了足球鞋,电视台成倍地增加网球播送时间,青少年和公众的关注似乎由足球转向网球。接着施特芬.格拉芙平步青云,德国队夺取了戴维斯杯,米夏埃尔.施蒂希显露才华---然而网球并没有对足球造成损害。这两项体育项目可以同时并存。对于业余活动的需求是无可估量的,电视里播送的紧张的娱乐节目远不能替代它。
  美国人也发现了这里有利可图,在满足本国需要之余,巨大的欧洲市场使他们很眼馋。“梦之队”参赛于奥运会也是普及篮球的尝试。我认为能达到篮球运动所需要的像有色人种那样的灵活柔软的力量的白人寥寥无几,看来篮球在我们这里只能是一项边缘运动项目。棒球是怎么回事,欧洲人对此不甚了解。美式足球倒是有可能,但想要在欧洲站稳脚跟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启动时间。再说,欧洲人对美式足球不熟悉,就像美国人不熟悉英式足球一样。1977年我去美国时,那里已有了职业联赛,但我在全美国几乎看不到一个足球场。今天有了足球场地,有上百万的青少年,在各类预科和大学里从事着足球运动,但是职业联赛死气沉沉,这就少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少了一次机会,它比美国其他任何方面来得重要:通过体育达到名利双收。孩子们在街上玩球时,就在头脑里梦想着成为超级明星。尤其在黑人区和拉美区里有这几百万儿童,从6岁起就开始与篮球、美式足球皮球和棒球棍打交道,憧憬着职业球员的生活。
  足球运动有着多大的潜力?那些巨大的经营棒球和美式足球的创办组织害怕失去青少年后继力量,担心他们转向足球,因而他们千方百计缩小和抑制足球与上述两项球类运动的竞争势头。然而美国的年轻人喜欢英式足球,尤其是女子,他们对足球的兴趣很大,他们对男子运动领域的冲劲远远超过他们的欧洲同行。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1992年以明显的优势夺取了世界冠军。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对之刮目相看,然而接着还是老一套,不见有新的作为。不在传统范围内的体育项目没有可支配的场地---而且也没有时间。一年12个月的时间分配得恰到好处,美式足球、篮球、棒球和冰球四大球类联赛的赛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就像一年四季轮流转那样有规律,几乎不会出现重叠交叉的现象。
  美国的体育运营机制强调传统和完整,因而足球很难达到在欧洲和南美洲那样的位置。美国人将卓越地组织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对此我确信无疑。也许这次世界大赛会给美国的足球带来活力,就像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排球赛,在德国掀起了一个打排球的热潮那样。
  广泛发展足球的地区始终是在亚洲。日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于1992年成立了职业联赛。日本正在努力争办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我与日本有很多业务上的联系,我也应作为顾问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去。足球是棒球之后第二号集体运动项目,日本人对足球运动注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运动项目,体现了日本人的精神面貌。这种谦恭并非客套,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的习惯,这使足球中出现了看似荒唐的情况:我在东京教过一个足球班的课,当然授课中也安排有训练赛。一个前锋与人一对一地拼抢;他的对手跌倒在地,但他没有犯规,裁判也没有鸣哨判罚;可是那个前锋却弃球不顾,跑到他对手面前向他鞠了一躬表示歉意并扶他起身。传统、教育和体育三者必须相互协调才能使每一项体育运动得到顺利的发展。
  对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我很感新奇。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在隔绝几十年之后,在田径和游泳方面已经赶上世界水平,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足球方面也大有作为。也许有朝一日中国人会加入到我们的体育运动中来,就像50年代的苏联作为冰球大国参加世界大赛一样。
  足球和足球事业还远没有发展到头,还有许多事要做。同样,我也不例外,有许多事要做。</P>
fjc2600 发表于 2005-3-28 10:35:00 | 显示全部楼层
什么时候全啊。
石头 发表于 2005-4-6 19:3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顶上去啊   快完成后面的咯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4-10 18: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六章 功过已定</FONT> ------ <FONT size=4>我为什么要成立贝肯鲍尔基金会?</FONT></P><>  自1991年来过着退隐生活的这个弗朗茨.贝肯鲍尔究竟在做些什么呢?他做的事不一定非得以工作量来衡量,情况确实也只能如此。聘任我当代表的那些公司对我的参与都有着详尽的设想和计划。为此我不仅只在德国到处奔波,而且也去过日本和美国。因此我直到1995年老是有公务缠身,十分忙碌。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副主席一职花的时间并非很多,但是干那件工作我感到很舒心,因此那是我获得初次成功的福地。我还想呆在那里,至少留任到我的足协重新成为欧洲一个真正的顶尖俱乐部为止。
  接着是搞好弗朗茨.贝肯鲍尔基金会。它已于1982年5月15日成立,旨在帮助残疾人,此外也帮助贫困的无故受苦的人们。
  我产生这个想法得感谢一位医生,他就是弗里德里希.诺特邦博士。当我37岁那年,我感到自己正在逐渐失去参加联赛的体能条件,告别足坛已成定局时,我就在考虑我引退之后的出路应该在哪里。我自然会组织最后一次告别赛。我不想通过在汉堡进行的最后一次上场中饱私囊。当然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这是对观众表示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次不收门票的比赛从组织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再说也不必让人去白看一场足球比赛,但我想把门票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呢?对我作过多次治疗的诺特邦博士为我出了主意。我与他谈了我的打算,他为我作了初步核算,对这些公众福利组织的管理总共要花去多少开支,就这样成立了弗朗茨.贝肯鲍尔基金会,它由经济界和公共事业的头面人物尽义务管理。在告别赛之后我把基金追加到100万马克,这是不得动用的基本资金。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成功地在过去10年中为残疾者和贫困者支出了963989.93马克。公司和私人都对基金会慷慨资助。
  在我的办公室里,文件夹中放着许多为贫困者求助的信件。来信求助者中间,大多数不是那些贫困者本人,而是由他们的朋友或熟人出面向基金会申请补助,那些人的谦逊、拘谨和克制使我深为感动,因此引起了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接着是寄来许多感谢信,充满了揪动人心的肺腑之言。我经常阅读那些来信,并不是为了选择与我的名字相关的什么佳作。我不想用白纸黑字去证明自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而是这些人的命运打动了我,由此我清醒地认识到,富有成就的人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去迫使自己的生活换一副模样、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和贫穷的程度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与此相反,来自前南斯拉夫,来自索马里,来自世界各地的骇人听闻的报道和惨不忍睹的电视画面已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了。
  只要你是一位积极的运动员,你就会把并不涉及生命危险的病痛仅仅看作是个人小小的不幸而已。你原本是一个保养良好、以身体为一切之本的人,稍有些损伤对你来说已成了大病。可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扭伤、瘀伤、出血、肌肉和韧带撕裂,偶尔也有断裂,这一切就像是小小的工伤事故罢了。要是遇有不测,真的有什么严重情况,你也会不予理会,尽量排除那种念头。而为了使自己心里宁静、踏实,对于困难和贫穷你宁可不屑一顾。
  要知道,生活中的一切正在迅速无情地变化着。在基金会里的工作帮助我认识这种变化。比如,我看到一个名叫罗伯特.卡的人的照片。他下身瘫痪,依靠用喉头扩音器进行电子控制的轮椅过日子。他来信表示了感激之情。有一句话使我尤其伤心,他这样写道:“……我得到电控轮椅后立刻把发票的复印件寄给你们,以免一起怀疑。”这位男子保持着为人的尊严和应有的骄傲……
  这些人的命运和长期重视对哲学和宗教书籍的阅读,使我去除了任何害怕心理。虽然我希望我的命运不至于扑朔迷离,不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但是我肯定,我是多灾多难的。我不希望自己病痛缠身,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去寻找某些可能疾病的症状,而成为一个疑患病者。我自觉安排好自己的饮食和活动,从不失控过度。可以说,我尽力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损害,我没有权力去做我不该做的事。
  还有,以前困扰过我的对于生存的害怕心理,如今不复存在。或许会有人说:你看他说得好轻飘,他可以一辈子不用发愁了。是的,要是现在我说我在物质条件方面还有问题,那肯定是在骗人。可是我也经常发觉,财富并不能使人消除害怕心理。我认识几位百万富翁,甚至还有一位亿万富翁。他们的苦恼是怎么保护好他们的财富。他们担心会发生令人心悸的世界经济危机,担心1929年黑色星期五的再次出现。在那一天,纽约的交易所全部倒闭。某些人原先产生的今生今世不会在贫穷的想法,他们为自己创立了一切的那种幻象有可能毁于一旦。对于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能体察他们的心情。另一些习惯了荣华富贵穷奢极欲的人,会害怕出现一个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恐怖世界。
  我没有这类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把财富视为最最重要的东西。我必须承认,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自然过去有过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说,到哪一岁该赚多少多少钱,好让自己一生吃穿不用愁。老是想到赚钱会让人产生一种欲望,久而久之,扒分变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满足。对此,我最近有过切身的体会。有一位前国家队队员,很久以来他就已相当富裕,他从事美元的倒买倒卖,几乎动用了他的全部财产进行冒险的投机。他倒成功了,比以前更富有阔绰,却换来了长达好几个月的惶恐心情和不眠之夜。是啊,如果既能使人发财,又能让人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新的聘约。我可以担任教练,可以做广告,任凭我选择,有时候还有诱人的物品,但我问自己:为何非得受聘呢?一旦我谢绝,别人往往不能理解。有人会说:他的时间太多了,成天在那儿打高尔夫球。老是打高尔夫球这不可能,也不是事实。但是,世界杯赛过去了两年,我还没准备制订计划。我有事情要做,而且目前我并不想较长时间地固定在某个地方,今后的去向或许是足球生命的延续。如果你看清了今后几十年所能遇到的情况,你就会产生一种向往自由的要求。你也该在生活中当一次自由人---一个无羁无绊的人。
  无论是在联邦甲级队联赛中,还是在美国,或是在我当队长时期,一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公布球队的日程表,于是你在7月份就知道,10月20日你会在什么地方,4月4日你又在何处,何时参加欧洲三大杯赛,何时有一次国际比赛,何时是世界锦标赛或者何时举行欧洲足球锦标赛。你永远无法自由支配时间,你是一个计划满身的人。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失去耐心,就会厌恶这满满的安排。谁不适应记事日历的严酷,谁也许根本不能想象,什么才是一种享受:除夕夜来临了,新的一年要开始了,你可以静静地盼望它的到来。期待着新的一年将来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这也是我的一部分生活内容。
  每当我处理邮件时,发现人们对我的兴趣不减当年,尤其是对高尔夫球员贝肯鲍尔的兴趣,这使我很感惊讶。如果我接受所有提供给我的聘约或邀请的话,我就可以天天受邀赴宴。我有时与亲朋好友一起去旅游,但你会发现我不是一个度假者,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湖里游泳,也不可能在阳光下躺上几个小时。酒店饭店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所以我最喜欢呆在自己家里。如果出门旅游,与以往相比,现在好得多了。我有时间去看那些值得一看的东西。有过多少年的足球旅程,到过多少国家和城市,但是我不能充分地感受了领略那里的风情,因为我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我的职业上。倘若有人问,为什么称足球是一种理想职业?就有人会解释说,因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可以周游全世界;这完全是误会一场:一再地踢球比赛,即使最美好的愿望也会失去它的吸引力。正值罗马世界杯最后决赛之后两周年那天,我在基茨比尔与朋友们进行了一次高尔夫球比赛,为了庆贺获胜我必须发言,“要是20岁那年我就知道高尔夫球如此有趣的话,我当时也许就不会去学踢足球了。”我这样说。
  “要是你足球踢得不好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打高尔夫球了。”迅速有人答话。此言一语中的,击中要害。我相信在生活中有许多人经常这样问自己:倘若当初我不……今天会如何……
  有时我也这样自问:要是当初不踢足球,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的境况又是如何呢?我知道这是是一种假设提问而已,毋需作出回答。近几个月我读过许多文件材料,发现保存在蒙青格档案馆和文献资料参考书中有一页最早的文档(几乎所有德国媒体都使用这种文献参考工具书),上面编制着关于我的一些情况。它始编于1973年,足足有34行。上面这样写道:“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足球运动员:‘我不想选择其他职业,足球就是我的最大满足。’”
  有谁在生活中这么说大话的。
  当我现在浏览关于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的材料时,觉得像在照镜子一般。但是这面镜子已老化而失去了光泽,从中只能看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轮廓。清除翔实的画面只能留待以后去猜测了。我的足球生涯就是如此这般。我还一直喜爱这项运动,但没有激情。再说,说过“足球是我的最大满足”的人也发生了变化。这句话至今已有20年之久,这份文档曾经从档案中遗失过。最近一次对我的一生和体育成就以档案要求做归纳时,他已不是像当初蒙青格档案馆那样仅仅34行,而是长达6页之多,编于1991年。在此我并不想对读者有所隐瞒,而把它公之于众,因为他们可以知道,记者们当初是用了那些基本素材来描写我的。因为里面的某些东西虽说是对的,但未免把我说得太爱慕虚荣了,如果用我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P><>弗朗茨.贝肯鲍尔
运动种类:    足球
民族:      德国人
出生年月及地点: 1945年9月11日,慕尼黑市京辛区
职业:      技术主任/教练
居住地:     A-6370基茨比尔
重要的体育成就: 103场国际A级比赛
         足球世界冠军队队员和世界冠军队教练
本人情况:
  弗朗茨.贝肯胞尔,1974年德国世界冠军队队长,当代最优秀足球运动员之一,于1990年作为教练率国家队取得最辉煌的足球成就。这位103次代表国家参赛的球员以主教练身份率领德国国家队参加意大利世界杯赛,使其获得德国足协历史上第三次世界杯冠军头衔。继巴西人巴里奥.扎加洛之后,贝肯胞尔是第二位先作为队员获得过世界冠军的教练员。已被正式命名的“弗朗茨皇帝”,是迄今为止最富有成就的德国足球运动员。他长期担任拜仁慕尼黑足球队和国家队队长之职,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参加过100次国际比赛的德国足联队员,要不是他1977年离开他所在的俱乐部和联邦德国,去美国寻求新的发展的话,或许也能成为“担任国家队队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随着德国队在意大利世界杯赛上夺冠,弗朗茨.贝肯胞尔(他曾自称是“命运的宠儿”)荣升为德国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人物之一。他对德国现代足球事业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价值。正如《法兰克福汇报》所云,由于他对足球事业的贡献和所取得的成就,他成了德国足球的“光辉形象”。贝肯胞尔,一个普通邮局职工的儿子,由于其非凡的运动成绩一跃而成为国际知名人士。正是他,先作为球员,后来又作为教练,为足球运动证明不遗余力,并使其成为继网球和高尔夫球两项高贵体育项目之后得到广泛普及和推广的运动项目。
  贝肯胞尔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漫不经心,近乎傲慢和狂妄。他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一身精湛的球艺。对此,后来他做过解释:“我从不把足球当作是工作,对工作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虽然他司职中卫,但是他具备的才能足以使他摆脱面对面的拼抢。但是这位“足球绅士”也能凶狠拼抢,带动队友组织进攻。贝肯胞尔具备一名理想的足球队员所需的特点:奔跑迅速,场上意识强,惯于区域防守和阵地战,并能肩负起比赛之外的全队领头羊的责任。他也具有备受表扬的个人良好素质。贝肯胞尔无疑是德国最优秀的自由中卫,受到广大德国观众最大程度的赞赏,但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厚爱。尽管他球技精湛完美,成绩卓著,他却始终得克服他人的偏见和妒忌,其原因之一或许是贝肯胞尔一开始就受权欲的支配,处处要求享有特权,最后变得权欲熏心;其二,也许确是事实,即贝肯胞尔凭借其在足球事业上所获得的成绩,一味追求社交声誉,并有意识的接近政界,经济界和达官显要。
  这位伫立在教练席旁“像足球发明者的纪念铜像”那般,关注着他所率领的球队参与每一场比赛的贝肯胞尔极易发怒,因而他也需要调整自己的情绪。《法兰克福周报》称他是“一位容易冲动,爱发脾气,专横独断,往往铁面无情的至善论者”。每当贝肯胞尔承认自己过于急躁,要求过多时,就显露出这一由他自己证实的个性。《明镜周刊》曾经尖刻的用下面一段话描写贝肯胞尔的另一种性格:“在足球与在生活中一样,弗朗茨·贝肯胞尔相信权威和等级,归根结底他相信的是一个印在每天一张的日历纸上的格言各有其用的完美世界(1990年《体育》杂志对他的采访增强了这一评价的分量)。”然而,“他那直观的剽悍、他的魅力、他那乐观主义的禀性、那他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他那精通世道的应变能力”,所有这些《法兰克福周报》在另一场合所做的评价,使贝肯胞尔几乎成了无可挑剔的完人。
  弗朗茨·贝肯胞尔是三个儿子(托马斯、米夏埃尔和斯特凡)的父亲。他们之中要数1968年出生的斯特凡最钟情于足球。1966年,贝肯胞尔与生于维特曼的布里吉特初结良缘,于1990年1月解除婚约。其间,贝肯胞尔与摄影师迪亚娜·赞德曼同居12年(至1988年),1990年4月与德国足联前秘书西比勒·魏默尔结为伉俪。自1982年来,贝肯胞尔在奥地利的基茨比尔拥有第一处居住地(“在这里我能得到我急切需要的安静。基茨比尔是我得故乡,我在这儿感觉很好。”)除了足球之外,他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弗朗茨·贝肯胞尔慷慨解囊,把他从告别赛中所得的收益凑满100万马克,于1982年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旨在帮助病残穷困者。贝肯胞尔是多本书籍的作者或共同作者,业已出版的书有《像我这样的人》(1975年)和《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辉煌的里程》(1987年)以及各种有关世界杯赛的书籍。此外,还有许多有关贝肯胞尔其人其事的书。1973年在电影《自由中卫》中饰演片名自由中卫一角。贝肯胞尔受到过无数次来自体育界和社会各界的表彰和嘉奖,其中有巴伐利亚勋章(1982年)、国际足联荣誉奖章(1983年)、银质优胜者奖章和一级十字勋章。1982年他被命名为德国足联技术部名誉主任。运动生涯:
  弗朗茨·贝肯胞尔从1954年至1958年效力于他的出生成长地京辛区的慕尼黑06体育俱乐部。慕尼黑1860足球队一位球员给了13岁的贝肯鲍尔一记耳光,致使他改变了转会去1860队的计划,于是他加盟拜仁队。1964年他踢完了几场青年队的国际比赛之后,于1964/65年度赛季开始就参加拜仁足球俱乐部地区联赛。在他加入该俱乐部的当年,该队就晋升联邦甲级队。在慕尼黑期间,当时的南斯拉夫世界级球员契克.卡伊考夫斯基使他的第一位积极支持者。他后来的几位教练也都享有世界声誉:布兰考·策贝克、乌多·拉特克、德特马尔·克拉默尔、海纳斯·威斯威勒尔,最后还有恩斯特·哈佩尔。参加联邦甲级队联赛几个星期后,弗朗茨·贝肯鲍尔就于1965年9月26日,代表国家队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杯资格赛迎战瑞典队的比赛中登场亮相。从此担任国家队主力队员达12年之久,成为主要得分手。在50次比赛中担任队长一职。1966年在英国世界杯赛上,贝肯鲍尔一跃成为世界级球星。在拜仁慕尼黑队早已成为全队灵魂的贝肯鲍尔在效力国家队时司职中卫。1970年第二次参加世界杯赛---墨西哥杯赛时,他不得不将他喜欢的位置让给了施内林格。直到70年代初赫尔穆特·舍恩终于将贝肯鲍尔安排到后卫线上之后,他才能在德国国家队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随着弗朗茨·贝肯鲍尔担任国家队自由中卫和队长,德国足球开始了“金色的70年代”。1972年获取欧洲足球锦标赛冠军,1974年荣登世界杯赛冠军宝座,从而使德国足球达到了巅峰时期。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在同期也获得了欧洲冠军杯赛的三连冠。贝肯鲍尔司职自由中卫精美绝伦,以致人们普遍认为,自由中卫一直是专为他而设立的。贝肯鲍尔队自由中卫一职的看法不乏创意,他认为此职的重点在于进攻,因而他同时也是全队的灵魂和进攻组织者,从后卫线出发指挥全队的比赛。曾有无数后来者试图模仿他的作为,但无一能获得他那样的成就。
  1977年弗朗茨·贝肯鲍尔出人意料地转会纽约宇宙俱乐部,加盟美国职业联赛。出于个人和纳税问题的原因,他被迫采取这一步骤。这是他的私人顾问和慈父般的朋友罗伯特·斯旺(与贝克鲍尔住在基茨比尔同一幢房子里)为他精心筹划的。在美国期间他带领宇宙队三次摘取联赛桂冠,并曾与贝利以及其他几位年长于他的世界级球星一起使美国北部地区的足球红火过一段时期。尽管这段时间不长,从体育成绩看,这是些白白流失的年华(“足球方面的收获就不必谈了”),但是弗朗茨·贝肯鲍尔在美国找到了他需要的安宁,并且诚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他个人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在那里他渐渐发现和掌握了成为重要人物和世界要人的诀窍。因为他不甘愿在“省级舞台”上结束他的足球生涯,所以于1980年以35岁的高运动年龄重返德国甲级队,与汉堡体协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合约。1982年他帮助该队获得联赛冠军。然而由于受到持续不断的伤病的困扰,他无法在联邦甲级队中东山再起,重铸昔日的辉煌。1983年在纽约宇宙队参加了又一次短时间的客场比赛后,贝肯鲍尔最终结束了他那积极的足球生涯。
   1984年7月贝肯鲍尔应招担任德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从此他踏上了新的职业领地。尽管他从未进修过教练课程,因而也没有德国足联颁发的教练资格证书,但他却被聘为国家队教练。这使得那些科班出身的足球教练们对他的走马上任颇有微词。“科隆的足球教练们能教给我些什么?”贝肯鲍尔对这类问题振振有词地进行反驳,并言及他有过100多场国际比赛的经验。此外他还声称,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足球教练员,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受到过德语地区最优秀的教练的指导”。贝肯鲍尔受命于德国国家队1984年欧洲锦标赛之后声誉日下之际,以重新树立德国足球的形象为己任。他“以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忱投身工作”(《球员》杂志主编、当时德国足联新闻发言人赖纳尔·霍尔茨舒语)。他在工作中取得了令人折服的成绩,并凭借他个人的名望很快使足球重新成为观众关注的热点。最终,他“作为一队之主驾轻就熟地受到了表彰,诚如他当初作为球员那样”(《法兰克福汇报》语)。诚然,他也得为此付出代价: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期间,他因出言不慎而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不知所措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在德国国家队中,他的领导作风引起了争执和分歧。德国队虽然在墨西哥大赛上取得了亚军,然而却没有能相应提高足球在联邦德国的地位价值。可是贝肯鲍尔在此期间积累的经验使他走向成熟。他打消了引退的念头,待人接物更诚恳耐心,举止言行更具外交风范,也显示出灵巧多变的心理素质。
  1986年和1990年之间,贝肯鲍尔经历了担任主教练以来最重要的时期。在不少国家队主力队员退役之后,他开始着手组建一支新的国家队。该队不久便具备了他训练的风格。然而,在1988年与本国举行的欧洲锦标赛上,德国队没有取得最佳战绩,在半决赛中负于后来夺冠的荷兰队。在这一挫折之后,贝肯鲍尔坚定不移地执教国家队,终于在1990年率队在意大利获得世界冠军,以此达到了他足球生涯中的绝对顶峰。德国国家队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支球队给观众展示的是令人鼓舞的足球,它战无不胜,在1990年世界杯决赛中以新的阵容出战阿根廷队,最后以1:0取胜。
  尽管贝肯鲍尔在1990年9月接受体育杂志的一次采访时说过,作为球员和教练员他不再有所追求,他想在“另一个领域里实现自我”,他却在夺取世界冠军整60天之后就受雇于法国马赛奥林匹克队。该队雄心勃勃的主席贝尔纳德·塔比,同时是他在阿迪达斯体育用品公司的“上司”。贝肯鲍尔多年来一直是阿迪达斯公司的代表。马赛队期望贝肯鲍尔不仅能率队夺取法国联赛冠军,而且也想摘取欧洲冠军杯赛桂冠。合作初期,塔比和他的主教练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贝肯鲍尔率先通过德国媒体一再披露他的不满,并于1990年12月甚至以提前告别马赛相威胁。在与塔比会谈之后他被提升为该队的技术主任,并自那以后负责主管球队的“战略战术”(塔比语)。主教练一职他让位于比利时人雷蒙德·戈特霍尔斯。此举在德国遭到嘲讽,有人说贝肯鲍尔在马赛奥林匹克队相中了“吃早饭经理”一职。1990年12月贝肯鲍尔帮助德国足联与梅赛德斯汽车制造公司签订了一个长期广告合同,以此实现了德国足联一个梦寐以求的夙愿,可称是他赠送给德国足联的告别礼物。
   
<b>足球生涯:(以数字统计)</b>
1954-1958:慕尼黑1806体育俱乐部
1958-1977: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
1977-1980:美国纽约宇宙足球俱乐部
1980-1982:汉堡体育协会
1983(5-11):纽约宇宙俱乐部</P><><b>教练员阶段:</b>
1984-1990:德国国家队主教练
自1990年10月起:马赛奥林匹克队</P><><b>成就:
在国家队:
</b>103次A级国际比赛
50次任国家队队长之职
14个国际比赛进球
1974年世界杯冠军
1966年世界杯亚军
1970年世界杯季军
1972年欧洲锦标赛冠军
1976年欧洲锦标赛亚军</P><><b>在俱乐部:</b>
1976年世界俱乐部杯冠军
1974-1976年欧洲冠军杯冠军
1967年欧洲优胜者杯冠军
1969年,1972-1974年,1982年德国甲级联赛冠军
1970年,1971年,1981年德国甲级联赛亚军
1966年,1967年,1969年,1971年德国杯赛冠军
1977年,1979年,1980年美国足球联赛冠军
参加424次联邦甲级联赛(进球44个)</P><><b>教练员:</b>
1990年世界杯冠军
1986年世界杯亚军
1988年欧洲杯半决赛</P><><b>国际比赛战绩:
</b>66次比赛(其中36胜,17平,13负)</P><><b>个人荣誉和获奖:</b>
1972年和1976年欧洲足球先生
1966年,1968年,1974年,1976年德国足球先生
无数次入选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明星队
德国足联比赛部名誉主任
国际足联荣誉别针
一级十字勋章
银制荣誉奖章
巴伐利亚州勋章
“欧洲有史以来最佳足球运动员”(IFFHS)
(以上摘录于1991年1月10日前收录的档案材料)
  荣誉和奖章还没有列全。这里我想用世界著名电影导演比利·威尔德有关嘉奖的一句话来俗气的说笑一下:“表彰好比是痔疮,有时候会让人看到那个孔。”但是我对得到的荣誉总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我不仅把他们看作是个人的装饰,而且也把他们视为对一种运动的认可。这一运动对我至关重要,它的价位也随着官方的认同而上升。
  使我稍感诧异的是,在6页纸上能大书特书某个人的业绩和他的半辈子生涯,而这种表述又是何等的有限啊。“贝肯鲍尔无疑是德国最优秀的自由中卫,受到广大德国观众最大程度的赞赏,但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厚爱。”对于这个“爱”字的使用,我们大家往往不免有些轻率。
   一个足球运动员为什么非得要人厚爱呢?</P>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5-4-15 16:13:00 | 显示全部楼层
<><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七章 鸿运高照</FONT> ------<FONT size=4>我仅仅获得了踢足球的天赋</FONT></P><>  他所希望的仅仅是他的成绩得到认可,这就是说他受到本队球迷的尊重,令对手的球迷们害怕。对于坐在球场上观战的人,我从不指望其他的感情。至于“偏见和厌恶”,我自会“力求去克服”:这对我更像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斗争,因为我并没有记录下他们的原因。所谓我满脑子“权欲”、我享有“特权”--- 一个球员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在一项集体运动项目中就不会取得成就,而一个有着此类球员的球队是注定要失败的。我拥有的唯一权利是或多或少与足球有关的权力。我一直在寻求完美的足球,而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失去耐心,尽管我极力像克制自己,我就会对他人提出在我看来不算苛刻然而却不能满足的要求,我此时就会作出一些可以在过去比赛的录像中找得到的动作:手臂懒散地下垂,在齐腰的高度用手猛力一挥。我知道人们会把我的这一动作理解为对他人的藐视,其实这只是无奈和沮丧的表示。
  当我今天知道高尔夫球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特别当我明白自己必须对我以往的各种情感和过失负责时,我对自己说,这一切是否是天大的误会:或许作为个人主义者我会在一个单人运动项目中找到更多地满足。当我在电视里看到鲍里斯·贝克尔比赛时,我就想他大概比一个集体组成的球队更强烈地经受着从欣慰到懊丧的各个阶段,但他与米夏埃尔·施蒂希组成双打在奥林匹克赛上获胜或戴维斯杯摘桂同样令人欣喜若狂。年轻时期的集体经历不容低估。我认为我在正确的时间里从事了正确的运动项目。我现在打高尔夫球固然很好,但以往的足球对我显得更为重要。
  一支球队是教人宽容的学校,在那里你必须学会与不同性格、不同习惯的人和睦相处,因而不再有什么事情会使你感到意外。你保留着自己的弊病,但并不认为要对它们负法律责任。有时确实让人感到为难,今天对足球观众的要求有时也确实有点过分,要求他们接受各种时髦风尚,不论是来自球员还是教练员。胡子,长发,短发,马尾巴发型,卷发,披金戴银或者戴上耳环,迪斯科舞厅里看得到的,在体育场里也应有尽有。有时我在思忖:球员在场上必须要这样吗?回忆起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那一代不也是这样么?当年我们穿着统一、清一色的深蓝色或灰色的上衣和西裤,但后来也渐渐地追求起时髦服饰来了。作为20来岁的年轻人无疑我也加入了那支队伍。手头还有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不过我不希望再出现像照片上的那种情况:当时正值秋天季节,天气又湿又冷,我因受伤坐在场内观战。脚上穿一双高筒靴子。一件大衣快要拖到脚跟,上嘴唇蓄着小胡子,蓄一头披头士长发,发鬓从耳朵一直延伸到颔骨。
  有个记者当时撰文说我的样子像是“京辛区的公鸡”。我这个人在审美方面的迷惑期不算长,然而我当时久久不想剃掉蓄的小胡子,一直等到它后来长到浓浓密密过了把瘾之后才肯罢休。我的这一行为竟然惹得慕尼黑的一家报纸组织发起了一次读者行动在报上向我发难:弗朗茨·贝肯鲍尔是否该刮刮胡子了?最终当着众多摄影记者的面,由布拉克·富克斯贝格尔操刀,剃去了我的小胡子。
  一个人容易忘记青少年时期犯的过失,但回忆起它们有时很有裨益。当我看到某些球员偏离多数人认同的审美标准时,就会回忆以往的情景。有许多球员,他们的球技平平,毫无独特之处,但是他们通过奇特的外表,为自己树立一个具有特殊风格的形象。这在一个在体育场之外一切都能办到的时代里不值得提倡。球员想在一支拥有将近400名甲级队联赛队员的庞大队伍中立于不败之地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像足球那样要求运动员掌握多种技巧的体育项目中,通过外表显示出个性自然十分重要。自从去过美国以来,我对此能更加宽容。在纽约的生活每天就像是走马灯似的上课,漫步曼哈顿犹如参观一个多民族的博物馆。经常与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交往最终让你接受原先认为反常的生存平等的道理。所谓正常的事物也即规范正在以令人惊奇的形势变化着。对此我有切身的感受。我的私生活差一点断送掉我的足球生涯。时过境迁,转眼间已快30年了。我的私生活既有点不同寻常,又决非绝无仅有。我18岁那年就成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而这不符合某些足球界官员的道德观念。若不是德特马尔·克拉默尔教练舍弃一切顾虑,我差一点进不了国家青年队。否则,或许我的道路就不会如此平坦,或许我早已改换门庭。
  德国足球联盟当初还坚持主张,凡身穿印有联邦鹰运动服的球员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履行当一个规范球员的义务。但是赫尔曼·诺伊贝格尔这位在当时留下了一套完整先进的组织体制的官员思想很少保守,他比人们估计的更开明和卓有远见。他的才干和勇气能使他果断作出一个在10年前不但会引起非议、甚至会招致抗议的决定:让一个未婚就与人同居,后来又跟妻儿分居,而且住在国外,又从未当过教练的人掌管国家队。
  德国足球还有一个不可低估的成绩,即它并没有坚持所谓绝对正确的原则。它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向社会广开门路,屏弃狭隘死板的陈规陋习。这对内对外都有益处。几十年来被看作是道德学校的德国足联接受了我那不太符合常规的生活。这一举措好比是官方正式宣布的赦免一般,导致形成了一股公众舆论的宽容之风。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因为按照标准是绝对不允许一个球员有这种德行的。而婚姻破裂这种个人不幸,在以往对于艺术家、演员和歌唱家来说只是不以为然的小事一桩,在他们的通常生活中也不是罕见的,而对运动员来说,这不仅是稀少异常的,而且也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好像我应为所有的晚辈承担应得的惩罚。因而当弗尔克尔、马特乌斯和舒马赫重新找到生活伴侣时,在社会上并没引起轩然大波。这样就好了。足球运动员不应该、也不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供人学习模仿的典范,只要他们做到职业迫切要求完成的事情就够了:真诚的、勤奋地踢球,还有尊重他人。比如说在与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同事交往中应该尊重别人,在排除仇外情绪方面,他们肯定能尽一份力,因为他们确实对观众有着很大的影响。使我难以置信的是,在托尼·舒马赫的告别赛上,一个运动员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那次告别赛上斯特凡·埃芬伯格不仅被吹哨罚出场外,而且受到粗野的齐声谩骂。舒马赫面朝观众,并且声明:“托尼·舒马赫在他的告别赛上并没有邀请谩骂……”此时至少那齐声的谩骂停了下来。要知道不是在每一场比赛上一个运动员都能拨动观众的良知的,但我们应该明白这种呼吁的作用。
  以往有一段时间人们害怕像在英国一样,联邦甲级队联赛会受到破坏和出现残酷的流血事件。如今体育场内的情况与80年代末相比并不见坏,而是安静得多了。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意大利世界杯赛和瑞典欧洲锦标赛期间,球迷随队前往。在观众中发生暴力事件之前,对球迷一般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些寻衅滋事分子对足球感兴趣,仅仅因为在赛场上可以见到大批大批的人而已。对于其余的观众可以用压制情感的方法去影响他们。例如埃里希·里贝克和奥特马·希斯菲尔德致力于工作的那种优雅的非戏剧化的方式,一定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球场气氛。没有人希望足球成为一种毫无激情的比赛。大家可以设想,教练员和球员在每日的交往中,不会对每一句从嘴里吐出的话都推敲斟酌,因为他们取得成绩的关键在于速度和敏捷。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屏弃某些不中听的粗俗话语?1992/93年度联邦甲级队联赛赛季刚开始,人们又可读到“且看两派之间的抗争”、“老子心情厌烦,急不可待”等语句。从看台上发出的这些陈词滥调破坏了球场秩序,使场上气氛趋于紧张,使身体之间的暴力行为一触即发。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赫尔穆特·舍恩,在他的词汇库里不存在粗鲁的表达方式。我还想起恩斯特·哈佩尔,他对一切都能应付自如,满意和失望也好,恼怒或赞扬也罢,他从不会使用哪怕是女子寄宿学校里讲过的任何一种粗话。他有一种天生的权威,好比香水的味儿透过门缝向你袭来。如何获得这种权威呢,可惜他不能从某一所体育学院或哪一所教练进修学院的课程中得到。这种权威的形成一部分是靠天赋。但是我想,当一个长长的教程结束时它自会形成。这个教程从一个男孩第一次笨拙地系鞋带就开始,而当这个男孩成长后最后一次把球鞋脱下来时这个教程还远没有结束。这期间有着几千小时的训练和几百次的比赛。在者漫长的时间里我也经常在想:老是千篇一律,重复又重复,起步、射门、得分,疼痛、汗水、疲劳,城市、体育场,获胜和失利。只是名字不同,结局不同而已。然而你所做的,你感受到的却始终是一样的。我做的工作与其他人的一样。我想说的是,足球这个职业与其他职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搞足球可以平淡无奇,也可以让人羡慕不已。搞足球需要某种天赋。许多人也搞足球这一行,但仅出于兴趣罢了。他们并不因此富裕,而且默默无闻---足球不是一种理想的职业,尤其对那些在短时间内就拔尖,从而忘了对今后那种没有掌声、不引人注目的生活做准备的人来说。当球星是一种虚假的装饰,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荣耀。球星必须通过艰辛的工作和在理想的情况下才能成功。把握好今后的生活也是一种业绩,它不亚于创造昔日荣誉的本领。联邦甲级队联赛开始阶段,许多人就没能坚持到底。甘愿吃苦的人越来越少。这里要说的是新一代的球员和观众,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行成了一种正常情况,即双方都得益,球员的紧张心理和观众的兴奋情绪都能兼顾。
  久已谣传说足球业已死亡。1977年我结束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足球生涯时,我听朋友们说:“弗朗茨,我们不要再踢球了,这不值得。”当我每两周的周六那天坐在观众席上时,我仍见到这些人。当越来越多的球员涌向意大利,报道那儿的联赛球票已被出售完,德国足球已陷入穷途末路时,就有人预言德国足球已毫无意义。然而,德国的足球却仍然生机勃勃。要是没有马特乌斯,没有穆勒、哈斯勒、里德尔、克林斯曼、布雷默、伊尔克纳、利特巴尔斯基、斯特恩、科普、海尔曼或者绍尔,德国足球依然如此。他们的接班人已经在做准备,活跃在弗莱恩斯堡和弗赖拉辛之间的数千个绿荫场上。不久我们便会熟悉他们的名字,到了将来又把他们忘掉。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踢足球的球员对观众来说不如足球本身那么重要,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足球,仅仅是足球。观众重视的不是谁在踢球,而是足球本身踢得怎么样,是球路、高空球以及变化莫测的花样,这些才是在比赛中唯一重要的头等大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球员完美地掌握它们。而这样反而倒好。比赛特别要靠那些从事足球业人士的某些欠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边都发现了那种不足,每当有人认为他看到了最口人心弦的比赛,看到场上出现的最使人惊讶的传球,看到那最笨拙的疏漏或失误时,就意味着足球将会再一次得到提高。
  因为我们还从没有看到过足球的全部,因而我们不能说看的太多。现在,因为足球不再是我的工作了,因而观看足球成了我的一种享受。弗朗茨·贝肯胞尔告别足坛了。他先是当球员,后来当教练员。我不能像想重返绿荫场。至于与昔日的队友如乌韦·泽勒、冈特·内策尔、沃尔夫冈·奥弗拉特等参加义赛的兴趣和体力还是有的。再当一次教练?---也许不久以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帮助者,指导一场非正规的中场休息时的表演赛。一切其它想法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
  我不想给人一种印象,说我要自由,说我要懒散一阵子。那种老是以胜负、以成绩去衡量功过的事情使我有点厌烦,我需要补做一些其他人也离不开的繁琐小事,诸如散散步啊,或者与朋友们聚会、从容地共度一个良宵。其时我不必看手表,考虑今夜的睡眠时间够还是不够,考虑多喝了一杯是否会影响明天的比赛或训练。
  这一切是否还会变?是否还会再一次地渴望成就?此时此刻,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今后的去向还是个未知数。你们一定已知道这句口头禅:“我们走着瞧……”
  慕尼黑萨贝大街的广场上有两支少年队在比赛。那是些相当年幼的孩子们,约摸12岁光景。其中一支队是拜仁俱乐部少年队,另一支来自某个地区。那支慕尼黑少年队始终在比赛中获胜,而且以大比分赢球。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占尽优势,于是有些懒散和拖沓,其中有个小队员甚至站在那里指挥比赛,教练大为不满,冲着他喊去:“快跑动!”
  那个男孩转身对教练喊道:“我爸爸也不跑动,而他得了世界冠军!”
  我儿子斯特凡也是这样。
  这虚假轻松的外表,看上去一切都毫不费力,这致使那些观看我比赛和生活的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弗朗茨·贝肯胞尔,他的一切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和误解。许多我已排除或忘却了的经历,我在撰写本书时又回忆起来,对其中的某些经历有着切身的体会,真是悲喜交加,痛苦和欢乐并存。
  贝肯胞尔在哪儿,太阳始终高照到哪儿。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但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想抱怨。命运满足了我的一切愿望,但并不仅仅是好运。我也仅仅获得了踢足球的天赋,没有获得成功的保证。其余的一切,即使有时看起来很顺利,却要用艰苦的劳动才能取得。有许多人还一直在这么想:贝肯胞尔------幸运的弗朗茨。
  靠着运气我生活得很好,因为有许多事情确实像是天赐恩物。运气不能学到手,但必须学习如何使自己走运。否则,仅仅相信运气,也无多少价值可言。</P>
gracescholl 发表于 2005-4-15 17: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vielen danke !</P>
 楼主| FCmaweibin 发表于 2009-2-25 14: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p><font face=\"黑体\" size=\"5\">第十八章 悲喜世界</font> ------<font size=\"3\">我深深体会到足球世界欢乐于失望并存</font></p><p>  写完上一章,我的这本书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是,我想到我踢足球已有40个春秋,如果我把在街头踢足球的时间也算在内的话。我还想写个前言。我以为,我最好再来回顾一下1990年在罗马进行世界杯决赛后的几分钟时间里的精彩。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br/>    “一轮圆月高悬在罗马上空,一架飞机犹如黑色的幻影,擦着泛着银色的明月,快速飞向前方,在沉沉的夜空中湮没。这是一种征兆,一种告别的征兆!它告诉人们,盛会已经结束。对意大利电视台摄影导演来说,用这样的镜头作为1990年世界足球锦标赛的尾声,恐怕是再合适也没有了。<br/>  在此之前,全世界18亿观众观看了这届锦标赛。他们也看到了一支欢呼雀跃、非常自豪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足球队,还看到了我---在球赛终场哨声响过几分钟之后的我,赢得了世界冠军荣誉的我:脖子上挂着刚刚夺得的金牌,双手插在裤袋里,两眼却直直地看着地面。我就是带着这副模样,以个人慢慢地、神情恍惚地走过球场的罚球区,走出了赛场。<br/>  有人常常问我,当我在第二次,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之后,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对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直至今日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当时如梦初醒,任凭我努力回忆,就是想不起梦中的一切。<br/>  然而,现在我才明白,在1990年6月8日的那一个时刻,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里,我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下意识的:我终于从足球事业中解脱出来了!这是名副其实的告别,永无重逢的告别!因为我心中已全然失去了以往对足球的那股冲动,那股激情。<br/>  起初,我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曾经想回避、驱走这个事实,然而我不能自欺欺人。尽管我仍然热爱足球事业,但它毕竟已不再是我的生命,现在我只是他的观众……”<br/>  有时候,有的想法初看来似乎是现实的东西,然而,实际上,它们只是瞬间即逝的现实,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你周围以及在你心里发生的变化而消失。在当了6年国家队主教练之后,在1994年世界杯赛之后,在经历了对我来说是漫长的,而且是要求我每分每秒都倾注全部注意力进行比赛的几周之后,我感到我已精疲力竭,一片空白。决赛刚刚结束时,在体育场里,我只能想着与足球完全不同的事情,方能重新聚集力量,重新振作精神,方能摆脱与足球有关的一切。我想到的是,人的身体和头脑会完全机械的要求你去注意你所缺少的东西,就像人有时候会完全机械的想到饥饿、干渴和睡眠一样。<br/>  当我终于克服了失败的阴影,当我结束了在马赛的工作之后,我深深地认识到:我的位置,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看台上。<br/>  本来,身为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副主席,我的职责可以给我提供改变某些东西的机会,以便我为我们俱乐部重现70年代的辉煌做出自己的贡献。<br/>  在93/94赛季开始得时候,球队的情况不错,好像已经有了再现辉煌的某些条件。我们大大地增加了球队的力量。我们请来了埃里希·里贝克接替泽伦·莫尔比,作为过渡的解决办法。泽伦·莫尔比继尤普·海恩克斯之后担任了拜仁队的教练。但对他来说,从球员一下子变成教练,为时过早了一点。埃里希·里贝克经验丰富,遇事冷静,头脑也清醒,是合适的教练人选。另外,他没有工作,毫无羁绊,所以也是唯一能为拜仁慕尼黑队效力的教练。<br/>  我认识他已有很长时间。他原是德国国家队教练尤普·德瓦尔的助手,后来担任过几个联邦甲级队的教练,1987年甚至还带领勒沃库森队夺得了欧洲联盟杯。我们每年至少在一个所谓的“雪研究者小组”里碰头一次。这个小组主要由运动员组成,前德国国家足球队场上队长乌韦·泽勒、前速滑运动员赫伯特·赫夫尔、前国家冰球队队长和教练汉斯·拉姆普夫,以及其他许多有名的运动员都是该小组的成员。我们一起滑雪、打高尔夫球,但我们的主要活动还是举行庆祝聚会。<br/>  <br/>  我们互相理解,我们友好相处,这完全是私人之间的事情。这应该与另一层次上的、即足球圈内的相处区分开来,因为那种相处完全是职业性的。<br/>  遗憾的是后来有一天,埃里希·里贝克和我之间本来很好的私人关系出现了麻烦,为此我深感惋惜。但在足球这一行中,是不允许多讲交情的,因为成败系与比赛之中,因为成败不仅是球员个人和整个球队是否努力的结果,而且也是对足球协会是否负责的表现。期望成功、要求成功的首先是球迷们,这也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想以次换回他们对足球的忠诚、为足球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球队也只有用胜利来回报球迷们的支持,所以球队就要依靠教练来向球迷们做出最大的回报。<br/>  我们深信不疑的是,我们会同埃里希·里贝克及我们能供他调遣的球员们一起成为德国冠军。<br/>  然而,突然之间,这个目标似乎显得非常遥远了。<br/>  一个球队比赛时为什么不能发挥出原有的水平呢?个中原因,外界的人是永远也无法详细知道的。虽然,作为观众你可以看到这个球队的问题所在,但你无法找到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因为这是球赛观众所观看不到的。<br/>  在这方面,也许你是个对足球了解甚多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同球队在一起的话,那就只能进行猜测:为什么这支球队会如此缺乏热情?主力队员中分成了哪些派别?等级之争的情况如何?教练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如果20个、甚至更多的人总是聚在一起,完完全全的友好相处是不可能的。有人富有同情心,有人则漠不关心,还有人总带着一种有时让人感觉得到的厌恶。有一个球队里,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个球员总有一个对手,总有一个倾注全力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的对手。<br/>  在这种氛围中,教练就成了关键人物,就看他是否能凝聚起整个球队为取得好的成绩而拼搏,或者任凭球员之间的摩擦给球队带来损失,形成在比赛中每个球员只管自己,只对自己负责的恶劣风气,导致球员不愿意为别人去争抢奋斗,不愿意为别人的失误而加倍努力去弥补改正。<br/>    当然,一个球队的球员之间如此紧张的关系,如此激烈的竞争,完全可能会产生某些积极的东西。假如每个球员都深知要为自我而努力,都要向别人证明自己是个好球员,那么这个球队就可能始终发挥出最好的水平。<br/>    可是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里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br/>    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为什么会与众不同,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其实,我也不想去弄清楚,因为我已经发过誓,再不去管分外的事儿.作为俱乐部的副主席,我不想,也不能插手教练所管的事情.我认为,我得工作是向球队教练提供俱乐部领导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工作条件和一流的球员.我们不仅又招回了洛塔.马特乌斯,而且还引进了后卫托马斯.海尔曼.他是来自多特蒙德的国家队队员,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后卫.还有梅麦特.绍尔。他原在卡尔斯鲁厄俱乐部效力,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天才球员。而克里斯蒂安.奇格和克里斯蒂安.内林格尔也毫不逊色。我们还买来了荷兰国家队的中流砥柱扬.沃特斯。他拼抢积极,战术意识极强。虽然他从未踢过前场的位置,但从无怨言,一直勤勤恳恳,让人放心地完成给他的任务。他是一个真正具有集体精神的球队队员。他的为人:该说话的地方,他会大胆说出自己的看法,在关起门来的时候,在球员中间,他有时会语出惊人。有一次球员会议上,他对教练埃里希.里贝克说:“教练,在整个俱乐部里,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对足球没有感觉得人......”这当然是过了好久之后才传出来的。<br/>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想评判他的这句话是对是错,而是想说明一个球队应该有这样的宽松气氛。我们总是要求那些成年的球员大胆的提出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进行批评。当然了,这种批评应该在合适的场合,而且要面对面的进行。如果在公开场合,通过新闻媒介批评一个队友或自己的教练,这就不再是提出你个人看法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有意的伤害。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加深相互之间的鸿沟。被批评的人应该能够直接进行辩护,这也是他应有的权利。<br/>    在93/94年赛季中,有些事情不太对头。埃里希.里贝克在深秋的什么时候亮出了他的看法:拜仁慕尼黑队能够夺冠,但不是一定要夺冠。从此,俱乐部里开始议论纷纷,出现了不安的气氛。也许埃里希.里贝克少了一些作为一个足球教练应有的雄心壮志,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难道他真的失去了激情和使自己激动起来的能力?对此,我们的态度是怀疑的。<br/>    埃里希.里贝克曾经离开足坛相当长时间,他曾在汉堡体育运动协会当体育部主任和经理。由于没有作出多少成绩,在合同到期之前就卸任了。后来,他在欧宝汽车康采因担任人事部顾问。也许是他同足球、同日常的足球生活以及足球世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始终如一的强大的压力离得太远了。<br/>  他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自信,会不会只是他对一切感到冷漠的结果?<br/>  在冬季停赛期间,当德国锦标赛夺冠看起来似乎无望的时候,俱乐部顾问委员会要求(如果我用“请求”这个字眼,我觉得这不完全对;但是用“要求”这个词又有点没有到位)我接过教练之职。<br/>  我们同埃里希.里贝克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我们不仅能够、而且想要和必须成为德国冠军。这不仅出于体育运动方面、而且也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br/>    在此期间,欧洲各国冠军参加的欧洲冠军杯赛变成了冠军联赛。这是一个新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事物。第一轮比赛是小组赛,以后的比赛及至决赛均采用主客场赛制。哪个球队赢得冠军杯,就可得到高达3000万马克的奖金。这不仅能保证这个球队的生存,而且也能保证几年以后取得胜利。这是因为有了这些钱之后,这个球队便能买进许多新的一流球员。对这样的球员来说,收入高是决定性的,而且他们的国际比赛经验也是举足轻重的。比如说,多特蒙德足球队用欧洲联盟杯赛的奖金从意大利召回了马蒂亚斯.萨默尔、卡尔海因茨.里德尔、尤尔根.科勒尔、斯特凡.罗伊特和安德烈亚斯.穆勒,从而变成了联邦甲级队中的劲旅。有了这笔钱,不仅俱乐部的短期计划,而且其长期计划也有了基础,实施起来不那么难了。用这笔钱,还可以进行积极的培养青年球员的工作,扩大教练班子,改善训练场馆等设施的外部条件和医疗护理方面的条件。<br/>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有点单调乏味,而且也给人只讲技术,只将物质的印象。但这些东西对今天的足球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即使比赛始终是最重要的,胜利始终是最美好的,也不能例外。而对运动员来说,这些东西也是无可替代的:要是至少有一次能够打入欧洲各国冠军联赛的决赛,这便是足球生涯的巅峰了。<br/>    拜仁慕尼黑队自1976年之后,再也没有夺得过欧洲赛事的冠军。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他几乎总是过早地被逐出欧洲赛事。至少,我们想重现在欧洲几大赛事的赛场上。所以,我便接受了劝说,在联邦甲级队联赛第二轮时代理教练之职。我同我妻子一起搬出基茨比尔的家,住进了慕尼黑的一家旅馆。这样的生活当然是不自在的,但是是令人激动的。我已不再适应对一个国家队提出的持续不断的挑战,但我很快感觉到,这一切又重新攫住了我,使我陶醉迷恋。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这之前一段时间里的生活过的无聊乏味,然而,我早就知道个大概,或者说是以某种方式通盘考虑过:我将面临的是什么。比如,我将会到些什么地方,我必须履行哪些职责,我还能有多少业余时间。<br/>    干足球这一行的人,今天晚上并不知道明天早晨的情况。比如谁来训练,如何训练,谁生病不能出席,谁受了伤,谁训练达不到要求,谁不能进入理想的状态以及为什么,谁有了进步等等。<br/>    他从来都不会事先知道,他将会碰到些什么问题。他只知道:必须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每天都能够反省自己:我有没有做错?我还能做些什么?<br/>    教练是个很累人的职业,但也是个令人激动的和诚实的职业。当然,有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运气。许多事情,是他无法发挥直接影响的。比如球员在比赛时的失误,他就不能理解。又如裁判有时候的判罚,只有裁判自己明白。但最后结果如何,赛季过后才见分晓:胜败才是衡量教练工作好坏的标准。<br/>    成功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一个同他的球队一起没有走下坡路的教练所取得的成绩要多于一个获得冠军的教练。这取决与他同什么样的球员进行合作。同国家队球员合作,正常情况下就比同无名之辈合作容易取得成绩。<br/>    在埃里希.里贝克走后的半年里,一切事情运转的都正常。在我重执教鞭之初,我就对球员们说:“我本人并不一定要当德国冠军,但你们是一定要当的,因为你们有这个能力。我知道这一点,并且也愿意帮助你们达到目的。”<br/>    虽然后来我们有点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成功了。<br/>    那些层劝说我再度出山担任“过渡教练”的人也许在大脑深处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他一沾上手,以后他就欲罢不能了。可惜,这是对我的一种误解。尽管我愿意帮忙,但我不会干长。我同生意合伙人签订了产期的合同。他们为了满足我的愿望,同意放弃同我合作半年时间。他们可以等待,等到我做完“过渡教练”后再履行我的职责。另外,教练的负担比我原来设想的要重得多。教练员、电视现场直播评论员和俱乐部的副主席,一个人无法同时身兼三职,因为时间上不够。谁做得越多,错误也越多。这叫多做多错!要是这些错误只给我自己造成不利,我就能自己承担其后果。要是这牵涉到别人,譬如整个球队或俱乐部,那我就无法承担责任了。上任伊始我就明确的是,我的“过渡教练”的工作至赛季结束便告完成。<br/>    这个时侯,正巧有个适合当拜仁队教练的几近理想的人选,他就是乔瓦尼.特拉帕托尼。<br/>    有人把慕尼黑说成是意大利最北部的城市,这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因为慕尼黑人处事的态度比德国北部的人显得泰然。慕尼黑人的秉性也同阿尔卑斯山南边的人比较接近。乔瓦尼.塔拉帕托尼应该同我们合得来。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权威,也是一个成就卓著的人。他同国际米兰队和都灵尤文图斯队一起夺得了17次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桂冠,证明他无愧于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俱乐部教练之一。对我们能够聘用他,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希望他能长期在我们俱乐部工作,根据他的设想造就一支球队,一直能重新牢牢地在欧洲顶尖球队中站稳脚跟的球队。<br/>    我们深知,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会有许多挫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耐心。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特拉帕托尼的能力,即使我们在联邦甲级队中的表现不能与上个赛季相提并论,即使我们不久便不得不断定,在争夺德国冠军的比赛中我们不可能当主角。遗憾的是,我们犯了一个有碍特拉帕托尼工作的错误:我们做出了进行一连串一热身为目的的巡回比赛的决定---这些比赛对热身准备来说是太多了,而且队员们疲于奔命。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次国际比赛的经费,我们想以此弥补赤字。这样一来,教练就不能够让球队依照他的想法为新的赛季进行必要的和系统的准备工作。<br/>    此外,多特蒙德队和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实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比我们更加坚韧不拔。<br/>    尽管如此,我对特拉帕托尼的工作还是深信不疑的,即使他遇到了与队员们进行交流沟通方面的困难。他正在全力学德语,但这毕竟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由于足球中存在一种国际通用的用话语和姿势组成的特殊语言,所以球员们也懂得他的意思。特别令人佩服的是,他训练年轻球员的方式方法和年轻球员在他的指导下所取得的进步。<br/>    特拉帕托尼看来是我们球队美好前程的保证。<br/>    当我们在国内甲级联赛中表现不尽如人意,处于中上水平的时候,我们在欧洲联盟杯赛中却成绩斐然。我们这一直刚刚在阵容上走向成熟的球队竟能一直打进决赛,只有阿姆斯特丹阿贾克斯队的实力超过我们,因为他无疑是当时全世界实力最强的球队。<br/>    半年后,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麻烦。这是我们没有料到,连特拉帕托尼本人也没有料到的麻烦。原来是他的太太离开了他的家乡之后产生了乡愁,渴望回到米兰去,而且他们的儿子要到米兰念完小学才能毕业。他们夫妇俩心里感到有点不快,所以特拉帕托尼开始对是否要在慕尼黑工作超过一年时间产生了动摇。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挽留他长期为俱乐部工作。但是,特拉帕托尼自己无法作出明确的抉择。他倾向于随其家庭回意大利去。可是,当他后来终于认为,他的私人麻烦可以解决和可以把慕尼黑选为第二故乡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为时已经太晚。<br/>    挑选一流教练的机会比人们想象的要少,至少对我们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这样目标明确的球队是这样。我们要考虑的教练首先要有国际大赛的经验,他要以他的成绩来证明他的权威,证明他有不容怀疑的能力。而遗憾的是有这种水平的教练总是忙的不亦乐乎的,所以不可能在一两天里请他来任职。这种水平的教练所签的合同大多是长期的。<br/>    不过,这样的教练人选倒是有一个。他的合同正巧刚刚到期。他叫奥托.雷哈格尔,曾经在韦尔德不莱梅俱乐部指教达14年之久。在这段时间的教练生涯中,他成了德国联邦甲级队最有成就的教练之一。年初,我们同他进行了商谈---在此期间,我从俱乐部副主席被选为主席---,并且很快取得了一致。<br/>    我们一致明确的是,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我们球队的实力,目的是要挤身欧洲球队的前列。虽说我们勉勉强强地夺得了欧洲联盟杯,但这联盟杯赛变成了一个既吸引人,又非常重大的赛事。过去我曾有过一次把它称之为“失败者杯”,即使我的本意是想说这是“对失望者的安慰杯”,因为这是在那些不能成为欧洲冠军的球队之间产生的获胜者。如今,除了荷兰国家队眼下是个例外,其他欧洲国家队的实力都不相上下,没有一个国家队可稳夺冠军。哪个队在球场上运气好一点,它就能夺冠。从比赛精彩程度上看,联盟杯赛不比欧洲锦标赛差多少。95/96年度AC米兰队和巴塞罗那队是联盟杯的两只参赛球队这一事实,足可证明这一观点。<br/>    在俱乐部里,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并能付之行动:必须大规模增加投入。钱存在银行里虽说可以稳得利息,但不能带来胜利。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经济上是绝对走正道的,但归根到底,只有赢得胜利才能保证俱乐部的生存。在一切转会手续办妥之后,我们就能把一个几乎全是各国国家队队员组成的球队交给奥托.雷哈格尔。当时我们的球队里有如下各国的国家队队员(按国家排列):<br/>    德国:奥利弗.卡恩,托马斯.海尔曼,托马斯.施特伦茨,马可斯.巴贝尔,洛塔尔.马特乌斯,克里斯蒂安.齐格,梅默特.绍尔,尤尔根.克林斯曼以及德国国家青年队中的克里斯蒂安.内林格,迪特尔.哈曼,亚历山大.齐格勒。<br/>    瑞士:西里亚科.斯福察。<br/>    奥地利:安德烈亚斯.赫尔佐格。<br/>    发过:让-皮尔.帕潘。<br/>    保加利亚:埃米尔.科斯塔迪诺夫。<br/>    其余的队员中有奥利弗.克罗伊策尔、迪特尔.弗赖、马塞尔.维特克策克等。他们的实力高过联邦甲级队队员的平均水平。据说他们每个人都在别的球队中有一个牢固的主力队员位置。<br/>    我们当时想:我们有这么一批优秀的球员,我们有德国近年来最优秀的教练。再加上出色的外部条件,我们应该可以在联邦甲级队中占有优势,但当举足轻重的角色。<br/>    当然,也有人很悲观。他们预言,由于我们队充满了著名的和久经考验的球员---一般人喜欢称之为球星,所以面对谁当主力的问题定然会出现争吵和不和。他们说,这叫“印第安人少而领袖多”(*近于俚语,意同“僧多粥少”。---译者)。在一个球队里,球队之间角色有分工,这在足球界由来已久,但如今已不再使用。还在我当队员踢球的那个时候,就有11名主力队员。这些队员只要状态正常,他们的位置是有保证的。另外,再配几名替补队员。主力队员与替补队员之间水平方面的差距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在今天的足坛,这种制度还通行无阻,至少在顶尖球队里是这样。这是替换规则带来的结果。引用替换规则的初衷是保护球员的健康和保持机会均等,从而防止受伤的球员因得不到替换而踢至全场结束,势必会加重他的伤势,这也为了防止一个球队因有队员受伤而削弱了力量。<br/>    后来,确实也有因为球员受伤而不得不进行换人的情况,但大部分的换人是出于比赛战术上的原因。假如对方发挥出了原先没有估计到的优势,举例说己方的左后卫比较弱,则对方的右前锋刚好在这一天发挥得特别出色,而这个问题又不能通过场上球员位置的调动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换人。换人的规则---在此期间只允许换三名球员---就变成了纠正战术和失误的手段,也是对己方弱和对方强所作出的反应。仅从这方面看,就有必要再一开始就上场比赛的11名球员之外,在替补席上配备与场上队员水平相当的替补队员。这样,在90分钟比赛时间里,才绝对不会由于换上了替补球员而削弱了整个球队的力量。教练换人的出发点应该是:至少要换上去同场上队员价值完全相同的替补队员,最理想的情况是甚至因此能增强整个球队的力量。<br/>    一个球队一般最多只能有少数几个一流球员,但从来不会嫌多。在联邦甲级队里,没有一个教练会在34天比赛时间里,场场比赛都用相同的阵容。卖力踢球的球员---他们从不因伤、因病或状态不好而缺阵---的数目少得可怜。在整个联邦甲级队里,他们的数目不会超过24个。这就是说,在整个赛季,每个球员都有机会上场参赛。<br/>    在那些有幸代表本国参加欧洲赛事,并且有多名球员受雇于其他国家的国家队的球队里,队员们体力上的消耗特别大。<br/>    我们为95/96赛季买进了许多球员,付出了大笔大笔的转会费。我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加入你看中了像尤尔根.克林斯曼这样的富有同情心的球员,那你就得赶快下手。这当然也会有弊端,教练奥托.雷哈格尔和整个球队因此而从一开始就被期望过高,新闻媒介甚至把这个球队吹成什么“梦幻之队”。可以预料,这种凭空想出来的表达---即使他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也没有被哪个人用过---,最终会被用来讽刺和嘲笑你。<br/>    “梦幻之队”,这样的球队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要求过自己,一定要培养出一支不仅成就卓著,而且也要有观赏性的足球队来;我期待着一流的、令人轻松愉快的比赛。当然,我也很清楚,一个球队在进行那么多比赛的同时还需培养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这要给球员和教练充分的时间,让全队磨合在一起。<br/>    我们并不要求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也不是要求马上办到可能办的事情。<br/>    开始的时候,一切进行得也很顺利。我们球队以7战7胜的佳绩打进了联邦甲级队的排头位置。尔后,在俱乐部杯赛中败给了杜塞尔多夫队。从此开始连连失利。突然之间,我们队好像完全变了似的,在赛场上的表现令观众大失所望。拜仁慕尼黑队看起来镜像没有相互配合的只会孤军作战的散兵游勇。直到赛季的赛程过去了三分之一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有几个在别的俱乐部里或在雷哈格尔上任之前的拜仁队里是主力队员的球员,此时不能再当正选主力了。有关球员对此不满是情理中事,但只有这种不满情绪才可能促使他们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另一方面,这种不满情绪也可能使人一蹶不振。在我们俱乐部里,没有出现过因此而使某个球员特别卖力的情况。<br/>    对一个国家队队员来说,坐到替补席上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是有关一个人的自信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没有人给他作出解释,为什么要他坐冷板凳。像让-皮尔.帕潘---我在马赛当教练的时候就认识他---就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上场的机会极少。在AC米兰队,他上场建功的机会够多的了。他突然产生了乡愁,想离开慕尼黑,到南方去,到地中海边去。但是,当他一上场参加比赛,他就马上忘记了这一切。她是我所遇到的所有球员中最可爱的一个。球赛进行了80分钟,他才被派上场。而这时如果他的一个队友进了球,他就会第一个去祝贺队友,最高兴的也会是他。他是一个很看重荣誉的人,但他没有一点点嫉妒心。<br/>    并不是所有的球员都能这么忘记我的。他们大多会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的不满,发泄心中的怨恨,毒化本来就不特别有助于出成绩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的球队竟能一直处于联邦甲级队的前列地位,这几乎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球队的成绩还可以,但不安却始终无法摆脱。联赛不久,我们球队成了在多特蒙德队之后夺得全国冠军呼声最高的球队。即使我队踢得真正精彩的比赛没有机场,特别是主场的比赛,败绩一场接着一场,但球迷们仍并不感到失望。赛季结束时,观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我对球迷们对我们球队如此的忠诚真是感激万分。但我无法解释的是:我队一再在赛场上表现平平,一再使球迷们痛苦地失望,他们为什么还要对我对这般忠诚?<br/>    我们在欧洲联盟杯赛上的轨迹对这个赛季是有典型意义的。我们的首场比赛总是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但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总不能尽如人意。主场比赛的结果从未使我队带着令人安心的优势去进行客场的比赛。然而,在莫斯科、诺丁汉和巴塞罗那,以及在波尔多进行的决赛上,我们球队却踢得特别好。这看起来,我们队是“内战外行”,一打主场就没有把握,就失去勇气和信心。而当后来,我们面临着客场被淘汰的威胁的时候,所有的球员好像都喝醉了酒,嘴里还在说胡话;我们的确都是好球员,我们本来可以踢得更好一点,我们不必为此害臊。这种不服气的反应可能要比不满以及球队内部的争吵更强烈。如果队员们把这种不服气的情绪也能带进联邦甲级队比赛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担心了。然而,紧接在一次高压之后的总是又一次新的清醒。<br/>    4月份有一个星期是最最能说明问题的。在5天时间里,我们队经历了酸甜苦辣各种感情,从升入天堂的喜悦到跌入地狱的苦痛,无一不有。星期二,拜仁慕尼黑队在欧洲联盟杯赛客场以3:2打败了巴塞罗那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而在星期六,拜仁慕尼黑队却在主场奥林匹克体育场以0:1败给了汉莎罗斯托克队。实际上,这使我们队失去了争夺德国冠军的机会。<br/>    随之而来的是我足坛生涯中最为痛苦的时刻。<br/>    为了星期六晚上的这次失利,我们早就商定要开一次董事会。参加会议的共有10个人。除了我,其他9个人都对我说:“弗朗茨,不能再让雷哈格尔干下去了!”也有球员催促我:“该有所动作了!”这真是各有所思,各有所为。这是我们球队的一个没有纪律的时期,一切都乱糟糟的。我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重新掌握整个球队的人。<br/>    我竭力安慰与会者,但他们9个人向我发动了几个小时的进攻,直到我同意打电话给雷哈格尔。他马上接我的电话。他当然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也知道,我为什么星期六晚上不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奥托,求你来办公室,事情很重要。”<br/>    20分钟后,他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穿着与平时很不一样:西装革履,领带衬衫,笔挺笔挺的,好像是来进行招聘谈话的,不,是来进行最后告别谈话的。此情此景,我终身难忘。这时,一个了不起的男子进了门,一个我所敬佩的和满怀友情的男子走了进来。我只能对他说:“合同结束,事情就是这样。”<br/>    我还对雷哈格尔说,从明天起他不用再训练球队了。他迟疑片刻后对我说:“号,这也没有意思了。”<br/>    奥托.雷哈格尔就这么走了。<br/>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令人伤感的事情。每次看到雷哈格尔,我心里总是很高兴的。我拥抱他,也高兴地拍他的肩头。这种亲热的动作我是很少对人做的。我喜欢雷哈格尔这样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的。<br/>    结局只能这样,似乎有点悲剧色彩。因为我们还有伟大的计划……<br/>    8个月前,当雷哈格尔来我们俱乐部的时候,我对他说,他现在得到的工作位置是世界上最好的。没有人会干涉他的工作,他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这是因为我也受过教练的训练,我也熟悉教练的工作。<br/>    当然,我们也提醒他注意,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与他所习惯的宁静的不莱梅是不同的。慕尼黑有5家日报,其中3家是街头报纸,这就意味着日子不会像不莱梅那么太平安宁。必须去适应这种环境,或者也许可以说是必须改变自己,以另一种方式与大众舆论进行交往。但是,雷哈格尔也知道,我们招聘教练不是为了同新闻界搞好关系,而是为了使球队保持旺盛的斗志。只要做出了成绩,在恶劣的记者也找不到“倒教练运动”的把柄。<br/>    遗憾的是,雷哈格尔没有作出应有的成绩。在一家报纸上我读到一篇短文,其分析真是切中要害。文章说,在雷哈格尔麾下,没有一个球员的水平比他来拜仁慕尼黑队指教之前有所提高。雷哈格尔麾下的球员,过去个个都在各自的俱乐部里有过辉煌的表现,而且都成了明星,但到了拜仁慕尼黑队之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踢得像过去那么好。<br/>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绿荫场上,一切不可能像事先计划好的和希望的那样进行,在拜仁慕尼黑队和奥托.雷哈格尔之前,这种情况就已屡见不鲜,以后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比如里努斯.米歇尔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练,曾率队夺得过欧洲冠军杯冠军,并带领荷兰队登上欧洲锦标赛冠军和世界杯赛亚军的宝座。此后,他于8年前来到拜尔勒沃库森队执掌教鞭,想不到3个月后就翻了船。谁也不能保证在绿荫场上是常胜将军。<br/>    所以,当我后来被俱乐部说服,愿意接过教鞭,率队打完联邦甲级队最后三场比赛和与波尔多队进行最后两场联盟杯决赛时,我只答应,尽我所能,尽力争取赛季获得好成绩。要我做出保证一定取胜,那是办不到的。当然,我也知道,报纸上肯定会对我的重新出山进行幸灾乐祸的评论。身处俱乐部之外的人很难理解的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竟会不要一个在联邦甲级队里排名第二的教练,不要一个只取决于进球多少的全国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有人还说,我只所以要接过教鞭,完全出于自私自立的目的,是为了尽快将雷哈格尔培育的胜果装扮自己。假如我是自私自立的,假如我曾考虑过为了我自己和我的私利独吞雷哈格尔培育的胜果,那我一定会说:“饶了我吧!我只要安宁,我不想插手这件事情!让雷哈格尔执教到赛季结束。”但是,俱乐部董事会的同事和球员们知道用什么办法不让我脱身。我13岁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就进了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迄今已经整整37个年头。拜仁俱乐部既是我的家,又是我的生命。在俱乐部危机的关头,我不能临阵脱逃当逃兵。我接过教鞭是出于义无反顾,即使我的理智反对我这么做。我也感到我肩上的担子很重。在那个艰难的星期六晚上,我回到家对妻子说,以后三个星期我又要重执教鞭。她一听我的话,先是吃惊得变了脸色,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因为他知道足球和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在我心中的分量。最后,她对我说了一句:“我的弗朗茨爱足球胜过一切,因为足球不听他的话。”这句话是有点意思的。尽管胜利是可以通过抓纪律,通过全力以赴争取到的,直到出现可能的奇迹,但使我神往陶醉的却是体育运动的不可捉摸性。你在球场里卖力地踢90分钟,就为了进球。虽然你有不少进球的机会,但对手有那么一次突破己方的防线,破了己方的大门,你的队就输了。这里确实有无穷的魅力!足球是少数几种你根本无法逆料的事业之一。所以,足球的人的吸引力是许多其他体育运动项目所无法比拟的。95/96年度欧洲冠军杯的决赛——都灵尤文图斯先是以1:1打平,最终通过罚点球以4:2战胜对手——通过卫星向156个国家进行了转播,有5亿多观众观看了这场比赛。有那么多人关注足球,而且你又能在世界顶尖球队投身足球运动,这实在是够了不起,够吸引人的了。<br/>    如果我能同拜仁慕尼黑队在赛季结束时跻身联邦甲级队前列,这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但我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主场对罗斯托克队、圣保利队和法兰克福队,我们只拿到9分中的2分。这三场比赛和后来的比赛的结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虽然赢了科隆队,但输给了沙尔克04队。于是,最后,多特蒙德队夺得了全国冠军。<br/>    事情并不如《法兰克福汇报》所写的那么简单:“弗朗茨.贝肯鲍尔是个极力反对养尊处优的人。他既能够判处自己死刑,也能够为超生找到理由。”我有我的办法,是球员们找到自信和踢球的乐趣,但我不会变魔术。当我接替雷哈格尔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如果你们期待出现一个魔术师,那你们还是到马戏团里去找。”在足坛靠特技只能维持一时,只有脚踏实地苦干才会出现奇迹。<br/>    迷信和靠统计得到的似乎是规律性的东西也是没有用的。当我们最后只剩下欧洲联盟杯赛的时候,新闻记者们便像发现了新大陆,说根据“坏事连三”的法则,我们不可能夺得联盟杯。“每隔十年,贝肯鲍尔总是在决赛中功亏一篑。”报纸上的大标题这么说。实际情况确实也是这样;1966年世界杯赛决赛,我们以2:4输给了英格兰队;1976年欧洲锦标赛决赛,我们败给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赛决赛,我们又以2:2被阿根廷队击败。<br/>    不过,拜仁慕尼黑队打败了波尔多队,夺得了欧洲联盟杯。我们在主场以2:0,在波尔多客场以3:1获得两战两胜的佳绩。奥托.雷哈格尔率领球队打进了决,这胜利是属于他的,谁也不想把它占为己有。<br/>    现在,弗朗茨.贝肯鲍尔又不是教练了,又是俱乐部的主席和自己了。他是一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希望能够有朝一日看到拜仁慕尼黑队又是一只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球队,他在94/95赛季的工作,使大家令人信服地看到了在他麾下的几乎每个球员都有了进步。他不是一个短期的、急功近利的,而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教练。他不是一个只注意对手怎么踢球和采取什么对策战胜对手的教练,而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所指挥的每个球员的才能的教练。他能把球员从其足坛生涯得到的欢乐转变为观众对足球的乐趣。拜仁慕尼黑队不像奥托.雷哈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必须是一个只能狂胜对手的球队,是一个最好从不让对手越过中长线的球队。我们俱乐部的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一个教练,没有一支球队是常胜的。足球应该像米兰.昆德拉所著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的书名所表达的那样,是生活中的一件——如果可以把“不能承受”这个形容词删掉则更好——轻松愉快的事情。“生命之轻”,意味着进球是轻松的,但必须注意纪律。这才是具观赏性的漂亮足球。我宁可以这种方式方法,以这种风格成为“反足球的亚军”,而不是“反足球的冠军”。<br/>    贝肯鲍尔什么时候能了却夙愿,让观众们看到既能取胜又具观赏性的足球?这我自己也不知道。<br/>    但是,这样的足球才是精彩的、迷人的和给人慰藉的足球,这样的足球才是使人神往的。明天又是一场球赛!</p><p>终于把这个大坑填完了。借此祝今晚比赛胜利!</p><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1.gif\" /><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1.gif\" />
Eldy 发表于 2009-2-25 14:17:00 | 显示全部楼层
<p>乍一看还以为是挖坟呢,</p><p>楼主辛苦了,连载这么多真不容易,同祝拜仁今晚比赛取得胜利!</p>
寂寞思秋客 发表于 2009-2-25 14: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p><font size=\"4\">好大好深远好有营养的一个坑啊!</font></p><p><font size=\"4\">向楼主致敬!</font></p><p><font size=\"4\">今晚痛摘葡萄庆功!</font></p>
轰炸机1970 发表于 2009-2-25 14: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p>应该开个精品区,让这样的资料,自传性质的不再下沉</p><img src=\"images/post/smile/dvbbs/em02.gif\" />
krauser 发表于 2009-2-25 15: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顶上去,感觉通过读贝皇的自传,他好像是个感情很细腻的人~
powerlichy 发表于 2009-2-25 15:49:00 | 显示全部楼层
LM有克林斯曼的自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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