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放屁了

battleshiper 发表于 2012-12-18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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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亿，笑话吧，是不是要拿新加坡做例子，但新加坡高薪的只有几个人都是zf顶尖人物，也不过几百万美元而已 ...

我还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背后都是一个大老板——资本。资本是逐利的，所以西方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制裁中国；败选的一方虽然也有几千万的支持者，也不会组织示威游行，国家也不会分裂，因为制裁中国和国内动荡都会影响资本的收益。
当然1个亿肯定是笑话，至于李家坡实在没什么可借鉴的，如果魔都独立了倒是可以学学。

李家坡主要是地理的天然优势太大，要没有马六甲海峡
爷俩再怎么弄也没弄不出来足够的筹码
小到难以借鉴，鼻屎一样的国家
国际舞台上，没有淡马锡的银子，谁还多看李家坡一眼？
基本可以按照家族化公司治理的逻辑理解李家坡，并且最关键在于这个公司有一颗天然的摇钱树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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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古典共和的核心其实是集体主义，也就是“我为人人”，在中国叫“存天理，灭人欲”，不知你是否同意 ...

兄弟我不得不说你理解的古典共和式民主是有问题的，集体主义是淹没了个人的，而古典共和恰恰是不满意古典纯粹民主制将个人工具化、走向极端平等以及压制个人或少数人的一面，真正的共和恰恰应该是强烈反思集体主义的才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批评纯粹民主而提倡贵族与平民的混合政体，就是为了矫正纯粹民主的平庸之弊，照顾到个体特别是少数人在民主政体中的安顿，而不是为了集体主义。从亚氏这一线发展下来，到了洛克、孟德斯鸠这里形成了权力制衡机制，也正是为了对治民主本身的弊端（当然同时也针对贵族与君主制的缺点）。到这里，康德才会说，除了共和制，其他一切政体都是专制政体（包括了纯粹民主的专制）。正是在针对民主为首的各种政制的缺陷的基础上，古典共和发展出了现代民主制度（你所谓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民主也在这人范畴里面）。如非要把民主和TG的集体主义联系到一起，也是纯粹民主更接近一些。我感觉你是想把古典自由的概念和TG的集体主义以及爱国主义联系到一起了，但却表达成了古典共和制。当然，可能是我误解你了。。。

qdcnw2008 发表于 2012-12-18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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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你这个所谓官员私权，是指权力还是权利，如果是权力，那就是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如果是权利，那官员 ...

公权=public power，如果翻译成权力，就只剩power；
私权=private right，如果翻译成权利，private哪去了？
至于文献，cnki上少说也有几百篇，自己去搜吧，我在家上不去。
友情提示：可以用中英文扩展阅读，否则柳公权、隐私权就都出来了。

庄生梦 发表于 2012-12-18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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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不得不说你理解的古典共和式民主是有问题的，集体主义是淹没了个人的，而古典共和恰恰是不满意古典 ...

你说的已经是新共和主义了，古典共和的含义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词源是res publica，出自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 Romana，这都比亚里士多德更早。《理想国》你肯定看过，我觉得突出的就是公民道德，就是我为人人，也就是集体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等于无政府主义，我觉得是极左，而TG现在是极右，拿古典共和这个中右当幌子。
PS：MD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一个是新共和主义中自由派，一个新自由主义。
最后，你的签名我不敢苟同，我觉得这是两个极右的口号，和义和团一样，跟文革正好南辕北辙了吧？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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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已经是新共和主义了，古典共和的含义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词源是res publica，出自罗 ...

柏拉图所讲的城邦基本上不是一种政体意义上的城邦，而是一种人与政治共存意义上的城邦，它本未形成一种真正的政体制度，真正的政体争论起自亚里士多德。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柏拉图是“古人”而亚里士多德是“现代人”，西方现代性的开始就是从那个时候溯源的，离开政体去谈论人与政治，已经出了讨论的场域，如果那个是共和政体，那我也能说，孔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也是共和。。。

庄生梦 发表于 2012-12-18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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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所讲的城邦基本上不是一种政体意义上的城邦，而是一种人与政治共存意义上的城邦，它本未形成一种真 ...

可能我们的争议是由于对名词的定义不同造成的，我先把我的定义说明一下：
1、古典共和主义：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共和制，应该也可以叫贵族共和制吧，但共和思想不是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的；
2、新共和主义：孟德斯鸠的分权共和制，我所的新共和主义不是指亚里士多德；
3、新共和主义自由派：从扩大选举权直到现在的共和制，也可以叫混合分权共和制吧。
这三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很明确，你应该也是这么划分的吧，只不过取得名字不同。
我确实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道法都具有古典共和精神。
最后，我非常想听听你对左、右的见解，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具体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右翼保守政府呢？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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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我们的争议是由于对名词的定义不同造成的，我先把我的定义说明一下：
1、古典共和主义：亚里士多德的 ...

我们的定义差不了太多，但对定义后面的精神脉络作的解读正相反，我认为亚氏和孟氏的共和主义是草蛇灰线，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基本上已经像一个现代人那样去思考问题了：没有完美的政体，只有最适合的，这其实就是分权制衡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古典民主有可能走向成熟的前提条件。单纯说民主这个词，重点在于解决权原的问题，而共和则重在平衡，权力的平衡、个体利益的平衡、民众与精英的平衡，正是在共和的矫正下，现代民主才和法治宪政自由人权相结合，这个思路，我以为到古典自然法的诸大师那里已经完成了。

你要把古典共和定位到柏拉图那里，儒道法自然有共和精神了，因为共和此时已经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了，包括我们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神马滴，都是如此。那真的没有讨论的意义了。

关于左、右的见解，我推荐你看秦晖的文章《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我真的是没办法说的比秦老师更清楚了，你看他这篇吧。。。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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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已经是新共和主义了，古典共和的含义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词源是res publica，出自罗 ...

关于我的签名，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左或者都是右，这里无关乎左与右的问题，而是想吐糟中国近代以来在救亡压力下人们失去理智和常识的一种状态，文革里不是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吗？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只是一味的看到敌、我的划分，我者一切皆是、敌者一切皆非，而没有去思考这里面有没有超越敌、我的东西？无论对敌、还是对我都相同重要的东西？民族的现代化问题就是在这种定势思维下一再的错过。今天这种状态又抬头了，不禁让人唉叹吾国吾民这百多年的学费又白交了，希望是我杞人忧天吧。。。

拿码字天王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懂他想说的时候，你已经忘了你原来在讨论什么了，但是有人就是有这个本事，传说中的自己和自己说话。
管理员，有没有自动屏蔽50字以上字数回复的功能啊。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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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古典共和的核心其实是集体主义，也就是“我为人人”，在中国叫“存天理，灭人欲”，不知你是否同意 ...

对于古典共和的核心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异同我持保留意见，不过儒家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杨朱的“一毛不拔”与今天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多有契合之处，这是否也说明两者共通呢？阎学通也有“自由民主虽好，不如仁义王霸更高”之说。然而，TG不是近些年来才提倡爱国主义，自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目标有所不同，先是美帝，后来加进苏修，开放后，为了融入国际社会一度不提了，8*8之后再西方封锁下再次提及，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目标转向了西方世界里唯一对中国保持开放的日本。
从TG的言辞来看，很难认同TG是要对抗新自由主义民主这个流派，因为TG基本拒绝任何西方式的民主，其口径是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尽管从来没有解释过何为中国式。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允许反对党存在，其竞选也是设立选区，但是李氏父子的执政党可以根据对手来调整选区，使之无法与执政党抗衡。对于有能力的竞争者采取操纵法律的做法污蔑其诽谤贪污加以打击。但是执政党并不消灭在野党，也不设立党禁，只是保证社会资源控制在执政党手里。执政党精选优秀人才送到欧美培养，使之成为社会精英，保证执政质量。高薪养廉其实不仅是新加坡，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做，美国的公务员平均工资在美国也是很高的。兄台有一个错误是，高薪养廉与限制权力不是两个解决方法，而是一个解决方法的两部分，即在限制权力的同时高薪养廉。否则你即使给一个省长一年一亿，只要他能审批土地买卖，可以操纵社会资源，他还是可以巨贪。如果仅仅高薪就不贪了，那么贪污的干部们应该不会持续性地巨贪，都贪污了上千万了，上亿了何必继续呢？
中日韩三国的爱国主义除了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之外是三个世界的问题，中国宣扬爱国主义是为了保持执政党的合法性；韩国是为了保持国民精神，失去了爱国主义，韩国就很空虚了；而日本在战后很长时间里拒绝爱国主义，这是个贬义词，只是这几年面对着经济止步不前，民心涣散，才又操起这个东西。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延续性，人们只会从过去的经验学习，西方搞民主共和是因为他们历史上有这个东西，而中国没有，就很难去学。中国政治的核心是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掌控，君王不过是官僚体系的最高代表和最终仲裁者。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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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古典共和的核心其实是集体主义，也就是“我为人人”，在中国叫“存天理，灭人欲”，不知你是否同意 ...

另外，兄台需要注意一点，西方（尤其是西欧）历史上一直是私有制的，而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国有制的（并非公有制）即政府所有制的。这对于政治体系的设立运作有着极大的影响。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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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public power，如果翻译成权力，就只剩power；
私权=private right，如果翻译成权利，private哪去了 ...

其实民主这东西真心不重要，米帝立国的时候明确反对过民主，作为先后引领人类发展的英国和美国，民主都不是其主要特征，主要还是自由和法制，而且这两者不是分割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法制的自由是放纵，没有自由的法制是专制。天朝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搞民主，搞什么民主，而是整个法律体系就成问题，民众对法律失去敬畏和信心，“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而践踏法律也成为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惯用手段，今年出了个严禁刑讯逼供的法律，执法部门可是很不高兴的。这些东西长此以往才真叫是国将不国了。

Sea 发表于 2012-12-18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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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背后都是一个大老板——资本。资本是逐利的，所以西方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制裁 ...

资本不拟人，不是人格化的，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他不可能是唯一的老板。列宁（？）说的对，只要收益足够大，大多数资本家确实认为脸是可有可无的，现代社会还要加上缺乏制度约束这个条件

庄生梦 发表于 2012-12-19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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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定义差不了太多，但对定义后面的精神脉络作的解读正相反，我认为亚氏和孟氏的共和主义是草蛇灰线， ...

替庄生老兄发：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 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 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 ：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 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 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 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 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 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 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 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 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 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 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 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 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续：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 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 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庄生梦 发表于 2012-12-19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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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定义差不了太多，但对定义后面的精神脉络作的解读正相反，我认为亚氏和孟氏的共和主义是草蛇灰线， ...

新老共和主义确实在分权制衡的脉络上一脉相承，因而无法作为区分两者的特征。这一点自由主义也是接受和看重的。
界分两者间不同的要义个人认为在两点：第一，有无个人自由。新共和主义是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语境与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它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基础，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而古典共和主义没有个人自由的观念（没有公私二域的界分），其自由仅指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而不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上我同意sea老师的看法，即古典共和主义是集体主义的；
第二点涉及公民美德和政治参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参与是一种内在的善，具有形塑公民全部人生的伦理意义，而新共和主义对于公民美德的强调仅限于政治层面，甚至在很多共和主义者那里，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斯金纳，而这类共和主义者已经很近自由主义了。

所以，若仅以混合均衡或分权制衡进行简单衡量，那sea说的也对，庄生老师说的也对，共和二字真成筐了。